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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研究論文:加速轉型期的科技資源配置研究

摘 要 傳統的科技資源概念及理論，忽略了加速轉型時期科技資源客觀運行環境和系統內部結構的變化，已經不適應當前科技資源有效配置的要求。因此，關注科技資源要素的分化并探索科技資源的有效配置模式，對全面促進科技進步與創新，提高科技對經濟發展的貢獻力具有重要的意義。

關鍵詞 轉型期 科技資源

配置模式 經濟增長

科技資源是科技活動的物質基礎，是創造科技成果，推動整個經濟和社會發展要素的集合。隨著科技資源系統內涵和外部環境的變化，在當前資源稀缺性存在前提下，特別是在現今加速轉型期的科技作為滿足人們的無限欲望需求的情況下，決定科技穩定和高效產出的科技資源配置系統必然要成為學者和專家研究的重心。筆者認為，在對科技資源配置研究的基礎性問題進行重新審視的基礎上，加速轉型期的科技資源配置面臨著科技資源配置主體的分化、模式的選擇、有效配置衡量標準重構以及有效配置的理論發展等四個方面的問題。

1 加速轉型期科技資源配置的主體研究

科技資源配置的主體由科技資源配置的微觀層次的執行主體和宏觀層次的調控管理主體構成。其中，執行主體包括大學、研究機構、企業，它們是執行科學技術活動的實體，科技資源配置的基礎層次，也是科技資源配置的運行層次；調控管理主體是各級政府職能部門和中介科技服務機構，它們對科技資源配置按市場經濟和科技活動自身的規律進行分配、管理、調控、評估組合等，使科技資源配置達到優化目標。執行主體與調控管理主體既通過體制組成資源配置系統，也融會于運行機制，在全社會的科技與經濟相結合的系統中運行。然而，在我國當前科技運行體制下，筆者認為科技主體分化程度不夠，直接表現在宏觀調控管理主體權利集中和科技活動執行主體經濟形態單一兩個方面。

首先，由于我國原有的科技體制是政府主導型的，科技經費主要來源于國家的指令性計劃下達，因此政府在科技資源配置系統中的行政作用十分明顯，主要表現為政府對資源配置的調控指導不足，而管理功能過于倚重，其直接影響是科技資源的配置不以市場為導向，科技產出與市場脫節，造成科技資源的浪費和低效。在加速轉型期，科技與經濟一體化要求必須以市場作為基本運行機制，由于社會的分化，在新的整合機制尚未建立之前，國家的政治整合能力應該不斷下降，否則就會阻礙社會轉型。因此，政府的職能重心應該是相對下移的。要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必須明確政府職能，大力發展社會組織，使市場主體完善，主體行為適應加速轉型期的經濟運行機制。同時還要推進政府職能轉移到社會，培育各類社會組織承擔政府讓渡的職能，通過建立廣泛的社會對話機制，積極發展政府、科學活動執行主體和社會組織三者之間的伙伴關系，落實民間社會與政府共同治理的合作關系，

其次，由于我國參照原蘇聯的科技體制，其科技執行主體多年來一直分化緩慢，已不能適應當前以市場經濟為主體的混合經濟形式，阻礙了市場運行機制資源配置作用的發揮。因此，要在加速轉型期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必須深化科技活動主體體制改革，主要是科研機構和高校的科研體制改革，重構政府和高校以及科研機構的關系，優化運行機制。

2 加速轉型期科技資源配置分析框架

對科技資源配置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科技資源配置規模、配置強度、配置結構和配置效果四個方面，對其合理性的判斷就是這四個部分的綜合表征。

科技資源的配置規模宏觀上指一個國家在一定時間內配置的科技資源總量，一般對該部分的研究采用指標體系法，從定義的角度加以研究，并進行定性的分析和評價。其合理性主要表現在人力、資金從總體的數量上來表征對科技系統發展的支持程度、保障程度。

科技資源的配置結構包括科技資源配置的內部結構和外部結構兩個方面。科技資源配置的內部結構是指在經濟活動過程中，科技資源在不同方面的分配和使用比例。科技資源配置的外部結構是指科技資源在整個社會資源中的使用和分配比例，具體包括科技資源在不同活動層次配置結構（基礎研究、應用研究、開發研究）、不同活動主體的配置結構（企業、高校、研究機構）、不同的行業部門配置結構和不同的學科領域間的配置結構。總的來講，科技資源要素的配置結構(包括資金)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整個科技系統的功能和效率。對該部分的研究一般采取定量分析的方法。

科技資源的配置強度主要表示對科技的支持力度和強度，包括科研人員的經費支持力度、國家財政對科技的撥款力度等；科技資源的配置效果主要是對科技資源配置合理性的問題研究，一般采用DEA、AHP、SD等研究方法予以檢測和說明。

在科技資源的配置過程中，各科技活動主體的行為規范、市場運行的機制等都表現為一定的制度規范。真正制約和引導資源合理流動的不是宏觀的調控主體、市場，而是制度，整個資源配置的過程表現科技活動主體在制度約束下的自我組織過程。如果存在著科技資源配置的經濟尋租行為，那么只是制度的缺陷，其損失就是交易成本。所以，有效地資源配置模式應該是在彌補現有制度缺陷的基礎上的總效應遞增。根據這一分析，筆者借助科技制度資源適應度的概念來描述科技資源配置的合理程度，其理論值為科技資源系統內科技產出的增幅與交易成本降低額度的之比，其中，交易成本為科技制度供給過程中所發生的費用。科技制度資源適應度可用來描述科技資源配置中的科技制度對科技產出的推動力，其值越大，表示科技資源配置越趨于優化，科技制度對科技產出的推動力越大，數學表述如下：

科技制度資源適應度=科技產出的增值額/交易成本減少額

=Δ科技產出/Δ科技交易成本

這一公式是鑒于加速轉型期科技資源系統內科技活動主體多元化、多種經濟運行機制并存以及市場化程度不平衡等的特點，根據系統論的黑箱原理得出該理論模型可以在不考慮加速轉型期科技資源系統內部配置結構復雜性的基礎上實現科技資源配置的優化和調控。

3 加速轉型期的科技資源配置方式

科技資源的基本配置方式一般分三種：計劃配置、市場配置、混合配置。對加速轉型期科技資源配置方式的選擇應該是在考察國際社會科技資源配置模式的基礎上，結合我國的經濟發展實際創造性的選擇和使用。

目前，國際上國家科技資源配置的模式選擇通常有三種類型：“自由市場經濟”的美國模式、“社會市場經濟”的德國模式、“社團市場經濟”的日本模式。這三種資源配置模式，其實都是對科技資源配置混合方式的發展利用，其共同點是都認為科技資源的配置方式應該市場經濟為主、政府的計劃作用為輔。區別在于政府在資源配置中職能和所起作用有所區別。

根據國際科技資源配置的經驗，由于我國加速轉型期實際實行的是以市場經濟為主體的混合經濟運行模式，這決定了我國現階段必須實行以科技資源的混合配置為基礎的資源配置模式，又由于加速轉型所涉及的面廣、層次深、強度大，新的整合機制一時難以形成并安全運作，致使社會分化與社會整合交接過程中存在的空白環節以及社會的分化導致政府職能存在著讓渡等客觀現實情況，在資源配置的過程中就應該強調政府作用，以確保加速轉型期的安全過渡，所以，在加速轉型期，我國應該實行政府主導型的混合科技資源配置模式。

政府主導型的混合科技資源配置模式一方面可以通過科技政策、產權規范等制度的供給發揮政府的職能，在宏觀上對全社會科技資源進行引導，使科技資源的布局更為合理，促進科技、經濟和社會的協調發展，使科技資源更好地在不同科技活動主體和層次、不同的科技活動過程、不同的學科領域、不同的地區和不同部門之間分配，有效防止市場失靈現象的發生；另一方面以大多數微觀科技活動主體為中心，依靠市場的自發調節，遵守一定的市場規范，使這些科技活動主體高效率地調動自身科技配置，實現資源配置的最佳效益，推動經濟增長。政府主導型的混合科技資源配置的最終目的是促使科技活動主體生產出更多符合經濟發展需要的科技成果，實現科技經濟一體化。

在此還要強調一下的是，之所以選擇政府主導型的混合科技資源配置模式，強調政府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其主要鑒于政府具有其他組織所無法替代的職能，可以通過法律、政策引導等制度手段為科技資源規范的市場化運行創造先決條件，促進科技的高效產出。

4 加速轉型期科技資源有效配置理論發展

由于科技資源是經濟資源的子系統，具有資源的一般特性，經濟學作為研究人們如何利用稀缺資源并實現其最優配置的科學，對資源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的理論構成了經濟學理論研究的落腳點，也構成了科技資源配置理論的一般前提和基礎。而當作為科技資源配置理論的前提和基礎——傳統經濟學理論在解決資源配置問題時本來就存在著問題，而科技資源的特點早已超出了經濟資源自身的特點的時候，科技資源配置理論就不應該是簡單的經濟資源的配置理論的應用，而應該是由其發展和延伸的新的理論支撐。

4.1 傳統經濟學理論在解決經濟資源配置時就存在天然缺陷

科技資源配置理論是建立在經濟學理論的基礎上的，而經濟學理論自身是為經濟資源有效配置的解決而產生的。然而，不管是從方法論的角度，還是從邏輯的角度，經濟學在解決資源配置是存在著的不自洽的問題，這種不自洽是與生俱來的。主要是由于傳統主流經濟學研究方法是建立在抽象分析、邏輯演繹和實證經驗方法的基礎上，以需求分析為出發點，利用數理為基本工具，使經濟學走向科學化、定量化、嚴格化的道路，發展成為一個具有嚴密演繹結構的、無懈可擊的內在邏輯演繹體系，忽略了與環境的聯系。而科技資源配置作為一個系統，不是一個簡單的分配財力、物力、信息資源到各主體進行研究與開發、測試再由生產部門生產的線性過程，而是一個由人、物、信息、制度、市場組成的相互聯系、相互制約的有機體系，而是既要實現在各主體之間宏觀層次的資源分配，又要實現各主體系統擁有資源后的微觀配置，即擁有科技資源后的自組織行為，這一點是傳統經濟學理論無法達到的。

4.2 現有的科技資源配置理論忽略了科技資源自身的特點

科技資源作為經濟資源的子系統，具備經濟資源的基本特點，這就意味著科技資源的經濟資源屬性使其資源流動、配置以及使用必須遵循一定的經濟學規律，也構成了用經濟理論解決科技資源配置的一般前提，但并不意味著構成了一切前提，這主要是因為科技資源有其自身的特點，科技資源是智慧性資源，具有可積累性、發展性、可繼承資源、開放型資源、非強排他性，正是由于科技資源與眾不同的資源屬性，形成了對傳統資源概念和意義的突破，而對傳統經濟資源質上的區別，迫使我們必須重新審視科學技術作為生產要素所產生的內部效應，重新審視科技資源無法完全轉化為物質流進行傳統意義上的經濟學范式分析的現實，重新審視科技資源的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

4.3 現有的科技資源配置理論忽略了科技資源的時代特點

現代社會已成為經濟全球化、科技全球化以及科技經濟一體化，當信息化為全球信息資源共享帶來了方便時，對基于狹義的科技資源配置對信息資源的漠視，對網絡信息資源存在嚴重不均衡性背景下的統一資源配置模式以及信息資源形式的改變和信息作為資源的交易成本特性所應導致科技資源統計和評價方式的變革就必須引起重視。與此同時，科技資源配置應該建立在國際化的背景下，是一個充分考慮其他國家資源配置形式下博弈配置，單純的數理分析是不能真正反映科技資源本質要求。

4.4 數理方法應用前提的高抽象性不可避免會產生資源配置評估失真

各種應用于科技資源配置研究的數學模型研究方法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和實踐，理論嚴密，模型成熟，但是在與科技資源配置研究內容相結合時，存在著不同的側重點和一定的局限性。首先，科技資源的有關數據來源都經過一定轉化處理，具有高概括性和高抽象性。其次，過分強調客觀數據，忽略主體環境的考慮，使得產生評估結果往往是簡單前提條件下高效評估，復雜條件下的無效評估。第三，就是單個模型往往只能反映科技資源配置某一方面的問題，不是在綜合條件下的全面反映，所以就可能會出現同一數據由于使用程度和使用面的不一致導致結論的相悖或相互削弱的現象，最終導致科技資源配置評估失真。

鑒于以上分析，把握現實的資源配置信號以及資源配置主體的活動規則和特征，單靠理性邏輯的認識工具是遠遠不夠的，需借助非理性的工具，如對市場習俗、本能、欲望就是理性邏輯不可言狀、難以描述的對象，而事實上，它們也是市場賴以存在、發展不可缺少的重要內驅力，而這一切正是傳統主流經濟學所缺乏。

5 加速轉型期科技資源有效配置的理論選擇

自新古典經濟學之后，經濟學演繹出了許多流派，其中有一個學派卻異常引人注目，這就是制度經濟學派。制度經濟學著重于從價值判斷標準、倫理學的角度進行宏觀制度分析，建立了包括制度權力及其他非經濟因素在內的整體方法和注重歷史因素的演進方法以及規范分析方法，擴大邏輯演繹前提的內涵和在理論構架上以及方法論上的突破，很大程度彌補了傳統經濟學的不足，為科技資源的合理配置提供解決的方向。

科技資源的有效配置之所以必須要以制度為保障，這主要是因為制度作為“約束個人和團體之間相互作用的一系列共同的習慣、常規、既有的經驗和規則”，可以通過一系列外在形式化的規則或程序強制賦予人們的行為一種外在的限制和規定（涵蓋角色、功能、責任、權利和義務等），使其形成一種內在共同的文化價值模式，由此產生共同的長期穩定的行為預期，使人們能夠在價值模式的內在約束下自覺地按照各自所扮的角色及功能進行有序的共同發展和互動。這種制度安排的制度化和定型化過程，同時也是一種利益分配格局的塑造過程，通過制度，人們可以對經濟活動的規范產生一種長期穩定的預期，為經濟發展提供有價值的服務。

制度經濟學將人類行為的根基建立在制度結構（標準、工作規則、用法和習慣）上，納入制度和文化背景中，保持加速轉型時期社會分化后的活動主體單位的現實狀態，并通過假設的制度結構與觀察相比較，從而從經驗上加以檢驗分析，對于加速轉型期不同的經濟運行機制、經濟形態以及不同發展區域的經濟行為具有更強的指導意義，在某種意義上講，比現代的主流西方經濟學范式更具親和力和張力，也為科技資源配置問題的合理解決提供了可能。

科技研究論文:中部六省科技發展戰略研究——基于中部六省“十一五"科技發展規劃的比較研究

論文關鍵詞：區域科技發展；中部六省科技發展戰略；“十一五”科技規劃；中部崛起戰略；創新型國家建設；創新體系建設

論文摘要：根據我國建設創新型國家的總體部署及關于中部地區“三個基地和一個樞紐”的定位要求，結合中部六省“十一五”科技發展規劃。對中部六省的科技發展戰略進行了比較研究。中部六省根據各自的特點。對“十一五”期間的科技任務進行了科學的規劃。

0前言

在我國全面部署建設創新型國家的背景下，中部六省(即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根據我國的科技規劃綱要。相繼出臺了各省的“十一五”科技規劃。為了深入研究依靠科技創新促進中部崛起的問題，有必要結合中央有關文件精神以及各地的實際情況。對中部六省的科技發展規劃進行對比分析。從而為進一步明確和細化我國中部地區科技發展戰略提供借鑒。本文比較的重點是中部六省科技發展重點領域、優先主題和重大專項。比較的核心是中部六省科技體制改革、區域創新體系建設和具體政策措施。

1中部六省科技規劃的總體特點

1．1在指導思想上緊扣自主創新的主題

中部六省都強調以鄧小平理論、“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大力實施科教興省戰略和人才強省戰略，遵照國家“自主創新、重點跨越、支撐發展、引領未來”的指導方針，以自主創新為主線，為當地的經濟社會發展提供科技支撐為建設創新型省份奠定堅實的基礎。這些指導思想和國家中長期科技發展規劃的總體要求大體上是一致的。

1．2在定位上略高于中央的要求

中央在《關于實施科技規劃綱要增強自主創新能力的決定》中指出，“東部地區要努力提高自主創新能力。支持中部地區加強科技發展能力建設”。但是中部六省在科技規劃中都把“自主創新能力”作為規劃的基點。把提高自主創新能力作為重要任務，這種定位略高于中央的要求。

1．3在規劃上體現了各省的特色、在科技項目部署上突出了重點

從規劃的體系結構上來說。中部六省的科技規劃內容、體例大都和《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的框架大體一致。主要的區別在于由各自的科技基礎和實力不同所導致的具體科技攻關領域和項目、科技體制改革、配套措施等方面的差別。

中部六省的科技項目規劃主要是兩個重點領域：一個是集中于“農業、能源原材料、現代裝備制造及高技術產業基地”領域的科技項目布局。在中部各省的發展戰略中大都把新型工業化作為重中之重，提出要“推進工業結構優化升級”另一個重點是人口和生態領域，主要是公共衛生服務體系、生態建設、防災減災等方面。

具體說來，各省規劃的重點和特色是：

山西省選擇具有相對優勢的生物技術及新醫藥、新材料、電子信息等高新技術領域，以共性關鍵技術創新為核心。

安徽省加快電子信息技術的推廣應用。鞏固在電子基礎材料和元器件等方面的優勢。將生物技術作為迎頭趕上的重點。促進新材料向功能化、智能化、集成化方向發展。

江西省圍繞優勢和特色產業，著力在電子信息、新材料、新能源等領域開展關鍵技術攻關。

河南省在電子信息方面形成集聚效應和規模化產業發展優勢。在生物工程方面加強醫藥生物、微生物發酵、生物技術育種等方面的重點研究。在新材料方面加快新材料的制備和成型加工兩大關鍵技術的研發。

湖北省發揮電子信息和生物技術優勢，提高汽車、鋼鐵、化工等支柱產業和農業的創新能力．將能源、資源、環境技術放在重要位置。

湖南省將重點放在新材料、先進裝備制造、電子信息、生物與醫藥、現代交通運輸業等領域，加快利用高新技術改造和提升傳統產業。

2中部六省科技發展戰略背景和目標比較

2．1發展戰略背景比較

中部六省在“十五”期問，科技事業都取得了長足的發展，科技創新能力明顯增強，為各省的經濟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撐，但還存在一些深層次的問題。如：企業尚未完全成為技術創新的主體，科技進步與經濟發展不緊密的問題沒有得到根本改觀，科技體制改革有待深化，區域創新體系還不健全。“十一五”時期，中部六省將面臨許多歷史機遇和挑戰。無論是實現中部崛起、促進社會和諧，還是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優化產業結構，都需要以科技為支撐。

2．2具體指標比較

中部六省發展的總體目標大都是“增強自主創新能力”、“完善科技創新體系”、“提高科技總體實力”等等。湖北、湖南、江西和山西4個省都提出要達到全國或中部地區上游水平。

從具體目標來看，各省不統一．反映了各省對科技發展規劃目標認識的差異性。此外，在少數可比性較強的指標中，各省大體上差不多。如：“全社會研究與發展投入(R&D)占GDP的比例”、“高新技術產品增加值占工業增加值的比重”等指標各省大體相同。

3中部六省科技發展重點領域、優先主題及重大專項比較

中央對中部地區的定位是“三個基地和一個樞紐”．也就是糧食生產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現代裝備制造及高新技術產業基地和綜合交通運輸樞紐。

3．1糧食生產方面

中部六省都是農業大省，各省在農業領域的優先主題、重大專項和基礎研究都很多。根據中央的要求．中部六省大都繼續實施優質糧食產業工程、畜禽良種工程等種子工程和動植物保護工程，不斷加強動物疫病防治，繼續推進農業科技推廣、應用和服務體系建設。

各省除了在重大專項上還能體現出一定的區域特色之外，彼此之間農業科技規劃的差異并不顯著。農業(動植物)新品種選育(繁育)技術、畜禽水產健康養殖與疫病防控、農產品精深加工、農業信息化技術、農業生態安全(農產品安全技術、生態農業、綠色農業)、現代農業技術裝備與設施等，大都被中部六省作為重點。

各省還根據區域特色選取了一批重大專項。山西省的重點是：旱作節水高效農業綜合配套技術示范工程；紅棗、馬鈴薯、優質小雜糧等特色農業產業化技術研究。江西省的重點是：東鄉野生稻有利基因的定位及育種研究：紅壤區域治理與生態農業技術研究及開發：豬重要經濟性狀主基因的鑒別與優質種豬的選育研究。湖北省的重點是：名特水產品關鍵技術的研究與開發、主要畜禽良種培育與產業化關鍵技術的研究與開發、雙低油菜產業化關鍵技術的研究與開發等。湖南省的重點是：超級雜交水稻技術的研究與示范：大宗農產品綜合深加工技術及關鍵裝備的研究與開發。

3．2能源原材料方面

中央關于中部地區能源原材料基地建設的要求是，“加強能源基地建設，穩步推進山西、河南、安徽等煤炭資源豐富地區大型煤炭基地建設”

山西省根據自身是煤炭大省的優勢，大力加強和煤炭安全生產、開發、利用有關技術的研究。安徽針對“兩淮地區”煤炭的開發利用進行相關技術的研究，部署了煤炭高效安全清潔生產和煤化工專項。河南充分發揮豫北地區油氣煤炭資源比較豐富的優勢，大力開展煤和石油生產及其深加工技術研究。

而湖北、湖南和江西把重點放在高效節能研究上面。湖北強調對水資源的開發利用(水電)；江西強調鄱陽湖風能開發和生物質能研究：湖南強調新能源(生物質能源)的開發，并把生物柴油關鍵技術研究與產業化作為重大科技專項。這些規劃符合中央關于“因地制宜、積極穩妥地推進生物質能發電和風電建設工作”的要求。

中部省份的礦產資源十分豐富。中央提出“加強原材料基地建設，發揮中部地區鐵礦石、有色金屬、黃金、磷和石灰石等礦產資源優勢，建設綜合開發利用基地”。安徽以鐵、銅、金等資源為重點，著重開發高效開采和冶煉技術，特別是深部隱伏礦床找礦技術。湖北重點加強對特色礦產資源的開發利用與保護技術的研究，部署了磷資源開發利用關鍵技術研究重大科技專項。湖南著重加強礦產資源高效分選提取與礦山接替資源探查技術的研究。

中央還提出要“重點支持鋼鐵、石化、化肥、有色、建材等優勢產業的結構調整，形成精品原材料基地”。山西主要是和冶金有關，其重大專項是：無鎳不銹鋼、優質合金鋼連鑄及熱軋工藝技術。安徽省主要是新型特種建材、非金屬礦深加工和精細化產品開發。河南省主要是冶金建材。江西主要是鋼鐵冶煉與加工、有色金屬新材料和化工新材料。湖北重點是開發高性能冶金材料．以滿足經濟社會對高端板材的需要，開發化工關鍵技術及其產品．發展新型建筑材料關鍵技術與裝備。湖南加快用高新技術提升陶瓷、輕紡、鋼鐵、建筑等傳統材料行業，以技術優勢形成產業優勢，其重大專項是高性能金屬材料產業化開發關鍵技術。

和農業規劃不同，各省之間的能源原材料規劃很不均衡。能源集中在山西、安徽兩省，特別是山西省僅在煤炭領域就設置T4個重大專項。礦產資源集中在安徽、湖北兩省。材料集中在湖南、湖北和江西。江西省總共只安排了16個專項，但僅在材料領域就有6個重大專項。能源、資源和原材料是緊密相關的3個領域。山西、安徽和河南省對于能源和資源規劃得多，而對于材料貝4較少涉及。安徽、河南在材料方面規劃得很簡單，而湖南、湖北規劃得較詳細。

3．3現代裝備制造方面

中部六省在現代裝備制造領域規劃了許多重點和專項。

山西省突出重型裝備制造工藝及技術、智能高效采煤設備和工藝技術、鐵路機械和專用機械生產工藝技術等．安排的重大專項是：礦山機械、重卡汽車生產裝備制造技術、公路改性瀝青快速制備技術。安徽省突出汽車整車產品開發、關鍵零部件及汽車電子、混合動力汽車、綠色制造、數字化和智能化設計、智能信息家電等，安排的重大專項是節能環保汽車及關鍵零部件專項、制造業信息化專項。江西省突出先進工業流程標準化示范工程、先進制造技術研究及應用、新型運載工具制造技術等，安排的重大專項是民用航空關鍵技術研究。河南省突出汽車、摩托車關鍵零部件和轎車車身開發技術、超精密加工及超高速加工技術與裝備、新型輸變電成套設備、新型機械設備。湖北省突出電動汽車及汽車關鍵零部件、現代裝備制造技術與設備等，安排的重大專項是電動汽車、制造業信息化工程。湖南省突出現代工程機械、新型軌道交通設備、節能與新能源汽車等，安排的重大專項是電動汽車及關鍵零部件、新型換流變壓器及特高壓直流輸變電系統重大裝備、轎車無級變速器(CRV)產業化關鍵技術。

中央關于中部地區建設現代裝備基地的要求是：“建設具有自主創新的現代裝備制造基地，重點發展清潔高效發電技術裝備、高壓輸變電設備、大型礦山開采設備、石化設備、大型施工機械、數控機床及關鍵零部件、新型農業裝備、高速鐵路列車、大功率鐵路機車、新型地鐵車輛、汽車及零部件、高附加值船舶及配套”。

從上面各省的規劃可以看出，中部六省在現代裝備制造的某些領域過于集中。如汽車領域，除江西側重于民用航空領域以外，其余5個省都重視汽車產業的發展。安徽、湖北、湖南、河南都將汽車作為重點領域，湖北、湖南還將電動汽車作為重要發展項目。而在國家所列舉的l2個中部地區重點發展領域中，只把汽車及零部件作為第11個列舉項目。

對于國家所列舉的其它領域，各省關注程度普遍不高。如關于“輸變電設備”項目，只有湖南和河南列入規劃；“大型礦山開采設備”只有山西列入規劃；關于“高速鐵路列車、大功率鐵路機車、新型地鐵車輛”只有湖南的“新型軌道交通設備”和山西的“鐵路機械”涉及到。而“高效發電技術裝備、新型農業裝備、高附加值船舶及配套”項目，中部六省都沒有列入規劃。江西省側重發展的民用航空項目不是國家所列舉的項目。

中部六省除湖北省現代裝備制造種類較多以外，湖南側重于工程機械、輸變電和軌道交通：江西側重于民用航空；山西側重于煤炭機械和運輸；安徽側重于汽車整車生產；河南的特色不明顯，重點不突出。

3．4高技術產業方面

中央關于高技術產業基地的要求是：“建設高技術產業基地，加快發展新興產業。國家對電子信息、生物工程、現代中藥、新材料等領域的研發與產業化給予重點支持”。

相比現代裝備制造基地來說．中央對中部六省高技術的規劃不是很具體．沒有列舉什么項目．而是著重對促進企業成為技術創新主體、加強技術創新服務體系建設、加快科技成果轉化、建設國家工程中心和實驗室進行了說明。這就說明，中部地區的高技術產業和現代裝備制造業不同，還沒有形成鮮明的特色，中央的著眼點是“如何培育高技術，加快產業化”。但是由于高技術產業對經濟的帶動性十分顯著，加上中部六省普遍對自身創新能力期望很高，因此，在各自的規劃中都將發展高技術作為重中之重。

(1)信息產業。山西省以光機電一體化、微電子、新型元器件、軟件、現代通信為重點，以數字化、智能化、網絡化為核心。安徽省突出軟件和集成電路、新型顯示器件和片式元器件、自動化裝置與系統，安排的重大專項是電子信息材料專項、計算機軟件專項。江西省突出信息技術應用工程、軟件技術、光電子產品技術．安排的重大專項是應用軟件研究開發。河南省突出計算機網絡高速路由器、交換技術與產品、各種寬帶網絡的接入技術及產品．加強信息化的開發應用，研制開發新型農業信息系統。湖北省突出光通信技術及下一代網絡、無線通訊系統與終端、激光技術及應用、數字視聽(3C技術及融合)產品、軟件及信息服務業等。湖南省突出新型顯示器件技術、數字視訊與媒體技術、軟件、信息網絡與現代物流技術，安排的重大專項是數字卡通內容制作及傳播應用關鍵技術。

從上面可以看出，湖北側重于光電子技術：湖南側重于數字卡通，其它各省重點不明顯。除河南以外，其余5省都強調軟件研發，特別是江西和安徽將軟件開發列為重大專項。

(2)新材料。在新材料領域，中部六省主要是集中于納米技術的研發。新材料領域和原材料領域聯系較緊密．不少省都集中于傳統原材料領域的新材料研發，而對于高技術領域的新材料研發實際上并不多。如：山西的重大專項是納米、永磁、多晶硅及鎂合金新材料制備技術開發；安徽的重大專項是納米材料和新型功能材料：江西的重大專項是納米新材料研究開發；河南的重大專項是新材料的制備和成型加工技術；湖北的重點是新材料技術研究與開發；湖南的重點是先進電池材料、先進硬質材料、先進復合材料、納米功能材料。

(3)生物工程、現代中藥。山西省以中藥現代化綜合技

術開發為主攻方向，加強中藥現代化的關鍵工藝技術和集成工藝技術開發，重大專項是中藥現代化技術。安徽省突出酶工程和細胞工程技術、基因操作和蛋白質工程技術，重大專項是新藥創制。江西省突出生物醫藥、化學藥新藥、中藥新藥、中藥現代化技術聚焦工程．重大專項是江西道地和特色中藥現代化關鍵技術研究開發。河南省在醫藥生物、微生物發酵、生物技術育種等方面開展重點研究，形成產業化發展的群體優勢。湖北省突出生物醫藥技術、生物農業技術、生物工業技術、生物醫用材料技術、生物能源、生物環保和生物服務技術。湖南省突出生物安全技術、醫藥生物工程技術、現代中藥技術、創新藥物技術。

從上面的項目名稱可以看出，在生物工程和現代中藥領域，中部地區主要是依托當地的中藥材資源優勢，進行現代中藥開發。

3．5綜合交通運輸樞紐

中央關于將中部地區建設成為交通運輸樞紐的要求更多地是從交通運輸、商貿流通體系、交通運輸重點項目的角度進行規劃的。因此，中部省份在綜合交通運輸樞紐方面的科技立項十分少．只有湖南和安徽將發展“智能交通技術”列為優先主題．但是具體內容也不是很多。

3．6人口和生態重點科技領域

中央指出．中部地區發展面臨著“人口和生態環境壓力大、自然災害頻發，抗災能力較弱”的問題。由于這些問題很具體，因此，中部六省在科技規劃中，對優生優育和人口控制、污染治理、廢棄物綜合利用、自然災害預報等領域都設立了優先研究主題。

結合自身的特點．山西將工礦區土地復墾及生態重建研究與示范、煤煙型大氣污染控制技術與示范、重大礦山災害事故預警與應急救援技術作為重點。安徽將巢湖、淮河水污染綜合治理作為重大專項。江西將鄱陽湖生態保護與環境治理相關技術研究作為重大專項。河南加強對艾滋病和地震災害的研究。湖北強對血吸蟲病、洪水預警和防治的研究。湖南把湖沼地區血吸蟲病防治關鍵技術研究作為重大專項，并加強對水旱災害防治和水土流失綜合治理的研究。

4中部六省科技體制改革、創新體系建設和對策措施比較

作為省一級的科技規劃．促進科技體制改革和創新體系建設是一項重要內容．也得到了各省的高度重視。科技體制改革和創新體系建設和對策措施的關系十分緊密。關于這部分內容的規劃，各省差異較大：有的將創新體系和體制改革作為對策措施中的一部分：有的沒有對策措施，只有創新體系建設。這種差異反映了各省對建設區域創新體系和進行科技體制改革認識上的不同。各省都強調要建設以企業為主體、產學研相結合的技術創新體系；科研機構和高等院校相結合的知識創新體系以及社會化的科技中介服務體系，只是在具體表述上有所不同。從具體對策來看，各省主要從財政投入、政策法規、優惠政策、人才培養、加強領導等方面進行闡述。

中央并沒有單獨就中部地區問的科技協作進行要求，只是把科技創新體系建設和高技術產業發展放在一起，指出中部地區要“加強高等學校、科研院所與企業的技術合作，促進企業成為技術創新的主體”、“加強技術創新服務體系的建設，加快科技成果轉化。支持建設若干科技基礎平臺”。這就說明，中央認為中部地區高技術的發展離不開創新體系的建設。

在區域經濟布局上，中央也只是提出“以武漢城市圈、中原城市群、長株潭城市群、皖江城市帶為重點”，“支持中部地區與東、西部地區在糧食、能源、原材料等方面建立長期穩定的合作關系”，“鼓勵中部地區與毗鄰的沿海地區推進區域經濟一體化”。因此，從中央來說，關注的重點主要在于中部各省份內部的增長極建設和東、中、西部問的互動。

在區域合作方面，中部六省較重視與國外和其它區域的合作，而不太重視中部地區內部之問的合作與交流。其實從中央對中部地區“三個基地和一個樞紐”的定位以及上面各省的規劃重點來看，中部六省面臨著許多共同的科技需求，在一些方面也有許多共同的優勢，完全可以通過加強中部六省區域創新體系的建設來尋求發展．沒有必要各自另起爐灶，或只盯著國內或國外一些科技發達地區。因此，中部各省還需要進一步加強本地區問的科技協作，共同促進本區域的創新體系建設。

科技研究論文:中國科技成果評審制度研究

中國科技成果評審制度產生于集權體制時代，顯然與改革后的體制不相適應。本文的目的是剖析科技成果評審體系的問題及其根源，探討適合未來發展的科學評價方式。文章先分析現行科技成果評審體系的特點和各種不同的評審形式（如科技成果鑒定、評獎評審等），指出其中存在的問題，然后提出了改革科技成果評審制度的建議。筆者認為，應當減少政府資助科研項目的數量，避免各種計劃項目、基金項目的重復設置，基本上取消國家社科基金，逐步乃至最終取消科技成果鑒定制度，以更為有效的專利版權制度等來代替它。

一、“科技成果”、“評審”和“領先”、“先進”：中國特色的科技管理概念

“科技成果”一詞在中國的文獻中出現得極其頻繁，最新出臺的《科學技術評價方法（試行）》（2003年9月22日頒布，以下簡稱“評價方法”）中也同樣使用這個概念。但是，查閱《中國百科大詞源》、《實用科學名詞術語詞典》、《詞源》、《辭海》、《現代科學技術詞典》等國內工具書，均找不到對“科技成果”一詞的表述。從字面意義上理解，“科技成果”無非是科學技術研究成果的簡稱，當然，它應該是指某項科學技術研究活動取得的具有價值的結果。據此來看，未經過科研活動，借用甚至剽竊來的結果肯定不是科技成果；同樣，雖經過了研究活動，但取得的結果不具有價值也不能被稱為科技成果。

“科技成果”一詞在中國的各種場合事實上被泛化地使用，造成了許多不良影響，也錯誤地引導著科研活動的方向。許多項目或課題在尚未完成結果鑒定之前就自稱為“科技成果”；各種“科技成果”鑒定會、報告會、評審會宣傳得不亦樂乎，聽起來好像并不是某個項目要進行結果鑒定，而是某個“科技成果”正在做宣傳，專家到場是為了替這個“成果”作宣傳，越是有名望的專家到場越是能為這個“成果”增光，于是不明就里的媒體便一哄而上，結果不是成果的“科技成果”就真的成了成果。何況，由于存在著評審失敗以及評審腐敗等諸多因素，即使經過鑒定、評審的項目也并不全是真的科技成果。

國際上通用的與中國特色的“科技成果”相對應的概念只有項目、技術、專利，而且國外的項目一般都是使用它本身的具體稱呼，不使用“成果”這一層次的統稱，中國本來完全應該參照這一做法進行管理。既然“科技成果”這一概念已經被濫用，中國的有關管理部門應該做出規定，慎用以致于取消“科技成果”一詞，用其他更為準確的詞來代替[1]。實際上，科技成果這個概念帶有很強的行政認可色彩，卻不具備任何法律意義，它與國際上知識產權領域的專利、版權概念有著本質的差別。未申請專利、也不受版權保護的中國式“科技成果”在國際上得不到法律上的承認，這不利于中國參加國際技術貿易與競爭[2]。

“科技成果”一詞與中國管理科研技術開發活動的行政體制有很深的淵源。中國的“科技成果評審制度“是科技成果管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這種制度是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建立的，與計劃經濟下科技成果的非商品屬性相適應。在計劃體制下，科研和技術開發計劃由政府下達，經費由政府撥付，研究結果歸政府所有，由政府負責推廣，所以政府必須管理和參加科技成果的“評審”工作。

“評審”是另一個極具中國特色的詞，在英語或其他語言中很難找到與之對應的詞。它具有評價和審定的雙重含義，指由國家有關管理機構對取得的成果、成就以及某種資格進行評價、審定并最終給予某種形式的確認。科技評審的組織者一般是國家各級科技管理機構，包括政府機構、非政府的國家基金機構、直屬政府的事業單位等，由這些管理機構根據國家的有關管理辦法組織或委托專家評審小組對科技項目或成果進行評審。本文分析的主要是科技項目的事后評審。

最早的科技成果評審始于50年代，當時的評審主要采用鑒定的形式。1955年10月31日，國務院批準建立農業科學研究工作協調委員會，規定其任務之一是“負責鑒定科研成果”，這是最早的關于“科技成果鑒定”的說法。1958年開始“”后，“科技成果”迅猛增長，良莠不齊，在這種情況下，急需建立一套有效的評判標準和方法來辨別“科技成果”之真偽。當時國家科委開始了科技成果的鑒定工作，并在1959年初步形成工作程序。1961年4月，國務院通過了《新產品、新工藝技術鑒定暫行辦法》。1994年國家科委頒布了《科學技術成果鑒定辦法》。此文件規定，“科技成果鑒定”只用于列入國家和省、自治區、直轄市以及國務院有關部門科技計劃內的應用技術成果，以及少數科技計劃外的重大應用技術成果；換言之，不屬于這個范圍的“科技成果”可以“評審”，但不組織“成果鑒定”。經過40多年的發展，中國已經形成了一個“科技成果評審”方法體系，其中除了獎勵評審外，其他評審形式多是從上述的鑒定制度演變發展而來。

目前，中國科研單位的課題（項目）來源主要有4類。第一，科技主管部門根據科技發展規劃和計劃提出的指令性和指導性課題（項目），稱為科技發展規劃和計劃內項目，包括各級科技計劃和基金項目。其中國家級的科技計劃包括“國家高技術研究發展計劃（即863計劃）”、“國家科技攻關計劃”、“國家重點基礎研究發展計劃（即973計劃）”、“基礎研究重大項目前期研究專項”、“星火計劃”、“火炬計劃”、“軟科學研究計劃”、“科技成果重點推廣計劃”、“國家重點新產品計劃”、“科技型中小企業技術創新基金計劃”等。各部委、省市也都根據自身重點扶持的情況建立各級科技計劃。至于各種基金項目，國家級主要有“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和“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各省相應也有由省財政撥款建立的省級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研究基金。第二，科研機構與其他部門通過橫向聯系形成的聯合開發課題（項目）。第三，科研機構接受某些部門或企事業單位的委托進行研究開發的課題（項目）。第四，科研人員通過長期的積累和實地調查后自己提出的課題（項目）。

這些課題或項目研究結束后，成果的確認分別有不同的方式。第一，科技計劃或者基金項目，屬各級財政支持的項目，按照國家的規定必須評審并登記科技成果。其中應用性技術成果必須有科技成果鑒定；而基礎性研究成果由于主要表現為學術論文的形式，其評價本著“公開發表，自由評議”的原則獲得認可，但是執行中還須提供由研究者所在單位學術委員會做出的評定意見，從而形成了學術委員會的評審。第二，政府或者企事業單位委托的項目結束時，往往采用委托單位組織專家評審或驗收的方式。近幾年，有少部分項目已經開始由評估中心或國家認可的評估機構來評估[3]驗收，通過專業化的評估程序對委托項目進行判斷，提供給委托方最后的評估結論，但這種方法還不成熟。第三，某些有重大影響的自由研究項目，經過有關部門的批準也要進行鑒定或評審。第四，聯合開發的課題（項目）按照主要完成單位為第一負責人的原則，由第一負責人申請鑒定或評審。第五，上述各項目在取得一定的評價之后，得由所在單位推薦向各級政府申報獎勵，于是評獎的過程中又形成了評獎評審。

目前中國科技管理部門通常用“國際領先、國際先進、國內領先、國內先進”等概念劃分成果級別。這種概念的含義是把科研項目成果與以往科學成果對比，從而評價其創新程度及意義。但是，一項新的科學成果的真正價值不只是體現在它是否比以往科學知識的積累前進了一步，還要看未來它能給學術界、技術經濟界和教育界帶來什么創造性效用。而這后一點需要相當長的時間才能得到證明。可是中國的國家自然科學獎評獎卻規定：所謂“得到國內外自然科學界公認”，是指主要論著在國內外公開發行的學術刊物上發表或學術專著出版一年以上，其重要科學結論已為國內外同行所引用或應用。學術成果發表后短短幾年里被引用數次，豈能妄稱被“公認”為“國際領先或國際先進”？一項科學成果發表以后，多數情況下其價值是否在該領域內領先只有經過同行的普遍認可才能定論，而同行們在認可其價值之前往往會展開學術討論和評價，不同觀點、不同發現、不同結論之間的討論耗時經年，多年討論后一項成果被推翻之例亦屢見不鮮。“國際領先或國際先進”之評語是不能輕易判定的。進一步看，國際學術界評價一項新成果的價值，是由科學家們個體分散和自發地進行的，只有當個體的承認積累到相當數量之后才形成共識，盡管其中可能不同學派仍會有不同看法。這個過程很可能比該成果提出者個人的生命還長。如此來看，中國的許多科研結果公布之后就很快被“評審”為“國際公認”的“領先或先進”成果，其實更大程度上是國內人的自說自話，如果不是借助于行政權力，甚至未必能在這么短的時間里真得到國內學術界的公認。中國的科技成果評獎結論的聲望不高，與這種“中國特色”的評價概念及評價方法有很大關系[4]。

科技成果的管理是科研和技術開發活動的行政管理之重要一環，欲改革“科技成果評審”的方法和制度，就必須改革科技管理體制。科技管理體制與管理方法的法制化、國際化，是適應市場經濟及國際大環境的必然結果，將知識產權概念引入成果管理，還科技成果的本質屬性勢在必行。

二、中國現行的科技成果評審制度：內容與問題

中國現行的科技成果評審形式主要包括：科技成果鑒定及項目驗收評審、評獎評審、學術委員會評審等。另外，由于軟科學及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特點不同，這兩類成果的評審有各自單獨的規定，下面一一介紹。

1. 科技成果鑒定

在中國，科技成果鑒定是科技成果的主要評審形式。科技部發展計劃司公布的“2001年全國科技成果統計年度報告”顯示，該年全國共登記科技成果28,448項，其中采用鑒定方式確認的成果數為21,124項，占評價項目數的74.25%，比重很高。根據現行的《科學技術成果鑒定辦法》[5]，科技部歸口管理、指導和監督全國的科技成果鑒定工作；省、自治區、直轄市科學技術管理部門歸口管理、監督本地區的科技成果鑒定工作；國務院各有關部門負責管理、監督本部門的科技成果鑒定工作；這些管理部門（以下簡稱組織鑒定單位）負責組織鑒定，或委托有關單位（以下簡稱主持鑒定單位）主持鑒定。主要有檢測鑒定、會議鑒定和函審鑒定三種形式。采用檢測鑒定時，由組織鑒定單位或主持鑒定單位指定經過省、自治區、直轄市或者國務院有關部門認定的專業技術檢測機構進行檢驗、測試，必要時，組織（或主持）鑒定單位可以會同檢測機構聘請3至5名同行專家，成立檢測鑒定專家小組，提出綜合評價意見。采用會議鑒定時，由組織鑒定單位或主持鑒定單位聘請同行專家7至15人組成鑒定委員會。采用函審鑒定時，由組織鑒定單位或主持鑒定單位聘請同行專家5至9人組成函審組。參加鑒定的專家由組織鑒定單位從國家科委或本省、自治區、直轄市科委、國務院有關部門的科技成果鑒定評審專家庫中遴選。鑒定的程序是，由科技成果完成單位或個人根據任務來源或隸屬關系向其主管機關申請鑒定；若符合鑒定辦法第八條規定的條件，經組織鑒定單位批準，組織或主持鑒定單位將被鑒定科技成果的技術資料送達承擔鑒定任務的專家；參加鑒定的專家收到技術資料后進行審查，提出鑒定意見；組織鑒定單位和主持鑒定單位對鑒定結論進行審核，并簽署具體意見；經鑒定通過的科技成果，由組織鑒定單位頒發《科學技術成果鑒定證書》。

在這種科技管理體制下，科技成果之產權歸國家所有，不是商品，一經鑒定便向社會公開，任何單位均可無償使用，科技人員獲得的報答與成果的推廣應用無關，通常是由成果完成單位根據成果鑒定給成果完成人員待遇、獎金、職稱、晉升等。由于科技人員往往不關心科技成果的開發利用，許多成果通過鑒定、頒發獎勵之后就被束之高閣。中國科技人員眾多，但科研成果開發利用的情況卻相當落后，這種科技管理體制是一個重要原因。科技成果鑒定的目的在于正確判別科技成果的質量和水平、促進科技成果的完善和科技水平的提高、加速科技成果推廣應用。然而，對于（絕大多數）應用技術成果來說，得到市場承認的項目才是有意義的、高質量的，市場的接納也就宣布了它廣闊的推廣和應用前景，引入市場競爭才能真正促進這類科技項目研究水平的提高，而應用型技術成果本身也非常適合于在市場上進行評價。所以，成果鑒定的目的通過市場完全可以完成，而且會完成得更好、更有效率，從這個意義上說單純的由行政部門組織的鑒定其意義其實相當有限，只不過是滿足了科技管理行政部門自身的需要。

這種體制的另一個問題是，科技管理部門既是鑒定的管理者又是鑒定的組織者，同時還是鑒定的監督者，這充分顯露出計劃經濟的特征──政府是裁判員又是運動員。在對政府機構及其官員的監督付諸闕如的情況下，從項目審批到項目評審各個環節上的腐敗就日益猖獗。此外，這種成果鑒定方式的質量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評審專家的選擇，而參與鑒定的專家并不承擔任何法律責任\字號(3){[6]，鑒定的整個過程中都沒有監督者存在。在這樣的狀態下，鑒定的派生利益可能成為參與鑒定者的動力，由此又導致國內普遍存在的所謂“學術腐敗”。

國家計劃內項目及基金項目結項后，除了規定要實行鑒定的以外，其余項目都要驗收，于是驗收評審成為科技成果評審的又一種方式。驗收是指由驗收單位按計劃任務書或所規定的驗收標準和方法進行測試、評價，并做出結論。其一般步驟是，先由項目首席科學家和項目專家組負責課題驗收，編寫項目結題總結報告及課題驗收報告，會同依托部門向科技部業務主管司提出項目驗收申請，然后由科技部組織驗收專家小組進行項目驗收。由于驗收工作是從鑒定發展而來，驗收中的專家評審過程大體與鑒定一致，此處不再贅述。

2. 科技獎勵評審

科技獎勵評審往往在鑒定或者其它評審的基礎上進行。現有的科技獎勵體系有官方和民間獎勵二個層次，以前者為主，這里的討論也以政府的科技獎勵體系為對象。這個科技獎勵體系是一個上下對應的垂直體系，中央層次有國務院設立的“國家科學技術獎”，包括“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國家自然科學獎”、“國家技術發明獎”、“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際科學技術合作獎”，除最后一項的受獎對象是對中國科技事業做出重要貢獻的外國人或外國組織，其它獎項均為國內科技工作者而設。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設立了省一級科學技術獎（其中又分設自然科學獎、技術發明獎和科學技術進步獎等），省以下地方政府不再設立科學技術獎。國務院所屬各部中僅國防科學技術工業委員會、公安部和國家安全部設立了部級科學技術獎，其獎勵范圍是涉及國防和國家安全、不便公開的項目。

根據1999年4月28日通過并的《國家科學技術獎勵條例》，科技部負責科技獎勵的評審組織工作，為此專設了“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委員會”（以下簡稱“獎勵委員會”），其主任委員由科技部部長擔任，科技、教育等有關部門的領導和著名科學家及有關專家15至20人為委員。“獎勵委員會”聘請有關領域的專家學者組成各個獎項的評審委員會，評審委員會委員每屆任期3年。國家自然科學獎評審委員會下設9個學科評審組，國家技術發明獎和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評審委員會下設29個專業評審組，負責各自學科（專業）范圍內的獎項初評工作，并將初評結果報相應的評審委員會。

科技獎評審對象指國家科技獎推薦項目的完成人、完成單位或國家科技獎推薦人選。“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每年授予人數不超過2名，授予對象是在當代科學技術前沿取得重大突破或在科技發展中有卓越建樹者以及在科技創新、成果轉化和高技術產業化中創造巨大經濟效益或社會效益的人。“國家自然科學獎”授予在基礎研究和應用基礎研究中闡明自然現象、特征和規律，做出重大科學發現的科學家。“國家技術發明獎”授予運用科技知識做出產品、工藝、材料及其系統等重大技術發明的人。“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授予在應用推廣先進科技成果，完成重大科技工程、計劃、項目等方面做出突出貢獻的人或組織。后三種獎每年獎項總數不超過400項。

“國家科學技術獎”的評獎程序如下：個人申報－有關部門推薦－獎勵辦公室形式審查－學科（專業）評審組初評－異議公布－評審委員會復審－獎勵委員會決議－科技部審核－國務院批準。其候選人由推薦產生，遵循“逐級上報推薦”的原則，申報與推薦相結合。獎勵辦公室對推薦材料進行形式審查，審查合格的推薦材料提交相應評審委員會學科（專業）評審組或組織具有評審資格的同行專家進行初評。初評由學科（專業）評審組以會議方式或書面方式進行。“國家科學技術獎”各評審委員會以會議方式進行評審，記名投票表決產生評審結果，并向獎勵委員會提出獲獎人選和獎勵種類及等級的建議。獎勵委員會以會議方式對各評審委員會的評審結果進行審定[7]。

在現行評獎體制下，獎項設立過多，獎勵對象分散，單項獎金數額小，這是平均主義觀念的產物。獎勵因其崇高性與稀缺性而對科學家產生吸引力，獎金額高才會對社會產生影響力，激勵科技工作者向難度大、周期長的項目挑戰。目前的獎勵方式對獲獎者的激勵作用不足，在社會上產生的榮譽導向效果也有限。此外，評獎過程有明顯的行政化色彩。比如申報和推薦要按行政級別層層上報，一項科技成果若因各種原因在基層單位得不到承認，就失去了“參賽”機會。前一段時間為社會各界所關注的“蔣春暄”現象決不是偶然發生的\字號(3){[8]。其實，完全可以進一步放寬推薦人的資格，允許權威性學會組織或著名刊物出版機構推薦參與科研成果評獎者，或制定復合量化標準（如發表的刊物質量、被引用次數達到一定數量等），允許達到這個標準的成果完成者自薦參評。

3. 學術委員會評審

這里講的學術委員會是指在研究院所、高校、學會等從事科學研究活動的組織內設立的由教授、專家的代表組成的學術審議機構，其主要職能之一是評審各類科學研究成果。在高等院校里，除校學術委員會以外，還設有院級和系級學術委員會，一般由本單位的“一把手”兼任學術委員會主任，學術委員會的成員相當一部分是單位的中層領導，如高校中的院長、系主任、所長，也有一部分是老教授。這種制度本身是集權體制和審批經濟的產物，違反學術發展的規律。教授與教授之間的地位本來應該是平等的，但在行政權力的支持和背書下，學術委員會的存在人為地把教授分為兩類，一類（多數人）的命運掌握在另一類（少數人）手中，前一群體中每一位教授的權力利益都要受制于后一群體，從而允許后者壟斷支配前者的命運。

即使學術委員會的成員均能做到公正，它也缺乏行使權力的能力。因為學術委員會要評審幾乎所有學科的成果，而選自每個學科的委員人數非常有限，在隔行如隔山的情況下，只有被評審項目相關學科的少數委員在具體的評審過程中有發言權，多數委員往往是門外漢，所有評審過程易被少數人控制。事實上這種委員會只能進行形式上的審查。學術委員會下設的分學科委員會沒有最終決定權，后者的決議時常被學術委員會所否決。假如院系的分委會起決定性作用，則校級學術委員會就沒有必要存在了。

按照目前的科研管理體制，各院校完成的政府各級計劃內項目的基礎研究成果一般要由校學術委員會出具評價意見書，這是校學術委員會承擔的評審功能之一。但是，現實中各單位學術委員會對這種研究成果實際上根本不是認真嚴格地評審，而是把“評審”變成了促進該成果通過驗收的過程。由做項目的單位出具對項目的評價書，無論如何這個評價書都不會是客觀的，因而也沒有實際意義，這種形同虛設的評審早就應該取消。

4. 軟科學項目評審

自從中國科學院撤消了哲學社會科學部，政府將該部另設為中國社會科學院以后，中國科學院和國家科委只管轄自然科學學科的研究。由于自然科學某些學科的發展已經越出了傳統的自然科學邊界，而中國科學院和國家科委又不愿意把這些新學科的管理權交給中國社會科學院，于是就在其管轄范圍內另設了一個獨特的介于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研究之間的“軟科學”研究領域。由此在中國的科研管理上出現了自然科學、軟科學、社會科學3大領域的界分，這也是“中國特色”，世界上沒有別的國家實行這樣的管理模式。在中國，軟科學研究是指用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工程技術的多門類多學科知識，運用定性和定量相結合的系統分析和論證手段，研究決策和管理實踐中提出的課題。

目前，科技部歸口管理全國的軟科學研究，其政策體改司軟科學處為軟科學研究管理的具體執行機構，各級政府機構相應設有軟科學管理機構。軟科學成果評審由各級軟科學管理機關聘請同行專家，按照規定的方法、程序和標準，對軟科學成果的質量、水平等進行審查、評價，并做出相應結論。其評審程序與管理方式與鑒定相似，只是在具體的評審標準和評審時側重考查的指標方面，由于軟科學自身的特點而有所不同[9]。

由于軟科學研究的對象是各種社會發展問題，其成果主要是一些咨詢意見或政策備選方案，這些成果是否具有實用性和可行性要由政府有關部門或經濟部門來判斷，而不應當只由同行內的學者專家從學術角度判斷。所以，從其特性考慮，軟科學研究成果的評審應以政策被采納的部門或委托咨詢機構評審并獎勵，而不必由科研管理部門自行評審，政府不必再設軟科學方面的評審。

5. 社會科學評審

目前社會科學界尚沒有一個關于社會科學項目評價的條例，包括“國家社會科學基金會”和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項目結項都采用鑒定的辦法。不久前中國社會科學院剛出臺了《中國社會科學院重大課題鑒定結項辦法》，對2000年以來立項的院重大課題的結項鑒定工作做出規定。其程序包括：重大課題的成果定稿后由課題主持人向所在研究所提出召開課題結項報告會申請，經研究所同意并由所科研處組織課題結項報告會；報告會后由研究所向社科院科研局提出鑒定結項申請，科研局組織成果鑒定，核定成果鑒定等級，并將結果報院里審批；科研局公布課題最終結項結論，下達院重大課題結項證書或院重大課題終止通知書[10]。按此辦法，一項課題結項實際上要分別舉行結項報告會和專家鑒定會。前者邀請研究所內外同行專家、所學術委員、院科研局和財計局的有關人員，報告內容包括研究概況、成果主要內容、成果在學術上的貢獻和創新等，報告會上要求有質詢程序。后一個會由院科研局主持，請專家就課題成果進行評議和鑒定。

社會科學研究的特點是對于一個問題的研究結論可以多種多樣，百家爭鳴，一個結論是否正確或可行，要在長期的社會發展中進行檢驗，絕非一個鑒定會或幾位到會學者就能斷言并辨明其成果等級或優劣，何況在這種鑒定會上很可能會得出主觀的、不負責任、迎合某些意圖的鑒定結論。因此，社會科學研究成果的鑒定可以取消。如果課題屬于基礎理論研究，可利用其發行量、引用次數、發表或錄入的刊物等級以及同行評價等作為學術評價的輔助手段；如果課題屬于應用類研究，則應由應用者來評價。

三、應當如何改革中國現行的科技項目“評審”制度

1. 逐步減少乃至最終取消“評審”，對不同的科技項目采用不同的評價方式

“評審”并非評價科技項目唯一可行的方式，也不是最有效的方式。“評審”本身屬于有目的、有組織地在短期內強制性地對某項研究結果做出評價，由于其人為性、短期性、強制性，所以并不適合所有類型項目的評價。一個真正的成果必然會得到學術界的廣泛認同或市場的承認，無需官方組織的“評審”；相反，由政府部門介入的“評審”過程未必能“評”出真正的成果。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從來不組織什么由政府機構參與的層層上報的“科技成果”“評審”，這絲毫不妨礙各國的科學研究和學術成果。從根本上來說，中國的“科研成果”“評審”制度源于集權體制下政府包攬一切、控制一切、決定一切的管理需要，改革20多年了，卻從未觸動這種科研管理制度，以至于到現在這種落后的管理方法和制度依然如故。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在腐敗日益泛濫的情況下，現實證明，多一種政府機構參與的“評審”就可能多一種尋租的機會，如此則“評審”的正當性就更成問題了。在一些情況下，組織“評審”可能會成為有關政府機構、事業單位里某些人獲取不當利益或學術圈某些人瓜分學術研究資源的途徑，這些人為了從中上下其手會千方百計地維持這種“評審”制度。

嚴格控制“評審”的數量直至取消“評審”這一方式勢在必行。科技部最近頒布的《評價辦法》也開始考慮到這一問題[11]。欲逐步乃至最終取消“評審”，代之以更為有效的評價制度，應該考慮包括以下方面的工作：

首先，應當逐步乃至最終取消“科技成果鑒定”制度。這是目前中國“科技成果”“評審”的主要形式，它只適用于評價政府科技計劃的結果。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科技開發項目結果的評價完全不必依賴于上述的“鑒定”形式。從科研發展的趨勢、成果推廣應用的要求、政府職能的轉化、成果保護各個方面來看，“科技成果鑒定”制度是早晚要取消的，何況它還助長了學術腐敗。隨著經濟的市場化，企業正在成為科技創新的主體，大量科研活動尤其是應用性技術的研發將主要由企業推動支持，政府組織的各類科技計劃不應該仍然占據主要地位。評價應用性科技項目結果的目的是轉化推廣，必須為推廣應用者提供切實可信的專家意見，而不是為滿足主管科技的政府部門文檔管理的需要“走過場”，現行的鑒定制度只提供過于簡單又十分抽象的鑒定結論，并不能滿足對應用性科技成果評估的專業性需要。上述“鑒定”制度切斷了科研與技術開發之間的必要銜接，只有取消這種制度，讓市場機制來評價科研項目的結果，科研人員與科研機構才會真正關心技術開發和面向市場需要的研究課題，才能大大減少科研項目立項和研究過程中的盲目性。從保護知識產權的角度來看，上述“鑒定成果”不符合鑒別知識產權的法律要求，無法獲得產權法的保護，申請鑒定方因為擔心其知識產權在“鑒定”過程中或“鑒定”之后受到侵害，不敢在“鑒定”會議上提供核心技術細節，因此參與“鑒定”的專家事實上無法了解關鍵性內容，如此“鑒定”的質量也就可想而知了。

其次，科研活動包括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和開發研究3大類，對這3類科研項目應采用不同的評價方式。評價基礎研究項目的標準應該是學術影響，其客觀依據是研究成果在國內外學術刊物或學術會議公開發表后被同行學者引用的次數以及是否被國際上權威性文摘所摘錄。在一項研究結果尚未獲得國內外同行自發的評價之前，政府的科研管理部門匆匆忙忙地找幾個專家組織“鑒定”“驗收”，其實缺乏學術意義上的權威性。這種“中國特色”的“評審”結論并不為國際學術界所承認，不過是“關起門”來“孤芳自賞”而已。至于應用研究和開發研究項目的評價則應當向專利管理靠攏。中國早在1985年就頒布了《專利法》，專利申請與審查程序比現行的“科技成果鑒定”辦法既科學又有效，也可以減少“鑒定”過程中的不正之風，中國應該與國際接軌，用專利申請和審查代替應用類“科技成果鑒定”。為此科技管理部門應該指導研究者申請專利，鼓勵獲專利權的單位對獲得職務發明專利的研究者先給少量物質獎勵，專利投入應用后獲專利權的單位從所得收益中按比例給與發明人提成，效益越高、社會貢獻越大，個人收益越多。這樣的做法與市場經濟直接掛鉤，不再拘泥于行政性“評審”的名額限制和獎金分配。以專利管理代替“科技成果評審”之后，科研人員的注意力就會從關心政府部門的“重視”和國內“評審”給的“國際領先”虛銜，變成關心一項獲得專利的應用型技術成果能不能帶來收益。另外，以著作、電腦軟件為形式的科研項目可以用發行量的大小作為其成果的評價依據，這種成果評價方式向版權管理靠攏，以版權費作為智力勞動的主要報酬。而軟科學項目則可由委托或采納項目結論的收益部門根據項目產生的社會效益之大小給予評價[12]。

2.釜底抽薪──減少政府部門對評審的需要

“科技成果”“評審”之所以會在中國成為占主導地位的科研評價方式，根本原因是科研管理部門依賴于它，計劃項目的完成驗收需要“評審”，政府獎勵工作也需要“評審”；一旦政府部門參與的“評審”成為主要的科研評價方式，連科研機構完成自選課題后也會主動要求上級部門“評審”，以獲得政府部門的承認。要減少乃至取消“評審”，就必須減少乃至消除政府部門對“評審”的需要，同時減少政府部門對科研活動的直接控制，這就必然涉及到科技體制改革。

首先，應當加快國有科研院所的民營化步伐。在科研院所國有化的狀態下，科研院所與政府是隸屬關系；政府的計劃項目以指導或指令性計劃方式下達到科研院所，經費由政府撥付，項目完成后成果屬于政府。這樣，政府對國有科研院所的管理就是理所當然的，而國有科研院所也只能通過政府組織的“評審”結果取得評價和獎勵。對科研院所來講，通過評審、獲得獎勵的項目越多，下一年度能申請到的經費就越多，因此，為了激勵研究人員多申請立項，多數科研院所把政府“評審”的結果與參與項目研究人員的各種待遇、福利掛鉤。正是這種體制本身產生了日益膨脹的對“評審”的需求，也導致扭曲的“評審”結果和科研激勵機制。假如科研院所是民營機構，政府部門委托科研機構承擔研究項目，二者之間就是一種契約雙方之間的合同關系，政府部門不能以“上級領導”的身份對民營科研機構處處約束、發號施令，在這種情況下，由政府機構出面主持項目“評審”并決定項目成果的“等級”就不再是公允的安排了，那時會需要由信譽良好的中介機構承擔項目評估。

其次，要減少政府資助科研項目的數量，消除各種計劃項目、基金項目的重復設置。目前，“國家社會科學基金”每年資助的項目有上千個之多，如2003年確定的資助項目中，除教育、藝術、軍事3個單列學科外[13]，其余22個學科的總資助項目數為987項。其實，與自然科學研究相比，絕大多數社會科學研究并不適合以基金資助形式進行，因為無法在事前或項目完成后的短時期內清晰地判定研究成果本身的價值，因此也不易判斷預定目標是否確實實現。此外，社會科學研究項目本身不需要多少設備和實驗費用，除了進行社會調查之外，其主要的資料收集方法是查閱資料，許多重要的社會科學研究成果可以在沒有多少資助的條件下完成，而通過基金支持提供大量研究經費給社會科學研究項目，卻未必真能在學術上取得重要進展。所以，我們認為可以基本上取消“國家社科基金”，只保留對考古學、歷史學等極少數學科及社會調查的資助，將“國家社科基金”改造為國家社科獎勵基金，對于成果突出的，給予獎勵。自然科學領域的政府資助項目也同樣存在著大量的重復設置現象。例如在“國家自然科學基金”中已經設立的資助領域，在“863計劃”、“973計劃”中又重復設立，評審驗收則由不同部門管理，互不溝通，有的項目可能既申請“自然科學基金”又申請“863”或“973計劃”，造成資金浪費。重新構建中國的科技項目管理框架，重新設計科技項目的資助體系和評價體系是減少“評審”需求的有效方法。

目前政府所設科研獎勵看來還需要“評審”，但可以通過減少獎項來抑制對評獎“評審”的需求。而且“評審”中不少工作完全可以交由各類專業學會或評估中介機構來做，政府的任務是制定嚴格的評價規則，監督這些中介機構的工作。如此政府部門才能從它并不擅長的專業性管理工作中解脫出來，實現職能上的轉變，而評估機構則應當對評估結論承擔法律責任。

3. 改善中國的科研成果評價體系

目前中國現行的科研成果評價體系仍然是政府主導、行政型運作為主，需要通過改革逐漸形成另一種科研成果評價體系。同時，2003年以前，由于沒有一部完整的關于科技成果如何評價及評價原則的法律法規，評價辦法不完整，各種規定相互之間不協調，漏洞很多，十分混亂。比如有對應用性技術成果評審的鑒定辦法，有軟科學評審辦法，卻未規定對基礎研究項目的評價辦法，也沒有對社會科學項目評價方法的明確規定；又如，研究成果應當如何歸類也沒有明確規定，只能由管理部門進行經驗性操作，結果有些邊緣性學科的成果無法正確歸類。此外，沒有關于對“評審”實行監督的機制，這大大影響了評價結果的質量。還有，有關“評審”的各種條例、辦法一改再改，不利于科技管理工作的穩定。

在科技和社會各界的呼喚之下，中國在2003年5月15日頒布了《關于改進科學技術評價工作的決定》，對當前科技成果評價工作中存在的問題提出了原則性、指導性的意見和決定。同年9月22日，又頒布了《科學技術評價方法（試行）》，明確了評價目的、原則、分類方法、評價準則及監督機制等。但是，由于評價工作的復雜性和法規本身的不完備性，這兩部法規顯然是遠遠不夠的，科研成果評價體系需要有完善的法律體系的支撐。

發展各種學會組織作為科技成果評價的中介機構，有助于構建新的評價體系。專業學術學會組織有著知識優勢和人才優勢，組織專家進行科研成果評議正是它們的長項。學會組織也能較為客觀、獨立和公正地進行評價，它作為非政府組織的獨立法人，具有對所作評價結論承擔法律責任的能力。目前，中國的各個學會組織基本上是政府機關的附屬品、一些退休官員的“養老院”。要讓專業學會組織發揮科研成果評價的新功能，就要實現學會組織真正的獨立運營，其組織的內部管理和結構要重新改造，學會成員的組成、選舉要向自治的方向發展。

由評估公司進行科研成果評估是國際上比較成熟的一種方法，而中國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真正獨立的評估公司。國家科委于1995年、1996年曾分兩批組織國內部分省市以及產業部科技計劃管理人員赴法國考察科技評估情況，學習國外科技評估經驗。1996年又成立了“國家科技評估中心”，此后，科技評估工作在大部分省市陸續展開。由于科技評估機構是政府創立的，所以現階段科技評估工作主要是為各級科技行政管理部門服務，這使評估工作不可避免地受到科技管理部門的影響，不能真正獨立進行。此外，科技評估機構在許多省市都是獨此一家，缺乏競爭，因而評估水平難以提高。今后中國應當培育民間的評估中介機構，讓它們承擔大量的成果評價工作，政府則進行政策性引導，扶持有信譽的評估中介機構。

對于不得不保留的極少量的科研獎勵的評審工作，應當加以改良。評獎的質量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評審專家，所以首先要科學化地形成評審專家庫。科技部新公布的《評價辦法》對評審專家的遴選做了規定，提出了全面性、隨機原則、回避原則、更換原則、公開性及開放性等要求。今后，為避免專家庫的固化并增加其對創新的容納力，還應吸收各種學派的專家和非資深專家加入，而不應用一些硬性的指標如職稱等加以限制。在組織具體的評審組和委員會時，除了隨機原則外，還應綜合考慮學科構成、性別構成、年齡構成等，使結構更加合理。專家的資格方面還應設立限制條件，如年齡、健康狀況、近幾年學術活躍狀況等；在參加某項評審時，亦應確定評審期間專家的時間保證，如現在正在承擔項目的專家不要進入評審專家的行列。在評審方法上可采用國際上的一些常見方法，如“雙盲法”等。評審材料可以是書面材料、視聽材料、實物材料等，評審組織方式可以是通信評審、會議評審，還可以是互聯網的網上評審。

目前中國科研成果評審中的一個大問題是缺乏監督，無法保證評審的公平性。新的《評價辦法》第53條規定：委托方可以根據需要建立科學技術評價監督委員會。但這樣的監督委員會能否獨立是關鍵問題。建議建立獨立的監督機構，而不單是有依附于委托方的可有可無的監督機構。更為重要的是，應當利用社會力量的監督作用，嚴格評審過程的明示制度，特別是評審結論的明示制度，這會使專家對自己的評審結論負責，讓評獎處于更加透明的狀態中。

科技研究論文:關于科技型中小企業成長的規律研究

論文關鍵詞:科技型中小企業 企業成長 生態模型

論文摘要： 科技型中小企業成長過程類似于生態界生命的成長，都具有發展的欲望，經歷著生命 周期的過程，及生存與發展的種內與種間斗爭。通過對科技型中小企業的個體和集群成長建 立生態模型，并分析科技型中小企業成長過程中環境影響因素的動態變化,為我們進一步了 解科技型中小企業成長規律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

科技型中小企業的發展影響著地區科技發展和技術進步，而科技型中小企業的發展又取 決于它是否能順利的成長。科技型中小企業的成長是一個動態和“蛻變”的過程，在這個過 程中，中小企業要經歷幾次“蛻變”，每一次“蛻變”都要克服“路徑依賴”“知識缺乏” 和“資金缺乏”等障礙。許多專家學者都對此進行了多方面多角度的探討，但是多集中對企 業的生命周期和群落效應的研究上，而對于其成長階段的生態模型卻研究不多，實際上科技 型中小企業成長也具有發展的欲望，要經歷成長、發育、繁殖、衰老和死亡的生命周期過程 ，新陳代謝、遺傳與變異、生存與發展的種內與種間斗爭。科技型中小企業成長過程也體現 出生態特征：自組織性；結構、時間、功能有序性；共存互惠性；復雜性和新陳代謝性。

本文試圖以生物學及生態學的觀點，將科技型中小企業在成長中表現出來的現像,用生 態理論、原則和方法進行描述，并建立科技型中小企業成長的單體、群體生態模型和成長過 程中的環境影響因素模型，進一步推進科技型中小企業成長的理論研究。

一、科技型中小企業成長的單體生態模式

企業成長主要體現在“量”和“質”的增長上，科技型中小企業的個體成長，猶如生物 界中昆蟲的個體非變態成長一般，需要經歷“卵”、“繭蟲”、“成蟲”等階段，只不過作 為一個社會非生命體的組成部分，科技型中小企業成長階段主要分為：“高新技術選擇”“ 科技成果轉化”“高新技術產業化”。

科技型中小企業個體成長過程中的第一階段為高新技術選擇，這個階段又可以稱為“創 意期”，企業沒有形成，還只能是一種概念或者構想，往往是以一些掌握或擁有高新技術的 人員為核心，成員少、資源少且對環境的依賴和要求高。第二階段為“科技成果轉化”，這 個時期的企業如同破卵而出的“繭蟲”，剛開始和外界環境接觸，生命力脆弱，成長欲望強 ，需要充足的養分。許多企業都在“孵化器”中完成這個階段，主要在于“孵化器”給企業 提供了成長的政策、金融、人力等環境，保障了企業能健康的成長。科技成果轉化后的企業 初具規模，組織結構和功能逐漸完善，對人才、資金、資源的需求大。第三階段為“高新技 術產業化”，該階段企業組織結構日趨成熟，組織功能已經逐步完善。企業開始擁有穩定的 經營管理組織構架，利潤不斷增加，企業的規模擴大，投資開始多元化，并開始逐步轉型蛻 變。通過服務保障為主導的支撐體系支持，發展成熟的企業可以選擇產業集群化或第二次飛 躍。

在科技型中小企業成長過程中,有著包括物質流、信息流、資金和人才流的大量資源流 動，當然不同階段的資源流動規模也是不一樣的。在第一到第二階段，信息流流量大，這個 階段的企業還處于被動的適應環境時期，信息對于企業來講是至關重要的；第二到第三階段 ，物資流和人才、資金流量大，這個時期是企業快速成長期，伴隨著企業的規模擴大，資金 、人才和物資需求增加,其流量也快速增長；第三階段以后，企業發展趨于平穩，如同生態 界中的各種生物，成長到一定程度就不會再成長，而開始逐漸走向繁衍后代和衰老，這個時 期的企業資源流動趨于平穩，并有開始下降的趨勢。

隨著生態學理論研究的發展，從關注于生命個體成長，逐步轉變為研究生命群體或群 落。科技型中小企業的成長也是如此，科技型中小企業單體的成長往往是伴隨或引導著一個 科技型中小企業集群成長的。

二、科技型中小企業成長的集群生態模式

邁克?E.波特(1998)認為，產業集群是在某一特定領域內互相聯系的，在地理位置上集 中的公司和機構集合。企業集群包括一批對競爭起重要作用的、相互聯系的企業和其他實體 。企業集群的發展模式很多，國際上比較著名的模式有：鉆石模式、彈性專業化模式、全球 價值鏈模式和集群效率模式，也有學者將我國中小企業集群的發展模式分為三種：內生型集 群、外資嵌入型集群、外資帶動型集群。

生態學中的生物群落是指一定區域或環境里的各種生物種群,相互有規律地結合在一起 的一種結構單元。同樣一個集群中的企業往往也是依靠某種特殊的價值利益聯系在一起的， 如以自然資源為紐帶，如河北省清河的羊絨生產,其產量占全國總產量80%；以人文血脈為紐 帶，溫州、臺胞、僑胞等結成的企業集群；以高新技術為紐帶，如美國硅谷、我國中關村等 企業集群；以政府政策為紐帶，如各地區的經濟開發區等。所以在一個集群的形成之初，第 一階段就是要確定企業的集群點。科技型中小企業集群的集群點主要以高新技術和政府政策 為主；當企業集群點得以確定，接下來就是核心企業（群）的形成。猶如生態圈中的群落一 樣，都需要一個集群的核心，然后逐漸擴散，向外擴張。這個核心企業（群）可以是大型企 業的衍生企業，也可以是擁有核心技術的企業。核心企業（群）形成之后，為該企業所配套 服務的其他企業，如原材料配件、基礎設施建設維護、社會保障服務等關聯企業以共生、附 生、寄生等方式于之共存，企業集群初具規模。當企業集群成長到一定階段，就開始向規模 化、投資主體多元化發展，并力求達到動態平衡。通過前幾個階段的原位膨脹，企業集群已 經在一定程度上達到動態平衡，當不具備繼續發展的空間時，就要尋求新的集群點。當新集 群點的選擇變更了企業集群的核心價值，這樣建立新企業集群的過程我們稱為群落更替；當 新的集群點選擇使得企業集群核心價值得以保留，這樣建立的新企業集群我們稱為異地克隆 。前四個階段我們統稱“原位膨脹”，后兩個階段并稱“異地孵化”，科技型中小企業的集 群成長無外乎要經歷以上幾個階段。

科技型中小企業成長的生態模型將其成長分階段進行了分析，加深了對科技型中小企業 成長的認識，有利于制定保障其健康成長的措施。但是生態模型還沒有有效反映制約其成長 的環境因素是如何影響和變化的。

三、影響科技型中小企業成長的因素分析

科技型中小企業成長過程中，其規模小、市場份額少、科技含量高，受環境影響的制 約程度高，資金、管理、技術、人力資源、市場等都或多或少的制約企業成長。科技型中小 企業，作為社會經濟體系中的一部分，只要存在，它就會與環境發生物質、能量和信息的交 換。研究開發費用、經營者才能、政府行為、資源狀況、成本費用、產品狀況、顧客、利潤 、市場容量和競爭對手等因素是科技型中小企業成長過程中不可避免的影響因素。

各影響因素交叉影響，各個時期又都有一個或幾個因素對企業的成長起著決定性的作 用。各因素的影響程度又隨科技型中小企業成長呈動態階段性變化趨勢，我們以技術和資金 的變化過程為例。

在初始階段，高新技術帶動企業成長，是高科技企業成長的立足點，這個時期需要充分 的實驗條件和技術人員，成長期科技成果已經得到轉化，形成了一定的專有技術優勢，技術 能力已經較強，到了成熟階段，技術方式與行業壁壘已經形成，這個時期主要以技術創新為 主，對高新技術的要求開始分化為現有技術的創新和創造性的開發新技術。

企業成長的原動力是企業不斷累積的資本，在科技型中小企業成長的初始階段，需要一 定的啟動資金，主要用于科技成果轉化的準備金或企業創業基金，這些資金一般來自個人投 資和風險投資，資金數量相對較少。一旦企業成長鏈啟動，資金就必須源源不斷的向企業組 織供給，在前期，資金的需求增長速度逐漸增加，這從曲線的前一部分的斜率逐漸增加就可 以知道。當科技型中小企業進入成長期，對資金的需求仍然很高，但是增加的幅度開始放慢 ，并且這個階段企業已經逐步開始運作規范化，管理費用增加的緩慢；市場化運作，利潤逐 漸增加，因此對金融支持的需求增量放緩。企業成長進入成熟期后，通過大公司參股、員工 認購、股票公開上市等以及從各種金融機構籌集發展改造所需要的大量資金，并隨著企業規 模的擴大、產業升級或轉型，對資金需求增長加速。

四、結論

中小企業在我國經濟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科技型中小企業作為中小企業中最具創新 活力和創新能力的部分，越來越受到重視，各地區對于科技型中小企業成長以及企業集群發 展的政策支持都在逐漸加強，給予科技型中小企業成長的金融外界支持逐漸規范化。科技型 中小企業的成長具有“生態性”和“階段性”，影響其成長的環境因素呈動態變化。運用生 態模型和數學模型來分析科技型中小企業的成長，為我們加深對其成長過程的認識提供了一 個很好的途徑，為企業進行市場和管理決策提供參考，為政府和社會組織制定更加有利于其 成長的政策和措施提供了依據。

科技研究論文:淺析增強地方高校教師科技創新能力研究

論文關鍵詞：地方高校 教師 科技創新能力

論文摘要：科技創新的主體是教師,要提高地方高校的科技創新能力,更好地位地方經濟服務就必須提高地方高校教師的科技創新能力。通過對地方高校教師的科技創新能力現狀進行分析,總結出提升教師科技創新能力的有效途徑:多學科組織研究團隊進行科技創新;主動與中小企業產學結合;將優勢學科與地方科技需求對接。同時,政府及地方高校還應從相關政策、激勵和培養制度等方面努力創造提高地方高校教師科技創新能力的條件。

一、地方高校的界定

地方高校是從行政管理角度出發形成的集合概念。我國通常根據高校的隸屬關系將高校劃分為部委屬高校、教育部直屬高校和地方高校。潘懋元先生曾提出高等教育地方化包括兩層涵義:一是,高等教育要適應地方經濟發展,為地方發展服務,使之成為地方文化科學中心;二是,高等教育管理權屬于地方,并以地方財政撥款作為辦學的資金主要來源。[1]因此,可以把地方高校界定為: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門管理的高校或由省轄市(地、州)管理的,擔負專科生、本科生、碩士生的培養任務,少量學科培養博士研究生,以應用學科為骨干的,主要面向地方(包括省、市、區)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的全日制高等學校。

地方高校作為地方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門管理的高校,不僅具有大學的教學、科研、服務社會三大基本職能,同時由于其辦學性質和地域差別,往往具有特殊的辦學特征。在辦學經費上,地方高校的辦學經費主要來源于地方政府財政撥款和民間投資,地方高校也就擔負著為地方經濟建設培養應用型人才和針對地方需求開展科技創新的責任,其專業設置和課程體系也都具有地方經濟的特色。因此,地方高校在地方經濟發展、社會進步中起著主導作用,是地方科技創新系統的主力軍。

二、地方高校教師科技創新能力現狀分析

(一)地方高校科技人員狀況

從我國目前情況來看,部委院校和教育部直屬院校在培養拔尖創新人才和知識創新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因而在高等教育體系中主要承擔精英型教育的任務;地方高校作為人才培訓的重要基地,因而在高等教育體系中主要承擔大眾化教育的任務。[2]就從事科技創新人員數量來看,地方高校從事科技創新工作的人員與部委高校、教育部直屬高校相比存在著較大差距。在師資力量的配備上,從事教學工作的教師占絕大多數,只有小部分人員從事科研創新工作。根據《2008年高等學校科技統計資料匯編》的統計數據,全國共有高等院校786所,其中地方高校696所,占高校總數的88.5%,其教學與科研人員人數占全國高校的69.1%,其中研究與發展人員和R&D成果應用及科技服務人員占全國總數的62%和54.2%。同時,在科研人員組成結構上,部委院校和教育部直屬院校教學與科研人員中科學家和工程師副教授以上職務人員均達到了50%以上,具有中高級以上職稱人員均達到了70%以上,而地方高校副教授以上職務人員只占40.2%,中高級以上職稱人員只占65.5%。可見地方高校在科研人員的技術層次上與部委院校和教育部直屬院校相比,其擁有的高水平的、經驗豐富的科研人員的比例較少。

(二)地方高校教師科技創新能力現狀

高校教師的科技創新主要是指其把握學科發展的前沿領域,以科學知識生產為目標,對科研活動所必需的主要人員、實驗技術裝備、圖書情報系統、科學勞動結構等基本要素進行優化組合,建立起效率較高的科研活動系統,采用新的科研方法、開辟新的學科領域、獲得具有突破性成果的過程。高校教師科技創新能力則是使得這一創新過程獲得實現的能力。它主要包括主體創新意識、創新資源投入能力、科研活動產出能力和科學知識流動能力。[3]高校教師的科技創新能力主要體現在科研活動產出能力上,科研活動的產出主要包括高校承擔研究與發展項目數量、獲獎成果數量、公開發表學術論文數量和專利授權數量等。

地方高校由于政策制度、辦學層次、辦學定位、辦學條件、辦學經費等因素的影響,教師的科技創新能力較弱。就地方高校科研產出來看,根據《2008年高等學校科技統計資料匯編》的數據,占全國高校總量88.5%的地方高校承擔研究與發展項目129364項,占全國總量的56.4%;擁有獲獎成果2728項,占全國總數的54.5%;342713篇,占全國總數的56.1%;擁有專利授權5429項,占全國總數的38.5%。由于地方高校肩負著提升區域經濟、社會發展、消除地區發展不平衡的歷史重任,而科技創新是地方經濟發展的源泉,因此,地方高校教師應根據學校的辦學特點和地方需求提高科技創新能力更好地為地方經濟服務。

三、增強地方高校教師科技創新能力的對策

(一)正確選擇地方高校教師科技創新的有效途徑

1.多學科組織研究團隊進行科技創新

隨著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科學研究日益呈現出“大量分化,高度綜合,相互滲透”的發展趨勢,并向宏觀和微觀兩個層次延伸。學科之間的相互滲透越來越多,科研活動呈現出全方位、多角度、深層次的特點。[4]跨學科進行科技創新,開辟新的研究領域是地方高校科技創新工作中的一個重要突破口。在研究內容上,依托本學科的創新點,進行跨學科、跨分支學科、同一學科內部各個研究方向等多方位的交叉和滲透。在研究方法上,既要有遞進式的交叉和滲透研究,又要在多學科交叉與滲透的空間進行縱向的深入和橫向的拓展,從而提升科研的層次,拓展科研新的領域,形成新的科研方向和科研特色。在合作范圍上,不應局限于本院系內的合作,還應積極尋求其他學科院系甚至于其他高校的合作研究。地方高校教師在跨學科的科技創新合作中,不僅能加深自身專業知識還可以拓寬知識范圍有助于提高其科技創新能力。

2.主動與中小企業產學結合

在地方科技創新系統中企業是創新的主體,地方高校和科研機構是重要的創新源。我國除了少數大企業具有自主創新能力外,大多數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科技創新能力都很弱。地方高校要充分利用自身優勢,加強同中小企業的聯系合作,幫助中小企業彌補科技創新能力的不足。地方高校教師在促進中小企業技術創新的過程中,應成為中小企業加強科技創新的指導者,積極主動根據企業需求在傳統企業改造和新技術引進、推廣、吸收、提高方面與中小企業合作攻關。在企業建設上為企業的制度創新提供有力的支持與服務,承擔一部分的企業培訓和指導,將現代企業制度導入到中小企業中。同時,教師也可以通過和中小企業的產學結合促進自身的理論水平和創新能力,將知識創新轉化為促進地方經濟發展的生產力。

3.優勢學科與地方科技需求對接

在新的知識經濟時代,地方經濟的快速發展不僅要求高校為其輸送高素質的人才,更迫切的需要地方高校為地方科技需求提供有力的支持。在學科建設上,高校必須找準在當地經濟建設、社會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只有和本地區經濟建設、社會發展緊密結合起來,優勢學科與地方科技需求對接,才能保證學校健康、穩定、持續發展。并且應根據地方產業發展特點選擇與之相對應的學科:針對當地支柱產業發展重點學科;針對當地新興產業發展新興學科;針對當地社會進步發展人文學科,實現人文學科和自然學科相互交融,共同發展。

(二)努力創造提高地方高校教師科技創新能力的條件

1.地方政府搭臺,促進產學結合科技創新與技術開發

地方政府在產學結合科技創新與技術開發中起著舉足輕重的橋梁作用。一方面,地方高校科研團隊的創新與政府對地方產業結構的調整關系密切,地方發展往往選擇具有較強技術關聯性和產業帶動性的重大戰略項目作為突破口,培育擁有核心技術的產業和具有市場競爭力的企業,這就需要地方高校與企業合作,提供技術支持。另一方面,地方高校的科技成果產業化,是產學協調發展最有效的途徑。這就需要地方政府進行牽線搭橋尋求需要科技成果的企業,使學校的科研成果能轉化為促進地方經濟發展的生產力。所以,地方政府應建立產學相結合的互動性產業化服務平臺,以地方產業情況為背景,將企業的資金與高校科研人才結合起來共建研發機構實現科技創新的價值。

2.政府對教師創造的科技成果形成激勵政策

科研獎勵是對科研成果和科技工作者創造能力的承認,是衡量科技人才對社會貢獻大小的標志。政府制定各項對教師創造的科技成果進行激勵的政策,可以促進科技創新人才隊伍的迅速發展,促進科技人才的脫穎而出。通過給予優秀科技成果和突出貢獻者以各種形式、各種渠道的表彰和獎勵,進一步激勵科技人才對社會做出更大程度上的貢獻,有利于教師的培養和選拔。地方政府應出臺一套完整科學的激勵政策,對學術帶頭人和骨干,要真正實行專業技術、管理等生產要素參與收益分配,加大分配向優秀人才和關鍵崗位傾斜力度,鼓勵教師多作貢獻,強化激勵機制。

3.地方高校建立青年教師科技創新的培養和激勵制度

在地方高校青年教師的數量占到了一半以上,他們承擔絕大部分專業課程、基礎課程教學和科技創新實踐工作。[5]他們雖具有較高的理論知識和專業技能,但實際工作經驗的缺乏和專業知識不夠深入和廣泛,其能力離科技創新工作的要求還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地方高校應建立培養青年教師科技創新能力的制度,為青年教師科技創新能力的提高提供機會和平臺。而與企業建立長期的合作關系,讓青年教師下企業鍛煉是青年教師獲得實際經驗、深入學習專業知識的最佳途徑。再者,地方高校對青年教師的培養和投入一般是傾向于教學方面,科技創新更多是被看成青年教師的個人行為,被看成是教學工作以外的副業。地方高校也基本沒有形成提升青年教師科技創新能力的激勵機制。但是要提升地方高校教師科技創新能力不能忽視占有絕大多數的青年教師的創新能力,應鼓勵青年教師積極進行二線研究,建立青年教師二線研究的激勵機制,對青年教師的科技成果進行獎勵。

科技研究論文:科技傳播的研究狀況及其模式

論文關鍵詞：科技傳播；傳播模式；網絡環境

論文摘要：關于科技傳播以及在網絡環境下信息傳播對科學研究的意義等問題，雖然很多學者進行了探究，但尚有待深化。在分析比較前人的理論模式的基礎上，我們構造了網絡環境下知識創新中信息傳播的階梯網狀模式。這種階梯網狀模式突出啟發性信息的作用，強調信息選擇、信息反饋的多樣性帶來信息傳播的隨機性和多路徑，有助于進一步認識科技傳播及其運動的特點和規律。

一、科技傳播模式的研究狀況

雖然科技傳播概念的使用還沒有達成一致，在國內有“科技傳播”、“科學交流”、“信息傳播”、“技術傳播”，英文中有“Scientific and Teclinical Communication”，有“Science Communication”，有“scientific Communicatmn”，還有“Technical Communication”，但對科技信息、科技交流、科技傳播、網絡傳播等的研究卻十分活躍。

1．科技傳播

J.D.貝爾納(J.D.Bernard)是最早注意到科技傳播的科學社會學家之一，他在《科學的社會功能》一書中，用一章(第十一章)專門討論科技傳播。貝爾納認為，“按照過去關于科學的概念，交流是科學家之間惟一的橋梁”，但是，“在今天我們已經明白科學情報數量之多已使其傳播成為巨大問題”，“除非采取某種措施，我們就將面臨知識一經獲得就立即無用的局面”，因此“需要極為認真地考慮解決科學交流的全盤問題，不僅包括科學家之間交流的問題，而且包括向公眾交流的問題”。“這個問題可以劃分為提供專門資料和提供一般資料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涉及科學出版物本身的職能和科學家之間個人聯系的其他手段，第二部分涉及科學教育和科學普及工作。”從貝爾納的闡述中可以看出，科技傳播涉及三個方面的問題：科學家之間的交流、科學教育和科學普及工作，這三方面組成了科技傳播系統。

W.O.哈格斯特龍(W.O.Hagstrom)將科學傳播與科學獎勵聯系起來，提出了獨特的“交換理論”。所謂“交換理論”，即主張科學家為了得到承認而相互交換科學信息。哈格斯特龍在《科學共同體》一書中完整地闡述了這一理論。在他看來，科學家向科學共同體貢獻心智是作為禮物，以換取得到承認作為回報。“在科學中，提交的手稿被科學期刊接受就確立了贈禮者作為一名科學家的地位——確實，作為一名科學家的地位只能靠這樣的禮物饋贈而得到——而且這還確保了他在科學共同體內部的聲望。……科學的組織結構包含著以社會承認對信息的一種交換。”哈格斯特龍的貢獻在于深入分析和探討了科學傳播的動因。

D.克蘭(D.Crane)的《無形學院——知識在科學共同體的擴散》是專門討論科學交流問題的著作，她采用實證的方法，通過對鄉村社會學和數學領域的研究，綜合評述了自己對科學交流方面的研究，對科學創新的擴散、科學交流與影響的本質等問題作了深入分析。克蘭的研究無疑對科學交流理論的發展作出了自己的貢獻。

翟杰全在《論科技傳播》中將“科技傳播”定義為：“科技知識信息通過跨越時空的擴散而使不同個體間實現知識共享的過程”，認為科技傳播承擔著把科技知識從其擁有者傳遞給接受者，使接受者了解、學習和分享這些知識信息的任務，基本功能是把科學家的“私有知識”轉化為“社會共享知識”，實現科技知識的傳遞和擴散，促進科學技術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

吳國盛在《科學走向傳播》中指出，“傳播”首先代表的是一種新的觀念。“科學傳播”就是把“傳播”的理念引入對“科學”的理解之中，用“傳播”的態度看待科學、對待科學。科學的“傳播”化，表明“多元、平等、開放互動”的現代觀念已經或正在進入科學事業中，進入科學與社會的關系中。科學傳播包括三個層面：科學界內部的傳播，科學與其他文化之間的傳播，科學與公眾之間的傳播。

2．科技傳播模式

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人們開始注意對信息傳播規律的研究，出現了一批研究成果。其中較有代表性的是1974年Meadow發表的《Communication in Science》一書。Meadow指出，人們試圖通過建立信息傳播的模型，用行為科學理論來研究信息傳播的過程，研究的重點是學者為什么和怎樣進行學術研究，他們是如何互相交流的，在什么時候、什么情況下、以什么方式發表研究成果和其他信息，出版發行機構和圖書館在學術信息傳播過程中怎樣發揮作用等。張勇的《科技信息傳播模式研究》從信息的作用、信息化、信息網、信息技術以及科技文獻傳播、媒體傳播、組織(中介)傳播、網絡和網絡化傳播等方面的理論和現實狀況入手，研究了科技信息傳播的發展趨勢，科技信息傳播的三種模式與應用途徑。本人的《試論知識創新信息運動》一文把知識創新看作是創新信息的運動過程，認為知識創新的過程就是創新信息與人的認知能力相結合的過程，知識創新只有基于創新者的信息活動才能完成，知識創新中信息運動就像一條紅線，貫穿于知識創新的整個過程。鄒志仁的《情報交流模式新探》提出應當依據信息交流的主體及其關系來建立信息交流的模式，并根據“終結元”介入程度將交流分為直接交流、準中介交流和中介交流。信息棧是嚴怡民在《現代情報學理論》中提出的概念，指的是信息從生產者向使用者流動過程中所經過的環節。它必須是人或人工系統，其功能是接收、處理和傳遞信息，并且是信息交流過程中信息變異的重要影響因素。王琳認為棧理論和“中介元交流說”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因為兩者的模式標準都是建立在對信息交流主體及其關系的客觀反映基礎之上的。但與中介元相比，使用“信息棧”的概念術語除了表明其傳遞的中介作用外，可以更加突出和強調它的吸收和利用信息并使之增值或衰減的功能，從而更準確地反映了信息交流的實質。

3．信息網絡化與科技傳播

隨著信息網絡化的發展，網絡傳播正在改變著科學研究的途徑和模式。Michael Nentwieh在《網絡科學：信息傳播技術改變學術交流模式》一文中，就信息傳播技術(ICT)如何通過改變學術交流模式而改變科學研究的模式做了研究，提出了一個啟發式的模型：ICT是個獨立的變量，另有一系列相關變量，這些因素構成了一個新的體系，即網絡科學(Cyberscience)。Rice在《網絡分析和網絡傳播系統》一文中對CMC系統(電腦網絡信息傳播)進行了系統的研究。他指出，網絡已日益重要，而CMC系統的采納和運用又是重中之重。CMC系統通過電腦和電信網絡的聯合作用來促進大量聯網使用者之間的創造、處理、存儲、修復、信息交換等各方面的能力。Leah A.Lievrouw和Kathleen Carley在《在“telesclence”時代科學知識傳播模式的變化》中研究了在計算機、電話、傳真機以及其他電信設備的工作環境下，科學家們是如何采用一種新的方式——“telesclence”來進行研

究的。文章指出，在網絡環境下，刊物文章或者有組織的科學會議的數量不再增加，取而代之的是新電子基礎設施上人與人之間交互作用的增加。Leah A.Lievrouw在《傳播、意象和科學知識：一個概念框架和個案研究》一文中指出，科學家交流行為的多樣性和靈活性以及他們交流渠道、風格與信息、網絡的復雜性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Roosendaal H.E，Geurts P.A.T.M，Vall der Vet P.E.等在《科學傳播的發展：關于資源鏈的思考》中分析了科學信息資源鏈的轉化，并指出科學信息資源鏈的轉化是與科學研究和教育相伴隨而變化發展的。燕今偉的《網絡環境下學術信息傳播的變革》，從學術信息傳播模式的發展歷史和研究現狀人手，以參與學術信息傳播過程的主要機構為出發點，探討了網絡環境下信息傳播過程的變化，最后分析了信息傳播模式的發展趨勢。岳泉等的《網絡信息傳播透析》指出，互聯網的迅猛發展為信息傳播提供了一條嶄新的途徑，對傳統的信息傳播產生了強大的沖擊，互聯網正以驚人的速度滲透到社會的各個方面，深刻地改變著人們的工作、學習、生活，改變著人類信息傳播的模式。郝金星在《網絡環境下的信息交流模式初探》中研究了作為人類生存和發展需要的信息交流在網絡環境下所發生的巨大變化。文章通過研究網絡對信息交流的影響，分析網絡環境下信息交流的變化，進而提出了信息交流的網絡模型。

信息網絡化極大地提高了科學研究的效益，使得科學家們更傾向于利用網絡。Walsh和Maloney探討了網絡對科學研究的合作結構和合作生產力的影響。他們認為，科學之間的協作越來越多，網絡技術更能促進科學的團隊合作。互聯網技術可能改變科學合作結構，從而提高合作生產力。Walsh和Bayma在《虛擬大學：電腦網絡信息傳播(CMC)和科學研究工作》和《電腦網絡和科研工作》中對電腦網絡信息傳播可能給科學研究工作帶來的影響和變化進行了理論研究與實證分析。他們通過對四個領域科學家的訪問，討論在科研組織中網絡傳播的影響，認為網絡傳播能夠催生新的合作機制，網絡傳播已經成為科學工作必需的一部分。他們發現不同領域的科學家使用網絡的頻度不一樣，這是由于不同領域不同的社會結構和工作組織造成的。Stephanie Teasley和Steven Wolinsky在《科學》雜志上發表了《傳播：遠距離的科學合作》，論述了網絡是如何支持遠距離的科學合作的。網絡通過快速的信息傳播、協調大量復雜的實時關系，增強科學研究間的協作。特別是聯合實驗室——“無高墻的實驗室”：高性能的網絡結構連接政府、企業和院校，組成一個虛擬的整體，正是這一整體支持著遠距離的科學合作。Kouzes、Myers和Wulf在《聯合實驗室：在網絡上進行科學研究》中指出，現代許多復雜的科研成果都是多個研究機構合作的結晶，基于計算機的合作被應用于現代科學研究是很有意義和價值的。

二、科技傳播的理論模式

模式，是對現實事件的內在機制以及事件之間關系的直觀和簡潔的描述，是理論的一種簡化形式，能向人們表明事物結構或過程的主要組成部分，以及這些部分之間的相互關系。傳播學確立數十年來，傳播模式創立了數十種，數量之多表示著信息傳播模式研究的興旺和人們對其的重視。

1．拉斯韋爾模式

在傳播學研究中，第一位提出傳播過程模式的是美國學者H.D.拉斯韋爾(H.D.Lasswell)。他認為描述傳播行為的一個方便的方法，是回答下列五個問題：誰(Who)、說了什么(Says What)、通過什么渠道(in Which Channel)、對誰(to Whom)、取得了什么效果(with What effect)?這被稱為“拉斯韋爾公式”，也稱“五W模式”。

這一模式具有重要意義，它第一次將人們每天從事卻又闡釋不清的傳播活動明確表述為由五個環節和要素構成的過程，為人們理解傳播過程的結構和特性提供了具體的出發點。但拉斯韋爾雖然考慮到了受者的反應(效果)，卻沒有提供一條反饋渠道，沒有能揭示傳播雙向互動的性質。

2．申農—韋弗模式

1949年，信息論創始人申農(C.E.Shannon)和韋弗提出了有關信息傳播的數學模式，該模式是從通訊工程的技術設施中抽象出來的，它將通訊原理運用于人與人之間的傳播，從而對以后的研究產生了重大影響。

該模式雖然提出了“噪音”的概念，但仍是單向、線性的模式。為彌補和發展申農—韋弗模式的不足，M.德福勒(M.DeFleur)提出德福勒模式。德福勒增加了另一組要素，以顯示信源是如何獲得反饋的，而反饋則使信源有可能使自己的傳播方式更有效地適應信宿。

3．馬萊茲克模式

G.馬萊茲克(G.Maletzke)1963年提出了關于信息傳播過程的系統模式。在該模式中，他把信息傳播放在一個受到各種社會力量、心理因素相互作用的環境中進行考察。傳者和受者在一定的社會環境下進行著互動、雙向的信息傳播，整個傳播過程是在復雜的社會因素和心理因素的影響下完成的，是一個復雜的、互動的系統。

4．米哈依洛夫模式

米哈依洛夫(A.L.Mikhailov)將科學情報生產者與使用者之間的交流過程分解為非正式交流和正式交流，提出了廣義的“科學交流系統”。他認為通過科學文獻系統來進行的交流是正式過程，情報的使用者與創造者之間通過個人接觸進行的交流是非正式的。這一模式的提出，可以說開創了情報學研究的一個新領域——情報交流模式。該模式簡單明了，有其合理性和實用性，缺陷在于它只是對情報交流的一個粗略描述，作為情報交流系統基本要素之一的“情報”并未在模式中得到反映，而且模式也沒有考慮到環境對情報交流過程的影響。

5．假想的2020年信息交流模式

Hurd研究了新技術背景下科學交流的新變化，提出了假想的2020年信息交流模式。該模式立足于網絡媒介，顛覆了基于紙質載體的信息交流模式。Hurd認為，無形學院仍將存在，網絡工作站增進了成員之間的聯系，成員們依靠網絡保持聯系，學術信息、原始數據被保存在服務器上供他人使用，網絡提供相關研究信息和預印本文獻。

三、知識創新中信息傳播的階梯網狀模式

為進一步認識科技傳播及其運動的特點和規律，在考察分析比較前人理論模式的基礎上，我們構造了網絡環境下知識創新中信息傳播的階梯網狀模式。

知識創新是一個非常復雜的過程，把創新過程置于三維空間中，可以看作是曲折上升的階梯式攀登過程，每一個完整的階梯都可以分為平緩面、轉折點和傾斜面。而每一個平緩面、轉折點和傾斜面都充滿著信息傳播的網狀運動。在信息運動曲折上升的階梯式攀登過程中，平緩面進行的是“問題”指引下的信息集聚活動。這個界面具有很強的信息加工處理功能，不僅吸取外部信息，而且也發送信息。信息集聚是對知識創新中的信息加以選擇和協調，分析和綜合，就如同潛能處于高度積蓄狀態，稍有機會就能成為契機。轉折點的關鍵是啟發性信息的介入，這一介入使得信息集聚爆

發出巨大威力。創新者在百思不得其解時，某一信息的刺激，使之豁然開朗，產生飛躍。轉折點可以說是創新成功的瞬間。傾斜面形象地反映出啟發性信息的介入而導致創新的產生，表達了科學認識中的“頓悟”對知識創新的強有力推動。此時，知識創新中的關節點已經突破，許多懸而未決的問題迎刃而解，信息從模糊到清晰、從零散到系統、從潛在到顯現，并在協調機制和反饋機制的雙重作用下加速運動，急劇上升，從而進入知識創新的高潮。

在知識創新的階梯攀登過程中，信息運動曲折上升，具有如下特點：

第一，信息運動的積極主動性。引入信息傳播流，把創新過程置于三維空間中，信息運動像一根紅線，始終貫穿著創新的全過程。信息運動，特別是與外來信息的交流不僅表現在平緩面的信息集聚活動和各界面、階梯間的信息溝通和交流，更突出地表現在轉折點啟發性信息的介入。

第二，把握了創新的發展趨勢。知識創新的過程不可能總是一帆風順的，也有停滯，甚至倒退的時候，信息運動也常常可能出現阻滯。但對于有毅力的知識創新者來說，這種停滯是暫時的，隨著信息傳播的發展，特別是啟發性信息的介入，知識創新可能出現“柳暗花明又一村”的狀況，信息運動的總趨勢也是上升的、前進的。

第三，突出了創新者的信息能力。如圖7所示，增加信息流寬度，縮短每一階梯所用的時間，就意味著增強知識創新的時效性。要達到這一點，要求知識創新者必須具備很強的信息能力，即擁有很強的信息意識，從而能敏感地捕捉各種信息，特別是啟發性信息，想方設法從多種渠道獲取信息，應用先進技術和科學方法處理信息，另辟蹊徑利用信息等，這樣，信息傳播在知識創新中的作用才能充分地發揮出來。

在階梯式攀登過程中，每一個平緩面、轉折點和傾斜面都充滿著信息傳播的網狀運動。也就是說，在網絡環境下，信息傳播流中不僅存在著鏈式運動，而且存在著多重鏈式互動的運動模式，即網狀運動。這是因為，在網絡環境下，信息傳播是一個非常復雜的、非線性的運動系統。作為非線性的復雜系統，由于存在著信息選擇、信息反饋的多樣性，從而造成信息傳播及其運動的隨機性和多路徑。由此形成網絡環境下知識創新中信息傳播流中的網狀運動，網狀運動有如下特點：

第一，信息選擇、信息反饋的多樣性。信息選擇是信息傳播極為重要的一環。之所以要進行選擇，是信息多樣性造成的。可以說，對不同信息的選擇造成了信息傳播模式的不同。在信息傳播中，對輸入的信息存在著雙重選擇。第一重選擇出現在外界信息開始輸入系統時，創新主體不同，選擇的標準就不一樣，在一些科學家那里能輸入的信息，在另一些科學家那里卻根本不受重視，沒有機會輸入。具體表現為：那些在一個范式指導下已經成功地工作了很長時間的科學家，往往拒絕接受不同于原范式的異質信息；相反，那些受原范式影響不深的年青科學家易于接受異質信息。第二重選擇出現在外界信息輸入后，由于創新是一種否定性思維，其實質就是科學家思維系統中存貯著一種對信息狀況的評價程序，這種評價程序來自科學家此前的科學認識和實踐。這種程序一旦形成便成為評判信息的標準，而科學家總是在科學思維中運用“有所為有所不為”的方法來選擇信息。正是這種信息選擇的多樣性，造成了信息運動模式的不同。此外，在網絡環境下，由于信息傳播具有很強的互動性，傳者輸出的信息，不僅得到受者的信息反饋，而且由于傳者本身也處在信息網絡系統中，因此，這一信息互動、信息反饋就顯得更加強烈、更加多樣。

第二，信息運動的隨機性和多路徑。在信息傳播中，由于信息選擇的多樣性和信息反饋的多樣性，使得信息運動表現出很強的隨機性，從而導致信息運動的路徑不是唯一的，而是多路徑的：一是傳者1受者1傳者2受者2傳者3……二是傳者在新的信息啟發下，可能直接產生新的信息，或者直接對新的傳者產生影響等，形成傳者1傳者2受者2傳者3……三是在傳者與受者的互動中產生的信息，對后來的某一個新的傳者或受者產生影響，形成傳者1受者1傳者3受者3傳者4……而在這所有的路徑中，創新者始終既可作為傳者，也可作為受者，參與到這一信息傳播的復雜過程中。

科技研究論文:科技體制的概念分析——兼談科技體制研究的新視角

論文關鍵詞:科技體制 概念 組織方式 制度安排 綜合國力

論文摘要:關于科技體制的研究是一個有中國特色的命題，但我國至今對其尚無統一的定義。本文在研究學術界分歧的基礎上，界定了科技體制的概念。進而通過深入分析科技體制的要素和內容，提出研究組織方式、制度安排、政黨制度和綜合國力等新的視角。

我國近現代科技體制是在學習和借鑒西方的基礎上建立和逐步完善的。民國時期，我國開始嘗試建立新型的科技體制，但是由于諸多因素的影響，建制并不成功。除了地質學等極少數學科，民國科技體制對于科技活動的作用十分有限。新中國成立以后，在前蘇聯的影響和幫助下，我國的科技體制才真正建立起來。這一時期的科技體制有效地集中了當時稀缺的科技資源，為新中國的社會發展做出了很大貢獻。1985年以后，我國對科技體制進行改革，使其在運行機制等方面適應國內新形勢的需要。這一時期科技體制對科技進步的作用十分明顯。面對日益激烈國際競爭，1999年以后，我國政府進一步改革科技體制，并著手建立國家創新體系。科技體制 日益成為我國提高綜合國力，推動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主要制度體系。

我國學術界對科技體制進行了廣泛的研究，但是大多數研究者有一個共性的問題，就是在科技體制的基本概念上是模糊的，甚至產生歧義，這也影響了研究者對科技體制作用的深入理解。“科技體制”至今尚無統一的定義，本文擬對這一概念進行解析和界定，并提出科技體制研究的新視角。

1 學術界對于科技體制概念的分歧與筆者的界定

在英文中，并沒有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stitution(科技體制)一詞。也就是說，這個詞還沒有確切的涵義。實際上，國外學術界很少對 “科技體制”進行專 門研究 ，而只是在 PublicPolicy(公共政策)和 Public Management(公共管理)等的學科領域中涉及到 ；真正對科技體制進行廣泛而深入研究的是中國學者，這是一個很有中國特色的命題。

在我國，也沒有“科技體制”統一的定義。學術界的理解可以分為兩類：一類側重于實踐層面，一類側重于理論層面。側重于實踐層面的理解主要是對政府文件的闡釋，分歧不多，但筆者尚未發現比較完整、全面的概括。側重于理論層面的，由于研究者角度不同，分歧很大，茲舉例分析如下：

有辭書手冊認為科技體制是 “指國家對科學技術的管理制度和方法”。這種定義過于簡略 ，而且缺少對其它構成要素的概括，顯然不合適。 有學者認為，科技體制是“科技事業生產關系、上層建筑的一種綜合性社會結構和管理制度，它對科技進步及科技成果能否迅速轉化為生產力具有強大的影響作用。“這種定義看到了科技體制的本質是一種制度系統。從本質上講 ，體制是制度的具體實現形態，包含在制度的范疇內。因此，科技體制的本質就是科技活動的制度化，即科學技術的社會建制。但是如果把運行機制簡單理解為“科技成果轉化”，是不妥當的。

有學者認為，科技體制是“指科技系統的存在與運行形式。換句話說，科技體制是科技系統的形式方面，是科技系統的存在結構與運行形態。而科技系統是科技體制的物質承載者，構成科技體制的內容。”這種說法只是說明了科技體制與科技系統的關系，并不能明確地揭示科技體制的內涵。

有學者認為，科技體制是“各個科技組織發展的復合體，這些組織是同分配資源以滿足個人、集體和國家的需要相關的。它主要包括科技體系結構(組織系統)和運行機制(規則系統)兩個方面。這兩個方面互為條件、相互依存。”按照這樣的定義，科技體制可以分為多種層次，在具體研究中還需要進一步界定。有學者認為，科技體制“是科技活動的組織方式，是科技系統各構成要素的組織結構及規定其間相互關系的制度，其中包含有科技活動中各層次、各部門權限的劃分、組織形式、機構設置、工作程序和運行機制等等。”這個定義是比較全面和抽象的，但是對于制度安排概括不夠。有學者認為，科技體制“是指科學技術研究與管理的機構設置、職責范圍、權屬關系和管理方式的結構體系。”個定義使用的是狹義概念，實際上指的是“科技管理體制”。

以上這些定義，從各個方面揭示了科技體制的內涵，對科技體制進行了初步的總結，指出它是一種制度系統，包含組織方式、組織體系、管理形式和運行機制等要素，對于深刻理解科技體制具有啟發性，和我國政府的實踐也大致吻合。不過 ，在有些方面還值得商榷，如從抽象性角度來說，職責、職能和管理方式等都可以涵蓋在制度安排之內。另外，這些定義都沒有完全涵蓋科技體制的組成要素 ，忽視了其時間性、系統性、動態性等特點，有明顯的不足。

現代科技體制的形成，是從美國開始的。二戰結束后，萬·布什調任美國國家科學研究與開發辦公室主任，他向羅斯福總統遞交了一份研究報告，標題是《科學——無盡的戰線》。這份報告的中心思想就是，科學研究是國家強盛、人類進步所必需的，因此政府有責任來支持、資助人類在這個領域的活動。它建議由聯邦政府出資成立一個完全由科學家控制的 “國家研究基金會”，下設國防、自然科學 、醫學等部門，分別掌管各 自的研究。《科學——無盡的戰線》可以說是美國科技發展史上的一個里程碑，是美國現代科研政策的基石，被譽為“開創新紀元的文件”。1950年，美國國會通過了《國家科學基金會法案》，為美國現代科技體制的形成奠定了基礎。因此，以 1950年為界，美國的科技體制前后是不同的。在我國，如果以 1840年、1949年為界，可以劃分出三種科技體制模式，其差別是顯而易見的。即便是同一種模式，我國科技體制在 1985年前后也大不一樣。不同國家，或者一個國家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對科技的認識是不一樣的，對科技活動的組織方式也是不一樣的，由此而進行的制度安排就千差萬別。因此，歷史時期，組織方式和制度安排是構成科技體制的重要因素。

科技體制包含組織體系和運行機制是一種共識。組織體系是科技體制的表現形式，是行使科技活動組織和管理權力的物質載體，如果沒有組織體系，科技體制也就不存在了。運行機制是科技體制的靈魂，是科技系統各構成要素連續不斷的運行方式，科技體制賴此發揮作用，如果沒有運行機制，科技體制就成了一個空架子。

此外 ，作為一種社會存在形式，科技體制必然要受到其他因素的制約，其中相關性最大的是政治體制、經濟體制、文化傳統和思想觀念等。

綜上所述，結合我國政府的實踐，筆者認為：科技體制是一個國家一段時期內科技活動的組織方式、制度安排、組織體系和運行機制等的總稱，是表現科技系統各構成要素相互關系的動態模式。科技體制是一種綜合性的制度系統，與政治體制、經濟體制、文化傳統和思想觀念有著密切的關系，并受到后者的制約。研究不同國家的科技體制，應根據各國的實際情況，在內容上有所側重。

2 科技體制研究的新視角

科技體制是一個比較復雜的問題，應當不斷拓展新領域，以使研究更加深入。實際上，只要我們細致分析了科技體制的概念，就可以找到新的研究角度。

2．1研究科技體制的要素，擴大研究視野。

對于科技體制的構成要素，研究者一般理解為組織體系和運行機制，這種認識是有合理性一面的。組織體系是科技體制的表現形式，是行使科技活動組織和管理權力的物質載體，而運行機制則是一種連續不斷的運行方式，通過它發揮組織結構的功能。我們始終關注的是科技體制對科技進步的作用，也就是科技體制的功能，因此，與功能最相關的這兩個要素就必然最受重視。但是，如果我們僅僅停留于此，是不能全面理解和認識科技體制的，應當摒棄這種功能主義的方法，全面地研究科技體制的各種要素，以擴大我們的研究視野。

一個國家對科技的認識不同，國情特點不同，其采用的組織方式也就有所差別。科技活動不同于物質資料的生產，但是同樣需要投入和消耗社會資源，同樣有產出和效益，同樣需要考慮資源的配置方式和配置效率問題。建國初期，我國政府采用的是“全面規劃，重點發展”的組織方式。實踐證明：這種方式集中了有限的資源，促進了科技的進步。但是，科技活動本身是復雜的并不完全遵從計劃，如果削足適履，只會適得其反。另外，科技的產出及應用，也很難用計劃來安排。這種粗放型的組織方式，有待于修正和完善。對于組織方式的研究 ，將有利于提高科技活動的效率，提高效益，使科技更好地服務于社會發展。

制度把人們對科技的認識、組織方式、管理方式等具體化了。按照構成要素，制度可以分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是人們有意識創制的，具有強制力的一系列法律、法規和政策。它通常由公共權威機構制定，也可以由有關各方協商制定主要包括國家法律、政府政策條例、國家機構的職能職責、公司規章、經濟合同等。非正式制度是在人們在長期交往中形成的包括道德觀念、價值取向、倫理規范、風俗習慣等。“在科學活動中非正式制度對生產知識這種思維活動的約束作用有效性和能力并不低于正式制度，而且在非正式制度的影響下正式制度發生著變遷并最終決定著正式制度的演變。” 科技的落后，其背后的實質與根源就是制度的落后。古代中國成為世界文明中心之一，擁有四大發明；而近代中國卻沒有出現現代科學技術的發明創造，從而引出聞名于世的“李約瑟之謎”。學者林毅夫認為：問題的根源在于中國科舉制度的激勵結構將人的創造力引離了科學技術的發明創造，抑制了人們從事技術創新的活力，從而阻礙了現代科學在中國的成長。圓一定意義上說，在中國，促進科技進步和創新，“有效的制度是最為稀缺的要素”翻。制度安排，則是根據社會需要為人們的科學活動設計、制定和供給一定的規則體系，包括對這些規則的運作程序或操作方法的設定。制度安排對創新的影響非常深遠和廣泛，正如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在《制度高于技術》一書中指出的，推動技術發展的主要力量是有利于創新的制度安排。對于科技體制，制度安排的研究是一個嶄新的視角。

此外，在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具有行政化的特征，這種黨政關系對科技事業有著深遠的影響。因此，中國共產黨行使權力的體制也是科技體制的組成部分，這是我國科技體制的一個重要特點，也是一個重要的研究領域。

2．2研究科技體制的內容，提高研究層次。

當我們開始對一個新的問題進行研究的時候，首先碰到的就是概念。概念是科學研究的起點，也“是我們認識事物的工具”。 科學地認識和界定一事物的概念 ，是科學地認識該事物的前提，因為“概念這種東西已經不是事物的現象，不是事物的各個片面，不是它的外部聯系，而是抓著了事物的本質，事物的全體事物的內部聯系了。”概念實際上指明了該事物的特定范疇明確了我們的研究對象。因此，當我們界定了科技體制的概念也就明確了科技體制的內容。

科技體制涉及的內容相當廣泛，具體來說：在科技投入方面，科技體制涉及到人力、財力資源的分配，科學基礎設施的建設，研究與發展(R＆D)力量在政府、企業、大學的分布等。在科技產出方面，科技體制涉及到科學發明、發現的激勵，科技成果的轉化，高科技成果的應用等。在科技影響力方面，科技體制涉及到科技貢獻力的顯現，高科技的儲備，科學普及的廣度和力度等等。此外，科技體制還影響科技人員才智的發揮，影響科技政策的制定和執行，影響科技進步和科技創新的速度等等。從以上內容可以看出，對于科技發展來說，科技體制的影響是綜合性和全局性的，它在總體上影響一個國家的科技水平。

科學技術是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首要推動力量，當代國際競爭是綜合國力的競爭，其實質是科學技術的競爭。《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的建議》明確指出，科技進步和創新是增強綜合國力的決定因素。我們必須以科技根本內容，并且把經濟、政治、軍事、文化緊密耦合，進行以綜合國力為目標的全方位競爭 ，才能贏得在現今和未來國際社會真正有利的生存與發展條件。美國總統克林頓剛剛上臺，就于1993年 2月 22日與副總統戈爾以《技術為美國經濟增長服務：加強經濟實力的新方針》為題發表了政策報告；德國聯邦政府過了《關于保障德國未來經濟環境的報告》；英國政府也于 1993年5月 26日發表了題為《認識我們的潛力——科學、工程和技術戰略的白皮書》。世界各國政府都采取了各種政策和措施來激勵和推動科技進步，以提高科技實力，增強綜合國力。這些政策和措施主要依賴于科技體制的貫徹和執行，換句話說，一個國家的科技進步主要依賴于科技體制作用的發揮。我國科技強國戰略的實施，科技創新體系的建設，其基本的保障是科技體制改革能否順利實現。

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科技體制等制度系統的作用顯著增強，科技體制的重要性日益凸顯。因此，從綜合國力的高度來對待科技體制 ，把科技體制作為綜合國力的一個指標，這是一個新的視角。

科技研究論文:科技型中小企業的信息服務體系建設研究

摘要：隨著“走出去”戰略的實施，如何促進科技型中小企業走出去已經成為科技部門關注的問題。通過分析，本文認為信息服務將成為影響科技型中小企業走出去的關鍵因素。在認真分析國外經驗和我國現狀的基礎上，指出可考慮把科技型中小企業信息服務體系建設納入我國科技發展中長期規劃之中。文章最后提出了加強科技型中小企業信息服務體系建設的具體措施。

關鍵詞：科技型中小企業信息服務體系

一、信息服務將成為影響科技型中小企業走出去的關鍵因素之一，面向科技型中小企業的信息服務體系建設更易取得成效

1.科技型中小企業走出去需要良好的信息服務

隨著信息時代的到來，信息已經成為繼資金、技術之后影響企業發展的又一重要因素。科技型中小企業是指由科技人員領辦或創辦，主要從事高新技術產品的研制、開發、生產和科技成果產業化的企業。其產品主要面向國際市場。由于高新技術產品的研發周期日益縮短，技術更替日趨加快，只有加快技術成果的產業化速度，才能抓住轉瞬即逝的市場機會，獲得成功。科技型中小企業要想走出去，更要與全球的企業競爭，只有通過建立高效快捷的信息渠道，把握技術發展的脈搏，及時獲取準確的市場信息，熟悉國外環境以及市場準入制度，并在全球范圍內尋找所需資源并對其進行優化資源配置，才能在同國外企業的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將自己的產品打入國際市場。

2.政府所提供的信息服務對科技型中小企業來說至關重要

為了促進高新技術產品的出口，企業必須能夠及時、準確地獲取國際市場的需求信息，迅速地對市場波動做出反應，適時地調整研究開發、經營管理及銷售策略。由于科技型中小企業自身力量有限，加之單個企業獲取信息的難度和成本都會加大，因此需要借助政府的力量，統一規劃和部署，打破區域、部門、行業、領域的分割與限制，建立公共信息資源共享機制，搭建為企業提供信息服務的平臺。

1999-2000年，科技部中國科技促進發展研究中心連續對科技興貿計劃重點出口企業進行了需求調查，調查表明：出口企業普遍對“政府能夠提供國內外的政策法規、市場需求信息”、“對企業如何進入國際市場提供相關的指導和培訓”有迫切需求。因此，創建促進我國科技型中小企業走出去的信息服務體系，建立支撐企業快速反應的信息技術平臺，為科技型中小企業在技術創新活動、人力資源管理、風險規避等運營環節中提供專業化、結構化的信息資源以及相應的指導和培訓已經成為當務之急。

3.加強對中小企業的信息服務，是政府職能轉變的重要內容

加入WTO 后，國家不能通過各種補貼直接支持企業的生產活動，然而為企業創造適宜的生存環境，搭建公共服務平臺確實被允許的，并成為各國促進本國企業發展，提高本國企業競爭力的重要手段。其中，通過建設信息服務體系和網絡，為企業提供信息服務更是成為各國政府支持企業發展的普遍做法。有關調查也表明，企業對政府服務的需要主要集中在信息服務上，有71.8%的企業認為信息服務是最重要的政府服務項目。

4.針對科技型中小企業的信息服務體系建設更容易取得成效

中小企業的信息服務體系建設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任務，鑒于我國企業信息服務體系建設的現狀，我們認為針對科技型中小企業的信息服務體系建設更容易取得成效。首先，我國科技型中小企業主要聚集在各地的高新技術園區，可以充分利用高新區所具有的較為完善的基礎設施，搭建信息服務平臺；其次，科技型對本領域內最新技術的發展以及競爭對手的技術動向更為關注；第三，科技型中小企業對信息的價值具有較高的認同，且與普通中小企業相比，具有較強的信息獲取能力和基礎條件。

此外，以科技型中小企業的信息服務為突破口，加強面向科技型中小企業的信息服務體系建設，在有力推動科技型中小企業走出去的同時，也可以有力推動面向所有中小企業的信息服務，促進我國中小企業的發展。

二、國外的經驗和啟示

1.成立專門的信息服務咨詢機構

歐盟針對中小企業建立了一系列信息咨詢服務機構，包括EICs、CORDIS、BC—NET 、BRE等，為中小企業提供全面服務。歐洲信息中心（EICs）作為中小企業的“首選信息服務窗口”，現已形成了覆蓋整個歐洲經濟區以及中東歐、地中海沿岸，擁有294個分支機構的信息網絡。它向中小企業通報有關歐盟的活動和議案，包括研究與開發技術的信息及技術轉讓計劃。歐盟研究與開發信息服務機構（CORDIS）負責為中小企業提供有關歐盟研究和創新活動的全面信息（包括計劃的執行、結論等），同時還幫助中小企業尋找合作研究伙伴，尋求研究活動的潛在資金來源等。創新傳播中心（IRCs）負責向中小企業提供技術和創新方面的幫助，協助它們確認技術要求和合理技術，幫助它們參與歐盟科研開發計劃。兩個企業合作網絡（BC—NET 與BRE ）專門負責幫助中小企業在地區、成員國、歐盟乃至全世界尋求合作伙伴。

成立于1953年的美國小企業局創辦的商業信息中心遍布全國的大中小城市，每個中心均配有8部10部計算機和專業軟件，向中小企業免費提供最廣泛的信息服務和資料服務。

法國政府采取措施鼓勵各級工商會組織所屬中小企業信息聯網，發揮橋梁作用，提供海外市場信息。例如，法國越來越多的中小企業希望到中國尋求產品和投資市場，但缺少有關信息和語言工具，因此，巴黎工商會最近成立法中交流委員會，專門承擔向中小企業提供中國市場信息，幫助企業家前往中國等事宜。

2.政府出面推動覆蓋全國的信息服務網絡建設

挪威政府為支持中小企業的發展，建立了覆蓋全國的面向中小企業的信息服務支撐體系。具體做法是在主要大學和26所地方性學院中建立"國家增值信息專家網絡"，即TBIC（Technicaland Business Information Center ）。這些大學與當地的研發機構合作，構成對中小企業的技術支持；與商務信息提供者（如商業數據庫商）一起構成本地服務于中小企業的信息資源。同時通過Internet，可以尋求全國其他地區的TBIC的信息支持，從而形成多級、分地區的中小企業信息保障體系。TBIC的突出特點是將信息專家和各行各業專家作為最重要的信息資源納入信息支撐體系，且充分利用大學、研究機構的智力資源優勢。

日本政府積極支持中小企業機構的跨區域合作，實現經營、技術信息共享。各都道府縣的"支援中小企業機構"利用跨地域信息網絡和共享的各種數據，向中小企業提供經營、技術和信息等各種咨詢服務。日本政府還幫助為大企業生產零部件的中小企業建立同大企業的信息通信網絡，提高簽訂定貨合約的速度和效率。

3.制定專項計劃促進中小企業的信息服務體系建設

美國政府實施了小企業信息服務計劃。該計劃在全國建立了信息網絡，把信息分門別類地輸入網絡，供中小企業自由選用。中小企業信息服務計劃既為中小企業提供了技術、資金管理、專家等方面的信息服務，同時又可以防止社會資源的重復使用造成浪費。中小企業信息服務計劃既為中小企業提供了技術、資金管理、專家等方面的信息服務，同時又可以防止社會資源的重復使用造成浪費。

歐盟投入4400萬歐元，啟動了“進入信息社會計劃”，幫助中小企業利用“信息高速公路”，以融入國際市場。

4.出臺各種激勵措施，促進中小企業充分利用各種信息資源

美國聯邦小企業管理局推出了鼓勵和支持中小企業發展網絡經營的計劃，為中小企業培訓專門人才，尤其是培訓網絡技術管理人員，目的是使中小企業在網絡化潮流中同大型企業能在同一起跑線上公平競爭。同時，政府方面還積極支持、協助中小企業建立行業性內部網絡，實行信息資源共享，為中小企業通過信息高速公路進入國際市場創造有利條件。

日本最近采取了一項扶持中小企業信息化發展的重要舉措，向各地的中小企業支援機構提供資金，幫助它們建立內部網絡和加入因特網，建立廣泛的信息和接收系統。

5.有針對性的為中小企業提供切實有效的信息

英國政府開通了“直接通向政府”主頁，提供各類信息服務。該主頁于1998年11月開通，提供包括1100多個文件的企業監管指導甚至各種報表，使企業可以方便、迅捷地在本地“一次性”辦理完成政府要求的有關審批監管手續。

歐盟最近在因特網上開通了“企業之窗”網站，使企業能夠及時了解歐盟乃至國際市場的變化，尋找商機爭取打入國際市場。“企業之窗”內的信息資料包括經濟新聞、貿易博覽會信息、近60萬家企業的年營業額統計、歐盟關于企業的法規和政策等。“企業之窗”可使用歐盟內部通用的12種文字調閱，是歐盟向企業提供的最方便、信息量最大的資料庫。企業還可通過這一網站向歐盟委員會反映它們所遇到的困難和問題。

三、推動服務于科技型中小企業的信息服務體系建設應該成為我國科技中長期發展規劃的重要組成部分

1.我國信息服務體系建設的現狀

根據課題組2003年對我國科技系統信息服務體系建設情況的調查，在參加調查的78家政府機構（主要是各地科技廳（局））中，雖然大多數單位均建立了網站，但普遍存在瀏覽量小（53％的網站日瀏覽量在100次以下），更新速度慢（能做到每日更新只占總數的11％），沒有專人維護（57％的單位沒有專人或只有一人負責維護）等問題。此外，的信息缺少深度分析，不能滿足用戶的信息需求也是一個重要問題，據調查73％的網站不能滿足用戶需求。主要原因是，缺少一個合適的機制，沒有明確的責任主體。要想維持一個運行良好的信息網站，為企業提供真正需要的信息，需要專業的信息分析人員，在不斷了解企業需求的情況下，從繁雜的信息海洋中提取，加工和整理相關信息，顯然作為一級政府機構的科技廳（局）沒有精力做這個事情。另外，在地方科技廳（局）也沒有設置這樣一個機構或專業職位做這個事情。當然，缺少資金支持，沒有專業技術人員維護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因此，設立專業化的為科技型中小企業提供信息服務的公益性機構，應該成為今后一段時期我國政府的重要任務。

2.服務于科技型中小企業的信息服務體系建設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任務

一個完善的信息服務體系主要包括基礎網絡環境、機構建設、服務內容提供以及人才培養。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網絡構建已經不是技術問題，但資金、人才培養（主要是信息服務的提供者，掌握信息利用和獲取技能的人才也很需要）、內容建設則成為主要矛盾，而這其中最根本的是要轉變思想觀念，建立能夠促進信息服務體系健康發展的體制和機制。

信息服務體系的建設需要大量的硬件和軟件，還需要專門的技術人員進行維護，因此一定的資金投入是信息服務體系建設的前提條件。當然，如何充分利用信息技術，加強信息共享，提高網絡利用效率也是網絡建設中必須考慮的問題。

人才培養和內容建設是一個相互關聯的問題。信息服務屬于知識密集型的產業，如何從浩瀚的信息海洋里加工整理出企業所需的信息，需要高素質的人才來完成。只有通過對企業需求的分析，生產出滿足企業需要的信息產品，為企業提供滿意的信息咨詢和服務，才能顯示出信息服務的價值，信息服務業才可能獲得持續的發展，也只有這樣才能不斷的吸引高素質的人才進入信息服務行業。

因此，作為中小企業信息服務主體的政府應該積極轉變觀念，提高服務意識，促進政府信息資源公開，引入市場機制，加強信息服務體系的建設。而觀念的轉變、機制的形成絕非一日之功。

3.服務于科技型中小企業的信息服務體系建設應該成為我國科技發展規劃的重要組成部分

信息服務體系作為科技服務體系的主要力量，是國家創新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隨著對科技在經濟社會發展中作用認識的不斷深化和加強，世界各國都把國家創新體系的建設作為本國科技發展的一項重要任務。近年來，我國也加強了國家創新體系的研究，環境建設已經成為我國科技計劃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3]，2003年更是提出了科技中介被科技部確定為科技中介機構建設年。但是，一個完善、有效的信息服務體系建設完成，絕非一日之功，應該把服務于科技型中小企業的信息服務體系建設應該納入我國科技發展的中長期規劃，提出明確的戰略規劃和分階段建設的具體目標，通過有效組織和科學實施，全面推動面向科技型中小企業的信息服務體系建設。

四、加強科技型中小企業信息服務體系建設的建議

1.建立完善的信息服務體系和廣泛的服務網絡

主要包括五個方面：一是建立多元化的信息渠道。鑒于中小企業缺少獲取信息的資金、人力和手段，應盡可能采取各種手段，如網站、紙介信息、刊物等，提高中小企業獲得信息的能力；二是專業信息服務隊伍建設，通過對現有機構的人員培訓、吸納新人進入以及組織離退休科技人員發揮余熱等手段，建立一支為科技型中小企業提供高水平信息服務的專家隊伍；三是大力發展從事信息咨詢服務業的中介機構，為科技型中小企業提供國內外市場需求、產品和行業發展趨勢、投資機會介紹、投資風險評估等信息，減少科技型中小企業的投資風險，提高科技型中小企業的經營管理水平；四是充分利用高新區科技型中小企業聚焦的特點并，建設區域性信息服務平臺；五是借助行業協會的力量，建設富有專業特色的信息服務平臺。

2.加強機制建設，引入市場機制，形成多層次、多主體的信息服務體系

具體來說，就是提高政府的服務意識，將一部分職能、一部分資源剝離出來，通過對原有人員的培訓和吸引高素質、專業化人才的加盟，組建面向企業服務、公益性的專業信息服務機構。同時，通過政策引導、開放政府信息資源，鼓勵市場力量進入信息服務領域，通過競爭，激活和提高為企業服務的意識，加強對信息資源的開發，提高其利用效率。

3.設立科技型中小企業信息化專項資金

資助中小企業的信息化建設，并鼓勵專業廠家參與中小企業的信息化建設以及中小企業信息化的軟硬件開發。我國政府可為中小企業進行信息化建設時購置的設備提供信貸擔保，給予優惠貸款、貼息貸款，同時也可給予正從事信息化的中小企業降低稅率、稅收減免、一定的財政補貼等財稅支持，并在高新技術企業認定、中小企業技術創新基金、風險投資和股票上市等方面，對信息化確有成效的中小企業給予積極支持，從而在稅收、財政、金融等方面建立和完善中小企業信息化的資金扶持體系。

4.開展“送信息到企業活動”

了解企業需求，建立聯系渠道，及時為企業提供所需信息。同時對企業進行培訓，幫助企業掌握獲取信息的渠道和方法。為中小企業提供網上查詢、主頁制作、網上商城、虛擬主機等綜合性信息服務。

5.以科技興貿信息網為依托，建立面向科技型中小企業的信息服務專欄

在已有數據庫的基礎上，利用先進的技術手段，廣泛搜集國內外技術動態、市場信息，建立一個面向中小企業技術創新提供直接服務的數據資料庫（包括：項目庫、人才庫、產品庫、物資供求庫、政策法規庫等），使中小企業以較少的費用及時、準確獲得所需要的各種信息。同時與各級政府、相關網站建立合作和信息共享機制，擴大信息來源，形成覆蓋全國的信息網絡服務體系。

科技研究論文:淺談態度理論在科技創新團隊管理中的應用研究

論文關鍵詞： 態度理論　科技創新團隊　管理

論文摘 要：在經濟全球化和科學技術迅速發展的背景下，科技創新團隊的管理顯得尤為重要。從心理學角度出發，通過對心理學中的態度理論和管理學中溝通和激勵因素的比較分析，將態度理論引入管理中，主張對科技創新團隊進行創新型管理。以求加快創新型國家的建設步伐。

思想教育與心理學有著緊密的聯系,思想教育必須遵循心理學規律。知覺是個人對客觀事物、對他人的一種認知心理過程。在知覺基礎上與人交往、與客觀事物接觸，就會逐漸形成態度。由于每個人的社會生活環境、知識構成的不同，待人處世的態度往往也不同，態度差異是個體差異的一個重要方面，態度作為心理上的一種準備狀態，支配著人的一系列活動,是行為的基礎和誘因，對人的行為有很大的影響。因此，態度理論是社會心理學的重要研究領域，在社會心理學中占有重要地位。將態度理論引入科技創新團隊的管理是心理學與管理學兩門學科的創造性結合，這一結合必將有利于提高管理效率，有利于建立“以人為本”的管理體制，也有利于加快創新型國家與和諧社會的建設步伐。

1 態度理論概述

態度是個人對外界事物的一種持久的、一致的內在心理和行為傾向（張德，2004）。人們在認識客觀事物或在工作交往中，總是對人或事產生不同的反應，做出各種各樣的評價。這種對客觀對象表現出來的積極、肯定的或消極、否定的心理傾向，是一種內在的心理狀態，當這種心理狀態變得比較持久穩定，就會成為態度。

態度具有指向性，態度必須有態度主體即態度的持有者（一般指個人），以及態度客體即態度對象。作為態度的主體，人因為在性別、年齡、文化、個性、人生觀、價值觀存在著差異，因此對待每一個客體會有不同的態度。態度的客體存在于很多方面，包括自然界的萬事萬物，或者僅僅是一個具有代表性的觀念等等，因此，同一個人對不同的態度對象會有不同的態度，甚至同一人對同一態度對象在不同的時間內也會有不同的態度。（劉永安，2002）在態度主客體發生聯系的過程中，主體一般是通過不同態度客體對自身的利弊情況逐漸產生不同的行為傾向。

態度的心理結構由三種成分構成：認知、情感和意向。認知是人對事物的看法及評價，如對一個人或一件事情的褒獎和批評。情感即人對事物的好惡，帶有感情色彩和情緒特征。人的喜愛或討厭、熱愛或憎恨、尊敬或厭煩、熱情或冷淡等，都反映出人的態度。態度與情感不完全相同，但態度包含情感傾向，情感可以直接反映出態度。意向即人對事物的行為準備狀態和行為反應傾向。態度不同于行為，但態度含有行為傾向，人的行為可以反映出他的態度（張德，2004）。

2 科技創新團隊建設的重要性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和科技的日益進步，科學技術已經成為引領和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首要因素。增強自主創新能力不僅是科學技術發展的基點,更是產業結構高速發展和增長方式轉變的中心環節。因此，將提高自主創新能力擺在全部科技工作的突出位置,是新時期科教興國戰略的具體體現。人才隊伍建設是自主創新的根本,而人才隊伍建設的核心是優秀科技創新團隊的培育（柳洲、陳士俊，2006）。為什么只有進行科技創新的團隊化管理才能最大程度的推動社會經濟的發展呢?

一方面，科技人才的管理要是創新型的管理。創新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是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動力，這是人類歷史發展的經驗反復證明的客觀真理。作為管理基本職能的創新，它是一種思想及在這種思想指導下的實踐，又是一種原則以及在這種原則指導下的具體活動。任何組織系統的任何管理工作都包含在“維持”和“創新”中，因此，維持和創新是管理的本質內容，有效的管理在于適度的維持與適度的創新的組合（周三多、陳傳明、魯明泓，2005）。所以與一般的團隊管理不同，科技創新團隊管理是一個不斷創新的團隊，在這個團隊管理中，不能教條死板，不可以墨守陳規。而要時刻保持創新精神，加強學科間的交流與滲透，打破傳統的思維方式，實行新的管理制度。

另一方面，科技人才的管理要是團隊化的管理。首先,團隊化管理可以規范科研人員的行為,協調人際關系,提高科研人員的歸屬感,通過他們相互理解達成共同目標,從而有效地把個人目標融入和升華為團隊目標。其次,科技創新團隊成員可以在合作過程中實現技能互補,為隊員在互動中彼此受益提供了基礎,通過相互幫助和支持,不僅有助于增加工作的滿意度,使隊員擁有更加飽滿的工作熱情,提高隊員的創新效率，而且有助于促進工作的協同,產生比個體簡單綜合高得多的生產率。最后,與一般的科研群體相比,科技創新團隊成員間通過在研究課題中的分工協作,極大地提高了交流溝通的頻率,通過這些交流與共享,不僅使研究的課題迅速完成,而且有助于其他學科的研究成果在本學科領域的應用,發現新的學科增長點。

3 學習理論在科技創新團隊管理中的應用

前文分別對態度的概況以及科技創新團隊管理的重要性做了較為全面的介紹和分析，現在我們將對關于態度的理論做一個羅列，其實關于態度的理論有很多，例如：學習理論、誘因理論、預期價值理論、認知反應理論、認知理論、平衡理論、一致性理論、認知失調理論、層次理論等等。下面，文章會將學習理論和認知失調理論引入科技創新團隊的管理中，分析這些理論在實際管理中的應用。

3.1 學習理論

學習理論是探究人類學習本質及其形成機制的心理學理論。它重點研究學習的性質、過程、動機以及方法和策略等。學習理論包括經典條件反射理論、強化理論和社會學習理論。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C.I.霍夫蘭。他認為，人的態度主要是通過聯想、強化和模仿而產生的。聯想、強化和模仿正是學習的三個主要機制。經典條件反射理論重視聯想，強化理論重視強化，社會學習理論重視模仿。

3.2 學習理論在科技創新團隊管理中的應用

心理學家一般認為，人的一切行為都是由某種動機引起的。動機是人的一種精神狀態，它對人的行動起激發、推動、加強的作用，因此稱之為激勵。在科技創新團隊管理中，可以將學習理論運用于團隊人員的激勵過程中。激勵就是通過影響職工個人需要的實現來提高他們的工作積極性、引導他們在企業經營中的行為。在學習理論中，包含了強化理論、經典條件反射理論和社會學習理論，所以根據這些理論的要求，在科技創新團隊管理中就要堅持賞罰分明的激勵機制。

以強化理論為例，強化理論認為人的行為是其所獲刺激物的函數。如果刺激物對他有利，這種行為會重復出現；若對他不利，這種行為會減弱直至消失（張德，2004）。因此管理者要采取各種強化方式，以使人們的行為符合組織的目標。強化有正強化和負強化之分，正強化，就是獎勵那些符合組織目標的行為，以便使這些行為得到進一步的加強，從而有利于組織目標的實現。在科技創新團隊管理中，可以通過科技成果獎的設立、科研經費的增減、科研人員的配備等方面作為組織對團隊表現的正強化。適當的正強化可以激勵這些團隊科研人員的工作積極性，并且有利于各個科技創新團隊之間的良性競爭。負強化，就是懲罰那些不符合組織目標的行為，以使這些行為消弱直至消失，從而保證組織目標的實現不受干擾。現階段我國的科技創新團隊中一個突出的問題就是管理的行政化趨向。科技創新團隊理應是學術嚴謹的管理氛圍，但近年來一些高校對人才的管理過于偏向行政化，科研人員越來越在意科研經費的多少和行政職位的高低，而忽視了科研成果的含金量。甚至個別地方還發生了慘假、抄襲的學術腐敗事件。對于上述現象，管理者予以行為的負強化，采取嚴厲的懲罰措施，以保證科技創新團隊建設工作的順利進行。

4 認知失調理論在科技創新團隊管理中的應用

4.1 認知失調理論

認知失調理論是列昂.費斯廷格在20世紀50年代提出的，試圖解釋態度和行為之間的關系。認知失調是個體可能感受的兩個或多個態度之間或者他的行為和態度之間的任何不和諧。這個理論認為當兩種認知或認知與行為不協調時，為了保持一致，態度將發生變化（張德，2004）。失調通常是心里上的不舒適，它使人致力于緩解這種失調，用協調的因素來代替失調的因素。

4.2 認知失調理論在科技創新團隊管理中的應用

認知失調理論有助于預測人們行為改變的傾向性，例如，如果由于工作需要要求人們去做與他們的個人態度相沖突的事情，他們將努力改變自己的態度，以便使他們的態度與言行協調一致。團隊在管理中，溝通十分重要。團隊成員與外部人士交流，組織者與被組織者的信息傳遞，管理者與下屬的感情聯絡，控制者與控制對象的糾偏工作，都與溝通相聯系。溝通是協調各個體、各要素，使團隊成為一個整體的凝聚劑，是管理者激勵下屬，實現領導職能的基本途徑，也是團隊與外部環境建立聯系的橋梁。

在科技創新團隊管理中引入認知失調理論要以溝通為其媒介，在認知失調理論中的不和諧要通過溝通達到和諧，通過團隊的管理者與被管理者的溝通，可以使被管理者認識到已發生的不和諧因素并不太重要，愿意試圖去改變這種不平衡，而不能使團隊成員認為所產生的不和諧是不可控制的結果，那樣他們就不大有可能改變已有的態度，從而給管理工作帶來不便。此外，眾所周知，創新是對原有的思想，原有的原則的一種突破，甚至是對傳統觀念的革新，所以在科技創新團隊中的成員要有一種用于打破常規，堅持己見的精神面貌。所以在科技創新團隊中沖突會時常發生。傳統觀點往往只看到了沖突的消極影響，把沖突當做組織的內部矛盾、斗爭、不團結的征兆。因而管理者總是極力的消除、回避或掩飾沖突。事實上，由于溝通差異、結構差異和個體差異，尤其是在一個創新團隊中，這些差異和不同的觀點都客觀存在著，有沖突在所難免。所以，要看到沖突的積極作用。一個沒有沖突的團隊必定對所有事情都持相同的觀點，這樣的團隊就缺乏創新意識，當然，這也與我們一直倡導的建設自主創新型國家的目標是背道而馳的。

科技研究論文:淺議壓力管理理論在科技創新團隊管理中應用研究

論文關鍵詞： 壓力　工作壓力　壓力管理　科技創新團隊

論文摘 要：中國企業為適應國內社會轉型、國際經濟全球化雙向巨變，頻繁變革組織管理模式，不斷調控資源配置布局，以謀求新時期新形勢的發展要求。而這正導致企業員工自上而下普遍承受著不同于以往任何時期的異常壓力，尤其以科技創新團隊成員所面的為不斷更新技術，超負荷透支腦力，無條件輸出體力等更高層次的創新壓力最為突出。在闡述壓力和工作壓力定義的基礎上，分析科技創新團隊成員作特點，探究團隊工作壓力管理新模型的構建，并進一步探討壓力管理在科技創新團隊管理中的實施策略。

1 工作壓力概述

工作壓力的產生既有組織環境的原因，也有成員個人認知、能力等方面的原因，它是組織和成員個人交互作用的結果。在對工作壓力進行管理時，如果僅僅依賴成員個人能力緩解壓力，那么企業只能教育或培訓成員如何單方面應對壓力，而不是從源頭上解決工作壓力問題。因此，解決減少乃至消除引起壓力的源頭誘因問題，組織和成員必須積極的進行雙向壓力管理配適。

2 科技創新團隊工作壓力管理新模型的構建

2.1 科技創新團隊成員工作特點

科技創新團隊中，技術性成員占很大比重，他們身為團隊乃至企業的骨干力量，與其他團隊的從業人員相比，主要具有以下工作特點：

2.1.1 復雜性

科技創新團隊成員的工作多屬于思維活動復雜程度較高的腦力勞動。這種勞動，需要經過特殊的專業訓練，通過訓練獲得在該工作領域從事創新活動所必需的能力。需要成員不斷地對工作任務進行深入細致的研究，找出不同事物之間的因果關系，進而確定工作計劃和實施步驟，采取有針對性的工作方法，攻關重大課題項目，突破原有技術瓶頸，創造自主產業價值。而科技創新團隊成員的個人勞動價值隱藏在技術、產品整體性和功能性中。因此，技術、產品的高度智力集成體現了創新過程的復雜性卻并不彰顯每個成員的智力投入。成員的工作通常是團隊協作中的一個環節，個體離不開團隊集體力量，團隊也不能沒有個體的能動性，所以難以區分個體與團隊的勞動成果。

2.1.2 長期性

科技創新團隊成員勞動的長期性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勞動能力的積累具有長期性。科技創新成員是高層次人力資源，其腦力勞動，無論在經濟理論上，還是在企業實踐中都視為必須加大投入的智力資本。這種投入必然要以人才儲存作為基礎，唯有長期培養、不斷投資才能形成的理論上和實踐中所理想的人才能力儲存。另一方面分析勞動行為與勞動績效之間的反饋不難發現，科技創新團隊成員的腦力勞動要比一般體力勞動所需績效反映時間長。其團隊的勞動績效反饋需要一個較長的周期才能顯現，短期內很難用一種精確的計量模型加以確定。

2.1.3 創造性

創造性是科技創新團隊成員自身及其勞動成果的最本質特性。首先，創新是科技創新團隊勞動實現價值的根本所在，通過專項勞動發現新現象、新規律，提出新概念、新方法，運用新工藝、新技術，將創造性勞動轉化為全新的產品或服務，從而為企業和社會創造出更多的財富。其次，創新是成員以其所積累的知識和能力為基礎，通過大腦的思維、聯想、加工和創造來進行科研、設計、管理和服務的能動過程。其過程自始至終都伴隨著知識的傳播、運用和創新。因此，科技創新團隊成員的創造性工作，決定了其工作性質永遠都不可能被電腦或更先進的技術性物質所取代。

2.1.4 自主性

科技創新團隊成員勞動不同于一般勞動，其勞動過程往往處于無形當中。只要勞動者自身愿意，無需要固定的工作場地，他就能隨時隨地進行思考和探索，進行設計和創新。因此，對于科技創新團隊成員而言，以腦力勞動為主的工作過程既可以不局限于某一個固定的工作時間和地點，也可以不拘泥于一成不變的流程和步驟，以實現工作自主性的要求。所以工作中強調自我引導的成員大多追求靈活自由的工作環境，喜歡相當獨立的工作模式，傾心更具張力的工作安排。

2.2 工作壓力管理新模型的構建

壓力管理模型的構建除了應對壓力產生與作用機制開展研究，還應當從個體和組織兩個方面豐富、拓展模型的管理實踐與操作內涵與外延。其中，個體方面的壓力管理主要體現在組織幫助成員更好地應對壓力，個體通過自身調整緩解因過高的工作壓力帶來的身心傷害。而組織方面的壓力管理則表現為對壓力源進行有效控制，建立、完善和運作工作壓力預警機制，工作壓力保障機制等。這兩個方面共同支撐了工作壓力管理模型的結構框架。

3 科技創新團隊壓力管理應用策略

3.1 工作壓力管理

3.1.1 工作本身的壓力管理

(1)制定工間休息制度：企業制定合理的工間休息制度，并配置相應的活動場所、配備相關健身休閑設施。勞逸結合的工作模式、豐富多樣的休息項目不僅可以從一定程度上消除工作的疲倦厭煩情緒，緩解成員長時間工作產生的壓力，而且有助于改善組織管理形象。

(2)彈性工作時間制度：工作性質的不同也表現在工作時段的差別。科技創新團隊成員創作靈感迸發、抽象思維活躍常常出現在深夜，通宵工作的情況普遍存在。為保障充足的睡眠和第二天良好的工作狀態，企業可以根據科技創新團隊自身的特點，敲定合理的上下班時間段。

(3)建立學習型組織：建立多層次、高流量、全覆蓋的公司內部網絡。成員可以利用內部網進行各項技術交流和學習；企業可以通過內部網絡實現網上培訓、智力資源共享，充分共享內部網絡資源為成員學習新的技術業務提供條件。

3.1.2 事業發展的壓力管理

(1)企業通過正式傳播渠道向成員傳遞企業戰略發展規劃和目標方向，為科技創新團隊成員提供技能培訓、職業測評以及職業生涯規劃。

(2)績效考核要充分體現科技創新團隊成員能力和業績，讓有工作能力的成員承擔更具挑戰性的責任。

3.1.3 組織結構氛圍的壓力管理

(1)建立良好的組織文化。

良好的組織文化使成員尋求企業支持和緩解工作本身造成的壓力成為可能。建立良好的組織文化是一個系統工程，企業文化不單單通過書面文字體現出來，還需要組織管理、制度保障其順利實現。華為的價值觀就是：奮斗、奉獻。企業不僅通過內部刊物《管理優化》、《華為人》等向成員灌輸這一價值觀念，在薪酬政策和晉升制度等方面也充分體現這一價值理念，所以華為的價值觀在龐大的成員隊伍和偌大的公司當中得到了內化和外顯。

(2)增強成員決策參與和工作自主性。

同時，缺乏決策參與和工作控制也是強有力的壓力根源，許多策略可以改善科技創新團隊成員控制的感覺和增加工作決策的機會，比如：構建和發展半自治工作小組、工作圓桌會議。企業中有許多項目組，它們是為了完成某個項目或者不同的職能任務而組建的團隊，其中的成員面對同樣的工作目標，因此在完成工作任務的過程中，就目標的實現過程、實現手段、每個人的責任范圍等問題展開討論、進行決策，調動和增加每個人的決策參與性。

3.2 組織、個人壓力應對策略

3.2.1 組織應對策略

(1)對成員進行工作壓力知識的培訓。

由人力資源部門專門人員負責選擇培訓資料或者教材，包括工作壓力的產生、影響因素、作用過程、應對策略等內容的資料或教材，也可根據自己企業實際進行選擇。培訓可采用課堂講授方式，利用企業內部網絡資源成員自修模式，利用外部咨詢機構培訓方式等。專項培訓有利于科技創新團隊成員正確認識工作壓力、科學掌握應對工作壓力的基本方法。

(2)企業福利政策。

根據成員工作中中常見的困難將企業制定福利政策所面臨的問題劃分為：與工作相關的問題、人際關系問題、事業發展問題以及成員經濟困難問題等。企業可以建立心理咨詢機構為成員提供調理思路、調節人際的服務；也可以制定諸如成員購房的無息貸款此類福利政策為成員的實際需要提供幫助，從而緩解不同問題造成的工作壓力。

帶薪休假政策建立和完善，則有利于提高員工工作熱情，激發創新潛力。科技創新團隊成員可以依據制度調整、積攢和申請假期。企業還可依據運行情況照顧、獎勵額外假期。有條件的企業也可以組織成員集體外出旅游或者其他休閑娛樂活動。優厚的福利政策不僅可以提高企業文化外在的社會感召力，而且可以加強企業內部成員凝聚力。

3.2.2 個人應對策略

(1)自信心的培養。

抵御工作壓力并保持樂觀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自信心。面對工作上的問題，即使有實力但缺乏自信心也容易陷入“不行了、做不到”的消極思想中，無形中增加了工作壓力。培養積極自我需要健強的體魄為載體；積極的自我對話為模式；正確的自我認識為基礎；合理的自我發掘為動力。在成功突破一次次挑戰性工作中，逐步培養起自信心，并通過增強自信心大大緩解工作壓力。

(2)時間管理。

許多工作壓力是由于時間不夠造成的。管理好自己的時間，提高自己的工作效率是緩解工作壓力的一種重要方法。有效管理時間就是要改變諸如猶豫不決、精力分散、遇事逃避、辦事拖拉和完美主義等錯誤的的思想觀念和行為。積極的時間管理包括把工作按輕重緩急進行分類處理，改變自己做事的偏好，對自己的工作任務制定完成期限等等。對工作采取ABC管理法可以有效利用工作時間，提高工作效率，從而緩解工作時間緊張帶來的工作壓力。

(3)社交支持。

來自親人、同事和朋友的社會支持，在人們心理上會產生強烈安全感和歸屬感，對增強人們的自信心，提高個人應對工作壓力的能力產生巨大影響。與來自親人朋友的支持相比，與同事和主管人員建立的良好的人際關系網絡從而得到為自己提供客觀分析及解決問題方法的工作同事或督導的社交支持能更有效地緩解科技創新團隊的員工的工作壓力。

(4)健康的生活方式。

合理的飲食、充足的睡眠、適度的鍛煉，科學的放松技術都被證明對緩解工作壓力有積極作用。例如：參與體育鍛煉能夠增加社交機會，強化自我意識、保持自我功能控制有效性。將體育鍛煉中使用的正確呼吸方式運用到普通工作放松間歇環節，有利于減輕緊張感達到緩解工作壓力的作用。對科技創新團隊成員而言，參與體育鍛煉對提高應對壓力的能力和明確參與的動機都能產生積極的影響。

4 結論

由于科技創新團隊成員的工作具有復雜性、長期性、創新性和自主性等特點，企業在科技創新團隊管理中要科學合理應用壓力管理理論，從企業層面做好員工工作本身和事業發展的壓力管理。企業可以通過構建良好的企業文化，增強科技創新團隊成員參與企業決策意識，提高科技創新團隊成員工作的自主性，加強對員工工作壓力知識的培訓，為員工提供合理的心理咨詢等方面來做好員工的壓力管理，提高員工工作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增加企業活力和經濟效益。對于科技創新團隊的員工自身而言，也要積極學習壓力管理理論，通過各種方式方法努力增強自信心，做好合理的時間管理，通過社交或其它健康的生活方式來緩解工作中緊張的情緒和壓力，從而使自己以飽滿的精力和心態來面對工作。

科技研究論文:淺析古希臘羅馬時期科技倫理思想研究

論文關鍵詞：古希臘羅馬　科技倫理　神話　科學技術　道德　善

論文摘要：古希臘羅馬時期是西方科學技術發展的活躍期，這一時期的科技倫理思想是西方科技倫理思想的雛形。它深受古希臘神話的影響;具有十分豐富的內容;科學技術與道德的關系是其核心;對后世科技倫理思想產生了重要影響和作用。

古希臘羅馬時期是西方科學技術發展的活躍時期。這一時期涌現出了許多著名的科學家、哲學家、倫理學家，如泰勒斯、畢達哥拉斯、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誕生了眾多學術流派。古希臘羅馬時期的科技倫理思想正是在這片豐沃的文化土壤上孕育發展的。基于當時科學技術發展狀況以及對人生的哲學思考，學者們提出了樸素的科技倫理思想，形成了該時期科技倫理思想的理論框架。縱觀西方科技倫理思想史，古希臘羅馬時期的科技倫理思想是其中重要的組成部分，是西方科技倫理思想的雛形。研究這一時期的科技倫理思想對我們認識現代西方科技倫理思想的現狀與發展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

一、古希臘神話呈現西方科技倫理思想的端倪

古希臘神話折射了當時人們樸實的宇宙觀、自然觀，從中可以看出當時樸素的科技倫理思想。馬克思說過:“任何神話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古希臘羅馬時期，生產力水平十分低下，人們征服自然的能力十分有限，只能把對自然征服的渴望寄托于想象。神話中的神和英雄就是由想象創造出來的征服自然的化身。人們借助神話中神和英雄的力量達到征服自然的愿望。而在現實生活中，科學家是征服自然的杰出代表，這些神話故事反映的其實是現實生活中科學家和科技工作者征服自然的事跡。

1.贊揚征服自然造福人類的精神

征服自然造福人類是科技倫理的重要準則之一。這一準則最初體現在古希臘神話中提坦神普羅密修斯盜取火種送給人類的傳說中。普羅密修斯為了幫助人類征服自然，違抗了眾神之父宙斯的禁令，盜取天火給人類，教會了人類使用火種。這引起了宙斯的憤怒，于是宙斯命令火神赫淮斯托斯和強力神克刺托斯以及暴力神比亞將普羅密修斯釘在高加索山的峭巖上，讓鴛鷹每天啄他的肝臟，直到后來被大英雄赫刺克勒斯解救出來，才重獲自由。普羅密修斯在明知盜取火種會觸犯禁令的情況下，仍不顧個人安危，要為人類送去福社的行為，正是古希臘人對征服自然造福人類精神的頌揚。在生產力水平低下的時代，“火”是人類征服自然的武器，代表了一種知識技術，學會了使用火，就學會了改造自然的重要技藝。普羅密修斯盜火的行為，正是科學技術征服自然造福人類的最初體現。

2.歌頌征服自然勇于獻身的道德品質

古希臘神話中很多故事都體現了人類征服自然勇于獻身的科技道德品質。赫刺克勒斯的傳說便是典型代表。赫拉克勒斯在嬰兒時代就表現出了無畏的勇氣，當兩條毒蛇爬向他母親阿爾克墨涅時，“他兩只手各握著一條蛇的脖子，用力一捏，就把它們捏死”。在他面臨人生的十字路口時，抵制住了“墮落的享受”女神的引誘，接受了“美德”女神的勸誡，“他決定走‘美德’的路，而且不久就有一個使他為善的機會”，只身去喀泰戎山獵殺兇猛的獅子。為了給人類帶去幸福，他接受了國王歐律斯透斯的苦差，要完成困難重重的12件大事。他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歷經千辛萬苦，終于做到了，最終升格為神。赫刺克勒斯在希臘神話中的故事含義深刻，他的事跡是古希臘人同大自然不懈抗爭的一個縮影。他勇敢機智、堅毅不屈，為了人類的幸福，勇于獻身。這些勇敢的行為體現了當時古希臘人在改造自然中高尚的科技道德品質。

3.體現出征服自然團結協作的優秀思想

團結協作是科技道德規范之一。這一規范在古希臘神話中有充分體現。比如伊阿宋為了恢復他的王位繼承權，被他的叔叔拍利阿斯要求去取金羊毛。獲取金羊毛的難度是難以想象的，于是伊阿宋在造船手阿耳戈斯的幫助下造了一艘叫做“阿耳戈”的大船，然后邀請了希臘著名的英雄來參加這次盛舉。這些英雄們為一了一個共同的目標，相互幫助，團結協作，克服了一個個困難，在美狄亞的幫助下，終于取得了金羊毛。又比如，在墨勒阿革洛斯獵取卡呂東大野豬的故事中，他召集了眾多的英雄來完成此事。在整個打獵過程中，“有些人布置網羅，有些人放出獵犬，別的人又尋覓野豬的腳跡”。不管是著名英雄，還是普通獵手，人們各有分工、彼此配合，為人類除去了大害。由此看出，古希臘人在同自然斗爭中，是十分推崇團結協作精神的，不管你是多么杰出的英雄人物，都要在團結協作的前提下才能退到征服自然的目標。

4.倡導征服自然的創新精神

創新是科學技術發展的動力，也是科技倫理思想的重要準則。古希臘神話故事中已經樸素地反映了這一科技道德思想。在拍耳修斯的故事中，他奉父命去割下眾怪之父福耳庫斯的第三個女兒墨杜莎的頭。墨杜莎是一個頭上盤著許多毒蛇的怪物，誰看見她，就會立刻變成石頭。拍耳修斯從赫耳墨斯那里借得了青銅眉碗當他來到墨杜莎熟睡的地方時，改變傳統的思維方式，發揮創造精神想到了一條妙計。他背對墨杜莎站著，將青銅盾舉起，從發光的盾牌中看見了墨杜莎的形象，于是趁機割下了墨杜莎的頭。這個故事充分體現了古希臘人的聰明才智，在征服自然的過程中能夠勇于創新。

二、古希臘羅馬時期科技倫理思想的主要內容

古希臘羅馬時期的科學技術具有直觀性、經驗性、猜測性的特點。當時的哲學家探討有關科技道德的問題，只能出于對自然界直觀的、經驗的認識，那時的科技倫理思想，更多的是散見于當時哲學家、科學家的各種論述中。

1.數是道德的根源

畢達哥拉斯認為:“萬物的始基是‘一元’。從‘一元’產生出‘二元’……從完滿的‘一元’與不定的‘二元’中產生出各種數目·一于是創造出有生命的、精神的、球形的世界。”既然數創造出了生命的、精神的、球形的世界萬物，因而道德也是由數創造出來的。在畢達哥拉斯學派建立的關于數的哲學體系中，數是一切事物的根源，代表萬事萬物的本質。數被抽象成脫離客觀事物并先于客觀事物的存在，一切客觀和非客觀的東西都是由數而生。因此，道德也必然以數為基礎，在本質上是數的派生物。正如徐少錦先生所說:“畢達哥拉斯及其學派的宇宙觀、人生觀、道德觀建立在對數的神秘理解基礎之上。他把數與道德聯系起來，企圖從數學知識中引出道德知識，用數學說明道德。”畢達哥拉斯把道德歸屬于數，蘊含著以數為代表的科學知識派生出道德規范和道德準則。

2.美德即知識

蘇格拉底比畢達哥拉斯前進了一步，提出“美德即知識”。他說:“我們不是說美德是一種善嗎……但如果知識包括了一切的善，那么我們認為美德即知識就將是對的”。他認為美德和知識是一致的。他說:“正義和一切其他德行都是智慧。因為正義的事和一切道德的行為都是美而好的，凡認識這些事的人決不會愿意選擇別的事情;凡不認識這些事的人也決不可能把它們付諸實踐;即使他們試著去做，也是要失敗的。所以，智慧的人總是做美而好的事情，愚昧的人則不可能做美而好的事，即使他們試著去做，也是要失敗的。”在蘇格拉底看來，人只有具有知識，才具有道德，一個人是否有道德是以是否有知識作為依據的。他所指的知識既包括道德知識，又包括自然知識。羅國杰先生認為:“他把科學的真知和道德的真知看作一回事—都是知識”。蘇格拉底所指的正義和道德行為的內涵，已經由對人的一般的道德品質要求擴展到了泛指一切事物美好的本性。正義的事和道德的行為，都是美好的、善的，如果一個人能夠認識到這種美好，選擇去做它，那么這個人的行為是道德的;相反，如果一個人不具備這些知識，就不能去做正義的和道德的事。一切與人類的生產生活有關的技術、經驗都可以稱為技術知識。一個愚昧無知的人，不會認識到善，更不會用善的知識去為人類造福。因而知識是與善聯系起來的。

蘇格拉底之前的哲學家們沒有明確而直接地提出知識與道德的關系問題。而他肯定了知識的道德功能，認為愚昧的人沒有道德，只有具有知識的人才有道德，知識是美德的基礎，美德從知識中來，知識與美德具有同一性。蘇格拉底看到了知識對道德的作用，但也片面地夸大了這種作用，這是不足取的。

3.善的理念是科學和真理的來源

柏拉圖對蘇格拉底“美德即知識”的思想作了唯心主義的解釋與發展。柏拉圖認為萬事萬物都是由善的理念派生出來的，善的理念是一切的基礎。他說:“這個給予認識的對象以真理并給予認識的主體以認識能力的東西，就是善的理念。它乃是知識和真理的原因。真理和知識是好東西，但它卻是更好的東西”。在他看來，科學是對真理的理性認識，也是由善的理念派生出來的，科學和真理是從屬于善的理念的，善的理念比科學和真理更有價值。他強調:“因為我已經告訴過你多次，說善的范型是最高的知識，所有別的東西，唯有利用善的范型，才能變為有用和有益的……沒有善的范型，則其他任何的知識或財產，都于我們毫無益處……如果我們沒有美和善的知識，一切其他事物的知識有任何的價值嗎?一定沒有。”從柏拉圖關于科學、真理和善的關系的論述中，可以看出，他認為善的理念是科學和真理的來源，沒有善的知識，其他一切知識沒有任何價值。

4.自然是決定人快樂和幸福的根源

德漠克利特的觀點與柏拉圖的觀點不同。德漠克利特提出了原子論的觀點，認為宇宙萬物都是由原子構成，認為靈魂和精神也是由原子構成的。他從唯物主義的路線出發，解釋自然規律與人生倫理的統一。他認為原子是決定人生怡然自得和幸福的原因。他說:“太陽和月亮是由同樣的原子構成的，這些原子是光滑的和圓的，靈魂也是由這種原子構成……生活的目的是靈魂的安寧……靈魂平靜地、安泰地生活著。”德漠克利特從原子論出發為自然觀和倫理觀找到了唯物主義的基礎，這是認識上的一大進步。他認為宇宙是和諧的，是因為構成宇宙的原子分布是平衡的。伊壁鴻魯繼承了德漠克利特的思想。他認為自然科學是人獲得快樂的根源。他說:“如果一個人不知道什么是宇宙的性質，而是生活在對那些關于宇宙的寓言所說的事的恐懼之中，對于這個人來說，排除對所謂最主要的事物的畏懼，就是不可能的，所以一個人沒有自然科學的知識就不能享受無疵的快樂。”他明確指明了一個人如果不具備自然科學知識，就認識不到宇宙的性質，認識不到自然規律，因而無法從宇宙的變化規律中體會到人生的快樂。這就是說人應該去積極探索自然、認識自然規律，獲取人生的快樂。

盧克萊修進一步發展了伊壁鴻魯的思想。他說:“是一個希臘人(指伊壁雞魯)首先敢于抬起凡人的眼睛抗拒那個恐怖。”他認為認識自然運動規律是理解幸福的前提。他在《物性論》里論述了物的存在本性與道德的關系，認為物質是永恒變化的，只是形式不同而已。他說:“竟然看不見自然為她自己并不要求任何別的東西，除了使痛苦勿近，叫它離開肉體，除了要精神享受愉快的感覺，無憂無慮。因此，我們看見我們有形的生命所需要的東西根本很少，只是那些能把痛苦去掉，又能撒下一些歡樂的東西。”這就是說自然只是為了人們精神愉悅，而并不要求別的東西，如果人們追隨自然的本性，就不應該去追逐名利、財富。人們之所以出現道德缺失行為，是因為沒有認識到物質世界運動變化的本質，沒有從構成萬事萬物的原子運動中理解幸福的含義，自然規律與人的道德相互聯系，人們只有理解自然萬物的運動規律，才可能實現精神的愉快，獲取人生幸福。

5.科學技術以善為目的

亞里士多德批判繼承了前人的科技倫理思想，他不同意柏拉圖把善當作是科學技術的來源的觀點，而認為科學技術以善為目的。他說:“每種技藝，每種學科，以及每種經過考慮的行為或志趣，都是以某種善為其目的。”亞里士多德是從人的行為的目的來闡述他的這一觀點的。他說:“由于行為，技藝、科學的種類繁多，所以它們的目的也種類繁多。”這里，人的行為不僅指一般的人類行為，而且包括人類改造自然的行為。他認為這些行為產生了種類繁多的技藝、科學，而這些技藝和科學通過人類改造自然的行為，又表現出種類繁多的目的。技藝、科學的目的與人類改造自然的行為的目的是一致的。而人的行為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追求善的。這就是說這些種類繁多的技藝、利學的目的也是直求善的。

6.重視科技道德修養

古希臘羅馬時期的哲學家、科學家都十分重視科技道德修養。德漠克利特提倡勤奮好學的科技道德修養。他說:“大部分天性不能干的人，由于練習而變成能干”。他認為要敢于說真話，提倡求真務實的科技道德修養。他說:“說真話是一種義務，而且這對他們也是更有利的”。他甚至比較明確地提出了追求真理、刻苦鉆研的科技道德修養。他說:“任何藝術，任何科學知識，都不能不經研究而獲得。”亞里士多德作為一位著名的科學家明確地提出了追求真理、求真務實的科技道德修養。他說:“一個坦誠的人，一個愛真理的人，他在無關緊要的事情中是真實的，而在差距懸殊的事情中就更為真實了;他唾棄虛假，不但因為它是可恥的，并且因為它本身。”亞里士多德提到的“愛真理”、“真實”、“唾棄虛假”，即是說人應該熱愛真理，應該求真務實，不應該弄虛作假。古希臘科學家阿基米德面對攻進城里的羅馬士兵利劍仍然進行數學研究，將生死置之度外毫無懼色，不幸被殺害，體現了科學家獻身科學的崇高品德。這種獻身科學的科技道德精神，是他良好的科技道德修養的表現。盧克萊修也強調求真務實的科技道德修養。他說:“還必須用推理認識天的規律和面貌。”這里說的用推理認識天的規律，指的是科學家在認識自然的過程中必須按照客觀實際、實事求是，要有求真務實的科技道德修養。

三、科學技術與道德的關系是古希臘羅馬時期科技倫理思想的核心

古希臘羅馬時期哲學家、科學家的科技倫理思想都是依據當時的生產實踐和對自然界的質樸認識，圍繞科學技術與道德的關系展開論述的。每一個流派對科學技術與道德的關系都有自己的見解，無論是從探究科學技術與道德的根源上，還是科學技術研究的目的上，都進行了充分的論證。探討科學技術與道德的關系，是古希臘羅馬時期科技倫理思想的核心。

1.探討科學技術與道德的關系貫穿這一時期科技倫理思想的始終

縱觀古希臘羅馬時期科技倫理思想，科學技術與道德的關系的探討貫穿該時期科技倫理思想發展的全過程。

最早認識到科學技術與道德有聯系的是古希臘數學家、天文學家泰勒斯。他看到了科學技術中蘊含的善的意義。在泰勒斯的雕像上刻有這樣的銘文:“去尋求一種唯一的智慧。去選擇一種唯一的善”。這里“尋求智慧”與“選擇善”是統一的，“尋求智慧”也就是尋求知識，包括尋求科學技術知識。這即是說尋求科學技術知識與選擇善是一致的。畢達哥拉斯的“數是道德的根源”、蘇格拉底的“美德即知識”、柏拉圖的“善的理念是科學和真理的來源”、亞里士多德的“科學技術以善為目的”、德漠克利特的“原子是決定人生怡然自得和幸福的原因”、伊壁鴻魯的“自然科學是人獲得快樂的根源”和盧克萊修的“認識自然運動規律是理解幸福的前提”等觀點，說明這一時期的科技倫理思想至始至終都在探討科學技術與道德的關系問題。

2.從不同角度探討科學技術與道德的關系

這一時期的科技倫理思想都以探討科學技術與道德的關系為中心，從不同角度論述了二者的關系。

(1)從根源的角度探討科學技術與道德的關系

畢達哥拉斯學派是從數是道德的根源上說明科學技術與道德的關系的。該學派認為宇宙萬物由數構成，由此推論道德也是從數中產生的。在畢達哥拉斯那里，“數”是潛在的科學技術。整個世界就是一個和諧的數目，數目本身就包括了各種各樣和諧的特性，它派生了道德。柏拉圖是從善的理念是科學和真理的來源上論述科學技術與道德的關系的。他認為善的理念是超脫一切客觀現實和主觀意識之外的世界的本原，是知識和真理產生的原因。在柏拉圖看來，善的理念派生出科學技術知識。他說:“科學和真理可以認為像善，但還不就是善;善比科學和真理有一個更高尚更榮譽的地位……善必定是不可思議的美，它是科學和真理的作者”。柏拉圖將科學技術知識的產生都歸結為一個虛幻的善的理念，這是錯誤的。

德漠克利特是從原子的運動變化是道德的來源上解釋科學技術與道德的關系的。他認為原子是構成世界的本原，靈魂、精神、意識和道德都是由原子構成的。伊壁鴻魯是從自然科學是人獲得快樂的根源上闡述科學技術與道德的關系的。他認為沒有自然科學知識就不能享受無暇的快樂。

盧克萊修繼承和發展了伊壁鴻魯的思想，他是從自然運動規律的角度出發闡明科學技術與道德的關系的。他探討了自然的本性與道德的關系，從自然運動變化的科學規律中看到了道德的意義。

(2)從目的的角度探討科學技術與道德的關系

亞里士多德從思考科學技術追求的目的出發，提出科學技術以善為目的的觀點，第一次將科學技術和善的關系問題從目的論的角度上明確提出來，這是認識上的飛躍。

亞里士多德從目的的角度論述科學技術與道德的關系比前人和同時代人前進了一步。以往人們即使提出二者具有某種聯系，但論述得較為粗淺。“科學技術以善為目的”就較“數是道德的根源”以及“美德即知識”更加明確，更加理論化。因為不管是畢達哥拉斯的“數”，還是蘇格拉底的“知識”的論述，都是潛在地指科學技術，但還不明確，不具有確定性。亞里士多德明確提出科學技術以善為目的，使這一理論規范化、系統化了。

亞里士多德還批評了柏拉圖的理念論。柏拉圖認為有一個超脫一切客觀存在的抽象的善，它派生一切。亞里士多德認為，不同的技術有不同的善，這個善是客觀的，并非抽象的。他說:“善對于每一種事業或每一種技術看來都是不同的。戰術的善不同于醫術的善，其他各種技術也莫不如此。”他提到科學技術以善為目的的合理性。他還將善和幸福聯系起來，認為“行為善的頂點是幸福，善的生活、好的行為就是幸福”。他將幸福作為“行為善”的歸宿，即在改造自然的科技實踐中去追求善，才能達到幸福。這就拋棄了過去那種形而上地論述科學技術與道德的關系，強調了實踐的重要性。

四、古希臘羅馬時期科技倫理思想的影響和作用

從畢達哥拉斯的“數是道德的根源”開始，后經蘇格拉底的“美德即知識”，再到亞里士多德的“科學技術以善為目的”，這些思想對后世影響深遠，諸多后世哲學家、科學家的科技倫理思想都可以在這一時期找到雛形。

英國哲學家羅吉爾·培根認為，智慧能使人脫離愚昧無知，能使人行善避惡，知識和道德是統一的。他說:“道德哲學是一切科學的目的，是一切科學之王，因為只有它教導精神善良。”他明確提出道德是一切科學的目的，即是說科學技術是追求善的。從這一點，可以看出他繼承了亞里士多德“科學技術以善為目的”的思想。他進一步指出:“理性是正確意志的指南，并使意志得救。為了行善，要了解它;為了避免作惡，要識別它……沒有比研究智慧更值得的了，因為智慧能驅除愚昧無知。”由此看出，他強調理性的重要。愚昧無知的人沒有理性，認識不到善，因而無法做善的事情，理性的人才有智慧，才能做善的事情。羅吉爾·培根將知識與行善作惡聯系起來，探討了善與知識的關系，也可說是對蘇格拉底“美德即知識”觀點的傳承。

波蘭科學家哥白尼自幼攻讀古希臘經典著作，深受古希臘文化的熏陶。他認為:“雖然一切高尚學術的目的都是誘導人們的心靈戒除邪惡，并把它引向更美好的事物，天文學能夠更充分地完成這一使命。這門學科還能提供非凡的心靈歡樂。”哥白尼強調一切高尚學術的目的是引導人們心靈擺脫邪惡并且趨向善良，肯定了一切高尚學術的道德作用。他認為天文學是最有道德價值的，能夠給人帶來快樂，是善的。天文學能提供非凡的心靈快樂，就是一種道德的行為，是追求善的。哥白尼的這種觀點與亞里士多德的觀點是一脈相承的。

愛因斯坦的科技倫理思想深受古希臘羅馬時期科技倫理思想的影響。他閱讀了許多亞里士多德和盧克萊修等人的哲學著作。他說:“在我每天晚上向我妹妹念的讀物里面，有些是亞里士多德的哲學著作，”“盧克萊修這本書對于每個還沒有被我們時代的精神所完全征服的人，對于每個能夠從旁觀的角度去觀察當代和評價當代人的精神成就的人，都會產生一種迷人的作用。”愛因斯坦認為，科學技術應該造福于人類，不能為人類帶來災禍。他強調:“如果你們想使你們一生的工作有益于人類，那么，你們只懂得應用科學本身是不夠的。關心人的本身，應當始終成為一切技術上奮斗的主要目標……用以保證我們科學思想的成果會造福于人類，而不致成為禍害”。他認為，只懂得科學技術的本身是不夠的，必須將為人類帶來福社這一倫理原則融人到科學技術的應用中，科學技術應當將有益于人類作為主要的奮斗目標。關心人本身、為人類造福，這是善的行為，在他看來科學技術應該追求善的目的。他指出:“技術進步的最大害處，在于用它來毀滅人類生命和辛苦贏得的勞動果實”。他看到了科學技術可能會對人類造成的巨大危害，晚年積極奔走，為不濫用科學技術大聲呼喊。如在對待原子彈問題上，他發表了著名的呼吁制止核戰爭、謀求世界和平的《羅素一愛因斯坦宣言》。這些觀點和事例反映出愛因斯坦的科技倫理思想與亞里士多德的科技倫理思想具有一致性，都認為科學技術應該以善為目的。

古希臘羅馬時期的科技倫理思想對后來的科技倫理思想也帶來了一些負面影響。如科學技術決定道德論，這種理論認為，科學技術決定道德的發展，只要科學技術發展了，它的道德水平就自然會提高。它把科學技術看做是道德的決定因素，各種社會意識、風俗習慣都受制于科學技術。這種思想在理論上是受到畢達哥拉斯“數是道德的根源”思想的影響。畢達哥拉斯認為“數”決定一切，也決定道德的產生與發展。從某種意義上說，畢達哥拉斯“數是道德的根源”的觀點，是科學技術決定道德論最早的理論來源。

古希臘羅馬時期科技倫理思想內容十分豐富，西方不同時期的科技倫理思想在理論上都受到它的影響，它是整個西方科技倫理思想的理論之“源”。現代西方科技倫理思想正是在古希臘羅馬時期科技倫理思想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研究古希臘羅馬時期的科技倫理思想，對于我們了解當時科技倫理思想的狀況，對于我們研究近現代西方科技倫理思想的特點和規律都有十分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科技研究論文:科技特派員制度的特點與長效機制研究

論文關鍵詞:科技特派員制度　農村科技服務體系　機制創新　長效機制

論文摘要:科技特派員制度由福建省南平首創，是新時期我國農村科技服務體系的創新與補充，是解決目前基層科技力量不足與科技服務“缺位”的成功實踐。本文就我國現有農村科技服務體系概況及科技特派員制度的特點、問題進行了分析，并就建立該制度的長效機制提出建議。

面對新時期的“三農”問題，全國各地對農業技術推廣體系進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創新，農業技術服務體系發生了較大的轉變，從單一的推廣者主導變推廣者與應用者二元主導，服務模式也呈日益多樣化。這些方式大體上可以歸納為四種類型［1-2］，即：機構型主體服務方式、載體型主體服務方式、傳媒工具型服務方式和實體活動型服務方式。科技特派員、科技CEO、科技大篷車、科技人員承包套餐等均屬科技實體活動型服務方式。

一、科技特派員制度的特點及作用

科技特派員制度于1999年創建于福建省南平，是“南平機制”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在農村科技服務體制不完善，“三農”問題比較突出的特殊情況下采取的應對措施。科技特派員是目前我國農業技術服務體系實體活動型服務方式的代表之一，在科技推廣實踐中，科技特派員以其獨特的服務方式活躍在農村經濟生產第一線，其產生的效益，衍生的活力，在全國農村、農民、科技人員和地方各級政府中產生了較大反響，成為新時期解決“三農”問題的成功實踐。科技特派員制度特點鮮明，成效顯著，具有以下特點與作用。

(一)具有一定的行政職能和公益性

計劃經濟時期政府為了滿足國內糧食和工業原料的供給，逐步建立起了完整的從中央到地方的一元化農業技術推廣體系，并將其作為政策和技術延伸的手段，這種推廣模式對農業的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科技特派員制度是在我國經濟轉型期的一項農村科技服務工作的探索實踐。一方面，科技特派員仍然肩負著部分行政職能，包括：執行政府專業科技推廣任務；起到向政府提供地區發展戰略建議和上傳下達的作用；協助政府參與農業生產安全監測、引導基層建立行業組織等；另一方面，開展公益性科技服務，如技術指導、技術推廣、農民技術培訓、防蟲防災預測預報、信息傳播等。

(二)激活了潛在的人力和科技資源

20世紀末，原有的農技推廣服務網絡由于缺乏財力支撐和機制不活，已經“線斷、網破、人散”，農民缺乏有效的科技指導，科技成果難下去。實施科技特派員制度，是在農村科技體制不完善、“三農”問題突出的特殊情況下采取的超常之舉。最初下派的科技特派員是從南平市行政機關、事業單位和科研所挑選出來，并將原有的鄉鎮“農五站”整合成鄉鎮科技特派員工作站。此后，該制度得到中央及省政府的高度重視，加強到從挖掘各級行政潛能、盤活城市科研院所和機關既有人力和科技資源，把科技特派員制度向上下兩頭延伸。向上通過借助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和政府機關的人才優勢，從中選派—些高級專業人員擔任科技特派員，促使各種社會資源向農村傾斜和轉移；向下則是從鄉土人才中直接選聘村級農民技術員，建立村級服務站。科技特派員原先也都從事農業科技工作，但因體制機制問題，其人力、技術資源未能有效發揮出來，這一舉措超出意料地激活了這些“閑置”的資源，并且在短期內迅速聚集起了科技作為第一生產力的爆發力。通過科技特派員的溝通協調，各方面互相借力，互為依托，以直接、便捷的方式將農業科研院所等單位大量的先進技術、優良品種和生產開發性項目引入農村，使科技人力資源和生產要素緊密有效地結合起來，實現了低成本的農業科技的推廣和普及，解決了農業科技成果進村入戶和有效轉化的問題。同樣的主體和客體，在實施科技特派員制度后，釋放出的能量反差如此之大，帶來效果如此的截然不同，這就是一個機制的問題。

(三)建立起科技人員與農民的長效合作機制

科技特派員制度是對我國農業科技推廣體系的革命，其核心是科技推廣者與科技應用者雙方形成利益共同體。在實踐過程中，科技特派員通過資金入股、技術參股等形式，與農民群眾和專業大戶、龍頭企業等結成經濟利益共同體，實行風險共擔、利益共享，形成了農業科技推廣的投入回報機制。科技特派員制度不同于傳統的農業科技推廣制度，它成功地運用市場經濟規律解決科技成果與生產結合、科技人員與農民結合的動力問題；把傳統服務中由推廣者主導的簡單生產咨詢和技術指導行為轉為以依托農村科技大戶和農村行業協會、轉為與農民結成“利益共同體”和面向市場需求的應用者主導的經濟行為，把短期服務行為轉為服務加合作的長期行為。據統計，自1999年以來，福建累計下派科技特派員10872人次，與農戶或基層經濟組織建立各類經濟利益共同體2 483家［3］。科技特派員制度特在通過技術支持參與或創辦各類農業經濟實體，形成各種不同的合作關系、利益結構和經營模式。利益共同體機制，在調動科技人員積極性的同時，給農民吃了一顆放心采用新品種、新技術和投資發展的定心丸，達到合作雙方的互利共贏。

(四)找到了農村科技和經濟最佳的結合點

農民作為農業技術的最終用戶，居于農業技術應用的主體地位，只有農業技術為廣大農民所采用，并取得預期的效益，農業技術的價值才能得到真正的實現。科技特派員制度有別于傳統科技支農所采取的“拉郎配”行政干預，采取的是雙向選擇、供需對接。鼓勵技術人員根據自身技術專長，農民、專業戶及農業企業等根據自身產業結構調整目標和當地資源開發的需要，雙方在自愿磋商的基礎上達成服務契約關系，實行服務對象與服務主體的有效對接。這種靈活，自主性強的合作方式，采取雙向選擇，把滿足農民對科技的需求放在第1位，找準了供需服務雙方，科技和經濟的最佳結合點，使現有的城市科技資源服務于農村生產，達到生產要素的最有效配置，提高了農業生產的效率。

(五)推動了農村科技社會化服務體系建設

科技特派員制度打破了傳統農業科技推廣站定點服務的模式，采取既定點又流動的新型科技團隊服務模式。團隊由科技特派員與當地村級農民技術員共同組成，按照“精干、高效、集成、聯合”的原則，進行專業力量整合，建立區域行業科技服務團隊，對接各種農民專業經濟組織，通過提高農民的組織化程度來提高農業承接科技的程度。即特派員在做好科技服務責任村工作的同時，更加注重發揮團隊作用，在團隊工作中除起到“傳、幫、帶”的作用外，更重要的是團隊在必要時，能根據自身能力的大小和專業需要，可以通過行業組調度，實行跨區域服務，形成整體合力，成為一支既分散各地，又具有整體優勢的科技服務隊伍。

二、建立科技特派員制度長效機制的對策思考

科技特派員制度是一種能夠充分發揮科技資源作用、具有較強生命力的工作新機制。但是，由于科技特派員制度是在特殊情況下采取的非常之舉，在實踐中，這一制度陸續暴露出一些不足之處。因此，開展科技特派員長效工作機制研究，對于確保該制度的可持續發展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一)理順組織管理機構

目前科技特派員的組織管理部門比較混亂。雖然各地均由當地黨委或政府負責同志任領導小組組長，但具體管理部門差異較大，有的歸屬于科技部門，有的歸屬于農辦，甚至也有的歸屬于組織部。這種管理體制可能有利于各地根據自身實際情況推進科技特派員工作，但從工作統一管理的角度出發，顯然不利于工作的規范化、制度化管理，也增加了工作統籌協調的難度。應把處于相對混亂的科技特派員的組織管理體系理順，做到從中央到地方的科技特派員的管理機構保持一致，并健全自上而下的管理機構，以方便組織管理和工作協調。

(二)建立制度運作保障體系

一是對編制、職務（職稱）、工資、福利等給予保障；二是對工作經費和項目資金給予財政和信貸扶持；對優秀科技特派員給予獎勵，調動其積極性。進一步加強科技特派員激勵機制建設，建立融資擔保機制和項目風險保障機制，通過立法的形式設立農業科技投資風險金，科技項目開發初期的風險金由政府“埋單”，以降低科技特派員實施項目的風險，為其提供放開手腳“表演”的機會；三是探索并完善技術要素參與利益分配的方法和途徑，使科技人員的收入與其工作績效掛鉤；四是鼓勵下派期滿的科技人員兼職科技特派員工作，繼續發揮專長，以保持服務的連續性。

(三)加大技術、資金支持力度

科技特派員緊緊圍繞優勢產業、特色產業開展技術指導、技術培訓等工作，使農業生產率、資源利用率等都得到有效提高，推動了地方特色農村經濟的發展。如福建南平市2005年科技特派員實施的63個服務項目中，就有38個項目是圍繞當地優勢產業和特色產業，如：毛竹(含竹筍)、錐栗、葡萄、桔柚、食用菌、乳業和茶葉等，使當地的優勢產業、特色產業一躍成為主導產業。因此，政府應加大資金投入力度。首先應積極調整財政支出結構，劃出政府投入用于農村科技特派員工作的專項資金，鼓勵科技特派員開展優勢項目開發。其次是調整農業科研經費結構，給予派出單位穩定的科研專項經費支持。三是保證派出單位對派出人員提供有針對性的技術支撐。這種技術研究因具專指性和實用性，特別容易向農村轉化滲透，是一種有效的農科結合的途徑。四是要注重發揮政府資金的帶動作用。引導農民和社會各方資金投入農村科技項目開發，逐步形成以政府投資為主體，社會投入為補充的多元化投融資體系。五是把科技特派員工作內容納入新農村建設和現代農業建設中，與星火計劃、農業科技成果轉化資金、農業綜合開發、科技扶貧等項目結合起來。近年來，我國科技特派員試點工作引起了國際機構和組織的極大關注，科技部與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國際農業發展基金會(IFAD)、中德合作項目辦公室(GTZ)、日本國際辦力事業團(JICA)等國際機構和組織進行了有效溝通與合作，為利用國外資源開展科技特派員試點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礎。

(四)政府行為與市場機制結合

市場經濟體制的一個重要原則就是充分發揮市場對資源的配置作用，科技資源也不例外，通過引入市場機制，真正做到“科技下海”［4］。農業作為經濟效益低，社會效益高的弱勢產業，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在目前我國農業科技推廣工作尚無能力完全通過市場機制來運行的一定時期內，政府應通過適當的行政手段來支持科技特派員工作，將政府行為與市場運作有機結合。當然，隨著科技特派員制度的不斷完善和成熟，過多的政府行為反而會增加不必要的制度成本，從而制約其進一步發展。到時，政府應適時、逐漸轉變角色，逐步弱化其在科技特派員工作中的主導地位。

科技研究論文:國防科技基礎研究是國防科技創新發展的基礎

基礎研究的發展來自兩類動力：一類是人類對未知世界的探索與追求，對科學系統自身內部規律認識的不斷拓展與深化；一類是面向國民經濟、社會發展和國防建設的重大需求。國防科技基礎研究的目的在于取得新的軍事技術優勢，為國防科技創新發展奠定堅實的基礎。基礎研究會涌現出新概念，進而引起技術和作戰能力的重大變化。美國《國家安全科學技術戰略》認為，技術優勢是美國國家軍事戰略的基礎，保持對美國安全至關重要的那些技術的優勢，對美國是非常重要的，今天的基礎研究為明天的創新發展奠定基礎。

一、基礎研究概念的演進

(一)線式研究模型

1945年，美國總統科學顧問萬尼瓦爾·布什在一篇題為“科學———無止境的新領域”的文章中，第一次對基礎研究作了簡要說明，提出了科學研究的線式研究模型。按照這一模型，科學研究從基礎性工作到開發是以逐步前進的方式進行的。基礎研究被認為是線式模型中的第一步。線式研究模型可表示為：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先期技術開發，線式模型曾對基礎研究有過許多定義，如“基礎研究是對現象和可觀測事實的基本見解，沒有針對工藝或產品的具體應用，”“基礎研究是以不考慮實際結果的方式進行的”等等。

線式研究模型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適應科學技術發展的需要，首先在美國形成并發展起來，成為當時研究部門的工作模式。在諸如“曼哈頓計劃”等成功經驗的推動下，美國國家實驗室和政府研究機構依靠大量預算繁榮起來，研究教育系統得到長足發展，大學入學人數增加，為工業界研究實驗室培養了大量人才。

(二)統一體研究模型

隨著全球科技和經濟的發展，國際競爭日趨激烈，科學研究的線式前進模式受到挑戰。由于政府用于基礎研究的預算不斷削減，工業界對基礎研究的投入也大幅度減少，為獲得最大的經濟和軍事利益，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被逐步結合起來，使得研究進程從線式接續變為相互連接的統一體。在統一體模型中，研究過程的各個階段交織在一起，相互作用，而不是孤立地進行。基礎研究既可以作為沒有預定應用目標的基礎探索性工作進行，也可以是為了解決產品開發過程中新出現的問題進行的應用性基礎研究。

1997年，美國《研究與發展》雜志對4000名研究人員進行了“基礎研究調查”。被調查人員中，67－3％的人把基礎研究最關鍵的因素定義為了解科學原理或現象的工作。另外的17.1％的人認為，基礎研究是為將來的發展建立基礎。這種認識支持了把各個研究階段集成為統一體模型，而不是孤立地進行。基礎研究以兩種方式歸入統一體，即探索性基礎研究和應用性基礎研究。探索性基礎研究或純基礎研究———應用領域尚不清楚，不產生直接效益，其任務是探索客觀事物的基本規律，發現新原理，提出新理論。這種研究對于長期的技術和經濟繁榮都非常重要；應用性或針對性基礎研究屬于工程技術科學的范疇，任務是針對生產實踐中提出的科學技術問題進行理論探索與實驗研究，或者運用基礎科學理論為解決某一類工程技術領域中的普遍性問題提供理論和實驗依據。總之，基礎研究不管是探索性的還是應用性的，都為研究過程奠定長期的基礎，是推動研究工作前進的車輪。必須對基礎研究進行穩定持久的投資，才能確保今天進行的研究能給將來的技術和經濟提供足夠的安全性。

二、國防科技基礎研究是國家基礎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

國防科技基礎研究屬于應用性基礎研究一類，是以軍事應用為目的進行的探索新思想、新概念、新原理、新方法、新材料的科學研究活動，為解決武器裝備研制的技術問題提供基本知識。國防科技基礎研究一是著眼于現有軍事系統需求的“漸進式”研究，二是為滿足未來國防需求的革命性研究，前者逐步提高技術發展水平，后者則為突破性創新和形成能力奠定基礎。

1997年4月9日，北京理工大學、哈爾濱工業大學、北京航空航天大學、西北工業大學、國防科技大學等五所大學的校長，聯名提出“關于在《國家重點基礎研究發展規劃(綱要)中加強國防科技基礎研究的建議書》”，得到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17名院士的附議。專家們認為：國不可一日無防，國防不可一日無科學技術。發達國家國防科學技術發展的歷程，以及我國“兩彈一星”研制的成功經驗表明，國防科技基礎研究不僅是整個國家基礎研究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發展武器系統新概念、新原理、新方法、新技術，導致武器裝備發生質的變化，直至引發軍事技術革命的動力，同時還是發展我國國防科學技術的基石和源泉。國防科技基礎研究不僅具有一般基礎研究的許多共性，還具有一般基礎研究不具備的獨有特性，如由于高、精、尖武器體系間的激烈對抗性導致國防科技基礎研究的先進性、緊迫性和針對性，多學科領域的綜合性，以及保證國家安全帶來的保密性等。這些特性決定了國防科技基礎研究，是國家基礎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

國家基礎研究涉及各個學科領域，擁有廣泛而深厚的探索性和應用性基礎研究成果，這些成果為國防科技發展提供了雄厚的知識基礎，是發展國防科技不可缺少的條件。國內外武器裝備發展，特別是我國“兩彈一星”研制的成功經驗，都證明了國家基礎研究對國防科技發展的重要作用。

三、國防科技基礎研究是武器裝備發展的先導

基礎研究的實質是探索未知，往往是需要幾年甚至數十年的努力，研究工作才見成果或有所突破，其潛力才能供軍事應用。盡管有時某種研究工作的成果可以從實驗室直接轉化為戰場使用的防務系統而顯示其效果，但是多數基礎研究成果是漸進成果，革命性的突破是罕見的，但一旦突破，卻十分有價值。

歷史上，基礎研究的突破導致新的軍事裝備的例子很多。例如，激光器就是由美國國防部資助的“三軍聯合電子學計劃”的“分子光譜學”研究引發出來的。今天，各種類型的激光器已用于測距儀、機載掃雷器，通信系統以及其它軍事裝備和軍事訓練，而且其應用范圍還在擴大。盡管如此，激光器方面的研究目前還在繼續，并不斷取得重大突破。

技術上占優勢的軍事力量的發展和維持，無不依賴于一個持續而有成效的國防科技基礎研究計劃。耐高溫發動機材料、視頻成像、激光器、信息處理及全球定位等技術的發展，都是長期堅持基礎研究取得的成果。從研究到投入戰場應用的時間，一般需要7～20年時間，當然，這要根據科學發現的性質而定。然而，在諸如軟件、理論模型和新工藝這樣一些領域(特別是微電子材料和軟件)，有可能在不到7年的時間內，就轉移到已制造或已部署的系統中提供近期效益。美國國防部基礎研究最近取得的能帶來遠期和近期軍事效益的成就近50項。這些成就全面反映了基礎研究對軍事力量所產生的重大影響。

四、關于加強綜合性國防科技基礎研究的建議

制訂國防科技基礎研究計劃，確定政策和加強基礎研究投入，必將大大推動我國國防科技基礎研究的發展。在加快重點武器裝備研制步伐，加強預研成果向現代戰斗力轉化的同時，進一步加強國防科技基礎研究，也為穩定國防科技基礎研究隊伍，增強國防科技發展后勁提供了新的契機。

1997年5月，國防科工委科技委召開了國防科技基礎研究專題研討會。到會的100余位科技專家(包括34位中國科學院院士和中國工程院院士)認為，《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綱要(草案)》中第十二項重點任務的規劃《若干重要基本理論和研究》之所以成功，在于當時很好地瞄準了發展“兩彈一星”中的重大科學問題。因此，許多同志都希望今天的國家基礎研究計劃或國防科技基礎研究計劃，也應瞄準新時期對國家安全有重大影響的科學問題，全面瞄準在戰略層次上對基礎研究的需求。

1．開展國防科技基礎研究的戰略和指導思想

開展國防科技基礎研究，我們應堅持1989年制訂的《中長期科學技術發展綱要(1990～2000～2020)》確立的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的發展戰略，即：“發展基礎性研究，必須立足我國國情，注意與社會、經濟和科技進步協調發展。作為一個大國，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不提高全民族科學、文化水準，僅靠技術引進，不可能從根本上縮短與國際先進水平的差距，更談不上在某些方面有所創造，有所建樹，趕超國際先進水平。因此，一定要有自己的科學研究隊伍。但是，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我們的基礎性研究規模又必須與國力相適應，發展重點和選題首先要考慮國家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的需要。否則，也不可能保證基礎性研究穩定發展。”

“根據我國國情、國力和基礎性研究的現狀，面向未來發展，結合當代科學技術發展的趨勢，我國發展中長期基礎性研究的基本指導思想是：大力提高科學研究人員的素質和水平，不斷增強解決國民經濟、社會發展和國防建設中重大問題的科學能力和提高綜合國力，為開拓和發展技術產業奠定科學和人才基礎，在主要的學科領域能跟上世界科學發展的步伐，在一些基礎較好的領域，有所創造，有所建樹，使中華民族在人類文明發展中繼續做出貢獻。

國防科工委在長期的國防科技預研工作中，深感基礎研究工作對武器裝備發展的重要作用。在已建立并逐步完善的國防科技預研體制中，設立了基礎研究基金，其研究內容大多來自重點武器項目發展的需求，為解決產品開發過程中出現的新問題進行應用性基礎研究，即遵循科學研究統一體模型的原則，組織開展研究工作。“兩彈一星”和其它大型武器的研制都采用了這種行之有效的方式。長期以來，國防科技應用基礎研究費用是由國防科技預研資金支持的，投資強度受到限制，基本上屬于一般項目。基礎研究的投資力度不夠，削弱了基礎研究力量和設備更新，影響了基礎研究的進度和成果，不利于為21世紀國防科技的發展提供創新的活力和發展后勁。

科技研究論文:全球自由貿易環境下科技標準化作用的雙重性研究

論文摘要：

全球自由貿易環境下科技標準化作用建設已經成為 "雙刃劍"，在GATT/WTO的法律體系中第20條的安全例外中，明文規定進口國可以保護人類健康，枯竭資源，依據國家主權原則，制訂更高標準，保護人類健康,枯竭資源( Human and health, exhaustive natural source)。但是由于規定不完善，易誘導綠色貿易壁壘。一些發達國家在綠色貿易的借口下，行貿易保護之實，制定嚴格復雜的檢測和審批形成所謂的“綠色貿易壁壘”。尤其是烏拉圭回合之后，各國只能在GATT/WTO在規定第20條的安全例外中和衛生和預防協議（SPM）中，人為設置障礙。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盡快研究建立既符合我國國情、又能與國際接軌的標準化體系，適應世界自由貿易環境。

關鍵詞：標準化 自由貿易 雙重性

一， 引言

1947年，在特定的歷史文化背景下產生了關貿總協定，3作為重要國際組織,WTO在推動世界經濟一體化發展和世界自由貿易過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世界貿易組織所簽的條約，尤其技術條約，已經成為規范貿易行為和制度世界性指導原則。但是這個多邊貿易體制具有大國利益傾向,尤其是自由這個貿易中的實用主義依然存在,使WTO成為大國主導操縱一個場所。事實和歷史證明：關貿總協定糾紛不斷，原因之一便是自由貿易中的實用主義和大國主導操縱，科技標準化作用的雙重性使然。有人說：WTO是一個“富國俱樂部(club of developed and rich states)”和“只保護富國利益(protection states' profit only)”。

全球自由貿易環境下科技標準化作用建設，已經成為 "雙刃劍"，既有有利的一面，亦有不利的一面，因此要揚長避短。一方面，要積極采用國際標準，參與世界經濟全球化；另一方面，也要適當搞一些自己的標準，以阻擋外國企業長驅直入，保護本民族利益。全球自由貿易環境下要利用貿易技術壁壘協定給發展中國家的特殊待遇和在WTO的過渡保護期內的條件，戰略高度上重視標準化作用。

二，全球自由貿易環境下科技標準化發展的趨勢和WTO技術標準協議

當今世界技術標準發展的趨勢:5 (1) 技術標準與技術專利密不可分，技術標準成為非關稅壁壘的主要形式，因此技術標準已經成為產業特別是高新技術產業競爭的制高點。6(2)國際貿易壁壘分為關稅壁壘和非關稅壁壘。非關稅壁壘是指關稅以外的通過法律、政策等形成的限制進口的貿易壁壘,其中主要包括對進口產品數量的限制,如進口配額、進口許可證等和貿易技術壁壘(3)貿易技術壁壘的核心是標準,貿易技術壁壘主要通過產品技術標準和制定技術法規，以及檢驗產品是否符合有關標準和法規的合格評定程序來實現，其核心是技術標準。 當今世界技術標準發展的另一種趨勢是:技術標準與國際貿易的聯系越來越多，尤其是烏拉圭回合之后，各國只能在GATT/WTO規定第20條的安全例外中和衛生與預防協議（SPM）、《TBT協定》中，人為設置障礙，這已經成為貿易技術壁壘的主要組成部分。

1993年,關貿總協定歷經七年艱苦談判，達成貿易技術壁壘協定(TBT)-WTO。貿易技術壁壘協定的宗旨是限制貿易技術壁壘，要求盡可能采用統一的國際標準。但是貿易技術壁壘協定(TBT)給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帶來的利益并不對稱。原因是發達國家實際上掌握著國際標準的制定權，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幾乎沒有什么技術壁壘可言，發達國家的產品能夠長驅直入，而對于發達國家，這些標準則可以成為限制發展中國家產品進口的銅墻鐵壁。技術標準與技術專利密不可分,技術標準與技術專利捆綁現象屢見不鮮。

三，全球自由貿易環境下科技標準化作用的雙重性研究

在GATT/WTO在規定第20條的安全例外中，明文規定進口國可以保護人類健康，枯竭資源，依據國家主權原則，制訂更高標準，保護人類健康,枯竭資源( Human and health, exhaustive natural source)。

從概念上講,WTO的規則體系中存有許多例外,如保護環境的規定,俗稱環保例外權。例如，美國汽油銷售案(U.S.A. Gasoline Case)，在綠色貿易保護人類健康和環境的借口下，旨在保護國內煉油企業，制定嚴格復雜的標準和歧視性達標時間形成所謂的“綠色貿易壁壘(Green barrier)”，這種環保例外權的行使往往和國家主權聯系在一起，在國家主權高于一切的國際法原則的影響下，有些國家利用GATT/WTO在規定自由貿易的同時，出于對環保和不均衡考慮的例外，如GATT/WTO在規定第20條的安全例外，和規定不完善，一些發達國家在過份嚴格的科技標準化的借口下，行貿易保護之實，制定嚴格復雜的檢測和審批形成所謂的“綠色貿易壁壘”，尤其是烏拉圭回合之后，各國只能在GATT/WTO在規定第20條的安全例外中和衛生和預防協議（SPM）中，人為設置障礙，綠色貿易壁壘，形式多樣，涉及產品廣泛，措施花樣繁多。綠色貿易壁壘給發展中國家造成的損失慘重，使發展中國家更加處于劣勢，淪為自然資源和初級產品的提供者，污染轉移的龐大場所。

縱觀GATT/WTO的歷史，不難發現：GATT成立之初所奉行的不歧視原則(Non-discrimination principle)并沒有給發展中國家帶來公平的貿易結果,1958年的GATT專家組的報告指出, 對初級產品的依賴和市場問題和現存的規則和公約對發展中國家十分不利.10經濟學家勞爾.普雷比克研究也表明: 發展中國家,如拉美國家,不得不為較少的回報出售越來越多的貨物.11例如，美國汽油銷售案(U.S.A. Gasoline Case)，在綠色貿易保護人類健康和環境的借口下，旨在保護國內煉油企業，制定嚴格復雜的標準和歧視性達標時間形成所謂的“綠色貿易壁壘(Green barrier)”，損害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又如，中國作為最大發展中的國家，遭受“綠色貿易壁壘”的出口貨物已超過25%，約400-500億美元，極大地削弱WTO多邊貿易體制作用的發揮。

嚴格復雜的標準和歧視性達標不僅嚴重損傷自由貿易,而且一旦糾紛出現, WTO的爭端解決機制（DSU）缺陷是程序繁雜，使WTO成為大國主導操縱糾紛解決，利用爭端解決機制程序之便，拖延時間，采取實用主義，讓對方失去機遇和市場.首先，訴訟成本較高，須聘請精明強干的法學者，了解WTO的規則和對爭端解決機制的可能的期望進行預測，其次，訴訟時間長，在GATT歷史上，有的爭端解決拖延時間長達5年.最后，即使勝訴，在發達國家不承擔義務時，發展中國家難以采取有效的手段，難以抵償發達國家不承擔義務所造成的損失。因此，應盡快建立快速爭端解決機制（rapid disputes of resolution of mechanism）12

四, 我國科技標準化概述

十六大報告明確要求要以十六大精神為指導，全面貫徹落實"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與時俱進，開拓創新，積極探索質量安全管理工作和標準化建設的新思路、新舉措,尤其是隨著農業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快13。中國是個農業大國，農產品占領農業國際市場，是農業發展的一個戰略性問題。加強標準化建設對我國面對國際國內兩個市場，提高農產品國際競爭能力成為當前農業發展的一個重要任務。

目前,我國技術標準與國外具有明顯差距并且技術標準水平落后，在采用國際標準方面明顯低于發達國家的水平。14在高技術產業領域，除了在中文編碼、VCD和第三代移動通信領域有少量標準被納入國際標準外，在大多數情況下，我們只能被動地執行國外提出的標準，受制于人。另外,技術標準制定與科學研究脫節。15 全球自由貿易環境下,中國政府在中承諾按照國際慣例，開放市場，增強透明度，公布技術標準,中國應自加入時起，使所有技術法規、標準和合格評定程序符合《TBT協定》。為改變我國頻遭貿易技術壁壘限制，16成為受貿易保護主義受害大國局面,當前條件下,在WTO的過渡保護期內,應解決好以下問題: 第一，找出WTO的TBT 和現行的標準化的差距,集中整治，解決突出問題；第二， 必須從戰略高度上重視標準化工作；第三，入世條件下實施標準化建設戰略,建設既適合我國國情又能與國際接軌的標準化體系；第四，在入世條件下政府應加強立法和執法監督,淡化政府干預職能并加強應對國際貿易壁壘研究。

五，結論：

WTO在推動世界經濟一體化發展和世界自由貿易過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涉及自由貿易的糾紛不斷，原因之一便是科技標準化作用的雙重性使然。

全球自由貿易環境下科技標準化作用建設已經成為 "雙刃劍"：在GATT/WTO的法律體系中第20條的安全例外中，明文規定進口國可以保護人類健康，枯竭資源，依據國家主權原則，制訂更高標準，保護人類健康,枯竭資源( Human and health, exhaustive natural source)。但是由于規定不完善，易誘導綠色貿易壁壘。一些發達國家在綠色貿易的借口下，行貿易保護之實，制定嚴格復雜的檢測和審批形成所謂的“綠色貿易壁壘”。尤其是烏拉圭回合之后，各國只能在GATT/WTO在規定第20條的安全例外中和衛生和預防協議（SPM）中，人為設置障礙。因此，作為發展中國家造成的損失慘重，使發展中國家更加處于劣勢，淪為自然資源和初級產品的提供者，污染轉移的龐大場所。

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在十六大報告明確要求要以十六大精神為指導，全面貫徹落實"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與時俱進，開拓創新，積極探索質量安全管理工作和標準化建設的新思路、新舉措,尤其是隨著農業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快17，從戰略高度上重視和加強技術標準工作，盡快研究建立既符合我國國情、又能與國際接軌的標準化體系，適應世界自由貿易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