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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析財政學科學理論:新時期財政學理論探討

摘要：建設好新時期的財政文化，我們新一輩的財政青年在探尋財政文化本質的同時充分繼承并發揚優秀的財政文化，更應賦予新時期財政文化以新的意義，問新時期財政文化注入新的活力。并突出監管重點，健全監管機制，在服務財政管理、保障財政改革順利進行的同時，推動財監督事業發展。

關鍵詞：財政；新時期；文化

一、財政文化的本質

說到為財政注入青春活力，我們必須先探尋文化的本質，而探尋文化的本質，就必須從文化說起。文化的定義也許誰也說不清楚，其實它本身的定義本就多種多樣，它可以是人類所創造的精神財富，亦或者它是一種社會現象，也可能是人類長期創造所形成的社會產物，當然，它更是人類群體所共享物質觀，價值觀以及意義體系和行為方式。

而財政則是國家為了完成其相應職能對其資源所進行的汲取、管理、分配、以及使用的職能。文化融匯于財政，寓財政之精髓于文化。對一個群體來說，文化是具有靈魂性的，而財政則是具有導向性的，而財政文化不是寬泛意義上的文化，更不是簡單的財政，而是財政發展中所形成的一種特殊的精神財富，從古時擔任節用、賦役等職能的官吏，發展到現在新時期的財務人員數千年的文化傳承造就了這種精神財富，并傳承著財政人美好的愿望以及財政文化獨特的內涵。而作為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必要部分，新時期財政文化無疑是一個行業風向標，是體現出社會生產力的一種狀態，為了實現為廣大納稅人提供高效而科學的服務以此來做好新時期的財政工作，當下的我們必須做的一件事就是大力加強并推動財政文化的建設，以此來推動財政事業的發展。

二、新時期財政監督工作的思路

當前，改革和創新已成為財政工作的主旋律，財政監督工作必須與時俱進，在構建公共財政體制的新的歷史時期，財政監督工作思路可以概括為:立足監管，著力創新，服務改革，爭做貢獻。立足監管”，就是牢固把握中編辦、財政部賦予專員辦的工作職能，強化財政監督，加強財政管理，積極推進財政監督與財政管理的有機結合。“著力創新”，就是要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以與時俱進的思想觀念和奮發有為的精神狀態，探索監管新思路，豐富監管新內容，拓展監管新領域，嘗試工作新方法，開創工作新局面。“服務改革”，就是要把握大局，抓住機遇，緊緊圍繞國家宏觀調控的熱點、難點和重點問題，創造性地開展財政監管工作，建立健全事前審核、事中監控和事后檢查一體化的財政監管新機制，服務財政改革和財政管理，服務專員辦職能的調整和完善。“爭做貢獻”，就是要堅持講政治、講奉獻，充分調動干部職工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為強化中央財政監管和專員辦發展做出新貢獻。由于財政監督涉及財政管理和改革的各個領域，專員辦的工作不可能全面出擊，而應該突出重點，統籌兼顧，整體推進。

1.把握全局

根據我國當下的國情已經今后的一個時期的主要表象，我國勢必將繼續推進財務相關的體制改革并加強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加大財政收入支出的征管力度，強化有關部門的預算控制管理并完善稅費制度，這些相關的財政政策宏觀調控將是當下以及未來我國今后財政監督的重點工作。

2.抓住熱點

專員辦要根據財政支出在編制預算、資金撥付、管理使用等各個環節的不同特點，加大對部門預算的監管力度，強化國庫集中支付監管，加強對財政支出的專項核查，真正建立起事前審核、事中監控和事后檢查一體化的全過程監管機制并積極參與其中，認真的履行相關的審核調查并保證其的科學性，認真監管財政資金的管理情況。同時完善國庫集中支付監管工作，按照“審查分離”原則強化初審調查以及監督檢查，保證國庫資金及時足額支付的前提下，建立起對資金申報撥付、管理使用等情況實施全過程動態監督管理工作模式。

3.突出重點

專員辦作為履行中央財政監督職能的專門機構，要根據國家賦予的工作職責，結合財政改革的總體需要，重點從三個方面強化中央預算收人監管工作:一是加強對中央預算執法部門的監督，重點是稅務、海關和國庫等部門。這一點可以說是重點中的重點，要實施全面的專項檢查并全面規范日常監管工作，健全中央預算收入報表報送制度，二是加強對預算外資金的監管，重點是積極參與“收支兩條線”改革認真執行《中央預算單位銀行賬戶管理暫行辦法》，加強對中央預算單位銀行賬戶管理，規范對中央級預算外資金的監管并納人專員辦日常監管范圍，保證國家“收支兩條線”政策順利貫徹實施。三是繼續抓好中央財政非稅性專項收征管工作。加大征管力度，健全臺賬管理、專人負責和定期對賬制度，定期對各項收人進行清算對賬，確保專項收人“顆粒歸倉”。

4.加強研究

隨著財政改革的深化和財政管理的加強，財政監督工作也應根據國民經濟運行和財政管理需要，有針對性地組織開展檢查和調研，提高財政監督工作層次。這里面需要注意兩點，首先是加強信息反饋，增加之間的交流，通過監督與交流發現一些重點的傾向性問題，充分發揮其“耳目”的作用。再次便是要積極建議，針對調研情況提出修訂完善財稅法規制度的建議并提出相對的改進意見促進被監督單位改善管理。

5.主攻薄弱

按照黨中央國務院整頓和規范市場經濟秩序的決定，財政部門的工作重點是“治亂”和“打假”，也就是治理財會基礎工作混亂局面，加強財稅監督和財會管理，打擊會計信息虛假行為，規范行政、企事業單位的財會行為和社會中介機構的執業行為。為此我們應該繼續強化會計信息質量檢查工作，更要明晰會計信息質量檢查的工作原則，把處理人和處理事結合起來，堅持疏堵并重，既要嚴格處理違法違紀問題，也要促進相關單位加強內部管理。而且最重要的是要講究方法，實行“上下聯動”，而最后更要注意的是要重點關注一些國家獨資銀行、國家控股商業銀行、政策性銀行以及部分中央軍工企業的決算審查工作，依法檢查處理群眾舉報案件。

6.加強建設

我國財政系統正在實施的“金財工程”是通過建立包括部門、單位、地域、序號等屬性的數據字典，詳細記錄每個部門、單位每一筆財政資金收支來龍去脈和每一個時點的資金運動情況，涵蓋財政收支管理的全過程，動態監控任一時點的財政收支狀況，從根本上防止財政資金的體外運行和被擠占挪用。

三、著力構建新時代財政文化

財政文化作為財政所特有的文化，是財政領域所有別于其他領域的的文化。把財政文化建設置于黨的“十七大”精神和公共財產精神的背景下，按照“心系群眾，財政為民”的宗旨，做到取眾人錢財，為眾人辦事盡財政之責，這是財政所特有的品質，也是財政核心內容“公共”所在，體現了“為公理財，為民服務”的財政文化核心理念。

組織國家收入，為支出籌集資金;公共支出，為滿足政府職能需求所作的支付;財政管理，為收入和支出制定方針政策，促進經濟穩定發展……財政作為一項國家職能，包括了很多的內容。甚至可以說它是國家之根也并不為過，而隨著黨的重點工作轉移和財政體制改革的不斷發展，財政工作的性質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不僅取消了沿襲2600多年的農業“皇糧國稅”，改向農民實行糧食直補、良種補貼等多項惠農政策，而且將民生工作、社會保障工作等也作為頭等大事，列為構建和諧社會的重點，可以說這不僅是一種態度的轉變，更是舊時期與新時期之間的重要的改變！財政知識是財政文化建設的支撐力，財政文化建設如果離開知識，將是無跡可尋的空話。在財政文化建設上，財政知識建設才是支柱和根本。財政工作者在保證完成工作任務的同時，應重視提高個人素質，積極開展理論調研、文藝演出、體育竟賽，豐富財政干部的精神生活，擴大財政文化的深刻內涵。對于財政青年來說，更應該把握住美好的青年時光，抓緊每一分每一秒業余時間，認真學習理論知識，關注政治時事，將實戲與理論很好地結合起來。

構建和諧財政文化應結合財政工作的特點和新的形勢對財政工作的要求，著眼于長遠。著力建設好為公的財政文化，做到公正、公開、公平、公共，時刻將公眾的利益放在首位，著力建設好均等的財政文化，保持均衡的理念，達到和諧協調的狀態;著力建設好權利與責任并重的財政文化，處處體現責任，為民理好每一分錢;著力建設規范與規則的財政文化;著力建設好服務與發展的財政文化，為民、為公做好服務，促進財政發展;著力做好和諧與合作的財政文化;著力做好勤政與廉潔的財政文化;著力做好誠實與信用的財政文化，講誠信，樹新風，構建誠信文化，做到為民為公。

新的時代賦予了我們財政青年新的任務和新的氣象。作為財政文化的創造者、承載者和傳播者，新時代的財政青年參與的深度與廣度將直接關系到財政文化建設的成致和功效。推進財政文化建設，積極行動起來，投身到財政文化建設的討論和實踐之中，先進的文化必將把我們帶入深刻而崇高的精神領地，使新時期的財政事業得到騰飛!

淺析財政學科學理論:中西財政學理論體系的發展與融合

【摘要】1776年，斯密在國富論中有關公共收支的理論和思想為財政學搭建了基本框架，隨著研究領域的發展，財政學逐步由主要采用理論歸納的方法轉變為運用數理和計量工具進行研究。與此同時，在對西方財政學理論的吸收和學習過程中，我國財政學理論的探索和發展，在經濟實踐的檢驗中，不斷得到發展和深化。在財政學理論體系發展過程中，中西方財政學理論出現了日益鮮明的融合性。

【關鍵詞】財政理論 國家分配論 公共財政理論 融合

一、中國財政學理論發展情況

新中國成立之后，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指導下，中國財政理論迎來了理論研究的第一個高潮，其理論體系主要受前蘇聯財政理論和實踐的影響，進而，初步形成了中國財政學理論的雛型，結合我國財政經濟實踐活動，對社會主義財政學理論體系的構建不斷進行探索，既而逐步確立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下的財政理論，即“國家分配論”。

80年代末90年代初，隨著十四大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我國經濟領域發生了重大的歷史轉折，傳統財政學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沖擊，許多學者開始研究西方財政學，兩派產生了激烈的交鋒。有學者認為，“國家分配論”必須突破過去的認識，打造一種新的財政理論，以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指導不斷向縱深發展的財政改革實踐，于是，公共財政理論在中國正式作為一種財政理論出現。

隨著公共財政理論體系建設的推進，對公共財政認識的進一步深化，我們認識到，“國家分配論”從根本上講主要探討在財政本質上的基本理論，然而“公共財政論”研究的則是財政運行形態的相關問題，兩者不是直接對立的關系，而是相輔相成，對立統一的關系。

二、西方財政理論發展情況

斯密在《國富論》中，分析了財政收入和財政支出等財政活動，標志著財政學作為一個獨立學科的出現。當時的國家財政理論適應當時的特定經濟結構，倡導以國家不干預經濟自由發展為宗旨，以固定財政收支的自身平衡為目標，主張將政府限制在政治領域范圍內。

20世紀30年代西方國家經濟危機的爆發宣告了在新的社會經濟中自由經濟理論的終結。于是新的財政經濟理論——以凱恩斯為代表的功能財政理論便產生了。

20世紀50年代， 財政學進入黃金時期，公共經濟學理論逐漸形成繼而成熟。薩繆爾森采用數學方法對私人產品和公共產品進行了界定， 指出公共產品與私人產品的區別在于，每個人對公共產品的消費并不影響或減少其他人對該產品的消費；此外，蒂布特在一系列假設前提的基礎上， 提出了著名的“用腳投票”理論， 即如果居民可以在社區間流動，他們就會選擇居住在能夠提供符合其偏好的公共產品的社區；羅森提出了鼓勵政府間競爭說，他認為，地方政府對經濟活動干預過多，會使積極投資活動轉向政府干預較少的地區，因此，地方之間的競爭會減少不適當的政府干預，提高經濟效率；馬斯格雷夫提出了三部分模型：即資源配置，收入分配和穩定三個分支。

三、分化與綜合-中西方財政理論日益鮮明的融合性

中西方財政理論在相同的經濟運行機制——市場機制這一基礎之上，呈現出日益明顯的融合與趨同。當前中西方財政理論體系的基本思路都是：市場有效率、市場失靈、政府介入、公共財政這四個階段，都認為市場經濟是能夠最大化利用稀缺的資源，將人們的個體利益和社會利益有機地結合并實現最大化的制度。但由于市場機制作用的根本假定是完全競爭市場，而純粹靠市場機制的調節結果并不理想，會出現競爭的不完全、外部性、信息不充分、收入分配不公和經濟波動的缺陷，導致市場失靈。20世紀30年代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出現的經濟大危機正是市場失靈的最集中體現。所以，當前中西方財政理論都認為光靠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不能自發調節經濟至最有效率，所以需要國家進行宏觀調控，需要政府去干預經濟運行，發揮財政職能，彌補市場缺陷。

中西方財政支出理論也基本相似。中西方各國財政支出范圍大體上均包括：各級政府機構、科教文衛事業、基礎設施的投資和社會公平調節。

中西方財政除了在財政支出理論上近似以外，在財政收入理論方面也日益趨同。例如，都以稅收作為財政收入的最主要形式，采用相同的稅收分類方法、相同的稅制設計基本原則，即公平與效率原則等等。

在處理國家各級政府之間的財政分配關系方面，中西方財政也有著相同的財政體制理論，均認為各級政府要明確劃分事權、財權是由國家政權結構的層次性、公共產品的層次性和財政職能的層次性決定的。各級政權的事權應等于其財權，否則會引起某一級政權的功能越位或者缺位。在實踐上，中西方各國也都采用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來處理各級政權間的財政分配關系。

中西財政理論關于財政本質的認識，既有一定的共性， 又有一定的區別， 即都以國家或政府為財政主體，而財政客體、財政形式、財政目的， 各有側重， 社會經濟發展需要是財政產生和發展的根本原因，財政職能決定于財政存在的依據， 同時又規定著財政活動的方向和范圍。至此，中西方財政雖沿著不同的社會經濟變遷過程發展而來，但當前二者在相同的社會經濟基礎—市場經濟這一前提下，出現了基本理論的日益融合和整個理論體系的日益趨同。

淺析財政學科學理論:西方財政學理論研究論文

摘要：自1892年巴斯塔布爾（Bastable，C.F.）出版《公共財政學》以來，百余年間西方財政學有了很大的發展，但在其理論基礎問題上則始終存在分歧。本文認為，財政學從根本上看屬于經濟學，但又包含有一定的政治學內容，是經濟學與政治學的交叉學科；財政活動主要的和基本的是微觀經濟活動，但也包含著派生的宏觀經濟內容。

關鍵詞：西方財政學；財政學理論；理論基礎

財政學僅是經濟學，還是政治學和經濟學交叉學科？

最初的專著性西方財政學是從經濟學角度展開論述的，巴斯塔布爾指出，“從最初意義上看，財政科學是經濟研究的產物。”（注：Bastable，C.F.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1892，P7.）漢特（Hunter，M.H.）1921年《公共財政學大綱》第一章第三節標題就是“公共財政學是經濟學的一個分支”（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盡管作者接著于下一節“公共財政與其他學科的關系”中，也指出了財政學與政治學、歷史學的密切關系，（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PP5-7.）但并不否定他的關于財政學是經濟學分支的觀點。

與這種經濟學觀相反，西方財政學在其發展過程中，開始出現了經濟學與政治學交叉學科觀。道爾頓（Dalton，H.）1922年的《公共財政學原理》一書，第一句就指出，“財政學是介于經濟學與政治學之間的一門學科。”（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3.）不過，由于英美早期財政思想傳統的影響，直至本世紀50年代末為止，認為財政學是經濟學分支的看法在西方財政學中占據了主導地位。這種主張隨著社會抉擇理論從60年代開始逐步被納入西方財政學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因為社會抉擇論從威克塞爾開始，就是主張政治程序進入財政分析視野的。為此，作為社會抉擇學派代表人物的布坎南，在1960年《公共財政學：教科書導論》一書“前言”中就指出，財政學是涉及經濟學與政治學兩個方面的學科。（注：Buchanan，J.M.ThePublicFinances：AnIntroductoryTextbook.Homewood：RichardD.Irwin，Inc.，1960，pvii.）此后盡管許多財政學著作不再指出財政屬于何種學科，但由于它們所包含的有關社會抉擇論的內容，總或多或少涉及到政治學的分析。所以，現代西方財政學盡管從根本上看屬于經濟學，但又具有經濟學與政治學交叉學科的性質，將其視為純經濟學科的看法，顯然是缺乏說服力的。

財政學僅屬于微觀經濟學還是微觀經濟學與宏觀學兼有？

宏觀經濟學是本世紀30年代凱恩斯主義出現之后的產物，在此之前西方財政學是談不上以宏觀經濟學為基礎的。財政政策是宏觀經濟學的重要內容之一，隨著財政政策的成功運用，它逐步進入西方財政學中而成為其重要內容，就很自然了。這樣，西方財政學除了原有的微觀經濟分析之外，同時出現了宏觀經濟分析的內容，威廉斯（Williams，A.）1963年的《公共財政與預算政策》一書，就鮮明地體現了這點。該書體系分為兩大部分，即“A編：微觀經濟學”和“B編：宏觀經濟學”，前者分析的內容包括稅收、政府支出和預算范圍等問題，后者則分析了經濟結構、經濟穩定與增長、預算與經濟政策等問題。（注：Williams，A.PublicFinanceandBudgetPolicy.NewYork：PrederickA.Praeger，Publisher，1963.）紐曼（Newman，H.E.）1968年的《公共財政學引論》指出，公共財政學所分析的政府三大任務，即穆斯格雷夫所指出的效率、公平和穩定，前二者屬于微觀經濟學，而后者即穩定任務則屬于宏觀經濟學。（注：Newman，H.E.AnIntroductiontoPublicFinance.NewYork：JohnWiley&Sons，Inc.，1968，P223.）溫弗雷（Winfrey，J.C.）1973年的《公共財政學：公共抉擇與公共經濟》，也將財政的微觀與宏觀問題分開論述，即該書第三篇為“微觀經濟學與公共部門”，分析稅收與公共支出；第四篇為“宏觀經濟學與公共部門”，分析凱恩斯主義、貨幣主義等的財政政策。（注：Winfrey，J.C.PublicFinance：PublicChoicesandthePublicEconomy.NewYork：Harper&Row，Publishers，1973.）此外，其后還有許多西方財政學也包括了財政政策的內容，表明傳統地只局限于微觀經濟分析的西方財政學，已開始接納宏觀經濟內容了。

但與此同時，許多西方財政論著仍堅持了原有的微觀經濟分析傳統。這點，只要看一看許多西方財政學仍然不包括財政政策的內容就可明了。布朗（Brown，C.V.）和杰克遜（Jackson，P.M.）1978年的《公共部門經濟學》就明確指出：“……公共部門經濟學的發展，是限制在微觀經濟學理論的知識范圍內的。微觀經濟學理論，尤其是一般均衡分析的發展，在20世紀50年代使公共部門經濟學發生了質的飛躍。目前公共部門經濟學的理論發展，應直接歸功于微觀經濟理論。”（注：Brown，C.V.&P.M.Jackson.PublicSectorEconomics.Oxford：MartinRober-taon，1978，P7.）瓦格納（Wagner，R.E.）1983年的《公共財政學：民主社會中的收支》一書，也將財政學研究對象歸入微觀經濟學中。他指出：“公共財政學的研究有兩個主要分支：公共抉擇和運用微觀經濟學。……運用微觀經濟學，檢驗的是公民個人對公共抉擇的反映。”（注：Wagner，R.E.PublicFinance：RevenuesandExpendituresinaDemocraticSociety.LittleBrown&Co.，1983，P4.）羅森（Rosen，H.S.）的《公共財政學》在1995年的第四版中，仍未將財政政策內容包括在內，并且也如同其他許多主張財政學僅屬微觀經濟學的財政學論著一樣，設有專門的微觀經濟學基本內容的篇章，作為全書的理論基礎。（注：Rosen，H.S.PublicFinance.4thed，Homewood：Irwin，1995.）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作者的財政學屬于微觀經濟學的主張。

進一步看，就是并不反對財政學也包括宏觀經濟分析內容的許多學者，也仍將財政學的分析基點和重點放在微觀經濟分析上。在西方財政學界有著很大影響的阿特金森（Atkinson，A.B.）和斯蒂格里茲（Stiglitz，J.E.），在其1980年的《公共經濟學教程》引言中指出，“最認真地說，（本書）不打算包括穩定和宏觀經濟政策內容。……在穆斯格雷夫時代，他可以在其《公共財政學理論》（1959）中包括210頁的有關穩定政策的內容。然而，自那時以來，經濟學出版狀況變了，人們在文獻中對該問題作了大量的精彩描述。所以，我們的重點僅放在（政府）目標而不是穩定政策上。”（注：Atkinson，A.B.&J.E.Stig-litz.LecturesonPublicEconomics.NewYork：McGraw—Hill，1980，pxv&P4.）盡管這段話表明了作者并不反對財政學也包含有宏觀經濟學的內容，但至少表明了作者仍是將財政學重點和基點放在微觀經濟學上的。對此，米爾利斯（Mirrlees，J.A.）在奎格里（Quigley，J.M.）和斯莫琳斯基（Smolensky，E.）1994年主編的《現代公共財政學》中總結性地指出：“在穆斯格雷夫的《公共財政學理論》中，他以三個政策目標：配置、分配和穩定等術語，概括了他的主題，……。該書以超過200頁的篇幅研究了穩定問題，即我們現在稱之為宏觀經濟政策的問題。在較后的教科書即阿金森與斯蒂格里茲的《公共經濟學教程》（1980）中，宏觀經濟政策問題被排除了。……公共經濟學，甚至公共財政學，被認為僅涉及配置和分配問題。而穩定問題則被留給宏觀經濟學及其教科書。”（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然而，西方經濟學關于微觀和宏觀的劃分，本身就存在許多問題而爭論不休，這造成了西方財政學的爭論和困惑。也是在奎格里與斯莫琳斯基主編的《現代公共財政學》中，由戴門德（Diamond，P.）撰寫的第八章名為“配置與穩定混一的預算”，資源的配置屬于微觀經濟學問題，而經濟的穩定屬于宏觀經濟學問題，因而該標題清楚表明了作者將宏觀經濟分析和微觀經濟分析兩大內容統一于財政的意圖。（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附帶應指出的是，即使在主張財政也應包括宏觀經濟學內容的西方財政學著作中，其體系內容的大部分以及基礎部分仍然是微觀經濟分析。因此，西方財政學在這一問題上的分歧，不在于有沒有包括微觀經濟學基礎，而在于有沒有包括宏觀經濟分析的內容。

總之，盡管現代西方財政學已或多或少地加入了宏觀經濟學的內容，但從根本上看，它沿襲的仍然是微觀經濟學的傳統。此外，西方財政學在其上百年的發展過程中，還隨著微觀經濟學的變化而變化。早期西方財政學專著已包含了福利經濟學思想，這在道爾頓《公共財政學原理》第二章“社會利益最大化原則”中就有反映。作者在該章中批判了薩伊的“金律”，即“最好的政府是支出最少的政府，最佳的稅收是數額最低的稅收”的觀點，反對了傳統的“稅收邪惡論”，提出了財政和稅收的社會利益最大化原則。（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7—15.）此后，作為微觀經濟學分支的福利經濟成為西方財政學的理論基礎，關于公共產品最佳供應問題的分析，最終落實到社會福利函數所確定的最大效用點上。這使得西方經濟學關于公共經濟學的效率分析，與私人經濟學的效率分析一樣，都統一到福利經濟學基礎上來了。這是西方財政學完全建立于市場經濟基礎之上的理論表現。

西方財政學的價值理論基礎

不管是主張財政學具有何種學科性質，西方財政論著都必須對財政問題進行大量經濟分析，因而必然要受到當時流行的經濟學價值理論和概念影響，必然或遲或早地按照已變化了的經濟學價值理論和概念來修正與重構自身的理論體系。

在英語財政學專著出現之前，西方經濟學上的“邊際革命”已經發生，邊際效用價值論很自然地成為西方財政學的價值論基礎。道爾頓的《公共財政學原理》鮮明地體現了這點。他在該書第三章第二節提出，私人分配支出所應遵循的邊際效用相等原則也應運用到公共支出的使用分配上來，指出：“除了法律上的意義以外，公共當局并不是一個人，難以象一個人那樣預計各種支出的邊際效用。但政治家們據以開展行動的總原則仍是相同的。對于公共當局來說，各種公共支出的邊際效用應該相等。從理論上看，既定支出總量在不同項目之間分配就是這樣決定的”（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17—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