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06 16:01:08
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銀行系統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論文摘要:關系營銷產生于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在西方國家得到了廣泛的研究和應用。銀行業作為典型的服務行業,實施關系營銷有著天然的條件和內在的需求。本文通過對關系營銷理論在我國商業銀行業的應用中存在的問題分析,試圖提出一些對推進我國商業銀行更好實行關系營銷理論行之有效的建議和意見。
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誕生了關系營銷理論,關系營銷是以系統論為基本指導思想,將 企業 置身于社會 經濟 大環境中來考察企業的市場營銷活動的。該理論一經產生就風靡全球,被認為是21世紀的營銷理念。詹姆斯•g•巴恩斯對不同行業客戶關系的性質和重要性進行了研究,結論是銀行業的客戶關系的緊密程度最高。
西方商業銀行對關系營銷的研究己經進入較深的階段,以關系營銷理論為設計指導思想的客戶關系管理系統己經投入使用,并大大提高了商業銀行的核心競爭能力。我國商業銀行對關系營銷理論的認識較晚,這一最新營銷概念引入國內以后,銀行界表現出了極大的興趣和熱情,在營銷實踐活動中進行了不同程度的嘗試。
一、我國商業銀行在實施關系營銷戰略中存在的問題
在
論文關鍵詞:農民工;培訓政策;學分銀行;創新;路徑
政策創新的核心要義是用新的政策理念擬定完善的政策舉措,通過有效的方式方法去改革、發展和優化政策,以擺脫政策困境,實現政策目標。誠如德國社會學家沃爾夫岡·查普夫(Wolfgang Zapf)所言,創新是“達到目標的新途徑,特別是那些改變社會變遷方向的新的組織形式、新的控制方法和新的生活方式,它們能比以往的實踐更好地解決問題,因此值得模仿,值得制度化。”所謂農民工培訓政策創新,是指基于農民工培訓的現行狀況及其發展趨勢,通過揚棄僵化、無效、過時的制度體系,探索優良的政策替代方案,優化政策組合方式,從而順利實現農民工培訓目標的活動。當前,為保證我國農民工培訓工作的順利開展,推進我國城市化進程和加快我國經濟結構調整的步伐,提高我國人力資源的國際競爭力,亟需創新農民工培訓政策的內容和體系,尋求農民工培訓政策創新的基本路徑。
一、以權變管理理論為指導,堅持農民工培訓與市場需求相對接的政策導向
權變,是指權宜應變,有“隨具體情境而變”或“依具體情況而定”的意思。權變管理理論是由弗雷德·菲德勒(Fred Fiedler)于20世紀70年代提出的,后得到了盧桑斯(F.Luthans)等人不斷發展完善。權變理論最初應用在企業管理中,認為“在企業管理中要根據企業所處的內外條件隨機應變,沒有什么一成不變、普遍適用的‘最好的’管理理論與方法。權變理論要求管理者必須明確每一情境中的各種變數,了解這些變數之間的關系及其相互作用,掌握原因和結果的復雜關系,從而針對不同情況做出靈活的變通。“權變管理的目的是要在特定環境條件下采用適用的、合理也有效的最佳管理方式,而不是為了尋求一種理想化、‘最好的’管理模式。”權變理論運用系統觀點考慮問題,強調因人、因時、因事、因地等具體情況而采取靈活、應變管理的方式,以最大限度地提高管理實效。
以權變理論為指導,農民工培訓政策應主動適應外部環境的變化,實現與市場需求的“無縫對接”。根據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重大研究攻關項目“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的社會政策研究”課題組的調研報告,農民工主要集中在賓館餐飲娛樂業、建筑業和制造業,分別占被調查總數的21.7%、19. 4%和18.7%,這三類行業的農民工共占被調查者的近60%。從職業上看,農民工主要從事低層次的職業。前三位職業是普通工人、服務人員和銷售人員,分別占被調查總數的33.0%、25.5%和9.7%。結合當前勞動力市場行情,政府應全面拓展培訓機構與企業合作空間,引導培訓機構按照企業用工需求,把他們培養成合格的應用型技能人才。除此之外,政府還要運用前瞻性、全局性、戰略性的理念指導培訓項目的設計與規劃,督促各級培訓機構密切關注市場需求的變化情況,把握培訓市場和機遇,提升培訓的社會效果。
在權變理論的指導下,政府應引導農民工培訓機構以市場需求為導向,以提高就業能力和就業率為目標,堅持短期培訓與學歷教育相結合,培訓與技能鑒定相統一,培訓與就業相協調,引導性培訓和技能性培訓相一致,靈活采用“校企結合培訓”、“訂單培訓”、“定向輸出”等模式,增強培訓的針對性和實效性。為使農村勞動力順利轉移,政府及培訓機構也可以創造能夠跨地域、轉專業、分階段的“學分制培訓”模式,形成學分互認機制,還可以采取“企業+培訓機構+失地農民”聯動型的產教結合培訓模式,以適應靈活多變的市場行情。
根據產業發展和企業用工情況,政府需要增強權變意識,利用政策工具指引培訓機構明確培訓重點,實施分類和定向培訓的政策,提高農民工培訓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例如,針對擬轉移到非農產業務工經商的農村勞動者實施外出就業技能培訓;對與企業簽訂一定期限勞動合同的在崗農民工進行技能提升培訓;對農村未能繼續升學并準備進入非農產業就業或進城務工的應屆初高中畢業生、農村籍退役士兵推行勞動預備制培訓;對有創業意愿并具備一定創業條件的農村勞動者和返鄉農民工開展創業技能培訓,等等。
二、與農民工需要相適應,試行“學分銀行”存儲、互認、兌換有機聯動的農民工培訓政策認定
“學分銀行”是一種模擬或借鑒銀行儲蓄功能及特點,以使學生能夠自由選擇學習內容、自主決定學習時間、自愿選擇學習地點的教育管理模式,其主要特點是開放性、靈活性、服務性。農民工學分銀行制度是農民工通過在培訓機構修習課程或是通過教育部的學分認證考試等多種形式獲得學分,將學分存入個人在學分管理系統注冊的賬戶中,累積達到一定的數量,最終可以兌換技能憑證或學位證書的一種學分管理方式。構建農民工“學分銀行”,允許農民工根據自己的興趣、愛好、能力、特長及就業需求,自主選擇培訓課程、培訓機構、培訓教師、培訓時間、培訓方式等,能夠調動農民工參加培訓的積極性。同時,該制度開放了農民工培訓的大門,實現了培訓資源的共享,允許農民工間斷學習,逐步把技能培訓、資格認證、專業課程學習之間進行學分累計互換,讓更多的農民工有機會獲得技能憑證或學位證書,大大增強了農民工的就業能力。
(一)需要完善農民工培訓“學分銀行”的存分機制
農民工培訓課程不同于傳統課程,具有動態、多變、自學為主的特點,主要采用遠程教育、實地培訓等方式。這需要對各級各類培訓課程做好評估,明確學分標準,然后把相關培訓折合成通用公認的學分。農民工在參加完某項培訓活動并經認證合格后,可通過“學分銀行”網絡系統在網上申請注冊個人賬戶,并接受“學分銀行”的學分審核,經審核合格后再存儲相應的課程學分。
(二)健全農民工培訓“學分銀行”的互認及轉換機制
一般來講,同級同類培訓機構的學分互認較為容易,不同級別的教育單位或培訓機構的學分互認較為困難,實踐中需要對其進行評估,建立不同級別的“學分銀行”。可以按照培訓資源、師資力量、教學設備、社會影響力、培訓業績等標準確立A級、B級、C級“學分銀行”。同級之間的學分可以互認,不同級別的“學分銀行”按照一定比例互認。例如,A級“學分銀行”1個學分相當于B級“學分銀行”1.2個學分,或相當于C級“學分銀行”1.5個學分。同時,對于渴望學歷證書的農民工,應盡量實現“資格證書”向“學歷證書”的轉換。“學歷證書”體現了通過正規教育獲得的學習經驗、專業知識、操作技能,而“資格證書”是對個人在具體生活和工作場景中通過實踐操作、教育培訓等獲得的知識和技能的確認。例如,農民工經過培訓獲得中級廚師證并從業滿兩年,可申請獲得中專學歷證書;如獲得高級廚師證并從業滿三年,可申請獲得大專學歷證書等。資格和證書的互認,能夠使非正規教育獲得社會認可,使其具有與正規教育相近的水準和效力,大大增強了農民工參與培訓的積極性。
(三)建立農民工培訓“學分銀行”兌換機制
農民工參加培訓獲得相應學分并逐漸累積,達到規定的學分數量時,可以兌換成相應級別的證書。在實施學分兌換時,應設計兌換匯率、逐級兌換比率等制度。農民工在獲得某項證書所規定的有效學分后,可以用已獲得的學分去兌換證書。在兌換證書后,當累積的有效學分達到更高標準時,再去兌換更高層次的證書。以此類推,水漲船高,實現農民工知識技能和證書層次不斷提高的良性循環。
三、整合培訓力量和資源,推進院校、企業、社會培訓機構三位一體的農民工培訓網絡的政策協調
農民工培訓是一項社會效益巨大而經濟效益不太明顯的事業。因此,必須出臺行之有效的農民工培訓激勵政策和措施,廣泛調動用人單位、社會培訓機構參與培訓的積極性,開發農民工培訓的動力之源,保障農民工培訓順利推進。
在“經濟人”理性的支配下,企業精打細算,不愿為培訓農民工付出額外的成本;看到農民工跳槽現象較為普遍,企業擔心為他人嫁衣裳,沒有培訓農民工的積極性;在捉襟見肘的財力狀況下,企業在開展農民工培訓時或有心無力,或疲于應付,農民工培訓質量和效果無從保障……這種情況,不僅不利于農民工整體素質的提高,也嚴重影響了企業的長遠發展,甚至妨礙產業升級和國民經濟的發展。為鼓勵用人單位積極組織農民工培訓,政府可給予必要的政策支持,允許用人單位培訓農民工所需經費從職工培訓經費中扣除,并計入成本在稅前列支。政府鼓勵用人單位和農民工簽訂一定期限的合同,通過強化合同管理來調動用人單位培訓農民工的積極性,消除用人單位因農民工流動性大而不愿意培訓農民工的顧慮。
農民工培訓具有很強的正外部性,屬于準公共產品,各種社會培訓機構在此類公共產品的供給方面具有獨特的優勢。社會培訓機構關愛農民工的生存與發展,熱心于社會公益事業,自愿投入到農民工培訓活動中來,是開展農民工培訓的重要生力軍。吸納社會培訓機構參與農民工培訓,是保證農民工培訓取得預期成效的重要保障。政府應千方百計創造條件,加強政策支持,調動社會培訓機構參與培訓的積極性。首先,政府大力宣傳培訓機構的社會服務功能,鼓勵培訓機構從自身發展的角度思考開展農民工培訓的社會意義,引導其自愿為農民工服務。其次,打消培訓機構的后顧之憂,由培訓機構和用人單位簽訂農民工培訓合同。通過強化合同管理,確保農民工由用人單位優先錄用,保障農民工有較高的就業率,提升培訓機構的事業心和成就感。第三,政府遵循市場規則,運用利益杠桿的作用,允許社會培訓機構的功利性目標追求,支持各類培訓機構申請使用中央、省、市農民工培訓扶持資金,在培訓補貼、經費劃撥、場地供給、政策優惠等方面給予支持,推動其積極參與農民工培訓活動。
四、貫徹機會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為農民工提供“普惠制”就業培訓的政策便利
所謂普惠制就業培訓政策,是指以提升社會成員的就業能力為目標,對全體社會成員進行不同項目、不同等級的專業技術培訓,拓展知識結構,增強專業技能,提高就業競爭力的行動方案。該政策拒絕只面向一部分人提供特殊的免費培訓,主張對所有勞動者實施普遍性的就業扶持政策。對農民工實施普惠制就業培訓政策,體現了公平正義的價值準則,貫徹了以人為本、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的新理念,對于實現農民工的生存權和發展權,建立發展型社會福利體系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
對農民工實施普惠制就業培訓政策,首先應當以市場需求為導向確定培訓項目,開展訂單式培訓,并按技能水平發放不同層次的補貼。在這方面,可以適當借鑒遼寧省的成功做法。《遼寧省人民政府辦公廳關于深入開展普惠制就業培訓工作的通知(遼政辦發[2008]8號)》規定:對用人單位急需或已簽訂勞務輸出意向協議的普惠制就業培訓,鼓勵采用“快速通道”辦法開展訂單培訓。一般專業工種就業培訓,每課時每人補貼3元;第二產業等專業工種的初中級培訓,補貼標準為每人每課時5元;高技能培訓補貼標準為每人每課時10元;創業培訓補貼,按每人每課時10元執行。對農村轉移勞動力普惠制就業培訓實行定額培訓補貼辦法[5]。該普惠制就業培訓政策取得明顯成效,對于減輕農民工培訓負擔,穩定就業形勢,提高農民工就業率,起到了積極作用。
其次,在對農民工開展普惠制就業培訓工作的過程中,對那些年齡偏大、身體殘疾、處于低保邊緣、零就業的農民工,同樣要安排他們參加培訓,提高職業技能。他們如能通過初次職業技能鑒定,取得職業資格證書,則給予一次性職業技能鑒定補貼;對生活確有困難、居住偏遠的農民工,根據當地生活水平狀況,在餐費、交通費等方面給予適當補貼;對已享受過免費培訓的農民工,一年內未就業,或雖然就業但工資收入低于當地最低工資標準的,還可以再享受一次以提高就業收入為目標的免費技能培訓。
第三,創設理論與實踐相聯系,就業培訓與職業推薦相結合的政策機制。為了使農民工將所學的知識在實踐中得到檢驗和發展,建立校企合一的辦學實體是一個理想的選擇。其一,寧缺毋濫,打造精品,對普惠制就業培訓機構實施嚴格的準入機制。其二,在企業設立農民工實訓基地,聘請企業中優秀的技師、工程師擔任實訓教師,讓農民工學到真正管用的本領。該方案為消除知識學習與技能運用相分離、理論與實踐相脫節的現象提供了調整的方向和坐標。其三,學習的目的在于應用,應將對農民工的培訓與職業推薦結合起來。培訓機構可以利用網絡技術,搭建勞動力市場資源信息管理平臺,密切跟蹤當前或預期勞動力市場供求情況,在開展訂單式培訓的同時,為農民工提供就業咨詢服務,并盡量將農民工推薦到合適的工作崗位上去。
五、基于系統論的視野,構建全方位、多角度的農民工培訓配套政策支持
系統論最初是由美籍奧地利生物學家L.貝塔朗菲創立的,是人們認識事物、進行科學研究的重要方法論。“系統論方法就是從系統的觀點出發,綜合地、精確地考察系統與要素、要素與要素、系統與環境的關系,以實現整體最優化的一種方法。”
按照系統論的觀點,任何一個系統都應有明確的目的性,系統的目的是整合系統各個要素的關鍵。農民工培訓政策體系的目的是促進農民工人文素養的提升、道德修養的完善、職業技能的提高,實現農民工的全面發展。該目標定位具有規劃未來、引領發展的作用,屬于農民工培訓的“上層建筑”或“頂層設計”。農民工培訓的財政支持、信息建設、國家資格框架等都要在農民工培訓政策目標定位中求解。只有這樣,才能提高農民工培訓的適切性、自洽性、可行性與有效性。
(一)加強對農民工培訓的財政支持,推行“培訓券”、“一卡通”的農民工培訓政策便利
為創新農民工培訓的經費投入機制,可推行“培訓券制度”,即國家將用于培訓的公共經費以憑證的形式直接發給培訓者本人,培訓者憑券自主挑選培訓機構,并以券沖抵培訓費用,然后培訓機構憑券向政府申請支付補貼。“培訓券制使政府對農民工培訓的經費撥付,轉化為受益者對教育(培訓)服務的購買力和看得見的福利,市場的資源配置作用和政府的政策導向功能并舉。”
目前,培訓券制度在一定范圍內得到較好地試點與推行。培訓券是一種代金券,可分為就業培訓券和創業培訓券兩類。符合條件人員到戶口所在地的鄉鎮(街道)勞動保障事務所申領培訓券,可根據自身需求,自主選擇培訓定點機構和專業,憑持券面值抵扣培訓費用。例如,陜西省規定,“《就業培訓券》和《創業培訓券》由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統一印制,省財政廳監制,在全省培訓定點機構內通用。根據培訓專業的不同,《就業培訓券》面值分別為600元、480元、360元三種,《創業培訓券》面值為600元。《就業培訓券》和《創業培訓券》面值只含培訓部分,對按規定培訓合格的按面值全額兌付。”培訓券制度靈活、便捷、規范,賦予農民工自主選擇培訓機構的機會,有助于吸引更多的農民工積極參加培訓。同時,該制度將競爭機制引入培訓活動中,給培訓機構帶來空前的壓力,能夠督促其提高培訓質量,打造良好的培訓品牌,以吸引更多的農民工參與培訓活動。
(二)加快推進農民工培訓信息化進程,建立全國性人才需求、就業崗位和培訓信息平臺
由中央和地方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部門牽頭,委托高校、科研院所和社會中介機構對全國就業情況進行調研,定期人才需求信息報告,建立國家和各省人才信息網絡平臺,引導培訓方向,促進就業市場的有序流動。各地加快建立農民工培訓信息中心、務工人員聯絡中心、政策法規宣傳中心、教育資源整合中心、企業培訓服務中心,推動農民工培訓工作走向深入,為農民工參加培訓,獲得就業就會提供良好的信息服務。
(三)建立和完善國家資格框架,提高勞動力市場規范性和統一性
國家資格框架制度可以為接受培訓的農民工提供一條“橫向貫通、縱向銜接”的終身發展之路。在完整的國家資格框架下,農民工培訓和義務教育能夠更好地銜接,彈性學制和靈活教學制度能夠緊密結合。“國家資格框架能夠實現不同學習系統的對接和不同系統資格的等值互認,這對于受訓者的未來發展及終身發展也是有益的。”對國家職業資格框架的重大改革對許多人的生活和工作都將產生重大影響,它不僅能夠減少制度性、體制,銜接各個層次、各種類型的教育與培訓,而且對于規范勞動力市場,促進勞動力的流動,建立靈活、統一的勞動力市場有著重要作用。
(四)不斷完善立法和相關配套制度,消除城鄉有別的政策歧視,清除部門分割的政策障礙
農民工培訓活動的開展,離不開法律的制約、政策的引導和制度的規范。推進農民工培訓工作,應加強國家和地方立法,協調勞動部門和教育部門的關系,理順勞動力輸出地和輸入地的關系,并在土地政策、戶籍政策、子女上學政策、就業政策、社會保障政策等系列政策方面做出改革和調整,進一步消除城鄉分隔的體制,以保證農民工在制度轉型過程中享有更多的培訓機會,降低心理成本,提高接受培訓的積極性。
六、提升培訓質量和效果,健全農民工培訓評估與監控的政策保障
提高農民工培訓的質量和效果,必須以完備的評估和監控政策作為保障。我國的農民工培訓具有培訓類型紛繁復雜、培訓內容動態多變、投資主體多元參與、培訓成員來源多樣的特點,農民工培訓的質量和效果很容易受到不確定因素的影響。以往對農民工培訓質量和效果的評估側重于資金投入、師資情況、培訓人數等量的方面,而對培訓的實效性、培訓資質、培訓質量等方面的評估和監管關注不夠。因此,制定行之有效的農民工培訓評價和監控政策已成為當務之急。
(一)在國家層面建立與應用型人才培養目標相協調、適應時代特點的培訓質量評估制度
從某種意義上講,確定培訓所應達到的質量標準,建立和完善國家對農民工培訓質量的宏觀評估和監控機制,有助于為農民工培訓提供決策信息參考,提高培訓項目的管理水平,優化培訓項目的資源配置。當前,政府主管部門應對精英教育的質量評估標準進行理性反思,從受訓人員的滿意度、培訓質量和效果、技能鑒定、職業道德、勞動保護等方面細化考核指標,健全培訓課程和培訓管理的質量評估體系。在質量評估和檢查過程中,政府主管部門如果發現培訓機構的培訓質量不符合標準,責令其整改,整改后仍不達標的,則嚴格取締其農民工培訓資格。
(二)推行競爭擇優機制,建立農民工培訓機構市場準入制度
農民工培訓項目的主管部門負責制定培訓機構資質認證標準,加強對農民工培訓機構的資格資質審查。農民工培訓機構由各培訓項目的政府主管部門提出,同級財政部門按照政府采購程序組織專家評審,實行公開招標確定。招標確定的農民工培訓機構要進行公示,接受社會監督,并報上級主管部門備案。
(三)樹立質量為本的理念,構建農民工培訓質量監控政策
1.建立農民工培訓質量督導制度。成立由專家、教授組成的應用型人才培養培訓督導組,監督培訓全過程。建立農民工培訓專家聽課制度,由專家深入培訓第一線,了解培訓進展情況,一旦發現問題,及時加以解決。
2.健全農民工培訓監管責任制度。政府就業服務管理部門應將培訓質量的監管責任落實到人,由分管領導干部承擔監管任務,并對培訓質量情況承擔督導責任。
3.實施農民工培訓質量與經費劃撥掛鉤制度。在農民工培訓質量的監管工作中,政府督導人員一旦發現培訓機構存在敷衍塞責、弄虛作假、動機不純、疲于應付而導致培訓質量低劣的情形時,即按有關規定暫停撥付培訓經費。對于培訓質量不達標的培訓機構,政府部門應當責令其進行工作整改,只有當培訓機構的培訓質量符合規定的標準和要求時,才恢復向其發放培訓經費或補貼。
(四)健全對培訓資金的全方位監管制度,確保培訓資金被正當合理地使用
1.規范培訓資金申領程序,嚴格執行對培訓補貼對象的審核和監管。建立享受培訓補貼政策人員、單位的基礎信息數據庫,以有效甄別培訓補貼申請材料的真實性,防止出現冒領行為。
2.強化培訓資金監管責任意識。對農民工培訓經費進行專項管理,建立培訓基金賬戶,嚴防職業院校與有關機構合謀套取培訓資金現象的發生。培訓資金的使用管理情況應向社會公開,對有虛報、套取、私分、截留、挪用培訓補貼資金等行為的單位和個人,將按照誰審批誰負責的原則,追究相關單位和人員的責任。
3.重點監管培訓券的使用。對培訓券一律實行實名制管理,并在人力資源市場網上進行公示。嚴防轉讓、低價收購、偽造培訓券、弄虛作假騙取培訓補貼的行為發生,對發生的違規問題要嚴肅查處。
【關鍵詞】主體 云計算 產業化 系統動力學
中圖分類號:TG333.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914X(2013)35-204-01
0引言
目前國內外對云計算作出了大量研究,對于云計算的發展現狀、關鍵技術、安全風險等研究取得了豐碩成果,但對于云計算產業化的研究還較為缺乏,尤其是將云計算產業化視作一個動態演化過程的研究并不多見;對云計算的研究還停留在初級階段,得到具有實踐性和可操作性結論的文獻資料還較少。系統動力學被譽為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實驗室,運用系統動力學分析方法建立的模型能夠充分反映系統的非線性結構和動態變化趨勢。實施主體是云計算產業化過程中各項事物發展的提供者,在系統模型中起著核心作用[2],雖然有從主體角度研究高新技術產業化的,但從主體出發建立云計算產業化系統模型,并從系統動力學角度來探討主體的作用及其關系的文獻缺乏。
1 基于主體的云計算產業化系統的概念
云計算產業化系統的主體主要包括政府政策支持、高校和科研機構技術支持、投資機構資金支持、企業的綜合管理支持、消費者的市場支持,這些主體要素的活動及其相關之間的互動關系,促使產業化活動的成功。
2 基于系統動力學研究的理論基礎
系統動力學綜合了信息論、決策論、反饋控制論、系統論、計算機仿真及系統分析方法,是一種處理復雜問題、定性與定量研究相結合的系統方法。它強調以系統思維的方式來分析問題與解決問題,通過因果反饋關系描述系統的動態復雜性,特別適合于解決經濟、社會、生態等非線性復雜大系統問題,以幫助人們了解系統動態行為的結構性原因[3]。
3 基于主體的云計算產業化系統動力學模型
3.1 科研主體子系統
本文的科研主體包括高校和科研機構,兩者的研究活動一致,包含云計算的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即虛擬化技術、分布式存儲等云計算主要基礎技術的研究與開發。
應云計算發展趨勢的要求,政府加大對云計算研究的支持,從而使高校和科研機構的研究人員注重對相關課題的申報,增加云計算的科研人數和科研項目數量,使科研成果(論文和專利)數量大大增加。企業可以通過與科研主體的合作,使科研機構有充足的資金進行基礎研究,并將科研機構的成果轉移到企業。同時,風險基金組織看到技術成果的利潤前景,加大與科研機構的合作。反過來,當企業和風險基金組織對科研主體合作力度增強時,政府就會減少財政支持,使得科研機構的成果有更多的市場應用前景,不局限于研究課題。
3.2 投資主體子系統
投資主體主要指企業和高校外部融資機構,主要包括政府投資、銀行貸款和風險投資機構的融資,其中銀行貸款和風險投資機構對政府起著負反饋的作用投資的主要目的是使云計算規模化發展,獲取高額利潤和效益,這里的投資具有“高投入、高風險、高回報”的特點。
3.3 企業主體子系統
云計算作為高新技術,企業在其發展中起著核心作用,順應國內外互聯網發展趨勢,調查消費者需求,與科研機構聯合,吸收資金,將基礎技術應用于云計算服務商品的開發中,并進行大規模推廣,提高云計算商品的市場占有率。
從商業的角度,成功的產業化必備的要素包括市場規模,市場潛力和經濟光景[5]。對于云計算來說,要從互聯網發展的趨勢入手,使得消費者對于云計算相關技術的應用更加廣泛,隨著消費者需求不斷增強,市場占有率不斷提高,更多企業開始轉向云計算產品的研究開發,投資力度加大,獲取高額利潤。相反,利潤增高使成本不斷降低 ,逐漸有企業推出市場,從而形成負反饋作用。
3.4 動力學模型及分析
云計算產業化發展的過程包含多個連接在一起的正負反饋回路,連接方式的不同,導致了產業化發展系統的復雜成長特性。云計算產業化系統分析框架表明,產業化發展的過程實際上是其內部促進發展和環境條件限制其發展的正、負反饋機制共同作用的結果。當促進產業化發展的正反饋起主導作用時,云計算加速產業化發展;當限制產業化發展的負反饋起主導作用時,新興技術產業化進程放緩。
為了實現云計算產業化健康發展,必須在科研主體、投資主體和企業主體3個系統中對各因素間的相互作用機制進行定性和定量研究,得出因素間相互作用和影響的規律,從而把握云計算產業化的發展規律。通過對模型動態過程的研究,可以找到促進云計算發展的內在驅動力,以及限制云計算發展的瓶頸,從而降低產業化內部能量的消耗,提高產業化效率。通過對模型中重要因素的動態分析,可以考察實現云計算產業化的優化路徑,為云計算產業化發展提供完善的產業化政策建議和解決方案。
4 結語
本文在研究云計算產業化路徑和相關主體的基礎下,提出基于主體的云計算產業化系統的概念及其特征,在對云計算產業化機制進行細致思考后,借鑒系統動力學的研究方法,主要針對科研主體、投資主體和企業主體分別建立分析模型,并對模型的內部關系和運行機制進行詳細闡述。最后對3個子系統之間的因果關系進行分析,建立3個主體之間的系統運行模型。本文的研究為定性分析云計算產業化提供了理論依據,也為進一步定量研究產業化投入產出、制定相關發展政策奠定了基礎。
接下來,將以此研究為基礎,根據主體要素之間的關系及內部運行機制,建立數學模型,調研相關數據,通過各種分析方法描述變量關系,并應用netlogo仿真軟件對模型進行模擬,為云計算產業化發展提出指導性建議。
參考文獻:
[1]詹洪文.云計算核心技術及其產業化淺析[J].高新技術產業發展,2011:30.
摘 要:城中村是我國城市化發展到特定階段形成的一種特殊的社區類型。目前對改造環境下城中村金融借貸的風險分析研究較少。論文就城中村的發展、改造的現狀、金融借貸問題及其風險分析與控制進行了分析,給出了相應的控制方法和建議,可為實際工程應用參考。
關鍵詞:城中村;改造;金融;借貸;風險
引言
城中村不僅是一種居住形態,更是一種組織形態、社會形態、經濟形態[1].從時間跨度上,城中村是農村城市化進程中實現城鄉一體化的一個階段;從空間跨度上,城中村是城市范圍內的村莊,具有非城非村亦城亦村的特征.隨著城市的不斷發展、完善,城中村的形成、發展也衍生了一系列的問題,引起了眾多的研究學者的廣泛關注。城中村是我國城市化發展到特定階段的產物,是城市化的農民及集體經濟組織自身參與市場、發展形成的一種特殊的社區類型。目前關于城中村現象及其問題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對城中村產生的原因、經濟和社會特征、引發的問題及整治或改造方案等的探討,通過資料調研,本文主要針對改造環境下城中村金融借貸的風險問題進行分析研究。
1.城中村改造的現狀
1.1城中村改造的背景
我國城市化進程的快速發展是城中村形成的客觀原因[4].在城市化過程中,為了擴大城市規模,征用城郊農村土地,逐漸將一部分村落包圍在建成區內,隨著城市規模的持續快速擴張,城市的耕地被征收,而當地的農民仍然留在原居住地,并且保有一部分供他們建房居住的宅基地,形成一種城市包圍農村的態勢,原有村莊不能得到及時的改造升級,進而形成了城中村.
據預測,十二五期間,我國的城市化率將突破50%,意味著中國的城市化將迎來新一輪跳躍式的發展時期.在城市化過程中,城市政府征用城郊農村土地,要平衡政府,村民,村集體和開發商等各方利益.村民與公司作為獨立的經濟實體,也具備追求收益最大化的要求.在城中村形成社區實體過程中,其重要的經濟原因是社區大眾經濟起到了關鍵的作用.城中村的城市化進程,既反映了村民生活方式轉型的過程,也是社區大眾經濟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過程.社區大眾經濟奠定了凝聚社區的經濟基礎.社區大眾經濟存在與發展,使得社區治理完善,居民生活改善,農村傳統歷史文化保護也有了經濟上支持,并推進原村社區居民為邊界的共同生活體發展。
1.2城中村的改造現狀
近些年來,我國不少的大城市及沿海發達城市都不同程度地面臨著城中村問題的困擾,有關研究將城中村的改造歸結為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至20世紀90年代中期和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城中村是城市地域擴張的一種自然延伸,但是這些村莊基礎設施建設、商業氛圍、配套服務設施等都較落后.第二階段城中村坐落在繁華都市之中,成為轉型中的傳統農村社區與城市社區的混合體,社區結構復雜,管理難度大,成為阻礙城市發展的原因之一.
不同城市城中村改造數量對比見表1.數據表明,城市快速的發展,城市周邊村莊悄然的進入到了城市,形成了中國獨有的“城中村”.城中村是我國城市化進程中的一種特殊的地域現象,是在特定的歷史、經濟、社會、文化、政策背景下形成的非完全城市化的產物。
2.城中村改造金融借貸問題分析
2.1城中村改造的資金鏈分析
城中村改造過程中,資金是最重要的.而這其中,資金鏈的建立和良性的發展顯得尤為關鍵和重要.城中村改造資金鏈關系見圖1。
由圖可以看出,城中村改造資金鏈是由城中村改造借方和城中村改造貸方共同建立形成的,沒有單一借方資金鏈,也沒有單一的貸方資金鏈.
2.2城中村改造的金融借方問題
現有的農村信用社已經難以滿足農村發展和農民生產的需要,但同時,農村的民間借貸情況[5],也就是非體制內的金融活動異常活躍的存在于農村地區,這樣的情況不但會影響國家宏觀經濟調控的效果,同時也會增加社會風險,并且,存在于民間的借貸行為利率一般遠遠超過銀行的貸款利率,給農民增加了負擔,也影響著農業的發展。全國各地經濟發展差異明顯,而存在于民間的借貸行為也是各不相同,但是它們都有一個共同點,也就是在農村金融市場中占據著巨大份額,與體制內的金融形成了競爭。
2.3城中村改造的金融貸方問題
在交易之前,金融機構需要對借款人進行有效篩選,由于缺乏對借款人所投資對象的各項信息,金融機構難以對各種不同借款人的收益差異進行了解,總是習慣性偏向于積極性的借款人,但這些申請貸款積極的人恰是存在較大違約風險的群體,這在無形中加大了存在的違約風險,由于金融機構不能及時、完全的了解各項信息,所以在借貸的過程中,利率就成為了一種檢測信號和機制,但這樣的方式反而會導致優質品被劣質品所驅逐,提高借款人的實際利率,會增加違約風險,因為實際利率提高后,接受貸款人出價的為風險偏好型借款人,而風險回避型的借款人會選擇退出申請隊伍,形成所謂的“逆向選擇”。總之,信息不對稱通過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增加了交易活動中的信息成本,成為信貸風險的重要來源。
3.城中村金融借貸的風險分析與控制
3.1城中村金融借貸問題的風險體現
城中村金融借貸風險的分類見表2。
信用風險是指資金借貸過程中或賒銷過程中債權人可能遭受違約償還以及其他損失的可能性。信用風險是金融機構面臨的主要風險。由于經濟的薄弱性和信用客戶的復雜多樣性,以及金融生態環境不佳等多種因素的影響,客戶的信用意識普遍較差,信用風險相當嚴重,我國農村普遍缺乏一個良好的信用環境體系;監管風險是指由于金融機構數量多,銀監機構的監管能力有限,而帶來金融機構在經營管理過程中出現的風險;政策風險是指政府的經濟金融政策和政府的行政行為對金融機構造成的風險;操作風險是由內部程序、人員、系統的不當與失誤或外部事件沖擊所造成直接或間接損失的風險;內控風險是指金融機構內部相關風險控制制度、管理流程、監督方式以及核算方式、業務處理流程等內控管理基本制度不完善,操作性不強,導致金融機構經營中出現風險.由于大多數農村新型金融組織受業務規模的限制,為控制機構經營成本,不能建立完善的組織結構和健全的內部控制制度,使金融機構的風險進一步擴大;盈利風險是金融組織由于管理水平不高導致操作失誤造成意外和面臨農戶分散、貸款筆數多且額度小,對分散的單筆貸款的信息采集成本和操作費用呈現出雙高而造成的風險.有關統計表明,小額貸款也很難盈利;流動性風險是指商業銀行無力為負債的減少或資產的增加提供融資而造成損失或破產的風險,是指經濟主體由于金融資產的流動性的不確定性變動而遭受經濟損失的可能性。
3.2應對的措施與方法
基于上述分析,城中村改造的金融借貸問題解決應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3.2.1爭取政府支持,改善政策環境.完善政策引導農村新型金融組織發展;優化農村信用環境;完善農業保險體系;加快農村信用擔保保障體系建設。
3.2.2科學審慎監管,提高監管水平.嚴格市場準入條件;明確的監管目標定位;科學的監管制度安排;加強風險控制能力;完善監管和政策扶持機制。
3.2.3強化法制建設,完善制度.健全風險管理程序,提供法律保障平臺.加強農村信用的法制建設,完善農村抵押權制度,構建風險控制政策和程序體系。
4.結語
當前我國進入城市高速發展的時期,城中村作為重要的組成部分得到了更多的關注和重視,尤其是城中村改造過程中的資金問題,不僅關系著城中村改造的效果,也關系城中村的社會經濟穩定.本文系統論述了城中村發展、改造現狀以及城中村改造環境下金融借貸的風險,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針對金融借貸風險的應對措施和方法,可為實際應用參考。
(作者單位:1.鄭州大學建筑學院;2.中國人民95995部隊;3.鄭州大學水利與環境學院;4.河南省澠池縣農村商業銀行)
參考文獻:
[1] 郭斌,宋波.開發性金融對西安市城中村改造的啟示[J].建筑經濟.2009(4):64-67.
[2] 吳修國.城中村改造的金融服務[J].中國地產市場.2013(4):62-63.
[3] 崔慧霞.城市化進程中的農村合作金融轉型―以廣州市為例[J].農村金融研究.2011(1):73-77.
[4] 付名.民間借貸風險監管法律制度研究[D].[碩士學位論文].遼寧大學,2013.
一、匯率制度與經濟增長
一般來說,固定匯率制度的支持者認為,長期穩定的匯率水平有助于人們建立穩定的
預期,為國內外投資者的決策制定提供一個確切的基礎,促進國際貿易和跨國投資的發展;而未來匯率變動的不確定性會對投資決策制定產生負面影響,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制約國際貿易和投資。雖然企業可以在遠期外匯市場上和期貨市場上進行對沖操作以規避風險,但這意味著交易成本的上升。在發展中國家中,由于外匯市場不成熟,套利渠道的相對缺乏,它們在浮動匯率面前尤其顯得束手無策。極端的易變性意味著貨幣錯配(CurrencyMisalignment)仍然發生,而這將導致資源配置不當,減少投資和外貿,引起經濟增速降低,這對于缺乏遠期套期保值的國家來說尤其如此(BirdandRajan,2001)。
而浮動匯率制度的倡導者聲稱,作為本國貨幣的外國價格,匯率可以在外匯市場上由供求決定,由市場力量決定的價格信號往往是最優的,有利于經濟資源的有效配置。同時,很多經驗研究證明,匯率的短期易變性對于貿易的影響是極小的。而且,被觀測到的匯率易變性可能是不可避免的實際風險。即使該風險在外匯市場受到壓制,它也會在其他場合以更不令人愉快的方式爆發出來(Frankel,1996)。(例如,美國為避免因實際供求因素導致的美元升值的措施,可能會引發通貨膨脹。)
匯率制度選擇的中間派和靈活派則認為,匯率變動對產出的影響是不確定的,而且可能與經濟實體的特點及初始條件有關。因此,應對外部沖擊的合適政策應該是具有本國特色的政策(ChangandVelasco,1999)。
二、匯率制度與通貨膨脹
實施釘住匯率制可以約束釘住國政府貨幣政策。當釘住國的通脹率與被釘住國的通脹率嚴重背離時,資本的跨國流動將使釘住國貨幣面臨貶值或升值壓力。若釘住國通脹率顯著高于被釘住國,資本外流將造成貶值壓力,為了維持釘住匯率制將減少甚至耗盡其外匯儲備。所以這種約束可以看成是一種貨幣紀律。理論和經驗分析給出三個理由,證明釘住匯率制度能有效遏制通貨膨脹:(1)釘住匯率建立了清晰的、可操作的目標,同時捆住了政府的手,使得政府反通脹的承諾更加可信;(2)釘住匯率可以幫助價格和工資制定者圍繞一個新的低通脹均衡協調它們的行動和預期;(3)釘住匯率制度提供了一個方便的渠道,使得家庭和企業能夠在高通脹時期渡過后,將它們從海外撤回的離岸資產轉化為本幣資產。(在浮動匯率制下,沒有這樣能重建本幣資產的自動機制,因為央行沒有義務購買撤回本國的以外幣計值的資本)(Bruno,1995)。
浮動匯率制下反通脹措施的緊縮性比固定匯率制下更強(通常導致過高的實際利率和
本幣高估),因此浮動匯率制下很多穩定措施都失敗了。即使在浮動匯率制下反通脹措施能取得成功,成本也明顯比在釘住匯率制下高。以波羅的海沿岸的兩個鄰國為例,愛沙尼亞采用了貨幣局制度,拉脫維亞早期采用了浮動匯率制度。兩國都成功地結束了轉軌時期的高通脹,但拉脫維亞經歷了一次更深更持久的衰退。根據歐洲復興開發銀行的資料,愛沙尼亞在1993、1994、1995年的年均GDP增長率為-7%、6%、6%,而拉脫維亞的同期增長率為-15%、2%、1%;更有意思的是,拉脫維亞在1994年上半年采用了釘住匯率制(Sachs,1996)。
三、匯率制度與匯率的波動與背離
資本流動性的增大容易產生匯率的波動性和背離問題。由于可以通過市場消除與不確定性相關的即期匯率波動,所以匯率的波動性并不是個嚴重問題。背離比波動性更嚴重,因為持續的高估對經濟的長期競爭力和就業有重要影響。相對價格的變化可能引發高成本的資源配置。Meershwam(1989)證明,匯率持續性高估可能導致競爭力的永久損失。
在固定匯率制下,均衡匯率的制定是一個難題,中央銀行并不比市場更“英明”。市場總是在發展變化,而均衡匯率的調整總是滯后于市場需求的變動。因此,固定匯率制雖然避免了匯率波動性問題,卻面臨匯率的背離問題。
在浮動匯率制下,由于貨幣市場的調整速度快于商品市場的調整速度,存在匯率超調(Overshooting)的問題,從而導致匯率可能長時間處于沒有經濟基本面支撐的水平。此外,投機者的套匯與套利行為可能加大名義匯率的波動幅度。
未實行釘住貨幣時實際匯率的變動幅度遠遠大于實行釘住匯率時的幅度。同樣,名義匯率與實際匯率的偏差在未實行釘住時也比實行釘住時大得多(除了被釘住的貨幣處于一系列廣泛的管制情況以外)。實際匯率這樣大的變動幅度恰恰說明了名義匯率的變動幅度要遠遠大于同時期的通貨膨脹率差異變動。20世紀20年代以及70、80年代的浮動匯率制度都有一個典型的特征,即“善惡循環”。各國貨幣在經歷超過正常水平的通貨膨脹后,其貨幣貶值速度和幅度都超過了由通貨膨脹率差異決定的長期均衡水平,然后開始升值,貨幣的升值也超過了長期均衡水平。貨幣快速貶值削弱了貨幣當局穩定金融的能力,并增加了達到金融穩定的難度(阿里巴,2000)。
在浮動匯率制下,當國際貨幣市場上出現明顯的不均衡時,投資者就會轉移資金以獲取利潤,這將導致實際利率的變動,于是預期利率的變化就會產生很大的結構性影響。預期利率變動而引起的實際利率變動將影響長期資本運動的形式。為了國際貨幣市場的均衡而發生的即期利率變動,將會引起國際資本市場的不均衡(Aliber,1988)。
四、匯率制度與內外沖擊
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國際市場價格信號劇烈波動的情況時有發生,而浮動匯率可以起到“屏蔽”作用,能夠較快地調整以“絕緣”外生性沖擊造成的影響。對外貿易的商品價格波動越大,匯率浮動的可能性越大,因為浮動匯率有助于隔絕外國價格的動蕩對國內價格的沖擊(梅爾文,1991)。
弗里德曼(Friedman,1953)認為,與固定匯率制度相比,浮動匯率制度最大的優勢在于,即使名義剛性存在,后者仍能很好的調整經濟以應對實際的貿易沖擊。實證分析表明,在發展中國家,彈性匯率制度能更好的使經濟體避免受實際干擾的影響。浮動匯率在貿易沖擊形成后,能更好地調整實際產出。人們似乎不必擔心浮動匯率對貿易沖擊的影響,因為當受到負面沖擊的影響時,浮動匯率制度可以使名義匯率相應的貶值。
弗里德曼同時認為,如果價格輕微波動,那么改變名義匯率以應對實際匯率調整的沖
擊,與商品和勞務市場的過度需求推動名義價格下降相比,所需要的時間更短、成本更低。
如果沖擊是真實的,從理論上說,浮動匯率制度仍是更有效的選擇。實際上,實行浮動匯率制最大的優勢在于它能給予實際的沖擊以平穩、適當的調整。當國內價格是粘性的,那么為應付沖擊而發生的改變是緩慢的,一個負面的實際沖擊(如出口需求或貿易的下降)會導致名義匯率的貶值。對貿易品的需求減少時,匯率貶值會降低貿易品的相對價格,并因此而部分地彌補負面沖擊帶來的不利影響。而且,在出口商品的名義價格下降時,名義貶值會增加其國內價格,這又有利于經濟得到一個更平穩的調整。也就是說,在彈性匯率制度下,匯率起著自動穩定器的作用。
另一方面,固定匯率制度則不得不依賴國內價格的緩慢改變以走出蕭條。換句話說,釘住匯率制度必須承受負面沖擊帶來的影響。而且,中央銀行必須阻止本幣貶值,否則用外幣購買本幣將會導致貶值發生。這是一種內在的緊縮,它會引起就業率大幅度的下滑。對20世紀20年代至90年代的英國和阿根廷來說,為重新安排相對價格,渡過漫長而痛苦的緊縮時期是必要的,這也意味著保持固定的名義匯率要付出代價。
浮動匯率制度平息沖擊的另一種方式是實行獨立的貨幣政策。當實際的負面沖擊存在時,政府能夠采取措施減輕衰退。在彈性匯率制度下,國家可以通過貨幣擴張的方式來應對沖擊。而在固定匯率制度下,貨幣的增加只意味著儲備的外流而對產出沒有任何影響。
但是,固定匯率可以更好地處理內部沖擊,如通脹率或利率的暫時性變動等,外匯儲備的增減可以作為一種緩沖器,以避免匯率的無謂頻繁波動。國內貨幣供應量的變動越大,釘住匯率的可能性越大,因為國際貨幣的流動是一種減震器,它可以減少國內貨幣供應的變動對國內價格的影響。如果實行固定匯率,國內貨幣的過量供應會使資本外流,因為部分超額貨幣可以通過國際收支赤字來消除。在浮動匯率下,過多的貨幣供應量仍然滯留在國內,并使國內貨幣貶值(梅爾文,1991)。
不同匯率制度相對優勢的存在,是以影響經濟體的沖擊的特征為基礎的。當沖擊來自國內貨幣市場,固定匯率制度會自動阻止沖擊影響實體經濟;如果確實發生了需求沖擊,在貨幣當局購買外匯儲備以阻止本幣升值的同時,貨幣供給將會增加,而實際產出不變。相反,彈性匯率制度則需要降低收入以使實際貨幣需求減少到實際貨幣供給未發生變化時的水平。因此,如果這些沖擊在經濟中占主導地位,這就是贊成固定匯率制度的一個理由。
五.匯率制度與貨幣危機、銀行危機、債務危機
固定匯率制很容易受到國際投機資本的攻擊,這是因為固定匯率不是完全置信的,投
機者認為持續高估貨幣遲早要向市場均衡匯率回歸。投機沖擊可能引發貨幣危機,迫使一國放棄固定匯率制度。本幣貶值造成持有大量未套期保值的外債的銀行和企業債務成本高企,加上央行為捍衛本幣匯率而提升本幣利率所造成的銀行利潤率下降以及企業國內債務成本升高,從而引發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
代爾蒙德和代布維格(DiamondandDybvig,1983)系統論述了固定匯率制下的清償力危機。嚴格釘住匯率制度限制了貨幣當局擴大國內信貸的能力,這可能有利于抑制通貨膨脹,但卻不利于銀行穩定。在貨幣局制度和金本位制下,國內銀行體系沒有最后貸款人。在一個銀行規模小、存款保險制度不完備的金融體系中,這可能造成自負盈虧的銀行倒閉。相關模型表明,貨幣局制度通過加大產生銀行危機的可能性來減少形成國際收支危機的可能性。因此,低通貨膨脹價格可能是金融體系不穩定所特有的現象。與貨幣局制度不同,在固定匯率制下,中央銀行愿意充當最后貸款人。但唯一的不同在于,是國際收支危機而不是銀行危機形成了。
值得指出的是,采用浮動匯率制并不意味著與危機絕緣。浮動匯率制國家也可能同時遭受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的雙重打擊。以美國為例,美國之所以能夠在經常項目長期巨額逆差的壓力下保持美元堅挺,是靠長期源源不斷流入的外國資本。而資本項目的順差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們的主觀預期和對美元的信心造成的。一旦美國經濟的放緩和美國股市泡沫經濟的破滅改變了人們對于美國經濟與美元的預期,外國資本的抽逃將對美元造成巨大的貶值壓力。為了減緩資本抽逃的沖擊,美聯儲很可能調高利率,而利率的升高會進一步加深經濟的低迷。也就是說,美國終將為其經常項目赤字付出代價,長期累積的風險終將爆發。反對彈性匯率制的另一個原因是,在發展中國家里以美元計價的債務普遍存在。那么本幣名義匯率的貶值將增加美元債務的輸送成本,并導致企業的接連破產及財政危機的發生(CalvoandReinhart,1999)。
Eichengreen和Arteta(2000)指出,經驗證明未能揭示在匯率制度和銀行危機之間存在任何聯系。近年來較為流行的“原罪論”說明,如果一個國家金融市場不完全,即一國的貨幣既不能用于國際借貸,甚至在本國市場上也不能用于長期借貸。那么一國的國內投資不是面臨貨幣錯配(借美元用于國內項目),就是面臨期限錯配(用短期貸款作長期用途)。如果出現貨幣錯配,匯率貶值將造成貸款的本幣成本上升,使企業陷入財務困境以致破產;如果出現期限錯配,利率上升也會造成借款成本的上升,使企業陷入財務困境以致破產。在這種國內金融極端脆弱的情況下,不論是采用固定匯率還是浮動匯率,都難以避免危機的爆發(張志超,2001)。
六、匯率制度與貨幣以及鑄幣稅
根據三元悖論(TheImpossibleTrinity),一國不可能同時實現資本的自由流動、固定
匯率制和獨立的貨幣政策。因此,在資本帳戶開放的前提下,一國實行釘住匯率制度意味著自己貨幣(MonetarySovereignty)的部分讓渡。在釘住國和被釘住國的商業周期和經濟結構存在顯著差異的情況下,釘住國內外平衡的任務就只能依靠單一的財政政策。但是,根據丁伯根法則(TinbergenRule),要實現一定數量的政策目的必須要有同樣數量的政策工具,單憑財政政策不能夠同時實現內部和外部均衡。根據蒙代爾分派原則(MundellAssignment),貨幣政策應該用于實現外部均衡,財政政策應該用于實現內部均衡。同時,米德沖突(Meade’sConflict)也證明,單靠財政政策本身不能同時實現內部均衡和外部均衡。此外,多恩布什等人(Dornbusch,FischerandStarz,1998)指出,財政政策具有相當長的內部時滯,這使得財政政策無法有效地實現穩定政策。因此,貨幣的讓渡實質上不僅僅是一個有關民族情感的問題,它可能會帶來一國經濟的內部或外部失衡,從這個角度來說,浮動匯率制似乎是一個更優的選擇。
但是,在資本自由流動的前提下,執行浮動匯率制度的小國的貨幣政策實際上本身就是無效的。例如,該國經濟不景氣時,為刺激投資和消費而降低利率,但本國利率和外國利率的差異將使得資本外逃發生,從而加重衰退;當該國面臨通貨膨脹的壓力時,調高利率以緊縮銀根,但國際資本的大舉流入將加劇該國的通貨膨脹。既然貨幣政策本身無效,貨幣讓渡的成本也就大大降低了。同時,只有少數工業化國家的通貨膨脹率和利率變動能夠左右國際匯率的走勢,大多數國家只是被動的價格接受者,因此匯率政策本身作為一種調節政策來說也是無效的。因此有人認為,“對于尋求穩定宏觀經濟政策的發展中國家來說,清潔浮動匯率不是好的選擇。清潔浮動匯率只能是有成熟的經濟政策的大型發達國家能夠享用的奢侈品”(Bergsten,Davanne,andJacquet,1999)。
費舍爾(Fischer,1981)指出,從鑄幣稅的角度來看,能夠允許一個國家自由決定其通貨膨脹率的匯率制度是最佳選擇,固定匯率制度是次優選擇,使用其他國家的貨幣是最差的選擇。為了滿足國際支付的需要,非儲備貨幣國家都必須持有一定數量的國際貨幣,即繳納一定數量的鑄幣稅。而在固定匯率制下,為了維持匯率穩定,中央銀行必須經常在外匯市場上進行對沖操作。這又要求中央銀行擁有比浮動匯率制下更為充足的外匯儲備,而這又意味著大量的鑄幣稅損失。在貨幣局制度下,本幣的發行以外匯儲備為基礎,鑄幣稅損失最大。
但也有一種觀點指出,由于我們沒有看見各國相互競爭以獲得儲備貨幣地位的事實,說明鑄幣稅的收益是很小的。德國、日本等國家之所以反對其貨幣成為主要儲備貨幣,是因為它們發現,國際上對儲備貨幣需求的變化會對儲備貨幣發行國的國內經濟運行產生影響(尤其是對外經濟活動所占比重高的國家)。
七、匯率制度與政治因素——信譽和時間一致性問題
一般說來,每屆政府上臺之后都想在國內外建立起信譽(Credibility)和時間一致性(Time-consistency,也稱政策延續性)。但是正如各種官僚行為理論和政治商業周期模型揭示的那樣,政府很難保持實行固定匯率政策的意愿和能力。實證研究也證明,總是存在通過改變政策而把事情辦得更好的動力,即存在時間不一致性。
對公開宣布實行的固定匯率制度進行調整的代價非常昂貴,因為這樣做將產生信譽鴻溝(CredibilityGap)和時間不一致性。從這個角度來講,最佳辦法是實行彈性匯率制(蔣鋒,2001)。Edwards(1996)發現,政治不穩定性在匯率制度選擇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越不穩定的國家越不可能選擇釘住匯率制,因為在釘住匯率制下匯率貶值的政治成本太高。
八、結論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得出的唯一準確的結論是,沒有任何匯率制度能適合所有的國家
或者在任何時期適合同一個國家。匯率制度的選擇應該取決于一國面臨的特定環境。將某種匯率制度過于普遍化(Generalizing)是非常危險的(Frankel.,2000)。
筆者在此將以上討論形成的結論總結在兩張表中:
表1固定匯率與浮動匯率的優劣對比
項目固定匯率浮動匯率
經濟增長建立穩定預期優化資源配置
遏制通貨膨脹有效或成本小無效或成本大
匯率波動和背離匯率背離匯率波動(超調)
應付內外沖擊更好地應付內部沖擊更好地應付外生性沖擊
危機貨幣危機和清償力危機信心危機引發雙重危機
貨幣和鑄幣稅喪失貨幣,難以實現內外平衡繳納更多鑄幣稅小國貨幣政策和匯率政策無效,征收鑄幣稅會帶來成本
政治因素信譽鴻溝和時間不一致性時間一致性
表2選擇固定匯率制或浮動匯率制國家的特點
固定匯率浮動匯率
規模小規模大
經濟開放經濟封閉
貿易集中貿易分散
持有外匯儲備機會成本低持有外匯儲備機會成本高
新興市場國家和轉型國家發達國家
缺乏完善的套期保值市場完善的套期保值市場
面臨的外生性沖擊較少面臨劇烈的外生性沖擊
國內貨幣供應量變化大國內貨幣供應量變化小
政治穩定政治不穩定
通貨膨脹協調通貨膨脹不協調1.
經濟增長率低經濟增長率高2.
注解:
1.邁克爾•梅爾文:《國際貨幣與金融》,上海三聯書店,1991年版
2.LevyYeyati和Sturzenegger(2001)的研究證實,在發展中國家中,實行固定匯率制的國家同較低的經濟增長率和較高的產出波動性相關聯。它們的經濟增長率比起浮動匯率制國家來平均要低1%。
參考文獻:
1)Aliber,R.Z.(1988):TheForeignExchangeValueoftheUSDollar,StickyAssetPricesandCorporateFinancialDecisions,Mimeo,Chicago
2)Bergsten,C.Fred,Davanne,OliverandJacquet,Pierre(1999):TheCaseforJointManagementofExchangeRateFlexibility,InstituteforInternationalEconomics,WorkingPaper99-9,July
3)Bird,GrahamandRajan,S.Ramkishen(2001):Banks,FinancialLiberalizationandFinancialCrisesinEmergingMarkets,WorldEconomy,Vol.24,No.7,pp.889-910
4)Bruno,Michael(1995):Inflation,GrowthandMonetaryControl:Non-linearLessonsFromCrisisandRecovery,PaoloBaffiLecturesonMoneyandFinance,Rome:Bancad’Italia
5)Calvo,GuillermoandReinhart,M.Carmen(1999):WhenCapitalFlowsCometoaSuddenStop:ConsequencesandPolicyOptions,WorkingPaper,UniversityofMaryland,June
6)Chang,RobertoandVelasco,Andres(1999):MonetaryandExchangeRatePolicywithImperfectFinancialMarkets,WorkingPaper,NewYorkUniversity,December
7)Diamond,DouglasandDybvig,Phil(1983):BankRuns,DepositInsurance,andLiquidity,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June,91(3),pp.401-419
8)Dornbusch,Rudiger,Fischer,StaleyandStarz,Richard(1998):Macroeconomics,7thEdition,IrwinMcGraw-Hill,pp.421
9)Edwards,Sebastian(1996):ExchangeRatesandthePoliticalEconomyofMacroeconomicDiscipline,AmericanEconomicReview,Vol.86,No.2,pp.159-63
10)EichengreenandArteta(2000):BankingCrisesinEmergingMarkets,EconomicJournal,110,pp.256-72
11)Fischer,Stanley(1981):SeigniorageandFixedExchangeRates:AnOptimalInflationTaxAnalysis,NBERWorkingPaperNo.783,October
12)Frankel,A.Jeffrey(1996):RecentExchange-RateExperienceandProposalsforReform,AmericanEconomicReview,Vol.86,No.2,pp.153-58
13)Frankel.J.(2000):NoSingleCurrencyRegimeisRightforAllCountriesoratAllTimes,PrincetonEssaysinInternationalFinanceNo.215(InternationalFinanceSection,PrincetonUniversity,August)
14)Friedman,Milton(1953):EssaysinPositiveEconomics,UniversityofChicagoPress
15)Meershwam,D.(1989):InternationalCapitalImbalances:theDemiseofLocalFinancial
16)Boundaries,inO’brien,R.andDatta,T.,InternationalEconomicandFinancialMarkets,OUP,Oxford
17)Mundell,A.Robert(1997):CurrencyAreas,CommonCurrencies,andEMU,AmericanEconomicReview,Vol.87,No.2,1997,pp.214-16
18)Sachs,D.Jeffrey(1996):EconomicTransitionandtheExchangeRateRegime,AmericanEconomicReview,Vol.86,No.2,pp.147-52
19)Svensson,LarsE.O.(1999):InflationTargetingasaMonetaryPolicyRule,JournalofMonetaryEconomic,June,43(3),pp.607-654
20)阿里巴(2000):匯率安排,《國際貨幣經濟學前沿問題》,中國稅務出版社
21)保羅•霍爾伍德、羅納德•麥克唐納(1996):《國際貨幣與金融》,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
22)保羅•克魯格曼(2000):“匯率的不穩定性”,北京大學出版社;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第93頁
23)蔣鋒(2001):“匯率制度的選擇”,《金融研究》,第5期,49-56頁
關鍵詞:風險管理 管理會計 風險控制
中圖分類號:F23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914(2010)07-145-02
一、風險管理會計控制系統的研究現狀
世界經濟的一體化迫使企業面臨著國內和國際兩個市場的競爭挑戰,尤其是在信息時代和管理科學現代化的今天,企業面臨的內外部環境更加復雜。如何適應環境的變化,提高抗風險能力成為企業管理者面臨的現實而又嚴峻的問題,于是風險管理被提上了日程。為了有效的管理風險,企業不僅要處理業務中存在的問題,還要時刻關注經營中的風險因素。這就需要企業各部門對風險管理有清醒的認識,充分發揮各自的職能,盡最大可能降低企業的風險。管理會計作為企業的管理控制系統,本身就具有保證資產的安全與完整,以及保持資源的有效利用的功能,在企業的風險管理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當前管理會計的研究中,并沒有針對風險控制的理論與技術的專門研究。本文以戰略管理為視角,建立風險管理會計控制系統。
目前對于風險管理會計控制系統的研究還處于初級階段,大多論著針對風險管理控制系統進行研究,可歸結為兩大派別,一類是從宏觀角度構建風險管理控制系統,將風險管理控制系統歸結為幾大部分,風險識別,風險分析與評價,風險管理控制。另一類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針對專門領域或機構進行風險控制,例如,信用風險管理控制系統的建立,項目風險管理,商業銀行風險管理系統分析等。對于將管理會計融入風險控制系統的研究,國內還很欠缺。目前西方管理會計界對人力資源會計、智慧資本會計、社會責任會計、質量會計、宏觀會計等新會計領域的研究表明,管理會計的研究和應用范圍得到了進一步擴大。此外,管理會計更加注重與風險控制相聯系的不確定性分析。管理會計的不少著作和研究論題都是圍繞戰略管理會計展開的,它將傳統的管理會計上升到戰略的高度,但對于戰略管理會計究竟應該包括哪些內容,學術界還沒有統一的說法,但有文章將其概括為五個方面:戰略目標的制定;戰略成本管理;經營投資決策;人力資源管理;風險管理。戰略管理會計已將風險管理作為其內容的一部分,說明管理會計為企業的風險管理和控制是能夠提供戰略支持的。因此建立風險管理會計控制系統是有必要的,系統的建立不僅能將風險管理具體化,而且還能豐富和完善管理會計的內容和體系,使管理會計的作用得到最大程度的發揮。
二、風險管理會計控制系統的設計基礎
進行風險管理的手段是通過分析研究,盡可能把更多社會一般認為的外部動因納入控制管理范圍,使之成為可控的內部動因,進而探索更大范圍內部動因的管理方法。顯而易見,信息的傳輸和分析、加工和處理貫穿于所有經濟管理活動的全過程,管理會計信息系統貫穿于風險管理的過程,在風險管理中占據重要地位,并承擔相應責任。如何發揮管理會計在風險管理中的作用,這就需要建立風險管理會計控制系統。風險管理會計控制系統就是將管理會計的方法和職能運用于風險管理的過程中,能更有效地控制風險,使風險盡可能降到最低的一個有序循環的整體。筆者認為,要建立此系統,必須依據一定的理論基礎,并要遵循一定的設計原則。
(一)風險管理會計控制系統建立的依據
1.系統論。系統論是研究系統的模式、性能、行為和規律的一門科學。它為人們認識各種系統的組成、結構、性能、行為和發展規律提供了一般方法論的指導。世界上的具體系統是紛繁復雜的,必須按照一定的標準,將千差萬別的系統分門別類,以便分析、研究和管理,如:教育系統、醫療衛生系統、宇航系統、通訊系統等等。如果系統與外界或它所處的外部環境有物質、能量和信息的交流,那么這個系統就是一個開放系統,否則就是一個封閉系統。系統論為建立風險管理會計控制系統提供了思維指導。
2.控制論。人們研究和認識系統的目的之一,就在于有效地控制和管理系統。控制論則為人們對系統的管理和控制提供了一般方法論的指導,它是數學、自動控制、電子技術、數理邏輯、生物科學等學科和技術相互滲透而形成的綜合性科學。基于控制論思想,可以挖掘風險管理會計控制系統中的各個組成要素,及它們之間的密切相關性和制約性。
3.管理會計信息系統。管理會計的業務處理,是利用一系列的專門方法,如按成本性態對成本分類、成本預測、變動成本法、作業成本法、標準成本法、全面預算等方法,對財務會計所提供的資料及其他有關資料進行整理、計算、對比、分析,為企業管理者提供信息。管理會計信息用于對經濟活動進行計劃、控制和評價,合理利用企業的各項資源,為促進企業價值的增值服務。管理會計的目標與風險管理的目標一致,都是為企業價值最大化服務,它所提供的信息,必定能為控制風險所利用,而且會貫穿于風險管理系統的始終。
4.風險管理流程。風險管理流程即風險識別、風險測度、風險控制三大部分,運用一定的技術方法使風險降至最低。風險管理流程并不停留在增強風險意識或測量風險程度上,它的最終目的是使企業的風險回報達到最佳化。有三種根本的辦法可以實現這一目的:一是企業有選擇的發展,二是創造利潤,三是控制負面的風險。而這三種方法都離不開管理會計所提供的預測決策信息。企業有選擇的發展,必須對市場行情,客戶資信,企業自身狀況等進行綜合考慮。創造利潤,必須針對管理會計提供的報告和報告分析進行決策。控制負面風險,要對風險有足夠的認識,劃清負面風險和正面風險的界限。控制負面風險的過程中,管理會計將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風險管理會計控制系統的設計原則
1.可行性原則。可行性要求風險管理會計控制系統的設計要從企業的實際出發,要具有可操作性,風險管理會計系統方法要簡便易行,便于管理者接受和理解,控制系統的有關指標體系內容要精練。
2.相關性原則。相關性要求風險管理會計控制系統提供的風險信息應當與企業管理者的風險管理需要相關,有助于企業管理者對企業現存的風險,以及未來的不確定性進行可靠分析并進行控制。
3.整體性原則。整體性要求風險管理會計控制系統的設計,要充分考慮風險管理會計控制系統中各要素之間的關系和影響,把各要素加以整合,以發揮管理會計在風險管理方面的最大效能。
4.權衡優化原則。權衡優化是指在選擇和實施風險管理方案時,盡可能用最小代價取得最大效果,使風險管理達到最佳程度。實現成本、收益、風險三者綜合權衡。
5.方法集成原則。方法集成要求風險管理會計控制系統要綜合應用風險管理、管理會計、管理學等相關技術方法,使集成后的系統能夠滿足管理者對風險管理的要求。
三、風險管理會計控制系統的設計
(一)風險管理會計控制系統的構成要素及其關聯關系
風險管理會計控制系統由控制系統信息源、預測中心、控制中心、評價中心三個子系統和反饋機制五個部分構成,這五個部分依據風險管理流程有機地組合在一起。
1.控制系統信息源。管理會計信息系統是風險管理會計控制系統的主要信息源,它不僅能提供以貨幣表現的財務信息,還可以提供非財務信息,這些非財務信息又可進一步分為客觀信息和主觀信息。其中客觀信息包括運營信息和實物信息,比如產品質量方面的信息和生產時間信息。主觀信息包括消費者滿意度評價、員工的能力、員工滿意度評價和新產品的表現等等。
一個企業要想有效地控制風險、降低風險并不斷地繁榮發展,必須設計和提供消費者滿意的產品和服務,建立高效率的分銷渠道,開展富有成效的市場營銷活動,快速地將產品和服務提供給消費者。盡管管理會計信息不能保證這些至關重要的活動取得成功,但是匱乏和扭曲的管理會計信息將使企業面臨嚴重的困難甚至更大的風險。所以風險管理會計控制系統必須有效利用管理會計提供的信息。
2.預測中心。預測中心主要發揮風險監測功能,通過管理會計等相關學科的技術方法和控制系統信息源,預測企業將面臨的各種風險和風險形成的潛在因素。預測中心主要完成風險識別(包括風險發現、風險分類與風險分級)、風險指標確定等工作。
3.控制中心。控制中心主要發揮風險診斷治療功能,根據預測中心提供的報告針對風險指標進行分析,并進行風險決策,采取控制措施。控制中心主要完成風險控制決策的工作。
4.評價中心。評價中心主要發揮風險保健功能,對風險決策進行評價。主要內容有:第一,風險管理決策評價。評價現時企業所面臨的風險狀況和風險管理決策執行的實際情況,驗證預測中心、控制中心所做工作的有效性,即評價風險預測及對企業抵御風險能力的分析是否正確,評價風險管理決策是否符合企業發展的需要。第二,風險管理方案實施情況評價。主要是評價風險管理各環節工作實際成績,總結各環節的經驗教訓,找出每個階段的工作對實際風險管理效益與預計風險管理效益的偏差程度。第三,風險處理技術評價。通過風險處理方案實際執行的風險指標與預測的數據對照比較,使企業進一步了解風險處理方案的實際情況,找出存在的差距,檢驗風險處理方案設計的正確程度,為新風險處理方案的評審提供依據。
5.反饋機制。反饋是系統的重要環節。評價中心基于預測中心和決策中心的成果,在完成本中心的工作后,要時刻關注信息的變化,將評價效果反饋到預測中心、決策中心以及信息源,伴隨時刻變化的信息以及企業所處環境狀況必須相應調整預測中心與決策中心的工作任務。風險管理會計控制系統必須進行循環往復的工作,才能適應動態多變的環境,從而形成了一個有序循環的系統。
(二)風險管理會計控制系統的基本模型
注:Fx――預測中心 Cy――控制中心 E――評價中心
f1――預測中心的初始階段即(風險發現)
f2――風險分類
f3――風險分級
f4――風險量化,確定指標
c1――指標分析
c2――風險決策
(序號代表預測中心的運行順序)
I――信息匯總輸入
Gm――指標匯總輸出(以報告形式)
Dn――決策匯總輸出
R――(決策、方案、技術)評價結果輸出
“-----”表示反饋過程
風險管理會計控制系統的功能迎合了管理會計的風險管理功能,風險的分析、決策與評價過程實現了控制系統的功能。風險管理會計控制系統的設計充分地體現了管理會計的系統分析、決策支持以及控制評價功能。另外作為具有反饋性的控制系統,必須進行不斷的更新調整,才能適應外部環境的變化,這也充分展示了管理會計的設計改進功能。
四、結論
本文設計的風險管理會計控制系統目前還是一個雛形,一個嘗試,其內容和結構還需要進一步完善,希望能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并能為企業控制風險,有效的管理提供全新的思路和方法。同時也希望能拓寬管理會計的領域,使其更加完整。
參考文獻:
1.李天庚.企業風險管理及控制模型研究[J].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1)
2.劉運國.管理會計前沿[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3
3.胡玉濤.供應鏈風險預警體系研究[D].武漢理工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4
關鍵詞:“關中―天水經濟區”;中小企業;信用擔保機構;DEA模型;運行效率
中圖分類號:F275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9107(2014)05-0156-05
一、文獻綜述
中小企業對于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作用顯著。但是,中小企業融資難成為制約其發展的一大瓶頸。依據沃格蘭?亞當斯[1]、布拉德肖[2]等學者的論證,信用擔保能夠增加經濟總量(GDP)及稅基、出口創匯、創造就業機會。也就是說,信用擔保是直接對社會有益的金融安排。因此,信用擔保機構建設被認為是能有效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的一項有力的舉措。我國信用擔保體系自從1998年開始建設運行至今,由于受政府政策管制等因素的影響,各類信用擔保機構的盈利空間很有限。鑒于此,國家陸續出臺了一系列優惠政策,例如,在財稅方面,加大一般性財政轉移支付,將部分公益性項目的國債轉貸資金逐步轉為撥款;在融資方面,積極引進金融機構,大力發展地方金融機構,創新融資方式,整合地方金融資源,積極推動城市商業銀行、城市信用合作社合并重組,鼓勵民營金融機構發展,支持設立小額貸款公司、擔保機構和典當公司;在投資方面,對先進制造業、高技術產業、現代農業高技術產業等基地建設給予必要的扶持,對經濟區內公益性及以公益性為主的農村基礎設施、生態環保、社會事業等領域的項目建設,逐步加大投入力度,取消或減少縣及縣以下資金配套等。隨著國家大量優惠政策對“關中―天水經濟區”的不斷“注入”,不斷發展的中小企業信用擔保機構能否成為化解經濟區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的一項有效措施?不同性質的信用擔保機構的運行效率差異如何?各種中小企業信用擔保機構對綜合技術效率的貢獻價值如何?能否為統籌科技資源改革示范基地、先進制造業重要基地、現代農業高技術產業基地、歷史文化基地建設搭建快速發展的平臺?在此,本文擬基于DEA測算方法,檢驗2010~2012年“關中―天水經濟區”五個地區的不同性質的信用擔保機構的運行效率,以期對于“關中―天水經濟區”創新組織運行機制,確保擔保業務的可持續發展格局提供參考。
斯蒂格利茨與韋斯[3]最先指出不完全信息條件下孵化的逆向選擇必然引致信貸配給,而中小企業規避因財務管理不健全而致的風險成為第三方信用機制介入的必要條件,在此逆向選擇擔保理論中論證了信用擔保機構分散雙方融資風險,化解雙方融資障礙的機理。在糾正外部性問題方面,眾多的經濟學家認為市場機制與政府干預可以達到一定程度的經濟預期。比如庇古[4]、薩繆爾森[5]等認為單靠市場機制解決問題存在不效率性,也即,政府干預非常必要,是調節市場失靈、優化實現資源配置有效手段,而為貨物流提供信用保障的信用擔保機構則為促進金融機構和中小企業間資金融通成為可能,對此,斯賓塞系統論證了信用擔保在融資過程中的可能性與有效性[6]。
關于中小企業信用擔保機構運行效率的研究,國外學者尼亥納斯[7]、百納瑞杰[8]、米歇爾[9]、列維茨基[10]、邁耶[11]等分別從交易成本、長期互助效應等視角,對擔保計劃的有效性及其與中小企業融資的長期效益進行了理論分析,他們一致認為信用擔保計劃有益于中小企業融資,運行效率的高低與信用監管機制密切相關。實證研究方面,賴丁[12]、哈塔克亞馬[13]、勞若奈斯[14]等運用觀察法分別分析了加拿大、東亞地區、歐盟地區中小企業信用擔保運行效率,指出政府支持、數據庫系統、參與規模是影響中小企業信用擔保運行效率的主要因素。以亥奈克與威勒克斯[15]、喬治?海恩[16]等為代表的學者實證研究認為,美國、加拿大的信用擔保計劃的有效性與貸款額度及行業性質有關。伊奈莎?洛夫與娜塔莉婭?麥倫克[17]在研究信用擔保的征信報告中認為,私人部門征信評估體系的發育程度決定著中小企業信用擔保機構的運行效率水平。
國內關于中小企業信用擔保機構運行效率的研究,理論研究方面,林毅夫、李永軍[18]認為信息不對稱導致中小企業信貸擔保機構信貸風險,影響中小企業信貸擔保機構信貸效率。孔劉柳[19]指出,擔保的市場化和擁有信息比較優勢是中小企業擔保機構運行效率改進的兩個必備的前提條件。其他研究者主要運用融資擔保理論剖析了影響中小企業信用擔保機構運行效率的因素,提出了政府政策性信用擔保機構、風險控制手段等因素可以促進中小企業信用擔保機構運行效率提高的觀點。實證研究方面,鄒小凡、章智[20],楊勝剛、胡海波[21]等基于信息經濟學相關理論,建立數理統計模型實證分析的結果認為,擔保抵押品與中小企業信用擔保效率密切相關。林平、袁中紅[22]論證了再擔保風險補償機制是影響中小企業信用擔保運行效率的關鍵因素。殷志軍[23]選取省域面板數據,基于DEA模型實證了三類中小企業信用擔保機構樣本的多種因素對其運行效率的影響,分析了三類擔保機構運行效率的差異性。
比較國內外相關文獻,可以看出國外文獻主要聚焦在分析影響中小企業信用擔保運行效率因素和如何提高中小企業信用擔保運行效率的指導原則兩個方面。國內文獻關于測算中小企業信用擔保運行效率的文獻很少,主要基于省域面板數據分析,而基于經濟區的面板數據分析并測算中小企業信用擔保運行效率,評價信用擔保計劃有效性的研究更為少見。鑒于此,本文擬通過建立DEA模型,選取“關中―天水經濟區”具有代表性的五個地區的不同性質的中小企業信用擔保機構樣本,測算2010~2012年“關中―天水經濟區”政策性、商業性的信用擔保效率。
二、實證分析
(一)模型與變量
為了測算“關中―天水經濟區”中小企業信用擔保的效率,本文借鑒了付庫亞納[24]論證的非參數分析法具有的優勢該方法無需對未知技術進行先驗說明,能查明生產增長的來源,提供性能改進的建議。 ,結合本研究的實際,選取了非參數法中常用以測算多種信用擔保運行效率的DEA(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方法,以期分析對比不同類型的信用擔保效率情況。DEA方法有CCR模型、BCC模型兩種。在CCR模型中,假若有n個DMUs,每個DMU均有m個投入、s個產出。若xij與yrj各表示一個DMU的第i個投入與第r個產出。μr、vi為權值,ε .ε>0,表示非阿基米德無窮小的常數。具體表示為:
時,DMU存在Pareto效率,DEA有效。也即,給定的投入不能提高DMU的產出量。有效生產前沿面是由具有最小投入與最大產出的生產點組成的Pareto有效面。但是,該模型適用的條件為規模報酬保持不變,測算的效率大小很難被發現。在BCC模型中,應用前提是規模報酬可變。與CCR模型相比,BCC模型中包含了凸約束條件:λ1+λ2+λ3+…λn=1。在一般情況下,該模型測算的純技術效率值高于CCR的測算結果,而BCC模型中的規模效率值常用以分析某一特定決策單元在規模報酬不變與規模報酬可變條件下的技術效率,假如兩者并無差異,表示決策單元的無效率與規模不相關;假如有差異,表示決策單元的無效率與規模因素存在相關性。考慮到信用擔保公司會通過增資等形式而擴大發展規模。故此項研究宜選取BCC模型進行分析。
若將綜合技術效率(ZJ)分解為規模效率(GX)與純技術效率(CJ),那么,信用擔保公司便成為DMU。依據巴勁松的“二維”觀點,即,信用擔保公司以追求自身利潤最大化、增加吸納中小企業的貸款為目的會引致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在選取衡量效率大小的投入―產出法投入―產出的定義方法有:生產法、中介法和資產法。 時,結合信用擔保公司的業務特質,選取投入變量為:從業人員數(L)、實收資本(K1)、固定資產凈值(K2)、主營業務支出(K3)。產出變量為:擔保業務收入(R1)、稅后利潤(R2)、擔保貸款總額(R3)。
(二)結果分析
考慮到“關中―天水經濟區”中的天水、寶雞、咸陽、西安、渭南是“新絲綢之路”經濟帶中國段(西段)所鏈接的重要地區,因此,本論文選取此5個重要地區作為研究樣本,采取實地調研、到陜西省金融辦相關部門采集數據資料等方法,選取每個地區5個代表性的政策性、商業性兩類信用擔保公司樣本考慮到數據的可得性,選取此兩類樣本進行分析。 ,時間段為2010~2012年根據所搜集到的數據的完整性及便于進行數據處理分析,所以,選取時間段為2010~2012年。 ,通過DEAP2.1分析軟件分別對衡量效率的投入、產出兩類變量數據處理后,其估計的結果為:
在衡量信用擔保公司自身收益的效率變量中,產出變量為擔保業務收入R1、稅后利潤R2,對兩類公司進行DEA算術平均(表1),可以看出:綜合技術效率(ZJ)差異較大。2010~2012年,政策性的信用擔保公司的綜合技術效率波動不大,而商業性的信用擔保公司的波動程度明顯,其主要原因是隨著國家對“關中―天水經濟區”建設地不斷深入,商業性信用擔保公司,尤其是商業性信用擔保公司受政策調整的影響程度較大。從ZJ的均值來看,商業性擔保公司的均值較大。效率結構方面,兩類擔保公司的規模效率(GX)均較高,其主要原因是擔保基金規模、銀保關系等技術因素是擔保公司效率得以運行的主要基礎。
衡量信用擔保公司金融附加性的效率中,將擔保貸款總額R3作為產出變量,兩類公司DEA的算術平均結果顯示(見表2):2010~2012年,兩類擔保公司的綜合技術效率ZJ差異明顯,但是,其綜合技術效率ZJ的均值年趨上升的態勢,其中,政策性的信用擔保公司的波動較大,商業性的擔保公司變化程度較小;ZJ均值方面,政策性擔保公司呈現出了金融附加性優于商業性的現象。其主要原因是從效率結構方面看,政策性的擔保公司規模效率GX較高,也即,政策性擔保公司較商業性信用擔保公司的金融附加性效率更依賴于規模效應。
將工業擔保額作為產出變量進行估算(見表3),2010~2012年,兩類信用擔保機構在綜合技術效率ZJ值差異較大。在效率結構方面,商業性擔保公司的規模效率GX值較高,其主要原因是商業性的工業擔保效率更多依靠于規模效應因素,而政策性的工業擔保效率則更多依賴于技術因素。
綜上分析表明,2010~2012年“關中―天水經濟區”的政策性與商業性信用擔保公司的運行效率均在增長,但兩者間效率差異較明顯;商業性擔保公司具有自身收益方面的效率優勢,政策性擔保公司具有金融附加性方面的效率優勢。商業性的純技術效率對于綜合技術效率的貢獻度較大,而規模效應則有待于進一步提高;政策性擔保公司部分產出變量的綜合技術效率依賴于規模效應,有些產出變量的規模效率卻依賴于純技術效應。不同類型的信用擔保公司其運行效率的影響因素各異,需要具體剖析方可有針對性地提高其運行效率。
三、結論
本文采用非參數(Nonparametric Estimation Method)方法中運用比較廣泛的DEA(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模型,對2010~2012年的“關中―天水經濟區”五個地區的政策性、商業性的信用擔保效率進行了測算分析,結果表明,隨著國家的大量優惠政策對于“關中―天水經濟區”的不斷注入,經濟區兩類信用擔保公司的運行效率有所提高,但是其效率差距較為明顯。經濟區政策性信用擔保公司具有較為顯著的規模效應,有力地促進了綜合技術效率的提升;而經濟區商業性信用擔保公司的規模效應較小,對綜合技術效率的貢獻度低。這也表明,“關中―天水經濟區”商業性信用擔保公司的發展位處初級階段。為了扶持商業信用擔保公司高效地跨過發展的初級階段,提高其規模效應,需要政府適當地增加對中小企業信用擔保機構的風險補償資金,積極發揮政府層次信用擔保協會的作用。當然,積極創新運行機制與盈利模式,規范運作、提高信用增級能力、不斷分散運營風險也必須跟進。在繼續加強對政策性信用擔保公司的風險補償政策支持力度的同時,積極探索中小企業信用再擔保機制建設,力促“關中―天水經濟區”中小企業信用擔保效率的提高,推動中小企業信用擔保業“控風險、增實力、促高效、保持續”發展目標的實現。
參考文獻:
[1]Vogel R C,dams D W.Costs and Benefits of Loan Guarantee Programs[J].The Financier,1997,4:12.
[2]Bradshaw T.The Contribution of Small Business Loan Guarantees to Development[J].Economic Development Quarterly,2002,16(4):360369.
[3]林毅夫,潘士遠.信息不對稱、逆向選擇與經濟發展[J].世界經濟,2006(1):311.
[4]Pijou Arthur C.The Ceonomics of Welfare[M].London:Macmillan and Co,1932:2433,.
[5]Paul A.Samuelson.The Pure Theory of Public Expenditure[J].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54,36(4):387389.
[6]吳祥江,胡日東.信息不對稱理論下的我國擔保機構運作模式選擇[J].宏觀經濟研究,2009(8):5161.
[7]Nihenas.Promoting Enterprise Development or Subsidizing Tradition:The Japan Credit Supplementation system[J].International Small Business Journal,1987,23:4871.
[8]Banerjee A V,Besley T,Guinnane T W.The Neighbor’s Keeper:The Design of a Credit Cooperative with Theory and a Test[J].Journal of Economics,1994,10:109.
[9]Michiel Bastiaenen,Peter van Rooij.Guarantee Funds and NGOs:Promise and Pitfalls[R].World Bank Povertyoriented Banking Working Paper No,1995(18):152.
[10] Levitsky,J.Credit Guarantee Schemes for SMEsAnSmall Enterprise Development[J].International Review,1996,8(2):417.
[11]Richard L Meyer,Greetha Nagatha mens on Sustainability of Credit Guarantee Systems[M]//The Financier,Analyses of Capital and Money Market Transactions,Special Issue on SME Credit Guarantee Schemes, 1997:100104.
[12]Allan L,Riding,George Haines,Jr.Defaulting on Loan Guarantees:Costs and Benefits of Encouraging EarilyStage Growth[J].Frontiers of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1998,19:504518.
[13]Hatekayama M Asian Guarantee System for SME,Paper Presented at Round Table of Credit Guarantee chemes[R].InterAmerican Bank,Washington DC,1996.
[14]Llorens,J.Loan Guarantee Systems for SMEs in Europe[J].The Financier,1997,4(12), 7485, .
[15]Haneoek D,Wileox J A.The Credit Crunch and the Availability of Credit to Small Business[J].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1954,22(6):9831 014.
[16]夏緒梅.基于DEA的陜西大中型工業企業技術創新效率評價及演化分析[J].西安財經學院學報,2013(6):4345.
[17]Inessa Love.Bank Policy Research Nataliya Mylenko.Credit Reporting and Financing Constraints.World Working Paper 3142[EB/OL].http://.October,2003:3133.
[18]林毅夫,李永軍.中小金融機構發展與中小企業融資[J].經濟研究,2001(1):1018.
[19]孔劉柳.信號博弈及轉軌時期商業銀行信貸行為的理論解釋[J].上海理工大學學報,2001(1):256259.
[20]鄒小凡,章智.中小企業信用擔保中逆向選擇問題的數理分析[J].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3,33(3):153157.
[21]楊勝剛,胡海波.不對稱信息下的中小企業信用擔保問題研究[J].金融研究,2006(1):118126.
[22]林平,袁中紅.信用擔保機構研究[J].金融研究,2005 (2):133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