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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學理論論文:關于運用體育社會學理論分析體育社會問題

[論文摘要]在體育運動發展過程中，孳生各種體育社會問題是一種必然現象。體育社會學在創建自身理論體系的過程中必須正視體育社會問題，也只有在研究體育社會問題的過程中才能真正建立其理論。

[論文關鍵詞]體育社會學；理論；教學；和諧發展

一、體育社會學理論概述

體育社會學是一門把體育這種社會文化現象作為一個不斷發展變化的整體。在外部研究體育與其他社會現象之間的相互關系，在內部研究體育與人的社會行為、社會觀念的關系，以及體育運動的結構、功能、發展動力和制約因素，用以推動體育和社會合理發展的綜合性的社會科學。美國《社會學拜客認為》：“體育社會學以體育運動作為一種制度，研究他的結構、內容、變革和發展，研究以體育運動為特點的社會行為、關系和作用、包括系統內的和其他系統的相互關系和作用。”

二、當前體育的社會結構和特點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后體育社會現象出現了集注化、擴大化和復雜化的趨勢。體育社會現象的集中化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首先，這種現象開始不再依附于其他社會現象(如教育、文化等)，成為一種專門的社會現象。全球的“體育人”以及和體育有關的人在增加，體育的社會組織的擴張，各國政府對體育的關注度在提升，體育占用社會的總時間在不斷增加，因此體育中形成了一一些有別于傳統的社會關系，如球迷與俱樂部、球員與業主、社區居民與社會體育指導員等等，這些新社會關系的出現吸引著社會的注意力，同時也以各種方式影響著社會經濟、政治、人口、軍事、宗教、民族等的變遷與發展，要想解釋、理解和管理這些社會現象進一步求得體育和社會的協調發展，人們訴諸于體育社會學這門學科。

中國體育人口年齡結構與中國人口年齡結構、中國體育人口性別結構與中國人口性別結構形成較大反差。隨著中國全面小康社會建設的進程和產業就業結構、教育結構的調整以及城市化的發展，體育人口將有較大幅度的增長。當前我國城市社區體育具有組織形式基層化，參與主體老年為主，組織管理居民自治與行政主導相結合。

三、體育教學與政治經濟的關系

體育教學直接影響著體育活動，對體育的發展起主導作用。無論是體育教育觀念的更新，還是體育教學內容、教學方法的改革，都影響著體育運動的前進方向，體育作為一項獨立的運行行業和事業出現以來，它的發展一直與社會經濟的發展緊密聯系。處理好體育與經濟的關系，使體育的發展與社會經濟發展相適應、相協調。同時，讓體育事業為社會經濟的發展服務，是我國各級政府制定實施體育戰略發展目標必不可缺的基本因素。我國學者周西寬等指出：“體育一經形成，便具有相對獨立的發展軌跡，有自身的發展規律。但體育的歷史表明體育和人類其它活動一樣，從來就不是一種孤立的社會現象，它的發展是受一定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所制約的，并在同各種社會的相互影響中體現其規律。從體育與政治的關系看，政治對體育的影響是同歷史發展階段相聯系的，這種影響有直接的，也有間接的。同時，體育也通過自己的特殊作用積極為～定的社會及政治服務。”在現代社會中，體育與政治的關系是十分密切的。不少國外體育社會學研究者認為，體育經常也為一個國家的政治服務，體現國家的意志，得到政府和國家領導人的關心和支持。體育與經濟的關系是相輔相成的。體育運動的發展需要有經濟作為基礎，體育總是在經濟的發展中而繁榮起來的。反之，體育運動的發展為社會創造了無限的商機，對世界經濟的發展起到推動的作用。

四、體育社會學與文化科技教育的發展

體育教學直接影響著體育活動，對體育的發展起主導作用。無論是體育教育觀念的更新，還是體育教學內容、教學方法的改革，都影響著體育運動的前進方向。

體育參與了社會文化的建設，體育是社會文化建設的積極的組成部分，而且隨著社會的進步而繁榮起來，它有利于增強社會的凝聚力、向心力，提高社會成員的自信心和歸屬感。體育推動了城市建設的現代化，體育建筑的造型、色彩、功能，常常作為一種文化影響著社會心理：大型的全國運動會、洲際運動會、奧運會等，已經成了主辦城市推動市政建設、公共事業發展的動力。素質教育是以全面提高公民思想品德、科學文化和身體、心理、嘮動技能，培育能力，發展個性為目的的基礎教育。體育和教育都存在密切不可分割的內在聯系。體育事業的發展，必然要對教育提出更高的要求。體育推動了高科技的發展。首先，當科學作用于體育的時候，體育系統為了適應科學系統的要求，必然要使體育系統自身的功能與結構都發生相應的變化，從而使其有能力接收和消化科學系統的影響。而要有成效地實現科學影響對體育系統的滲入，就必須要由體育系統制定出一系列既能反映科學系統的要求，又能符合體育系統自身行為特點的具體政策。其次，當科學作用于體育的時候，政治系統即國家與政府作為媒介加入了科學與體育社會互動的行列。

五、體育社會學與和諧社會

通過各種方式宣傳體育的功能，營造良好的體育意識氛圍；充分發揮鄉鎮企業的龍頭作用；發揮復退軍人和學生的骨干作用；發揮鄉村干部的帶頭作用：組織豐富多彩的體育活動和體育比賽；組織參加“億萬農民健身活動先進鄉鎮”和“全國體育先進縣”的評選；制定切實可行的農村體育活動計劃即形成一個能夠不斷為全體公民供給和改善體育健身環境和條件，基本滿足全體公民多樣化的體育健身需求，使全體國民的健康素質得到明顯提高的服務和保障系統。用體育的社會化和產業化來帶動家務勞動的社會化和產業化。以此來帶動人們消費結構的調整，用消費結構的調整來帶動產業結構的調整，用產業結構的調整帶動經濟結構的調整，用經濟結構的調整帶動社會結構的調整，就是把體育工作融合到社會，融合到政治、經濟各方面。到底是什么樣的指導思想，可不可以這樣來看，最能體現“三個代表”，“以人為本”能夠直接體現。小康社會的重要指標，已經確定了全面的科學發展觀，把身體素質加入進去，所以，體育在這里起到一個先導的作用，可以走在前面。最后調整的社會結構就是我們提倡的和諧社會。

社會學理論論文:淺談社會學理論指導下的高校外事翻譯研究

論文關鍵詞： 社會學　行動者網絡　高校外事翻譯　可行性

論文摘 要： 本文擬將從社會學視角出發，探討用社會學理論——“行動者網絡”理論來指導現階段的翻譯研究，并將其用于對高校外事翻譯進行分析，進而驗證這一理論指導高校外事翻譯的可行性。

傳統的對高校外事翻譯研究相應地受各個范式的翻譯觀的指導，在結構主義語言學階段，高校外事翻譯多從語言層面上著眼，強調字面上的對等。在多元范式翻譯觀的指導下，有學者用關聯理論、功能論、目的論等理論來探討高校外事翻譯策略，視角多將譯者或觀眾作為出發點或中心。在結構主義范式階段，翻譯研究被禁錮在文本對比和語言（信息）轉移的范圍內，有關翻譯活動中那個最活躍的成分——翻譯主體的主觀能動作用研究就被完全忽視了。解構主義階段，研究成果的共性都在于對結構主義語言學的分解上，由此，譯者為了實現這些目的總會按照自己對讀者和譯語需要的理解去制定自己的翻譯策略。由此可見，以上階段的高校外事翻譯都出現了自身的局限性。

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在社會學領域，更確切地說，在科學知識社會學領域，一種全新的“行動者網絡”理論在消除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長期存在的對峙、分裂局面上給出了合理解釋，創造了新的平臺。這一理論的提出者拉圖爾、卡龍不僅用這一理論解釋科學、技術，而且將其運用于一般意義上的人類行為各領域。那么，我們可否用其研究我們的翻譯行為呢？筆者現在就從這一理論的發展背景出發，來剖析其用于知道高校外事翻譯的合理性。

“行動者網絡”理論指出，人們做任何事情都不是在真空中進行的，必然受到周圍各種因素的影響，因此，人們的行為應該和這些因素一起加起來考慮，這就是行動者網絡所要完成的任務（黃德先，2000：4）。“行動者”是廣義的，既可以指人，又可以指非人的存在和力量，它們可以是任何的東西，如經濟、意識形態、歷史環境等。“網絡”由特定關系實體構成，它們之間沒有預設關系，其性質和關系有網絡來定義。網絡不僅由人類，而且由機器、動物、文本、金錢與建筑物等組成。“行動者網絡”就是由諸多不同的、互動的行動者通過異質工程建立起來的聯系，行動者網絡并非外部世界中預定行動者的簡單組合，而是由具有不同利益、身份、角色、功能、位置的行動者構成，它們在網絡中重新得到界定。這個界定、安排、賦予的過程就是“轉譯”。只有在相互利益關系“轉移”的基礎上，才能構建起一個穩固的網絡。這種“轉譯”的過程關注信息轉換過程中人類與非人類的對等性，它們都扮演著積極的角色，應同等對待。“物”不是一味地受人塑造，而是反過來也會對人的行為產生影響。“物”被建構的狀況反過來也會建構人的利益和狀況，以及決定它們會采取的行動（庫恩，1981：200）。

翻譯的生產過程也類似于“行動者網絡”理論中的知識生產過程。翻譯也是在網絡中生存的。翻譯行動中的各個行動者是在相互協商、轉換過程中形成一個翻譯網絡，并為實現這個翻譯目的而共同維系這個網絡。在這個翻譯網絡中，行動者有譯者、作者、讀者、原文、譯文、編輯、出版商、評論者、審查者、政策、組織機構等。要分析存在于網絡中的翻譯，研究者必須把翻譯過程參與翻譯事實建構的各個行動者納入進來。

而當我們將“行動者網絡”理論用于對高校外事翻譯進行研究時，我們發現，在高校外事翻譯活動的網絡中，“行動者”除了包括那些與一般文本翻譯相同的因素如原文文本、譯者、譯文文本、讀者、聽眾之外，還包括一些特殊因素，如政治因素、意識形態、民族差異，國家政策，以及教育機構、科研機構間的利益，等等。研究高校外事翻譯就是要同等對待這個網絡中的各個行動者，重新審視其在翻譯網絡中的作用，把行動者和翻譯行為本身連接起來，把原文在本地語境中與新的信息、思想觀念、生產技術、時代特征、政策等因素相連接，生產出最合時宜的語篇。

比如說，在高校外事交流中，經常要翻譯“中國大陸”，我們將其譯成“chinese mainland”（china’s mainland or the mainland of china），而不能說mainland chinese，究其原因，我們發現，正是這張行動者網絡里的各個行動者如政治因素及國家政策在行動過程中發揮各自的作用才得出這個結論，因為如果說“mainland chinese”，就會讓人認為既然有一個“大陸中國”，就可能有一個“島嶼中國”，那就是背離一個中國的原則了。同樣，“中國臺灣”應該怎么翻譯呢？在政治因素、意識形態及國家政策這幾個行動者的共同作用下，我們知道，這個詞的翻譯必須體現“臺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的概念，必須防止出現任何可能引出“兩個中國”、“一中一臺”或“”的含義。因此，我們最終把它翻譯成“taiwan，china”。

再比如，在高校外事翻譯中，我們有時會翻譯到國家今天奉行“開放政策”。當“開放政策”最早譯成英文時，在結構主義語言學理論的指導下，有外國專家建議翻譯成“open-door policy”，但是，在今天看來，顯然不妥當，因為“open-door policy”為“門戶開放政策”，這是19世紀帝國主義提出來的侵華政策。在時代背景、政治因素、國家政策等行動者的共同作用下，譯者決策顯然會改變，不會再把“開放政策”和“門戶開放政策”這兩種性質截然不同策相提并論和互相混淆。所以“開放政策”今天我們譯成“open policy”，或更完整地翻譯成“policy of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翻譯網絡可以突破人們慣常的原文、譯文對立，譯者、作者分離，通過翻譯網絡，可以把各個結點上的行動者相互鏈接，把分散開的資源轉變成一張無所不能的強大網絡。在這個網絡中，既沒有譯者這個中心，又不存在原文中心、譯文中心等終極根據，在翻譯網絡中，各行動者都應同等對待。以前那些被看成是外部的、社會的、文化的因素也應重新審視其在翻譯網絡中的作用。一旦一個翻譯網絡建立起來，且非常穩固，就會把翻譯的社會行動者和翻譯行為本身連接起來，那些和翻譯生產相關的翻譯實踐、翻譯準則、翻譯目的、翻譯策略等因素就會和文化語境、社會概況、譯者決策相連接。翻譯生產不僅僅是從一個語境中引進某種信息、思想觀念或者技術，而是這些新的行動者如何在另一個語境中跟本地的信息、思想觀念和技術生產連接，創造出新信息、新思想觀念、新技術。翻譯并非僅用目的語再現原文，而是和各種社會行動者創造新的關系，征召新的行動者，形成新的網絡，是一個知識、社會、實踐與操作形構的過程。

再看一個例子：“我謹代表江蘇省教育廳，預祝河海大學與西澳大利亞大學的中外合作辦學項目取得圓滿成功!”現在被翻譯成：“i，on behalf of the education department of jiangsu province，wish a great success of the joint program between hohai university and the western australian university!”其中，“中外合作辦學項目”是近年來出現的一個新名詞，有的地方譯為“chinese-foreign cooperative program in running schools”。這種譯法本身沒有什么錯誤，但我們發現，在不同行動者的作用與運作下，當文化語境、社會概況等行動者發揮作用時，譯者則略去繁冗的語言信息，直接將此表達翻譯成簡單明了的“joint program”，以適應譯入語體系的習慣，取得更直觀易懂的效果。

再比如：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resumed the exercise of sovereignty over hong kong，and taiwan is a part of the sacred territory of our country.在歷史因素、國家政策、政治影響等行動者的共同作用下，我們發現句中“恢復”是絕不能忽略的，否則就從根本上改變了我國一直對香港擁有主權的歷史事實，臺灣是我國領土不可分割的（inalienable）一部分，是對“一中一臺”言論的嚴正否定，所以最終翻譯成“中國政府恢復了對香港行使主權，臺灣是我國神圣領土的一部分”。在行動者網絡的作用下產生的這些關鍵語言在任何外事交往中都要始終正確使用。

翻譯是一種社會系統，一種被認可的社會現象（胡牧，2006），而現階段翻譯學的研究本身也具有跨學科的性質及系統性。在翻譯學研究轉向的新時期，前人已用文學、哲學領域的理論探討了對翻譯研究的指導意義，但如果我們從另一角度出發，用社會學理論關照翻譯研究將行動者網絡理論用于對高校外事翻譯的研究，則發現這一嘗試與探討可以促進高校外事翻譯在新時代能更好地適應社會發展需求，更契合高校外事工作需要，從而能推動高校外事翻譯走上一個新的臺階。

社會學理論論文:從布迪厄的“反思社會學”看經濟學理論和實踐的反思——讀《實踐與反思—反思社會學導引》

一

在布迪厄的社會學理論和實踐中，反思既是一個基本的理論概念和范疇，也是一個有效的實用技藝和武器。它不僅使之與以前的社會學區別開來，而且形成了自己獨到的分析框架和理論特色。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反思性是布迪厄社會理論的“出類拔萃的單一特征”。

在中國的古藉中，反思一詞與反省、反躬的含義相近，系指自我省察，反身自省，反求諸已，如反躬自問。在《禮記 樂記》中就有這樣的記述，“好惡無節于內，知誘于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這樣的反思主要用于個人的修身養性。

在哲學和社會科學理論中，反思的概念使用很廣。洛克曾經使用過反思概念，把對意識的內在活動的觀察稱作內省經驗。在黑格爾那里，反思更占據了其哲學的特殊地位，反思就是自我意識，專指思想本身進行的反復思索，即思想的自我運動。到了近代，倡導反思性觀念，提出“反思社會學”的學者也不是布迪厄一人，有現象學和闡釋學的，有民族方法學或常人方法學的，還有其他“后現代”形式的。但在反思的主體、反思的對象、反思的目的、反思的作用、反思的方法等方面，都與布迪厄有著明顯的差別。

從反思的主體來看，與僅僅把個人(“私人”或“主我”)作為反思主體的其他學者不同，布迪厄的“反思性回歸自身”，既把個人作為反思的主體，又認為反思社會學是一項集體事業(第44頁)，反思性概念所要求的“返回”超出了經驗主體的范圍，而要延申到科學的組織結構和認知結構，因而，“反思的主體最終必然是要作為一個整體的社會科學場域”(第48頁)。

從反思的對象來看，與反思的主體相對應，“反思社會學的基本對象不是個別分析者，而是植根于分析工具和分析操作中的社會無意識和學術無意識”(第44頁)。因為，每一個社會科學家不僅受到他在社會結構中的位置(即社會出身和社會標志)的影響，而且為其在學術場域中的位置所左右，同時，每個人都帶有天生的唯智主義偏見，這種偏見一方面會使學者在構建自己的研究對象時，不自覺地將其與對象的關系投射到對象之中，另一方面又使其陷入“學究式的謬誤”之中，對深深嵌入我們對世界的思考的事實中的、內化于概念、分析工具和經驗研究的實際操作中的預設缺乏警醒，以至用理論的邏輯代替和否定實踐的邏輯。因此，布迪厄的反思要求和引導社會科學家去認識那些“支配了他們的深入骨髓的特定的決定因素”(第54頁)，對作為文化生產者的社會科學家進行分析，對社會學工作的社會歷史條件和特定形式進行反思。

從反思的目的來看，布迪厄的反思社會學不是要破壞社會學的認識論保障，而是要鞏固它，不是要削弱它的客觀性，而是要擴大社會科學知識的范圍，增強它的可靠性。這充分表現在布迪厄的反思在社會科學進步中所起的作用上。

首先，反思能夠增強科學的自主性。社會科學實踐要使自己不受任何粗暴無禮的干預和潛移默化的左右，避免成為社會力量的玩偶，就要增強和保持自己的獨立性和自主性。“如果存在著一批共享的反思性手段，能被集體性地掌握和運用，這本身就是爭取自主性的一種強大武器”(第198頁)。當然，要保持自主性，不僅要有自主性的社會條件，而且要有自主性的科學資本(包括各種防御、建構、論辯的手段，以及得到認可的科學權威)。不過，社會學的特殊性質總是使其受到外來需求壓力的支配，在社會場域內，總有很多人自以為擁有對社會世界與生俱來的知識，擁有天賦的科學；在科學場域內，總是存在著一些受異治性支配的兜售常識的人，所有這些人的機會主義行為，也起著劣幣驅逐良幣的作用。反思雖然不能完全消除這些人，但卻可以減少他們的危害。

其次，反思能夠推動科學的進步和知識的增長。社會學進步的重要障礙是，錯誤地認為自己有能力探究人類的所有實踐，包括象科學、哲學、法學、藝術等實踐，因而具有“元”科學的性質；社會學家這門職業，其無意識的動機之一就在于它是一門力圖成為“元”科學的職業。布迪厄認為，社會學的“元”科學性質，“始終應當是針對它自身來說的”，它必須利用它自身的手段，對自己進行反思，確定自己是什么，自己正在干什么，努力改善對自己立場的了解。這樣就能消除由于無反思所引發的各種偏見，努力探尋各種機制的知識，一方面推動科學的進步，另一方面進一步改善反思的條件。

再次，反思能夠祛除幻象，使知識份子獲得更大的自由。知識份子往往自以為有知識而自視高明，認為自己全無幻覺，尤其是對自己全無幻覺。其實，由于社會決定機制無所不在，由于符號性的支配和對社會世界的信念式理解，知識份子同樣存在著偏見和幻覺，不僅有對社會世界的幻覺，而且有對自己的幻覺。與此密切相關，知識份子喜歡獨立思考，喜歡從個性解放中尋求自由，卻忘記了“知識份子自由”背后存在的一種政治學。布迪厄認為，對于個人來說，無意識與決定論是彼此契合的，同樣，知識份子的集體無意識是其與支配性的社會政治力量間契合關系的特殊表現(第208頁)。將反思社會學用于自身，可以產生更多的知識，發展自覺意識，擴大自由空間，從而把各種歷史可能性都包容在理性所及的范圍之內，有助于知識份子走出他們的幻覺；同時可以使知識份子確定和識別自由的真正所在，即明白在哪些場所自己切實享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在哪些場所并沒有什么自由，從而減少在自由問題上的盲目性。

從以上概述和分析可以看出，布迪厄的反思社會學有兩個非常鮮明的特點：第一，它是反自戀癥式的，既不是訴諸內心，談論自身，自我欣嘗、自我陶醉，也不是尋求知識份子的時代精神，它把自身作為研究對象，是要對社會學家和塑造社會學家的世界進行反思；它對社會學的反思，是要對人們面對的誘惑和自己陷入的誘惑進行剖析。第二，它不是“認識中心論”或“科學家群體的自我中心主義”，而是實踐中心。在反思的引導下，社會學家不僅會關注任何“實踐性”的事物，而且會重視理論實踐的技藝和方法，學會把高度抽象的問題轉化為實踐上完全可行的科學操作。因此，布迪厄的反思理論不僅是一種有關理論實踐的理論，而且將其納入實踐理論的核心，在發現理論邏輯的同時，也發現了實踐的邏輯。

要進行反思，首先就要消除對反思的抵觸情緒。布迪厄認為，對反思產生抵觸的真正根源更多是社會性的，而非認識論的，因為，反思是對個(人)性神圣性的正面抨擊，是對知識份子的自我觀念(即把自己看作是不受社會因素限定的、“自由漂移的”、被賦予某種符號尊嚴的人物)的直接批判，是對知識份子所陷入的種種幻覺的無情揭示。其次要提倡理解和容忍。在學術的討論和思想的交流中，人們關心的往往不是彼此理解，而是超過和壓倒對方，反思社會學是一種領會和理解自身和他人的手段，可以幫助我們理解和容忍以往不能容忍的事情。最近，費孝通在討論學術反思時，也強調了這一文化自覺的思想，并將其概括為四句話：“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跨文化的“席明納”—文化價值再思考之二”，載《讀書》1997年第10期)。再次要使反思性在培訓、對話和批評性評價機制中制度化，真正培養和樹立起反思性的科學慣習。

二

從布迪厄反思社會學的啟迪中，我們需要而且可以對經濟學的理論和實踐進行反思。這對于推動中國經濟學的發展和現代化具有極其重要的現實意義。

與其他近代科學一樣，經濟學也是“西學”。但是，在中華古代文化中，也不乏經濟學的傳統和精神。到了近代，西學東漸以后，中國的一些知識份子開始學習西學，會通中西，用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研究和分析中國的社會經濟問題。本世紀上半葉的中國農村經濟學派，南開經濟研究所等，就是其中有名的代表。到了本世紀50-70年代，隨著政治的變遷，中國的經濟學脫離和拋棄了西學的主流，而確立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正統地位。隨著對西方經濟學的全盤否定和徹底拋棄，經濟學的中國傳統也逐漸丟失。改革開放以后，現代經濟學又回到了中國。由于經濟實踐的巨大需求，經濟學在中國成為顯學，經濟學家也成為時代的寵兒。先天不足，后天失調同時出現在中國經濟學和經濟學家的身上，使得中國經濟學陷入危機之中。然而，對此有清醒認識和足夠自覺者不多，筆者也是糊里糊涂，漸有所悟。

從理論的反思來看，我們面臨的任務是多方面的。我們既需要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以及立足于此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進行反思，也需要對現代經濟學進行反思，還需要對中國古代的經濟思想進行梳理和闡釋。因為我們的目標是要解決經濟學的本土化，建立中國的經濟學，以便對中國的經濟運行和經濟發展作出自己的解釋，不對所有這些作出認真的反思，中國經濟學的發展就會受到很大的限制。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是一個博大的體系，從其把生產力(即人與物的關系)和生產關系(即人與人的關系)都納入自己的理論框架，并注重于生產關系的分析來看，就體現著古典經濟學的傳統和精神，而與注重于研究人與物關系的新古典經濟學有別。但是，馬克思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勞動價值論，是一種典型的客觀價值論，強調的是成本和供給，而對分配和需求在其中的作用有所忽視。其對主觀價值論的批判不僅加劇了主觀和客觀、精神和物質的二元對立，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走到了自己的對立面，即否定了價值是人與人的關系。馬克思經濟學的成就和失誤都與此有關。另一個重要問題是，馬克思關于哲學不只是解釋世界，而更重要的在于改造世界，經濟學是無產階級解放的銳利武器，就使哲學和經濟學面臨著巨大需求壓力的支配，為其發展設置了巨大的障礙。其實，社會科學改造世界的作用都是間接的，正如布迪厄所說，“符號權力通過陳述某個被給予之物來構成它，通過影響世界的表象來影響世界”(第158頁)。馬克思經濟學既然是科學而不是信仰，就要用科學的態度來對待，一是要學習，二是要反思，三是要質疑，四是要超越。

立足于馬克思經濟學之上的傳統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自成一體。雖然其理論邏輯在主要方面能夠貫徹到底，但其假設前提卻是與現實相背離的。傳統經濟學的最大失誤在于它并沒有繼承馬克思經濟學的思想精華，而是發展了它的某些片面之處。然而，它終究影響了我們一代人的生活和思想，至今仍然是很多學者安身立命之本，也是官方指導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中也有某些合理的成分。因此，簡單地將其拋在一邊是不行的，必須對其作出一番認真的批判和清理，才能進一步明確中國經濟學的前進方向。

現代經濟學是在西方文化背景和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產生和演進的，我們對它不曾作過認真的、科學的反思，而是采取了全盤吸收和全盤否定的錯誤態度和作法，不得不自食其果。由于西方發達國家先于我們進入現代化進程，其經濟理論也處于一種強勢地位。這就使得人們易于采取一種急功近利的作法來對待。很多人并不了解它的文化背景和歷史發展，因而把握不了它的真髓精義，不是拾起了它的皮毛，就是揀到了它的糟粕，更無法用其解釋和解決中國的經濟問題。現代經濟學派別林立，每一學派都有自己的特殊角度和獨到的貢獻，也有自己的片面性，就是目前處于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經濟學，其完全信息、完全競爭的假定與現實經濟生活相去甚遠，其片面性也更加明顯。但是，各個學派之間爭論、批評和交流，也促進了它的不斷發展。因此，對現代經濟學的反思要從尊重和理解出發，在了解它的文化背景和歷史發展的基礎上，博采各家之長，破除門戶之見，作好創造性解讀和批判性吸收工作。

對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經濟學傳統和精神的反思也是一個重要的任務，這就需要對中華傳統文化有一個全面而又深刻的把握和理解。目前經濟學界的同仁，國學基礎普遍很差，通古博今者了了，有的抱著民族虛無主義態度，也有的取民族優越主義作法，使得中國經濟學的探索和發展脫離了自己的土壤。對傳統文化進行反思，需要的是科學的重新闡釋，作好創造性地轉化工作，使之成為中國經濟學的寶貴資源和前進的基礎。

總之，要做好經濟學和社會科學的反思，需要一代會通中西、會通古今、會通文理的專家學者，需要對我們的教育來一番根本的改造。

經濟學理論的反思本身就是經濟學學術實踐的一個組成部分，是與經濟學實踐的反思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因為，在經濟學理論上出現的種種問題，都可以在經濟學家的學術實踐中找到它的根源。

對經濟學家學術實踐的反思，首先需要對中國經濟學家的生存條件和社會狀況有一個恰當而清醒的認識。隨著經濟發展和經濟改革成為中國社會生活的中心，中國經濟學家的社會地位似乎有了很大的提高，行動的自由度似乎很大，有的成為某個政府部門的顧問，有的成為某家公司的高參，今天這里請去開會，明天那里邀去座談，經濟學家的自我感覺也不錯。其實非也，這只是經濟學家的一種錯覺。經濟學家的社會地位與其他科學工作者的狀況無實質差異。從歷史上來看，學問特別是社會科學學問，主要是有閑階級酒足飯飽之后用以消遣的事情，其繁榮發展必須有一定的經濟基礎和物質條件。今天，如果僅靠工資生活，經濟學家也許離貧困線并不太遠，很多人在思考學問的同時，不得不為生計籌謀。很多人其所以不得不去從事那么多的社會應酬，也與此有關。如果不能過上一種體面安定的生活，對于大多數學者來說，學問之事也許有些太奢侈了。另一方面，社會又對經濟學家提出了巨大的需求(包括政治宣傳、政策咨詢、經營策劃等)，似乎經濟學家都可以提供現成的答案；經濟學家意咨氣使，高談闊論，指點江山，激揚文字，似乎思想可以自由騁馳，其實在很大程度上是被人牽著鼻子走。這一切就造成了經濟學家個人的無意識和學術的無意識。無論研究對象的構建，還是理論結論的提出，上述的一切都會滲入其中，發揮作用，因此，經濟學家的真正自由是非常有限的，這也許還不是一個造就大學問家的時代。經濟學家需要對自己生活的社會條件作出認真的反思，才能保持自己的獨立人格和行動自由。

其次，要對經濟學的科學場域進行反思。目前，中國社會科學的科學場域是一個比較混雜的場域，只要是在報刊上發表了某種討論經濟問題的文章的人，似乎都成了經濟學家，而官方和業界的一些人士也紛紛謀求一個學者的頭銜。因而，在經濟學的科學場域內，同樣也是假冒偽劣充斥。隨著改革的推進，民間研究機構的出現，中國經濟學界打破了原來的一統天下，出現了各種各樣的科學場域和子場域，開始形成一種競爭的態勢。這對中國經濟學的發展無疑是件好事。但是，由于學術批評和學術評價的制度和規則尚未完全建立，沒有有效的評價、激勵、篩選、淘汰機制，學者們的學術實踐和行為不僅會有很多失范之處，而且也缺乏必要的制衡和自覺。各個子場域之間的競爭，學者們在學術場域內的相互爭斗，不僅與在社會場域中的地位有關，而且也為其在學術場域中的地位所決定，因為很多事情都與經濟學家的利害相關，使其難以自拔。再加上經濟學帝國主義和中國經濟學的顯學地位，不僅影響到經濟學家的內部交流和溝通，而且造成了經濟學與其他社會科學之間的緊張關系。特別是近半個世紀以來教育上的失誤，很多經濟學家知識領域狹小，專業訓練和功力很差，很難出現會通中西、會通古今、會通文理的權威和大家。

再次，要對經濟學家的科學慣習作出反思。布迪厄把慣習看作是一種明確地建構和理解具有特定邏輯的實踐活動的方法，一種實踐操作的能力和創造性的藝術，合理的慣習既是某種適當的經濟活動的先決條件，又是特定經濟條件的產物。在經濟學家的學術實踐中，一方面，由于受實證主義唯物論的影響，很多人往往認為，我們的認知對象和所有知識完全是客觀的，而不是被建構出來的，只要消極被動地復制，不需要積極地創造。也就是說，不必提出一些既現實又易于處理的理論假說，也不必進行必要的思想實驗和邏輯實證，從理論上再現現實經濟生活的矛盾運動過程。一些對歷史數據進行簡單回歸就企圖說明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的作法，一些就事論事的對策研究，就是其突出的表現。另一方面，由于受唯智主義唯心論的影響，一些人把知識份子所從事的理論研究工作看作是一種唯理智的工作，而不是一種實踐建構活動，特別是由于受計劃經濟和學究式思維定式的支配，一些人把實踐建構活動看作是一種人為設計的產物，對個案研究和案例教學的忽視，對各種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隨心所欲的使用，不能說與此無關。在經濟學家的學術實踐中，由于對利益關系的重視，使之往往對人們的人性特征和道德關懷注意不夠。在經濟學家與其他社會科學家以及經濟學家的相互交往和學術討論中，往往缺乏相互理解和彼此容忍的精神，不是你好我好，互相捧場，就是借以壓倒和“超過”對方，致使很多學術探討毫無結果。其實，學術批評并不意味著我是你非，你高他低，也許是各有各的角度，各有各的理解，各有各的創造，各有各的片面，構成學術發展中的一個階梯。所有這些，都需要經濟學家進行不斷的反思和保持必要的警醒。

經濟學理論和實踐的反思，不是某個經濟學家的反思，而是全體經濟學家的共同責任。讓我們在反思中創建中國的經濟學和經濟學的中國學派。

社會學理論論文:對社會學理論中“行動”研究的研究綜述

對社會學理論中關于“行動”的研究做綜述，挑選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四個理論進行比較研究。意在說明社會學理論不是一種亙古不變的理論體系，而是動態發展，不斷更新的理論體系，在解釋某一現象時不同理論會有不同的視角。

行動理性選擇布爾迪厄

一、韋伯：社會行動

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maxweber）認為有意識、有目的的行動是社會學研究的對象。他認為，社會學應該在兩個層面上理解社會，即行動者自身的意圖和行動者的集體行動。（喬納森特納&邱澤奇，2001）作為生活在社會中的個人，每一個舉動，每一個行為都是對社會的一種反應。社會學認為，人們的行動具有社會性，這表現為人們的行動是有目的，指向他人，并以他人符合自己預想的反應為目的。所以，社會行動必須具有以下兩個因素：第一，行動者賦予其行動以主觀意義，即行動者有行動的動機；第二，行動者主觀意識到自己的行動與他人的聯系。

韋伯將社會行動分為四類：目的理性行動、價值理性行動、情感性行動和傳統行動。

目的理性行動，以目的作為行動的主要目標，通過認真的計算，利用何種手段可以順利的達到自己的目的是這種行動的核心。價值理性行動，為了追求某種價值，比如倫理上的、宗教上的而采取的行動。情感行動指的是，這類行動是基于情緒或者情感而采取的行動；傳統行動指的是，由傳統的、約定俗成的習慣而決定的行動。以上所述的四類行動類型都屬于韋伯的理想類型，事實上，我們日常的行動很少是這類行動中的某一類。

二、帕森斯：行動理論

帕森斯（talcottparsons）是結構功能主義的主要代表人物，但其理論框架源自他的行動理論。帕森斯認為，行動的最基本特征是具有意志性和目標導向性，這一點他繼承了韋伯的觀點，但在分析社會行動的時候，他摒棄了韋伯的分類方式，提出其單位行動理論。單位行動具有不同的要素，在不同的版本分析中，要素的種類也不同，本研究將其分為四個要素。第一，是行動者，行動者指的是個人在行動之前會思考，并能在思考的過程中產生行動結果。第二，是目標，即行動所想到達的未來狀態。第三，是情境，在行為理論中有“人在情境中”的說法，這里的情境指的是行動發生的場所，有兩個要素：行動者不能控制的事情以及可以控制的事情。第四，是規范與價值觀，行動者會受到這兩個因素的影響，從而決定采取何種方法達成目標。

帕森斯的關于行動的理論是建立在唯意志論的基礎上，此理論認為個體行動者主觀決策行動的過程。但是帕森斯認為這個過程的決策包含規范和情境，受到這兩者的制約。所以帕森斯進一步發展其行動系統的理論，提出了“agil”：適應（adaptation）、目標達成（goalattainment）、整合（integration）與維模（latencypatternmaintenance）四個基本生存問題。這四種功能要求在個人行動系統中存在，而帕森斯提出這以模式的主要目的是將個人行動系統擴大社會系統中，從而創立一種普適性的理論體系。但這一體系帶有明顯的結構決定論的態度。而社會學的發展中，往往一些非主流的理論會給主流理論帶來補充和發展，理性選擇理論就是其中一種。

三、科爾曼：理性選擇理論

科爾曼（jamess.coleman）作為理性選擇理論的集大成者，將理性選擇理論推到社會學理論為前沿，成為近代社會學的“熱門”理論之一。理性選擇理論的基本原則是由新古典經濟學、效益論或功利主義和博弈理論發展而來。雖然它奠基于各種不同模式，但是還是有其框架模式的（瑞澤爾，2005）。

理性選擇理論關注的焦點在于行動者，從個體行動者的角度來說，主要包括行動者的基本狀況及行動發生的必要因素。行動者、資源與利益是構成行動的三個基本要素，行動者都是具有一定利益偏好的理性人，并且科爾曼及費雷洛特別批評將價值、偏好或目標作為個體選擇過程的外在因素的研究范式，認為有目的行動模式必須考慮人們的價值來源及其對個體偏好和選擇的影響（j.coleman，t.sj.fairer，1992）；資源的種類很多，具體可以分為私人物品、事件或某些專長；利益“在客體自我層面是指對特定事件后果或控制資源的滿意度，在行動自我層面表示獲取對控制事件所必須的資源數量，這是行動的驅力”（j.coleman，t.sj.fairer，1992）。而權利是科爾曼理論中的重要概念，權利的分割和交換使行動成為可能，因此權利是行動的條件之一，具體而言是指具有法定權利采取某些行動，使用處置物品或者資源以及控制事件后果，而當擁有的權利受法律保護時，可以對妨礙權力行使的人進行懲處”（j.coleman，t.sj.fairer，1992）。而“信任”是另一個促使行動發生的主要條件，信任結構使行動者間產生相互信任的關系，委托人與受托人之間存在著資源讓渡關系。

科爾曼的理性行動理論的起點是行動者的目標或意圖，在選擇過程中，資源的稀少性與社會制度都是需要考慮的。行動者有不同的資源，對于其他資源也有不同的取得管道。對于那些擁有許多資源的人，達成目的相對簡單，但是對于那些沒有資源或只有極少資源的人而言，要達成目的就很困難或完全不可能。而社會制度在客觀方面規定著行動者行動過程與結果。這些制度的限制同時提供了鼓勵某些行動及抑止其他行動的正向認可和負向制裁。

科爾曼對理性行動理論有信心，但是他也不認為這一觀點能提供所有的答案，在實際的世界中，人們的行為并不是總是理性的，往往有些行為不可以或者不能完全被理性解釋。理性選擇理論繼承了以行動者為主體的思想，開拓了行動研究的思路，將資源與社會制度納入到其中，但是其研究仍有局限性。后現論的出現，打破了現代社會學理論的大統思維，作為后現論家之一的布爾迪厄對行動的在對原有研究的繼承與批判上提出了屬于他的理論。

四、布爾迪厄：社會實踐理論

布爾迪厄（pierrebourdieu）作為法國社會學的代表，其社會實踐理論貫徹其一生。布爾迪厄將行動作為社會實踐來看待，布爾迪厄本人對他的實踐理論曾有過一段精彩的獨白，他說：“我之所以要提出一套時間理論，把實踐活動看作是一種實踐感的產物，實在社會中建構‘游戲感’的產物，就是要說明實踐的實實在在的邏輯（theactuallogicofpractice）——這是一種自我矛盾的逆喻表達法，因為所謂實踐的標志就是‘合乎邏輯’，它具有某種自身的邏輯卻不把一般意義上的邏輯當做自己的準則。”（布爾迪厄、康華德，1998）當然布爾迪厄的社會學理論不僅僅就是社會實踐理論，只是本研究主要關注其這一理論。布爾迪爾的社會實踐是圍繞著行動者在哪里實踐，如何實踐，用什么實踐等展開，也就是說行動者行動的場所，行動的策略，行動的工具是布爾迪厄社會實踐理論所要研究的內容。相對于以前學者對行動關注的本身來說，布爾迪厄的社會實踐理論將行動作為分析的中心，將與行動有關的其他的因素納入到分析中。

1.社會實踐的空間：場域用布爾迪厄自己的話說：“一個場域可以被定義為在各種位置之間存在的客觀關系的一個網絡（network），或一個構型（configuration）。”（布爾迪厄、康華德，1998）場域是人的活動相互作用結成的關系網絡，不能離開人的活動而存在。場域有不同的類別和形式，如哲學場域、政治場域、文化場域等，各種場域都是在特定的社會結構中存在的，都具有某種特殊的利益和作用。但是一定的場域一經形成就有自己的相對獨立性，甚至制約著人的心理、行為及地位等。場域是一個爭奪權力與資本的場所，一個“爭奪的空間”，“任何場域，都是一個力量之場，一個為保存和改變這種力量的較量之場”。在布爾迪厄看來，有多少種場域，就有多少種利益（符號利益和物質利益）。利益既是場域運作的條件，也是場域運作方式的產物。利益推動人們參與到特定場域的游戲之中，相互爭奪。（bourdieu，1992）由此可以看出，布爾迪厄認為任何的行動的產生都必然發生在一個場域中，那么分析某一行動的發生發展也必然需要將此行動回歸到場域中分析。所以場域成為布爾迪厄的行動理論的最基礎的一部分。

2.社會實踐的工具：資本布爾迪厄的將資本指做行動者的社會實踐工具，這種工具是行動者積累起來的“勞動”，可以是物質化的，也可以是身體化的，也可以是符號化的。所以在布爾迪厄的理論中，資本不僅僅是包括物質化的經濟資本，還包括了文化資本，社會資本和象征資本。布爾迪厄的資本概念將行動者的實踐工具從經濟場域擴展到了符號和非物質的場域，進一步深化了資本的概念。

如果將資本單獨分析，比如對行動資本的量化分析，那么資本將失去其工具的實踐性。資本是行動者的實踐工具和能量，在上文分析中，行動者的行動是發生在一定的場域中的，而場域的形成是處在一定位置的行動者的力量關系構成的。所以，資本和場域是相互共存的，資本的價值取決于它所處的場域，行動者使用資本的策略也決定于行動者在場域中所處的位置。作為社會實踐工具的資本，必須要在其場域中才具有價值，資本的相對價值隨著場域的不同而不同。一種特定的資本總是在給定的場域中才會有效，必須與其場域有關，不然它就不會存在或者不會起作用。場域的形成正是因為各種資本的相結合而產生，而行動者在場域中的位置也是根據資本的總量以及總資本中各個資本的相對比重分配的。所以，場域給各個資本的競爭，比較和轉化提供了場所，反之，場域的運作和存在也是靠各種資本的反復交換及競爭才能維持的。

3.社會實踐的策略：慣習

實踐的場所和實踐的工具已經找到，那么實踐的策略是什么呢？在布爾迪厄看來，慣習是行動者實踐的策略。慣習是“由持久的、可以轉化的性情傾向構成的系統。它表示出了一種組織化行動的結果，帶有近似結構之類的意思；它還指明了一種方式，一種習慣性狀態，特別是一種傾向、脾性、資質或嗜好。”（謝立中，2007）或許用“游戲感”或者“實踐感”來理解慣習會更加的直接一點。布爾迪厄在其著作中多次提出“游戲”的概念，他認為行動者的行動就是在做一場“游戲”，這種“游戲”在一個特定的“游戲場”內，通過“游戲者”的不斷嘗試從而習得“游戲規則”并將其內化到“游戲者”的行動體系中，從而形成“游戲感”。“游戲者”的游戲并不僅僅是一次，而是多次的游戲。“游戲感”就成“游戲者”下次游戲的指導思路，再外顯出來。當然每次游戲的過程都是不斷的更新，不斷的內化外化的過程。所以慣習可以理解為，一種通過后天努力習得的具有動態性的體系，它能夠根據特定環境進行有目的的調節，而且是這些慣習產生了與那些環境而非其他環境相一致的所有思想、所有觀念以及所有行動。

場域是一種客觀的關系系統，而在場域里的行動者是有知覺、有意識、有精神屬性的人，因此每個場域都有屬于自己的“性情傾向系統”即慣習。在這一點上，場域和慣習是不可分割的。每個場域是具有慣習的，每個慣習只能在場域中存在，并且每個慣習和產生它的場域是對應的關系。此場域的慣習和彼場域的慣習之間存在著“不吻合”現象。由于場域是分為不同類型或不同形式的，慣習也不例外；因此不同的場域有不同的慣習，把此場域形成的慣習簡單地“移植”到彼場域中去必然會造成不合拍的現象。用布爾迪厄的話說，“實踐理論要同時考慮外在性的內在化和內在性的外在化的雙重過程”。在慣習的實踐過程中，作為工具的資本不斷地被運用。

場域、資本、慣習成為布爾迪厄的社會行動理論的主要線索，慣習回答的是行動者如何使用資本，而場域回答的是資本力量的作用范圍。布爾迪厄的社會實踐理論是建立在對以往行動理論批判的基礎上，同時加入自己特有的思想，是對行動理論的進一步發展。再回到開頭布爾迪厄對于自己實踐理論的那段話，個人行動不是個人理性的產物，而是在社會結構中實踐的產物，而這個過程是二重性的，不斷地往復發生。

對于“行動”的研究還有很多，筆者僅將其中一部分具有代表性的理論做一個簡單的梳理，綜上所述，行動理論經歷了最初的簡單分類的時期，再到行動與社會結構相結合的初次嘗試，再到個人理性選擇的分離階段，最后經歷的行動結構二重性的時代。帕森斯的社會結構理論，希望在韋伯的行動分類的基礎上，將行動納入到社會結構中；科爾曼作為現代社會學理論家中的代表者，希望可以通過從行動者的行動本身出發，將其他社會因素放在行動過程中考慮，這樣可以將帕森斯社會結構理論中的行動部分進一步細化深化；布爾迪厄筆下的行動者，表征出來的是對社會世界的一種信念態、一種實踐感、一種心神投入、一種對游戲賭注的傾注和向往。這是對理性選擇行為的批判，理性選擇理論下的行為者是理性的主體，他的自由決定成為實踐的唯一根據。

在社會學的發展中，“行動”成為最重要的研究對象之一，并且成為諸多理論的基礎。隨著社會的發展，新鮮的事物不斷的出現，而社會學理論也在不斷地更新發展中，每一項理論的出現都不是憑空的，都是建立在對過往理論的繼承與批判基礎上。“行動”的社會學研究也隨著后現代社會學理論的出現與發展，呈現出不同于以往大統理論的“碎片化”現象。不同的學派流派都可以對“行動”做出屬于本學派的解釋，筆者認為這是社會學發展的必然趨勢，也是對社會學理論的具有很積極的意義。

社會學理論論文:試析加強中國社會學理論建設三人談——關于加強社會學理論研究的幾點思考

論文關鍵詞：社會學理論 理論建設 理論思維 理論建構

論文摘要：對于如何加強中國社會學理論建設，鄭杭生認為，時代在呼喚社會學觀念的變革，社會在要求社會學理論創新，中國社會學界應當以寬容的理論胸懷、廣闊的理論視野、嶄新的理論觀念、深邃的理論思維，創造植根于中國社會現實、回答中國社會問題的新理論。劉少杰分析了經驗描述社會學方法的形成過程及局限性，肯定了費孝通所創建的重視經驗考察，同時又不忽視理論概括的社區人類學研究，認為應當將社會學的經驗研究提升到理論思維的層面上。謝立中從當前中國社會學理論研究的發展中，分析了五個具有明顯理論自覺的研究范式或框架式理論雛形，認為這些理論成果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中國社會學“重經驗、輕理論”的實用型面貌。

中國社會學興起于中華民族危亡之際，成長于中國社會動蕩不安之中，其學術發展和自身建設遭到了各種無法回避的沖擊，于是，急于使中國社會擺脫困境的社會學研究，往往來不及對一些重大社會問題作出理論概括，便被卷入新的社會矛盾或社會沖突之中；引用或借鑒國外現成的社會學理論與方法，常常成為中國社會學界研究中國社會問題的方便形式與快捷途徑。特別是自20世紀二三十年代對美國實證社會學研究方法的簡單移植，導致了中國社會學研究輕視理論概括和理論創新的經驗化傾向。費孝通先生在20世紀40年代曾對這一問題作出了深入的理論思考。

中國社會學自其發端之日起，不僅以高度的社會責任感熱切地關注中國的現實問題，而且以深刻的學術思考去建構對中華民族乃至國際社會產生廣泛影響的社會學理論。譬如，康有為的變法維新論、嚴復的合群進化論、梁啟超的化育新民論，以及、李達和等人闡述的歷史發展理論、階級斗爭和社會革命理論，等等，都是對世人產生強烈震撼、引起中華民族反省自強、掀開中國歷史新篇章的社會理論或社會學理論；潘光旦的位育中和論、梁漱溟的中西文化論、費孝通的差序格局論，以及孫本文、吳景超、陳序經等人的思想觀點，在理論社會學的研究與建構方面都有重要的創新性貢獻。正是這些社會學家立足中國社會實際，汲取古今中外的社會學理論成果，創造了內容豐富的中國社會學理論，使得中國社會學在世界學術之林中爭得了立足之地，并啟發一代又一代青年學子為中國社會的進步與發展去深入思考。

如今，中國社會學重建已經二十多年了，盡管我們開展了大量實地調查和經驗研究，翻澤了許多國外社會學新近學術成果，在對中國社會發展、社會分化、社會運行和社會轉型等重大現實問題上作出了一些原創性的理論概括。但相對于日新月異的中國社會發展現實，相對于國外社會學研究層出不窮的嶄新理論成果，中國社會學在理論研究和理論建構方面表現出日漸明顯的不足。

第一，對中國古代、近現代的社會思想與社會學理論挖掘和總結不夠。中國學術界歷來重視對社會人生問題的思考，先秦以來卷帙浩繁的中華經典文獻中，包含了十分豐富的社會思想、社會理論，深入研究這些思想理論，不僅可以了解中國社會變遷和文化傳統衍化的歷史，而且對于了解蘊涵在今天現實中的很多深層因素也具有重要啟示意義。令人遺憾的是，我們至今不僅沒有編寫出一部充分反映中國古代社會思想或社會理論的著作，而且對晚清以來中國社會思想和社會學理論的總結整理工作也開展得很有限。

第二，對國外社會學理論的評介和研究也存在很多局限性。受簡單化的實證社會學觀念限制，我們通常把研究和介紹國外社會學的理論視野，限制在強調科學精神和經驗原則的英美實證社會學范圍內，而把具有人文主義傳統的歐陸社會學理論稱為社會理論或社會哲學排斥在社會學理論研究之外，把某些引入的國外社會學理論不加分析地應用于我們的經驗研究中，導致某些經驗研究成為國外社會理論觀點的簡單證明。這樣一來，既降低了中國社會學的研究水平，也限制了對不斷創新的國外社會學理論的理解。

第三，把社會學簡單地解釋為經驗學科，以為只要開展經驗觀察和事實描述就是在開展社會學研究，在一些研究中排斥理論思考或忽視理論概括，這不能不說是一種狹隘經驗性或狹隘實證生的社會學理解。而某些學術雜志卻以此來決定稿件的取舍，在論文的評審中以此來決定分數的高低，導致了中國社會學界理論研究和經驗研究及其表達的嚴重失衡。這種觀念和行為導致中國社會學研究出現了很多表層化、平庸化現象。例如，課題立項多，理論成果少；經驗事實描述多，深人分析少；熱點問題多，學術積累少。事實上，沒有任何一個學科能夠僅僅停留在經驗層面上，那種僅僅進行經驗研究而不上升為理論概括的研究，不能被視為規范的深人的社會學研究，這一觀點早已為中外經典社會學家所充分論述。

第四，忽視對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及其歷史的深人研究。事實上，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展開的理論視野、思想內容和方法原則，毫不遜色于實證社會學和解釋社會學等其他社會學傳統。然面令人遺憾的是，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豐富內容至今尚未得到深入挖掘和系統總結，就連社會學的業內人士對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思想理論和方法原則也缺乏一定了解。導致這種現象的原因：一是對社會學的狹隘理解。相當多的學者僅僅從實證主義原則理解社會學，似乎社會學只能是實證主義的一統天下，超越了實證主義的立場與方法就不再屬于社會學的范疇；二是對馬克思主義學說的僵化理解。在相當長的歲月里，馬克思、恩格斯及其繼承者的社會學思想和理論，僅僅被理解為哲學、政治經濟學或科學社會主義的附帶闡釋，或認為歷史唯物主義就是馬克思主義社會學；更有甚者，社會學還常常被歸結為資產階級的學說或偽科學。三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處于低潮的消極影響，在我國則還要加上“”的消極影響，產生了“低潮綜合征”。這一病癥的一個突出表現就是對馬克思主義，包括對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偏見和片面理解。例如，似乎馬克思主義沒有社會學，要有那也僅僅是革命斗爭型的，等等。綜上所述，為了克服中國社會學研究中存在的這些局限，大力推進中國社會學的理論研究、理論建設和理論創新，我們應當做好以下三個方面工作：

第一，牢記費孝通先生晚年向中國社會學界多次發出的呼吁：要突破社會學的傳統界限!應當像費孝通諄諄告誡的那樣，中國社會學既要重視科學精神，也要發揚人文關懷；既要開展客觀性的經驗研究，也要開展張揚主觀性的價值評價；既要立足當下中國社會實際，開展參與性、對策性的現實問題研究，也要繼承中華民族文化傳統中的優秀思想精華，開展歷史性、思想性的意義闡釋；既要依據定性和定量的實證研究方法分析問題、形成理論觀點，也要利用中華民族幾千年積淀而成的“會意”、“將心比心”的理解和交流方法，在更深刻的層面上解釋中國社會學所面對的各種問題。

費孝通晚年向中國社會學界的呼吁，是他以深厚的學術修養、寬闊的理論胸懷，積七十余年社會學研究的深刻體會，高瞻遠矚地為中國社會學在新世紀爭取更大發展留下的重要囑托，我們應當認真總結中國社會學一百多年的歷史經驗，像費孝通主張的那樣突破保守而片面的傳統社會學觀念，在更廣闊的學術視野中開拓社會學發展的新空間。

第二，根據當代國外社會學在思想理論上發生的重大變化，積極突破社會學傳統觀念，在嶄新的思想境界中開展中國社會學經驗研究和中國社會學的理論建設。自20世紀六七十年代以來，國外社會學已經發生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變化。歐洲出現了一大批像福柯、布迪厄、哈貝馬斯、布希亞、鮑曼和吉登斯等一批具有強烈人文主義傾向的社會學家，他們的思想觀念已經遠遠地突破了傳統社會學的界限，他們做出的理論概括是在傳統社會學構架中無法理解的理論創新。美國社會學界也發生了意想不到的深刻變化，不僅在實證傳統中發展出一些內容和形式都十分新穎的新學科，如新經濟社會學、網絡社會學、新制度主義社會學、組織社會學、新理性選擇理論等，而且還形成了一些反對美國實證主義傳統的具有強烈人文主義傾向的新學科，如加芬克爾的常人方法學、詹明信的文化社會學、羅蒂的新實用主義社群理論、福山的社會信任理論等。今天的歐美社會學已經展現了一個萬紫千紅、百花爭艷的新局面。

為此，我們不能再用時過境遷的陳舊社會學觀念看待國外社會學，特別是不能把我們在特定歷史條件下了解或引入的一些實證社會學的枝節觀念，當成是國外社會學的全部，用實證社會學的舊觀念、舊原則限制我們在中國大地上開展的社會學研究。我們應當像布迪厄和吉登斯等人論述的那樣，既堅持社會學的理論觀念和理論視野，同時隨著時代的變化而變化，在全球化、后工業化和數字化的新時代，用能夠真實反映當代人類社會發展變遷的新思想、新理論指導對現實生活的新研究。

第三，面對中國社會轉型的現實，并以此為立足點、出發點和歸宿點，對從前現代性到現代性的轉型、從舊式現代性到新型現代性的轉型過程中的各種豐富社會現象做出新的理論概括，提出有解釋力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學理論。唯有如此，我們才能從當代社會學的視角，對構建和諧社會、落實科學發展觀所需要的深層理念的更新、社會結構的調整、社會功能的轉換、社會矛盾的處理、社會信任的重建等重大問題，做出自己的社會學的回答。我曾在1989年指出：“社會學之引人中國，在我國獲得較大發展，取消27年后又不得不重建，歸根到底也是適應了我國從傳統社會到現代社會轉型的需要。研究這個轉型過程，回答轉型過程面臨的種種課題，不僅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中國社會學義不容辭的任務，而且也是它安身立命的根基。可以說，對中國社會的‘轉型’認識得越深入、越全面，中國社會學的成長也就越扎實、越迅速，而成長了的社會學又轉過來推動轉型過程比較順利、比較健康地前進。”

上述三點，歸結起來仍然是在新形勢、新條件下如何創造性地實踐中國社會學百年歷史所走過的道路，即“立足現實，開發傳統，借鑒國外，創造特色”。總之，時代在呼喚社會學觀念變革，社會在呼喚社會學理論創新，中國社會學應當肩負起光榮的歷史使命，以寬容的理論胸懷、廣闊的理論視野、嶄新的理論觀念、深邃的理論思維，創造植根中國社會現實、回答中國社會問題的新理論。

社會學理論論文:淺談社會學理論視角下的拓展訓練分析

論文關鍵詞:社會學　拓展訓練　應用

論文摘要:社會學理論主要是從社會整體出發,通過社會關系和社會行為來研究社會的結構、功能、發生、發展規律的綜合性學科。其研究范圍廣泛,包括了由微觀層級的社會行動或人際互動,至宏觀層級的社會系統或結構。社會學領域理論是拓展訓練中的團隊學習的重要理論依據,也是拓展訓練操作技巧的理論指導,對于認識拓展訓練中的現象和規律具有重要的作用。

一、社會互賴理論在拓展訓練中的應用

(一)對社會互賴理論的認知

社會互賴理論發端于20世紀早期的德國柏林大學。格式塔心理學創始人之一的庫爾特·考夫卡(kurtkoffka)于1935年提出:群體是成員間的互賴性,是可以變化的動力整體,這就首次提出了“群體動力整體性”的觀點。

考夫卡的同事勒溫(k.lewin)在其基礎上,對上述觀點進行了闡發,他認為群體的本質是其成員基于共同目標而形成的互賴,由此促使群體成為一個整體,若群體中任何成員或次群體的狀態發生改變,將會影響其他成員或其他次群體產生改變;群體成員內在的緊張狀態能夠引發完成共同目標的動機[1]。

勒溫的弟子莫頓·道奇(mortondeutsch)于1949年首次提出了兩種社會互賴:積極的和消極的社會互賴,從目標結構角度得出了合作與競爭的理論。最終莫頓·道奇的弟子約翰遜兄弟將這一理論進行統整與拓展,形成了社會互賴理論體系。約翰遜兄弟將社會互賴分為三種情況:積極的社會互賴、消極的社會互賴、沒有社會互賴。社會互賴理論將合作和競爭作為關系變量而非個體變量來進行研究。它不僅關注在完成任務中合作和競爭的效果,而且對互動方式、心理過程、人際關系、對自我和工作的態度等也進行詳細研究。在教育領域,社會互賴理論的運用和發展最成功的范例是合作學習的興起與繁榮。

(二)社會互賴理論在拓展訓練中的應用

社會互賴理論主要研究個體間在合作性和競爭性的社會情境中相互影響時的行動效率、內在心理過程、互動方式及結果。雖然崇尚個人英雄主義、單打獨斗的年代,伴隨著現代社會的飛速發展,已經逝去,團隊合作在當今時代備受青睞。但是合作離不開競爭,沒有競爭的合作是膚淺的、毫無生機的;競爭也離不開合作,沒有合作的競爭,是孤單的、狹隘的。

拓展項目的設計更傾向于合作與競爭的相互依存。在拓展課程實施過程中,既強調學員之間的合作,又注重培養學員的有序競爭,最終達到一種在合作中競爭、在競爭中合作的培訓效果。團隊目標的達成,是學員間合作的結果,但是也離不開相互之間的競爭。合作的同時鼓勵競爭,有助于提升團隊個體的能力,進而提高團隊整體的凝聚力和競爭力。而在鼓勵競爭的同時,又要注重相互之間的合作。競爭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達到更高的目標的手段,在競爭中合作應體現“雙贏”原則。一個人再強大,只能超越自己,而一個強大的團隊可以攻克許多看似不可能完成的難題,這就是團隊力量的最好彰顯。

社會互賴理論在拓展訓練中得到了很好的詮釋。在完成拓展項目,達成團隊目標過程中,學員之間容易相互誘導和影響。積極互賴使學員間產生促進性互動,如果學員能夠全身心的投入,就會形成一種積極的氛圍,可以感染到團隊中的每位成員。這樣不僅促進個人小目標的完成,而且加速了團隊大目標的實現。消極互賴往往使學員間產生阻抗性互動,對困難程度評估過高,或者對自己的能力評價過低,都會使學員產生消極的互動,如果這種消極互動得到擴散,會對目標的達成起到很大的阻礙作用。而沒有互賴就意味著不會產生互動,目標也就肯定不會實現。

二、群體動力學理論在拓展訓練中的應用

(一)對群體動力學理論的認知

群體動力學(groupdynamies)亦稱“團體動力學”,試圖通過對群體現象的動態分析發現其一般規律的理論。群體動力學是20世紀三四十年代西方社會科學的一種跨學科研究,其理論基礎是社會心理學的先驅—庫爾特·勒溫(kurtlewin)的“場論”。“場”是他借用物理學上力場的概念,其基本要義為:在同一場內的各部分元素彼此影響;當某部分元素變動,所有其他部分的元素都會受到影響。勒溫采用格式塔心理學觀點,將個體行為變化視為在某一時間與空間內,受內外兩種因素交互作用的結果。

勒溫認為[2],群體行為由構成群體的個體來執行,但群體具有較強的整體性,對個體具有很大的支配力。用公式b(f)=e×p來表示,即個體行為b是個體所處環境特征e與個體自身特點p互動的函數。

群體動力學主要研究群體的凝聚力(如決定群體凝聚力強弱的因素),群體壓力和社會規范(如從眾現象等),群體目標(如群體目標的有無對群體性能的影響)和成員的動機作用(如競爭與合作)等等。

(二)群體動力學理論在拓展訓練中的應用

拓展訓練強調團隊學習的氛圍,整個過程就是幫助團隊和每個成員不斷發現團隊和自己存在的問題,不斷向好的方向改善的過程。拓展訓練的各個環節都能體驗到團隊精神。在場地項目和情景項目中,目標的完成離不開團隊成員之間的相互協作。在高空項目中,個人的成功挑戰也離不開團隊成員之間的鼓勵。

拓展訓練課程中會形成以團隊為單位的“場”,學員也會在這個“場”中體驗項目,并在體驗中促進個體的感悟的形成。雖然群體動力源于個體動力,但是群體動力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個體動力。由于每位學員在生活學識、經歷等等各個方面都存在很多不同之處,所以他們對拓展訓練的理解角度存在一定的差異,這樣就導致學員在參加拓展訓練過程中的態度也不盡相同。但當團隊這個“場”形成之后,以團隊的整體性來引導和影響學員行為,會使整個團隊產生一種積極向上的氛圍,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團隊目標實現的可能性。即使有個別學員存在消極的情緒,但受到積極氛圍的感染,也會產生從眾現象,融入到團隊之中。反之,如果整個“場”的氛圍是消極的,哪怕有積極的學員,也會受到環境的影響,從而產生不利于團隊目標達成的消極因素。

三、符號互動理論在拓展訓練中的應用

(一)對符號互動理論的認知

符號互動理論(symbolicinteractiontheory,又稱象征互動理論),是與美國社會學的芝加哥學派有著密切關系的傳播學基礎理論之一,也是重要的教育社會學理論。其代表人物是米德(g.mead),其核心的三個概念是“符號”、“自我”、“互動”。雖然“符號互動論”是布魯姆提出的名詞,但符號互動理論是米德獨一無二的思想,在其著作《心智、自我與社會》中得到最充分的表達和呈現。這個具有開創性的社會學觀點理論對社會科學作出了卓越的貢獻,但也受到其他許多學者的影響,尤其繼承了c·h·庫利的“鏡中自我”概念。

米德認為象征符號乃是社會生活的基礎。他綜合了新達爾文主義、杜威的實用主義和行為主義,將人類心智、社會自我、社會結構貫穿于社會互動之中[3]。他認為,人們具有獨特的心智過程,他們通過“體味而理解他人的角色”就可以達到一個新的高度,因為行動者可以更準確地估計他們對他人的行動可能產生的后果,并進而增加與他人合作性互動的可能。

符號互動理論在后期的發展中分為兩大學派,一派是由布魯默領導的芝加哥學派,繼承了米德的研究成果;另一派是以科學取向為特征的衣阿華學派,代表人物有m·庫恩、卡奇等。兩派的基本區別在于方法論,衣阿華學派采取量化的取向。

(二)符號互動理論在拓展訓練中的應用

米德的符號互動理論貫穿于整個拓展訓練的課程,對拓展訓練的發展有著重要的意義。符號是指傳達信息的基本單元。它是對事物的表征,也是語言、動作、表情等的代碼形式。而互動則是一種使對象之間相互作用而產生彼此發生積極的改變的過程。符號互動論強調人們在感受并理解他人角色的過程中自我概念在不斷地成熟,使學生獲得“鏡中我”的感覺,視他人態度和意向而行動的能力也會不斷地增強。

在拓展訓練課程實施過程中,培訓師要創設情境,通過精心設置的項目,利用模擬的環境,引導學員變換角色去體驗他人的想法,理解他人的觀點、價值觀等。運用“成功導向”和“關系導向”的引導方式,適時加以鼓勵并引導其以成功為目標,提高個體參與活動的積極性。那么在此過程中就存在著兩大角色,即培訓師與學員,那么也就存在著師生互動和生生互動。師生互動則是通過項目導入及規則介紹得以體現。也就是互動情境“文本”的解讀過程,師生通過對互動符號的理解與解釋而達到互識和共識。生生關系則主要表現在學員之間為了完成團隊目標,而進行的符號互動。

符號交互作用理論把社會相互作用解釋為符號交換、直接溝通,人們能想象他人或群體怎樣看待自己[4],即個體自己能扮演他人或群體的角色,相應地解釋情境,并決定自己如何行動。符號交互作用理論現在拓展訓練中得到廣泛地應用。使用的較多的是莫利諾在1960年所創建的“角色扮演技術”。拓展訓練過程中,主要采用角色扮演技術,讓學員在一種特定的或創設的情境中扮演某一角色,使其認清角色的理想模型,了解項目對角色的期望和自己應盡的角色義務,從而有助于他們去控制或改變自己的態度與行為,以達到改善人際關系和提高工作或學習效率的目的。

四、結語

拓展訓練打破了單一的說教與灌輸的傳統教學方式,以一種先行而后知的體驗式學習方式倍受推崇。伴隨著拓展訓練的不斷成熟和發展,其理論體系也得以充實。團隊學習貫穿于整個拓展訓練課程,將學員放到一個團隊的環境中去,在團隊中與他人互動合作學習,共同成長。社會學領域中的社會互賴理論、群體動力學和符號互動理論都是拓展訓練進行團隊學習的理論依據。

社會學理論論文:社會學理論的時間轉向分析

［摘要］早期在哲學界里對時間本質的理解一直令人感到困惑與神秘。因而時間問題在哲學理論范疇中仍是未解之謎。自從孔德以來社會學家在自然科學方法論范式影響下構建社會科學理論和實踐，對時間的理解經歷了從迷思到崛起的轉變，而只有到20世紀后半葉，時間研究成為后現代顯學，時間的理解已超越了哲學思辨的討論和物理語境下的去社會化，人們更加關注時間的社會意義。時間儼然成為一種生活事實，構成理解社會實踐問題的符碼。

［關鍵詞］時間本質;絕對時間;社會時間;理論轉向

福柯認為，20世紀預示著空間時代的到來，我們正處在一個同時性和并置性的時代，我們所經歷和感覺的世界更可能是一個點與點之間的相互連接、團與團之間相互纏繞的風格。

伴隨著空間時代的到來，時間問題的思考與探索也如期而至。1937年，美國學者索羅金和默頓首先開啟了社會學視域下賦予時間以社會意義的探索性研究，并提供了一種關于社會時間的方法論的和功能的分析。隨著后現代社會思潮的勃興，時間對日常生活的建構及對理解當代社會變革的意義受到社會學家們普遍的追捧，促使人們開始思考時間賦予行動者的社會意義。如何理解時間?早期社會科學對時間知識的理解只集中在哲學的理論范疇中，追求時間本質問題的探索，沉迷于本體論的哲學演繹邏輯中。20世紀后半葉，隨著自然科學研究的不斷深入，社會科學對時間的理解已超越了哲學思維的討論，人們更加關注時間與日常生活實踐的內在關聯性，時間成為理解社會實踐問題的符碼，即時間就是一種生活事實。

一、時間:哲學語境中的未解之謎

早期對時間知識的理解，遍布于哲學文獻之中，自文明思想的開端以來，時間就一直折磨著、困擾著哲學家們。他們認為時間之謎，就是生活之謎。沒有時間，也就沒有生活。因為生活就生活在時間之中。每個人都生活在他自己的時間里，沒有兩個生活在同一時刻的人。而真正生活在相同時間里的任意兩個人，他們的觀念、記憶、理想抱負的內容也都各不相同，這是顯而易見的。因此時間的介入賦予生活以極大的豐富性。那些構成生活，又使生活不同于物理過程的東西，要求在對他們的描述中包含一種時間意識，這種時間意識既有對未來的期待和愿望，也包括對過去的記憶。生活的時間綿延不斷，積淀著對過去的感情，又內蘊著對未來的期望，這些是任何物質客體都不可能體驗到的。要使我們對生命體的描述是活生生的———不管是個人還是社會過程———所需要的并不是使活的東西變成死的東西的那種橫切面的空間抽象，而是對生活事件的一種縱向的時間抽象。

因此，在哲學語境中理解時間的本質、時間的形態，理解生活的過程在時間中展開時所采取的形式成為他們追求的首要目的。因為，理解時間的本質就是提高我們對我們自己、我們的行動、我們的社會關系，以及人類生活自身的理解。然而，理解時間的意義的全部困難就在于理解過去、現在和未來的關系。它們是連接在一起的嗎?一個會流向另一個嗎?未來會成為現在，再成為過去嗎?這些問題在幾個世紀以前就由圣．奧古斯丁提出，后來由愛略特、福克納、普魯斯特等人，以非常相似的措辭提出來。所有這些人都試圖在他們的寫作中反思時間本質，圣．奧古斯丁說出了這個謎題，而他這番話多少世紀以來仍然在不斷回響著。“對于什么是時間?……我們在話語中會說一些比時間更熟悉和更明白的東西嗎?當我們說到它的時候，我們理解;當我們聽到別人說它的時候，我們也能領會”。他還有這樣一段著名的格言:“什么是時間?沒人問我，我是知道的;如果我想向問起這個問題的人做解釋，我就不知道了;然而，我大膽地說我知道，如果沒有什么流逝，時間過去就不存在;如果沒有什么即將來臨，那么，要即將來臨的時間也不存在;如果什么都不存在，那么，時間現在同樣也不存在。”他認識到這一難題、這個謎，為尋找時間之謎的答案成為他終其一生的追求。

不僅在時間本質上，對時間形態問題的論述也一直存在兩種爭論:一種觀點認為，世界是非連續的，是由固定不變的存在于虛空中的實體構成的;而另一種觀點則認為，世界是一個流動的連續的世界。在這一爭論中西方思想可以追溯到巴門尼德的“存在”思想和赫拉克里特的“生成”。巴門尼德認為，世界以物存在;存在是存在的并將一直存在;一切都是可知的、確定的。存在永遠不會導致生成，時間沒有任何獨立的實在性。而對于赫拉克里特則認為，一切都是流動、變化而非靜止的，對立生成對立，唯一的實在就是生成自身的實在。一切實在都在時間中流動。之所以會造成這種爭論，究其原因可以歸因于時間它面對著一個無法逾越的難題:它不像客觀物質那樣能夠直接進行觀察和測量，而時間是難以把握的，它的本質就是它根本不會保持靜止。我們不可能控制時間，讓它在一定范圍內保持靜止以供觀察、計算和操縱。從某種意義上說，時間也變得難以描述。正如黑格爾所說的，“詞謀殺時間”。因為時間是動態的，而詞是靜態的。用詞來描述時間，詞就使物保持靜止。一旦把時間固定下來，詞就毀了時間，所以時間問題在哲學的語境下仍是未解之謎。

二、時間:物理學主義語境中的迷思與崛起

20世紀自然科學受到時代的召喚，在物理學、數學、生物學等學科方面獲得突飛猛進的發展，極大地推動了社會科學的理論視野的轉向。社會學家秉承了自然科學的方法論范式來構建社會科學的理論。因此社會科學理論的重要轉變都伴隨著自然科學中對時間和空間的重新界定。其中社會科學家對時間概念和本質的理解就與物理學中有關自然時間的理論闡釋直接相關。因而隨著在物理學主義語境中時間概念的轉變，人們對社會時間的理解也經歷著從迷思到崛起的轉變過程。在經典物理學中，時間與運動是不可分割的，對時間的描述離不開物質的運動。時間不是因自身而被研究的，它只是被當成一個不變的、可以無限分割的單位，成為界定其他物理量的尺度，牛頓把它定義為絕對時間。牛頓認為，絕對的、真實的和數學的時間本身，就其性質而言，與任何外部事物無關，它均勻地流逝，所有運動都可以加速或減速，但絕對時間的流逝不會發生任何改變。這意味著，任何事物的變化都無需時間情景或無需參照過去、現在和未來的無時間數量。

存在變化，但變化是外在，不因時間而發生。因此，運動和變化是在非時間性的時間中進行的。社會學家把它理解為時間是可逆性的、非時間性的，而且可逆性時間是假定一切都不變，一切又必然回到初始階段。時間沒有過去和將來，而只真實地存在于現在之中。社會科學家接受了絕對時間概念，即時鐘時間。這種時鐘是量的延續、一去不復返的，被去除了質的變化，它不僅包括作為尺度的時間，還有測量時間。對于時間而言，社會科學家相對于自然時間來描述社會時間時，認識到了總體性區別，而當他們把時間當做客觀的數量及抽象的、標準化的尺度來使用時，卻又將其忽略了。所以在社會學家視野中不假思索地把時間作為外在變量，行動的環境，并把時間進行去社會化。他們總是想應用自然界的“規律”來揭示社會的實在性，卻恰恰忽視了社會時空的復雜性，這是時間迷思的時代。從20世紀50年代，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和量子理論家的研究，徹底變革了時間和空間的物理觀念。時間開始趨于一種不可逆性、不確定性的特征。當代社會理論開始出現一種嘗試性的能量和時間的融合，引發了物理學主義中時間理論的崛起。愛因斯坦的研究集中在相對時間、彎曲空間———時間和有限光速三個方面。他把時間操作性地用作一個尺度，確定時間是相對于觀察者及其參照系的，是局部的、專有的或因系統而異的時間，即相對時間。

基于相對論原理，在社會科學中我們對社會時間和時間的社會性開始產生新的理解，人們開始關注自然時間的相對性和情境性與社會時間會以何種方式共存或相異，并把結論納入其學科的方法論體系中。吉登斯接受愛因斯坦的時空融合成彎曲的空間———時間觀，并以此廣泛地研究時空概念，在他的理論著作中對時段、長時段、此在概念的理解分析中實現了從二元論向二重性的轉變，并展開了它們的相互包容性，在變化與結構之間、共時分析與歷時分析之間建立起聯系，實現社會時間與自然時間的融合。然而，量子物理學家發現，構成經驗世界的必要組成部分的因果關系，在亞原子層次上不再具有意義了。他們體驗到一種非局部聯系和非因果性，即一個不可分割的、動態的模式化的、無法抽象也不能測序的整體。量子世界的時間觀認為因果關系本身就是時間現象，它包含能量和時間的行動單位，這些量子不是堅不可摧的實體，而是被視為四維空間———時間的實體，視為動態的活動模式。行動和模式概念根本上都是時間性的。社會學家把量子物理的時間觀理解為時間性、根本不確定性的、未來維度的重要性。社會理論家盧曼尋求接受量子物理學的時間觀，強調溝通與變化，強調作為根本單位的行動，一旦行動以這種方式情景化后，都更有意義，也就會實現了行動、能量與時間的融合，觀察者與觀察對象的相互蘊含。正是在回顧物理學中自然時間的定義變化，才推動了社會學家對時間社會理論具有意義的深刻見解。這是一個時間崛起的時代。

三、時間:社會學視域下的生活實踐

(一)社會時間:一種生活事實

在哲學理論視域中對時間的思考多集中在時間本質和時間形態的問題，卻不能深入到人們的日常實踐之中。隨著自然科學的發展尤其是物理學中絕對時間概念的提出，更多的社會學者都只把時間當作社會理論研究中的外在變量，而對時間的社會性研究卻缺乏相關的理論著作，因此長期以來就缺乏普遍的方法論范式，從而也缺乏整合人們在日常生產實踐活動中的種種經驗現象的研究。但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伴隨自然科學中相對時間及“后現代社會理論”的發展，繼承物理學主義和社會學理論中“時間與社會”思潮的興起與發展，構成了以時間為社會生活實踐的“時間———社會理論”的知識譜系，直到進入20世紀70年代，隨著人文科學即管理學、組織學等學科知識的豐富與發展，其理論及方法體系更顯視域寬泛。時間儼然成為一種生活經驗事實的表征，從而時間已然成為構成聚集社會生活一切重大問題的符碼。

索羅金和默頓引領學界探索時間在人們日常生活中的社會意義，從而開創了時間社會性研究的先河。索羅金認為人們在現實的物質世界中生活總是帶有一定的理想和目標，而且在實踐的過程中又都是通過時間競爭來實現的。默頓對時間的理解是提出了社會時間的概念并將社會性和意義引入其中。認為社會時間是以某種社會現象為參照點來表達其他社會現象的發展與變化。社會時間不僅僅是量的，更多的是質的，體現人們所賦予的社會意義。這些性質又都來自于他們賴以依靠的組織中共享的習慣和信仰。默頓認為日歷上的時間，當它被轉變為社會時間時就具有意義了。在日常實踐活動中，我們時常會使用與我們生活息息相關的事件來標示時間。如“下班后我去看你”“一頓飯的時間”等，這些都是我們平日里經常發生的事情，而不同于日歷上所標識的時間，目的僅僅告訴人們———“什么時候去做或需要多長時間”。這些事件的時點總是能與我們生活實踐之間有著一種極具意義的關聯。

莫頓為了證實不同地區人們時間的區分是根據人們平日里生產和生活實踐活動來決定的，他們以科希人為例，因為科希人每8天才組織一次集市，所以1周就被確定為8天的計時體制，而且日期的名稱幾乎普遍采用集市舉辦地的名稱來命名。同時，莫頓引證的其他地區也如同科希人一樣星期計時制，多數都是由集市活動的時間長度來標識的……所有這些說明日期的周期性都與月亮等自然時間無關，而是與當地人們的日常實踐活動相關聯的。因此星期的標識方法大都是依賴于組織中人們活動這一社會事實來確定的。不僅如此，他還從典禮、宗教儀式、狩獵等方面，描述了人們是如何用日常的實踐活動來標識時間的，時間已成為一種生活事實。除此之外，劉易斯和韋加特也對時間的社會實踐理論做了卓有成效的探討。他們指出時間的概念出自于人類實踐活動中，并對個人的生活產生持久的影響。在社會學中，這些時間概念的界定他們認為比用天文學觀察的時間界定更能表達其社會意義。他把人們的“日常實踐”活動導入社會結構研究中的三個層次，并以類型學為切入點提出了在個體的、群體的、制度的三個層次中每一個層面上的時間形態:在個體層面，是“自我時間”，在群體層面，是“互動時間”，而在制度層面上則是“循環時間”，這些都是人們日常生活中時間的真實寫照。他們還以相關的社會時間理論為出發點，將時間的嵌入、分層和同步性的概念貫穿于人們日常生活實踐并融入這一理論中，建立了一種自己的建構性的社會時間類型學，推動了時間社會理論的發展。

(二)社會時間視角:經驗社會學研究的開端

自從索羅金和莫頓引領社會學家們探索時間的社會性和富有意義的理論研究以來，便為時間社會學研究展開一種理論研究視角，從此也開啟了社會學家們對時間經驗性研究頗為深入的探索。許多有豐富理論視野的社會學家們開始展開一些跨學科的實踐性轉向的理論思考與研究，西方學者芭芭拉?亞當、奈杰爾?思里夫特等所作出的相關理論研究為時間向日常生活實踐滲透并開展經驗性研究視角的轉變提供了思想啟迪，并直接促成了時間社會性研究的學術轉向。在研究中，理論家們都從歷史的豐富性及社會的多樣性理解時間，以及在社會的復雜性中把握時間，去探尋時鐘時間、社會時間和時間意識間的關聯性，探尋過去、現在與未來時間的關聯性，探尋時間作為資源、秩序原則和可能性生成間的關聯性。在社會結構和社會關系中把握時間的復雜性及社會性，從而建構社會秩序的研究模式，因此實現了社會時間向一種以“生活事實”為真實寫照的實踐性研究。

從20世紀70年代后期，社會學家們把以前給予空間和歷史的知識反應，轉移到依賴于演繹日常生活實踐中的“時間性”上，開啟了學界的“時間轉向”。開始關注時間是如何形塑人們的觀念，關注人們日常生產生活實踐在時間中的意義，關注習俗、制度又是怎樣控制和分配人們的時間的。思里夫特在《資本主義時間意識的形成》一文中，詳細闡釋了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一種商人充分展現理性及經濟資本計算基礎上的新型時間意識是怎樣形成并逐漸被普遍認同的。這一過程是由“教會時間”向“商人時間”轉化的過程，也是充分見證和體現封建主義制度滅亡和資本主義制度形成的過程。時間不再是任務定向而是隨商品經濟發展的需要，時間由此變成一種可以被討價還價的商品，即“時間就是金錢”。它不是被度過的，而是如同商品一樣被花費掉的。伴隨科技革命的來臨，人們對時間的計算與管理已經越來越普及到人們的日常生產和生活的實踐中，時間已經由擁有者劃分為與日常生產和生活相關聯的時間形態即工作時間、休閑時間等。時間明顯被分割，日漸被異化。這些基于人們日常生活實踐基礎上的理論闡述充分體現了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人們重新形塑自己時間觀念的過程也就是資本主義新的生產秩序建構的過程。芭芭拉?亞當在《時間設計與管理》一文中，闡釋了資本主義社會中與現代性有關的時間的社會結構和制度。

他們認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時間已由傳統的自然觀察的天文時間、滴滴答答的時鐘時間向人類賴以依靠的組織化社會時間轉變，從事物發展與演變過程的時間向非情境化的時間轉變。而在現實社會組織中設定的時間規訓使人們摒除了自然時間的局限而實現了非情感化的行為目的。人們在行動中不得不積極做出努力的行為來保持時間規訓得以實現，從而避免任何的“浪費時間”以追求最大的速度和效率。這就是說資本主義社會的現代化過程是集中做到時間意識抽象化，非情境化與合理化的過程，這一過程是西方社會把理性化、抽象化、實質化的時間作為一種社會、經濟、教育的戰略。時間也就如同商人眼中的稀缺資源，成為人們競相控制和管理的核心。

在西方社會學的理論視域里，時間已成為一種生活事實并且是存在之根本。對時間的多樣性表達和理解已超越了天文時間和時鐘時間，開始融入價值和控制、規則，同時也不斷注入社會權力關系。從此人類已超越其因物種而異的生物時間，延伸了時間的社會領域。因此，我們可以明白，在人們日常實踐活動的時間中全都隱含著秩序、組織、控制、權力及資源。以上這些時間理論的研究成就更深化了人們對時間社會性的理解，同時也豐富了當代學界對時間理論的研究興趣，并不斷拓展社會科學中“制度”“時間”“秩序”等理論研究的知識體系。

總之，在知識史的回顧中，我們既發現了時間在物理學主義的語境中人們不假思索地把社會看成是一個超時代的過程，把時間當作行動的外在條件，并把時間作為一種自然常態、一種外生變量。從而這是一個缺失時間性的時代。但隨著自然科學物理復雜學的出現及社會時間理論的發展，我們也驚奇地發現了以日常生活實踐為對象的社會時間理論研究的蓬勃發展。社會時間，成為社會科學研究的一種新的敘事，一種新的視域，一種新的理論轉向。

作者：呂鐵林徐紅曼

社會學理論論文:社會學理論研究

本文作者：陳宸方來武作者單位：中央財經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關于社會學理論層面的思想

1.社會學的方法論

所闡述的社會學是以唯物史觀為指導方法的，他認為歷史唯物主義是研究社會現象的法則。1919年《新青年》六卷五、六號發表了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文中不僅闡述了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并且提出必須以歷史唯物主義的原理去研究社會現象。他指出歷史唯物主義“于社會學上的進步，就有很大很重要的貢獻。他能造出一種有一定排列的組織，能把那從前各自發展不相為謀的三個學科，就是經濟、法律、歷史，連為一體，使他現在真值得起那社會學的名稱。因為他發現階級競爭的根本法則因為他指出那從前全被誤解或蔑視的經濟現象，在社會學現象中是頂重要的，因為他把于決定法律現象有力的部分歸于經濟現象，因而知道用法律現象去決定經濟現象是逆勢的行為。因為他借助于這些根本的原則，努力以圖說明過去現在全體社會學上的現象”。②因此，他在《唯物史觀在現代社會學上的價值》指出唯物史觀是社會學的一個核心法則———“社會學得到這樣一個重要的法則，使研究斯學的人有所依據傅得循此以考察復雜變動的社會現象，而易得比較真實的效果。這是唯物史觀對于社會學上的絕大貢獻，全與對于史學上的貢獻一樣偉大”③。所闡釋的社會學是以唯物史觀為指導方法的，以“社會為研究對象”的的這一系列的觀點與總結，對于中國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建設與發展具有重要意義與深遠的影響，為中國的社會學指明了方向。

2.對西方學者的社會學思想的梳理

馬克思主義固然是中國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建立與發展的核心理念與指導思想，唯物史觀也固然為其指導方法，但是在此過程中，不能忽略對西方社會學家的思想、西方社會學理論的學習與借鑒。對圣西門、韋柯、孔德等社會學家的思想進行了較為系統的學習與梳理。在《韋柯及其歷史思想》中直接指出，韋柯是在意大利社會學先驅中，與孔德地位并駕齊驅的，他的研究方法帶有馬克思主義的意思。同時，還闡述了韋柯的社會學理論有著很大的缺陷。他的研究方法即為經驗的歸納法,其銳利的觀察力雖然往往帶有唯物的傾向,但“他把自然的環境及于個人及國民的影響,看得過大”④；通過學習，發現孔德繼承了圣西門的知識歷史觀,即以為知識決定宗教,宗教決定歷史,同時韋柯的社會學思想對孔德起到了啟發的作用，“足以喚起孔德的神學的、形而上學的、實理的三段時期說”⑤；還對圣西門（原文中用桑西門）的社會學思想進行了研究，圣西門認為社會的發展是有規律而尋的，歷史也是前進發展的，這便是他的社會學思想的核心。指出，圣西門是社會學先驅的又一人，圣西門認為，社會進步的目標，是創造社會幸福，“因為勞動階級在社會上占多數而且極其重要，所以向此標的進行的第一步，應是勞動階級運命的改善。這是改造社會中的政治的主要問題，他主張以社會主義解決此問題。”⑥在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初露端倪的五四時期，就將西方學者的一些社會學思想進行了分析，雖然由于各方面條件的限制，他的研究無法做到全面與透徹，但是在當時，足以體現他思想的先進性。

3.社會與歷史、政治的思想融合

在比較與融合各類科學中發展與研究社會學，他在《唯物史觀在現代史學上的價值》中強調“研究各種科學，與其重在區分，毋寧重在關系；說明形成各種科學基礎的社會制度，與其為解析的觀察，不如為綜合的觀察。”⑦他在闡述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理論時,就做到了不斷地去發現與比較社會與歷史、社會與政治的關系。（1）社會與歷史根據歷史唯物主義的原則，他把歷史學與社會學結合起來。他認為“人類的歷史,乃是人在社會上的歷史，亦就是人類的社會生活史。人類的社會生活，是種種互有關聯，互與影響的活動，故人類的歷史，應該是包括一切社會生活現象廣大的活動”⑧。因此，他認為“社會的變遷，便是歷史”⑨。社會與歷史是同質異觀，“同一吾人所托以生存的社會，縱以觀之，則為歷史，橫以觀之，則為社會”⑩。社會學與歷史學都是以社會為研究對象。的歷史學與社會學具有同質性的論點，對從事社會學研究的人具有很重要的啟示。但盡管如此，社會學與歷史學“不可認作全為同物”。社會學與歷史學“其間有相異的性質”。“歷史學的目的，在考察人類社會生活的經歷及其變革；而社會學乃在人類社會生活的結合及其組織。歷史學是就人及人群的生活經歷為理論的研究，以尋其理法者；社會學是就人群的共同生存的一切社會現象，為理論的研究，以尋其理法者。簡明的說，歷史學是把人類社會的生活縱起來研究的學問，社會學是把人類社會的生活橫起來研究的學問。”輯訛輥的《史觀》、《原人社會于文字書契之唯物的反映》等文章，都是以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探索中國社會史的，沿著社會學是由歷史哲學逐漸發展而來的理念與思路，探索社會學理論的淵源，以此來探索歷史唯物主義思想發展的軌跡和社會學規律的演變，這一點，也對后人研究社會學起到了啟發作用。（2）社會與政治認為，社會與政治的關系是，并不是單項的因果關系，“須知社會與政治，是互為因果的，不可偏重一面的。”輰訛輥同時，他對社會問題的概念也進行的闡述，凡是能引起社會不安，并且社會立志于尋求解決的方法的問題都是社會問題。在《社會問題與政治》中，以婦女參政問題與童工問題為例，詳盡的闡述了社會問題與政治的緊密聯系與互為因果關系，并為從政治上入手如何解決一些社會問題提出了寶貴的建議，做出了要想改良社會，就必須從政治入手，依靠政治的力量的結論。這為用馬克思主義解決中國社會問題提供了廣闊的視角。

關于社會學實踐方面的思想

1.勞動者問題

的社會學思想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緊密聯系當時中國社會的實際，回答人們對社會學的種種偏見與誤解，闡明社會學的基本思想內容。同志本著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精神理念對當時中國工人、兒童、農民的勞動、生活、教育等問題進行了較為深入細致的研究，《唐山煤廠的工人生活》、《勞動教育問題》、《北京市民應該要求的新生活》、《上海的童工問題》等一系列文章應運而生。這些文章是同志做了周密的實地調查之后，用詳實的資料寫出來的，集中地關注了城市市民的勞動、教育、生活等問題。

（1）工人問題

在深度訪問了唐山煤場的朋友之后，先生寫下了《唐山煤廠的工人生活》一文，直接揭示了“工人不如騾馬”的事實；在《勞動教育問題》中，他指出資本家從根本上剝奪了工人學習、教育的權利，“那知道那些資本家奪去勞工社會精神修養的工夫，這種暴虐，這種罪惡，卻比掠奪他們的資財更是可怕，更是可惡”，并呼吁現代社會改善教育不昌、國民知識貧弱的現狀。同志在《勞動問題的禍源》一文中，一針見血的指出工人勞動者問題的禍源是工銀制度、資本制度、工廠制度以及社會上少數人的統治權，同時他還揭露了資本主義制度是導致工人被剝削問題的根本原因。同志還分外關注一個特殊的工人群體———童工。在他教授杜會學課程的時候，就對兒童問題非常熱心。1924年他到蘇聯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時，順便親自調查了革命后蘇聯兒童的生活情況。當他親眼目睹到蘇聯兒童在黨和政府的關懷下幸福的生活、成長、接受教育時候，不禁為中國兒童的悲慘遭遇深感憤怒，為此，他查閱了大量的報刊資料，并寫下了《上海的童工問題》，寄回國內，以引起國內有關人士的注意。《上海的童工問題》一文，闡明中國社會童工問題的嚴重性。他懷著萬分憐憫的心情寫道:“上海工人在身體上精神上都受極重的損傷，而以童工為尤烈，這都是長時間工作疲勞過度之所致。童工被傭于家內鋪店、小工廠、家庭工業、洗衣房、并建筑業及大工廠等。女童工間有淪落而為娼為婢者。”輲訛輥指出，童工問題的解決，不能寄希望于軍閥政府，不能依靠外國人的執政機關，因為他們不會實施一些保護童工利益的政策的。“為擁護這十七萬三千二百七十二人的利益和免除他們的損害，非賴上海的勞工團體的本身不可；為幫助他們智能的發育，娛養的得宜，非賴上海的獻身于無產同胞的青年不可。”輳訛輥文中他用詳實的資料，分析指出童工制度的罪惡和上海童工遭受的非人待遇，并呼吁廣大人民關注、關心童工問題。在當時，能系統地揭露、研究童工問題的人實為罕見。

（2）農民問題

除了關注市民、工人的生活、勞動及教育等問題外，同志也同樣關注著農民的生活勞動等問題。他不僅在北方指導了一系列的農民運動，而且寫文章從理論上闡述中國農民困苦的生活現狀，指導農民運動的發展。在《土地與農民》一文中，他闡述了歷史上平均地權的活動，并指出農民中最多數最困苦的階級便是自耕農與佃農。同時，他也論述了農民、特別是貧農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號召革命同志到農村去組織農民協會，開展農民運動。“革命的青年同志們，應該結合起來，到鄉村去幫助這一般農民改善他們的組織,反抗他們所受的壓迫，中國浩大的農民樣眾，如果能夠組織起來，參加國民革命，中國國民革命的成功就不遠了。”輴訛輥同志曾把此文編入《農民問題叢刊》，作為農民運動講習所的教材，指導中國的農民革命。在《魯豫陜等省的紅槍會》一文中，同志高興地指出，紅槍會的出現“可以證明中國的農民已經覺醒起來，知道只有靠他們自己結合的力量才能從帝國主義和軍閥所造成的兵匪擾亂之政局解放出來，這樣在農民運動中形成一個偉大的勢力”輵訛輥。他在文中總結了紅槍會的特點，還弘揚了這種農民大運動的可貴精神，表現出對農民自發組織的極大關心和熱情，呼吁農民朋友了解農民階級在國民革命運動中的地位和責任，清楚的認識誰是他們的仇敵和朋友，了解紅槍會的性質及其應走的道路。同時，他又指出，由于農民的狹隘、落后的思想意識，他們往往會受到軍閥們的利誘與剝殺。因此，他倡導農村工作者及進步青年一定要幫助農民，為他們指明前進的方向。這是的杜會學思想在農民問題、農民運動問題上的成功運用，為后人用杜會學的思想方法研究、解決農村問題作出了貢獻。

2.人口問題

世界人口的迅猛增長導致人口問題早已經成為全球關注的重要議題。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各國的學者就針對人口問題進行了激烈的爭論。不過，他們得出的結論卻是落后的甚至反動的，支持英國人口學家馬爾薩斯的觀點，即人口問題可以通過戰爭來解決，實質上，就是為戰爭者發動戰爭找到最佳的借口和理由。同志是我國批判馬爾薩斯人口論的前驅。他寫的《戰爭與人口》一文，對上述的反動觀點進行了透徹的批判。他從古今人口發展史等角度，證明戰爭不僅不能解決人口問題，反而會帶來一來列其他問題。“夫人口過庶，固當求解決之道，而以戰爭以解決之，乃無異于墮胎自殺也。觀于近日交戰國之面包問題日益危迫，足知饑饉之來逼，全為戰爭之所賜。輶訛輥”接著，他又從當時世界各國的實際情況出發，從不同方面再次論證馬氏學說的非科學性。該文對當時關于戰爭與人口的反動觀點進行了尖銳地批評，使人們認識到戰爭的本質及人口問題的根源。在文章的最后，同志又指出了馬氏學說的部分合理性。“余雖時于馬說有所非難，然并不抹殺其說于經濟學上之價值，懸其說以為警戒，使人益知奮進，以謀文明之發展。輷訛輥”同志關于人口問題的闡述是運用馬克思主義社會學觀點來分析、解決人口問題的范例，具有典型性與可借鑒性。在這篇文章中，同志的某些觀點未必會適用于我國當前的人口問題，但是這是社會發展導致的。同志能夠將社會學理論應用到實際問題中，決不隨波逐流、人云亦云的治學態度與刻苦的鉆研精神，是值得我們學習的，同時也是一個社會學者應具備的重要素質。

3.婦女問題

社會學家一直以來都致力于研究婦女問題。當社會學在中國還沒有完全成熟時，婦女問題就作為一個較為鮮明的社會問題而為我國的社會學家所矚目。同志于1920年7月，在女子高等師范、朝陽大學等校講授“女權運動史”、“社會學”等課程。他有不少篇章著述了他對婦女生活現狀的觀感,表達了他對婦嬰幸福生活的展望。在蘇聯，關于婦女問題的許多理論和設想，都變成了活生生的現實。蘇聯婦女、兒童的幸福生活，讓進一步堅定了自己的理想信仰，成為他繼續推動中國婦女解放前進的強大動力，使婦女解放思想的形成更具世界性。1920年前后，他教學期間，寫下了《戰后之婦人問題》、《廢娼問題》、《現代的女權運動》等直接探討婦女問題的文章。在這些文章中，他充分肯定了婦女在社會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力主婦女參政議政，揭露封建的娼妓制度對于婦女身心健康的侵害。同志指出，中國由于過去受封建思想的長期束縛，對于婦女的歧視和壓制是很嚴重的。針對這種情況，同志在《戰后之婦人問題》中指出，婦女應該同男子一樣參政議政，享有自己的權利。同時，對于戰后世界婦女的狀況以及可能出現的問題，也作了相應的研究。同志針對戰后婦女過剩、女工與男工的關系以及勞動階級的母親問題三個方面分別作出了分析，并指出，由于婦女相對過剩，就會出現女工與男工爭奪勞動機會的問題。在此，他指出“男女工人間有了結合，定能于階級斗爭添一層力量。輮訛輦”他希望我們中國的婦女們能夠行動起來，珍視自己的權利,爭取自己的地位與解放。同志從社會學視野中觀察到，在當時的社會，關注婦女問題的人少之又少，并且當時的中國人心理，大多都不認為婦女有人格。所以，在《廢娼問題》文章里，同志從人權及法律的角度，指出堅決廢除娼妓制度的五大理由。“第一，為尊重人道不可不廢娼；第二，為尊重戀愛生活不可不廢娼；第三，為尊重公共衛生不可不廢娼；第四，為保障法律上的人身自由不可不廢娼；第五，為保持社會上婦女的地位不可不廢娼。輯訛輦”此外，他還從幾個方面提出了解決娼妓問題的辦法。縱觀各國的女權運動歷史加以研究，在《現代的女權運動》一文中，針對女權運動的現狀從教育、勞動、生活、法律等方面加以分析，指出“婦女們要達到伊們完全解放的目的，非組織一個世界的大聯合不可。”婦女的解放運動，是與女權運動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同時，“勞工婦女的運動亦不該與勞工男子的運動互相敵對，應該有一種階級的自覺與男子勞工團體打成一氣，取一致的行動。輱訛輦”他以世界的女權運動為重點，剖析其特點，分析其中的優勢和不足，提出中國的婦女運動要從中借鑒寶貴經驗。他還指出了婦女運動的最根本不足在于自身的素質。自身素質未提高，女權運動（或婦女運動）是難以取得勝利的。從社會學的思想和方法研究視角婦女問題，在中國是較早的一位。他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學理論來研究指導中國的婦女運動，為婦女解放運動提供了理論支持，成為中國社會學發展進程中的一個光輝的里程碑。這種方法影響了之后中國的社會學家研究婦女問題。

4.自殺問題

對自殺這一社會現象一直予以十分的關注，并進行了深入的研究。早在1913年，就寫有《原殺(暗殺與自殺)》一文，他認為暗殺和自殺是因不良政治和社會諸多因素造成的，是社會墮落的極端體現。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以后,更加注意對自殺問題的研究，于1919年11月、1919年12月、1922年1月分別發表了《一個自殺的青年》、《青年厭世自殺問題》、《論自殺》等論述自殺的文章。在這些文章中，認為中國的自殺現象源于社會的缺陷，根本上是源于黑暗的社會制度。的1.3萬多字的《論自殺》一文，分十個部分對自殺進行系統而全面的研究。《論自殺》分析了諸多影響自殺的因素，并梳理了大量有關自殺的統計數據、各教派的自殺觀，以及中外學者關于自殺的一些論述，是五四時期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自殺問題少有的具有分量的社會學研究的學術論文。《論自殺》在中國社會學史上有著重要的學術地位，引起了學術界的高度重視。同志的諸多著作從多方面研究和探討了中國革命的發展與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同志本人為開創中國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努力及所形成的社會學的傳統，對20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發展產生重大的影響是毋庸置疑的。同志以一個革命家所應有的責任感和一個社會學者所具有的敏銳，時刻關注著當時的社會種種現象和問題，不失時機地深入研究當時的社會問題，這些社會問題都是亟待解決并影響深遠的，他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來解決這些社會問題，豐富與發展了社會學理論內容，在中國社會學史上譜寫了不朽的篇章。并為中國革命的發展以及中國社會的進步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社會學理論論文:網絡時代社會學理論重構

一

社會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產生，與西方現代性社會轉型有著本質上的勾聯，是一種與現代性社會轉型密切相關，對現代性進行智性反思的現代知識形態。正如特納(J.H.Turner)所說：“社會學作為一門獨立的、自覺的學科得以創立，是用以解釋與‘現代性’聯系在一起的社會轉型，特別是歐洲工業資本主義的崛起和封建土地體制的衰退以及最終遍及世界各地的這一進程。”因此，由現代性社會轉型而奠基的現代西方社會的基本結構，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經典社會學的研究領域、研究主題、問題意識及理論解釋框架。“現代社會學的形成��獨特研究領域的界定、研究主題的形成和適用方法論的發展��是以對社會現象的客觀分析、給予秩序、為社會生活管理提供有關社會技術和對社會發展進行理性控制為目的的”。也正因為如此，所以，作為一種現代知識形態的“社會學在現代事物的秩序中以及在‘現代性方案’中占有一席之地”。

對于經典社會學與現代性的這種內在勾聯，吉登斯(AnthonyGiddens)在《現代性的后果》一書中曾作過深入的分析。他強調，“社會學的概念和發現，與‘現代性究竟是什么？’這個問題密切相關。”在《社會學》一書中，他甚至把社會學界定為“對現代性的研究”。在吉登斯看來，經典社會學理論對現代社會制度的分析和把握，主要是從三個方面展開的。首先，以馬克思、涂爾干與韋伯為代表的經典社會學理論對現代性所作的制度性診斷，都傾向于以單一的變化動力來解釋現代性的特征。例如馬克思認為，塑造現代世界的動力是資本主義，在馬克思那里，現代性所呈現的社會秩序，在其經濟體系和其他制度方面都具有資本主義的特征。現代性的永不靜止的、流動的特征被解釋成投資��利潤��投資這樣循環的結果。而涂爾干則主要從工業主義的影響來探索現代制度的特征，認為工業社會中最關鍵的因素并不是馬克思所強調的資本主義競爭這一邊緣的、暫時的特征，而是來自于復雜的勞動分工的強有力的刺激，現代社會的特征不是資本主義，而是工業化的秩序。而韋伯所說的資本主義，不僅包括了馬克思所指出的經濟機制和雇傭勞動的商品化，更主要的內容是指在技術和人類活動中以官僚制的形式出現的“合理化”。其次，在經典社會學話語中，“社會”這一概念占有舉足輕重的核心地位，經典社會學將其研究主題主要集中于“社會”這一概念。社會學家尤其是受涂爾干思想影響的社會學家，都試圖把社會概念與現代性聯系起來，將與現代性相勾聯的“社會”概念視為社會學的內涵，從而把社會學被視為一門與現代社會有內在勾聯，以現代社會為研究對象的學科。在概念化“社會”的過程中，社會被界定為具有自身內部統一性的體系，而對這一體系展開的某些理論解釋，正是以對社會的這種理解為基礎的。例如按照塔爾科特·帕森斯（TalcottParsons）的觀點，社會學最重要的目標是解決“秩序問題”，因為秩序問題是解釋現代社會系統界限的關鍵。第三，吉登斯強調，作為一門現代學科的社會學在知識形態上與現代性特征也密切相關。經典社會學家將社會學看成是關于現代社會生活的普通性知識，并且如同自然科學提供了關于自然界的信息一樣，社會學提供了關于社會生活的信息，人們可以根據這些信息來預測、控制和干預社會生活。

毫無疑問，馬克思、涂爾干、韋伯等經典社會學家針對現代性問題所構建的社會學理論范式、分析架構與研究方法，能夠比較恰當地說明現代社會的理性（工具理性）特征。然而，由于社會本身的變遷，在今天，經典社會學的理論范式已經在相當程度上與現實生活世界相脫離。因此，建構一種貼切當今社會生活的社會學研究范式，已經成為社會學進一步發展的一個關鍵議題。例如，近年來德國社會學界在對“社會學在今日何為（WozuheutenochSoziologie）”問題的討論與反思中，對經典社會學理解當今社會生活及分析社會問題的能力提出了頗多質疑。在《失去根基的學科：我們還需要社會學嗎？》一文中，德特林（DarnfriedDettling）指出，今日西方社會由于個人化��即個人從社會條件如階級與階層、性別角色等的束縛中解放出來，以及全球化��即全球金融體系的運作、跨國家組織的擴張、全球傳播網絡的形成等因素對傳統社會生存界限的顛覆，已導致社會逐漸喪失了影響個人生活方法與形式的決定力量。德特林強調，在這一意義上可以說，“現在已經不存在任何傳統上所定義的社會，只剩下單獨的個人，而他們早已不再在傳統的社會結構中活動。”既然社會學已失去其研究的對象��社會，那么，我們真的還需要社會學嗎？有許多德國社會學家認為，今天先進的西歐工業化社會在社會結構及日常生活方式方面所發生的上述重大改變，意味著長期以來作為經典社會學研究中通往對社會結構分析的階級、階層與社會流動三項內容，在面對當今社會生活時，其解釋力已十分有限，僅僅通過對這三項內容的研究，已無法清楚地描繪當今社會的結構，掌握其文化特征，說明其權力斗爭。正如貝克（UlrichBeck）所說，如同19世紀的現代化進程瓦解了農業社會的生活方式，建立了工業社會的生活形態，在20世紀，現代化使人類再一次從工業社會的生活形態中掙脫出來，建立起另一種類型的社會結構，即更多的非工作（休閑）時間、更富裕的收入、更高的教育、更頻繁的社會流動。對當今社會而言，已經不是階級沖突，而是上述生活選項逐漸成為社會沖突的第一導火線。換言之，由于生活形式的多元化與個人化已經成為當今西方社會的基本特征，經典社會學已面臨一種強烈的挑戰。經典社會學的一些基本概念如階級、階層已無法完全解釋實際生活中發生的新社會形態、現象與問題，其社會分析架構對現代社會多變與異質的特征已失去充分掌握與解釋的能力。例如，經典社會學中涂爾干對社會分工及韋伯對科層組織等的研究，目的都在于探討當時社會結構中個人與社會的關系，以及個人的存在狀態。在今日社會生活形式逐步多元化與個人化的趨勢下，經典社會學的這一理論分析架構是否仍有掌握現代社會生活脈絡的解釋力，已經變成一個需要我們認真面對和思考的問題。

在對經典社會學范式構成基本挑戰的社會事實中，由于互聯網的崛起而形成的新社會經驗是極為重要的一個方面。互聯網的勃興，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是20世紀下半葉最具經濟技術影響與科學文化意義的社會事件。互聯網不僅為當今人們提供了交往與傳播的新技術、新方法和新媒介，而且為人們提供了一種全新的開放式交往與活動的平臺，并有可能由此導致人類社會在經濟、政治和文化層面上的整體性轉型與重構。互聯網在目前已經對人類社會生活的諸多方面構成了強烈的沖擊，而在可以預見的將來，這種沖擊還將繼續存在與擴展。具體地說，互聯網對社會的沖擊集中體現了上述德特林所說的當今社會的個人化與全球化趨向。一方面，互聯網對社會結構的巨大影響，表現在個人在社會中的日常生活方式由相對被動變得更為主動。在以前，人們的社會生活歷程基本上是由社會及家庭給定的，而在網絡世界中，“人類以往的社會結構提供給人們的安全感和生活的連續性都將不復存在，變化和不確定性是這一時代人類生活的主題”。個人有可能從既定的社會條件如階級、階層、性別角色等中解放出來，人們在互聯網上的所有行為將更多地取決于自己的主動選擇。另一方面，互聯網作為一個開放性的全球平臺，不僅從一個側面體現了當今社會的全球化趨勢，而且為全球化的發展提供了一個新的變數，從而使不同區域的人們有可能擺脫可口可樂式的全球化進程。所有這些，對于經典社會學研究范式來說，都是一種全新的社會經驗。換言之，互聯網已經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人們在工業時代積累起來的社會經驗，因此，相對于經典社會學的解釋框架，互聯網可以說是一個具有革命性意義的新概念。對于互聯網的這種革命性意義，自從20世紀70年代以來，已經被不少西方學者所關注，并開展了學理上的探索。例如貝爾（DanielBell）的“后工業社會”、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奈斯比特的“信息社會”等理論概念，都試圖揭示當今社會轉型的實質與意義。進入80年代之后，西方學者的研究更進一步深入到了對互聯網的文化學、社會學、傳播學等領域的研究。這些理論工作，在很大程度上為社會學研究范式的轉變，作了理論上的準備。

總之，由于當代社會在社會結構與日常生活形式各方面所發生的巨大改變，例如價值態度的變遷、日常生活的美學化、全球化與互聯網的擴展等，經典社會學所使用的概念范疇正面臨重大的挑戰。面對這一新的情況，有不少社會學家嘗試用新的概念和思考方向，取代或融合傳統的社會學概念和思考方向，并已經取得了一些初步的成果。目前，這一社會學范式轉變的努力與嘗試正方興未艾。二

在人類歷史上，每一次關鍵技術的突破與普及，都會導致社會結構的轉型與重構，而互聯網正是這種具有突破性意義的新技術。在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說，互聯網對社會結構的革命性影響，將比歷史上任何一次技術革命都遠為深刻，終我們的一生，互聯網都將是嶄新的東西。

互聯網在社會層面所具有的革命性意義，與其獨特的技術特性密切相關。因此，把握互聯網的技術特性，對于在社會學層面上理解互聯網的社會、文化意義和價值是極為重要的。對于互聯網的技術定義，“聯合網絡委員會”（FNC）在其1995年通過的一項關于“互聯網定義”的決議中說：

聯合委員會認為，下述語言反映了我們對“互聯網”這個詞的定義。“互聯網”指的是全球性的信息系統��（1）通過全球性的唯一的地址邏輯地鏈接在一起，這個地址是建立在“網絡間協議”（IP）或今后其他協議的基礎之上的。（2）可以通過“傳輸控制協議”和“網絡間協議”（TCP/IP），或者今后其他接替的協議或與“網絡間協議”（IP）兼容的協議來進行通信。（3）可以讓公共用戶或者私人用戶使用高水平的服務。這種服務是建立在上述通信及相關的基礎設施之上的。

按照這一定義，互聯網的技術特征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首先，互聯網是全球性的，而且這種全球性是有技術保證的。作為分布式網絡，互聯網在技術層面上不存在中央控制問題。其次，互聯網的每一臺主機都需要有一個唯一的地址，以確定主機在全球性網絡中的聯結點。再次，這些主機必須按照共同的規則（協議）聯結在一起。正是互聯網的這些技術特征，使互聯網成為一次嶄新的技術革命。

首先，互聯網技術革命推進了全球化進程。互聯網最大的優勢是能超越時空的限制，從而有效地打破國家和地區之間的各種有形和無形壁壘。無論人們在世界的哪個角落，只要有一臺電腦、一個調制解調器、一根電話線，就可以在互聯網上通過文字、聲音、圖像把自己與他人相聯結，從而形成一個全球化的信息空間。而互聯網之所以能做到這一點，完全依賴于其數字化與網絡化技術。所謂數字化，簡單地說，就是將各種復雜多變的信息，如文字、圖片、音頻、視頻等，轉變為可以度量的數字、數據，再為這些數據建立起適當的模型，最后轉變為一系列計算機可以識別的二進制代碼。與現實世界不同，在互聯網的虛擬世界中，一切都是以有規律的數字0和1來代表的，互聯網上的所有信息，歸根到底都是“數字信息”。數字化對于互聯網來說是至關重要的，正是憑借數字化技術，互聯網拓展了信息貯存和傳播的空間，從而集文字、圖片、音頻、視頻于一體，成為真正意義上的超媒體。而網絡化就是利用計算機技術、網絡技術和遠程通信技術，集各個部門、各個領域的各種信息資源為一體，供網上用戶進行資源共享、信息交換。網絡化所形成的信息高速公路，打破了傳統的時空限制，將距離和時間縮小到零。

其次，互聯網技術革命亦推進了個人化進程。互聯網上的信息是無限的，作為互聯網的使用者，其選擇也將是無限的、主動的和個性化的，而這正是互聯網的魅力所在。有人甚至認為，互聯網發展的基本趨向，將是不斷走向以用戶為中心，以個人主頁為中心。“通過個人主頁構成網絡，在連成一體的網絡世界中，每個擁有個人主頁的個體將成為自己所擁有文化的解讀者，都向全球輸出他所認可的價值觀念、他對制度體系的認識、他所自以為是的生活方式。在全球化達到這個層面時，……個體間的交互式對話將真正取而代之。……人與人溝通、文化與文化的交流共容將成為可能。”在互聯網上，人們不僅可以自由地分享他人的知識和資源，而且可以成為其中有鮮明個性和獨特價值的一部分，自由地展示自己的思想和才華，從而使自己有更多的被別人了解的機會，也有更多的幫助別人的機會，更多的施展自己特長的機會，更多的與別人合作的機會，更多的自我發展的機會。

互聯網的上述技術特征，表明互聯網是另一場新的技術革命，因此它也會像以往的任何一次技術革命如電的發明，印刷、電話的普及一樣，改變和重塑人類的生活方式，從而導致在社會層面上的結構變革與轉型。因此從本質上說，互聯網作為一場技術革命，同時也必然表現為一場社會革命，“是一場復雜的社會與技術的互動過程。技術革命吸引了人們的大部分注意力，與此同時，我們還在經歷一場知識革命。這場革命深刻地改變了知識生產和傳播的政治學、社會學和文化學。知識革命引發的范式轉移改變著我們的工作、娛樂和從事許多其他活動的方式。要準確地解讀信息革命對社會生活的所有影響還為時過早。但無疑它已構成對我們的生活方式的即時的或潛在的威脅。這種威脅可能波及到政府的治理方式，我們的價值系統，甚至是我們的家庭體系，我們的所有物，我們的工作。”互聯網的這種社會后果，隨著互聯網的迅速普及將會不斷地增強。可以預見，隨著人類對互聯網的依賴程度越來越高，互聯網將成為21世紀人類社會生活的核心。在21世紀，人類的生活方式、溝通方式，以及信息傳播模式，都會因互聯網的發展和普及而改變，從而導致人類社會的現存結構發生重大改變與重塑。這種改變與重塑最為核心的一點，就是網絡虛擬空間的凸現對人類生存方式所造成的沖擊與影響。

互聯網作為計算機信息和通訊資源的綜合體，并不僅僅是一個計算機程序或者一個特定的計算機資源，而是一種將計算機連接在一起的方式。因此，互聯網并不是一個物質的或有形的實體，而是一個無形的虛擬空間，一個無中心的全球信息媒介，它能將全世界的人、組織、機構、政府、企業等聯結在一起，使用戶通過遠程登陸，查詢和共享數字化信息，并進行網上討論，電子出版，信息，發送電子郵件等。這意味著互聯網最基本的意義在于鏈接。在互聯網這一借助鏈接而建構的虛擬社區（VirtualCommunities）或虛擬社會（VirtualSociety）中，人們確立各種虛擬身份，建立各種與現實社區中的關系不同的虛擬關系，從而形成一種類似于現實社會中的人際互動的自由空間。這些網絡虛擬空間，包括像BBS或Newsgroup這樣允許人們隨時訪問并給予反饋的虛擬空間，以及像IRC或Netmeeting這樣的允許人們像在現實中面對面交流那樣進行虛擬空間中同步交流的虛擬空間，甚至像真實社區那樣的虛擬社區��人們根據自己的興趣，選擇一個免費的電子空間建立自己的個人主頁，結果像在真實社區中那樣，有著相同興趣的人因其相互之間強烈的認同感而住在一起，進行相互交流與互動。因此，網絡空間的虛擬特性，并不意味著虛幻和容易破滅。網絡虛擬空間雖然是由純粹的數字、數據、圖表或各種表征現實世界的信息組成的，不存在有形的物質實體和有生命的個人，但由于它同樣是人類活動的產物，因此網絡空間中的所有構成要素又都是真實的，是一種虛擬的真實。

在互聯網上，每一個網絡使用者，通常都以ID賬號或匿名出現，個人可以隱匿部分甚至全部在真實世界中的身份。多媒體世界提供了大量的各種各樣的面具，網民可以從中任意選擇一個甚至幾個作為自己身份的象征。個人因此絲毫不用擔心其在網絡空間的行為和生活會對其在真實世界中的生活和行為產生任何負面影響。與現實生活中的人際互動不同，在網絡空間中，個體的角色扮演具有很大的隨意性。那些在現實中人們無法改變的天賦角色，如家庭出身、性別、外貌等，在互聯網世界中卻可以被輕易改變。互聯網的這種匿名特征，使人們在網上有一種擺脫壓抑、無拘無束的感覺。網民可以一方面始終處在隱密的私人空間之中，而另一方面，卻在網絡虛擬空間中塑造出一個有別于其在真實世界中的人格認同，扮演各種角色與身份，在虛擬社區這一公共領域中與他人進行互動，以展示一個在真實世界中無法展示的自我。這時，網民實際上生活在一個與真實世界不同的虛擬世界之中，

自由和開放是互聯網的精髓所在，“互聯網的關鍵概念在于，它不是為某一種需求設計的，而是一種可以接受任何新的需求的總的基礎結構。”在互聯網上，每個人都可以自由地發表意見，從在BBS、IRC或Newsgroup上發帖子，到申請自己的討論區，再到建設自己的網頁、網站，這一過程很少受權威意識形態的鉗制，在這里，除了技術層面的規范之外，并沒有統一的標準。同時，網絡的管理模式是一種松散的、去中心化（decentralize）的模式，任何信息可能來自任何節點，只有網站管理者對其網站的內容進行管理，而并沒有一個統一的權力機構來規范與控制網絡，亦使互聯網成為一個完全開放的空間。三

我們認為，網絡社會學作為一種回應互聯網技術革命所導致的上述社會結構整體轉型與重構的新知識形態，應該有其有別于經典社會學的問題意識與理論范式。在目前，網絡社會學研究的關鍵，應該在如何理解與解釋網絡虛擬空間的獨特本性及其社會學意義。因為迄今為止，社會學家對于網絡虛擬空間所做的社會學思考，基本上沒有擺脫破碎片斷的局限，尚未形成系統整體的研究，因此，將網絡社會學研究的重心，放在針對網絡虛擬空間的獨特本性，建構一套有深厚理論思考作支撐的概念命題系統上，以克服網絡社會學研究的支離破碎的方式，是目前網絡社會學研究所面臨的主要挑戰，也是網絡社會學研究所需要突破的重心所在。這一突破的社會學后果，可能是一種全新社會學研究范式的確立。

具體地說，這種基于網絡社會學研究的新理論范式，其研究范圍和問題大致應該包括以下一些主題：（1）對網絡虛擬空間的社會特性及其社會學意義的研究。例如網絡空間是一個什么性質的社會領域？生活在這一空間中的網民與生活在傳統社區中的人們有什么區別？網絡空間的組織方式有什么特點？等等。（2）對網絡空間所特有的社會問題的研究。例如網絡空間中的信用與風險問題、網絡中的青少年保護問題、網絡安全與控制問題、網絡綜合癥問題、網戀問題、網絡病毒問題、網絡色情問題、網絡黑客問題、網絡中的知識與權力問題等。（3）網絡虛擬社會生活對現實社會生活的影響研究。在21世紀，網絡將是人類最為重要的社會生活空間，但是，無論網絡技術發展到什么程度，網絡作為一個人造的虛擬世界，始終只是人類社會生活的一個組成部分，無法代替人類社會生活的全部。所以，網絡社會學研究也應該考察人們在網上的社會生活將會對現實社會生活造成什么樣的影響。

與現實社會空間相比，網絡空間的獨特本性及其社會學意義是什么？網絡社會到底是一個什么性質的社會？這是網絡社會學研究所必須首先面對的基本問題。對于網絡空間的特性，本尼迪克特（M.Benedikt）認為，“全球網絡化，由計算機支持、由計算機進入和由計算機產生，是多維度的、人造的或‘虛擬’的真實。它是真實的，每一臺計算機都是一個窗口；它是虛擬的，所看到的或聽到的，既不是物質，也不是物質的表現，相反它們都是由純粹的數據或信息組成的。”也就是說，網絡空間在本質上是一個虛擬空間。而網絡空間的社會特性，在相當程度上正是由網絡空間的這一虛擬特性所造成和決定的。與傳統的社會空間不同，網絡空間是一種沒有時空邊界、沒有身份、沒有家庭和階層等社會背景的虛擬社區。在這一虛擬社區中，社會成員沒有身份（階層、組織、群體）的差別和限制，經典社會學用以劃分階層的財富、學歷、地位等概念也因此在網絡世界中失去了作用。

對于這一新崛起的網絡社會的性質，曼紐爾·卡斯特爾（M.Castells）認為，網絡社會既是一種新的社會形態，也是一種新的社會模式。在卡斯特爾看來，我們的社會正經歷著一場信息技術革命，在這場革命中，信息技術就像工業革命時期的能源一樣重要，它重塑著今日社會的基本結構。互聯網作為現代社會的普遍技術范式，引導著社會的再結構化，從而改變了社會的基本形態。在卡斯特爾看來，我們正在進入的這個新歷史時代，可以稱之為信息時代，或者說網絡時代。網絡構成了我們這個時代新的社會結構與形態。在互聯網世界中，所有的節點，只要它們有共同的信息編碼（包括共同的價值觀和共同的成就目標），就能實現聯通，構成網絡社會。卡斯特爾認為，今日西方社會就是一個由各種節點通過網絡聯接而成的網絡社會。這種以網絡為基礎的社會結構是高度動態的、開放的社會系統，而這種網絡化邏輯的不斷擴散，必然會改變生產、經驗、權力與文化過程中的操作和結果，以及人們在網絡中的在場和缺席，網絡與網絡之間的動態關系。網絡社會的凸現，意味著人類經驗的巨大變化，意味著人類社會的生產和生活各個領域的巨大變化。

我們以為，由互聯網所營造的這種新社會空間所引起的社會結構和社會經驗的變化，首先體現在隨互聯網興起而產生的一個新的特殊社會群體��網民身上。如果說農業社會的基礎是農民，工業社會的基礎是市民，那么，網民就是網絡社會的基礎。網民并不是簡單的電腦使用者，而是電腦使用者通過鏈接而形成的一個活躍的、有生命力的社群。其成員在網絡社區如BBS、IRC、Newsgroup中相互交流、溝通情感、傳遞信息。與人們在傳統社區中的交往不同，網民在互聯網中是以去中心化的方式聯結和組織起來的，這徹底改變了傳統工業社會從中央核心向邊緣的信息傳播模式與人際互動模式。在互聯網中，即使處于最邊緣、最底層的人，也可以同網絡中其他人一樣，有同等的表達意見的機會，也都處在一種自由、平等和直接的交流之中。同時，與工業社會的市民不同，網民所代表的不僅僅是某一地區、某一國家的概念，在一定程度上，網民就是世界公民，是一個全球性的社會群體，他們超越了地域、民族和文化的限制，從而使麥克盧漢（M.McLuhan）所說的“地球村（GloblVillage）”的實現有了堅實的基礎。對于社會學來說，網民這一全新社會群體出現的重要意義在于：互聯網在連接計算機的同時，也連接了使用計算機的人，而一旦通過計算機網絡將使用計算機的人連接起來，計算機網絡就變成了社會網絡。與傳統的社會網絡相比，在這種因計算機聯網所形成的虛擬社會網絡中，人們的行為方式、思維方式甚至社會結構都會發生顯著的變化。

網絡虛擬空間的一個重要社會學問題，是互聯網對人際溝通模式的改變。互聯網的興起，對于人際交往來說，是一場科技結合心理的革命。今天，人們可以借助互聯網，把自己的家建設成為人際交往的天堂，從而使人際溝通無論在廣度上還是深度上都達到一個新的層面。例如，互聯網給人們的溝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使人們足不出戶就能進行生產和消費等日常活動，足不出戶就能辦公、購物、交往等等。繭居族（Cocoons）、SOHO族（SmallOfficeHomeOffice）、電子隱士的出現，正是這一變化趨勢的生動表現。同時，由于網絡人際溝通完全依靠互聯網絡傳達，因而在真實世界面對面交往時起重要作用的一些關鍵因素，如表情、語調、身體語言等，在網絡人際交往中不再起任何作用，因此相對于日常的人際溝通，網絡人際溝通顯得更少限制、更多自由、更多創意，而且相對而言，網絡空間中的去中心化交往，也使網絡人際交往顯得更為平等，更少群體壓力。但與此同時，網絡人際溝通也可能導致人們對網絡的過分依賴，從而使人變得更為退縮，甚至造成網絡幽閉癥的出現，進而發展出網絡人際交往中的攻擊行為。因此，互聯網在拉近了人們之間的距離的同時，也造成了人們之間關系的疏離，并有可能因此損害人們在現實世界中面對面的交往，使個人從真實世界中徹底隱退。

互聯網的興起，還重塑了個人與組織之間的關系模式。由于互聯網是以一種去中心化的方式組織起來的，因此網民在網絡之中的交往能以一種不同于現實生活中的方式進行，從而建構一種全新的開放式的組織模式。在這種沒有中心的信息傳播與人際互動模式中，信息傳播與人際互動完全是開放和發散式的，任何人都可以超越現實生活中的等級差別而平等地獲得信息，可以超越現實生活中的身份、地位、收入、職業等等的差別而平等地交往。因此，這種模式超越了傳統的權力壓制，超越了因權力分配而導致的信息、地位差距，從而有可能使人們在平等交往的基礎上重塑個人與組織之間的關系，使個人能夠完全平等地享有信息與權力，并由此導致一種新型、高效和有高應變能力的組織產生。當然，誰也不能保證這種新的組織方式必然會向積極的一面發展，實際上，這種新的組織方式也為更高效的犯罪提供了可能，從而使得某些有組織的集體或突發事件的出現更難控制和預防。

需要強調的是，互聯網在重塑人類社會結構的同時，也必然會引發一系列新的社會問題，這些問題既包括網絡本身的社會問題，也包括網絡對現實社會所造成的沖擊。例如，互聯網使網絡的關聯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新高度，這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社會網絡的脆弱性。隱藏在可執行程序或數據文件中的具有自我復制和傳播能力的計算機病毒對網絡社會的破壞性，便是一例。計算機病毒從開始傳播到導致整個網絡被感染，幾乎不需要什么時間，它對網絡社會的破壞性，顯然具有與現實社會極不相同的特點。據統計，在已經上網的用戶中，有大約80%的用戶受到過來自互聯網上的病毒攻擊。自從1988年11月第1例計算機病毒��莫里斯蠕蟲在有6000臺計算機聯網的ARPA網被發現以來，計算機病毒在互聯網上的傳播速度越來越快，傳播范圍也越來越廣，造成的損失也越來越大。迄今為止，已發現的計算機病毒大約有25500余種之多，可以說，計算機病毒已經成為網絡虛擬空間中的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

又如，隨互聯網形成而發展起來的網絡犯罪，與發生在現實社會生活中的犯罪現象相比，亦有其新的特征。由于互聯網的高度匿名性，使個人在安全的私人空間就可以進行或參與在真實世界中限于各種條件而不易進行的犯罪活動。目前，比較典型的網絡犯罪如網絡盜竊、網絡詐騙、破壞網絡數據、網絡洗錢等等，都已經對社會公眾的生活造成了極大的損害。

網絡交流的高匿名性、高互動性、高隱蔽性使色情信息的傳播變得極為便利。在網絡空間中，色情信息的傳播幾乎不受任何的限制，而且個人通過互聯網接觸色情信息也極為方便和安全，這無形之中消除了人們在真實世界中接觸色情信息所必然會受到的各種壓力（這些壓力可能來自權威的意識形態，也可能來自普遍的道德感等），從而促進色情信息的傳播與擴散。從社會學的視角來看，網絡色情問題的嚴重性，還不僅僅表現在色情信息的數量和種類繁多，更在于網民追逐和迷戀這些色情信息的狂熱程度。

知識鴻溝的擴大也極有可能是我們在網絡時代所必須認真面對的一個問題。美國傳播學者蒂奇納（P.Tichenor）、多諾霍（G.Donohue）和奧里恩（C.Olien）在1970年發表的《大眾傳播流動和知識差別的增長》一文中提出了“知識溝假設（knowledge-gaphypothesis）”，認為“隨著大眾傳媒向社會傳播的信息日益增多，社會經濟狀況較好的人將比社會經濟狀況較差的人以更快的速度獲取這類信息。因此，這兩類人之間的知識溝將呈擴大而非縮小之勢。”按照這一假設，互聯網的擴展，可能加大而不是縮小不同群體之間的“知識溝”。互聯網是當今技術含量最高的信息媒體，它在知識傳播上集多種傳統傳媒的優勢于一身，具備可以處理海量信息、快速檢索、雙向交互、多媒體合一等優點。然而，昂貴的設施、價格不菲的上網費、不易理解并掌握的計算機知識，好像一座分水嶺把社會大眾一分為二：一方是媒介技術專家及高學歷群體，而另一方則是普通大眾。雖然中國的互聯網用戶每年都在增加，迄今已有2000多萬用戶，但調查結果顯示，在目前中國，上網仍然是一種遠離百姓的“貴族化”活動。例如中國互聯網信息中心(CNNIC)2001年1月的統計報告顯示：我國上網用戶人數已達2250萬。其中高中(中專)23.45%、大專28.97%、本科38.82%、碩士1.91%、博士0.41%，高中以下僅6.44%。月收入500元以下15.31%、501-1000元25.94%、1000-1500元15.81%、1501-2000元4.05%、2001-2500元4.05%、2501-3000元3.94%、3000元以上7.44%。用戶地域分布處于前五位的是：北京12.39%、廣東9.69%、上海8.97%、浙江6.62%、江蘇5.43%。可見，目前中國的主流網民的基本特征是：文化程度較高、個人收入大多處于中高水平、生活在沿海地區的大中城市。這一數據表明，起碼在目前，互聯網的出現并沒有縮小不同群體之間的“知識溝”，相反，互聯網有使富人和窮人之間的知識差距進一步擴大的危險。

互聯網崛起所引發的新社會問題，顯然遠不止上述這些。它還有可能造成文化沖突、人際關系疏離、信息焦慮、網絡沉溺、網絡孤獨、網絡謠言擴散等問題，對所有這些問題的分析與調查，也應該是網絡社會學研究的重要內容。

總之，面對網絡社會的新社會經驗，調整和改變社會學的理論視野與問題意識已是當務之急。正如利奧塔（Jean-FrancoisLyotard）所說：“了解社會，今天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需要首先選擇向社會發問的方式。”網絡社會學研究所首先展示的，正是這樣一種新的向社會發問的方式。這意味著，網絡社會學不僅僅是社會學的一個分支學科，作為一種知識體系，網絡社會學的研究極有可能將社會學的研究帶入一個全新的領域，從而構成社會學研究的一個嶄新的范式。網絡社會學范式的新，與經典社會學研究范式相比，首先體現在網絡社會學是一種沒有基點的社會學。經典社會學總是有一個關注的基點，以此作為社會學思考及理論建構的立足點。例如經典社會學的敘事模式常常以理性作為其敘事的基點，以社會作為其知識架構的立足點。與此不同，網絡社會學首先要面對的基本事實是網絡社會的開放性與多元性，由于網絡社會學把其理論架構建立在對網絡社會的開放性和多元性的認識之上，因此在網絡社會學理論架構中，不可能有像經典社會學那樣的具有普遍意義的理論基點。也正因為如此，所以網絡社會學是一種沒有中心權威和中心話語的社會學，即一種后現代的社會學。

社會學理論論文: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理論

1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理論在中國的發展

早在19世紀末期資產階級維新派提倡西學，向西方尋求真理，并譯介西方社會學著作的同時，有關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生平與救國救民思想的介紹和討論也開始出現于中國思想界。1899年，《萬國公報》4月號發表了李提摩太(TimothyRichard，1845—1919)節譯的蔡爾康的《大同學》一文，提到近世學派中“有講求安民新學之一派，如德國之馬客思”。這里的“馬客思”即是Marx在我國的最早譯名。[1]隨后，有關馬克思和馬克思社會學說的介紹陸續出現在報章雜志和各類書刊。但這段時期思想界對馬克思主義的介紹和討論還是零碎的。在中國早期社會學的發展過程中，、瞿秋白、李達等人做出了重要貢獻。他們從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出發，對以孔德為代表的資產階級社會學的理論缺陷進行批判，開始了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中國化的歷程。

在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理論的發展過程中，我國第一代領導人也作出了重要貢獻。對舊中國社會結構的準確分析，是對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創造性運用的重大成果。在1957年寫了《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系統分析了人民內部矛盾的各個方面及其性質、特點、矛盾轉化的可能性，以及處理這些矛盾的方針和方法，幫助人們認識和了解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問題，對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進行了創造性運用與發展，為新中國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建設奠定基礎。鄧小平社會學思想的理論核心是對“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探索。他是在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維護建設形態方面，從宏觀社會發展的角度對社會學進行研究和論述的集大成者。他不僅提出了中國社會學的“補課”論，為我國社會學的恢復和重建鋪平了道路，而且還對我國改革開放、如何實現人民共同富裕及我國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如何發展等重大問題進行了深入系統和全面的思考,從而進一步推進了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中國化。費孝通是中國社會學最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早在新中國成立以前就在社會學研究中取得了輝煌成就。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費孝通帶領社會學學者開始了中國社會學的重建工作，從而把中國的社會學研究推向新高潮。他主要從小城鎮研究、家庭社會學研究、少數民族發展研究等幾個方面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社會學，推動了中國特色社會學研究的進程。

2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理論的展望

20世紀的最后30年間，全球政治格局進入了空前變動時期，現代世界體系面臨著各種反體系力量的挑戰。在當前社會實踐發生結構性巨變的時期，理解并跟上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當展。當前世界和中國具有這樣一些社會趨勢：第一，當代科學技術的創新和應用引領著社會的信息化、符碼化、數字化和網絡化，提供了使失諧因素被激活的結構性條件，更易形成社會矛盾，引發社會動蕩；第二，當代社會“去集體化”和“去組織化”趨勢的進一步發展，對社會分化過程形成了更強的催化作用；第三，勞動與資本的傳統關系的破裂進一步推動了社會的兩極化趨勢，導致了新的二元化現象；第四，有形勞動的社會地位急劇下滑，失去了傳統上的軸心地位，形成了社會分層的消極動力；第五，經濟活動性質的轉變使社會風險不斷擴大和加深，對經濟與社會的安全基礎都形成了極大的銷蝕；第六，財富分配和風險分配所帶來的雙重社會壓力，使得社會矛盾的根源更為深刻，表現更為復雜；第七，生活世界與系統世界的不平衡關系為世俗事物的神圣化添加了助力，對社會信念和價值觀造成了深度腐蝕；第八，社會中的傳統性與現代性、古典現代性與現時現代性、西方舊式現代性與新型現代性，以及全球變遷與本土社會轉型，各種因素和傳統之間的關系更加盤根錯節，這種影響仍在不斷助推社會生活中的一些復雜癥候。這些趨勢表明，我們時代的社會實踐結構正在或已經超越古典現代時期。當代中國構建和諧社會的工程正是在這種極為特殊的宏觀背景下展開的。[2]

這一時代性背景對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理論的發展提出了新的考量。這類重大現象幾乎都聚焦到一個問題上，即如何理解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實質和當代形式。在這個極為特殊的歷史時期，甚至可以視為許多復雜問題上不同立場的基本分野。但是無論如何，馬克思主義關于對立與統一、沖突與整合的辯證思想，至今仍然是社會學理論中最為精華的一部分。對于社會學來說，對立與協調、沖突與整合的研究是一個經久不衰的主題:從對立和沖突之中尋求協調和整合，在協調和整合之中洞察對立和沖突；研究對立和沖突是為了促進協調和整合，反過來，探討協調和整合是為了解決對立和沖突。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基本方法論對于把握社會學的研究主題有著根本性意義，這本身也說明了維護建設性形態是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理論發展的主要形態和形式。

在當代中國社會轉型和新型社會主義實踐的關鍵階段，理念和思想是最為強大的利器。真正理解維護建設性形態是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主要形態甚至是其本來意義，意味著把握了理解歷史性轉換的一個思維構架，使遠大志向在實踐向度上深入拓展。

社會學理論論文:社會學理論

摘要:理論對社會學研究具有及其重要的作用,但一些社會學研究者往往不重視理論的應用,把社會學簡單地歸結為經驗科學,在社會調查研究中不自覺地放棄對理論的追求、關懷和探索。社會學研究者必須堅持理論自覺,在此基礎上使社會學形成一門不斷批判自身、不斷反思自身、不斷創新的科學。

關鍵詞:社會學;理論前提;理論自覺;反思社會學

一理論對社會學研究的重要性

在談理論對社會學的重要性之前,我們首先要界定清楚什么是理論以及什么是社會學理論。理論常常掛在我們嘴邊,任何一門學科在建構自己的學科體系時首先明確的都是要建構學科理論。社會學也不例外,從孔德開始的社會學家,都在圍繞建構社會學理論開展學理思考和實踐研究。尤其是孔德、斯賓塞之后的社會學大師迪爾凱姆把社會學引入了學校教育,成為大學里的課程,相應地進行了社會學知識體系的建構。那么,理論是什么呢?從我們直觀的第一印象來理解,理論似乎可以和“抽象”、“思辨”、“概化”等詞語相對應。這些詞語只是說明了理論所具有的一些特征,并不能概括理論所具有的真正內涵。

按照哲學的觀點看,理論是一種系統化的世界觀,這種世界觀有助于指導我們去“觀世界”,并形成關于這個世界的“世界圖景”。理論具有三種特質:一是歷史的兼容性,強調理論是人類認識史的總結、提煉和升華;二是時代的容涵性,強調理論是“思想中的時代”,即理論來源于現實;三是巨大的邏輯展開性,強調理論具有一種邏輯之美[1]。英克爾斯曾談到社會學研究的三條途徑,即歷史的途徑(創始人說了些什么)、經驗的途徑(當下的社會學家說了些什么)和分析的途徑(理性指示的是什么)。無論是哲學對理論特質的概括還是英克爾斯對社會學研究途徑的概括,都強調了歷史、當下和邏輯三個方面。這三個方面實際上是說明了建構社會學理論形成的過程,歷史代表了“站在別人的肩膀上”的重要性,當下代表了面向現實、思考現實的重要性,邏輯強調了理性思辨的重要性。

按照歷史、當下和邏輯三方面來建構的理論需要有一個明確的定義。美國社會學家亞歷山大(JefferyC.Alexander)給理論的定義是“理論就是脫離個別事物的一般化,脫離具體事例的抽象①;結構功能主義除帕森斯之外的另一個大師級人物默頓(RobertK.Merton)指出“社會學理論是邏輯上相關聯并能推導出實驗一致性的一組命題”[2];科技哲學家羅納德(Rich2ardRudner)曾經把理論定義為:“一套系統地相互聯系的、包括一些類似規律的概化的可以進行經驗檢驗的陳述”②;社會學家紐曼(W.LawrenceNeuman)也給出了對“社會理論”的定義:“社會理論是將社會世界的知識加以濃縮和組織起來的由相互關聯的抽象概念所構成的體系。理論是思考社會世界的簡單方法。人們經常創立關于世界是怎樣運作的新理論”[3]。風笑天從社會調查研究的角度指出,“理論是以一種系統化的方式將經驗世界中某些被挑選的方面概念化并組織起來的一組內在相關的命題”[4]。從以上對理論的定義中,我們看到了理論構成的基本要素是概念以及由概念組成的命題,理論的特點是可以用經驗事實來驗證。我們也看到了理論形成的兩種過程,一種是理論建構,另一種是理論檢驗。對照華萊士的“科學環”,以歸納法為特征的理論建構過程是“科學環”的左半圓,其過程是:觀察(具體的個別的資料)經驗概括(共性歸納)理論;而以演繹法為特征的理論檢驗過程是“科學環”的右半圓,其過程是:理論提出假設觀察經驗概括假設檢驗證實或證偽假設理論。在這兩種理論形成的過程中,理論建構的過程在以田野調查為特征的實地研究中使用較多,理論檢驗則在社會統計調查中使用較多。社會學理論是直面經驗事實的,這是社會學這門脫胎于哲學的學科區別于哲學的關鍵所在。

以上我們界定了什么是理論及理論的形成過程,那么理論對社會學研究有什么作用呢?

我們知道,構成理論的最基本的要素是概念,所以理論首先呈現出來的是一套概念系統,在專業學習的意義上我們把它稱作“專業術語”。在研究某一社會現象的時候,社會學的“專業術語”自然會引導社會學的研究人員用社會學概念來展開分析。這就是理論的第一個作用,理論有助于把研究者引入社會學的視野中來,也就是有助于形成社會學的特定的研究視角和概念框架。

第二,社會學理論為社會學研究提供了身份的標識,也就是說,是否具有社會學理論前提是該研究是不是“社會學研究”的標志。很多學者都在強調社會學研究中理論前提的重要性。社會調查如果放棄了理論前提,這樣的調查就只能停留在日常觀察的水平上,和民意測驗、市場調查沒有任何分別,從而陷入“通俗化”的境地。

第三,過往的理論會啟發研究者去思考,構成研究者思想的火花。研究者在研究某一社會現象的時候,如果沒有理論的指導,往往會感到無從下手,這時候就需要一些“啟發”。過往的理論與社會現實撞擊出了研究者思想的火花。

第四,理論可以提供研究的解釋。理論除了把研究者引入了社會學的視野中并指導其研究的方向,還為研究提供了解釋的視角。筆者在2004年對滇東農村的“過密化③”現象進行了研究,關注滇東農村呈現出和人口大量外流的主流人口流動形式不同的人口流動現狀,即“過密化”。在相關社會學理論的“啟發”下,筆者從三個角度進行了解釋。一是從“推拉理論”引出的第三股力量———以“鄉土性”和鄉村傳統為特征的吸附力“規范”著農民的行為方式。傳統推拉理論對滇東人口流動形式缺乏解釋力,因為從當地人地關系緊張、生活水平低下的現狀來看,如果依據“推拉理論”來進行解釋的話,宏圖村的人口流動應該和中國其他農村一樣極富活力,這樣才合乎邏輯。所以只能從另外一個角度進行論證,宏圖村的人口流動狀況之所以和主流的人口流動狀況不同,“推力”和“拉力”形成的合力顯然被另外一股力量所“中和”。這股力量顯然要大于至少是等于農村人口大量外流所必需的“推力”和“拉力”形成的合力。這股力量正是以鄉土性④和鄉村傳統為特征的一股強大“吸附力”。二是從理性選擇理論出發,認為“過密化”是農民的生存理性選擇。像宏圖村一樣的傳統農村,農民在考慮是選擇在家種地還是外出打工時,他們遵循的并不是“經濟理性”(追求利益最大化),而是遵循“安全第一,風險最小”(代價最小化)。而實際上,無論他們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還是“代價最小化”,這其中包含著農民的一種“理性選擇”,這種基于生活壓力下做出的理性選擇被稱為“生存理性選擇”。三是運用社會網絡理論進行分析,社會網絡理論認為,農民大量外流意味著一個強大的社會支持網的形成,先前外出的農民工以個體或集合體為單位形成一個又一個網絡接點,為后來想出去務工的農民提供了信息的支持。宏圖村外出打工的很少,即社會支持網還未形成,或者說,只是處于雛形階段,接點太少使個人獲得信息的關系支持只是簡單的直線型的,還未形成一個縱橫交錯的網狀。社會支持網的缺失往往會造成農民流動速度過慢甚至是停滯[5]。

總之,就像哲學有助于我們形成一種“觀世界”的世界觀一樣,社會學理論有助于我們形成一種“社會學觀”,用這種“社會學觀”去“觀社會”,形成關于這個社會的“社會圖景”。

二社會學研究中理論前提的缺失

理論對社會學研究具有及其重要的作用,但是現實的情況是,中國很多社會學研究者往往不重視理論的應用,把社會學簡單地歸結為經驗科學,以為只要進行經驗觀察和描述事實就是開展社會學研究,在一些研究中排斥理論思考和忽視理論概括。鄭杭生認為,這是一種狹隘經驗性或狹隘實證性的社會學理解,這種社會學被限定在強調科學精神和經驗原則的英美實證社會學的范圍之內。造成中國社會學現象的現狀是:課題立項多,理論成果少;經驗事實描述多,深入分析少;熱點問題多,學術積累少[6]。

社會調查領域,對理論的忽視更為明顯,由于社會調查要直面經驗的社會事實,似乎對看到的經驗事實進行描述就是社會調查的全部,我們所看到的東西就是真實的東西。劉少杰考察了1988～1998年在《社會學研究》上發表的131篇社會調查報告,有明確理論前提討論的社會調查報告占29%,沒有理論前提討論的社會調查報告占56%,這種明顯的差別,揭示了大陸社會調查對理論前提的忽視程度。劉少杰進一步指出,從這些社會調查報告來看,有無理論前提討論所顯示的水平高低差別很大。具有明確理論前提討論的調查報告,不僅主題鮮明、概念明確、指標具體、討論邏輯清晰,而且所得結論也達到較高的理論概括程度,不僅具有理論價值,而且具有實踐指導意義。相反,那些沒有理論前提討論的調查報告,無非是些直觀的、簡單的現象描述,其意義至多不過是為他人開展社會問題研究提供了一些粗淺的材料。這樣的研究往往流于表面,觸及不到深層的社會問題。最后他指出,《社會學研究》11年發表的社會調查報告反映了中國社會調查的最高水平和存在狀況[7]。應該說,像劉少杰描述的這些情況,在中國社會學界還是相當普遍的。中國的社會學研究者在進行社會調查研究的時候秉承了實證社會學經驗性的特點,而忽略了實證社會學也有理論前提的需求。

另外一個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社會學研究中“科學貧困”的問題,即中國的很多學者自覺不自覺地放棄了對科學精神的追求,在功利性的科研評價機制面前,很多研究人員為了使科研數量達到相關要求,能在很短時間內完成一篇學術論文的寫作,這些文章大多都是簡單拼湊而成的。為了滿足研究人員職稱評定的需求,大量期刊如雨后春筍般開辦起來,甚至出現了“山寨”期刊,因為在這些刊物上發表文章是需要繳納版面費的。很多刊物不管文章如何只要交錢就給發,嚴重影響了學術的“聲譽”,也是對人類探求科學精神的褻瀆。論文剽竊現象也屢見不鮮。文軍曾借用布迪厄場域的觀點,指出中國“社會學學術場域中”存在“失范現象”,只要是在報刊上發表了某種談論社會問題的人,似乎都成了社會學家,而官方和業界的一些認識也紛紛謀求一個學者的頭銜。因而,社會學的學術場域內,同樣也是假冒偽劣[8]。

從以上的論述可以看出,社會學理論前提缺失的表現形式是多樣的,有簡單的社會現象統計報告的撰寫,有“科學貧困”,也有社會學學術場域的失范現象。這些因素成為了中國社會學發展的重要障礙。

三社會學如何理論自覺?

社會學研究中理論前提的缺失很大程度是由于社會學研究者缺乏必要的理論自覺造成的。所謂理論自覺,是指社會學實踐認識的一種正確態度以及社會學者自我反思的理論品質[9]。實際上包括了理論學習、理論研究、理論反思、理論選擇和理論建構不同層次的自覺。

首先是理論學習的自覺,要自覺地學習過往社會學家的相關理論和文獻,弄清楚原作者說了些什么,即所謂的“原謂”⑤,這也是我們強調的要面向文本,多看書。對已有社會學文本的學習是我們社會學入門的第一步。

其次是理論研究的自覺,畢竟原作者所說的只是他“思想”的“語言”的表達,如果是看翻譯的著作,又經過了別人“語言”的二次表達。所以我們了解了原作者所說的之后,還要分析“原作者真正的意思是什么”(“意謂”)、“原作者可能說了些什么”(“蘊謂”)以及“原作者本來應該說什么”(“當謂”)。轉第三是理論反思的自覺。在哲學那里,反思是思想以自身為對象反過來而思之,即所謂的反思思想;社會學的理論反思相應就是社會學理論以自身為對象反過來而思之,即強調社會學理論對自身的反思。一些社會學家試圖對社會學這門學科進行批判性的社會學分析,創立了“社會學的社會學”,或者叫做“反思社會學”。其中布迪厄的反思社會學最有代表性。因為布迪厄的反思社會學有自己獨特的研究特征:從反思的主體看,反思社會學主體既是研究者的個人又是由研究者組成的學科共同體,“反思的主體最終必然是要作為一個整體的社會科學場域”[10]。從反思的對象來看,與反思的主體相對應,“反思社會學的基本對象不是個別分析者,而是植根于分析工具和分析操作中的社會無意識和學術無意識”[11]。從反思的目的來看,布迪厄的反思社會學是要鞏固社會學的認識論保障,擴大社會科學知識的范圍。這充分表現在布迪厄的社會學反思兩個基本效應上,一個是科學方面的,一個是政治方面的。首先,社會學反思自身,有助于增強這門學科的獨立性和自主性,也就是明確自己的學科地位,從而維護社會學的科學性。布迪厄認為,社會學理應成為“元”科學,但始終應當是針對它自身來說的。它必須利用它自身的手段,對自己進行反思,確定自己是什么,自己正在干什么,努力改善對自己立場的了解。其次,社會學對自身的反思必須認識到自己的政治地位和政治功能。總之,社會學要不斷自覺地以自身為對象進行反思,并自覺地反思自己的語言符號,才能確立、維護自己的科學地位和政治功能。社會學是一門反思的科學,更應該是一個具有理論自覺的學科。

第四是理論選擇的自覺。在眾多的社會理論中,社會學研究者要結合自己所處的社會現實選擇合適的理論進行本土社會學研究,所以理論選擇的自覺實際上也是社會學本土化的自覺。中國社會學的理論自覺必須立足于本土情景,選擇適合即在進行社會學研究的過程中,在尋找理論前提的時候,要充分考慮中國社會的特殊性。中國是一個倫理至上社會,倫理的溫情充斥著社會的各個角落,“強關系”⑥在中國的人際關系網中占據著主導地位。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進行社會學研究,不僅要強調研究對象的客觀性特征,還不能忽視社會生活中的主觀性因素。就像劉少杰所說的那樣,在思考中國社會調查的理論前提時,應該超出實證社會學的理論視野,關注到韋伯為代表的社會理解論、福柯和布迪厄等人為代表的語言社會學以及法蘭克福學派的社會批判論等等社會學理論。因為這些社會學理論從不同視角研究了社會生活的主觀因素,分別在思維方式、展開形式和價值原則等方面作出了深入思考,不僅有補于網絡結構理論的局限,而且更切近中國社會現實[12]。這實際上是告訴社會學的研究者,不僅要有重視理論的自覺,還要有理論選擇的自覺。

最后是理論建構的自覺,把已選擇的理論和當下的現實結合起來,建構新的本土化的社會學理論。也就是在現實的指導下對原作者的意思進行修正、揚棄和創新(即“實謂”)。中國社會學必須把理論自覺和現實關懷結合起來,既面向文本又面向現實,最終建構起真正的中國社會學理論。

在鄭杭生看來,相對于國外社會學研究層出不窮的嶄新的研究成果,中國社會學在理論研究和理論建構方面都表現出諸多不足,如對本國社會思想和社會學理論、國外社會學理論的挖掘、評價和總結做得都不夠[13]。因而中國社會學的理論自覺顯得更為重要,因為這關系到中國社會學的命運和發展前景。

中國社會學必須堅持理論自覺,形成一種理論品質,并結合本土情境不斷反思自身依存的社會歷史條件,反思自身的語言符號,反思社會學場域中的各種“失范”現象。社會學應當成為一門不斷批判自身、不斷反思自身、不斷創新的科學。

社會學理論論文:新經濟社會學理論視角探究

摘要：西方的新社會經濟學對經濟市場進行了理論與實踐的探討，為了描述經濟市場的運作機制提出了許多獨特的見解。目前，我國對經濟市場的研究仍然處于起步階段，需要借鑒國外經濟市場的研究成果，其會對我國市場研究起到一定的促進作用。分析新經濟社會學的產生與發展歷程，總結新經濟社會學研究所涉及的領域，并且對新經濟社會學的理論視角進行研究。

關鍵詞：新經濟社會學；理論視角；分析研究

新經濟社會學的理論與研究方法來源于社會網絡分析，學術的傳承涵蓋了不同的知識領域，新經濟社會學通過經濟的方法來對社會進行研究，而社會學的研究對象是社會人。社會人是在經濟問題逐漸復雜的過程中所產生的，在社會生活中擔任重要的角色，為經濟社會的健康發展提供理論上的有利依據，避免了人們一味追求利益而在經濟社會中產生的各種問題。新經濟社會學主要通過網絡理論研究及組織理論研究來研究社會發展趨向，在連接宏觀與微觀兩個層面上起到決定性作用。

一、新經濟社會學的產生與發展

經濟社會學起源于19世紀中期，但是社會經濟學以一門學科的形式出現是在20世紀初，通過學者們的研究與討論而形成。西方的新經濟社會學不能夠把離散的經驗研究成果有效地結合起來，只是一味地注重經驗研究。伴隨著西方國家經濟和社會的發展，經濟活動的復雜性逐漸表現出來，許多經濟學家開始反思新古典經濟學的主流地位，主要從研究社會方面對經濟學進行擴展。經濟社會學是運用社會學理論以及方法來探索經濟行為和經濟體系的一門邊緣學科，是一個新生的學術流派，許多特性還沒有完全顯現出來，是一門研究社會經濟問題的社會學。新經濟社會學伴隨格林蘭諾維特發表的標志性論文“經濟行為和社會結構嵌入性問題”同時誕生，主要是指用組織理論、網絡理論以及文化理論來研究社會經濟現象的社會學取向。新經濟社會學得以迅速地發展，與經濟學、社會學等學科的發展以及學科之間的融合趨勢是分不開的，新經濟社會學的逐漸興盛是結合了社會學與經濟學等多門研究成果。當今社會，教育、婚姻、犯罪等領域逐漸受到人們關注，許多領域的研究導致研究者忽視了基本概念，概念本身的模糊性使研究過程中產生了許多分歧，新社會經濟學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幾個核心的主題上，關于經濟生活中的其他領域還沒有受到人們高度重視。這種現象表明，我們還有大量的研究要去做，新經濟社會學的發展要不斷吸收與借鑒政治、文化等學科的思想，為了主題研究獲取全新的發展動力。盡管新經濟社會學的研究者有著不同的學術興趣與研究視角，所持觀點也各不相同，但是對新經濟社會學的研究勢必會推動我國經濟社會的健康有序發展。

二、新經濟社會學所研究的領域

1.網絡領域研究。新經濟社會學中的網絡理論認為，經濟行為是嵌入到社會網絡中的。網絡理論分析認為，個人的行為與決策是與社會情境融合在一起的，必須用嵌入來說明社會現實與個人行動之間所存在的關系，并且針對行動者的真實行為背景進行解釋。在20世紀80年代后期，懷特在新經濟社會學中最早運用網絡方法，通過網絡方法的運用對市場進行研究，了解信任在經濟中的作用，以及經濟制度在現實生活中的運行。新制度經濟學緊急運用效用理論來對制度的形成進行分析，忽視了一個重要問題：社會結構才是理解現存制度的關鍵。格拉諾維特研究了信息網絡在人們尋找工作時的有效應用，并在最新的研究中明確指出，即使大多經濟互動都發生在網絡中，但經濟制度的推動力是不同的，經濟制度的形成由網絡促進，經濟制度只要成型，就會存在于單一的制度模式中。2.市場研究。新經濟社會學對市場的研究主要起源于對新古典經濟學市場理論的批評，新古典經濟學認為，市場是商品及勞動的交換，各種各樣的社會結構都是未來獲得高效的產出而形成的，市場才是真正的資源配置方式。網絡學派認為，市場的結構是為了效率而構建的，市場上的各種社會關系可以通過不同的方式來改進市場效益。近幾年來，社會上出現了不少關于市場研究的經濟社會學著作，包含了金融市場、勞動市場等多個領域。新經濟社會學對金融市場的研究表明，社會網絡也滲透在市場中，并且發揮著不可忽視的作用，表現在對證券交易所產生的影響。新古典經濟學忽略了社會網絡在市場中的作用，所以，對經濟市場中所發生的一系列問題的洞察力比較欠缺，對勞動市場的研究分析過程中，參與研究者估價了分層理論，挖掘出位于表面之后的機制，并且對百姓收入的問題進行深入的調查分析。3.文化領域研究。在20世紀中期，就有一批文化人對經濟生活進行了研究，最終文化研究能夠成為新經濟社會學的研究主題還要歸功于扎利澤等人把研究方法代入到經濟社會學的領域。扎利澤等人反對經濟社會學把所有都歸于社會關系以及社會網絡，反對只用文化術語來解釋社會經濟現象，隨著對價值觀的關注，在其中融入了定性的歷史資料，所以給新經濟社會學開辟了一個全新的領域。許多學者認為，文化因素存在于經濟行為當中，在市場研究中如果不考慮到文化，這樣的研究顯然是不夠全面的，在新經濟社會學中運用文化來解釋社會經濟現象，未來的發展還不夠清楚。但是，新經濟社會學研究過程中引入一定的文化因素，并且對經濟人類學的研究成果進行借鑒，是毫無疑問的。即使新經濟社會學在國外的學術界中掀起浪潮，但是在我國，社會學以及社會科學界對新經濟社會學還很模糊。我國處于社會變革的關鍵時期，新經濟社會學的觀點對分析變革時期的經濟現象起到一定的推動作用。新經濟社會學對社會研究領域有了重新的界定，在構建理論時持有獨特的方法，對我國社會學研究有著一定的借鑒作用。4.組織理論研究。組織是新經濟社會學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新經濟社會學對組織的關注主要體現在盈利方面，新組織社會學越來越著名。其主要原因是由于組織理論一直關注經濟組織，在工業社會學領域衰落期間，美國的組織理論吸收了工業社會學的許多觀點，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關于組織的理論都是對可用資源依賴理論、交易理論。格蘭諾維特提出了關于經濟組織的社會學問題：經濟組織與個體之間都受到社會關系網的限制，企業之間的聯系與交流不能夠通過規范的經濟交易來達成，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通過關系網來完成的，企業內部的制度也會被非正式的社會關系網所取代。社會學所關注的重點是企業間合作所運用的非正式關系，長期的合作過程中所建立起來的合作關系同樣會促進各企業之間的合作交易行為的產生。在企業內部，員工的晉升、部門間的協作甚至企業中沖突的協調都會運用到非正式的社會關系。

三、新經濟社會學的理論視角

1.市場過渡理論研究。關于市場過渡理論，存在著兩個基本的假定，首先是以中央集權化科層指令為特征的社會主義協作體系，其次是以供需關系來主宰價格定位、貨幣與所有權為特征的市場協調體系。維克多尼針對中國的經濟改革提出了自己的觀點，可以把社會市場經濟改革制度看成是一個過渡過程。在這一過程中，經濟體制逐漸向市場經濟轉變，過渡的重要后果是領導的權力逐漸被削弱，在集權化科層的協助下，領導的角色舉足輕重，為交易的降低成本造成捷徑，由于權力向買賣雙方轉變，所以，人力資本隨著過渡的實施會獲得更高的收益。在我國，這種過渡進程不會是單向的，盡管這樣，仍然會出現局部改革的現象。在過渡時期的中間階段，指令協作與市場協調相互共存，領導的權力依然存在一定的作用。市場過渡理論的研究表明，改革的最終目標是建立起社會市場經濟制度，關于交易模式、所有權等與市場經濟不符合的東西，都可以被視為過渡性表現。2.地方性市場社會主義理論研究。地方性市場社會主義理論認為，經濟體制的變化、政治意識與因素的相互作用以及社會文化的地方性根源等幾個方面的差異造成了社會主義改革的現實狀況，地方性市場社會主義理論通過市場及地方調節的因素對其進行了揭示，地方協調的角色至關重要，地方內部社會資源的管理不遵循理性的相關規則。為了達到目的，社會上的子系統會做出一定的讓步，地方性機制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經濟市場競爭的原則。在我國，不會走西方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道路，而發展模式的變化會隨著地方性力量的強弱而不斷改變。地方性協調的構建基礎是當地的關系網，主要表現在家族親屬之間，指令的側重點會以地方基礎設施的完善為取向，對于關系網的存在，將伴隨著機會結構而不平等地分布。

四、結語

新經濟社會學者把市場當作社會結構，對于市場構建的基本機制還存在一定的差異，有人認為是網絡機制，有人認為是制度機制，新社會經濟學的誕生使經濟學與社會學在微觀上很好地融合在一起，把社會網路正確地引進到經濟社會現象的分析中，有效地對經濟學的理論研究進行補充，為社會關系的有機結合提供了可能性。新經濟社會學的產生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社會學的研究領域，推動了社會學與經濟學在當代經濟社會中的融合與發展。

作者:劉婷婷 單位:陜西廣播電視大學

社會學理論論文:越軌社會學理論的思考

一、問題學生的形成：越軌社會學理論的基本觀點

雖然越軌社會學理論傾向于從社會的角度分析解釋越軌現象，可是由于研究者視角、關注點等的不同，相關學者對于越軌現象的解釋也存在一定的差異。因此，越軌社會學理論陣營里具有多種理論，如標簽理論、文化沖突理論、失范理論、社會控制理論等。這些理論的基本觀點決定了其解釋的立場與角度，對于“問題學生”的成因有著不同的思考。在對“問題學生”進行道德教育之前，我們首先需要了解“問題學生”的成因所在。

（一）標簽理論的基本觀點

標簽理論是出現于20世紀中期，解釋犯罪行為的一種社會心理學理論。它認為，個體越軌行為的產生主要是社會貼標簽的結果。為了較好地說明這一觀點，標簽理論將人的偏差行為分為“初級偏差行為”和“次級偏差行為”兩類。對于越軌者而言，初級偏差行為可能是臨時的、無意識的行為，而次級偏差行為則是習慣性的、有意識的舉動。在初級偏差行為發展到次級偏差行為的過程中，社會判定（貼標簽）是一個關鍵節點。具體言之，當社會給個體的初級偏差行為貼上“越軌”的標簽時，個體會形成一種新的自我期待和行為方式，按照標簽的內容重構自己的形象。此時，初級偏差行為轉變為次級偏差行為，個體的越軌行為也就成為一種習慣性的、有意識的舉動。依據標簽理論的觀點，我們認為，個體成為職業越軌者需要不可或缺的三個因素。一是既定標簽的存在。即，現實社會生活中存在著種種描述越軌行為的“標簽”，如“盜竊”。二是社會中的他人發現或者察覺到越軌者的越軌行為，如個體偶然的盜竊行為被人發現。三是他人（尤其是越軌者的重要他人）為越軌者貼上相應的標簽。在這三個因素的作用下，個體逐漸認可并內化標簽所賦予的價值觀念與行為方式，慢慢地發展成為一名職業越軌者。在這個理論看來，問題學生之所以出現，是別人張貼“標簽”的結果。

（二）文化沖突理論的基本觀點

文化沖突理論認為，社會文化差異是引起社會越軌的重要原因。該理論認為，一個社會中存在著類型多樣的文化，每一種文化都有其較為獨特的價值觀念與行為方式。被一個文化群體所接受的行為對另外一個群體來說極有可能是越軌行為。電影《刮痧》就明顯的體現出這一點。“刮痧”是中醫治療的一種手法，為我們所認可。但是，當身處美國的中國成年人用這種手法為孩子治病時，其卻被界定為一種虐待孩子的行為，觸犯了相關的法律法規，是一種明顯的“越軌”行為。從這個意義上講，越軌是文化界定的結果，具有一定的相對性。文化沖突理論的代表人物之一塞林（T.Selin）區分了兩種文化沖突：縱向文化沖突與橫向文化沖突。縱向文化沖突是指不同時期的文化之間所產生的沖突，而橫向文化沖突則是指同一時期內不同文化之間的沖突。具體到教育者與受教育者方面，受教育者的一些越軌行為一般是由縱向文化沖突造成的。這是由于，教育者與受教育者所處的時代不一樣，對于一些價值觀念與行為方式理解也就存在一定差異。由于教師處于較為強勢的位置，其往往將學生的行為界定為“越軌”，例如，在教師看來，學生染發就是一種越軌行為。此外，受教育者與教育者的縱向文化沖突也有可能造成學生的越軌。如，民族之間的文化差異會使教師將學生的一部分行為界定為越軌。在這種情況下，“問題學生”的出現是由文化界定造成的。

（三）失范理論的基本觀點

社會學先驅愛彌爾?涂爾干將失范一詞引入到社會學的研究中。他用失范描述這樣一種狀態：社會規范和價值相互矛盾、沖突或者社會規范與價值相對脆弱，個人與社會都處于混亂狀態。在這種狀況下，生活于其中的人們很容易出現越軌行為。這是由于：此時的社會處于價值真空或者價值混亂時期，社會規范呈現出碎片化的特征。在這個社會中，個體無法找到一個統一的價值體系，缺乏有效的價值引導與行為指導。按照歷史性與共時性的維度，我們可以將社會失范分為縱向失范與橫向失范兩個類型。所謂縱向失范，指的是社會中既有的價值體系被打破，但是新的價值體系尚未完全建立起來，整個社會中缺乏較為統一的價值體系，正如目前正處于轉型時期的我國。所謂橫向失范，是指社會各個系統之間的價值體系存在矛盾與沖突，處于這些系統中的個體缺乏一個較為統一的價值體系作為指導。具體到學生身上而言，就是家庭價值體系、學校價值體系、社會價值體系兩兩沖突，或者三者都有所差異。在道德教育過程中，5+2≤0現象的出現與此具有莫大的關系。由此看來，不同環境中價值規范的沖突導致了問題學生的出現。

（四）社會控制理論的基本觀點

社會控制理論有兩個基本的假設。一是個體天生具有利己與反社會的傾向，從人的天性出發，反抗是一種正常現象；二是人們對于法律與道德規范是非常清楚的，人們完全能夠意識到自己是否發生了越軌行為。基于這兩個假設，越軌理論指出，社會中之所以存在著越軌現象，其主要原因是社會對于個體的控制與約束不足。換言之，我們中的大多數人之所以沒有出現越軌行為，是因為我們受到一些關鍵社會紐帶的控制與束縛。而在越軌者那里，這些關鍵紐帶呈軟弱狀態。一般而言，這些關鍵社會紐帶主要包括“附屬”“承諾”“參與”等。“附屬”是指個體依附于其他個體，如父母、教師、朋友等；“承諾”則是指個體為一些傳統、正規的目標工作，如學生為了考上大學而辛苦的學習；“參與”指的是個體積極的參加社會的常規活動，如學生積極主動的參加學校、班級中的活動。在這些社會紐帶強有力的束縛與控制中，個體能夠較為有效地抵制越軌誘惑，控制自己的越軌沖動，從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越軌行為的出現。從這個理論觀點來看，學校中之所以會出現“問題學生”，主要是社會紐帶控制不足造成的。

二、問題學生的德育：來自越軌社會學理論的啟示

如前所述，長期以來，我們習慣于將學生道德狀況的原因歸結為個體。即，學生道德品質如何，主要受到個體的影響。因此，我國的傳統文化一直比較強調“修身”“內省”等教育方式。而越軌社會學的相關理論則告訴我們：學生道德品質如何，并不僅僅取決于學生個體，還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環境、文化等因素的影響。進一步言之，在培養學生的德性時，我們不能僅僅依靠學生自律、自覺，還要考慮學生生活的環境、與學生互動的個體等因素。因此，在對學生進行道德教育時，我們需要經歷一個從學生道德到外部環境的視角轉換，這是越軌社會學理論給我們帶來的方法論啟示。具體而言，我們可以從以下四個方面予以努力。

（一）留意學生的道德表現，并及時加以強化

在日常的道德教育工作中，教育者應該隨時留意學生的各種道德表現，并運用適當的標簽強化這些已經出現的行為。總的來說，在促進學生道德成長的過程中，教育者應該有“貼標簽”的意識。即，給學生一些臨時性、隨意性的道德行為貼上道德的標簽，促進其道德行為的長久化、固定化。比如，當發現學生幫助他人的行為時，我們應及時的將“助人為樂”的標簽賦予學生。具體而言，我們需要從以下三個方面予以努力。首先，教育者需要準備大量的“標簽”。標簽的存在是貼標簽行為發生的前提，因而教育者應該備有豐富多樣的標簽。這是由于：標簽的內容越是細致、越是具體，其對學生的影響也就越個性化、越深化。這提醒我們，在日常的德育工作中，我們不僅僅需要準備一些較為概括性的標簽，如“好孩子”，還要準備一些較為具體的標簽，如“誠實”“勇敢”“自信”等。其次，教育者需要時刻關注受教育者的日常表現，隨時發現學生的道德閃光點。為了做到這一點，教育者就需要關注學生的整體生活。例如，教師不能僅注意學生在課堂上的表現，還要留意其在課堂之外甚至學校之外的表現。第三，教育者適時的將標簽貼在學生身上。在這里，教育者需要注意兩點。一是貼標簽的時機，在發現學生的道德行為之后，教育者應該及時的發出貼標簽行為。二是貼標簽的主體。在給學生貼標簽時，教育者應該盡量尋找學生的“重要他人”，即學生較為信服的人，這樣能夠形成更好的結果。

（二）了解受教育者的文化，并積極地與受教育者開展對話

文化沖突理論凸顯了越軌行為的文化特質，揭示出價值觀念與行為模式的文化性。這給我們的道德教育工作帶來兩個方面的啟示：一是了解受教育者的文化，二是與受教育者展開積極的對話。之所以這樣做，是由于此舉能夠有效地增強道德教育的針對性與有效性。第一，教育者應該全面、深入地了解受教育者的文化。對于道德教育而言，教育者了解受教者的文化，主要是了解適合于受教育者文化的道德觀念以及道德行為模式。隨著社會文化的變遷，道德觀念與道德行為模式也處于不斷的變化過程中。一方面，道德觀念有所更新。例如，幾十年前，男女生交往過密被視為一種“不道德”的行為，而在今天，其卻被視為一種正常的交往現象。另一方面，道德行為模式有所變化。何謂尊重教師能夠較為明顯的體現這一點。數十年前，尊重教師意味著對老師言聽計從，甚至是唯唯諾諾。當下，學生可以與教師進行討論甚至是爭論，對于學生而言，這可能才是真正的尊重教師。正如一些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樣，雖然學生的行為表現發生了變化，但是其“內心深處所認同的價值理念有很大部分與社會所認可的文化價值是一致的”。因此，在對受教育者進行道德教育時，教育者應該主要從這兩個方面出發，深入了解受教育者的文化。第二，受教育者應該與教育者展開積極有效的對話。教育者與受教育者之間開展對話，有利于促進雙方文化的交流，消除可能產生的矛盾與誤會。在對話過程中，交流雙方需要注意兩點。一是對話雙方保持一個尊重的態度。在交流過程中，交流雙方需要尊重對方言說的權利。自己無論是否歡迎、贊成，都要允許對方表達出來。二是對話雙方保持一個平等的地位。在對話的過程中，各種觀點的價值、意義雖然存在差異，但是其地位卻是平等的。因此，處于相對優勢地位的教育者，切不可用自己的話語來裁剪受教育者的話語，影響對話的正常進行。

（三）建設統一的價值體系，打通受教育者的不同生活場域

失范理論強調了價值體系統一對于受教育者價值觀念與行為模式的重要性。因此，該理論對于道德教育工作的重要啟示就是形成較為統一的價值體系。為達成這一目標，我們可以從縱向與橫向兩個維度加以努力。從縱向上講，我們需要建立一套較為統一的價值體系。統一的價值體系就是指整個社會較為認可的，同時能夠指導社會成員的價值體系。在這個體系的建設過程中，需要政府部門的相關工作，如提出核心價值觀念，并對這些價值進行闡釋等工作，也需要每一個社會成員的努力。社會中的個體需要接受、踐行這些價值觀念，并對其他社會成員加以督促，從行動上推進統一價值體系的建立。通過這些途徑，我們才能為受教育者提供一個有規范、有秩序的社會環境。從橫向上講，我們需要打通受教育者的不同生活場域。一般而言，受教育者生活于家庭、學校與社會三個場域中，我們所需要做的就是打通這三個生活場域。例如，我們可以通過家校之間的交流與合作，促進家校價值觀念的統一。面對社會，家庭與學校既不能孤傲的保持理想主義，也不能完全為社會所制。家長或教師應該讓受教育者了解社會現實，讓學生知曉如何道德的處理真實社會事件，提高家校價值觀念與社會價值生活的一致性。

（四）加強正向的社會紐帶，消解負向的社會紐帶

通過對于社會控制理論的描述可知，按照性質劃分，社會紐帶可以分為兩種類型，分別是正向社會紐帶與負向社會紐帶。為了促進受教育者的道德成長，對于不同性質的社會紐帶，教育者可以分門別類的對待。第一，教育者需要加強個體的正向社會紐帶。教育者加強受教育正向的社會紐帶，就是將學生更多地束縛在正常的社會群體與社會規范中，讓學生習得社會所認可的價值觀念與行為方式。在這個方面，我們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加以注意。首先，教育者要不斷提高自身的素質與魅力，盡量成為受教育者的“依附者”；其次，教育者應該不斷探討新的教育方式，促使學生樹立較為正規的目標；最后，學校或者教育者可以開展具有吸引力的活動，讓受教育者不斷地參與到正常群體的活動中。第二，教育者應該消解個體的負向社會紐帶。消解負向社會紐帶，就是將受教育者從社會不認可的價值觀念或行為方式中釋放出來，避免其對于受教育者的影響。具體而言，我們同樣可以從“附屬”“承諾”“參與”這三個方面予以努力。首先，教育者可以通過各種方式減少受教育者與越軌者的接觸，減輕對于越軌者的依附；其次，通過對于一些消極社會目標的分析，教育者可以促使受教育者放棄一些不為社會認可的目標；最后，教育者需要為受教育者劃定一些邊界，控制學生對于一些社會活動的參與。我們認為，任何一種理論都基本上不可能是萬能良藥，其僅僅是為我們思考相關事物提供了一個有益的視角。同時我們也確信，當用多種理論關照一件事情時，我們也會獲得相對更為全面的認識。因此，本文闡釋了多種越軌社會學理論對于道德教育的啟示，以期對讀者有所裨益。在這里，筆者還要強調的一點是：無論是分析越軌現象還是進行道德教育，人們所思考的基本上是：個體的某些思想觀念或者行為方式是如何形成的？基于這一點，我們認為，有關越軌現象的相關理論有助于教育者思考道德教育工作的改善，因此我們需要對二者的關系予以關注。

作者：孔祥淵 單位：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部

社會學理論論文:龐德的法社會學理論概述

摘要:羅斯科?龐德(RoscoePound，1870－1964)，是20世紀美國著名的法社會學的領導者，也是美國法律現實主義運動的早期代表人物，是美國法社會學發展歷史中不可一世的領軍人物，生前曾在內布拉斯加州擔任律師，并在植物學研究中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后期輾轉多處，并于1916年開始擔任哈佛大學法學院院長，為其從事法學研究工作提供了良好的氛圍和充裕的時間，但是他個人雄厚的知識底蘊和嚴謹的治學態度也是其成功必不可少的品質基礎。

關鍵詞:法社會學;社會控制;普通法;法律至上;遵循先例

一、法律是社會控制的工具

龐德在繼承了霍姆斯法學中的實用主義傾向之后，將法律視為一種手段，即社會控制的手段。在龐德的觀點之下，法律是一種工具，其所關注的是在法律制度，律令和準則控制之下所具有的社會效果。法律概念是因目而生的，任何一種社會制度都服務于它所賴以生存的社會環境。而在龐德的著作中，其將法律的性質定義為其為發達社會中的一種高度專門化的社會控制形式，而此種社會控制形式則是將在司法和行政中適用的權威性律令體在已經被普遍接受的法律理想的引導下，運用權威性技術進行適用。而后期構建的法律理想始終是與實際的法律觀念一脈相承的，法律理想作為法律秩序將要達到的目的，在實際的法律秩序行程中起引航作用，鑒于此，龐德將已經成熟的法律體系的發展進程分為六個階段:(一)將法律以維持治安或者和平為唯一目的的階段定義為原始法階段。此階段為法律秩序提供了和平規制社會這一理念，與以維持治安或者和平這一目的相輔相成，引導著原始法在動蕩不安的社會治安中發揮作用。(二)將以法律救濟適用中的確定性作為法律秩序所追求的首要目的的階段視為嚴格法階段。此一階段追求以法律救濟作為手段以獲得社會安全這一目的。(三)將以強制實施義務來符合倫理行為的善良道德規范為目的的法律階段稱為衡平法與自然法階段。期間，倫理行為和善良道德規范是目的，而強制實施義務則作為手段，目的引導手段，手段以目的作為引導和航向，共同塑造了這一經由理性而達至善良的法律秩序。(四)在走過了上述(2)和(3)階段以后，法律秩序在融合了嚴格法的穩定和衡平法與自然法的靈活之后，順其自然，一路發展達至法律成熟階段，即通過維護權利，以確保機會平等和取得物的安全，至此才徹底構建了個人權利的觀念。(五)在后期面對有限的資源和無盡的人類需求的時候，為規制無節制的索取、減少浪費以及在度過合理利用資源中的重重阻礙，龐德提出了法律社會化階段，而此階段法律秩序的目的也就是用有限資源滿足無盡的人類需求，最終實現少浪費，有規律索取的合理化配置。(六)在法律秩序走過以上幾個階段之后，法學家的迫切任務將是調解地方立法與世界普遍法律原則之間的關系，這也是在面對正在發生的實踐和現實時，法學家的一項急迫而且有重要意義的任務。因此便有了世界法階段，這一階段是融合了理性和目的的情況下，追求獲得立法手段來制定強制實施規則的政治理念的讓步，將理性適用于司法發現這一進步理念扶上舞臺。綜上所述，以上六個成熟法律發展階段的劃分和進步趨勢，都是以當時社會的迫切需要和社會環境為依托，在建構此種階段的法律理想和預計達到的目的的引領下，為服務于當前的社會實踐和現實，將法律作為一種手段以實現社會控制，在此種大背景之下，主張法律的解釋和適用都應當服務于它們所依從的社會目的。

二、普通法的精神

《普通法的精神》是法社會學倡導者對這一學說精神實質的具體體現，龐德以此來呼吁我們將關注公共利益與關注個人利益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倡導在法律傳統之中注入法律理想，而最為主要的是，法律的變化應該與新的社會情況的變化一脈相承，而不是僅僅側重于法律或社會的某一個方面，追求社會或者是法律單方面發展的極致程度。除了以上幾個值得我們深思的普通法的精神之外，更為關鍵的是，《普通法的精神》給我們現在的中國法學者帶來一種思考，龐德作為一代宗師，以其非凡的手筆和精巧的思辨為我們展示了作為一個時代社會制度之價值基礎的普通法以其傳統的精神維系著美國社會的價值秩序，而此種富有活力并堅忍不拔的英美普通法的精神，這也是我國當前的法律人才在為我們目前將法律原則變成卷帙浩繁的法律條文而感到驕傲之時，不得不考慮的一個問題，我們距離建立作為社會制度價值基礎的法律精神還有多遠，我們在面對個案正義和制度正義的時候，是否還是無視法律制度的價值基礎，一味的以為樸素道義的搖旗吶喊來淹沒維護制度正義的力量，我們的法律精神是什么?

(一)法律至上原則

《普通法的精神》中“精神”二字，作為一種人的意識和心理狀態，是一種至高無上的境界，龐德在該文中毫不遲疑的將法律精神作為一個時代一切社會制度的價值基礎，意味著法律制度至高無上的權威性地位，是需要人們理性的捍衛遵守經過權威性制定并代表社會主流意識的法律精神的。在法律至上原則之下，沒有經過人們的愛國情結、同情心和民族情結沖擊之下的制度性例外，人們必須一致地，毫不遲疑的遵守法律的規定。這不是我們在現今時代，言論自由泛濫環境之下響徹于社會制度之中的一句完美主義的口號，而是滲透在我們的法律制度之中，代表我們普遍認可的主流意識的精神確認。于是，英國法官們和詹姆士一世在進行激烈論戰之時所提出的法律至上原則，成為普通法精神中永不磨滅的原則，它既是民眾意識的高度集中和反映，也是打破統治者造法，專制立法的力量源泉。自此，我們以只奉行理性法律而不再屈服于個人專制權力和情感意志為準則的法律至上原則，成為法律本身權威和我們普通個人、法官及法律學者甚至統治者在內對理性法律遵守和捍衛的價值基礎。

(二)遵循先例原則

在普通法的精神中，與法律至上原則并駕齊驅的還有遵循先例原則，這一原則也是在英美法的傳統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它和著普通法發展的步伐，從最初英國的法院慣例脫身而成為當今世界上舉足輕重的法律制度。而遵循先例則將意味著法官在審理某一案件時受到雙重影響或約束，即:(1)上級法院或本級法院法官在已決案件中與此相似或相關的問題作出的判決所包含的原則或規則;(2)已有判決接受并遵循先例所確定的原則或規則。至此，遵循先例原則中包含著司法經驗主義這一精神，這一由法學家或立法者提供資料而創生的司法經驗主義將法律從19世紀的故步自封中解救出來，換言之，遵循先例原則崇尚的是理性判決，拒絕以武斷的個人意志作為判決基礎。但是，遵循先例原則和司法經驗主義，并不是對法官自由裁量和司法造法的無情否定，因為無論我們多么想以審判職能的純機械性理論去限制司法造法，它都是在潛移默化的進行著的。我們能做的只是最大限度的承認遵循先例原則所帶來的穩定性和可估量性，然后追求在這原則指導下的合理范圍內的確定和發展，這也是遵循先例原則在普通法中經得起考驗并取得成功的主要因素。法律至上原則和遵循先例原則，作為普通法的基本原則，以其身后的法律精神作為支撐，在普通法的發展過程中，不斷地演進和完善。二者不僅是德國法律理念的代表，也是法律對上帝的正義和真理的探求，普通法的原理作為一種應用于經驗的理性原理，體現了經驗將為行為的標準和判決的原則提供最滿意的基礎。在普通法的精神中，法律并不由國王意志隨意武斷地創造，而是由具有法律專業知識、法律經驗以及專業技能的法律學者和法學家們在綜合過去和現在已有的法律原則和法律規則的經驗中發現的，這也是法律至上原則和遵循先例原則的理論精髓和成功之處。

三、結語

以上這些理論是龐德法社會學理論的代表性著作，將法律作為社會控制的工具是龐德法社會學理論的基本論調，但是法作為一種工具，要在其實踐中大展拳腳則需要經得起千錘百煉和歷史考驗的法律精神作為支撐。而鑒于法律自身所需要的可預測性和穩定性，追求穩中求進，就不得不減少一夜之間調整我們法律體系之妄想而追求循規蹈矩的理性進步，減少因企圖隨意改變法律而帶來的危險，于是，遵循先例原則就成為不二的選擇。

作者：魏艷紅 單位：西北師范大學

社會學理論論文:經濟社會學理論下企業預算管理論述

1經濟社會學對企業預算管理的作用

經濟社會學實際上對企業的預算管理產生的作用是不容忽視的，社會經濟學指引企業的發展，企業預算在市場經濟深入發展的今天更是十分的關鍵，社會經濟學當中強調理論和實踐應該有機的結合在一起，在其的指引下可以使得企業的預算管理更加的科學合理。在經濟社會學的理論作用下，企業預算管理更加重視的是理論和實踐相互結合，充分的考慮到企業的實際發展情況，制定有針對性的概預算計劃，這樣才能更好的推動企業的健康發展，經濟社會學可以為企業的概預算提供強大的基礎和依據，此外，其也開啟了新的預算編制方式。

2基于經濟社會學理論下加強我國企業預算管理的措施

2.1拓寬企業管理層，促進企業價值聯動增長

在現代化的發展模式下，財務行為實際上最重要的一個載體就是網絡，在實際的工作中也將個人和團體的財務行為都歸入到財務工作中，在整個網絡內的人員都要監理非常強的大局觀和整體觀，在實際的工作中，最重要的一個環節就是要保證企業和集體的利益在最大程度上得以實現，將企業的概預算管理放在三個維度上去執行，將三個維度的管理工作充分的結合在一起，這樣就使得三者能夠相互監督、相互促進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制約，從而也使得企業的概預算水平不斷提高，促進企業價值的聯動增長。

2.2重視個體、團體和企業預算管理的博弈

傳統的經濟社會學實際上主要強調的是個人和企業之間的一種博弈，但是社會經濟學也隨著時代的變遷而不斷的發展，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企業預算管理工作也有了進一步的變化，當前更加重視的是團體和企業之間的博弈關系，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應該將權力進行合理的分配，在此基礎上對企業的概預算進行規劃和設計，這樣才能更好的發揮企業概預算工作在機體權力中的制約和縱向配置的積極作用，在實際的工作中不遠的深化改革，調整結構，將個人成員退出的成本進行科學合理的計算，這樣才能更好的處理好公平與效率之間的關系，從而也更好的推動了企業的健康發展。此外，社會責任的壓力是企業生產活動所要承擔的一項最為重要的壓力，實際上，企業運行的過程中社會會給其產生很大的作用。所以在企業運行或者是預算管理的過程中要將這些無形的資產變得更加有形化和物質化。

2.3改進企業預算管理的控制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推進，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以及消費觀念的改變，經常會打亂企業的長、短期戰略目標，但是我們不能因此簡單否定現有的企業預算管理模式，應將完美實現計劃，作為我們不懈追求的目標，隨機應變，充分發揮預算控制能力作為關鍵要素，加以執行。

3結論

在經濟理論的作用下，在企業發展和運行的過程中，應該將概預算管理由硬性控制，變成軟性的控制，在企業發展的過程中還要處理好個人、集體和企業三者之間的利益，同時企業還應該在建設的過程中形成一個科學的預算機制，讓企業形成一個良好的氛圍，使得企業可以更好的得以發展。

作者：龔開楠 單位：中共大慶市委黨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