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社會網絡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人脈，顧名思義，即人際關系所組成的網絡。《現代漢語詞典》對人脈的解釋為：“人各方面的社會關系。”有的學者根據人脈的來源或形成過程，也就是人的社會關系從哪里獲得，將人脈分為六類：血緣人脈、地緣人脈、學緣人脈、事緣人脈、客緣人脈、隨緣人脈等。所謂人際關系，是指人為了滿足其生存和發展的需要而在相互交往過程中形成的全部關系的總和，簡單地說就是指個體與個體之間的各種關系。根據人際關系在滿足人們需求過程中所起的不同作用，可以把人際關系簡單地分為情感性關系和工具性關系。情感性關系主要滿足人們在情感方面（如關愛、溫暖、安全感和歸屬感等）的需求；而工具性關系主要滿足人們在物質方面的需求，是個人因某種需要或目的與不很關聯的他人所建立的某種時效性關系。無論是情感性關系，還是工具性關系，它們都是個人正常、健康、全面發展所必需的。另有學者認為，人際關系的類型大概可以分為三種，它們分別是：權力依附型的人際關系，有人可以據此結成“權力網”；利益相關型的人際關系，有人可以據此結成“專業網”；情感交融型的人際關系，有人可以據此結成“人緣網”。前兩種人際關系主要受理性邏輯支配，維系這兩種關系的主要因素是披著情感“外衣”的權謀和利益；最后一種人際關系主要受“情緒邏輯”支配，維系這種關系的主要因素是建立在情感基礎上的人格認同。

二、對大學生人際關系認知的問卷調查

（一）問卷設計與調查

基于上述人際關系類型，結合大學生實際生活、學習等情況，我們設計了與大學生相關的21種人際關系調查問卷，試圖通過調查得出現代大學生心目中應該重視和建立的人際關系網絡。考慮到當今社會中所謂的“拼爹”觀念盛行，我們在問卷中先預設了三個關于“拼爹”的問題，用以考察大學生對該問題的相關態度。經過前測和優化，人脈關系被調整為23種，每個問題設計了6個選項：非常重要、重要、一般、不重要、很不重要、說不清。最后收集了答卷大學生的個人相關信息，包括：性別、來源地、年級、是否做過班干部、是否獨生子女。根據實際情況，我們選擇了駐新鄉五所高校的大學生作為調查總體。采用分層抽樣的方法，首先結合各自院校的特色選定了各具代表性的共40個專業，然后從每個專業中任意選擇一個班級進行問卷調查，平均每個專業分配25份問卷，要求按照男女生比例來發放。本次調查共發放問卷1000份，回收有效問卷963份。

（二）對調查結果的分析

1．對預設問題的調查結果解讀

問題一：有人認為現在是個“拼爹時代”，你認為？該問題的設置是為了考察大學生對社會現狀的認識。從結果來看，認可（36．8％的學生選擇了“非常正確”和“正確”）明顯高于否定（21．5％的學生選擇了“不正確”和“很不正確”）的認識程度。值得注意的是高達41．6％的學生選擇了“說不清”。問題二：“拼爹時代”中的“爹”你認為是（可多選）。對于“拼爹時代”所謂的“爹”，“用得上的關系戶”認可度（36．7％）最高，然后是多選“有錢人、有權人、用得上的關系戶”（26．4％）。或許大家覺得“有錢人”、“有權人”可以是“用得上的關系戶”，但后者不一定都是前者，只要對自己有用，就應該受到重視。問題三：與我無關，主要還得靠自己。該選項意在考察學生對將來步入社會工作與生活時的一種態度取向。結果顯示，作為相對高素質的大學生，被調查學生在靠自己發展方面的肯定性取向上占有絕對大的比例（68．2％）。說明關系固然重要，但也不是人人都有關系，或者即使有關系也不一定能用上，真正有用的還是自己。同時四分之一強（25．9％）的學生選擇“說不清”，說明大家對當前個人決定自己前途的能量方面不再充分自信，處于矛盾之中。

2．對各種人際關系重要性調查結果的分析

我們將問卷中的問題按照“重要”與“非常重要”選項選擇結果合并解釋為“相對重要”，然后合并“不重要”與“最不重要”選項解釋為“相對不重要”。通過對比發現，排列前6位的人脈關系竟然完全相同，也就是說在大學生心目中這些人脈關系的相對重要性與相對不重要性是非常穩定的。后面的人脈關系相對有些錯位，但相差也不是非常明顯，基本上都在相鄰或隔一個位置的順序上出現，說明大學生對這些人脈關系的重要性與不重要性有細微的分歧，但總體處于穩定狀態。因此，根據調查結果，我們嘗試著將大學生心目中的人脈關系分為四大類。第一類包括“家人”、“同學中的交心朋友”、“舍友”、“有知識的親戚”、“有共同愛好的朋友”、“上大學前的同學”6種人脈，認為相對重要的超過了六成人數。與預料一致，家人無論如何也應該是一個人最為重要的支撐力量，不管是在哪個領域，說明最直接的血親濃情在中國社會中的地位無以替代。各選項中，“說不清”1人，“很不重要”3人，“不重要”8人，“一般”64人，這相對于153人的“重要”和734人的“非常重要”顯然不成比例。選擇前者的學生更多的可能是出于對自我頑強奮斗非常看重，或者有些個人的原因在里面。“交心朋友”位居“家人”之后占第二位，證明了學生對于這種純粹友情的珍視和對這種關系之于自己重要性的高度認可。“舍友”是一個非常特殊的群體，上過大學的人都有體會。除了家人，還會有誰能夠和自己同屋共眠3～5年？所以這種感情是永遠難以割舍掉的。可能因為調查對象是大學生的緣故，大家對“有知識的親戚”的信賴程度之高有些出乎預料，彰顯了學生對知識重要性的認可與依賴。盡管當前社會現實日益證明“知識改變命運”越來越不靠譜，但相對于當前日益異化的社會來說，知識的力量永遠是正作用。金錢和權力只能給予你一時的幫助，而有知識的人對一個人的指導、示范或塑造作用影響的是人的一生。“共同愛好”是大學生走到一起尋找快樂的最直接的因素。一起運動、郊游、看球賽、打游戲、去圖書館等等，這些愛好為彼此之間的大學生活提供了豐富多彩的內容和很多值得回憶的精彩瞬間。此類朋友的重要性也得到多數學生的認可。作為曾經在一個“戰壕”內艱苦奮戰的“戰友”，53．2％的學生依然惦記自己原來的同學，認為比較重要。這里面其實包括了發小（問卷后面的列舉中很多人列出）、小學、初高中同學。這份感情的確值得珍視。第二大類以相對重要性比例在半數（班主任或班級導師為49．6％，這里視作半數）及以上、六成以下為標準，包括“專業課老師”、“有權的親戚”、“上大學前的老師”、“戀人的家屬”、“班主任或班級導師”5種人脈。作為專業課老師，我們在看到結果之前真不知道自己會在學生心目中獲得什么樣的一個地位，真的有些不安。當前社會外在的誘惑實在太多太強，能坐冷板凳的人實在太少了。結果還算令人欣慰，近六成（59．3％）學生認為“專業課教師”相對重要，一來說明學生對于自己的專業知識很看重，二來也說明學生比較認可專業課教師的授課等相關能力水平。鑒于當前中國社會的現狀和歷史發展過程中權貴思想的根深蒂固，“有權的親戚”得到大學生的重視絕對無可厚非。

眾多的“蘿卜招聘”現象無不強烈昭示著現代社會依然是有權人的天下。上大學前的學習生涯在中國是一個極為艱辛的歷程，學生們由幾乎一無所知經過老師們的不斷灌輸，掌握了考上大學的基本知識，其中很多老師對學生的影響是至關重要的。“戀人家屬”選項是前測結束后增加的，數據（51．1％）顯示其重要性深得大學生的認可。現在高校中的“班主任或班級導師”，通常由專業課老師擔任，主要負責學生們專業學習方面的事情，基本上是個虛職，沒有什么實質性利益。但這樣往往容易使老師和學生之間的溝通更暢快和有效率，很多老師還是非常負責地去履行自己的導師職責的。所以調查結果（49．6％）顯示該角色的認可度比較好。第三大類以30％～50％的重要性比例為標準，包括了“輔導員”、“有錢的親戚”、“鄰里”、“老鄉校友”、“院系領導”、“大學其他同學”、“院系干部中的朋友”7種人脈。“輔導員”的角色在當前的高校當中日益重要和奇特，學生除了學習之外的所有內容都必須和輔導員相聯系，甚至學習也受其很大的影響，為之“翹課”是極為普遍的現象。結果顯示認為相對重要的占了相對多數（44．2％），選擇一般的占了35．6％。在將來的社會中生存，得到“有錢的親戚”的支持和幫助符合社會發展的方向。43．9％的人選擇了“一般”，41．5％的人選擇了“重要”和“非常重要”，說明在大學生的心目中，金錢的力量在考驗著大家的生存觀念。只有10．9％的學生選擇了“很不重要”和“不重要”，且后者比例占到了9％。中國是一個鄉土氣息非常濃厚的差序格局的社會，“鄰里”之間的關系曾經那么親切與和諧。然而現在社會的轉型使得很多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出現了部分異化，尤其對城市社區里生活的學生來說，鄰居之間的陌生是正常的事情。但對于更多來自農村的大學生來說，鄰里關系依然具有很多美好的記憶，正所謂遠親不如近鄰。“老鄉”這個詞曾經是一個很吸引人的詞匯，老鄉彼此之間的照顧感覺很貼心。隨著大規模的擴招，大學內老鄉的規模越來越大，彼此間的感情和關系就顯得淡漠起來。45．2％的學生選擇了“一般”。但也有30．8％的人選擇了“重要”，地緣因素在當前中國社會發展中的支撐作用還是不可忽視的。“院系領導”之于大學生的重要性，從結果來看，36．1％的學生選擇了肯定的一面，低于認為“一般”（39．6）的學生比例。事實上，從培養和就業的角度，院系領導對學生的影響是比較大的，主要從課程設置和就業推薦等方面顯示出來，不過學生似乎覺得影響不直接。除去交心朋友，大學中的其他同學在學生心目中的地位明顯降低，高達52．1％的學生認為其對自己將來的發展重要性一般。學生會干部似乎是積累人脈的很好的圈子，然而有近半數（47．9％）的同學認為這種關系對自己的重要性一般。但從“重要”（28．7％）與“不重要”（10．8％）的對比來看，還是更多的人選擇了前者，證明可用之處還是有的。最后是第四大類，重要性認可比例在30％以下。包括“公共課老師”、“加入社團的朋友”、“打工或實習中結識的朋友”、“普通朋友”、“經常交往的網友”5種人脈關系。“公共課老師”的地位基本上可以認為不會太好，事實證明也不算很差，至少選擇相對重要的學生比例（26．7％）超過了認為相對不重要的學生比例（20．4％）。另外還有5．2％的學生處于糾結狀態，表示“說不清”，近半的學生（47．6％）選擇了“一般”。這里面的原因不應該單單歸結為教師的問題，課程設置與課程內容等因素也是影響學生評價的重要方面。大學生社團也是一個非常值得研究的群體，相關的文章也很多。此次調查數據顯示大學生對“加入社團的朋友”的重要性認可度一般（51．5％），或許很多人進到社團之中更多的是為了鍛煉自己的相關能力，而對于結交朋友的作用看得相對較淡。當前大學生社團日益權力化和勢利化趨勢也對大家交到知心朋友有所影響。對于“打工或實習中結識的朋友”，多數人（48．1％）持中立態度，否定（23．8％）與肯定（22％）意見基本持平。顯示目前的學生對這種人脈關系重要性的認識并不太自信，畢竟在社會職場中這種關系相對較淡。區別于同學，大學生可能由于不同的原因經過一定交往，彼此之間會成為“普通朋友”，但這種關系因缺乏長久的聯系而相對較淡。但其中有17．4％的學生認為這種關系還是重要的，其實很多時候幫助自己的往往是普通朋友。“網友”在當前信息時代成為一個很特別的符號，很多人素不相識，通過網絡聊天結為朋友。但大學生對這種關系持有非常否定的認可度。即使設定為“經常交往的網友”，重要性和不重要性（反序）也都位居人脈序列的最后一位，這種結果值得思考。

3．大學生總體信息的意外與正常結果

當前女生更容易考上大學的現象在全國范圍內受到很多人的關注和探討，我們在調查時特地強調了按所選專業的男女生比例來發放問卷。可能這次調查的工科院系相對較少，女生比例大些還可以理解。但結果顯示，總體比例中女生高達63．7％，的確出乎所料。即使是工科類院校，男女比例也依然女生高出。此次的數據再次證明高校中男女生比例的確有些失常。相對于男女生比例，對于普通高校來說，農村生源占據了77．8％的絕大多數，應該是正常的事情。除去函授生，其他的在校大學生應該全是90后，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已經推行了20多年，然而數據卻顯示獨生子女比例僅僅為8．2％。統計顯示，來自城市（包括縣城）的214人中只有53人是獨生子女，占到24．8％的比例。而749名來自農村的學生中只有26人是獨生子女，僅僅占到3．47％。

三、對大學生四類人脈的分析及網絡構建

（一）對大學生四類人脈的分析

第一大類6組人脈中，除去“家人”和“有知識的親戚”兩組，其他4組全是大學生同齡人，而且都是貼心和親近的朋友關系，凸顯了大學生對同代人中具有親密友情的人脈的深深依賴。而前兩者都具有血緣關系，家長最為親近，親戚也血脈相連，這種血緣人脈具有的無可替代的親情為大學生所高度認可。而有知識親戚的重要性遠高于有權和有錢的，突出了大學生潛意識中對知識的高認知心理。第二大類有一個共同的特征就是都是大學生的長輩，而且其中包含了3組老師人脈。從第一層最為核心的血緣和友緣人脈過渡到第二層的長輩人脈，可以看出大學生似乎對這些人脈有某種直接而強烈的內在需求，老師提供知識，有權的親戚或許可以提供崗位，戀人的家屬則可能提供將來最為重要的家庭基礎。第三大類的人脈則表現了大學生的一種糾結心態，這些人脈看起來不很重要，卻又似乎都不可或缺。“輔導員”在大學里基本上掌控了學生可以獲取的除知識外的其他所有資源，但許多普通學生又的確與之打交道不多。“有錢的親戚”在當今“眾多大山”的社會里或許可以提供最為“萬能”的支持。遠親不如近鄰，“鄰里”所具有的特殊情分似乎永遠不該忘記，但人們雖然對于現今社會“防盜門”的社區生態防盜功能不敢過于相信，但它隔開鄰里親情卻作用明顯。“老鄉”，曾經多么親切的稱呼，現在卻偶爾要提防，因為太多，否則最容易出現問題。“院系領導”本該令人尊敬，但現今的行政化大學時代，他們對于普通學生來說，盡管本應是但絕非領導的中心，所以他們似乎有些遙遠。“大學其他同學”太多了，想要記住真的很難，但當他們幫助自己的時候真應該心懷感激。院系干部中有朋友嗎？“學生干部”好像早已適應了鉤心斗角的行政化生態而忘記了這里是服務學生的。最后一層的人脈關系似乎顯示了無關緊要的感覺。很遺憾，“公共課老師”被大學生放到了這一層，可能最主要的原因是前面的定語吧。大學生社團現在主要在做什么值得思考，否則“加入社團的朋友”不應該放在這個位置。人力資源理論中似乎強調“打工或實習中結識的朋友”的重要性，尤其是那些管理層及以上人脈，但大學生將其置于接近最后的位置，有些較難理解。“普通朋友”和“經常交往的網友”本身似乎就是可有可無的吧，否則他們為何被放在了最不重要的位置？

（二）對大學生人脈網絡的構建

基于以上分析，第一大類人脈關系可以稱為心理依賴層，顯然其處于整個網絡的核心地位。第二大類人脈可以稱為生存支撐層，它們具有非常重要的保障作用。第三大類人脈可以稱為生活輔助層，這些人脈在人的一生當中或許真的可以提供某些甚為重要的幫助。第四大類人脈可以稱為社交邊緣層，這些人脈只是有些交往，在大學這個時代這些人真正的重要性似乎難以體現也無從考量，至少從數據上顯示其地位如此。

四、簡單討論

篇(2)

1．1積極拖延與個體創新績效拖延作為一種普遍的社會現象，主要表現為個體完全回避或推遲其所必須做出的決策、承擔的責任和執行的任務［5］，很多來自學生學業以及員工工作績效的實證研究都已證明拖延會對工作績效產生負面效應［6］，盡管也有研究發現偏好壓力者以及提高任務參與度能夠減弱拖延行為對工作績效的影響［7］［8］，但是拖延行為在很多場合都被視為一種反生產行為;即便是身處網絡環境中，拖延也不利于績效提升，尤其是個體在承擔合作任務時更易發生拖延行為［9］。然而，來自心理學、社會學以及經濟學等不同領域的學者發現，面對資源緊缺以及不確定的外部競爭環境，對某些任務的延遲執行或許能夠起到積極作用。Chu和Choi在2005年首次提出了積極拖延的概念，并指出傳統的對拖延的理解屬于消極拖延的范疇，兩者在認知、情緒、行為等方面存在根本區別［3］。研究發現，積極拖延者會有意圖地做出拖延的決定，通過激發自身在時間壓力下的強烈動機，以高效地在截至時間之前完成任務。近期的研究進一步證實積極拖延有利于管理消極情緒［10］，收集重要信息并尋找更具創意的實施策略;并且越是富有創造性的個體往往更傾向于運用更多的時間去思考和醞釀，因而更易于產生積極拖延行為［4］。正如學者們所發現的，積極拖延者具有較高的自我效能感和自我調節能力，表現出較強的時間控制感、壓力偏好、計劃行為和較強的自信，而上述特征均已被證實能夠切實提高創新績效［11］［12］。由于已有文獻在研究積極拖延的前因變量和結果變量時一般將個體置于相對獨立的工作環境［13］，很少考慮個體間的交互作用對積極拖延行為的影響，而個體在創新過程中往往會更加依賴其從屬的團隊。作為團隊中的一員，個體積極拖延行為的選擇及其后果理應受到其所在團隊的制約。若直接將上述結論簡單移植，可能會忽略團隊運作中典型組織特征所帶來的影響，無法對團隊中的積極拖延行為施以有效的引導和監控，進而影響個體創新和團隊創新的順利實現。當然，我們依然希望管理者能夠有效引導團隊成員正確使用積極拖延以提高個體創新績效。基于上述分析，做出如下假設:H1:團隊成員的積極拖延行為有助于個體創新績效的提升。

1．2社會網絡與個體創新績效創造性往往蘊藏于人際交往互動所形成的社會網絡中［14］，只有考慮個體所處的社會情境因素，才能真實的再現組織行為的演化規律，因而社會網絡分析逐漸成為創新和組織行為領域的重要研究范式［15］。團隊成員因為工作需要建立的人際關系網絡屬于個體層次的社會網絡，社會網絡理論將團隊成員視作嵌入在網絡結構中的相互影響的個體;在項目生命周期中個體的認知、態度及行為會受制于社會網絡的結構特征和團隊的整體規范，繼而對個體及團隊的績效產生影響。由于社會網絡的存在有助于個體協調緊缺資源，獲得所需的信息和機會，尤其是當工作中涉及高度復雜的知識交換時，社會網絡能夠有效提高員工的創新績效［16］，后續研究也發現以社會關系為紐帶成立的團隊比單純以人口統計特征成立的團隊有著更好的創新表現［17］。組織內的社會網絡被分為三種，情感網絡、咨詢網絡和情報網絡［18］，項目團隊中最為普遍的當屬情感網絡和咨詢網絡。個體所處網絡的結構位置則用中心性來衡量，個體中心性越高則說明其影響力和權力越大［19］。現有研究一般將社會網絡中心性分解為程度中心性、接近中心性和中介中心性［15］，由于物理距離不再是經濟活動的主要瓶頸，采用程度中心性和中介中心性更能夠清晰描述網絡中個體的影響力和控制力。其中，程度中心性用來衡量個體的影響力大小和非正式權力的控制范圍，中介中心性可表示個體占據操縱信息流通的數量和控制信息的可能性。咨詢網絡傳遞的是團隊成員間與工作任務相關的信息、知識、建議，在實施項目創新過程中，成員之間可借助咨詢網絡進行知識的交換、信息的碰撞和創意的激發。作為獲得團隊創新所需工具性資源的基本通道，咨詢網絡對創新目標的實現至關重要［20］。個體咨詢網絡中心性越高則越可能擁有創新的關鍵資源并具有支配創新資源的權利，知識的匯集也為個體提升復雜問題的處理能力提供了平臺，個體在咨詢網絡中的位置將直接對自身創新績效產生重要影響。基于上述分析，做出如下假設:H2a:咨詢網絡程度中心性與個體創新績效正相關;H2b:咨詢網絡中介中心性與個體創新績效正相關。情感網絡提供的是工作內容之外的成員間感情交流的通道，通過成員間的情感交流并展開互動，有助于個體建立良好的社會關系并累計社會資本［15］。處于情感網絡的中心位置可以贏得更多的友誼和信任，獲得更為密切的情感支持和心理支持，有助于舒緩創新過程中的壓力，體驗更為積極的情緒，使個體在創新活動中保持較高強度的內部動機;與此同時，處于情感網絡中心位置的個體還可以借助情感支持和心理支持來獲得更多的資源攝取途徑，甚至可以運用強大的情感感召力來構建和強化有益于創新的組織文化，有效應對不確定因素對創新過程的擾動，營造更加有利于創新的工作氛圍，激發個體持續創新的潛力。基于上述分析，做出如下假設:H3a:情感網絡程度中心性與個體創新績效正相關;H3b:情感網絡中介中心性與個體創新績效正相關。

1．3社會網絡與積極拖延研究發現，積極拖延是不確定創新活動中管理消極情緒的有效策略［8］，積極拖延者會依據任務復雜程度、資源消耗程度來選擇拖延的方式。盡管積極拖延者被證實擁有更強的自我調節能力、更突出的壓力偏好和時間知覺能力［21］，但在完成任務過程中依然會面臨信息缺失、情緒焦慮等情況。作為有限理性、有限意志力的個體，即便積極拖延者具有高超的問題解決能力，面對上述情景還是可能對自我效能感的判斷產生偏離，繼而影響對任務特征的判斷和創新行為的實施;而社會網絡的存在可以使積極拖延者及其網絡成員在信息、資源和情感等不同層面進行交互與協調，幫助個體做出較為客觀的評判。其中，咨詢網絡提供了與任務相關的信息、技術、知識等傳遞的通道，情感網絡則成為團隊成員相互支持并建立信任的載體。團隊成員身處社會網絡之中，一旦個體呈現出積極拖延行為，信息的交流分享會使其進一步強化內在動機，情感的交流則是舒緩壓力的絕佳手段，上述因素均能夠幫助積極拖延者高效、及時、創造性地完成任務。Michinov等通過實證研究發現，如果個體能夠積極融入咨詢網絡，獲得情感支持，將有效降低拖延對績效的負面作用;個體參與度的提高也能增強積極拖延對創新績效的正向預測力［8］。隨著個體在咨詢網絡中的中心性逐漸提高，信息傳播范圍不斷擴大，知識的融合促使個體的創新技能得到強化，有利于積極拖延者完成預期目標;雖然信息共享有利于創新想法的傳播［22］，但信息傳遞過于密切則不利于獲得異質信息，限制了創意發揮，降低了信息的識別效率［23］。咨詢網絡中心性程度高的個體往往掌握了項目中的核心資源、重要知識和關鍵技術，其他成員容易對其形成信息依賴;該個體在任務緊迫的情景下一旦表現出積極拖延，高頻率的信息共享勢必會進一步壓縮創新思考的時間，難以識別有效信息，進而導致創造性下降［24］;而該個體在網絡中的影響力和控制力又促使創新惰性或低績效的創新行為在整個團隊中快速擴散，最終對團隊整體的創新績效帶來損害。因此，積極拖延者的個體創新績效會隨其所在咨詢網絡的中心性程度的提高而呈現出倒U型的變化規律，過高或過低的咨詢網絡中心性特征也許并不能促使積極拖延者一定表現出較高的創新績效。基于上述分析，做出如下假設:H4a:咨詢網絡程度中心性在積極拖延與個體創新績效的關系中起著倒U型調節作用;H4b:咨詢網絡中介中心性在積極拖延與個體創新績效的關系中起著倒U型調節作用。隨著個體在情感網絡中的中心性逐漸提高，與團隊成員之間建立的信任關系將更為穩定。由于信任水平與個體創新績效之間具有顯著的協同效應［22］，當個體決定通過積極拖延來高效地達成任務目標時，成員間的高度信任能促使個體以積極的情緒投身于充滿風險的創新活動，情感上的相互支持使得積極拖延被賦予更多的認可，高水平的信任氛圍為積極拖延提供了更多的資源利用渠道，有利于積極拖延者完成預期目標。然而，一旦個體與團隊成員之間建立高強度的感情依賴，從眾行為極易滋生，如果個體不善于獨立思考，即便是積極拖延行為也容易同化為消極拖延行為，而團隊成員間的高度信任又使得個體的消極拖延行為無法有效識別和監控［25］，最終難以完成高強度的創新任務。因此，積極拖延者的個體創新績效會隨其所在情感網絡的中心性程度的提高而呈現出倒U型的變化規律，過高或過低的情感網絡中心性特征也許并不能促使積極拖延者一定表現出較高的創新績效。基于上述分析，做出如下假設:H5a:情感網絡程度中心性在積極拖延與個體創新績效的關系中起著倒U型調節作用;H5b:情感網絡中介中心性在積極拖延與個體創新績效的關系中起著倒U型調節作用。通過對既有文獻的梳理發現，從社會網絡的視角對團隊成員拖延行為與創新績效之間的關系重新進行審視，既是對已有積極拖延行為研究的完善，也是對社會網絡分析領域的擴展。本研究將借助情景實驗，在模擬創新任務的完成過程中，對團隊成員在情感網絡和咨詢網絡中的社會中心性指標(情感網絡及咨詢網絡的程度中心性和中介中心性)、積極拖延程度及個體創新績效進行測評，深入探索積極拖延、社會網絡結構特征及個體創新績效之間的關聯機制，同時也得以對創新過程中的合作、拖延等行為現象及其與創新績效的關系展開更為真實的描述。由于個體的情緒性特質被證實與拖延行為和個體創新績效顯著相關［10］，因此本實驗將個體的情緒性特質作為實驗的控制變量。

2實驗設計與實施

2．1實驗對象和實驗步驟本研究選擇武漢和溫州兩所高校商學院的合作機構為實驗被試的來源，以企業家聯誼會、溫商發展研究會、行業協會、商會以及參與校企合作項目的企業家或經理人為研究對象，以電子沙盤培訓項目為實驗內容，實驗教師設定每個季度的完成時間，并在實訓過程中通過倒計時的形式提示每個季度運營還余留的允許操作時間，要求參與者按照預先設計的流程完成實訓并進行關鍵變量的測評。具體實驗步驟如下:(1)第一階段實驗以參加電子沙盤實訓的42名企業家為被試展開實驗，每位成員被要求獨立完成連續3年的電子沙盤操作，個體之間不進行任何形式的交流與合作。每位被試在實驗開始前填寫情緒性特質量表，實驗結束后被要求當場完成積極拖延量表。(2)第二階段實驗以參加電子沙盤實訓的68名企業家為被試展開實驗，被試被隨機分為10組，每組5－6人，分別采用強制要求和一般引導兩種方式進行積極拖延的情景控制。其中5組被試被要求組內成員在開始各個模塊操作前必須通過交流合作以盡可能充分利用團隊資源，實驗教師將各個季度運營時間的前五分之一時段屏蔽，被試只能在余下時間內展開操作;另外5組被試只是對組內合作提出建議，但并未做出強制性要求，且能夠在整個時間段獨立安排各自的實驗操作。每位參與者在實驗開始前填寫情緒性特質量表，實驗結束后要求當場完成積極拖延量表。個體創新績效則根據系統生成的財務指標加權得到。(3)第三階段實驗以參加電子沙盤實訓的102名企業家或高管為被試展開實驗，被試被隨機分為10組，每組9－11人，要求組內成員在開始各個模塊操作前必須通過交流合作以盡可能充分利用團隊資源，實驗教師將各個季度運營時間的前五分之一時段屏蔽，被試只能在余下時間內展開操作。在完成連續3年的電子沙盤操作后，每位參與者需要當場完成積極拖延量表、情緒性特質量表以及情感網絡和咨詢網絡測量題項，個體創新績效則根據系統生成的財務指標加權得到。

2．2變量測量積極拖延量表借鑒Choi和Moran［26］、倪士光等［27］、VanEerde［28］等學者的觀點，從壓力偏好、結果滿意、主動決定拖延和按時完成任務的能力四個方面設計8個正式題項，如:我習慣先計劃再行動;當我感到時間壓力時會更好的投入工作;在行動前，我確信有能力先做些別的事情。社會網絡量表借鑒Krackhardt［18］和羅家德［15］的研究成果，情感網絡結構題項如:你的自由支配時間里，你和哪些同學常有社交活動;咨詢網絡結構題項如:在學習中碰到困難和問題時會向誰請教?問卷上羅列團隊中所有成員的名單，被試只需根據題項選擇自己以外的成員。本次實驗中，咨詢網絡為有向網絡，情感網絡為對稱網絡。情緒性特質采用錢銘怡等學者［29］修訂的艾森克人格問卷簡式量表中國版(EPQ－RSC)。以上量表從1(完全不符合)到5(完全符合)以5分制評定計分。個體創新績效借鑒吳曉波［30］的研究成果，對被試在實訓中通過產品創新、技術創新和渠道創新所獲得的創新財務績效進行衡量，將公司的利潤率、投資回報率、公司總成本、品牌知名度進行排名，經過加權評分和聚類分析后，由低到高從1到7賦值。此外，由于實驗中自變量和控制變量的數據均由個體自評獲得，為了避免社會贊許性偏差，借助馬洛－克羅恩社會贊許性量表設置了三個社會贊許性問題［31］，如:有時你喜歡講別人的閑話(反向計分)、你從來不會想讓別人代你受過、當你犯了錯誤時，你總是勇于承認失誤，要求被試在“是”或“否”中選擇，若題目中答“是”(反向計分題為“否”)的有兩個及以上，則認為該問卷存在嚴重贊許性傾向，按廢卷處理。

3研究結果

3．1量表的信度和效度檢驗第一階段實驗結束后，所有問卷在實驗現場及時回收，保證問卷的回收率和真實性。對收集到的問卷數據進行探索性(EFA)和驗證性因子(CFA)分析以檢驗量表效度。借助SPSS軟件對所有測量條目進行探索性因子分析，KMO值為0．736，Bartlett球形檢驗值為3011．432，P＜0．001，說明樣本適合做因子分析。正交旋轉析出的二個因子，各因子載荷均大于0．67，未出現交叉載荷題項，二個因子累計方差解釋率達到65．63%，分別對應積極拖延、情緒性，表明測量問卷具有初步研究效度。積極拖延、情緒性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數分別為0．802、0．875，均大于最低標準值0．7，因而量表所測變量具有較好的信度。運用LISREL軟件對問卷中所有題項進行驗證性因子分析(CFA)，二因子模型驗證性因子分析主要擬合指數為，Chi－Square=382．78，X2/df=2．316，RMSEA=0．102，CFI=0．925，IFI=0．957，NFI=0．939，GFI=0．918，IFI=0．926，RMR=0．038。根據擬合優度指數判斷，測量量表具有較好的結構效度。積極拖延、情緒性量表的潛在變量的組合信度(CR)分別為0．781、0．828，大于0．7這一臨界值;二個變量的平均變異抽取量(AVE)分別為0．668、0．732，大于0．5這一臨界值，且二個變量的AVE大于兩個因子間的相關系數的平方，因而所有問卷均具有較好的收斂效度和區別效度［32］。Harman單因子檢驗結果表明未出現主導的單因子，說明共同方法變異并不嚴重，加之對數據進行了中心化處理，能夠有效避免同源偏差。

3．2獨立樣本的t檢驗和協方差分析對第二階段收集的數據展開獨立樣本t檢驗，以確定團隊模式下合適的積極拖延實驗方案。結果顯示:強制要求和一般引導兩種實驗方案下團隊成員的情緒性特質不存在顯著差異(t值=0．718，p＞0．01)，但積極拖延自評數據存在顯著差異(t值=2．936，p＜0．01)。說明通過強制要求的方式進行實驗操縱更容易引導團隊成員實施積極拖延，這一結論為第三階段實驗中的情景變量設計提供了依據。另外，將積極拖延作為自變量，將控制變量(性別和情緒性)作為協變量加入模型，來共同分析對因變量(個體創新績效)的影響。結果表明積極拖延和情緒性均對個體創新績效產生顯著影響，說明實驗設計中的控制變量和自變量的選擇能夠滿足研究要求。

3．3假設檢驗及層次回歸分析在第三階段采用個體社會網絡中心性問卷來測度團隊成員情感網絡和咨詢網絡的位置特征，調查問卷為半開放式，且測量題項只有兩項，因而可以直接計算，無需進行信度和效度檢驗［18］。將問卷獲得的數據以二進制鄰接矩陣的形式錄入UCINET，計算個體在社會網絡中的情感網絡程度中心性、情感網絡中介中心性、咨詢網絡程度中心性和咨詢網絡中介中心性4個指標，數值越大，則說明個體在網絡中的中心性程度越高。在此基礎上展開描述性統計分析和層次回歸分析，Pearson相關系數如表1所示。情感網絡程度中心性和咨詢網絡程度中心性與積極拖延正相關，而情感網絡中介中心性和咨詢網絡中介中心性與積極拖延的關系并不顯著，說明與情感和信息的交流渠道相比，資源和情緒的實際掌控能力是積極拖延的直接決定因素，情感網絡程度中心性和咨詢網絡程度中心性高的個體更容易發生積極拖延行為。情緒性與個體社會網絡結構特性以及個體創新績效的關系均呈現顯著負相關，說明神經質特征明顯的個體既不容易被社會網絡接納，也不容易在創新活動中取得較大成功;情感網絡中心性與咨詢網絡中心性高度相關，說明情感網絡中心性高的個體，也容易成為咨詢網絡的中心，情感網絡的建立可能會影響咨詢網絡和情報網絡的形成。積極拖延對個體創新績效的正相關性較為顯著，H1得到初步證實。情感網絡程度中心性和咨詢網絡程度中心性雖與個體創新績效正相關，但并不顯著，說明信息、知識和情感的控制權集中有可能產生認知趨同和感情依賴，對創新信息的敏感度下降，弱化了資源的創新潛力，這也驗證了Rost［34］提出的社會資本與知識創造呈倒U型結構的觀點;相比之下，情感網絡中介中心性和咨詢網絡中介中心性與個體創新績效正相關關系較為顯著，意味著信息、知識和情感的碰撞是激發創意的必要條件;信息、知識的交互能夠提升個體創新技能，而情緒的良性互動和情緒感染過程直接決定創新的情緒氛圍，正是由于信息、知識和情感的多次互動能夠營造良好的創新氛圍，因而能夠有效提升個體創新績效。H2a和H3a未能得到驗證，H2b和H3b初步得到證實。

利用第三階段數據重新進行信度分析，發現各個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數均大于0．70，證明量表具有較好的再測信度。在此基礎上進行驗證性分析，考察情感網絡中心性、咨詢網絡中心性、積極拖延與個體創新績效之間的相互影響。表2中的數據均進行了中心化處理，以避免共線性問題。層次分析發現，積極拖延與個體創新績效正相關，H1再次得到證實;情感網絡中介中心性(β=0．293，p＜0．05)與個體創新績效正相關，咨詢網絡中介中心性(β=0．341，p＜0．05)與個體創新績效正相關，H2b和H3b通過驗證;情感網絡程度中心性以及咨詢網絡程度中心性與個體創新績效相關性并不顯著，H2a和H3a通過驗證。模型4中，將情感網絡中介中心性的平方項與積極拖延相乘后作為一個新的自變量對個體創新績效進行回歸，分析結果表明，情感網絡中介中心性的平方項與個體創新績效之間存在著顯著的負相關關系(β=－0．371，p＜0．05)，情感網絡程度中心性的平方項與個體創新績效之間存在著顯著的負相關關系(β=－0．231，p＜0．05)，說明情感網絡中介中心性和程度中心性會對積極拖延與個體創新績效之間的正相關關系產生顯著的倒U型調節作用。同理，模型5咨詢網絡程度中心性(β=－0．292，p＜0．05)也會對積極拖延與個體創新績效之間的正相關關系產生顯著的倒U型調節作用，咨詢網絡中介中心性(β=0．117，p＜0．05)對積極拖延與個體創新績效之間的正相關關系產生一定的U型調節作用，但未能通過顯著性檢驗，這與假設中提出的倒U型調節作用存在差異。上述結論在模型6中亦能得到一致性檢驗。因此，H4a和H5a通過檢驗，H4b未能獲得驗證。

4研究結論與啟示

本研究從社會網絡的視角，借助情景實驗，對社會網絡中個體的中心性特征、積極拖延行為及其與創新績效的關系進行全新闡釋。首先，相對于程度中心性指標，中介中心性強的個體更易于提升創新績效，這表明知識傳遞和情緒感染的多元化通道是創新績效提升的先決條件，而信息、情感的高度控制所產生認知趨同和感情依賴卻有可能成為創新績效提升的桎梏;其次，團隊中的積極拖延行為雖有助于創新，但由于個體身處社會網絡之中，其行為的實際績效受制于個體在情感網絡和咨詢網絡中的社會中心性特征。咨詢網絡中介中心性高的個體能夠促進積極拖延行為進一步提高創新績效，而咨詢網絡程度中心性、情感網絡程度中心性以及情感網絡中介中心性等結構特征在積極拖延與個體創新績效的關系中起到倒U型調節作用。這說明上述三項中心性特征高的個體，在實施積極拖延行為時，可能會經過從促進創新到抑制創新的過程，過高或過低的中心性位置都不利于創新績效的實現。第三，本研究發現情感網絡在某種程度上比咨詢網絡在個體創新體系中發揮更為顯著的作用。由于積極拖延者主動做出拖延的決策是基于對自己按時完成任務的自我效能感，資源的控制感和情緒的自我調節能力，而情緒網絡中個體的中心性程度決定了情緒的強度。已有研究證實，個體情緒強度與創新績效之間的關系反映為倒U型曲線中的一段［35］，因此，積極拖延者所處的情感網絡中的節點位置將直接決定團隊情緒感染的進程和創新氛圍的營造。最后，研究發現情感網絡的中介中心性與咨詢網絡中介中心性與個體創新績效之間呈現出不同的影響，這一結論提示我們，團隊中處于咨詢網絡中心的個體不一定位于情感網絡的核心位置。與處于咨詢網絡的中心位置相比，如果團隊成員處于情感網絡的中心，為了保證創新績效，在實施積極拖延時需要更加慎重。

篇(3)

社會網絡的定義：羅家德認為社會成員在互動的過程中形成了一種較為穩定的社會關系，它包涵了人際關系和網絡的結構特征對社會中的現象解釋。總的來說社會網絡是企業與網絡內其他各成員（如政府部門、科研機構、金融部門及其他中介組織）所形成的各種資源和關系的集合。它包括網絡結構和網絡關系層面。知識共享的定義：員工個人的知識（顯性和隱性）通過各種各樣的交流方式被企業內其他成員共同分享，進而轉變為企業的知識財產。這個過程包含了個人與個人的知識交流，知識在個人，組織和網絡內的循環流動過程。技術創新的定義：熊彼特《經濟發展理論》一書中將技術創新分為產品、工藝、原材料、市場和組織的創新等。企業技術創新能力的核心是擁有專業知識的員工、管理系統的技能、技術系統及企業價值觀。

二、社會網絡、知識共享與技術創新維度的劃分

社會網絡維度的劃分：Burt于1982年提出“關系-位置”網絡分析模型：結合了分析的方法和分析的對象提出了位置分析和關系分析方法。它主要研究對象是：網絡成員處于網絡中的關系及其強度、行動者在網絡中的位置。本文也采用關系位置法將社會網絡分為網絡結構、關系強度兩個方面。網絡結構包括網絡中心性、網絡密度和網絡的范圍（尹享邑，2009；王霄云，2005）。關系強度具體包含了連接穩定性，互動頻率和互惠性（Gr-naovetter，1990）。知識共享維度的劃分:當前對知識共享的測量有兩種常規方法，一種是傾向從知識存在形式（顯性知識和隱性知識）的分享程度來衡量知識共享的水平。第二種主要是從知識的傳播形式，包括知識的獲取和知識的提供來衡量知識共享的程度。本文選擇第二種形式，即從知識的搜索和知識的轉移兩個方面考慮知識共享。技術創新的維度劃分：通常情況下，國外學者用專利使用數量與專利的應用情況來衡量創新績效。如David-son&Mcfetridge（1987）以技術取得的范圍、速度來衡量創新能力。Hage-doom&Cloodt（2003）用R&D投入、申請和引用專利的數量和新產品數量來衡量創新績效。國內學者張方華（2006）從創新效率這一角度考慮，用新產品開發速度、年創新產品數、創新產品的成功率、每年申請的專利數、新產品占總銷售額的比重這五個指標來衡量技術創新能力。本文從產品創新和工藝創新兩個層面考慮。

三、社會網絡、知識共享與技術創新的相互關系

（一）社會網絡與技術創新的關系

主流方向主要從網絡結構和網絡關系兩個方面來研究與技術創新能力的關系。從網絡結構方面來看，主要從網絡中心度，網絡范圍，網絡密度來考察與技術創新能力的關系。企業如果在網絡中占據的結構洞越多，則企業在整個信息網絡傳輸中占據的地位越有利，企業能夠更多的了解技術的變化，并作出相應的技術決策，所以企業在技術創新方面就會占據較大的優勢。Powell(1996)認為網絡中心度的高低與企業和其他團體單位合作技術開發程度、市場信息的流動速度呈正相關，最終影響到企業技術創新的效率。另外，絕大本分研究（Bauxn，Calabrese&Silverman，2000；彭新敏，2009）認為，網絡范圍越大，意味著獲得的關系資源越豐富，企業在創新過程中能有更多的方法獲得知識，形成一種創新規模效應。在網絡密度方面，趙曉慶和許慶瑞（2002）認為企業能與更多的組織成員產生聯系則企業的網絡密度會更大，企業能夠獲得更多的資源，隨著聯結強度的增強，企業間的信任感提高，有利于彼此之間的互利，形成長期的合作關系。從以上觀點分析可以看出：社會網絡的中心性與企業技術創新能力成正相關關系；社會網絡的范圍與技術創新能力成正相關；社會網絡的密度與技術創新能力成正相關。從網絡關系方面來看，主要是通過研究關系強度、關系質量與技術創新的關系。一般情況下認為關系強度越強，越能加深與其他合作組織的情感和信任，因為這樣可以減少其在技術創新創新過程中產生的不確定性風險。網絡關系強度包括網絡各個節點之間交流的時長、感情的密切程度、認識程度和互惠性，網絡的關系強度和企業技術創新能力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彭新敏（2009）認為比較強的社會關系，有利于高質量知識和隱性知識的擴散，趙曉慶和許慶瑞（2002）比較強的社會關系是信任和互利的基礎，可以規范合作伙伴行為，有利于創新活動的開展。從以上觀點可以看出：社會網絡關系的聯結穩定性和技術創新能力存在正相關關系；社會網絡關系的互動頻率能夠促進技術創新能力的提升；社會網絡關系的互惠性性對技術創新有顯著的促進作用。

（二）社會網絡和知識共享的關系

主要從網絡結構與網絡關系兩個方面來探討二者的關系。從網絡中心性方面來看，根據前文涉及的結構洞理論，在較為松散的網絡結構中，容易產生較多的結構洞。網絡中處于“橋”的一方能夠獲得更新更廣泛的信息，能夠促進新知識在組織內部的不斷雙向流動，進而能夠促進網絡內部的知識共享。中心性對知識共享的正向影響被很多人研究過，如Hansen（2002），Perry-Smith&Shaller（2003）等。一般認為，較高的網絡中心性的個體往往在組織中有較高的權威，一定程度上可以支配其他的員工，促使他愿意知識共享。由于中心性較高的個人或團體具有核心的地位，其他成員或組織對其知識能否共享的期望也很大，中心性較高的個人或團體為了維護自己的威望和地位，會努力實現與大家知識共享的愿望，最終促進了網絡中的知識共享。例如Perry-Smith&Shaller團隊中越是處于核心位置的個人就越能掌握越多資源，知識共享的效果也越明顯。從網絡密度來看，蔡鉑、聶鳴認為密集的網絡加深企業之間的相互信任，方便了隱性知識和敏感信息的交流，促進信息和知識在企業之間的流動，有助于企業的知識共享。謝鴻明等（2009）認為，網絡密度越大越有利于團隊獲取外部知識，網絡內部的知識交流也更充分。朱麗亞（2009）的研究表明，在企業知識轉移的過程中，知識發送端的網絡中心度促進知識的發送，網絡密度促進接收端知識的接受，而網絡范圍可以促進接收端知識的吸收。從網絡范圍來看，Reagans認為隨著網絡范圍的擴大，網絡成員有更多的機會獲得知識源，進而有了顯隱性知識相互轉換的機會，促進知識共享。在社會網絡中，作為網絡一個節點的企業如果能夠占據網絡的中心位置，就可以控制更多的相關資源，獲取其他成員提供的知識和技術；為了維護自己的威望和地位，中心性較高的企業也會努力實現與大家知識共享的愿望，最終促進了網絡中的知識共享。同時，企業不僅僅要與高校、科研院所、銀行、中介組織建立聯系，還要擴大與供應商、大型客戶和其他企業的相互聯系，盡可能的挖掘出潛在的關系，從而擁有更多的信息獲得和分享渠道，促進網絡成員的知識共享。因此網絡的結構和知識共享有如下關系，社會網絡的結構（中心性、網絡范圍、密度）與知識共享（知識搜索、知識轉移）成正相關關系。從網絡關系的角度來說，格蘭諾維特將關系分為強弱兩種，兩種關系在知識的搜素和轉移中作用相異。NooteBoom對美德兩國的企業進行實證研究時發現，企業合作機制穩定性越高則網絡成員之間有信任感越強，從高有利于知識共享。一些研究表明企業聯系的穩定性、關系的互惠性和聯系頻率的增加可以使企業與合作伙伴建立長期的合作機制，增強彼此的互信，推動網絡內部的知識和信息資源的分享，增強知識共享的意愿。因此網絡關系與知識共享之間存在下面的的關系，社會網絡的關系（聯結穩定性、互動頻率、互惠性）與知識共享（知識搜索、知識轉移）成正相關關系。

（三）知識共享與技術創新的關系

企業技術創新能力提升的過程中最大的障礙是缺乏知識和經驗，知識共享在企業技術創新過程中減少學習中的各種障礙。Henson和Mors（2005）從知識共享的過程出發，將知識共享分為三個過程：是否共享的決策、知識轉移和知識搜索。是否共享的決策就是決定是否向組織外部吸收新的知識；知識搜索是指組織內成員尋找所需要的知識的過程；知識轉移當找到了所需要的創新知識后，把知識吸收整合為組織內部的知識同時應用于實踐中。主流研究者普遍認為，知識的獲取對企業技術創新能力的提升極端重要（如Yli-Renko，Antio&Sapienza，2001）。Yli-Renko（2001）認為與合作伙伴間的相互交流可以得到知識，這些技術知識的消化和吸收能夠為高新技術企業新產品的開發提供強有力支持（Yli-Renko，2001）。Wu&Tsai(2005)提出知識轉移作為知識共享的重要方式，可以營造企業內部的知識共享氛圍，有利于企業的學習。Tsai認為知識轉移能提供給成員之間交流合作的機會，在這一過程中能夠顯著刺激知識的再創造和提高組織創新能力，知識轉移可以將新產品開發需要的知識轉移給所需要的成員。知識共享可以幫助企業通過不同的渠道不同的發送者將知識流轉移到技術創新的團隊中，增加了企業的技術創新知識存量。在社會網絡中，企業間的交流和企業內部的交流共同促進知識的吸收和轉換。知識共享的過程可以營造良好的學習氛圍，減少技術創新失誤，增加知識存量，從而提高了企業的技術創新能力。

（四）知識共享的中介作用

網絡關系方面，Inkpen和Tsang認為網絡關系有利于信息和知識的流動，企業可以更好的吸收和研發新技術，有利于企業獲得更好的技術創新能力。其他研究也發現了知識共享在網絡關系與技術創新之間的中介作用。如余紅劍研究新創企業時發現，新創型企業與合作組織之間的良好網絡關系能夠增進雙方之間的知識共享意愿，提高企業的學習與整合應用能力，促進企業技術創新能力的提升。左惟和李麗研究酒店連鎖企業時，從社會資本理論角度探討了網絡關系、認知維度與企業內部組織間知識共享對知識資本和組織績效的影響程度。基于以上分析可以得到，在網絡關系對企業技術創新能力的影響中知識共享產生中介作用。網絡結構方面，Ahuja發現網絡成員的聯系強度越大，知識在網絡內部的擴散程度越大，網絡成員越容易獲取知識，從而提高了知識整合能力，促進了新產品和新技術的產出。Paruchuri認為企業在網絡中心的位置可以改變網絡內部的知識流動，從而影響企業的創新活動。國內的李隨成和高攀認為網絡中心性與知識獲取機會成正相關。位置中心較大的成員能夠縮短知識搜尋和獲得的時間，提高知識的整合能力，從而促進了企業創造新知識的能力。陳偉和楊早立從知識共享和知識整合的視角探討了網絡的結構與企業核心能力的相互關系。因此得出如下結論：知識共享在網絡結構和網絡關系對技術創新能力的影響中有中介作用。

四、結論與建議

篇(4)

由于新浪微博對數據的獲取作了很多限制，本次研究選擇在騰訊微博開博的出版社。騰訊微博中，按照聽眾數的不同，用戶大體可以分為“名人”與“草根”兩大類，“名人”微博由于聽眾數量較大，因此在微博信息傳播中起著更為重要的作用。本研究選取出版社微博主要考慮兩個方面:(1)聽眾數在10萬以上;(2)經過騰訊微博官方的認證。具體操作步驟如下:(1)通過騰訊微博搜索功能，搜索類型為“用戶”，搜索關鍵詞為“出版”，共得到20911位用戶。(2)選擇“認證”，得到2993條篩選結果，這些微博已經經過騰訊微博官方認證。(3)逐條瀏覽篩選結果，選擇“聽眾”數在10萬以上的用戶，這些微博具備較高的代表性。最終得到用于本次研究的共15家出版社微博，相關數據收集時間為2014年6月20日。通過此類方法構成的微博組僅僅是整個出版社微博社會網絡中的一個子網絡，但由于這些微博聽眾數量眾多，在全部出版社微博中具有較強的代表性和較大的影響力。本文即對此小型社會網絡開展研究。

2出版社微博社會網絡關注矩陣及結構圖

社會網絡可以用社群圖、關系代數、鄰接矩陣等模型來描述，此網絡中每一個出版社微博為一個節點，將用戶之間的“關注”和“被關注”的關系通過鄰接矩陣表達出來，形成一個15×15的互鏈網絡的二值矩陣，其中“行”表示關注者，“列”表示被關注者。“1”表示關注關系存在，“0”表示關注關系不存在。得到的鄰接矩陣如表1所示。通過Ucinet的Netdraw軟件可以將微博互鏈網絡關系圖直觀地表示出來，如圖1所示。可以看出互鏈網絡中存在著2個孤立的結點分別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和中國公安出版，譯林出版社、人民文學出版社、中信出版等居于互鏈網絡的核心位置。

3結果分析

3.1密度分析

密度是衡量社會網絡中各節點關系緊密程度的指標，在圖論中用圖形中實際存在的線與可能數量的線的比例來衡量。一般來說，關系緊密的節點合作行為較多，信息流通較易、情感支持也會較好;而關系疏遠的節點，則常有信息不通、情感支持少、協作程度低等問題。密度值介于0和1之間，值越接近1則代表關系越緊密，越接近0則表示關系越疏遠。可見密度為0.1714，標準方差為0.3769，說明出版社微博間存在著相互的連接和溝通，但密度值不大表明整體上該社會網絡的聯系不算非常緊密，相互交流的程度還有待提高，說明國內出版社在微博應用方面仍處于初級階段。盡管微博在信息傳播、營銷宣傳方面的巨大優勢吸引了很多出版社嘗試使用，但很多出版社思想層面對微博在出版行業的定位認識不清，行動層面也顯得不夠重視，沒有大膽進行應用方面的探索。

3.2中心性分析

3.2.1點度中心性

點度中心性反映的是網絡中那些相對于其他行動者而言處于中心位置的行動者，此概念來自于社會計量學的“明星”概念。一個中心點是指處于一系列關聯“中心”的點，該點與其他各點具有諸多直接的聯系，而處于網絡邊緣的節點則較少與其他節點相關聯。某個節點的點度中心性最簡單的測量方法是計算與該節點直接相連的其他節點的個數，數值越大其在網絡中的地位越趨于中心。在有向圖中，點度中心性還可以分為內點度中心性和外點度中心性。內點度中心性表示一個用戶被其他用戶“關注”的程度，外點度中心性表示一個用戶“關注”其他用戶的程度。在出版社微博互鏈有向網絡中，前者指被關注的出版社微博節點總數，后者指該出版社微博關注的其他關聯微博的節點總數。通過Ucinet的NetWork－Centrality－Degree得到出版社互鏈網絡的內點度中心勢為42.857%，外點度中心勢為27.551%，中心勢越接近1說明該網絡越具備“集中”的趨勢。可見該網絡的整體中心勢趨勢較強，存在著網絡核心。但內中心勢數值較大，說明被“關注”的用戶更具備集中的趨勢。如表3所示，內中心度較高的節點為人民文學出版社、長江文藝－北京、譯林出版社、廣西師大社理想國，它們在網絡中被其他節點關注較多，居于網絡的核心位置，因此在網絡信息傳播的過程中擁有較大的權力，這些微博的信息更容易引起別人的注意。外中心度較高的節點為譯林出版社、廣西師大出版社、中信出版，表明這些微博關注其他微博的數量較多。其中譯林出版社的內外點度中心度均較高，說明該微博受到其他成員的廣泛關注，其微博有著較大的影響力和被認可度，同時該微博注重于其它微博的聯系，形成了廣泛的交際網。人民文學出版社和長江文藝－北京的內點度中心度較高，外點度中心度較低，特別是人民文學出版社外點度中心度為0，說明它們在網絡中具有重要地位，但不能積極鏈接其它微博，不善于與人交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中國公安出版的內外點度中心度均為0，說明它們的微博相對獨立，不被其它成員關注，同時沒有積極鏈接其它成員，缺乏與其他成員的交流溝通，在網絡中處于邊緣位置。

3.2.2中介中心性

中介中心性用來度量某個節點在整個網絡中對信息流動或傳播控制作用的大小，即信息從節點A傳到節點B在多大程度上依賴于節點C。Freeman認為一個節點處于多對節點之間，那么它的度數一般較低，這個度數較低的節點可能起到重要的“中介”作用，因此有可能是網絡的中心。中介中心性的研究是圍繞“局部依賴性”建立的，其值越大，說明其在網絡中的位置越重要。該出版社互鏈網絡的中介中心性計算結果如表4所示，譯林出版社、重慶出版社、長江文藝出版社、長江文藝－北京、廣西師大社理想國中介中心性較高，其中譯林出版社更是遠遠高于其他微博，中介作用最為突出。也就是說在信息傳播的過程中其他出版社微博想要獲得信息對上述幾個微博的依賴程度較高。因此說明這些出版社微博在網絡中的位置相對重要，能夠在較大程度上控制信息的流動。但整個網絡的中介中心度僅為13.99%，說明整個網絡的大部分節點不需要別的節點作為橋節點就可以獲得信息，整個網絡的信息擴散范圍較廣，不易受到某個出版社微博的控制。

3.2.3接近中心性

在社會網絡中，如果一個行動者在交往過程中較少依賴他人，則此人在網絡中具有較高的核心地位，接近中心性就是基于網絡節點的不受控制性而提出的測量指標，與上述兩種中心度相反，該值越小說明該點距離其他各點越近，獲取信息時越不易受其他節點的控制，其在網絡中的相對獨立性越高。由于該網絡并不連通，因此基于網絡的整體接近中心勢不能被計算，從信息的難易程度來看，排名為人民文學出版社、長江文藝－北京、譯林出版社、廣西師大社理想國、長江文藝出版社、中信出版、重慶出版社、香港中國旅游出版社、廣西師大出版社，排名越靠前越不易受他人控制，越具備獨立性。從獲取信息的難易程度排名為福建人民出版社、譯林出版社與新華出版社、中信出版和廣西師大出版社、重慶出版社與香港中國旅游出版社、長江文藝出版社、內蒙古文化音像出版社、廣西師大社理想國、長江文藝－北京，排名越靠前獲取信息越容易，獨立性越強。

3.3凝聚子群分析

當網絡中的某些行動者之間的關系特別緊密，以至于結合成一個次級團體時，這樣的團體在社會網絡中被稱為凝聚子群。由于凝聚子群成員之間關系非常緊密，因此凝聚子群分析又被稱為“小團體分析”。小團體分析將子群從整個網絡中分離出來，以便了解特殊子群對整個網絡的影響，并揭示節點之間實際存在的或潛在的關系。

3.3.1成分分析

成分分析是根據子群內外部成員之間的關系密度進行凝聚子群分析，如果一個圖可以分為幾個部分，部分內部成員間存在關聯，各部分之間相互獨立，則這樣的部分就是成分。通過Ucinet的NetWork－Regions－Components－Simplegraphs，在Kindsofcomponents對話框中選擇Weak(弱關聯)，所得結果如表6所示。結果顯示，在弱關聯圖形定義下，共有3個成分，其中第1個成分包含了13個節點，其成員為長江文藝出版社、譯林出版社、中國青年出版社、新華出版社、重慶出版社、廣西師大出版社、人民文學出版社、福建人民出版社、內蒙古文化音像出版社、香港中國旅游出版社、中信出版、廣西師大社理想國、長江文藝－北京。它們之間通過一定的途徑相連接，彼此間建立了較為密切的聯系，另外2個出版社微博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和中國公安出版分別構成1個成分，它們是社群圖中的孤立點。這一分析結果和圖1顯示的一致。

3.3.2k－叢分析

k－叢是建立在點度數基礎上的，一個k－叢就是滿足下列條件的一個凝聚子集，即在這樣的子群中，每個點都至少與除了k個點之外的其它點直接相連。通過Ucinet的NetWork－Subgroups－k－Plex，此時Ucinet會把有向圖當無向圖處理。K值越小網絡的最低規模越大則條件越嚴格。在Valueofk中對話框中填入2，MinimumSize中填入3，所得結果如圖2所示。3k－plexesfound．1:譯林出版社廣西師大出版社香港中國旅游出版社2:譯林出版社廣西師大出版社中信出版3:譯林出版社香港中國旅游出版社由柱狀圖可以看出，譯林出版社、廣西師大出版社、香港中國旅游出版社、中信出版構成了一個小團體，該團體內部成員間的互動較為緊密，交流互動積極主動，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著信息的流動，并且在長期的交互過程中形成了穩定的交流模式。但該子群規模較小，僅僅少數微博建立了密切的聯系，整個群體的互動性還不強。

3.3.3凝聚子群密度

凝聚子群密度主要用來衡量一個大的網絡中小團體現象是否嚴重，這在分析組織管理問題時十分有用。如果一個企業的E－Iindex過高，表示該企業中小團體可能結合緊密并開始圖謀小團體私利，從而傷害整個企業的利益。常見的情形是大團體很散漫，核心小團體卻有高度的內聚力，或者大團體中有許多內聚力高的小團體，很可能出現小團體間互相爭斗的情況。通過Ucinet的NetWork－Cohesion－E－Iindex，得出結果如表7所示。可見凝聚子群密度為0.188，一般來說凝聚子群密度取值范圍為［－1，+1］，該值越接近+1意味著派系林立的程度越大;該值越接近－1，意味著派系林立的程度越小。現在該值大于0，表明出版社各微博間的互動并不局限于凝聚子群內部，子群間的互動也有一定的互動，但是該值較小與1差距較大，說明微博成員更趨向于在較小范圍內互動，凝聚子群內部成員聯系緊密，信息交流與分享較好，但與子群外部成員的溝通交流不足，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響了該社會網絡的發展。

4結論

篇(5)

人的自由全面發展作為社會主義最高價值觀，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也是和諧社會追求的目標之一。社會和諧根源于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本質，體現了人的能力、需要、社會關系、自由個性的內在要求。而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核心內容是個體心理目標結構的發展與個性的完善。如今，網絡已經滲透到現代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不僅改變了現代人的生活方式、思維方式，而且改變了人們的交往方式，促成了現代人交往的革命性變化———網絡交往。信息、知識作為人的發展最重要因素之一，成了衡量人的發展的最重要指標之一。它為人們個性的發展提供了豐富多樣的群體環境，有利于實現了個人需要和個性發展，個人在獲得豐富社會關系的同時也豐富和發展了自身的社會本質。

二、網絡建設:和諧社會建設的全新挑戰

(一)從參與網絡文化的主體構成來看，青年人的網絡社會化對和諧社會的建設存在一定的潛在影響。當前網絡媒體主要的宣傳、傳播、引導的對象，大部分是出生在改革開放之后的年輕受眾。他們是推進改革開放大業的希望所在，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最有活力、最積極的一代。但同時也是最容易被西方敵對勢力所蒙蔽和利用的一代，也是在維護社會穩定的工作中最難于引導、說服和教育的一代。由于網絡提供的是一個介于“似”與“不似”之間的虛擬社會，對于青少年來說，它很難形成像現實世界那樣強烈的社會規范，在網絡中完成的社會化過程很可能附帶網絡影響的消極部分。在這種情況下，和諧社會的建設還應包含建設主體主體意識的培育，它加大了和諧社會建設的難度和復雜性，改變了以往人們文化的傳播途徑，要求將社會的主流文化傳遞給青年個體，使個體接受主流的文化的價值觀念和行為規范，保證社會的正常運行。

(二)從網絡文明建設的艱巨性、復雜性和綜合性看，它對和諧社會建設提出了全新課題構建和諧社會離不開網絡參與。網絡作為一把雙刃劍，在提供人們表達意愿渠道、促進個人發展等方面，對和諧社會的建設功不可沒。同時，又給構建和諧社會帶來了全新的挑戰。如何引領網絡文化發展的前進方向，如何凈化網絡環境，如何更好地加強網絡管理，回答這些問題是新時代下和諧社會建設的題中應有之義。維護網絡安全，凈化網絡環境，引導網絡文化，強化網絡管理成了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

(三)從上網群體與不上網群體的構成看，易形成信息分化，不利于中國社會結構的優化及和諧社會建設我國互聯網分布的城鄉差別和地區差別是十分嚴重的。盡管我國網民規模已躍居世界第一位，但從互聯網普及率上看，各地區的互聯網發展差異依舊明顯。在東部沿海地區和部分內陸省份，以及直轄市，互聯網水平發展較好，普及率高于全國平均水平。但在中西部地區，互聯網水平發展較為滯后，網絡普及率低于全球平均水平。這種信息分化，不利于中國社會結構的優化。現代社會是一個信息社會，信息是第一資源，城市中的知識分子，政府機關和大型的工作人員等一小部分人不僅掌握著經濟資源、管理資源，而且還掌握著為現實社會服務的信息資源。而其它較低的社會階層由于經濟、文化條件的限制，很難參與到網絡文化中來。這不利“五個統籌”的實現，更會影響到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構建。

三、和諧網絡:和諧社會建設的內在要求

(一)加強虛實和諧建設

對虛擬現象的認同，首先需要觀念的更新。如前所述，網絡和諧社會是是建設現實和諧社會的必然要求，是和諧社會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它要求執政者轉變執政視角，從關注現實中的社會建設轉移到現實和諧和網絡和諧的共同建設。在信息化建設的今天，領導干部不關注網絡社會的呼聲和網絡文化的建設，就不能全面地、真正地理解和諧社會建設，就不能徹底地、有效地解決社會矛盾。

(二)倡導和諧管理

首先，“和諧”表示不同事物“相應”且“配合得當”，多種要素相統一，本身蘊含著，而不是求同滅異，這就要求執政者對網絡管理抱持“尊重差異，包容多樣，抵制錯誤和腐朽”的積極態度。其次，要認識到由于我國還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一方面社會問題、社會矛盾一定會在網絡上顯現甚至被夸大，另一方面，網絡管理和網絡文化的建設還有相當長的路要走。但是這種矛盾和沖突大多屬于人民內部的利益沖突，和諧社會理論是黨的執政理念和執政方式、治國理想和治國方略的一次大飛躍。

(三)尋求積極主動建設

篇(6)

1.有利因素

（1）網絡的普及有利于學生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學習。網絡以其快速、便捷的優勢成為學生了解信息的主要方式，學校里網絡技術發達，無線上網普及。學生可以通過查閱信息資料、網絡交流聊天等方式隨時隨地學習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相關內容。

（2）網絡的交互性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者引導學生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進行學習。在網絡環境中，雙向互動是最基本的信息傳播模式。教師可以利用這一優勢，通過留言回復等，與學生進行平等交流，激發大學生學習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潛在主動性。

（3）網絡表現方式豐富多樣，增強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教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可以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內涵為基本內容，制作微視頻，通過微博傳播，將抽象變為具體，廣泛傳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這種多種形式的表達方式，生動逼真，更易于被大學生接受，增強了大學生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認識和認同。

2.不利因素

（1）多種文化沖擊社會主義核心

價值體系教育。在當前網絡環境中，傳統與現代、國內與國外差異文化影響著大學生的價值觀。近年來，國外影片、動漫等文化形式深受大學生的歡迎。大學生更容易接受新鮮的事物，對于歐美風、韓流等外來的風格和形式有一定的偏愛。這反映了當代大學生對這些文化形式背后價值取向的多元選擇。這給我們在大學生中開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教育帶來了沖擊和干擾。

（2）網絡信息開放性與共享性有

礙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教育。當前我國社會正處于深刻變革時期，社會結構的深刻變化、貧富差距的存在、現象披露等信息集中在網絡上，大學生經常看到社會發展中的挫折和失誤，不免影響他們的理想信念。在面對現實社會時，大學生很難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內涵與現實連接起來。

二、大學生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教育與網絡建設有機結合

在網絡環境下對大學生開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教育，機遇和挑戰并存。高校應從大學生的實際特點出發，不斷創新方式方法，使得社會主義核心價值教育深入人心。

1.重視高校網絡的硬件條件

網絡是對大學生進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教育的重要陣地，各高校無論是思想政治教育者還是高校領導都必須有充分的認識。要加強校園網絡的硬件建設，保證學校有硬件過硬的計算機教室、多功能教室，無線網絡覆蓋區，使校園網絡進入到辦公室、圖書館、宿舍等，為學生從網上獲取知識和信息提供良好的硬件環境。

2.利用網絡特點，完善校園網絡的軟件建設

一是要充分利用網絡新媒體的特點，創新大學生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教育的工作方法與手段。面對網絡上各種復雜信息，要完善校園網絡的建設，加大網絡正面宣傳力度，傳播正面信息，加強對學生網絡道德和網絡信息辨別等方面的引導和教育。二是要注重教育軟件的開發，既有教育性又有趣味性，便于大學生接受，使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融入校園主流文化。三是要培養政治覺悟高，有一定網絡技術水平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隊伍。思想政治教育者要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想信念，有較高的網絡文化素養，較為熟練地運用網絡，只有這樣，才能及時獲取重要信息，與學生平等交流，才能在大學生群體中有效地開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教育。

3.用科學的網絡輿論引領

用科學的校園網絡輿論引領，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占領校園網絡。首先，要建設技術性較強的監管隊伍，注重教師隊伍的輿論高度，注重學生骨干分子在基層的輿論引導，及時發現大學生中存在的思想問題，并有針對性地開展教育；其次，根據學生最關注的問題，積極主動地給出正面回答，引發學生的理性思考，避免在大學生中出現造謠、傳謠等現象；最后，要開展相關知識講座，采用大學生易于接受的方式如論壇、聊天室等方式對大學生進行有針對性的宣傳與溝通，把主流價值觀灌輸和滲透到大學生的頭腦中去。

4.發揮網絡文化教育功能

發揮網絡文化的教育功能，堅持用中國化的最新成果武裝大學生的頭腦。其功能主要體現在對大學生進行如禮儀、規范、倫理道德等方面的教育。是我們立黨立國的根本指導思想，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靈魂，網絡文化是一種特殊社會意識形態，尊重差異，包容多樣，構建網絡主流意識形態，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占領網絡文化陣地。高校要積極主動跟上時代潮流，運用網絡優勢，利用各種形式，鼓勵、支持大學生參與網上對話和討論，由傳統的“灌輸式”轉變為“滲透式”教育，發揮網絡文化“潤物細無聲”的作用。

5.發揮網絡傳承功能

篇(7)

【關鍵詞】 學習共同體；學習型社區；可視化分析；現狀；進展

【中圖分類號】 G232.1 【文獻標識碼】 B 【文章編號】 1009—458x（2012）05—0029—07 在學習科學的最新研究中，學習的建構本質、社會協商本質和參與本質越來越清晰地凸顯出來[1]。突顯學習社會性的學習共同體（learning community）由此備受關注。目前，國內相關的文獻繁多，研究人員只能對其感興趣的某方面深入研讀，如何快速地對國內學習共同體研究現狀進行總體了解，并對其研究進展有一個簡要判斷，是本研究要解決的問題。

了解一個領域的進展現狀，實際上就要對該領域已產生的和新產生的知識有一個全面的把握，文獻資料中蘊含著某個研究領域的豐富知識，因此，有必要將這些知識從文獻中挖掘出來[2]。為此，本研究借助于科學知識圖譜可視化分析技術對十多年間（2001年~2011年）國內已有的學習共同體研究文獻進行系統梳理和分析，從而對該領域的研究熱點、前沿方向和進展狀況有一個總體把握。

一、研究過程

（一）研究樣本的選擇

由于學習共同體的研究范圍較為廣泛，在教育、社會學、計算機與互聯網等領域均有涉及。因此，國內關于學習共同體的文獻量非常大，刊登該研究領域成果的期刊種類也較多，且比較分散。為盡可能保證數據分析的全面性，本研究使用中國知網的中國學術期刊網絡出版總庫（CAJD）、中國博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和中國優秀碩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獲得相關文獻的信息與全文。

（二）研究文獻信息的收集與處理方法

Community的中文譯法通常有“社會”、“共同體”、“社區”、“社群”等，最常見的是“共同體”和“社區”的譯法，同時與community有關的復合詞匯也有多種不同的譯法，如本研究關注的“learning community”就有學習型社區、學習共同體兩種不同的譯法。因此，本研究在檢索時，使用以下控制條件“期刊年限（2001~2011）+來源類別（核心期刊），內容檢索條件為：主題（學習共同體）或者包含（學習型社區）”對中國學術期刊網絡出版總庫進行文獻檢索，獲得期刊文獻725篇（檢索時間為2011年10月15日）。同時使用控制條件“期刊年限（2001-2011），內容檢索條件為：主題（學習共同體）或者包含（學習型社區）”對中國博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進行檢索得到博士論文66篇，對中國優秀碩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檢索得到碩士論文628篇。最后，依據中國知網提供的文獻信息依次進行文獻信息采集。

在文獻數據信息處理方面，本研究主要采用中國醫科大學醫學信息學系開發的數目共現分析系統Bicomb v1.0[3][4]，以及美國德雷塞爾大學陳超美博士研發的信息可視化統計軟件CiteSpace 3.0.R2[5][6]兩款數據統計軟件對獲取的數據進行統計處理。其中，CiteSpace軟件可有效探索學科知識領域的演進與研究前沿，進行可視化分析，使得文獻計量學分析易于實現歷時性的動態化[7]，該軟件內嵌了國內學者劉盛博編制的CNKI（RefWork）格式轉換程序，具備將CNKI數據轉換為可處理的格式的功能。但受CNKI數據采集選項和中文文本處理功能的限制，CiteSpace僅可有效處理CNKI數據的專業術語和關鍵詞分析。因此，筆者同時選用Bicomb軟件、UCINET軟件，甚至人工統計的方法對文獻信息進行補充處理與分析。最后，依據統計結果對學習共同體的研究進展狀況進行分析和評判。

二、研究結果與分析

（一）國內學習共同體研究成果產出分析

筆者按年度對2001至2011年間的國內期刊論文和國內碩博論文進行了檢索和統計（2011年截止到筆者檢索日期10月15日），國內各年份的論文刊發與學位論文數量情況如圖1所示。由圖分析可知，期刊論文和碩士論文的數量整體上呈上升趨勢（2011年僅能檢索到10月份），特別是近三年來，期刊論文數量一直保持在100篇以上，碩士論文也從2007年開始保持在85篇以上，這可能與國內教育界對建構主義、學習的社會性等與學習共同體相關理論的關注力度加大有關，從而引發更多的國內學者對該領域進行研究。如果單從博士論文數量上看，則相對比較穩定，近三年來一直保持在十篇左右。總體上看，國內學者對學習共同體的研究趨于上升趨勢，有更多的學者開展該領域研究。

（二）載文期刊與研究機構分布

用Bicomb軟件對2001~2011年間關于國內學習共同體研究的、在核心期刊發表的文獻進行載文期刊分布進行統計，載文量大于等于10篇的期刊有21家，結果見表1和圖2。其中載文數量在前10位的期刊的載文量占到了全部文獻的41.89%。僅就載文期刊關注領域來看，學習共同體研究還主要集中于教育領域。

為有效反映研究論文的機構來源，本研究使用Bicomb軟件對期刊論文和碩博論文的研究單位或授予學位單位進行統計，統計結果如表2所示。無論從期刊論文數量還是碩博論文數量上來看，華東師范大學均是學習共同體研究的一個重鎮。如僅從期刊載文量來看，華南師范大學、北京師范大學、西南大學、南京師范大學也對學習共同體研究做了較突出貢獻。但若僅從碩士論文上講，首都師范大學、山東師范大學、東北師范大學等學校的學位論文數量較多。為此，我們對各單位不同類型的發文量進行對比（圖3），發現了一個現象，即：有些單位核心期刊研究論文較多卻少有相關的碩博學位論文，但有些單位核心期刊發文量較低卻有特別多的碩士學位論文出現。前者還比較容易理解和解釋，即該校有相關研究，且做出了較為突出的成績，但沒有引領研究生跟進該領域的研究。但后者所反映的問題卻值得我們深思，即研究還沒有得到業內廣泛認可（表現為沒有在該領域的核心期刊或較少），卻指導了非常多的碩士論文研究。

（三）學習共同體領域研究熱點與前沿分析

1. 研究熱點分析

關鍵詞是文章主題的高度概括和凝練，通過對高頻關鍵詞進行統計與分析，可以挖掘某一研究領域的熱點。本文使用CiteSpace 3.0.R2，以關鍵詞為節點，時間分區為1年，閥值為50Top per slice，采用最小成樹算法，利用國內期刊文獻繪制國內學習共同體研究熱點知識圖譜，共得到節點366個，連線294個，結果見圖4和表3。而對國內碩博論文繪制高頻關鍵詞共現網絡，得到節點321個，連線315個，結果見圖5和表4。

根據陳超美的介紹[8]，分析由CiteSpaceII生成的期刊熱點知識圖譜（圖4）的關鍵節點分布可知，國內學習共同體研究領域熱點可以確定為：學習共同體、學習型社區、社區教育、共同體、學習型社會、教師、教師專業發展、終身學習、網絡學習共同體、專業發展等。而根據碩博論文熱點知識圖譜（圖5）的關鍵節點分布可確定學習共同體研究熱點領域為學習共同體、教師專業發展、虛擬社區、協作學習、網絡學習共同體、專業發展、知識建構等。

由表3可知，期刊高頻關鍵詞頻次排序中，學習共同體最高，因此其節點年環明顯最大。從節點的中介中心度看，學習共同體的中心度同樣最大，因此其節點的紫色年環最大，即中心度最高，占核心地位，緊隨其后的是社區教育、共同體、學習型社會、教師、教師專業發展等。若從碩博論文高頻關鍵詞中心度和頻次統計角度分析（見表4），對策的研究頻次最高，專業發展排其次。但教師專業發展、虛擬學習社區、協作學習、學習共同體、網絡學習共同體等的中心度相比前兩者更高，占較為重要的核心地位。

由以上分析可知，從期刊論文來看，關于學習共同體、學習型社區的研究最廣泛，而社區教育、共同體、學習型社會、教師、教師專業發展等是相對突出的研究熱點。從碩博論文分析，學習共同體隱去了其中心位置，教師專業發展、虛擬學習社區、網絡學習共同體等主題凸顯出來。學習共同體、學習型社區的研究頻次最高是易于理解的，但無論是期刊論文還是碩博論文都顯示與教師專業發展、網絡學習共同體相關研究熱度較高，這應引起我們的重視。

對學習共同體，人們不僅研究它的概念、內涵、基本理論和形成機制，更關注它的具體應用。教師專業發展在教育領域備受關注，然而強調教師知識提升的理智取向的專業發展范式，雖經多年研究與實踐，成效卻不盡如人意。學習共同體所提倡的學習的社會文化觀和分布式認識觀適應了人們對學習觀的轉變，特別是它強調的知識建構的社會性、文化場域依存性、多元主體互動性等適應了當今人們對學習的理解，正好適應了教師專業發展觀的實踐-反思取向（教師主要不是通過“接受”知識，而是通過“反思”以更清晰地理解自己、理解實踐，并實現專業發展）[9]、生態取向（教師專業知識和能力發展并不能全然依靠自己，而應將其置于一定的社會環境、人際關系中，有效利用各種人力和物力資源以實現專業發展；將教師專業發展的內涵提升到教師教研合作能力和教師群體整體專業發展水平的高度）[10]。學習共同體所倡導的理念、實踐形式為教師專業發展提供了理論先導和實踐指導。因此，在學習共同體研究領域，關于教師專業發展的內容被廣泛關注和深入研究。

為了進一步了解其研究現狀，本研究以“主題（學習共同體）并含（教師專業發展）”為檢索條件對中國知網數據庫進行檢索發現，2001~2011年間國內學習共同體領域教師專業發展方向研究文獻呈快速增長趨勢（見圖6）。2003年，顧小清在《教師專業發展：在線學習共同體的作用》一文中對學習共同體與教師專業發展的關系、如何利用信息通信技術構建教師在場的學習共同體以及學習共同體對教師專業發展的影響進行了詳細闡述。隨后，這一領域引起了國內學者的廣泛關注，相關研究逐年增多。

而以“主題（網絡學習共同體）或含（網絡學習社區）或含（網絡學習型社區）”為檢索條件對中國知網數據庫進行檢索發現（圖7），國內網絡學習共同體的研究是在近年來才逐漸被廣泛關注的，這一轉變與Web2.0技術在教育教學領域的廣泛應用恰好契合。Web2.0的六度分割理論、利用集體智慧與學習共同體理念相似，同時，Web2.0及其相關技術為組建學習共同體提供了技術支持。因此，網絡共同體及其相關問題逐漸成為該研究范疇所相關。

對研究熱點分布做進一步的時間線圖分析，結果見圖8和圖9。從圖8來看，現有的研究熱點主要出現于2005年之前。2005~2010年間，雖有新的研究熱點出現，但研究頻次和中心度相對不大。而從圖9來看，形式也基本一樣，知識熱點和出現時間稍有區別，最為突出的是教師專業發展、網絡學習共同體的出現時間和關注程度稍有差別。從二者的整體時間分布情況來分析，2005年以后，新的研究熱點出現較少，主要是對以前研究熱點的繼續深化。總體看來，國內學習共同體研究各研究方向逐漸成熟化，呈現靜態穩定趨勢。

2. 研究前沿分析

CiteSpace軟件選擇突變專業術語類型（burst term），利用其詞頻探測技術進行研究前沿術語分析。期刊論文得到突變專業術語366個，碩博學位論文得到321個，分別對視圖布局進行精簡合并，形成結果見圖10和圖11。綜合分析這兩個圖，顯著的索引專業術語主要有：學習共同體、學習型社區、共同體、社區教育、學習型社會、教師專業發展、專業發展、網絡學習共同體、虛擬學習社區、知識建構、學習社區、協作學習、對策、Web2.0、學習環境、知識建構、網絡課程、建構主義、教師培訓等。

對這些詞語進入深入分析，可將國內學習共同體研究領域的前沿方向概括為以下三類。

（1）理論深化類

以“題名（學習共同體）或含（學習型社區）”為條件對中國知網數據庫進行再檢索，將數據導入Bicomb軟件進行統計分析和人工鑒別發現，隨著學習共同體在各領域的廣泛應用，關于對原有概念和理論不斷反思、修正和深化的研究內容相對較多。同時，人們不再停留在早期的學習共同體概念界定、闡釋和區別上，而是從不同視角對學習共同體理論進行豐富、充實。這種深化表現在兩個層面。第一個層面表現在對學習共同體理論內涵的深化，即：更深入地研究學習共同體的基礎理論、哲學基礎、文化基礎，主要表現在從生態哲學、后現代哲學等視角研究學習共同體，同時還表現在從社會建構觀、分布認知理論、知識論、學習的實踐論等角度對學習共同體的基礎理論的深入研究與挖掘。第二個層面表現在對學習共同體外延的研究，該方面的研究表現在對學習共同體不同實踐形式的理論深化，包括對網絡學習共同體、課堂學習共同體、學校共同體、專業學習共同體、課程學習共同體等領域的深入研究。

（2）具體應用與組織形式類

該方向致力于將學習共同體的思想、理論及其方式與具體的實踐領域相結合，發揮其優勢，解決相關領域的問題。教師專業發展和教師培訓是教師教育領域愈久彌新的問題，學習共同體的出現不僅為教師專業發展、教師培訓開啟了新思路，提供了新方法，還提供了新的實踐范式。學校、課堂與課程是教育的主陣地，然而這些主陣地卻歷來備受詬病，甚至把“只具有工具的理性，而缺少價值的關懷[11]”的現代人所具有的共性特征也歸結為教育問題。改變現狀、促進人類發展是每一個教育研究者的理想。因此，與學校、課堂和課程等相關的學習共同體組織形式都是未來的研究方向。教育不僅包括學校教育，還包括家庭教育、社會教育（包括現實社會、網絡社會等）等非正式場合教育，可見，與社區、實踐、網絡虛擬世界等領域聯系的網絡學習共同體、虛擬學習共同體、實踐共同體等組織形式也將成為該領域的未來研究方向。

（3）構建策略類

學校共同體、課堂共同體、課程學習共同體的構建與策略研究是一個必然趨勢。時至今日，網絡已在深深影響著人們的工作、學習和生活。因此，與網絡相關的學習共同體、虛擬學習社區構建必然成為學習共同體研究的又一趨勢。Web2.0作為更注重用戶的交互作用的網絡組織形式，正吸引更多人選擇數字化、網絡化的生存方式和學習方式，迎接共同參與、共同創造、共同分享的全民織網時代。如何利用Web2.0及其相關技術構建網絡學習共同體或虛擬學習共同體必然成為該研究領域的又一增長點。

（四）研究學者合作網絡與機構合作網絡

1. 研究學者合作網絡

將采集數據導入Bicomb軟件，以作者為關鍵字段進行提取、統計后，選取頻次≥2的86名研究學者（頻次累計百分比為9.5861%）數據，生成Excel類型共現矩陣文件。將Excel文件輸入UCINET軟件，輸出##h類型的數據集。然后，導入UCINET集成軟件[12]進行可視化分析。對合作網絡去除非主成分并進行布局優化，生成結果見圖12。從圖12可以看出，國內學習共同體研究領域學者合作較松散。為進一步研究各位研究者在本領域的重要性，我們引入了社會網絡分析中的度數中心度和中間中心度（如果一個點處于許多其他點對的捷徑上，我們就認為該點具有較高的中間中心度）概念（見表5）。在權衡以上兩者的基礎上，我們對作者研究情況進行人工文獻閱讀與排查，發現主要存在以下3個合作密切的研究群：鐘啟泉為華東師范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學者，主要關注學校共同體、課堂共同體以及知識社會與文化催生等；王陸為首都師范大學教育技術學學者，從網絡交互、教師專業發展等角度對網絡學習共同體進行了研究；時長江則更多地關注了課堂學習共同體和教師專業發展。從中間中心度上看，佐藤學、時長江、郝志峰在合作網絡中的影響程度較高，是合作網絡中的重要人物。

2. 研究機構合作網絡

對研究機構合作網絡的研究，選取頻次≥2的研究機構共26個，頻次累計百分比達22.3529%，采用與作者合作網絡研究的相同程序。對合作網絡去除非主成分并進行布局優化，結果見表6和圖13。可知，機構間的合作也比較松散。華東師范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廣西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西南大學教育學院、華南師范大學教育信息技術學院、華東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等在整個網絡中的度數中心性最高。而從中間中心度上來看，華東師范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同樣是合作網絡中的代表機構。

總之，國內學習共同體合作研究相對較為松散，研究者之間相對缺乏必要的交流與合作，分散了研究力量。如果僅從文獻研究者所屬單位上推理，研究者間應有更多的合作機會和合作可能。這也許要歸因于國內論文署名習慣，許多研究成果可能是多名研究者合作進行的，但因為各種因素，文章最后只署了一個名字。

三、總結

本研究利用科學知識圖譜可視化分析技術，從研究論文數量、載文期刊與研究機構分布、研究熱點、研究前沿、研究學者合作情況和研究機構合作情況等方面分析了國內學習共同體研究進展情況，得出以下結論：

第一，從研究論文數量上看，國內學習共同體領域研究發文數量較大，呈逐年上升趨勢。近年來，發文數量逐漸趨于平穩，從某種程度上說明該研究領域逐漸趨向成熟。

第二，從發表文獻的載文期刊分布來看，主要期刊有：《中國遠程教育》、《成人教育》、《中國成人教育》、《全球教育展望》、《電化教育研究》等。

第三，從研究單位分布來看，期刊論文主要集中在華東師范大學、華南師范大學、北京師范大學、西南大學、南京師范大學、山東師范大學等高校，而碩士論文主要集中在華東師范大學、首都師范大學、山東師范大學、東北師范大學、西南大學、南京師范大學、上海師范大學等高校。

第四，國內學習共同體研究熱點基本可以界定為：學習共同體、學習型社區、社區教育、共同體、學習型社會、教師、教師專業發展、終身學習、網絡學習共同體、專業發展、虛擬社區、協作學習、知識建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