時間:2023-03-08 15:3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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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中國;外匯儲備;決定機制;回歸分析
一、研究背景
我國外匯儲備余額早在2006年9月末就突破萬億美元,至2009年3月,中國外匯儲備余額達到了19537.41億美元。歷年外匯儲備表顯示,在1979年之前,我國外匯儲備從來沒有超過10億美元,甚至在幾個年頭還是負值。但隨著我國啟動改革開放,經濟持續增長,貿易高速發展,以及我國長年內需不足,導致外匯儲備一直保持增長態勢,且增長的速度快,強度大,詳見下表:
從表1中可以看出,1999—2000年,由于亞洲經濟危機的沖擊,我國外貿出口增長緩慢,資本流入增長較少;但2001年以后我國的外匯儲備增速加大,2003年突破千億美元,進入2006年,在我國實行新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之后,外匯儲備增長速度不但未減反而繼續上升,第一季度增加562億美元,總規模超過日本,居世界首位,2007—2008年,外匯儲備更是以每年近5000億的增速增長。
美國《紐約時報》的社論曾用“中國的里程碑”來評論中國萬億外匯儲備。中國坐擁萬億美元外匯儲備,是國力的具體表現,也為保障國民經濟的穩定發展提供上佳的安全系數,尤其是對日后中國放寬資本金,推進人民幣自由兌換,可起護航作用。近兩萬億美元巨額儲備,意味著我國有著充裕的國際支付能力,在一定程度上也彰顯了我國足以影響世界的經濟實力。但是,如果外匯儲備構成不合理或者增長超過適度區間,就不可避免地降低資源使用效率,甚至給經濟發展帶來不小的挑戰。
二、模型建立及分析預測
目前,國內外理論界普遍采用因素分析法進行適度外匯儲備規模的確定,在國際有關外匯儲備規模理論和實踐的基礎上,結合我國的經濟實際,考慮代表性變量:外匯儲備(FR)、出口規模(IP)、貿易差額(IOP)、年均匯價(A)、實際利用外資情況(BD)、外債余額(DEB)。由于個別因素2008年的數據還未公布,所以選取數據區間為1984年至2007年。建立回歸模型,分析這些因素對中國外匯儲備規模的影響及其影響力大小,模型形式為:
FR=α+β1IP+β2IOP+β3A+β4BD+β5DEB
(一)模型的參數估計
利用Eviews軟件對模型進行OLS估計,最初結果如下:
FR=25.925+1.183IP+0.577IOP-1.103A+0.316BD-0.255DEB
由于R2近似等于1,而且F=906.464,遠大于F0.05(5,16)=2.85,故可以認為我國外匯儲備規模與上述5個解釋變量間總體線性關系顯著,但是變量IOP、BD、DEB的參數估計值的t檢驗值較小,未能通過檢驗,故可以認為解釋變量間存在多重共線性。
另外,外債余額(DEB)的系數為負值,與實際的經濟意義相悖,表明模型中各解釋變量存在嚴重的多重共線性。
(二)消除多重共線性(逐步回歸法)
1.運用Eviews軟件,計算出各變量間的簡單相關系數
從下面的相關系數矩陣中可以看出,各解釋變量間存在著一定的相關關系,其中FR與IP的相關系數最高,達到0.9913;BD與A的相關系數為0.9548;IP與DEB的相關系數為0.9284。
2.確定初始模型
運用OLS方法逐一求FR對各個解釋變量的回歸,對結果進行分析,得出外匯儲備(FR)與出口總額(IP)的線性關系最強,效果最好,因此,選擇初始回歸模型結果為:
FR=-599.7237+1.104153IP
3.逐步代入解釋變量IOP、A、BD、DEB進行回歸
經過逐步回歸,得出幾例比較好的回歸結果,如下所示:
結合t值、P值、可決系數R2、F值、DW值等綜合指標的考慮,得出模型(1)為最優回歸模型,并且解釋變量的符號符合實際的經濟含義,從而我們得到的最優模型為:
FR=-94.082+1.1788IP-1.0088A
即:當年出口額、年平均匯價對我國外匯儲備的影響系數分別為1.178887、1.008839,常數項為-94.082。并且模型顯著通過了各項統計學檢驗。
(三)經濟分析
1.基于上面的回歸模型,出口總額(IP)是中國外匯儲備增長的決定因素,出口總額每增加1個單位,將引起外匯儲備增加1.1788個單位。我國的出口總額從1984年的261.40億美元連年上升至2008年14285.5億美元,增速相當迅猛。由于國內消費需求擴大緩慢,因此只能依靠連年保持30%以上的出口增速來支撐國民經濟的高速運行,這就導致了經常項目順差的不斷擴大。
2.匯率(A)變動也是影響中國外匯儲備規模的決定因素,結合回歸模型進行分析,另一個重要因素是匯率水平的變動,自1994年外匯管理體制改革以來,中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人民幣匯率是有管理的,這意味著必要時中央銀行可以入市人民幣匯率進行適當干預。一般地,中央銀行在外匯市場上干預的目的在于減少匯率大幅度波動給實質經濟發展帶來的干擾,而非改變匯率的長期走勢。目前,人民幣匯率逐漸走低,吸引國際游資的進入,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外匯儲備的增加。
(四)模型預測
前文得出的回歸模型:FR=-94.082+1.178887IP-1.008839A
首先,對模型進行回顧預測,預測區間為1996年至2007年,將各年的出口總額和平均匯價代入模型,得出逐年的外匯儲備預測值,再將預測值與實際值進行對比,擬合效果如圖1,模型的預測效果相當不錯。
其次,利用有條件的預測方法對2008年的外匯儲備進行預測,并與實際的數據進行對比。2008年中國出口額14285.5億美元;平均匯價為:694.44。將其代入到回歸方程,得到2008年中國外匯儲備的預測值為:16051.91。2008年底我國實際外匯儲備額為19460.3億美元,實際值比預測值高出了3409億美元,這說明如果按照模型預測的增長趨勢,2008年我國外匯儲備增長速度還是非常快的,遠遠超過了歷史平均水平。
三、我國巨額外匯儲備的正、負效應
首先,從積極方面看,快速增長的外匯儲備將進一步提高我國的對外清償能力,增強貨幣當局對人民幣匯率的干預能力,同時為正在進行的貿易和金融改革(特別是資本賬戶自由化改革)提供有利的條件,減少這些改革可能產生的金融風險。另外,自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以來,除少數年份外,我國國內需求總體上較為疲軟,甚至在較長時期內為通貨緊縮所困擾。過去幾年里,通過外匯儲備積累而實現的基礎貨幣供給,對于緩解通貨緊縮壓力產生了非常重要的積極影響。
其次,從消極的方面看:
1.外匯儲備過高,加大,美、日和歐盟的許多國家相繼在不同場合要求人民幣升值,這將不可避免的導致我國出口商品的競爭力弱化,出口增長放慢;另外,人民幣匯率的強大升值壓力,為投機者提供了穩定的匯率預期,不斷有國際“熱錢”資本潛入國內進行套利套匯活動,導致外匯儲備虛增,使國內資本市場聚積更多的風險隱患。
2.高額的外匯儲備,改變了貨幣供應機制,一定程度上加大了通貨膨脹壓力,影響我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外匯儲備是由貨幣當局購買并持有的,而外匯占款是構成我國基礎貨幣投放的主體部分。外匯占款的增加導致了基礎貨幣量的增加,再通過貨幣乘數效應,造成了貨幣供應量的大幅度增長,加劇了通貨膨脹的壓力。對于外匯占款,中央銀行往往只能采取被動沖銷措施,以保持相對穩定的貨幣供給。隨著我國外匯儲備的不斷增多,央行在公開市場進行對沖操作的壓力不斷增強。尤其當出現回收貨幣的速度跟不上外匯占款增加的速度時,對沖操作效果不明顯,且可供操作的工具又有限,存在著各種各樣的局限性,給我國貨幣政策帶來了嚴峻的挑戰。
3.外匯儲備是一種實際資源的象征,它的持有是有機會成本的,持有外匯儲備的機會成本等于國內資本生產率減去持有外匯儲備的收益率。我國的外匯儲備主要投資于美國的國債和美國財政部債券。目前,美國國債的平均收益率遠低于國內的平均資本投資的收益率。此外,我國在持有巨額外匯儲備的同時每年還以高成本從國外大量引進外資和借取外債,等于是以低價將國內資金轉到國外給外國人使用,同時,還以高價從國外借入資金,其潛在的損失是顯而易見的。
4.巨額的外匯儲備會使我國失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優惠貸款,根據IMF的有關規定,成員國發生外匯收支逆差時,可以從“信托基金”中提取相當于本國所繳納份額的低息貸款,如果成員國在生產、貿易方面發生結構性問題需要調整時,還可以獲取相當于本國份額160%的中長期貸款,利率也較優惠。相反,外匯儲備充足的國家不但不能享受這些優惠低息貸款,還必須在必要時對國際收支發生困難的國家提供幫助。
四、對策建議
(一)控制外匯高速增長的政策建議
1.減少外貿順差的稅收政策,如進一步降低或取消出口退稅,開征出口稅等。這一對策的主要好處是比較符合國際貿易組織規則,并可根據情況隨時調整。通過一定程度上的抑制出口,減少貿易順差從而減慢外匯規模的增長速度。
2.減少外幣熱錢流入及外匯投機的稅收政策,如酌情開征外匯交易稅(托賓稅,TobinTax)。由于中國外匯儲備增長主要來自資本項目或熱錢流入,開征外匯交易稅對于熱炒人民幣升值有釜底抽薪的作用;而且如所征收的外匯交易稅能用于社會安全保障基金或其他公益項目,這一措施有一舉兩得的好處。開征外匯交易稅有操作上的困難,并對外商直接投資和外貿有負面影響,而主要障礙恐怕還是有悖于主流意識形態中對于自由貿易及自由市場的信奉。
(二)減小高額外匯儲備負效應的政策建議
一、外匯儲備適度規模理論及演變
在30年代經濟大蕭條及之后凱恩斯主義盛行的影響下,二次大戰后國際儲備緩解一國外部脆弱性的作用日益受到重視。戰后成立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將一國出口變動性作為計算各國份額的五個因素之一,這是國際組織將一國對外貿易與國際儲備聯系起來的最早的實踐。20世紀50年代初,美國經濟學家特里芬提出一國的儲備規模應該與貿易量呈線形掛鉤,儲備/進口比(以下為R/I)應成為規模適度性的衡量指標。IMF于1953年應聯合國要求首次計算儲備規模的適度水平,其研究人員指出一國儲備規模適度性并不是簡單的數字關系,而是與國際信貸體系有效性、匯率模式、貨幣及財政政策的合理程度、政策目標及國家發展程度相關聯。1958年,IMF研究人員進一步指出由于對外貿易是國際收支中最重要的項目,儲備規模首先應與貿易額相聯系,并且通過比較總結出各國傾向于將R/I比保持在30%-50%的水平上。特里芬認為30%底限太低,建議將最低比例提高到35%。1966年Heller首次在儲備規模適度性分析上引用邊際效用及邊際成本的方法,即一國為了擁有在出現收支赤字時具有穩定消費及產出的效用必須付出機會成本(即儲備收益率與資本收益率之差),儲備規模應為邊際效用等于邊際成本的點。但是由于各國中央銀行毫無例外的屬于風險規避型,關于機會成本的研究缺乏實證支持。總之,關于國際儲備規模適度性的研究并沒有定論,也沒有各國應該保持多少儲備才合適的統一指標。
在實踐中,滿足三個月進口量的儲備額由于簡單明了、易于計算和衡量而被普遍采用。然而這并非是一個完美的衡量指標。隨著國際收支內容的日益復雜化,特別是國際資本流動加劇及金融危機頻繁發生,國際金融機構和學術界不斷提出補充性意見,試圖找出度量外匯儲備適度規模的新方法或新模型。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給各國特別是亞洲國家帶來了經驗教訓,讓各國看到通過合理的資產及負債匹配管理降低一國資本抽逃不確定性的重要性。同時也激發了對國際儲備規模性研究的又一次。格林斯潘(1999年)認為新興市場國家必須考慮到資本流動的重要性,儲備必須包括短期外債的數量。Bussiere和Mulder(1999)通過對IMF早期預警系統(EarlyWarningSystems,EWS)的分析得出保持高的流動性將降低當國內經濟出現危機時抵御外部襲擊的脆弱性,主張儲備數至少得保證能償還短期外債。Feldstein(1999)認為以進口來衡量儲備規模的傳統觀點忽略了貨幣危機是由資本流動引起而不是貿易融資引起的事實,而大量的儲備能降低金融危機的可能性并提高公眾對貨幣的信心;當一國貨幣高估,該國應持有更大數量的儲備。許多貨幣危機有力地證明了持有大量儲備的國家在金融危機中抗沖擊的能力較強。
前阿根廷財政部長PabloGuidotti提議各國將自身的外部資產和外債進行比配管理,即儲備需能保證償還在一年內需要償還的外債。格林斯潘對此提出了進一步的修改建議,建議學習商業銀行的風險流動性方法,即計算在所有外部資產及債務的組合之下一國外部流動性狀況,選擇有95%可能性保證近一年內外部流動性能滿足需求的儲備水平。兩人分析的落腳點是對一國儲備的外部需求。
二、儲備量適度規模分析模型
對一國儲備的需求有來自外部的,如外債及利潤匯回,也有內部的,如境內機構資金外逃。在考察了各種儲備理論后,我們認為以進口、短期外債、M2三個指標來衡量儲備適度規模較為合理。
第一個是R/I比。盡管儲備至少滿足3個月進口額的衡量標準并不完美,但仍是一個廣泛被采用的比例。進口會帶來對外償付義務,的確是未來消耗儲備的一個重要項目,在考慮儲備規模大小時,應該考慮進口狀況。現在一般認為,外匯儲備能滿足3-6月的進口額為宜。
第二個因素是儲備與短期外債比(R/STED)。短期外債是一國在近期需償還的外部債務,為了保持必要的對外償債能力,持有相應數量的儲備是必須的。許多關于20世紀90年代危機預測的實證研究得出短期外債與儲備比是決定一國發生金融危機可能性的重要因素,太低的比例引發金融危機的可能性增加。該比例較低的國家如印度尼西亞、韓國、泰國、菲律賓、馬來西亞均遭受了亞洲金融危機的重創,其中韓國1996年持有的儲備僅為短期外債的54%。危機之后,韓國開始重視增加外匯儲備,當前韓國持有的外匯儲備排名世界第四,為2050億美元。以R/STED衡量國際儲備規模的做法已獲得廣泛認可,實踐上也具有很高的合理性。一般認為儲備至少應該滿足短期外債數。從實際情況來看,實行管理浮動及固定匯率的國家中該比例較浮動匯率國家高,以1999年底為例,前者比例是283%,后者比例是159%。
第三個指標是儲備與貨幣供給量之比。在EWS中儲備與貨幣供給量之比作為一個金融危機預測指標。由于M2代表著境內機構及個人提供了購買國外資產的必要國內流動性,因此M2的大小隱含著國內企業或個人資產轉移的潛在風險。當公眾對一國貨幣的信心下降,資本外逃就會增長。雖然為了防止資本外逃時對儲備的過度消耗,理論上最理想是持有與M2等量的儲備,但是考慮到儲備具有持續上升的邊際成本的特點,最佳儲備量不并需要滿足貨幣供應量。一般來說,對于實施盯住匯率及固定匯率制的國家,這個比例控制在10%-20%即可;對于浮動匯率國家,在5%-10%之間即可。不過,對于經濟狀況良好、金融運行穩健及政治穩定的國家,資本轉移的可能性較小,這個比例可以相應下調。
三、將模型用于分析我國的儲備需求
我們認為對我國儲備的需求既有外在的也有內在的因素,以上三個比例基本能反映了這兩種需求量。現以2004年度有關數據來測量我國需要的適度外匯儲備規模。
據海關統計,我國2004年全年進口額為5614億美元,按3-6個月進口量計算得出1403.5-2807億美元。
2004年末我國M2為25.32萬億元,采用M2的10%-20%比例計算得出3059.3-6118.6億美元,再考慮到我國國家風險0.43[1],得出1315.5-2631.0億美元。鑒于我國實施資本管制,資本外逃的數量較低。從最常采用的反映資本外逃數的凈誤差與遺漏數來看,我國在1994年至2004年期間資本外逃平均為147.5億美元。在1997年人民幣面對巨大貶值壓力時資本外逃也不過為169億美元。因此,結合近幾年資本外逃的實際情況來看,這一指標我國可以取下限,即1315.5億美元。
2004年末我國短期外債余額1043.1億美元,未來1年內到期的中長期轉短期余額為74.35億美元,2004年度外方投資收益匯出為226.8億美元,應付外方股利和未分配利潤中外方享有部分為328億美元(此指標為2003年末統計數,2004年末數據未獲得,考慮對整體影響不大,可替用),幾項加總為1672.25億美元。
以上三項合計為4391.25-5794.75億美元。這個數字可以說是我國為了保證正常對外流動性所必須持有的較為適度的儲備規模。這個數字也許會引起爭議,不過它的計算思路還是有可取之處的。
四、當前我國外匯儲備并未明顯過剩
2004年的實際外匯儲備額6099億美元與以上根據2004年度的有關數據測算出外匯儲備適度規模相比,可以發現雖然要多些但并未明顯的過多。
我們認為,考察我國外匯儲備的快速增長情況是否合理和正常必須放在整個國際環境下進行,單單考慮我國自身情況不可能得出全面的認識。
1.近年來發展中國家的外匯儲備出現了普遍快速增加的勢頭。二戰后初期,除美國外,幾乎所有國家都幾乎沒有外匯儲備,根本談不上滿足三個月進口量的儲備規模。隨著西歐各國和日本經濟恢復,全球外匯儲備開始逐步增長,到1960年,全球儲備資產(除去黃金儲備,下同)達到220.64億美元,剛好能滿足兩個月的進口,工業化國家持有153.01億美元,能滿足2.09個月的進口額,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發展中國家僅能滿足1.77個月。到1970年,發展中國家的外匯儲備水平超過了工業化國家,上升到滿足2.36個月的進口量,而發達國家則微幅下降為2.05個月。到1990年,全球外匯儲備規模達到了滿足三個月進口量的規模,發展中國家外匯儲備能滿足4.25個月進口,發達國家為2.71個月。到1995年,全體發展中國家持有的外匯儲備量首次超過工業化國家,儲備規模為5.07個月進口額,工業化國家僅為2.53個月。到2003年底,發展中國家的外匯儲備已能滿足8.52個月的進口,而工業化國家僅為2.98個月。整體上來看,自1960年以來,發達國家的外匯儲備規模在2-3個月進口量的規模,變化不大(如果不考慮日本在內,整個發達國家的外匯儲備水平是凈下降的);而全體發展中國家的外匯儲備規模則從不到2個月進口水平,上升至能滿足近9個月的進口,規模增加了近5倍。
2.橫向來看,我國的外匯儲備水平在高儲備國家中位置居中。從2004年末的外匯儲備來看,我國的外匯儲備能滿足13個月的進口,而日本是22個月,中國臺灣省為17.3個月,俄羅斯為13個月,印度為16.5個月,韓國為10.5個月。從外匯儲備占GDP的比重來看,我國為37%,日本為17.6%,俄羅斯為17.6%,印度為19.8%,韓國為29.2%,中國臺灣省為79.2%,新加坡為120%。綜合來看,我國的外匯儲備水平在高儲備國家中居于中間位置,還不能說是嚴重過剩。
3.近年來發展中國家出現的金融危機表明,按滿足3個月進口之需衡量外匯儲備是否適度已經不再適用。在1996年,泰國持有外匯儲備能夠滿足7月進口之需,印度尼西亞能夠滿足5個月,馬來西亞也能滿足4個多月,但是他們都發生了嚴重的金融危機,并且危機首先在外匯儲備相對更充足的泰國發生。盡管高水平的外匯儲備未能阻止金融危機的爆發,但是在國際上仍一直認為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充足的外匯儲備水平有利于防止金融危機的爆發。其實,重要的是如何衡量外匯儲備是否充足和適度,除了考慮進口因素外,也要考慮債務特別是到期債務量、國外投資者收益匯出及未分配利潤、潛在的資本外逃等因素。從發生金融危機的國家來看,盡管外匯儲備能夠滿足超過3個月的進口額,但是如果考慮到以上因素,則都顯不足了,這也就是危機爆發的原因之一。具體到我國,盡管我國自1994年匯率并軌以來一直為貿易順差,為彌補或防止貿易逆差的外匯儲備似乎并無實際需求,但是我們也要看到我國借有大量的外債,每年還本付息的負擔較重;另外,經過多年的利用外資,在我國的外資存量已超過2000億美元,外商投資每年獲得的投資利潤以及未分配都比較客觀;此外,由于眾多方面的原因我國潛在的資本外逃對外匯需求也很巨大。因此,對于如何衡量我國的外匯儲備適度規模時絕不能單看進口規模,而實際上我國外匯儲備需要應對的可能不是貿易逆差時進口的支付需要,而是要應付未來可能發生的資本流出。
總之,盡管從理論上難以確定我國外匯儲備適度規模的具體金額,但是毫無疑問,我國的外匯儲備出現了一定程度的過剩。不過令人欣慰的是,一是與有關國家相比我國外匯儲備規模不算嚴重過剩,從存量來看,外匯儲備的少量過剩不會引起較嚴重問題;二是今年7月21日實行人民幣匯率改革改變了過去單一盯住美元的做法,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參考一攬子貨幣進行調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新的人民幣匯率制度的實行將逐步增加人民幣匯率的彈性,并逐漸引導市場的預期向供求均衡方向發展,央行也能從維護人民幣對美元固定匯率中漸進抽身,從而最終遏制外匯儲備的高速增長。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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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Heller,Robert,1966,“OptimalInternationalReserves”,EconomicJournal,No.76.
6Bussiere,MatthieuandChristianMulder,1999,“ExternalVulnerabilityinEmergingMarketEconomies:HowHighLiquidityCanOffsetWeakFundamentalsandtheEffectsofContagion”,IMFWorkingPaper
7.有關數據主要來自IMFSTITISTICS、中國海關統計、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網站和《中國外匯管理》雜志等
[1]采用ECONOMIST的數字
三、將模型用于分析我國的儲備需求
我們認為對我國儲備的需求既有外在的也有內在的因素,以上三個比例基本能反映了這兩種需求量。現以2004年度有關數據來測量我國需要的適度外匯儲備規模。
據海關統計,我國2004年全年進口額為5614億美元,按3-6個月進口量計算得出1403.5-2807億美元。
2004年末我國M2為25.32萬億元,采用M2的10%-20%比例計算得出3059.3-6118.6億美元,再考慮到我國國家風險0.43[1],得出1315.5-2631.0億美元。鑒于我國實施資本管制,資本外逃的數量較低。從最常采用的反映資本外逃數的凈誤差與遺漏數來看,我國在1994年至2004年期間資本外逃平均為147.5億美元。在1997年人民幣面對巨大貶值壓力時資本外逃也不過為169億美元。因此,結合近幾年資本外逃的實際情況來看,這一指標我國可以取下限,即1315.5億美元。
2004年末我國短期外債余額1043.1億美元,未來1年內到期的中長期轉短期余額為74.35億美元,2004年度外方投資收益匯出為226.8億美元,應付外方股利和未分配利潤中外方享有部分為328億美元(此指標為2003年末統計數,2004年末數據未獲得,考慮對整體影響不大,可替用),幾項加總為1672.25億美元。
以上三項合計為4391.25-5794.75億美元。這個數字可以說是我國為了保證正常對外流動性所必須持有的較為適度的儲備規模。這個數字也許會引起爭議,不過它的計算思路還是有可取之處的。
四、當前我國外匯儲備并未明顯過剩
2004年的實際外匯儲備額6099億美元與以上根據2004年度的有關數據測算出外匯儲備適度規模相比,可以發現雖然要多些但并未明顯的過多。
我們認為,考察我國外匯儲備的快速增長情況是否合理和正常必須放在整個國際環境下進行,單單考慮我國自身情況不可能得出全面的認識。
1.近年來發展中國家的外匯儲備出現了普遍快速增加的勢頭。二戰后初期,除美國外,幾乎所有國家都幾乎沒有外匯儲備,根本談不上滿足三個月進口量的儲備規模。隨著西歐各國和日本經濟恢復,全球外匯儲備開始逐步增長,到1960年,全球儲備資產(除去黃金儲備,下同)達到220.64億美元,剛好能滿足兩個月的進口,工業化國家持有153.01億美元,能滿足2.09個月的進口額,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發展中國家僅能滿足1.77個月。到1970年,發展中國家的外匯儲備水平超過了工業化國家,上升到滿足2.36個月的進口量,而發達國家則微幅下降為2.05個月。到1990年,全球外匯儲備規模達到了滿足三個月進口量的規模,發展中國家外匯儲備能滿足4.25個月進口,發達國家為2.71個月。到1995年,全體發展中國家持有的外匯儲備量首次超過工業化國家,儲備規模為5.07個月進口額,工業化國家僅為2.53個月。到2003年底,發展中國家的外匯儲備已能滿足8.52個月的進口,而工業化國家僅為2.98個月。整體上來看,自1960年以來,發達國家的外匯儲備規模在2-3個月進口量的規模,變化不大(如果不考慮日本在內,整個發達國家的外匯儲備水平是凈下降的);而全體發展中國家的外匯儲備規模則從不到2個月進口水平,上升至能滿足近9個月的進口,規模增加了近5倍。
2.橫向來看,我國的外匯儲備水平在高儲備國家中位置居中。從2004年末的外匯儲備來看,我國的外匯儲備能滿足13個月的進口,而日本是22個月,中國臺灣省為17.3個月,俄羅斯為13個月,印度為16.5個月,韓國為10.5個月。從外匯儲備占GDP的比重來看,我國為37%,日本為17.6%,俄羅斯為17.6%,印度為19.8%,韓國為29.2%,中國臺灣省為79.2%,新加坡為120%。綜合來看,我國的外匯儲備水平在高儲備國家中居于中間位置,還不能說是嚴重過剩。
3.近年來發展中國家出現的金融危機表明,按滿足3個月進口之需衡量外匯儲備是否適度已經不再適用。在1996年,泰國持有外匯儲備能夠滿足7月進口之需,印度尼西亞能夠滿足5個月,馬來西亞也能滿足4個多月,但是他們都發生了嚴重的金融危機,并且危機首先在外匯儲備相對更充足的泰國發生。盡管高水平的外匯儲備未能阻止金融危機的爆發,但是在國際上仍一直認為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充足的外匯儲備水平有利于防止金融危機的爆發。其實,重要的是如何衡量外匯儲備是否充足和適度,除了考慮進口因素外,也要考慮債務特別是到期債務量、國外投資者收益匯出及未分配利潤、潛在的資本外逃等因素。從發生金融危機的國家來看,盡管外匯儲備能夠滿足超過3個月的進口額,但是如果考慮到以上因素,則都顯不足了,這也就是危機爆發的原因之一。具體到我國,盡管我國自1994年匯率并軌以來一直為貿易順差,為彌補或防止貿易逆差的外匯儲備似乎并無實際需求,但是我們也要看到我國借有大量的外債,每年還本付息的負擔較重;另外,經過多年的利用外資,在我國的外資存量已超過2000億美元,外商投資每年獲得的投資利潤以及未分配都比較客觀;此外,由于眾多方面的原因我國潛在的資本外逃對外匯需求也很巨大。因此,對于如何衡量我國的外匯儲備適度規模時絕不能單看進口規模,而實際上我國外匯儲備需要應對的可能不是貿易逆差時進口的支付需要,而是要應付未來可能發生的資本流出。
總之,盡管從理論上難以確定我國外匯儲備適度規模的具體金額,但是毫無疑問,我國的外匯儲備出現了一定程度的過剩。不過令人欣慰的是,一是與有關國家相比我國外匯儲備規模不算嚴重過剩,從存量來看,外匯儲備的少量過剩不會引起較嚴重問題;二是今年7月21日實行人民幣匯率改革改變了過去單一盯住美元的做法,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參考一攬子貨幣進行調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新的人民幣匯率制度的實行將逐步增加人民幣匯率的彈性,并逐漸引導市場的預期向供求均衡方向發展,央行也能從維護人民幣對美元固定匯率中漸進抽身,從而最終遏制外匯儲備的高速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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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先通過對我國外匯儲備的實際情況進行分析,得出了我國實際外匯儲備遠大于了由此估算出的適度規模,探討了如何對我國外匯儲備管理的一些途徑,旨在于對我國外匯儲備規模增長的持續性、穩定性以及未來發展趨勢的研究做出一點啟示。
[關鍵詞]:外匯儲備經濟效益儲備結構資本市場
一、中國外匯儲備管理的歷史與現狀
經過幾十年的改革,目前我國外匯儲備管理體系已取得了很大的進步,但總體上說仍然存在著一些問題。從1990年我國外匯儲備突破百億美元大關,至2006年已突破10000億美元,外匯儲備總量十幾年來增幅大,變動頻繁。在外匯儲備的總量管理中,由于外匯儲備適度規模的確定是一個非常復雜的過程。實際上,外匯儲備是多個部門在實際經濟運行中的結果,即一國對外經濟活動的剩余變量。
國際經驗表明,目前并不存在一種適用于全球各個國家和地區的最佳的外匯儲備管理體系。外匯儲備管理政策的確定是依賴不同國家和地區的經濟金融環境、金融市場發展狀況、宏觀經濟政策、外匯儲備管理目標等多種因素的。所以我國在進行總量管理時,要在分析我國外匯儲備的形成機制、影響因素及外匯儲備變動帶來的影響的基礎上,來確立我國適度的外匯儲備規模,協調外匯儲備管理與其它政策之間的關系,追求整體國民經濟的健康持續發展。
二、我國外匯儲備的利用渠道及其合理行分析
對于目前我國超額的外匯儲備(比由模型測算的適度規模高出32O0多億美元),如能合理利用與管理,不僅能發揮外匯儲備的基本作用與功能,還能對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起到極大的促進作用。反之,高額的外匯儲備意味著高的機會成本,會給我國經濟產生一定的消極影響。
為實現國家外匯儲備管理的安全性要求,必須考慮人民幣的國際地位問題。一個大國在多極化的國際經濟體系中貨幣不獨立,只能依附于他國貨幣,他就永遠擺脫不掉被動的局面,充其量只能根據他國貨幣匯率的變動被動地調整自己的外匯儲備結構。在目前我國主要儲備貨幣匯率極不穩定的情況下,每一次匯率變動都意味著給我國外匯儲備帶來很大的風險。因此,政府應進一步推動外匯體制改革,完善金融調控體系,為人民幣成為國際儲備貨幣創造條件。
三、我國外匯儲備合理化利用和管理的策略
針對我國的高額外匯儲備及目前外匯儲備管理面臨的新挑戰,我們可以從以下方面進行利用和管理。
1、合理利用過量的外匯儲備,創造最佳經濟效益
基于我國外匯儲備數額龐大,應該在保證其安全性、保值性的同時,也注重其流動性和贏利性。在我國目前外匯儲備較為充裕的情況下,可爭取創造更高的收益。這一點可以從如下三個方面來考慮:
第一,制定更加積極的中國對外投資發展戰略,進一步鼓勵和支持有競爭力的國內企業在國外建立子公司,鼓勵企業參與國際競爭,拓展海外市場,在經濟全球化中形成一批具有國際競爭力的跨國公司。這樣一來,政府、企業和其他私營機構可相互合作、相互協調,實現互補優勢。另外,也可為我國與其他國家、地區之間深化經貿往來與合作創造更多的機遇。
關鍵詞:外匯儲備;巨額儲備風險;外匯儲備管理
一、 對外匯儲備的認識
目前針對如何管理我國的巨額外匯儲備,許多學者或實務工作者從各個角度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議和想法,但由于缺乏對外匯儲備的正確理解,導致一些建議不可行,或相互矛盾。因此,在討論外匯儲備管理之前有必要正確認識外匯儲備的內涵。
外匯是央行的一種資產,其對應的負債主要是公共部門或私人部門的存款,這意味著外匯的增加同時導致了國內人民幣的增加,所以外匯是不能直接用于國內消費和投資的,因為這相當于增加貨幣供應量,可能會導致通脹。
外匯是我國對國外的一種債權(主要指貿易順差產生的,不是借外債),外匯相當于國外發行的“債券”,國外用這種“債券”換回了我們的產品、服務,當然我們可以用這些“債券”在將來從國外買回產品和服務,但是如果“債券”貶值了,我們買回來的少了,就受損失了,如果“債券”升值了,買回的多了,我們就盈利。在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之后,世界進入了浮動匯率的國際貨幣體系,持有外匯意味著要承擔匯率波動的風險。
擁有外匯相當于為國外的鑄幣稅作貢獻。鑄幣稅實質上是對貨幣發行并保持貨幣信用的一種補償,擁有他國的貨幣數量越多,對該國鑄幣稅的貢獻就越大。目前,美元是最主要的外匯資產,因此美國是從鑄幣稅中獲益最多的國家。
外匯儲備對實行固定匯率制度的國家至關重要。外匯儲備是保障一國匯率體制穩定、國際貿易平衡、國際清償支付的必要措施。外匯的增加主要由貿易順差、借債、直接投資等組成。我國匯率體制實質是有浮動的固定匯率,央行對外匯資產統一管理,企業進口、對外投資、歸還國外債務、外資企業利潤匯出,都需要兌換外匯,因此必須保證一個基本的儲備量,否則會產生支付危機。
二、 巨額外匯儲備帶來的問題
外匯儲備對穩定一國的貨幣匯率體系,平衡國際貿易收支非常重要,但外匯儲備并不是越多越好,巨額的外匯儲備也會帶來一系列的風險和問題。
巨額的外匯儲備可能面臨著巨大的匯率風險。目前我國外匯的主要資產是美元資產,在美元貶值時外匯儲備的實際價值會大大縮水。由于資產金額巨大,進行幣種調節的空間也很有限。近兩年來,美元對各種主要貨幣貶值20%左右,由此產生的損失數百億美元。
外匯儲備的增加會擠壓貨幣政策的空間。外匯占款的增多要相應擴大貨幣供應量,增加了通貨膨脹的壓力,央行為了降低高外匯儲備對國內物價水平的影響,須通過回籠現金,或提高利率等方式來減少貨幣供給,這樣卻增大了本幣升值壓力;相反,央行為了降低高外匯儲備帶來的本幣升值壓力,須通過降低利率等方式增加貨幣供給,這樣又強化了通貨膨脹。因此央行貨幣政策的內外目標產生沖突。
高外匯儲備顯示出在外匯市場上,就是外匯供給大于需求,容易造成本幣升值預期。本幣升值往往降低本國出口產品的競爭力,不利于就業和經濟增長;同時本幣升值導致本幣資產價值高揚,易形成資產泡沫化;進一步加大了人民幣升值的壓力,美日歐等主要貿易伙伴以我國外匯儲備迅速增長作為主要證據,對人民幣值施壓;國際投機者將此作為人民幣匯率水平不合理的依據,熱錢通過各種渠道涌入中國,反過來又加大人民幣升值的壓力。
高額的外匯儲備需要付出巨額的機會成本。即如果貨幣當局不持有儲備,就可以把這些儲備資產用來進口商品和勞務,增加生產的實際資源,從而增加就業和國民收入,而持有儲備則放棄了這種利益。另外,我國是急需資金的國家,而把外匯以較低的利率借貸給美國和其他國家使用,沒有充分發揮這部分資金的潛力。
三、 外匯儲備管理的主要原則
外匯儲備是當前國際貨幣體系及國際貿易體系下的產物,為了降低匯率風險,減少來自外界的沖擊,促進本國經濟的平衡發展,外匯儲備管理有必要遵循一定的原則。
保持多元化的貨幣儲備,以分散匯率變動的風險。按照“不把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里”的原則,外匯幣種應該多元化。可以按照下列原則(1)根據進口商品、勞務或其他支付的需要,確定幣種數量、期限結構以及各種貨幣資產在儲備中的比例;(2)選擇儲備貨幣資產形式時,既要考慮它的收益率,同時必需考慮它的流動性、靈活性和安全性;(3)密切注意貨幣匯率的變化,及時或不定期的調整各種貨幣的比例。
保持適度的外匯儲備規模。一定的外匯儲備是一國進行經濟調節、實現內外平衡的重要手段。當國際收支出現逆差時,動用外匯儲備可以促進國際收支的平衡;當國內宏觀經濟不平衡,例如出現總需求大于總供給時,可以動用外匯組織進口,從而調節總供給與總需求的關系,促進宏觀經濟的平衡;當匯率出現波動時,可以利用外匯儲備干預匯率,使之趨于穩定。因此,外匯儲備是實現經濟均衡穩定的一個必不可少的手段,特別是在經濟全球化不斷發展,各國之間經濟聯系增強的情況下,更是如此。外匯儲備并不是越多越好,畢竟其本質是將本國資金放在海外,持有它是要付出代價和風險的,因此確定合理的外匯儲備規模對于維持我國宏觀經濟穩定至關重要。
富余外匯儲備投資渠道的多元化。多元化是從國家戰略的角度考慮外匯的運用。對于富余的外匯儲備,一些國家在“安全性”、“流動性”、“收益性”的前提下,進行多元化的投資。如到國外進行直接投資,儲備重要的戰略資源等。多元化投資較為成功的例子是新加坡。新加坡財政部通過全資控股淡馬錫,運用政府注入的資本在全球投資,其股東年平均回報率達到18%。日本由于本國資源缺乏,將一部分外匯儲備轉換成了戰略物質儲備,目前日本是石油儲備最為充足的國家之一。
四、 對于我國外匯儲備管理的政策建議
外匯儲備管理應該有兩層含義,一是關于合理規模內的外匯儲備管理;二是超過外匯儲備需要以上的外匯資產運用。對于前者,外匯儲備管理的主要目的是保持匯率穩定,防止金融危機的發生,對于后者,外匯儲備管理的主要目的是提高外匯資金的使用效率,實現外匯資產的增值、保值。相應的,應該采取不同的措施來管理我國的外匯儲備。
1.合理外匯儲備的管理
重視儲備的安全存放保管。目前,我國外匯儲備大多是美元、歐元債券和主要西方貨幣表示的金融資產。近年來,國際政治經濟形勢的動蕩,以及我國與周邊國家和地區的潛在沖突可能波及到我國外匯儲備的安全。這就需要從戰略上考慮,從安全出發,如何選擇存放保管外匯儲備資產。
根據國內外形勢,確定適合我國國情的外匯儲備下限和上限以及外匯儲備的區間。根據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狀況、對外開放程度、國際收支狀況以及宏觀經濟政策發展目標,制定階段性的儲備調整規劃。根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夏斌教授的建議,我國保持7000億多元的外匯儲備是比較合適的。
按照“安全、流動、盈利”的 “三性”原則,從中長期考慮外匯儲備的資產配置。在外匯儲備較快增長的背景下,除國債之外,高信用等級的政府機構債券、公司債券和國際金融組織債券等,也是我國儲備資產運用的重要方面。考慮到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仍居主導地位,美國金融市場也仍是世界最發達的市場,美國無疑仍是我國外匯儲備投資的重要市場。在資產結構調整時應該基于對主要國際貨幣中長期走勢的戰略研判,資產結構的調整必須是謹慎而漸進的,以防引起國際資產市場價格的大幅波動,從而不利于我國的外匯管理。
2.超額外匯儲備資產的管理
可以考慮成立一家專門投資公司作為多余外匯資產的運作主體,來進行商業化、專業化運作。具體說來,成立由政府控股的“國家投資控股公司”是值得考慮的方案。至于“國家投資控股公司”由央行主導還是財政部主導,我們認為應該是后者。央行是貨幣政策的責任機構,國有金融財產的管理從職能上來說應該歸屬于財政部。同時也可考慮將部分儲備交國際上的私人投資基金代管。事實上,當前不少國家央行都把部分儲備交給一家或幾家基金代管。這些基金由專家把儲備按不同比例進行資產組合,并根據市場變化調整結構。從多年的情況看,這些基金獲取的收益較高。
增加外匯儲備的多元化。一是考慮增加黃金在外匯資產中的比重,黃金作為天然的貨幣,具有良好的保值作用,并且可以作為最終的國際結算貨幣。我國外匯資產中黃金比例較低,只占1.5%,而發達國家一般都將外匯儲備轉換為黃金存儲。截至2005年1月,黃金占各國外匯儲備的比例分別是:美國為61.1%,意大利為55.8%,法國為55.1%,德國為51.1%,荷蘭為50.5%。此外,中國也可以考慮將外匯儲備轉為資產儲備。目前我國石油、鐵礦石、錳礦石、鉻鐵礦等進口量大幅增長,利用國外資源的成本在驚人的大幅度上升,我國應將部分外匯儲備轉變為資產儲備,以緩解國際資源價格上升對我國經濟的影響。
利用外匯儲備進行能力儲備建設。對實現可持續發展真正至關重要的不僅是對資源的占有和控制能力,而且要有強大的使用和控制資源的能力。能力的提高,才能最終解決資源約束。能力儲備的主要手段有:(1)鼓勵“走出去”戰略,扶持和培養我國的跨國公司。跨國公司掌握著全球化時代資源配置的主導權,培養中國的跨國公司,對于提高我國對外開放水平,真正成為世界經濟強國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2)鼓勵對海外重要經濟資源開采權的收購。隨著我國經濟的持續發展壯大,我國對海外經濟資源的依賴程度將不斷提高,控制海外資源的開采權,比直接進口資源更加合理。(3)鼓勵對我國具有戰略意義的出境基礎設施建設進行投入。我國周邊國家蘊涵著豐富的能源儲藏,通過跨境輸油氣管道、鐵路與公路的建設,對于保障資源與能源供給的安全性,加強我國與周邊國家的經濟貿易關系,具有重要作用。(4)引進和培養海外人才。國家的競爭,歸根到底是人才的競爭。我國應該制定中長期海外人才培訓規劃,有計劃地將政府官員、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人才、工程技術人員、專業人士(會計、法律、咨詢、建筑等)派往海外進行培訓。同時可以考慮在海外建立研發機構,直接利用海外土人才。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經濟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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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金融危機;外匯儲備;風險;管理
一、引言
外匯儲備作為一個國家經濟金融實力的標志,它是彌補本國國際收支逆差,穩定本國匯率以及維持本國國際信譽的物質基礎。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往往要持有高于常規水平的外匯儲備,但是,外匯儲備并非多多益善。近年來,我國外匯儲備規模的急劇擴大對經濟發展產生了許多負面影響。特別是2007年開始的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到現在已經持續了兩年多時間,使世界經濟蒙受了很大的損失。這次危機具有新的自我加速與向外擴散的傳導機制,主要表現為國際儲備貨幣國家借助一體化的金融市場轉移和分散風險,這應要求以美元為主要儲備幣種的國家積極應對。而美元是我國外匯儲備的主要儲備幣種,截至2009年6月,我國外匯儲備已達到21316億美元,高居世界之首,如此龐大的外匯儲備數量,對我國將面臨嚴峻的挑戰。為使我國盡快脫離危機,保持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我們應趨利避避害,從更好地發揮國家外匯儲備的有效性出發,加強和完善我國外匯儲備管理。
二、金融危機下我國外匯儲備的現狀
(一)外匯儲備增速降低
目前國際金融危機已經傳導到我國的實體經濟,美國以及歐洲的國內消費需求已經分別降低到15年、13年的最低點,我國外部需求已經出現大幅度下降,直接導致出口訂單減少。根據海關總署公布的數據顯示,2009年前10個月,我國外貿出口9573.6億美元,同比下降20.5%。同時由于前期人民幣升值的累積效應、出口退稅的取消等外貿政策改變,能源和環保等社會成本的不斷上漲、新勞動法的出臺等都將提高出口企業的成本,削弱出口競爭力,并將導致出口增速下降。央行2009年1月13日公布的數據顯示:2008年全年,國家外匯儲備增加4178億美元,但同比少增加441億美元。說明我國外匯儲備的增速在下降,但2008年12月末的外匯儲備余額為1.95萬億美元,同比增長27.34%,所以規模還是呈現上升態勢的。
(二)外匯儲備在縮水
國家外匯管理局資本項目管理司外債處負責人最近表示,目前我國外匯儲備已低于19000億美元,為2003年12月份以來首次下降,主要原因是美元貶值。因為美國金融危機必然造成消費需求的衰敗,而美國政府想恢復金融市場的流動性,就要美國聯邦儲備系統通過增發貨幣向金融體系中注入更多的流動性,造成通脹的加劇,從而造成美元以及美元資產貶值。依據IMF官方外匯儲備幣種構成(COFER)數據庫,在我國外匯儲備的幣種結構中美元資產約占65%,歐元資產約占25%,英鎊、日元及其他幣種資產約占10%,其中美元資產以美國國債及機構債為主。從美國財政部國際資本系統定期公布的外國投資者持有美國證券的資料所推測的中國外匯儲備的資產結構中,中長期國債約占50%,中長期機構債約占35%,股權、企業債與短期債券約占15%。由于金融危機對美國的沖擊最嚴重,美國央行為克服金融危機的影響連續十幾次降低利率,美國國債的收益率也持續走低。截至2009年11月20日,收益率降至0.68%,使我國持有美國國債的外匯儲備資產的收益大打折扣。
三、我國外匯儲備管理面臨的各種風險
(一)安全風險
由于我國外匯儲備中以美元為主要外匯幣種,其所占比例較大,就造成了一定的經濟安全風險。每當美元貶值或美國國內出現通貨膨脹時,我國外匯儲備資產的實際價值都會隨之縮水,從而造成巨額的經濟損失。根據數據統計,2002-2008年,美元的貶值幅度累計近30%。隨著經濟一體化的浪潮席卷全球,國際資本大規模地迅速流動為金融市場的利率與匯率的激烈波動提供了良好素材,因此伴隨著匯率的經濟風險由此增強。此外,大量地持有外國貨幣也會帶來一定的政治風險。若兩國關系惡化,持有的外幣資產將面臨著被凍結的風險,使國家外匯儲備的意義僅限于賬上的數字,從而對國家的資產安全構成嚴重的威脅。
(二)收益風險
高額外匯儲備意味著高昂的機會成本,低效的資本使用率使外匯儲備資產面臨著嚴峻的收益性風險。我國持續增加的外匯儲備多集中于美國國債,據美國對外關系委員會地緣經濟研究中心新近公布的一份報告,截至2008年底,我國持有的外匯資產近七成為美元計價資產,規模約為17000億美元,包括9000億美元的美國國債,5500億美元-6000億美元機構債,1500億的美元公司債、400億美元的股票以及400億美元的短期存款。我國持有美元資產的最大問題在于投資于股權的比例過低,僅為2.35%。而與此相比,日本為16%,英國是47%,加拿大是72%。截至2008年12月底,中國投資于美國財政部國債的比率為52.94%、投資于美國政府機構債券的比率為33.53%、投資于美國公司債券的比率為8.82%。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相比,我國投資于美國財政部國債的比率過高。美國財政部國債相對于美國的機構債和企業債而言,安全性更高而收益率更低,這說明我國對美國的長期債權投資過于重視安全性而忽視了收益性。此外,黃金在我國外匯儲備中所占比例比較低。黃金是規避信用貨幣風險的多元化儲備工具,由于它與美元匯率之間呈負相關關系,所以黃金儲備是對沖美元貶值的最佳資產。因此,增持黃金儲備是目前很多國家外匯儲備結構轉換的一個動向。
(三)其他風險
首先,會導致我國面臨流動性過剩的壓力。自1994年外匯體制改革以來,隨著我國外匯儲備的增長,央行通過外匯占款渠道投放的基礎貨幣顯著增多,近幾年一直保持在40%以上,外匯占款激增極大地增加了我國基礎貨幣的投放,致使當前我國通貨膨脹壓力加大。其次,加大了國內金融市場動蕩的可能性。外匯儲備的持續增長,大大增加了對人民幣的需求,使人民幣升值的壓力也隨之不斷加大,人民幣升值預期不斷得以強化。對人民幣升值的預期,導致大量“套利性”外匯資本通過各種渠道進入我國境內,使我國外匯儲備規模進一步擴大。一旦“套利”成功,這些投機資本又會流向國外,尋找新的目標。巨額外匯資本的進出,有可能引發我國國內金融市場的動蕩。最后,外匯儲備投資失利的風險。次貸危機所造成的國際金融市場動蕩使我國外匯儲備在海外的投資蒙受巨大損失。
四、對我國外匯儲備管理的建議
(一)實施外匯儲備積極管理體制
所謂外匯儲備的積極管理,就是在滿足儲備資產必要流動性和安全性的前提下,以多余外匯儲備單獨成立專門的投資機構,拓展儲備投資渠道,延長儲備資產投資期限,以提高外匯儲備投資收益水平。外匯儲備積極管理的目標是保證外匯儲備的購買力。實施外匯儲備積極管理能夠提高外匯儲備的收益率,將一部分外匯儲備從央行的資產負債表中轉出,因此有助于降低持有外匯儲備的成本。其基本思路是跳出流動性管理,不再僅僅持有國外政府的債券,而是進行長期投資,追求相對更高的收益率。
2007年9月29日上午10時,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簡稱中司,SIC)正式在北京新保利大廈掛牌成立。作為國有獨資公司的中司,注冊資本金為2000億美元,負責管理我國200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這2000億美元來自我國數額巨大的外匯儲備,由財政部發行特別國債予以購買注入。中司實行政企分開、自主經營,商業化運作。宗旨是積極穩健經營,在可接受的風險范圍內,實現長期投資收益最大化。SIC的成立,是我國仿效新加坡GIC及韓國KIC的模式,利用國家外匯投資公司來將過多的外匯儲備多元化的投資于全球范圍內的金融資產及實物資產。將外匯儲備作為政策資源和投資資源的功能有效分離,將有效增強中央銀行貨幣政策操作的靈活性、主動性和獨立性,隔離外匯儲備與貨幣供應的直接對應聯系,弱化流動性過剩的風險,為國內宏觀經濟的長期健康發展提供了保障。
通過中司對外匯儲備實施戰略管理,尚處于起步階段,2000億美元相當于龐大的外匯儲備來說規模也還不大。當前,國際上某些國家的財富基金數目已達6000億美元-7000億美元之巨。待中司有了一定的經驗積累之后,可以進一步加大其資金規模,或者重新組建新的投資機構,以利對巨額外匯儲備的高效使用。
(二)提高外匯儲備管理的規范化程度
1、增強外匯儲備管理的透明度。改革和優化我國外匯儲備管理體系,提高管理的透明度。從國際上來看,當今各國外匯儲備管理的趨勢之一就是提高本國外匯儲備管理的透明度,接受公眾的監督。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2001年9月20日的《外匯儲備管理指南》及其隨后于2003年的指南配套文件均對一國外匯儲備管理的信息透明度給予了前所未有的關注和強調。IMF通過以上文件認為,一國外匯儲備管理透明度的提高有助于經濟主體根據儲備管理政策調整自己市場經濟活動,并且通過向社會公眾提供外匯儲備管理的相關政策和行動信息,增強外匯儲備管理者的責任感,提高外匯儲備管理的效率。因此,今后我國應當定期公布我國外匯儲備管理的一些信息,并且在條件適合的時候,可以按照市場運作標準對有效儲備管理機構的儲備管理活動的年度財務報表進行外部審計。
2、建立健全外匯儲備管理法規體系。根據國外經驗,各國在進行外匯儲備管理的過程中,往往都對其外匯資產的管理和運用提出了較高的安全性和流動性要求,建立了復雜的決策機制和風險控制機制,并且大都以法律法規的形式予以明確。相比之下,目前我國的《中國人民銀行法》僅在第4條和第32條對我國外匯儲備經營作了一定的原則性規定;而作為我國外匯管理基本法規的《外匯管理條例》對外匯儲備的運用更是缺乏相關的規定,這使得我國外匯管理缺乏一定的法律規范。作為一項既復雜又具有極強的政策性的工作,我國現階段的外匯儲備管理應當在一部有效的法律規范下進行,才能取得較高的管理效率。因此,現階段我國應在對原有的外匯管理相關法律和條例的內容進行整合和更新的基礎上,推出一部新的外匯管理法,對我國外匯儲備管理進行有效規范。根據我國當前的具體情況,這部新的外匯管理法應在保留原有的相關法律條例中目前仍然適用的內容外,還應對我國外匯資產的定義和分類、官方及其他形式外匯儲備的管理目標、職責、運用、管理機構、資產構成及監管問題做出較為明確的規定。總之,通過推出新的外匯管理法,為我國外匯儲備管理提供法律保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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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外匯儲備 安全
一、我國外匯儲備的現狀
近年來我國外匯儲備總量不斷攀升,2006年2月,中國外匯儲備首次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一,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經濟形勢不景氣,但我國外匯儲備仍然保持高速增長,年增加量均超過4千億美元。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統計數據,截至今年6月末,我國外匯儲備余額達21316億美元。近來外匯儲備的快速增長,與中國經濟基本面轉好有密切關系,說明國際投資者對中國經濟發展充滿信心。同時巨額的外匯儲備也帶了一系列的安全問題。
一是增大了外匯儲備安全的風險,匯率風險、利率風險是外匯儲備無法規避的兩種風險。由于金融危機對美國的沖擊最為嚴重,美元資產最容易遭受金融危機的直接沖擊。美國央行為克服金融危機的影響連續10次降低利率。美國國債的收益率也一路走低,自2008年10月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美國1年期國庫券利率持續走低,截至2008年12月22日,收益率降到0.39%。截至2008年10月,美元對人民幣已貶值高達9.5%,當時我國外匯儲備額大約是1.9萬億美元,僅此匯率風險一項損失就已高達1300億美元。我國的外匯儲備高度集中于美元資產,不論是美國國債價值下跌抑或是美元匯率大幅貶值,都會導致我國外匯儲備大幅縮水。
二是加大了外匯儲備成本。超額外匯儲備的存在增加了外匯儲備管理的成本,有研究表明,向國外進行國債投資比向國內發放貸款所獲得利息要少,向國外商業銀行借款的利率又比一般的存款利率要高,要多支付利息。超額外匯的巨額存在所造成的少收的利息和多付的利息也不是一個小數字。
二、推行“一控二調三轉變”以加強我國外匯儲備的安全管理
當前情況下,我國外匯儲備要加強安全管理,必須要積極推行“一控二調三轉變”的措施。具體說來一是要控制外匯儲備規模,二是要調整外匯儲備結構,三是要轉變人民幣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角色。
1.要控制外匯儲備規模
哲學告訴我們想問題辦事情要“一切從實際出發”,那么關于我國外匯儲備規模的控制也不能有一個固定數量的額度,而要結合實際情況,靈活掌握外匯規模。一方面認清國際經濟形勢非常重要,從國際經濟形勢的走向來考慮我國外匯儲備的規模。例如國際經濟形式對做為世界工廠的我國沒有太多影響,因此商品與服務項目仍將長久保持順差,那么從總體上分析就不需要增加外匯儲備。另一方面,也不能脫離我國國情。承前例從國際環境來看不需要增加外匯儲備,但考慮到我國進出口規模巨大,季節性影響和大宗商品升值的趨勢,需要一些流動性外匯儲備來滿足需求,那么就可以增加外匯儲備。
外匯儲備的規模還要考慮外匯資產的成本與收益。開放經濟條件下,儲備作為一種干預資產可以平衡國際收支、稚定匯率,是一國實現外部均衡的重要手段,其收益主要體現在減輕解決內外經濟失衡政策的成本。判斷外匯儲備規模是否適度,主要的是看本國經濟是否在實現外部均衡的同時也實現了內部均衡,還要使持有外匯儲備的機會成本相對最小。
2.要調整外匯儲備結構
調整外匯儲備結構主要是指調整外匯貨幣儲備結構,因為貨幣儲備在我國外匯儲備中份額較大,且流通性強,應該是調整的重點。從策略上講可以逐漸減少美元在外匯資產中的比重,并逐漸提高增加歐元比重。根據推測,當前美元在我國外匯儲備中的比重約為60%。近年來,美元的國際貨幣地位正逐步下降,而歐洲經濟實力相對上升,目前的國際貨幣體系中美元雖占主導地位,但己經不具有絕對優勢。另外,美國的外債及國際收支赤字,越來越引起人們對未來美元價值及穩定性的懷疑。歐洲經濟的發展速度在近年來石頭迅猛,歐元的穩定性大大加強,中歐之間政治關系穩定,經濟貿易合作更是日益密切,鑒于政治環境的穩定和經濟交往的密切,可以預見中歐貿易合作在今后勢必會加強。適時地對外匯儲備中的增加歐元儲備,既能達到分散外匯儲備風險,均衡實現外匯儲備的安全性的目標,又有利于今后中歐之間的經濟貿易合作。所以從長期來看,以歐元作為首選貨幣將是一個必然趨勢。
3.要轉變人民幣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角色
轉變人民幣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角色就是要加快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使人民幣在國際上得到認可,使其作為貨幣的職能(部分或全部)在國際上得到廣泛的認可,最終演化成國際化的貨幣。人民幣國際貨幣化既能順應國際貿易的要求,又可降低金融危機下我國高外匯儲備的風險。如果人民幣躋身成為國際貨幣,那么其自身既是一種計價貨幣又是一種儲備貨幣,我們就可以減少外匯儲備,從而在一定程度上緩解因外匯儲備過多而導致外匯占款過多造成的被動的流動性過剩問題,有助于內外均衡;在全球金融危機所帶來信貸緊縮,外匯儲備大量縮水的時期,還能有效地減少因外匯貶值造成的損失。
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已具備一定的基礎。隨著中國經濟的穩步增長和人民幣匯率機制的不斷完善,人民幣正被周邊國家和地區所接受。目前中國已與越南、蒙古、朝鮮、俄羅斯、老撾、尼泊爾等國家簽訂了雙邊結算與合作協議,而人民幣在中國與東盟國家貿易中的結算量更是逐年穩步提高,成為與這些國家邊貿結算中的主要貨幣。在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韓國等國家,人民幣同本地貨幣和美元一樣可以用于支付和結算。在菲律賓,2006年12月1日起已經將人民幣納入其官方儲備貨幣。2008年12月12日,中國人民銀行和韓國銀行宣布簽署一個雙邊貨幣互換協議。該協議提供的流動性支持規模為1800億元人民幣/38萬億韓元。至此,中國人民銀行已與韓國、香港和馬來西亞等3個周邊貿易伙伴簽署了雙邊貨幣互換協議,總額高達4600億元人民幣。人民幣的國際化進程目前還只能說是有了一定的基礎,但要實現國際化定會有一個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勞永逸。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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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外匯儲備管理體系借鑒
中圖分類號:F830.92文獻標識碼:C文章編號:1006-1770(2006)09-030-03
中國人民銀行2006年7月14日統計顯示,到6月末我國外匯儲備余額為9411.15億美元,同比增長32.37%。中國外匯儲備自2006年2月底就已超過日本,躍居世界第一位。據日本財務省數據顯示,截至2006年6月底日本外匯儲備達8648.8億美元。因此我國9411億美元的外匯儲備額仍為世界第一。我國外匯儲備自1996年末首次突破1000億美元以來,就一直處于迅速增長的趨勢(見表1)。外匯儲備充裕,有利于增強我國的國際清償能力,提高海內外對中國經濟和中國貨幣的信心,也有利于應對突發事件,防范金融風險,維護國家安全。然而,巨額的外匯儲備對資源的合理配置與資金的使用效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有必要構建更為市場化的儲備管理體制。本文通過對世界主要國家儲備體系的簡要介紹和比較,給出了中國應如何改善其外匯管理體系的政策建議。
一、新加坡、挪威:多層次的儲備管理體系
新加坡和挪威的儲備管理體系,是由財政部主導或財政部和中央銀行共同主導,由政府所屬的投資管理公司進行積極的外匯儲備管理的多層次儲備管理體系。
1.新加坡的儲備管理體系
新加坡的外匯儲備管理采用的是財政部主導下的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GIC)+淡馬錫控股(Temasek)+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體制。新加坡實行積極的外匯儲備管理戰略,所謂外匯儲備的積極管理,就是在滿足儲備資產必要流動性和安全性的前提下,以多余儲備單獨成立專門的投資機構,拓展儲備投資渠道,延長儲備資產投資期限,以提高外匯儲備投資收益水平。20世紀70年代以來,由于新加坡經濟增長強勁、儲蓄率高、以及鼓勵節儉的財政政策,新加坡外匯儲備不斷增加。新加坡政府在對經濟前景進行評估之后,確認國際收支平衡將保持長期盈余。為了提高外匯儲備的投資收益,政府決定改變投資政策,減少由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投資的低回報的流動性資產,允許外匯儲備和財政儲備投資于長期、高回報的資產。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即新加坡的中央銀行,是根據1970年《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法》于1971年1月1日成立的。MAS持有外匯儲備中的貨幣資產,主要用于干預外匯市場和作為發行貨幣的保證。新加坡外匯儲備積極管理的部分,由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GIC)和淡馬錫控股負責。1981年5月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GIC)成立,GIC主要負責固定收入證券、房地產和私人股票投資。它的投資是多元化的資產組合,主要追求所管理的外匯儲備保值增值和長期回報。淡馬錫控股是另外一家介入新加坡外匯儲備積極管理的企業。淡馬錫原本負責對新加坡國有企業進行控股管理,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淡馬錫利用外匯儲備投資于國際金融和高科技產業,至今公司資產市值達到1003億新元。
就對外匯儲備積極管理而言,發揮主導作用的為新加坡財政部。GIC與淡馬錫所管理的不僅僅是新加坡的外匯儲備,也包括了新加坡歷年累積的財政儲備(主要由GIC管理)。GIC和淡馬錫都為新加坡財政部全資擁有。
2.挪威的儲備管理體系
挪威外匯儲備的管理采取的是財政部和挪威央行(NorgesBank,以下簡稱NB)聯合主導下的挪威銀行投資管理公司(NBIM)十挪威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的市場操作部(NBMP/MOD)體制。挪威也實行外匯儲備積極管理的戰略,挪威是世界第三大石油凈出口國,隨著石油收入的快速增長,挪威于1990年建立了政府石油基金。外匯儲備的積極管理被提到議事日程上來。
財政部對石油基金的管理負責,但石油基金的管理運作被委托給挪威央行。就財政部而言,其責任主要在于制定長期投資策略,確定投資基準,風險控制,評估管理者以及向議會報告基金管理情況。而挪威央行則是按照投資要求具體進行石油基金的投資操作,以獲取盡可能高的回報。
成立于1998年的NBIM,是挪威央行下屬的資本管理公司,它的成立奠定了今天挪威外匯儲備積極管理的基本架構。它不介入一般的銀行業務,其主要任務是履行其作為投資管理者的職能,發揮其作為機構投資者的優勢,對外匯儲備進行積極管理。2000年NBIM進行了小規模的指數和加強指數投資。從2001年起,一些組合已經開始投資于股票,2003年開始,又投資于沒有政府擔保的債券,從而使基金資產組合更加多元化,投資的持有期限較以前也有所延長。挪威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的市場操作部主要負責外匯儲備的流動性管理,其職能類似于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的儲備管理司。
除上述國家外,韓國也建立了財政部+韓國銀行+韓國投資集團(KoreaInvestmentCorp.)這種多層次的儲備管理體系。
二、美國、日本:雙層次的儲備管理體系
美國和日本采取由財政部和中央銀行共同管理外匯儲備的管理體系。
1.美國的儲備管理體系
美國的儲備管理體系由財政部和美聯儲共同進行,美國的國際金融政策實際上是由美國財政部負責制定的,美聯儲則負責國內貨幣政策的決策及執行。在外匯儲備管理上,兩者共同協作,以保持美國國際貨幣和金融政策的連續性。事實上,從1962年開始,財政部和美聯儲就開始相互協調對外匯市場的干預,具體的干預操作由紐約聯儲銀行實施,它既是美聯儲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美國財政部的人。從20世紀70年代后期開始,美國財政部擁有美國一半左右的外匯儲備,而美聯儲掌握著另一半。
美國財政部主要通過外匯平準基金(theExchangeStabilizationFund)來管理外匯儲備。其管理過程是:1.早在1934年,美國《黃金儲備法》即規定財政部對ESF的資產有完全的支配權。目前ESF由三種資產構成,包括美元資產、外匯資產和特別提款權,其中外匯部分由紐約聯儲銀行,主要用于在紐約外匯市場上投資于外國中央銀行的存款和政府債券。2.ESF在特殊情況下還可以與美聯儲進行貨幣的互換操作從而獲得更多的可用的美元資產。此時,ESF在即期向美聯儲出售外匯,并在遠期按照市場價格買回外匯。3.ESF所有的操作都要經過美國財政部的許可,因為財政部負責制定和完善美國的國際貨幣和國際金融政策,包括外匯市場的干預政策。此外,美國《外匯穩定基金法》要求財政部每年向總統和國會就有關ESF的操作做報告,其中還包括財政部審計署對ESF的審計報告。
美聯儲主要通過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FederalOpenMarketCommittee)來管理外匯儲備,并與美國財政部保持密切的合作。其管理過程是:1.美聯儲通過紐約聯儲銀行的聯儲公開市場賬戶經理(theManageroftheSystemOpenMarketAccount)作為美國財政部和FOMC的人,主要在紐約外匯市場上進行外匯儲備的交易。2.美聯儲對外匯市場干預操作的范圍和方式隨著國際貨幣體系的變化而變化。這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布雷頓森林體系時期,聯儲更多的是關注黃金市場上美元能否維持平價,而不是外匯市場。第二階段是1971年之后,浮動匯率制度開始形成,美聯儲開始積極干預外匯市場,當時的主要手段是和其它國家央行的貨幣互換方式。第三階段是1985年《廣場協議》之后,美聯儲對外匯市場的干預很少使用貨幣互換,而是采取直接購買美元或外匯的方式進行。
2.日本的儲備管理體系
日本財務省在外匯管理體系中扮演戰略決策者的角色。日本的儲備管理體系由財務省負責,根據日本《外匯及對外貿易法》的規定,財務相為了維持日元匯率的穩定,可以對外匯市場采取各種必要的干預措施。而日本銀行根據《日本銀行法》的規定,作為政府的銀行,在財務相認為有必要采取行動干預外匯市場時,按照財務省的指示,進行實際的外匯干預操作。
日本銀行在外匯管理體系中居于執行者的角色。一旦開始進行對外匯市場的干預,所需資金都從外匯資產特別賬戶劃撥。當需要賣出外匯時,日本銀行主要通過在外匯市場上出售外匯資產特別賬戶中的外匯資產來實現;當需要買進外匯時,所需要的日元資金主要通過發行政府短期證券來籌集。通過大量賣出日元、買進外匯的操作所積累起來的外匯資產又構成了日本的外匯儲備。日本銀行的外匯市場介入操作通常在東京外匯市場上進行,如有必要,日本銀行也可向外國央行提出委托介入的請求,但介入所需金額、外匯對象、介入手段等都仍由財務大臣決定。日本銀行主要通過金融市場局的外匯平衡操作擔當,以及國際局的后援擔當兩個部門來實施外匯市場干預。其中外匯平衡擔當負責外匯市場分析及決策建議,并經財務省批準,而后援擔當則負責在財務省做出決定后,進行實際的外匯交易。
除了美國和日本采取雙層次外匯儲備的管理體系以外,世界上還有許多其它國家和地區也采取同樣的管理體系,如英國、香港等。
三、中國:單一層次的儲備管理體系
我國的外匯儲備管理體系是由央行依據《中央銀行法》,通過國家外匯管理局進行儲備管理,實際上是由央行獨立進行戰略和操作層面的決策,在儲備管理體系中財政部沒有發揮主導作用,也沒有成立專門的政府投資公司進行外匯儲備的積極管理,因此屬于單一層次的儲備管理體系。各主要經濟體的實踐表明,存在由財政部決策、央行執行的雙層儲備管理體系;和由財政部主導或財政部和中央銀行共同主導,并且建立政府所屬的投資管理公司進行積極的外匯儲備管理,這種多層次的儲備管理體系。
目前由央行獨立進行戰略和操作層面的決策當然會帶來靈活性,但也會帶來弊端。一是使得匯率政策和貨幣政策之間的沖突無法避免,央行從2002年開始發行票據對沖外匯占款,目前央行票據占外匯儲備的比重已從2003年的19%上升到2005年第一季度的近90%,央行貨幣政策日益嚴重地受到匯率政策的牽制,往往難以取舍。二是巨大的儲備規模決定了其運用必須實現國家戰略目標,而單純從央行角度進行相關決策,缺乏達到和實施上述戰略的基礎。因此,我們應該借鑒國外儲備管理的經驗,不斷完善我國的儲備管理體系。
四、各國外匯儲備管理體系對我國的借鑒
1.采取積極的儲備管理戰略
外匯儲備積極管理的基本目標是要獲取較高的投資回報,以保證儲備資產購買力的穩定,這與傳統外匯儲備管理的流動性、安全性目標存在本質的不同。外匯儲備的積極管理主要考慮資產的長期投資價值,對短期波動并不過分關注,但對投資組合的資產配置、貨幣構成、風險控制等都有很高的要求。尤其在中國外匯儲備數量不斷增加,外匯儲備相對過剩的情況下,更應該學習新加坡和挪威,采取積極的外匯儲備管理戰略,以減少持有外匯儲備的機會成本。在世界發達國家,外匯儲備的一般金融資產性質越來越明顯,增值已成為了一項義務,我國目前經營的原則應當迅速由“零風險、低收益”向“低風險、中收益”轉移。拓寬投資領域,改革投資機制。外匯儲備具有同一般金融資產性質相同的一面,在增值投資方面,我國應當積極研究儲備資產的增值盈利方式,在投資領域中,不止局限于存款、債券,還可以選取一部分資產,運用國際通行的投資基準、資產組合管理、風險管理模式進入房地產、股票市場,增加儲備資產的盈利能力。
2.建立統一的儲備管理體制
中國外匯儲備的管理是多目標多層次的。這種多層次、多目標的儲備管理,除了需要統一的戰略設計,也要處理好體制上的分權與集權的問題。國外的儲備資產雖然歸屬于多個部門,如新加坡的外匯儲備分散于GIC、淡馬錫和MAS,但是由于新加坡政府特殊的權力結構,可以有效保證外匯儲備管理分權基礎上的有效集中,特別是參與積極管理的GIC和淡馬錫,在新加坡政府首腦的直接掌控之下,既有明確的功能分工又有相互的密切合作,非常有利于貫徹政府的經濟政策和戰略意圖。中國政府的結構和權力配置與新加坡不同,特別是與未來外匯儲備積極管理有關的政府職能分散于若干不同的部門手中。各個部門都有不同的目標和政策,彼此之間目前的政策協調也并不順暢。甚至在同一部門內部,尚有事權劃分不清的問題。因此,要將這些部門統一在共同的使命之下,并使有關部門進行良好的合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不對現有體制進行重新的規劃整合,則體制內部的矛盾,將極大阻礙管理目標的實現。
3.建立多元化的儲備經營操作機構
關于中國儲備體系的操作機構,目前通過國家外匯管理局來進行操作,保持了一定的高流動性。但我們仍然建議,應該通過多種渠道促成儲備經營操作機構的多元化。目前急需建立中國的GIC、NBIM和中國的淡馬錫。儲備資產積極管理和流動性管理在操作策略和技巧上完全不同,將外匯儲備積極管理和流動性管理置于一家機構之下,會使兩部分管理彼此相互影響。因此,建議在外管局之外獨立成立中國的GIC、NBIM,負責外匯儲備在國際金融、外匯、房地產市場的積極投資。另外,到目前為止,國資委的職能還只局限于對存量資產的整合與轉制,無法在國際間進行戰略性商業投資。中國有必要著手組建類似淡馬錫的國有資產控股管理企業,將國有資產管理委員會從對國有控股企業的商業管理中解脫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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