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政治學博士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江肅京：中國大學大多數新聞學教師，都沒有長期一線的記者編輯經歷。我去高校講課，很多學生反映，專職老師講得很枯燥，從理論到理論，問實際問題常語焉不詳。媒體里新聞系畢業生比例不高，真為中國新聞學專業擔心。可否有“教師借調制”，新聞學博士畢業任教后，到媒體借調兩到三年再回去教書?

王辰瑤：今天看到幾條微博，再提新聞學教師應從業界來以及理論無用的話題。新聞教育絕對應打通和實務界的關系，包括請進來走出去，但不能把新聞學僅理解為實操技能的傳授。大家對“理論”的反感，未必是“理論”的問題，而是我們壓根沒做好。昨晚和學生討論“新聞學的想象力”，看看新聞理論應該做什么吧。(見右圖)

baohuazhou：很有價值的討論。第一要有體制和機制鼓勵學界業界互動，包括讓學生接觸最鮮活、最前沿的實操案例；第二不能貶低理論價值，因為所謂“實操”背后其實都有規范理論的支撐(價值、立場、倫理)；第三從我們職業來說，只有作出“真”的好研究，才能贏得社會尊重和職業尊嚴。

四川陳煥仁：這的確是中國新聞教育的一大問題，現在從中央到二三線城市的大學或學院，都開了新聞傳播課，新聞事業的發展當然急需要大批人才，但是現在不少人的新聞教學，從理論到理論，從書本到書本，學生畢業后很難適應新聞事業發展的實際需要，須知，新聞是一門實踐性很強的學科，必須做到理論與實際相結合。

雄海老牛：不單新聞學如此，政治學也如此。講政治者，不了解當代中國政府的運轉，當然，另一方面也是執政者不開放決策過程及相關信息所致；另一方面則是為人師者不盡本份的原因。

芮必峰：對于新聞傳播，如果實踐是鼓動的風，理論則是牽引風箏的線。實在不用厚此薄彼，爭個高下!沒有人嘲笑文學博士不會寫小說，也沒有人指責經濟學博士成不了企業家，更沒有要求政治學博士做總統。自己不會游泳的教練也能訓練出一流的游泳運動員。

主持人楊銳：傳播學有理論，但它是政治學的一個分支；中國新聞系的教師和記者隊伍需要的是新聞法，而非新聞理論。立志于新聞工作的年輕人有個性，有思想，知識結構發達和語言功底好的一定大有出息，而最關鍵的是要有社會責任感

清華史安斌：應該借鑒美國的新聞學院體制，50％的教師為流動性的practiceprofessor(1ectuer)系列，從媒體現役人員中選聘，但在中國受到人事制度的限制，尤其是綜合性大學，教育部考評的指標是博士學位的教師比例。傳媒大學實行過多年的青年教師掛職地方電視臺制度，但其體制較為獨特，在中國其他新聞學院難以推廣。

呂尚彬：最近，湖北的學界和業界的交流也升級了。武漢大學、華中科技大學、華中師范大學、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湖北大學五所高校都與湖北日報集團、湖北廣電總臺實行了雙向掛職。這一舉措，要持續實行。//張志安：一邊是新聞業界持續批評學界，一邊是大學體制限制業界人才進高校，兩難啊。

atamxia33：大一新聞采訪第一節課，老師bla完自己學術背景后我寫了個紙條給她，質疑她沒有長期媒體從業經歷，恐不能勝任實務課程。初生牛犢啊，第二節課她用了近一堂課來各種解釋。現在想想，新聞系的課程最重要的還是重塑價值。技術層面的東東很多途徑可以解決。教學與實踐脫節，新聞系不是孤例，理工科一樣很多，所以才要實習。然而，新聞系不該成為培養新聞熟練工的地方，價值選擇、新聞倫理等東東才是更為重要更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展江：業界和學界各自都要謙虛，新聞學界有此類問題。但這種簡單化的說法值得商榷，可說是老調門了。有一個媒體出身的本科學歷教授，總是說一些博士不會寫導語。我要問：寫導語難學，還是寫博士論文難?以我之見，新聞教育好壞是看有沒有恰當的價值觀，是否看到新聞學與民主法治的關聯。

網絡水手1972：想要學習新聞在學校里枯坐當然不行，但是去了新聞單位實習就發現除了技術上的東西，什么都用不上，甚至如何判斷新聞的價值都有困難，產生了多種要求之間的混沌。建議新聞學如同醫學，延長實習期，三年不長帶薪學習，這樣才能更好的體會。而學校里的課程應該縮短，老師和學生可以組織成立workshop，給新聞欄目打工。

篇(2)

潛移默化的學術訓練

我是四川師范大學中文系1978屆的本科生，1983屆的古典文學與文獻整理專業碩士生。當時我們碩士研究生指導小組以湯炳正和屈守元領銜的6位教授都是國內名師，每屆研究生畢業都請北京的王利器先生和南京大學的汴孝教授等著名學者主持答辯，還給我們作專題報告，這對開闊我們的視野和胸襟都很重要。

1986年，我考取了中國社本文由收集整理會科學院研究生院首屆明清小說專業的博士生，1989年底畢業并去了中國藝術研究院工作。我覺得自己在法國能夠繼續懷有濃厚的興趣在人文學科的諸多領域深入學習，與我先前在國內的讀博與工作經歷有著直接的關聯，所以想先談一下這段經歷。

我在國內讀博期間受到2個重要影響，一是來自我的導師陳毓羆教授，二是來自我的不同專業的博士生同學。

陳毓羆教授20世紀50年代初畢業于北京大學中文系，既后考取留蘇研究生，在莫斯科大學學習4年，師從蘇聯著名文藝理論權威專家，畢業歸國后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工作，以研究中國古典小說特別是《紅樓夢》著稱。陳教授在國內外所接受的學術訓練使他在研究方面顯示出與同行不一樣的開闊視野，對我不乏潛移默化的影響。

1978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組建研究生院，剛開始只招收碩士研究生，1983年開始招收博士生，專業覆蓋文史哲、經濟學、法學、語言學、民族學等各個領域。記得我就讀的1986屆所接觸的上下3屆各學科各領域的博士生導師都是國內各學科的一流學者，可以舉出一長串在社會學科領域為人熟知的名字。那時社科院研究生院學生不多，可以一同在食堂飯桌上吃飯，這也正是不同學科的同學交流的最好機會。這種交流使我的視野和關注已不局限于自己的古典小說專業，對社會學科領域的不同專業都有了一些了解和興趣。

在中國藝術研究院的工作也是一段影響我日后在法國對藝術產生興趣的重要經歷。當時中國藝術研究院位于北京柳蔭街恭王府內，是中國藝術門類的最高殿堂，在戲曲、美術、音樂、文藝理論、話劇、電影、曲藝等學科都匯集了各領域的的著名老學者與中青年佼佼者。我在那兒工作的時間雖僅4年（工作關系保留至1997年），但也頗有收獲。在工作及與同事的交往中，我受到了藝術學科與文化的濡染和影響，其間，我曾應邀到香港中文大學英文系做訪問學者。

負笈海外：

漫長而艱辛的求索之路

1994年初我接受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nrs）的邀請去了巴黎，在東方研究小組參與完成1項包括中國古典小說在內的東方研究計劃。從北京到巴黎，我經歷了一個新的轉折。

在巴黎工作期間，我與法國漢學家多有接觸，法國豐富的文化藝術也吸引著我，因此工作結束之后我決定留在巴黎繼續學點東西。我先是在巴黎第七大學東亞系讀東亞文明研究博士生，到第三年時，我決定轉而從頭學一些中國需要的西方學科，將來歸國才能發揮作用。那時正值我丈夫要去法國東部名城斯特拉斯堡工作，因此我也去了斯特拉斯堡繼續修讀。

斯特拉斯堡第二大學馬克·布洛克大學（2008年與該市另2所大學合并為斯特拉斯堡大學）以人文學科馳名，上世紀30年代以來一直是法國歷史學與社會學的重鎮。進入該大學以后，我先是集中修讀了藝術史、社會學、人類學等專業的碩士課程。學習中我的興趣與目的都集中在對將來歸國服務有用的領域，如在藝術史專業中我側重博物館學、考古學以及西方現代繪畫流派；在社會學專業中，我注重都市社會學與發展中國家的政治經濟問題，并撰寫了學位論文《中國民本思想之根源及其在中國現代社會的影響》，用社會學理論和觀點梳理中國從古到今的民本思想傳統；人類學專業使我的目光投向了非洲大陸、中南美洲以及太平洋諸島的原始民族，我注重了解原始藝術、原始宗教與原始民族的社會組織形式。通過對這幾門學科碩士課程的修讀，我感覺自己一方面學到了西方現代人文學科領域的一些專業知識，同時也對西方社會與西方文化有了真正的接觸和更深刻的了解。

進入21世紀，我在法國感覺到世界在飛躍發展，中國也在飛躍。我因此想更進一步從全球范圍來探索人類歷史以及人類文明的演進歷程，同時我也獲悉國內一些大學正在開設或準備開設人類學專業，于是，我決定去巴黎第十大學的博士學院修讀人類學博士學位。

巴黎第十大學博士學院集中了法國在考古學、民族學和人類學領域的諸多著名學者。我師從人類學教授b.貝桂菊（b.baptandier）夫人，她同時也是漢學家。選博士論文研究專題時，正值法國著名漢學家a.列維（andré lévi）翻譯的《聊齋志異》法文版全集出版，《聊齋志異》是在西方國家廣受歡迎的中國文言優秀傳統小說。

20世紀90年代的法國文學人類學研究興起，一些古典名著被應用于人類學研究。因此我決定用人類學的視野和觀點去嘗試對中國文言小說的研究，以《聊齋志異》為突破口。但在論文資料的搜集與撰寫中，我深感在專業素養的學術訓練中，自已還需要了解更多的人類學理論和觀點，因此博士第三年我轉學到斯特拉斯堡馬克·布洛克大學人類學系d.莫納爾（d.monoris）教授門下繼續做我的博士論文《聊齋志異人類學研究——中國17世紀》。

論文的撰寫非常艱苦，d.莫納爾教授從論點到資料的使用都給予我悉心指導。最后我的論文答辯獲得博士論文優秀等級，并于2009年由法國博士文庫出版。

感悟中西方人文學科的差異

既后，我又用半年時間在工作之余修讀了宗教學課程，我感覺要了解西方文化，根源是西方宗教。

在上述專業的研讀與論文寫作中，我對中國人文學科和法國人文學科有一些個人感悟。法國的人文學科在歐洲國家具有代表性，法國在大革命前是貴族分封社會，與中國周朝的分封制度類似。但法國的傳統社會是政教合一，它的傳統文化就是宗教文化。法國在大革命后的200多年間，發展民主共和制度，同時也是科技發展與工業化、都市化時代，這個社會變革是巨大的，對人類生活與心靈的沖擊也是巨大的。面對與宗教文化傳統相背離的新制度、新時代所出現的新的社會問題需要解決，因此西方19世紀中葉到20世紀初出現了政治學、社會學、人類學、語言學以及考古學等新型人文學科，每一門學科又有不同的學派，大家都在面對新時代新問題探索尋找解決的辦法，所以不同的學科與學派才如此活躍。

要真正認識中國與西方社會的區別，需要抓住西方是宗教文化傳統，中國是儒家世俗文化傳統這個關鍵的分野。西方的現代人文學科都是從宗教文化傳統面對現代社會發展，直至產生現代化生發出來的。中國的傳統文化是世俗的儒家文化，以仁治與民本為核心價值，因此能建立穩定的社會秩序。現代社會變革與現代科技并不產生于中國社會的內部，而是來自西方的影響，現代人文學科也是傳自西方。我認為，一個有志于服務祖國的學習人文學科的海外留學生，既要學習如何運用西方現代人文學科的理論和方法來觀照中國的現代社會，同時也要注意中國文化傳統自身的特點。

對西方社會的認識不能僅僅停留在書本和都市社會，要真正了解西方國家，還應該了解地域文化與鄉村社會。我曾經有2個假期在法國各地鄉村漫游，這對于了解法國的區域社會與鄉村經濟大有好處。因為專業的原因，我在法國比較注意接觸和了解社會的各個方面，包括不同政黨所代表的社會階層利益及政黨之間的博弈。我感覺不同派別除了所代表的利益階層不同以外，總體上也都強調公民義務。民主社會除了個人自由、個人權力，公民隨時都準備承擔對國家的義務。深層的文化是建構民族精神的東西，在法國就是宗教與現代社會的民主制度。今天法國傳統的宗教文化與民主并不互相排斥，它們在法國人的生活中相輔相成。

篇(3)

【關鍵詞】 中亞五國;外國投資;鼓勵政策

中亞五國出臺各種優惠政策，將吸引外國尤其是來自中國的投資，作為刺激本國經濟增長的重要途徑。受地緣政治、歷史文化、法律傳統等因素的影響，中亞五國（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土庫曼斯坦、塔吉克斯坦）鼓勵外國投資政策具有一定的共性，但經濟現狀和發展需要、自然稟賦、外資依賴度等方面的差異，又使得其各具特色。充分了解相關政策法規，是有意投資中亞地區的中國企業的必備功課。

一、哈薩克斯坦鼓勵外國投資政策

哈薩克斯坦對外國投資給予減免稅、免除關稅、提供國家實物贈與①等方面的政策。[1]投資者享有該國批準的國際條約保障下的完全的、無條件的利益保護;有關法人登記、法人章程、不動產交易登記以及許可證發放的信息對外國投資者開放;只有在該國法律規定的特殊情況下，才允許對外資進行強制國有化和收歸國有，并且賠償投資者的損失;投資者可以自行支配稅后收入，在該國銀行開立本外幣賬戶;發生爭議可以采取協商、外交、通過國內法庭或國際仲裁法庭訴訟和仲裁的方式解決。[2]

二、吉爾吉斯斯坦鼓勵外國投資政策

吉爾吉斯斯坦的投資法律規定，凡在政府鼓勵投資的領域進行投資、以及在該國國家發展規劃項下對特定區域進行投資，均可根據現行有關法律規定對投資者給予相應的優惠;只要外國投資者不違反該國相關法律，投資不受行業限制;對外國投資者實行國民待遇。[3]

三、土庫曼斯坦鼓勵外國投資政策

土庫曼斯坦為鼓勵外國投資，給予外國投資者準入后國民待遇;在自由經濟區經營的外國投資者享有最惠國待遇;在土庫曼斯坦法律規定的條件內，外國投資者可自由選擇其所設立企業的規模、組織結構和資本結構;因土庫曼斯坦法律修改帶來的禁止和限制條款導致外國投資者的利益損壞時，外國投資注冊時所適用的法律將延順10年。[4]

四、烏茲別克斯坦鼓勵外國投資政策

烏茲別克斯坦把引進外資看作是進一步加強經濟改革和全面落實經濟發展戰略的重要手段之一。該國保障外國投資者在其境內進行投資和從事經營活動的一切權利、權益和優惠，并以公平公正的法律制度保證外國投資者的投資安全。[6]在全國投資政策的基礎上，各地區的投資優惠政策享有一定的靈活性，如在該國自獨立以來唯一的經濟特區納沃伊自由工業經濟區。

五、塔吉克斯坦鼓勵外國投資政策

作為經濟發展相對較為落后的地區，塔吉克斯坦在其境內設立自由經濟區，區內的外國投資者和外資企業將享受優惠待遇。②為了吸引外資、學習外國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開發國家出口潛力，在引進外資方面也做了很大的努力。除了在資本進入的形式、投資方式上等方面出臺相對優惠的政策，同時也著重對外國投資出臺相關保護政策和優惠待遇。

六、小結與展望

中亞五國自獨立以后頒布了一系列調整對外經濟活動的政策法規，規范和鼓勵外國投資活動，保障投資者權益，解決投資者的后顧之憂：五國都將《外國投資法》作為管理和調整外國投資的國內基本法，又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規來細化對外資活動的管理;同時給予外資如包括稅收、土地使用等優惠政策，并在國內劃定經濟特區和工業園區，對區內投資的外商給予特殊優惠;帶來發展所需要的資金，以市場換技術，推動國內產品出口，產生積極的溢出效應。

隨著“一路一帶”戰略的實施，中亞將是中國投資者未來最具潛力的對外投資目的地。為了使本國的行政與法律制度具有競爭力，中亞國家將會不斷推出和修訂鼓勵外國投資的法律和政策，提升本國的投資環境。

對中國企業而言，自然資源，尤其是石油天然氣開采行業，一直是投資中亞的熱點。值得注意的是，盡管哈薩克斯坦是中亞五國中最具有投資吸引力的國家，但該國在資源領域已對外資進入構成的實質限制，礦產資源同樣豐富的烏茲別克斯坦，也限制外資流向其核心資源領域，而土庫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卻在大力吸引外資開發其資源行業，從能源安全的角度，應當引起相關企業的重視。[7]

旅游業、農業產業、化工業、設備制造業和信息技術行業是中亞五國共同鼓勵外資進入的行業，中國企業可充分利用各國鼓勵外國投資政策進軍相關行業：其中，在哈薩克斯坦選擇農業和與民生相關的輕工業和商業領域;棉花、果蔬、糧食等農產品是烏茲別克斯坦主要資源，投資必然會取得不錯的收益;水電興國是塔吉克斯坦的國策，但落后的供排水系統和交通運輸條件使其無法充分開發利用這些豐富的資源，進軍該國水電資源、交通、農業等領域應有較好的前景;農業是吉爾吉斯斯坦的經濟支柱，而交通通訊等經濟發展必不可少的基礎行業是其經濟發展的瓶頸，因此，農業、交通通訊等領域是意欲投資該國的中國企業的重點選擇;土庫曼斯坦通過拍賣實現國有企業私有化，不限制參與競拍者的身份，中國企業來完全可利用這樣的機會進入該國相關行業。

【注 釋】

① 國家實物贈與由哈薩克斯坦共和國政府或授權機關依據本國法律移交所有權或土地使用權，包括：土地、房屋、建筑、機械設備、計算機、測量和調試儀器和裝置，交通工具（轎車除外）生產和管理工具.

② 據2004年5月簽發的《關于塔吉克斯坦自由經濟區》的法律文件，該國將積極吸引國外資本在塔吉克斯坦投資并向投資者提供優良的投資環境及其他便利條件，以使該國人民能夠學習到更多工藝技術和管理經驗，從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自由經濟區的建立旨在發展生產制造、科學技術、出口貿易、旅游業、銀行保險業等等。為此自由經濟區將建立自由關稅區、自由出口貿易區、自由金融區等.

【參考文獻】

[1] 王雅靜.哈薩克斯坦貿易投資環境分析[J].俄羅斯中亞東歐市場，2012.12.41-48.

[2] 顧華詳.論國際合作發展視野下的中亞五國經貿法律制度[J].烏魯木齊職業大學學報，2008.03.11-32.

[3] 程云潔.中國與吉爾吉斯斯坦經貿合作的制約因素分析[J].新疆財經，2014.02.58-64.

[4] 蔡麗.土庫曼斯坦共和國投資法律制度研究[D].新疆大學碩士論文，2015.

[5] 張辛雨.中國與中亞能源開發合作研究[D].吉林大學博士論文，2012.

[6] 葉芳芳.烏茲別克斯坦投資法律環境的利弊分析[J].新疆財經，2014.03.69-74.

[7] 岳俠，錢曉萍.中亞五國投資環境比較研究：中國的視角[J].亞太經濟，2015.02.73-78.

【作者簡介】

篇(4)

關鍵詞：傳播政治經濟學；傳播；媒介

中圖分類號：G2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8122（2013）09-0015-03

一、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內容

丹·席勒認為傳播政治經濟學是研究數字化技術融入資本主義經濟的過程，并分析傳播產業在信息化全球資本主義資本積累過程中的地位[1]。而莫斯可則認為傳播政治經濟學是對社會關系與傳播資源的生產、流通與消費的相互構建的研究，并指出當前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全球化領域蔓延、歷史研究擴散與新媒體轉向等五個趨勢[2]。

麥克切斯尼則認為傳播政治經濟學是基于分析媒介、傳播系統與社會結構的關系，強調經濟因素對政治和社會關系的重要作用，并強調結構性因素與勞動環節對傳播的生產、流通和消費的影響[3]。具體問題，如趙月枝所言，“傳播與跨國媒介集團在全球政治經濟中的中心地位；傳播資源的控制問題導致的沖突；勞工對愈加精細的國際傳媒分工的后果的干預和婦女及弱勢種族對全球傳播權力不平等的抗爭等等”[4]。

簡而言之，傳播政治經濟學主要關注兩個相互關聯的問題：一是分析政治經濟壓力與限制對傳播與文化實踐的影響，以及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資本是如何左右傳播的內容與形式的；二是研究傳播產業在信息化全球資本主義資本積累過程中的上升地位。這種學術視角，正如莫斯可所倡導的，避免了把傳播研究孤立于社會情境，而把傳播現象置放于具體化的社會歷史進程與歷史變遷之中，有利于探討結構力量如何影響傳播實踐[5]。總之，傳播政治經濟學是審視傳播產業如何在社會關系影響下分配傳播資源與話語權的研究。

傳播政治經濟學作為傳播研究中的一個重要路徑，為傳播研究增添了新的活力。世界范圍內的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自20世紀40年代后期至今，已經歷了60多年的發展，成為當前傳播學中熱門的研究領域之一。盡管被認為存在諸多的盲點和問題，但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熱潮所產生的影響已經有目共睹。自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逐漸進入中國大陸學者的視野，尤其自21世紀以來，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在大陸受到比較多的關注，但相關研究還是零散地分布幾個主要的幾所大學、幾位學者或幾所研究機構中，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并沒有像功能-經驗研究一樣占據主流位置。筆者關注的是，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是如何在中國落腳并發展的？

那么，近年來，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是在什么樣的社會——媒介情境中展開的？如何展開的？為什么這樣展開？又主要研究了些什么問題？為了有針對性且可控性地回答上述問題，本研究將采用質化的文獻研究方法，以最近十多年（1995～2012）為時間范圍，主要選擇國內核心雜志《新聞與傳播研究》、《國際新聞界》、《新聞大學》、《當代傳播》等為樣本，以他們的論文為考察對象，期望能以此管窺中國大陸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的現狀、核心內容與演進，并解讀其在批判視角、問題意識以及解決路徑等方面的啟示。

二、傳播政治經濟學在中國大陸的發展

20世紀90年代，中國大陸開始試行建立報業集團，傳媒經濟的增長問題引起了比較多的關注。然而，傳媒經濟的增長，也帶來一系列的問題，如傳媒內容的庸俗化、娛樂化和快餐化等。加入WTO后，中國面臨由傳媒大國向傳媒強國轉變的歷史使命，然而，對外傳播的弱勢和軟實力的缺憾成為中國傳媒業不得不面臨的突出問題。因此，面對世界傳播業的新形勢和中國大陸媒介商業化過程中的意識形態與市場力量的影響，大陸傳播研究者在具體的社會語境中開始思考一些問題。例如，結合媒介文化市場的全球化背景，重新思考了國際信息流動問題，關注傳播新技術的社會意義、傳播資源的分布、傳播的公正與平等。這些情況加速了大陸學者關注傳播政治經濟學，促進了大陸學者引進和介紹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相關研究。如郭鎮之等人在20世紀90年代就開始積極介紹北美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相關研究。為了更好的探視傳播政治經濟學在中國大陸發展的軌跡與脈絡，筆者將傳播政治經濟學在中國大陸的發展劃分為兩個階段。

（一）引入期：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至世紀之交

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傳播學研究發展迅速，西方傳播理論及思想大批被引介到中國，大陸出現了大量有關傳播學的譯著和論文等。但傳播研究發展的初期，主要還是以功能——經驗主義研究為主，西方傳播研究的另一個重要流派——批判學派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并不被重視。但進入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批判學派逐漸被大陸學者所重視，一批有關批判學派的譯著和介紹性論文相繼出現，如《文化民粹主義》、《文化研究讀本》和《傳播政治經濟學》等被引介到中國。可以說，傳播政治經濟學被大陸學者所關注的時間，幾乎是整個批判學派被關注的時間，也就是20世紀90代中后期。在這一時期，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經典著相繼引入中國，其中主要的譯作有：H·席勒的《思想管理者》、文森特·莫斯可的《傳播政治經濟學》、阿芒·馬特拉著《世界傳播與文化霸權》、麥克切斯尼等人的《全球媒體》等。

縱觀傳播政治經濟學引入期的研究，主要以介紹性文章和譯著為主。總體而言，對西方傳播政治學研究的思想脈絡還缺乏系統的認識，對傳播政治經濟學的主要立場、觀點和主要論題缺乏較好地把握，其中的大部分研究還是以總體性、概括性與描述性為主，這一時期的研究相對較零散，缺乏集中的主題和線索。盡管如此，這些研究還是對傳播政治經濟學在中國的發展有重要的啟蒙作用，初步勾勒出西方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地形圖。但是，這一時期有關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范式，探討哪些具體問題，還有待進一步明確。

在這一時期，一些引入和推動傳播政治經濟學在中國發展的學者不能不被提到，如趙月枝、王怡紅、陳衛星、胡正榮等人，他們（她們）為中國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引入與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特別如加拿大華人傳播學者趙月枝，可以說是將傳播政治經濟學帶入中國的啟蒙性學者（盡管她并不愿意把自己歸類于傳播政治經濟學派）。她關注意識形態力量和市場力量對中國媒介行業的雙重影響，以及媒介在中國民主化歷程中的角色，專注于中國傳播產業的政治經濟學分析。她在國際傳播領域提出的“跨文化政治經濟學”等理論具有較強的創造性，其成果被國際傳播學界和漢學界權威廣泛認可。還有如郭鎮之等人，在傳播政治經濟引入期，利用在國外進修的機會，考察了西方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發展，撰寫了一批傳播政治經濟學的介紹性文章，對國內了解西方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起到重要作用。

（二）成長與反思期：21世紀初至今

傳播政治經濟學在成長發展過程中，不僅受到政治、文化和社會環境所限制，而且遇到來自功能——經驗研究的阻力，正如奠基人斯麥茲在描述他教授政治經濟學課程的情況時指出，“由于我采取了批判的視角，我相當的孤立。”自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通過迅速發展的傳播產業，極大地加速了與全球資本主義市場體系的融合。隨著國內傳媒機制改革和傳媒產業的迅速發展，有的學者從跨文化的政治經濟學視角出發，考察了這場變革的根本特點，并討論了跨國資本和國內力量從結構上重塑中國傳播體系的具體方式，以及由此帶來有關傳播權利的包容和排除模式的新變化。甚至探討了這種融合的政治與社會意義，指出潛在的矛盾與沖突的來源以及中國正在形成的傳播秩序面臨的挑戰[6]。

有的研究者較系統地研究了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北美傳統，指出北美流派有著鮮明的特色，認為該學術流派相對集中和緊湊，他們之間的學術傳承大多是父子、師生、同事、夫妻，體現了一個較為單純的譜系[7]。

有的研究者則用傳播政治經濟學框架分析了版權文化，指出版權貿易的商品經濟力量是如何服務于資本主義的全球擴張，并且對如何阻止知識產權的資本擴張進行了探討[8]。有研究者則對廣告進行傳播政治經濟學分析，認為政治經濟學分析是廣告傳播研究的重要理論取向，并指出這種理論取向遵循的并非是自由主義的政治經濟學，而是批判的政治經濟學[9]。有研究者則以文化研究的理論發展為參照，探討了傳播政治經濟學與文化研究關系的演變[10]。后來有研究者則進一步分析了傳播政治經濟學與文化研究的聯系與區別，認為以往的兩者關系研究，還停留在表層上，需從根源上把握兩者哲學觀的差異，實現兩者的整合[11]。陳世華的后續研究則將北美傳播政治經濟學理論精髓概括為“我們不自由的傳播”，著重分析了北美傳播政治經濟學者如何運用政治經濟的路徑分析傳播工業的“不自由”[12]。

最近重慶衛視的改革引起了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者的濃烈興趣，如呂新雨針對重慶衛視的改革，指出希望打破官方、民間、學界和政界之類二元對立的僵化立場，希望借此推動由此生發的一系列涉及中國電視公共化改革的重要議題[13]。趙月枝則以重慶衛視的去商業化改革和“紅色文化”建設嘗試為契機，討論了社會主義媒體公共性和文化建設的問題[14]。2012年，政治化與社會轉型等話題引發部分學者的討論，如李彬和黃衛星等人探討了社會轉型、去政治化、再政治化等話題，并結合趙月枝的傳播思想展開了分析論述[15]。

三、中國大陸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的脈絡反思

通過對中國大陸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的考察，我們不難發現，目前中國大陸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發展還停留在初級階段。總體而言，中國大陸傳播政治經濟學起步較晚，發展受多重束縛，研究群體和研究力量分布零散，與西方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相比，研究水平和層次還較低。

從研究種群來看，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引入與推進，主要得益于幾位女性學者，如趙月枝、郭鎮之、呂新雨和曹晉等人，特別是趙月枝的啟蒙和推介，較大程度上成了大陸傳播政治經濟學的風向標。從這些研究者的橫向聯系分析，我們不難發現，她們大都保持比較好的私人聯系和友誼。目前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傳承與發展大都基于這樣的基礎來進行的，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學術傳承呈現較單一的路徑，跨界和跨領域的多重合作非常有限，研究者的互動與合作較大局限于“圈內”的同事或朋友。當然，其他研究者的努力也不可忽視，如陳世華、劉曉紅等人的相關研究，他們對傳播政治經濟學有較長時間的關注。

從研究者所屬機構來看，主要有兩支代表性力量，一支為北廣系（現為中國傳媒大學），如郭鎮之（后調入清華大學）、陳衛星等人；另一支為復旦系，如曹晉、呂新雨等人。深入分析這些力量的構成，我們會發現，他們之間有一個共同的中介，那就是加拿大華人傳播學者趙月枝。趙月枝早年畢業于北京廣播學院，后出國深造，已成為北美傳播政治經濟學的重要傳承人，她常在大陸往來，推介傳播政治經濟學，與中國傳媒大學、復旦大學等機構保持了密切的互動聯系。

從已有研究問題的深度與廣度來看，大陸的傳播政治經濟學已經有一定的反思與問題意識，從早期的單純引介和翻譯西方傳播政治經濟學著作，步入反思西方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基本立場、主要觀點和主要學術脈絡的階段，甚至開始借助西方傳播政治經濟學的思想資源，分析與探討中國本土的實際問題，如重慶衛視的改革風潮等。但是問題的深度與廣度，受多了多重因素的制約，有研究者自身的學術積累的原因，也有政治、社會環境等因素的影響。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議題有待進一步敞開和深入。

回顧已有的相關文獻，大陸的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內容在較長一段時間中關注西方傳播政治經濟的概念、歷史與主要學術脈絡，并在這方面有較多的引進與介紹。對本土問題的探究則主要集中在電視和廣告研究方面。然而，檢視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中國大陸新聞與傳播的相關研究，如探討傳媒公共性、傳媒集團化與新聞改革等方面內容，其實已蘊含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分析與思考，只是在研究路徑與框架上并沒有突出傳播政治經濟的觀點罷了。追蹤至今，我們不難發現，任何時期傳播領域的變遷，不管傳播政治經濟學是否被提出和推崇，但隨著政治、經濟與文化等嵌入傳播活動的行進中，我們都不可忽視政治和經濟等因素滲入傳播過程的影響。因此，傳播政治經濟學無可避免地充當一種分析視角，在這種過程中扮演闡釋傳播與社會變遷的重要角色。

總之，回顧中國大陸傳播政治經濟學已有的研究，可以發現傳播政治經濟學在大陸的發展還處于初級階段，雖已引起了諸多研究者的關注，但實際的發展受多重因素的影響。西方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理論資源需要進一步挖掘，本土的問題則更需具體的關懷。正如傳播學者潘忠黨（雖然他有一定的經驗主義取向）所言，“無論我們采納什么取向、運用什么方法，我們都得將分析的目光投向我們所身處的現實，都要考察對現實經過獨立思考后而提出的問題，都要就這些問題展開系統的經驗觀察，并且采取理論的資源——我們批判的武器——分析這些觀察，以期對所提問題作出解答，并同時都要對自己所采用的批判的武器展開批判”[16]。對此，我們應該有所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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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關鍵詞：動員結構；農民；集體行動；環境抗爭

中圖分類號：D663-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0544(2012)05-0169-05

根據麥克亞當、麥卡錫和佐爾德的定義，這種促成集體行動參與的正式或非正式管道即是動員結構。大致來說，集體行動的動員結構可以分為社會運動組織和事先存在的人際網絡。

社會運動組織的重新發現是資源動員論的一大貢獻。“在資源動員論看來。社會運動是一種有組織的集體行動，涉及了資源整合、領導分工、談判協商的組織過程”。而“事先存在的人際網絡的概念點出了社會結構的開放性。要求改變社會的運動并不是完全地脫離既有的社會結構.在許多時候，反而是利用現存的管道進行成員招募理念傳播”。口’西方學者對于動員結構的組織與網絡的關注是基于其本土的現實，即存在大量的社會運動組織的基礎之上的。而顯然，在社會運動組織稀缺的中國，組織的基礎并不存在。倒是在西方動員結構理論中相對不受重視的事先存在的人際網絡對于理解中國農民的集體行動具有相當的借鑒意義。

有關中國的集體行動的動員研究中，很多學者已經開始強調“關系網絡”的重要性、“社區網絡與集體行動的關聯性”。在城市社區維權研究中，有學者以一個街區的環保運動為個案.得出了“關系網絡是影響城市基層維權運動爆發及其結果的重要因素”的結論。嘲有學者則主要考察“不同的社區網絡如何影響集體行動生發的可能性、表現形態和行動績效”。他得出如下結論：“融合性社區網絡有利于提高集體行動生發的可能性，同時以理性溫和有序的形態出現，因而降低集體行動的社會破壞力，促進社會整合”。H’在農村社區抗爭研究中，有學者通過三起對農民的環境抗爭案例分析表明，中國文化在動員的過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動員過程中，村民們常常訴諸于親屬關系、宗教、道德意識、傳統的公正觀等資源。有學者則以林鎮的三起為例，以社會網絡理論作為分析工具，得出了“在鄉鎮社會里，社會網絡所提供的社會資本的總量同集體行動的暴力水平呈反比。具體來說，社會網絡所提供的社會資本的總量越高，集體行動越傾向于常規化或非暴力：社會網絡所提供的社會資本的總量越低.集體行動越傾向于破壞或暴力”。

以上關于“社區網絡、關系網絡與集體行動生發與結果的關聯性”的研究對本文具有啟發意義。但是，他們的研究中對于當前中國集體行動中的獨特的動員結構缺乏關注，這不利于理解當前的集體行動，尤其是在鄉村的集體行動。而在分析動員結構時，首先要關注動員發生的社會場域及結構。因此，只有把農村集體行動動員置于獨特的鄉村的社會結構中，才可能把握農民集體行動的動員機制。

一、熟人網絡與農民集體行動

(一)“熟人社會”：理解鄉村動員結構的起點

1.村落社會是一個聚落而居的“熟人社會”。聚落而居是傳統村落社會的一個很重要的特點。恰如有學者指出，“中國農民不是孤立地生活的，而是密集于村里。親屬組織和需要相互保護這兩個重要因素，造成了這樣的情況。在中國，兄弟們平均地繼承了他們父親的土地，他們都企圖留在同一塊土地上。如果附近有其他空地的話，這個家庭可能擴展出去，并且，在經過幾代之后，一個家族的村莊就可能會發展起來。大家是親屬的事實使人們在同一地方一起生活著。這種農業家庭的集中，我們稱之為村莊。”

這樣一種聚落而居的村莊與城市社區相比，其同質性更高，相互之間的熟悉程度也更高，于是構成了一個沒有陌生人的熟人社會。恰如學者在上個世紀40年代所指出的那樣，“鄉土社會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立生于斯、死于斯的社會。常態的生活是終老是鄉。假如在一個村子里的人都是這樣的話，在人和人的關系上也就發生了一種特色。每個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著長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圍的人也是從小就看慣的。這是一個‘熟悉’的社會，沒有陌生人的社會”。這個熟人社會的特性一是近，二是親。所謂近，即圈子封閉，活動范圍狹小，形成一個面對面的人際交往結構：所謂親，就是村落中人們多為各種親緣關系所網絡，形成了一種普遍化的親緣秩序。

時過境遷，中國的村落社會發生了諸多的變化。行政村逐步替代了傳統自然村落的一系列功能。因此，有學者指出，“行政村雖然為村民提供了相互臉熟的機會，卻未能為村民相互之間提供充裕的相互了解的公共空間”。基于此，該學者提出一個所謂的“半熟人社會”的框架.即所謂的強調“契約規章”、“能人政治”等。怛是，對于自然村落是一個“熟人社會”的立論，該學者也是持肯定的態度的。這意味著，“熟人社會”依然是理解當前鄉土中國的基本視角。

2.“熟人社會”是一個“關系網絡”緊密結合的社會。在“熟人社會”中，血緣、姻親、地緣等等各種關系錯綜復雜，相互交織，從某種意義上說，關系網絡結成的關系共同體就構成了鄉土社會本身。如有學者指出，“村民將他們的關系網絡看作是社會的基礎。對于他們來說，關系構成了他們的本土小世界，在其中有他們自己的道德規范，人與人之間以此為依據相互交往。在這個小世界中，關系是Mauss所說的總體性社會現象，因為關系在這里為個人提供了囊括經濟、政治、社會以及業余活動的社會空間”。㈣

(二)熟人網絡及其在集體行動中的作用與優勢

一個“關系網絡”緊密結合的“熟人社會”客觀上為集體行動的發生發展提供了管道。如學者指出，“在日常生活中.既有的家族、鄰里、朋友、教友、同事、同學關系都是重要的人際網絡，可以提供社會運動的管道。”當前，以家族、地緣、宗族等為核心的熟人關系網絡已經成為農村集體行動的管道基礎并承擔了溝通、團結的功能，具有其獨特優勢。

1.熟人關系網絡：農村集體行動的管道基礎。(1)家族網絡與動員。從生活實體的角度考慮.中國人所說的家族一般是以五服為界。“理解中國的村落家族乃至社會生活.沒有親屬關系這個坐標系是困難的.或者說是難以透徹認識。”“親屬關系以一定的血緣關系作為生物學的基礎。但親屬關系不僅僅是生物學的關系，它們也屬于社會學的關系。”口”(2)地緣網絡與動員。基于成員間空間或地理位置關系而形成的群體叫地緣群體，包括鄰里、老鄉、民族社區等等具體形式。在農村，自然村仍是村民生產、生活活動的主

要發生地。化運動強化了農村的地緣聯系.共屬一個生產隊的村民居住在一起，常年從事集體勞動.增強了人際交往和溝通。這種地緣關系因其中滲透的行政管理、人情往來、共同經濟利益(如與地緣有關的水利、生產協作等)等得到不斷的加強。(3)宗族網絡與動員。宗族是同宗同姓同地域的各個家族結成的群體。尤其是在東南沿海等宗族觀念較為強盛的區域，宗族在農村的抗爭過程中也是非常重要。在中國農村宗族血緣內部，關系到宗族集體最大利益時，個人利益一般服從于集體利益，否則，我們無法解釋宗族械斗時，雙方宗族組織都能動員全體男性加入到行列中去。而在宗族觀念強的地方，宗族就是認同單位。

2.熟人關系網絡在農民集體動員中的功能。由于基于家族、地緣、宗族等熟人關系基礎上的動員網絡附著于日常生活的各個領域，那么這個網絡就無所不在。這個網絡具有如下兩個方面的功能，一是溝通信息，二是強化認同。

由于信息在熟人之間傳遞，使得信息能夠迅速準確的被傳播，而且其更容易被接受。恰如麥克亞當所指出的.“透過自主的溝通網絡，個體比較有可能接受外來的訊息.理解改變現狀的可能”。∞信息在熟人之間的傳遞。還有利于“認知解放”。如在環境抗爭事件中，生存環境受到破壞后。會引致村民的不滿，但村民一般不會主動的把生存環境破壞與污染企業的剝奪、政府的不作為聯系在一起，而當抗爭的積極分子借助熟人關系網絡不斷地強調兩者之間的相關性時，村民就會從環境不正義的角度思考問題。進而促發其參與抗爭的可能性。

3.熟人關系網絡在集體行動動員中的優勢。(1)基于熟人關系上的動員網絡憑借的是去中心化的微觀傳播管道，因而也不易為對手發覺而遭到破壞。不同于正式組織的科層化的傳播管道，熟人之間的溝通具有去中心化的特點。而且這種傳播不需要借助專門的管道，在日常生活與交往中就可以迅速地完成。例如，通過茶余飯后的閑聊、通過手機短信的傳播等方式。因此基于此基礎上的動員網絡無所不在，令對手防不勝防。尤其是，在不同的事件中，這個網絡可能呈現出不同的形態。這就是使得其更難為對手發覺而遭到破壞。(2)由于依附既有的網絡基礎，基于熟人關系的動員網絡有利于降低集體行動的成本。當集體行動通過組織發起的時候，無論這種組織是科層制的還是扁平化的.都會存在成本問題。對于科層化組織而言，要維持其正常的運作，必須要有一定規模的資源的累積，但并不是所有的行動議題都能夠跨越這道資源門檻。對于那些大型的科層化的組織，運作的效率成本同樣很高。扁平化的組織也存在成本的問題，整天的討論，又常常議而不決。而基于熟人關系的動員網絡，早有便捷的溝通渠道，因而動員成本往往很低。(3)基于熟人關系的動員網絡有利于克服集體行動的搭便車困境。“實際上，除非一個集團中人數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強制或其他某些特殊手段以使個人按照他們的共同利益行事，有理性的、尋求自我利益的個人不會采取行動以實現他們共同的或集團的利益。”這就是奧爾森有關集體行動的搭便車困境。其后，奧爾森在其書中提出了解決搭便車困境的途徑，如選擇性激勵。有學者把奧爾森的選擇性激勵概括為三種類型，即“小組織原理”、“組織結構原理”和“不平等原理”。奧爾森的解決辦法實際上都是從組織角度人手.“如果想要獲取公共物品的話，我們必須有組織并且必須使該組織中的有些成員享有更大的權力和榮譽；特別是，當組織規模很大時，該組織內部還必須分層分工，以使組織內部的每個分支結構都符合小組織原理。”所謂“小組織原理”其意涵是：人數較少時，個體成員的參與對集體行動的成敗影響就會很大，而且成員之間便于監督，組織就可以對那些參與者提供獎勵，對不參與者進行懲罰。

(三)公共空間：動員網絡的支撐平臺

人的分布和居住形式會對人們的行為產生重要的影響。一般而言，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人們居住的越緊湊，人們之間的被動接觸和主動交往就會越頻繁.就越有利于信息的傳播。怛是，對于那些居住在密度太高(如高層建筑)的居民，反而會妨礙其相互交往。無論是聚落而居的自然村落，還是規劃的行政村，相對于高樓林立、大門緊閉的城市社區，其空間結構都有利于信息的廣泛傳播。

二、新型傳媒與農民集體行動

(一)新型傳媒的發展及其對集體行動的影響

一般而言，新媒體是相對于報刊、戶外、廣播、電視四大傳統意義上的媒體而言的，它是指新的技術支撐體系下出現的媒體形態，如互聯網、手機短信等。這些新型媒體一經出現就被運用到社會抗議中。

1.互聯網的發展及其對集體行動的影響。1994年，中國接入互聯網。當年，互聯網用戶不過10000左右。1997年10月，在第一次互聯網絡發展統計報告中，網民的人數還只有62萬。截至2007年6月，中國網民總人數達到1.62億，2011年6月底，中國網民規模達到4.85億，互聯網普及率達致36.2％，其中，農村網民規模為1.31億，占整體網民的27.0％。

互聯網功能已經至少拓展到四個方面：信息獲取、交流溝通、網絡娛樂和商務交易功能。根據2011年6月的統計，反映互聯網信息獲取的應用主要有搜索引擎、網絡新聞，其使用率分別為79.6％、74.7％。起到交流溝通工具作用的網絡應用主要有即時通信、博客和個人空間、微博、社交網站，其使用率分別為79.4％、65.5％,40.2％、47.4％。而微博的迅速發展尤其值得關注，由于其形式精簡，能夠滿足多層次的社交需求，使得信息能夠在短時間內病毒式地大規模擴散。截至2011年6月底，微博用戶達到1.95億，半年內增長了超過兩倍，增長率為208.9％。

互聯網的迅猛發展拓展了社會的空間，這就使得人們之間的信息傳播與互動更為經常。而且，由于網絡空間的相對開放性與匿名性，情緒化、煽動性的語言也充斥在網絡之中，一些人可能會受到這些言論的影響。

2.手機短信被廣泛運用到日常生活及其影響。2000年全國移動電話用戶8526萬戶，2002年達到2.07億戶，2006年突破4億戶，2010年達到8.59億戶，10年增長了10倍。手機短信是在2000年的國際電信日(5月17日)最早由中國移動開通的。信息產業部《2001年通信業務發展統計公報》顯示，“移動短信及各類信息服務業務普遍受到用戶歡迎，發展迅速”，但是沒有公布短信的業務量。2002年，短信的業務量達到793億條，每戶平均發出近400條短信；2010年，各類短信發送量達到8317億條，每戶平均發出近1000條短信，這表明手機短信被更廣泛的使用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

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2008年1月21日公布的《第二次全國農業普查主要數據公報(第1號)》，截至2006年底，農民平均每百戶擁有固定電話51.9部、手機69.8部、電腦2.2臺。

移動電話擁有量的持續增長，手機短信使用頻率的增長，使得信息的流動與溝通更為迅速。值得重視的是，由于

中國的社會結構并不是以個人為基礎，而是以家庭為基礎，戶在日常社會生活中發揮著極為重要的作用。在信息的傳播過程中，只要家庭中的一個人獲知了信息，全家就得到了信息。而且，其行動基本上是以戶為單位的。

(二)互聯網在集體行動動員中的作用

互聯網是繼電視興起后的一個新型媒體.它的應用范圍日益擴張，用戶不斷增多，成了電視之后改變人們生活的又一新的傳媒技術。已有很多學者開始關注互聯網對于未來社會的影響。尤其是互聯網一經出現，馬上被應用到社會運動的動員。目前，互聯網對社會運動的影響也開始受到關注。曼紐爾·卡斯蒂爾斯和艾伯托·梅盧西則直接指出.新的信息技術對引發現代形式的爭議與抗議起著極為重要的作用。在中國，互聯網的出現對于集體行動具有如下作用。

1.互聯網的出現加快了信息的傳播和人與人或組織與組織之間的通訊和聯系，使得集體行動更加容易發生。有的時候，在發生了集體抗爭事件之后，地方政府從維護社會穩定的角度出發，會對報刊、電視、電臺等信息傳播手段進行一定的控制。在這樣的情況下，相對開放、不易受到控制的互聯網就成為了諸多的行動者傳播信息.獲得最新消息的陣地。恰如有學者指出，互聯網在中國快速發展的最重要意義是為公眾提供了能相對自由地表達的網路空間。網路空間對公眾參與社會與政治生活有如下的功能：第一.它具有信息傳播的功能，網路上發表的帖子、新聞、信息能被所有人閱讀。第二，傳播不受空間的限制，個人發表的觀點和信息能夠即時傳播到全國乃至全世界。第三，人人可以參與網絡論壇的討論，個人發表的信息和評論常引起來自各地的回應，從而鼓勵更多公眾的參與。這種通過網絡而形成的大規模公民參與是任何其它媒介形式都無法達到的。第四，網絡空間還可以成為發起和組織社會運動的一個平臺。

2.由于互聯網對于社會結構和社會利益的溝通模式的重新構造，使得群眾在其利益訴求沒有得到滿足的情況下，會在網路上宣泄情緒，容易激發集體行動。傳統體制下的信息溝通和利益表達是垂直性的，通過金字塔型的工作體系實現由上到下和由下到上的轉換。這也不可避免帶來信息傳遞的高成本，隨著信息傳遞的關節越來越多，高層信息落實到基層，也有可能會發生執行面上的扭曲。反之.基層的利益表達也存在高成本和由下到上利益表達的困難。

互聯網基本上實現了超越空間性和跨越層次性.使得社會結構從縱向金字塔形態向橫向的扁平化改變。社會結構的變化，一方面是對傳統的等級結構體制的沖擊，同時會削弱其功能；另一方面，也會促進基層社會利益的直接表達。恰如鄭杭生教授指出，“當代科學技術的創新和應用引領著社會的信息化、符碼化、數字化和網絡化，提供了使失諧因素被激活的結構性條件，從而更易形成社會矛盾、更易引發社會動蕩”。

以環境問題為例.當地方政府部門處置不當的時候，現有的等級體制無法及時把民眾的聲音傳遞到上級部門的時候，民眾就有可能直接在網路空間表達觀點、進行情緒宣泄、甚至謾罵，以希望形成網絡民意或網絡輿論而直接引起上級部門的重視與關注。

3.互聯網的強互動性、超越時空性和匿名性等特點為網路串聯提供了條件。互聯網與傳統媒體的最大不同是它有很強的多人互動性、超越時空性和匿名性。多人互動性使得具有相同興趣的人能夠迅速的聚集在一起，超越時空性降低了日常動員的成本，而匿名性則降低了動員的風險，這些促使網上的串聯更容易發生，而網上的串聯又極容易轉化為現實中的串聯。尤其是，在一個匿名化的網絡社區中，人們更容易極端和情緒化，反而容易促進一些抗爭活動的發生。

由于年輕人的價值觀還在不斷的形成的過程中.他們更容易偏激、逆反，往往會成為社會運動中的活躍分子。而在上網人群中，青年人比例高居不下，如《第28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30歲以下的網民比例達到58.1％，40歲以下網民高達81.3％。這意味著通過互聯網的集體行動有可能會增多。

(三)手機短信在動員中的作用

隨著農民也開始廣泛地使用手機，集體行動的動員方式也在發生著變化。尤其是手機短信成為了抗爭者之間溝通的一個很重要的手段。其在集體行動中的作用如下：

1.依賴的主要是現實的熟人關系網絡，傳播具有指向的確定性，使得信息更容易被接受。一般而言，在手機中存儲都是家人、同學、朋友等的電話號碼，以便利于及時聯絡。這就構成了一個以己為中心的典型的熟人的匯聚。因此，當某個人發送集體行動信息的時候，其對象一般是特定的熟人。在集體行動的研究中，早已證明，相對于陌生人，熟人顯然更容易被動員并參與集體行動。從接受者的角度來看，他也更愿意相信朋友、同學等熟人傳遞的短信信息。

加入某一網絡論壇、QQ群的網友，雖然在網絡上很熟悉，但是，相對于手機短信的指向，仍然具有相當的不確定性。因此。并不能保證在網路上傳播的信息被絕大多數網友迅速認同。反之，手機短信具有動員指向的精確性的特點。不過，也需要注意，網路空間的容量(同時在線人數等)遠遠超過手機短信。因此，只要動員其中的一小部分人，就可以導致巨大的后果。

2.傳播的速度快捷、廣泛、準確，有利于集體行動的動員。與互聯網相比，即時性更強，但是互動性相對較弱。不同于村落中的口口相傳.要受到時間和空間的限制.群發的功能使得手機短信具有超時空性。由于隱藏在手機背后的是一個現實的熟人關系網絡，一旦信息并不斷的轉發，就意味著不同人的網絡關系被同時調動，短信就會迅速的復制，并呈現出幾何級數增長的勢頭。而且，相對于網路空間的傳播。短信的編輯比網路上的復雜，這反而使得大家不愿意輕易修改信息，使得其更為準確，有利于行動的動員。

3.雖然匿名性弱，但由于其即時性并且在熟人中傳播，使得其更不容易被對手監控。與互聯網相比，手機短信的匿名性較弱(在實行了網路實名制之后，互聯網的匿名性也在弱化)。在事后，電信部門很容易追查出信息的發送者。但是，由于其具有即時性的特點，使得短信能夠迅速地動員大量的人參與。而且，由于短信基本上是在熟人之間傳播，一定意義上增加了其安全性。

對于網路，地方政府還可以實施監控，如關閉BBS論壇、刪除不良信息，但手機短信由于其即時性和在熟人之間傳播的特點，使得它的可操控程度大大減弱。因此，信息能夠通過短信在短時間內迅速傳播.而地方政府則可能毫無察覺。

三、“熟人網絡一新型傳媒”動員結構及其作用

從目前的情形研判，熟人網絡與新型傳媒網絡的結合已經在逐漸成為一種較為穩定的動員結構。這樣一種動員結構不僅僅是兩種網絡特性的簡單疊加。而且呈現出新的特點。而格蘭諾維特(Granove~er)的“強連帶”(Strong tie)和“弱連帶”(weak tie)有助于對這一動員結構的新特點的理解。

社會關系的強弱程度涉及到參與個體的投入成本.一般而言，弱連帶是異質性的組合，具有高度的工具性，而強

連帶則是同質性的組合，往往涉及到了情感的投入。長期以來，強聯系被認為作用很大，因為它聯系了相互認識，具有相同屬性的人群。但是，自從格蘭諾維特在《弱關系的力量》一文中提出，“弱連帶卻被視為是個人取得機會以及社區從事整合不可或缺的因素；強連帶則滋長了地方的凝聚力，但卻又導致了社會整體的破碎化。”’

在社會運動研究中，泰羅運用“弱連帶”分析18、19世紀的社會革命運動。自從印刷革命之后，具有啟蒙思想的報章雜志與書刊將歐洲的讀者串聯起來，他們共同接受理性主義世俗化的哲學態度，對于專制王權強烈批判。泰羅認為。正是由于弱連帶才能聯系跨區域、跨階級的認同，形成強大的革命潮流。相對地，相同階級成員的強連帶可以導致內部凝聚。但是反而無法取得其他階級成員的支持。

實際上，“弱連帶”有助于跨群體的信息的溝通，恰如格蘭諾維特關于波士頓郊區的一項研究顯示：美國的專業勞動者更經常地通過弱關系而非強關系獲得工作信息。而“強連帶”能夠強化群體內部的凝聚力。

以家族、地緣、宗族等為核心的熟人關系構成的動員網絡由于涉及到大量的情感投入，顯然屬于這里強調的“強連帶”，它使得個體與群體之間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但是，在村落地熟人關系網絡中，一般獲得的資源都是較為同質性的資源.這客觀限制了集體行動的力量。

而以互聯網為核心形成的“動員網絡”則具有“弱連帶”的特征。通過這樣一個“弱連帶”，參與抗爭者能夠獲得在熟人關系網絡中所無法獲得的一些異質性資源，如不同村落的人的參與.媒體的支持性報道、NGO的支持等。這些會推動集體行動的進一步發展。

“弱連帶”在動員網絡中的作用還表現在其能夠使得不同村莊、不同職業的人能夠共同參與抗爭。

當以“強關系”為主的熟人網絡與以“弱關系”為主的互聯網等新型傳媒網絡結合在一起的時候，就可能使得動員網絡能夠在極短的時間內動員大量的人參與，并且，由于參與的人群是由大量的熟人群體構成，使得其具有更大的攻擊性。這需要引起政府更多的重視。

四、小結

村落社會是一個聚落而居的熟人社會，在熟人社會中。血緣、姻親、地緣等等各種關系錯綜復雜，相互交織，構成了一個既存的人際網絡。

農民集體行動的動員網絡就是基于這一既存網絡的基礎之上的。這既包括了以血緣、姻親、宗族關系為基礎的人際關系網絡，也包括了以地緣為基礎的人際網絡。在這個網絡中，信息得以溝通，認同得以強化。它以農村中有利的公共空間為平臺，有利于降低集體行動的成本并克服“搭便車”的困境。

而在快速轉型期，互聯網、手機短信等新型傳媒的發展，也為農民的集體行動動員創造了條件。互聯網加快了信息的傳播速度，有利于突破傳統的科層化的信息傳播方式，形成網絡上的串聯。由于手機短信是基于熟人網絡基礎上的傳播方式，除了具有即時傳播的優點外，還容易獲得信息接受者的認同，并更不易被對手監控。

當這兩種網絡結合之后，不但能夠發揮各自原有的優勢.而且有利于形成互補作用。互聯網網絡的“弱關系聯結”有利于獲得更多的異質性資源，而熟人網絡的“強關系聯結”有利于形成團體內的認同。這樣一種“熟人網絡一新型傳媒”的動員結構為農村的集體行動創造了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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