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04-18 10:52:48
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一篇孔子教育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一、孔子教育思想的目的定位
(一)孔子教育目的的核心
孔子認為,教育的核心價值應該指向人的發展,即著眼于培養人、完善人,促進人自身的全面發展。主要實踐是從培養處理人與自身、人與人、人與自然的關系出發。在處理人與自身的關系上,孔子一再強調“克己復禮為仁”[1]。他說:“以約失之者,鮮矣[1],”必須要用“禮”的要求來約束自己的言行,做到“敏于事而慎于言”[1],達到具有君子品德。在處理人與人的關系上,孔子認為,首先是從處理好與家人的關系建立起來的。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有余力則以學文。”(《論語?學而》)“孔子教育的精妙之處,是從人類最一般的家庭關系入手,講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并把這種外在的行為規范轉化為內在的道德倫理意識的自覺追求,進而以家國同構的原則將其推廣開來”[2]。在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上,孔子要求學生知天命,就是懂得把握自然規律,認識客觀世界的發展規律,做到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孔子說:“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論語?陽貨》)是在告訴人們自然規律是客觀存在的,不能肆意踐踏和違背,他說:“獲罪于天,無所禱也。”(《論語?八佾》)人要好好的生存下去,就要掌握客觀規律,遵循客觀規律,要知天命而畏之。孔子認為,君子知天命而畏之,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3]。孔子教人處理上述三方面的關系,目的就是教人怎樣生存,最終把人培養成為一個適合社會需求的君子,使國家和諧,實現大同社會。人要改造自然、改造社會,最重要的是從改造自己的主觀世界開始。
(二)孔子的教育對象與人才標準
孔子認為教育與人口、經濟一起,共同構成推動社會發展進步的三大基本要素,《論語?子路》記載:“子適衛,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福之’。曰:‘既福之,又何加焉’?曰:‘教之’。意思就是:當國家人口發展了,安定了,富有了,就應該加強教育來完善。“教育要實現社會需要,無論是生產需要,還是生活需要,或者是文化需要,都要在人的培養規格上體現出來,而且最終要通過人的培養來實現為社會服務的目的”[2]。因此,教育絕對不能忽視人的發展的需要問題。教育只有實現了對人的全面發展,才能夠實現教育對社會發展的功能。孔子說的“教之”,“之”指代的是社會公民。孔子說的“教”,就是培育人們有效地參與國家和社會公共生活、培養明達公民的各種教育手段的綜合體;簡單的說就是讓公民養成參與國家或社會公共生活的意識。即,要公民做到明德、親民、止于至善。這就是孔子一再強調的為政,最終使天下平,與近代提出的公民教育基本上是吻合的。孔子的人才標準是理想的人格典范,稱之為“君子”。教育產生于人類的社會活動,教育的對象是人———社會公民,教育的目的就是完善人格,教人如何幸福的生存,實現社會和諧。
(三)君子的修身之道與人格魅力
孔子把培養目標定位在“君子”的培養上,對人才的要求就是符合“君子”品德。孔子對“君子”的為政素質要求,一是“修己”、“正身”,二是“安人”、“安百姓”。孔子認為,要想改變別人首先要從改變自己開始,因此,“修己”是“安人”的基礎,“正身”是“安百姓”的前提。在孔子的人才標準的指標體系中,君子的個人道德品格素質是基礎,最終培養學生具備安人、安百姓的遠大抱負才是培養的最終目標。從孔子的教育思想出發,我們可以總結出君子的人格魅力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第一,君子是道德高尚的人。主要表現:一方面要學會寬容,“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論語?述而》);一方面要懂得謙讓,“君子無所爭”(《論語?八佾》);一方面要講仁義,“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論語?里仁》)“君子的思考是修身、齊家、治國、使天下平,小人思考無時無刻不在追求個人利益得失”[4]。第二,君子是具備多方面能力的人。孔子說:“君子不器”,“不器”就是不成為某一個定型的人,君子有能夠處理好上述三方面關系的能力。第三,君子是勤勉自律的人。首先,君子為人穩重、忠誠、講信用、向好榜樣學習、知錯就改,“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論語?學而》);再者,君子嚴于律己,“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論語?衛靈公》);再者,君子合群,“君子以文會友,以友鋪仁”(《論語?顏淵》);再者,君子安守節操,“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論語?衛靈公》)。第四,君子綜合素質高。在《論語》的《子張》、《堯曰》、《季氏》等篇目里面,孔子談到了君子分別有三戒、三度、四重、五美與九思,孔子從不同的方面歸納總結了君子的人格魅力。通過前面的分析,我們可以發現孔子的教育目的思想,對人才的培養目標主要是實現道德準則、人格、人文素養三方面的培養。孔子的君子人格與當前創造性人格的定義是吻合的。“創造性人格,是指主體在后天學習活動中逐步養成,在創造活動中表現和發展起來,對促進人的成才和促進創造成果的產生起導向和決定作用的優良的道德、人格、信念、意志、情緒、理想等非智力素質的總和”[3]。
二、孔子教育思想在當前基礎教育中的缺失
2005年總理在看望著名物理學家錢學森時,錢老曾發出這樣的感慨:回過頭來看,這么多年培養的學生,還沒有哪一個的學術成就能跟民國時期培養的大師相比!筆者要問:當前我國教育到底缺少什么,導致了不能培養出大師來?筆者以為,當前最主要的原因是當前教育從基礎教育開始,就一直缺乏培養學生具備大師人格的土壤,學生在基礎教育時期應該具備的人的道德準則、創造性人格、人文素養等方面所得到的培養太少,這樣,到最后能夠達到“人不知而不慍”[1],靜下心來全心全意搞學術、科研的人才就十分稀有,最終導致不能夠培養出大師來。
(一)品德和價值觀培養的缺失
當前我國教育最大的缺失,在于從基礎教育開始,不是為人,而是為己;要求學生主修的不是道德,而是知識和技能,教書和育人完全分離開來,甚至可以說只重視教書不進行育人。這樣的教育是簡單的復制粘貼式教育,是造成應試教育以及造成學生價值觀迷茫的主要原因。孔子把德育視為一切教育的根本,形成了一套完美的德育系統,其作用主要可以概括為兩個方面:一是鞏固和發展人的先天素質,指個人先天具備的生理特質得到鞏固和發展。二是培養和完善人的后天素質,指人后天經過受教育獲得基本品行。南懷瑾先生認為孔子一輩子都在進行德育,他說:“孔子看到,即使一個安定的社會,文化教育沒有完成,是不能夠解決其他問題的。基本上解決問題的是要靠思想的純真,亦即是所謂之‘德性’。因此孔子一生寧可窮苦,從事教育”[5]。只有把“德育”放在教育工作的首位,一個人一旦立志,就不怕寂寞,不怕凄涼,有了這個精神,這個態度,才可以談做學問,才可以成為大師,為社會培養大師。當前社會不和諧,與教育中品德和價值觀培養的缺失關系很大。教育舍本求末,社會豈有不亂的道理。教育先亂了目的、內容;后亂了學校章法、師道;然后亂了教師、學生;所帶來的最后結果就是導致全社會的道德大滑坡,學生價值觀迷茫,使社會亂了。諸如毒食品、毒文化、毒環境等等,如此惡性循環,中華文化,中華民族勢必如古印度、古巴比倫、古羅馬一樣,在歷史的長河中淘汰。
(二)創造性人格培養的缺失
創造性人格包括的基本素質是多方面的,當前家庭和學校對創造性人格培養的缺失,主要有以下四點:一是沒有加強學生良好心理品質的培養。家長和教師重視兒童和青少年的良好心理品質的培養是創造性人格形成的基礎,當前我國基礎教育在這方面的培養是貧弱的。比如,近年來我國中小學生自殺事件頻繁發生,說明我國心理健康教育亟待加強。二是沒有正確引導個體的個性和特點的發展。具有高創造性的個體往往具有鮮明突出的個性特點,然而,當前我國學生不是缺少個性,還是個性太過張揚。最近的一份有關高中生自信心的國際調查表明,49%的日本高中生表現自信;80%的美國中學生有較強的自信心;而90%的中國學生對自己充滿自信。[6]這個調查結果令我們不得不進行深刻反思:中國學生憑什么如此自信,中國學生這么快從原先的近乎自卑走向極度自信正常嗎?三是沒有堅持正確運用評價機制。評價是教育活動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有機組成部分,具有很強的導向性。教育心理學研究表明,教師的評價與學生的自我評價之間存在著顯著的相關,對學生的人格形成有著重要影響。四是沒有營造創造性人格教學的氛圍。教育的四大條件之一便是環境,學校是以教師為主軸向學生傳授知識,培養人格品質的場所,營造有利于培養創造性人格的教學氛圍是十分必要的。要想培養創造性的人才,教師在教學活動中必須勇于創新,當前教育由于教育功利化,教師缺少創新,缺失對學生創造性人格的培養。
(三)人文關懷與人文素質培養的缺失
人文是指,重視人的社會屬性之文化的養成。孔子教育的顯著特點就是尊重人性、教化人性、聚焦于人的人文素質的培養。人文素質是指,在人文方面所具備的綜合品質及其發展程度。當前我國基礎教育,對人文素質培養的最大缺失是,沒有將人類優秀文化(特別是中華幾千年的優秀文化)成果通過知識的傳授、環境熏陶以及社會實踐,內化為學生人格、氣質、修養,成為學生相對穩定的內在品德,使學生真正懂得做人,最終能夠正確處理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自身的關系。學生閱讀經典可以感知真、善、美,可以使思想素質、知識素質、審美素質等得到全面發展。當前基礎教育階段,要求學生對經典的閱讀量太少了,特別是對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文化的了解太少。據筆者見習時期了解,現在某些城市中小學要求學生閱讀課外書,成為中小學生的家庭作業,這樣自覺閱讀的興趣轉化為了逼迫閱讀的任務,根本就沒有起到閱讀經典的作用。
三、孔子教育思想對當前基礎教育改革的啟示
(一)在思想教育方面要挖掘孔子教育注重德育的優良傳統
孔子認為,“孝悌”是做人的根本,德育從培養學生的“孝悌”觀念始,達到解放和鞏固學生的善性,激發學生的潛能。一個人可以沒有文化知識,但是不能夠不會基本的為人處事,真正的學問就是那些為人處事的法則,簡單的說就是道德規范,這是一個人生存的最基本的前提。基礎教育要堅持從德育入手,啟迪學生心智,幫助學生獲取聰明才智,以促進后天的長足發展。小學生是人性的固本階段,這一階段的兒童不需要去理解和應用什么科學,他們需要的是接受對真善美的認知,對周圍事物的感知,對科學認知的興趣以及對記憶力、思維能力和想象力的培養。儒家思想一再強調“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1],從童年開始,堅持德育為先,培養其良好的習慣至關重要。當今社會在商品經濟的沖擊下,后現代社會里人心浮躁,缺少仁愛之心,中小學生校園暴力、少年犯罪成為了全球的一大頑癥,學生有知識少禮義廉恥成為了當今教育的產物,這些禍害與德育的缺失是分不開的。子曰:“仁者愛人”[1],孔子認為“愛人”的最基本前提是懂得禮義廉恥,人與人相親相愛。筆者以為德育是所謂愛的教育的前提,要在兒童發展的初級階段培養他們懂得愛自己、愛他人、愛自然才能實現愛的教育。
(二)在知識培養方面要挖掘孔子教育注重學生人格培養的優良傳統
孔子對學生人格的培養,主要體現在其教學內容上。總結孔子的教學內容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道德教育;一是知識教育。孔子說:“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徒,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論語?述而》)“在知識教育方面,孔子特別重視在青少年知識培養方面對其人格的培養,在教學中,孔子引導青少年修身踐行和端正青少年的思想態度及改正其缺點”[2]。孔子強調,倘若這些教育工作者要是做不到,是一件十分令人擔憂的事情,因為“幼不學,老何為”?孔子的教育教學內容是六藝,即:禮、樂、射、御、書、數等六門課程。“禮”,是指約定俗成的處事方法,是人與人之間處事的根本,也是人之所以為人的一個標準,用于維護各種人倫和道德規范。故,子曰:“不學禮,無以立。”(《論語?堯曰》)“樂”是通過音樂、舞蹈、詩歌等藝術手段使學生從情感上接受道德的熏陶,禮、樂互為表里,共同完成德育任務,孔子認為興禮樂可以維護社會有序的發展,“樂”教相當于現代的美育;“射”是射箭,孔子教學講究“舉一反三”,孔子教學生“射”是為了讓學生從射箭比賽中學會相互禮讓,培養學生“無所爭,禮讓而得”的君子品德,故,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論語?八佾》)“御”是指駕馭戰車的技術,這兩項屬軍事技能,相當于現代軍事體育,從孔子的思想我們可以得到:體育既要達到“強其體魄”的作用,更要達到“文明其精神”的作用;“書”包括識字和自然博物常識,相當于現代的文化科學知識;孔子“數”的教學不僅指一般的數學知識還包括記日、記月、記年的歷法。通過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明白,當今小學的美術課、勞動課、思想品德課、音樂課,這些課程的設置應該是為了陶冶學生的情操,用藝術手段使學生從情感上接受道德的熏陶;自然科技課應該是為了培養學生熱愛自然,培養一定的對科學的興趣;體育課是為了增強學生的體魄之外更重要的是讓學生在體育中懂得謙讓。在人生的啟蒙階段,這些課程的設置應該是為了培養學生人格的,甚至要高于語文和數學課的作用。
(三)在技能方面要挖掘孔子教育注重人文素質培養的優良傳統
在人文素質培養上,孔子通過提高學生的審美能力和審美意識,豐富學生審美理想,達到美化學生心靈、行為、語言、道德與智慧的目的。孔子的人文素質培養的全部內容包括,《詩》教、禮教、樂教等方面,即“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7]。在人文素質的培養上,孔子一直立足于經典的培養,經典可以全面提高人的能力。孔子認為,《詩》可以激發人的豪情壯志,可以提高觀察宇宙自然和社會人生的能力,可以使人與眾人和諧共處,可以抒發心中的怨恨和不平;從近處看,可以用其中的道理侍奉父母,從遠處看,可以侍奉君主;還可以更多地認識動物和植物的名稱。孔子一再對弟子說:“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論語?陽貨》)經典文學及藝術是作者有感于內心而作,另一方面可以產生觀賞者的共鳴,觀賞者內心的變動。這種內心變動可以另觀賞者產生出“和”的意志,達到心靈的凈化。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論語?為政》)人文素質的培養目的是讓青少年懂得禮義廉恥,“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將亡矣”,“生于憂患死于安樂”,這并非杞人憂天,危言聳聽,當今社會的不和諧證明了這一切。我國是文明古國,有著悠久的文化資源,這些經典的人文知識我們不能夠不教。儒家思想一直促進著中華文化的發展,使之源遠流長不至斷流,最終形成了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中華文化。孔子教育思想閃爍著民主性精華,是真正的歷久彌新的瑰寶,在2005年以后的文化多元化時代,仍然煥發出燦爛的青春。回顧近代科技高速發展以來出現的光怪陸離的社會現象,我們深切的體會到當前物質條件豐富,人們精神普片空虛,如何幸福的生存下去,成為了全球共同的課題。隨著我國綜合國力的不斷提升,和我國傳統文化的博大精深,全球開始重新審視儒家文化的作用,發出了“人類在21世紀要繼續生存下去,必須回到2005年前向孔子尋找智慧”。德國哲學家卡爾說:“人類一直靠軸心時代所產生的思考和創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飛躍都回顧這一時期,并被它重燃火焰。”[2]我們今天在努力實現教育觀念的更新與飛躍,必須用正確的眼觀去看待孔子的智慧,重新進一步研究孔子的教育思想與教學實踐,來指導今天的教育改革,使其至今仍具有強大生命力的思想發揚光大。
摘要:儒家教育的主要內容是如何做人。我們研究和借鑒孔子的教學經驗,以便我們更好地做好我們的教育教學工作。對孔子的世界觀及其教育方法的研究,探討孔子教育方法的合理性,有利于改進我們當代的教育。
關鍵詞:教育方法;因材施教;寓教于樂;獎懲法
孔子把德行教育作為教學內容的根本。孔子作為圣者先師,偉大的教育家,善于運用世界觀、教育理念指導教育實踐,結合實際運用教學方法。
一、孔子的道
孔子說:“朝聞道,夕死可矣。”(《里仁第四》)孔子以“道”為人生的根本目標。孔子在《系辭傳》中指出:“精氣為物,游魂為變”,說明了整個世界、生命的起源。孔子認為太極生陰陽,陰陽生五行,陰陽五行生萬物。五行體現于人則是五常,即仁、義、禮、智、信,所以,做到仁、義、禮、智、信就是符合“道”。
孔子的世界觀決定了其教育的基本內容。孔子學說是以“仁”為核心的,這是由孔子的世界觀決定的。“仁”是“道”和“德”的表現。“游于藝”就是通過六藝來達道。《論語》開篇首語:“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這句話指出學習的目的是改正自己的行為,也就是行“仁”,并提高人的內在修養,以此達道。所以,孔子的世界觀決定了孔子的人生追求,也使道德成為教化的主要內容。
孔子的世界觀決定了其教育方法。世界觀決定方法論,方法論體現世界觀。《大學》把儒家教學概括為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實現方法就是使心專一,《三字經》中概括為“教之道,貴以專”。傳統的教學注重內求,給學生一段詩文,先不講意思,讓學生不斷地讀,則其意自現。孔子的學生都學《詩》,《詩》越讀,意思越出來,出的不是詩文的意思,而是本心的真知和能力,這種教學方法與以太極為本體的世界觀相一致。孔子在教學中一系列具體教學方法的運用,也都有其特定的理論依據,比如因材施教、啟發誘導等。
二、孔子的教育方法
教育方法是由不同層次的方法構成的,有方法論層次上的教育方法,如因材施教法,也有具體方法。
(一)因材施教法。
因材施教是指教師要從學生的實際情況、個別差異出發,有的放矢地進行有差別的教學,使每個學生都能揚長避短,獲得最佳發展。矛盾的特殊性原理要求我們做到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既然不同學生的特點不同,那么在教學中就應采用不同的教育。孔子擅長運用因材施教法。《論語》中記載了這樣一則故事:子路問孔子:“聽了就去干嗎?”孔子答:“不能!”冉有問孔子:“聽了就去干嗎?”孔子答:“干吧!”華西問孔子:“為什么同一個問題回答不一樣呢?”孔子說:“子路好勇過人,我要約束他;冉有很萎縮,我要鼓勵他。”冉有平時做事退縮,所以孔子鼓勵他放開手腳去做;而子路卻膽大敢為,所以孔子對他多加管束。這種因材施教法,契機契理,所以孔子的學生出現了七十二賢。
(二)身教法。
儒家的教育是做人的教育,身教法尤其重要。“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這句話告訴我們,孔子以道德修養為重,所以能身體力行,不斷地完善自己。孔子認為:“……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顏淵第十二》),這句話的意思是:身居高位的主政人的品質如風,在下者之品質如草。風加在草上,草必然會隨風而倒,由此可見統治者在道德教化中的重要作用。大舜見人捕魚,年輕體壯的人捕于深潭厚澤這些好的地方,而年老體弱的人捕于激流淺灘,心里很不是滋味。于是大舜與年老體弱的人為伍捕魚,在捕魚的過程中,見漁者相爭而不言,漁者相讓則贊揚之,一年之后,則人們相讓深潭厚澤矣。在這里,大舜就是通過榜樣的作用來教育大家。對榜樣的模仿本身就是一種道德行為。“季康子問政于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顏淵第十二》)這句話指出了為政者在道德教化中的作用。“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為政第二》)這句話指出為政者當以德行為本,不斷完善自己,為百姓做出好榜樣。這種發揮官員在道德教化中的作用的思想,在中國歷史上發揮著重要作用。尤其是在堯舜禹時代實行的禪讓制,說明當時的領導者是以天下為公,所以能夠不謀私利,為百姓選出德才出眾的接班人。道德教育是做人的教育,教師都做不到,怎么會希望學生去做呢?要想使大家都去做,必須理論本身是正確的,然后還要有一個優化的環境,即無論是家庭還是社會,還是學校,能使有道德的人有好的結果,才能引導大家成為道德人。
(三)啟發誘導。
君子既知教之所由興,又知教之所由廢,然后可以為人師也。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道而弗牽則和,強而弗抑則易,開而弗達則思,和易以思,可謂善喻矣。“子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述而第七》)。意思是說,不到他努力想懂而懂不了不去開導,不到他努力想說而說不出來不去引發。告訴他一個角落是如此,它不能隨之聯想到另外三個角落也是如此,就不再多說了。啟發的理由有二:其一,能夠加深學生對所學知識的理解和掌握。其二,有利于培養學生的獨立思考能力和表達能力。《學記》指出:“時觀而勿語,存其心也。”即強調在教學過程中教師應先觀察而不要事先告訴學生什么,以便讓他們用心思考。孔子在教學過程中經常運用啟發式教學方法。《學而第一》中有這樣的記載:“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文中反映出子貢對貧富的看法已有自己的獨到見解,孔子則提出更積極的“貧而樂道,富而好禮”,這促使子貢立即聯想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可見子貢已經獲得了啟發,體認到做人要不斷地完善自己。教師教學生,最重要的是啟發誘導。引導學生而不是牽著學生走;鼓勵學生,而不是壓抑學生;啟發學生思考、探究,而不是代替學生作結論。教師如果能這樣教學,就能使學生產生“和易以思”的效果,師生關系就會融洽,學生感到學習有趣而容易,又能進行獨立思考,發展思維能力,提高學生的智慧、素質。所謂親其師才能信其道。
(四)寓教于樂。
古羅馬詩人、文藝理論家賀拉斯在《詩藝》中提出的有關詩的作用的一個重要觀點,即詩應帶給人樂趣和益處,也應對讀者有所勸諭、有所幫助。詩人如果想做到寓教于樂,要加強自身的人格修養和心靈凈化,同時應嚴肅對待藝術創作,遵循特定規范,既順應讀者習慣,又左右讀者的心靈和審美情感,引導讀者趨善避惡。在孔子的學生都學《詩》《為政第二》篇:“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詩》三百篇全為真情流溢之作,學得這個真字,言行思想無不率真,便是由《詩》入道。這樣,內容上是大道的表達,再配上和諧的音樂,使學生在生潑的藝術教育中提升人格。寓教于樂同時也揭示了藝術的本質特征:藝術中所包含的普遍性的真、善、美必須通過明晰的個性化,轉化為個體感性可以直接接受的形式,藝術作品必須是形式與內容的美的融合、統一。
(五)討論法。
討論法是學生在教師的指導下為解決某個問題而進行探討、辨明是非真偽以獲取知識的方法。其優點在于能更好的發揮學生的主動性、積極性,有利于培養學生獨立思維能力、口頭表達能力,促進學生靈活地運用知識。在學習中一個人獨自冥思苦想,不與友人討論,容易學識淺薄,見聞不廣,可見討論法是一種重要的學習方法。孔子在教學過程中經常運用討論法。《八佾第二》中記載:“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后素。’曰:‘禮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這一則故事通過師生的對話,各自都有所感悟,這就是討論法的妙用。討論法培養學生批判性思維能力。圍繞同一個問題展開討論,迫使學生不得不學會基于事實、概念和原理的推理來維護自己的意見,同時學會從不同的角度考慮問題。國外流行的培養學生批判性思維的教學方法大都是通過小組或班級討論進行的。培養集思廣益的技能。在當今社會中,許多問題不是靠一個人的智慧所能解決的。這就要求學生能傾聽別人的意見,能對別人的意見做出評價,并能通過集思廣益形成自己的觀點。學習這些技能的最適當的途徑就是通過自由的沒有壓力的討論。培養口頭表達能力。討論為學生提供了練習自己的口頭表達能力的極好機會。它需要學生用清晰的語言闡明自己的論點,在很多場合還必須即興發揮。討論法有助于高水平認知能力的形成。此外討論法還有助于轉變個人的態度。
(六)獎懲法。
辯證唯物主義告訴人們:矛盾是事物發展的源泉和動力,在“獎懲法”中,“獎懲”就是一個矛盾,“獎懲法”能把“獎懲”矛盾進行有機統一、相互作用和轉換變化,人們受之影響,從而就會產生各種各樣的力量。從這一點來講,“獎懲法”是一個最根本力量。獎勵是一門藝術,適當的獎勵可使學生得到精神上的滿足和愉悅,從而增強其學習動機。孔子善于運用表揚法。《雍也第六》記載:“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顏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學生,所以孔子很看重他,并經常表揚顏回。這樣做不僅激勵顏回不斷完善自身,而且也會帶動別人向顏回學習。表揚的手段有很多,不僅有口頭上的稱贊,也包含著其他形式。“獎懲法”是人們在學習、工作和生活中產生力量的一個最根本力量。人們在學習、工作和生活中,總是受到各種各樣的“獎懲”矛盾影響,這些“獎懲”矛盾有“優劣”、“成敗”、“好壞”、“虧贏”、“貧富”和“美丑”等,人們通過心理感受、情緒反映或大腦思維,從而支配自己做出各種行為活動,由此產生各種行為活動力量。在此,我們要看到“獎懲”在人們的學習、工作和生活中是非常普通、非常實在又非常根本的一個矛盾,其中反映出來的影響或關系等就是“獎懲法”的具體體現,所以說,“獎懲法”是人們在學習、工作和生活中產生力量的一個最根本力量。
編者按:本文主要從孔子的世界觀;孔子的德育方法,對孔子的世界觀教育方法進行講述。其中,主要包括:孔子的世界觀即孔子的“道”。孔子說:“朝聞道,夕死可矣。”(《里仁第四》)這句話告訴我們,孔子以“道”為人生的根本追求、獎勵是一門藝術,適當的獎勵可使學生得到精神上的滿足和愉悅,從而增強其學習動機。孔子善于運用表揚法。《雍也第六》記載:“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具體材料請詳見:
[論文關鍵詞]孔子;道;德育方法
[論文內容摘要]中國古代學術的核心是如何做人,這也是儒家教育的主要內容。孔子在教學過程中取得了很多成功的經驗,值得我們研究和借鑒。本文通過對孔子的世界觀及其教育方法的研究,探討孔子教育方法的合理性,以便改進我們的道德教育。
儒家代表人物孔子把教育內容分為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科,其中以德行為根本。孔子是成功的教育家,教育理念與世界觀的一致性是孔子教育成功的原因之一;善于運用教育方法是其教育成功的關鍵。
一、孔子的世界觀
孔子的世界觀即孔子的“道”。孔子說:“朝聞道,夕死可矣。”(《里仁第四》)這句話告訴我們,孔子以“道”為人生的根本追求。什么是孔子的“道”呢?孔子在《系辭傳》中指出:“精氣為物,游魂為變”,說明了萬物、生命的起源。那么“游魂”又從何而來?孔子進一步指出:“《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太極是人人本具的性體,此性天然而有,寂靜光明,無生無死。太極動則顯象起用,所生之象,其數無窮,但始動之際,只有一明一暗兩種形色,明色為陽,暗色為陰,因此稱為陰陽兩儀。陰陽消長,于是太極失明,轉變為游魂,流轉生死。總之,儒家認為太極生陰陽,陰陽生五行,陰陽五行生萬物。五行體現于人則是五常,即仁、義、禮、智、信,所以,做到仁、義、禮、智、信就是符合“道”。
孔子的世界觀決定了其教育的基本內容。孔子學說是以“仁”為核心的,這是由孔子的世界觀決定的。《述而第七》篇:“子曰:‘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志于道”就是心向著“道”,為了追求“道”,就得“據于德”。《中庸》說:“率性之謂道”,循性不變就是“道”。“德”出于“道”,所以,為了追求“道”,就得“據于德”。“道”是體,“德”是相,兩者皆是內在。由內而外起作用,即是“仁”和“藝”。“依于仁”就是一切從“仁”上開始。“仁”是“道”和“德”的表現,所以以“仁”為核心的教育內容是由孔子的世界觀決定的。“游于藝”就是通過六藝來達道。《論語》開篇首語:“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這句話指出學習的目的是改正自己的行為,也就是行“仁”,并提高人的內在修養,以此達道。所以,孔子的世界觀決定了孔子的人生追求,也使道德成為教化的主要內容。
孔子的世界觀決定了其教育方法。我們知道,世界觀決定方法論,方法論是世界觀的體現,同時又對具體方法有指導作用。《大學》把儒家教學概括為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實現方法就是使心專一,《三字經》中概括為“教之道,貴以專”。傳統的教學注重內求,給學生一段詩文,先不講意思,讓學生不斷地讀,則其意自現。孔子的學生都學《詩》,《詩》越讀,意思越出來,出的不是詩文的意思,而是本心的真知和能力,這種教學方法與以太極為本體的世界觀相一致。孔子在教學中一系列具體教學方法的運用,也都有其特定的理論依據,比如因材施教、啟發誘導等。
二、孔子的德育方法
德育方法由不同層次的方法構成的,有方法論層次上的德育方法,如因材施教法,也有具體方法。本文嘗試著對孔子的幾個主要教學方法加以探究。1.身教法。身教就是以身垂范。《說文解字》上說,“教,上所施,下所效也”,其中包含有身教的意思。在道德教育中身教起著重要作用。首先,身教具有教化功能。人的行為是在一定的思想、信念等指導下進行的,所以,別人可以透過一個人的行為體會到他的思想和信念,從而實現教化功能。其次,身教具有榜樣作用。一個人的行為如果對社會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就容易得到周圍人的肯定,并自覺不自覺地進行模仿。另外,榜樣還通過激勵和感染,促使人們堅定信念并化為行動。儒家的教育是做人的教育,因此,身教法就顯得尤其重要。“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第七》)。這句話告訴我們,孔子以道德修養為重,所以能身體力行,不斷地完善自己。“……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學而第一》)從子貢對孔子的評價可知孔子為人溫和、善良、恭敬、節儉、禮讓,可見孔子非常重視自身修養,為學生做出了好榜樣。
2.寓教于樂。孔子注重在藝術中陶冶性情。孔子的學生都學《詩》,《詩》能陶冶性情,使人的喜怒哀樂皆中節。《為政第二》篇:“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詩》三百篇全為真情流溢之作,學得這個真字,言行思想無不率真,便是由《詩》入道。這樣,內容上是大道的表達,再配上和諧的音樂,使學生在生動活潑的藝術教育中提升人格。音樂等藝術對人的道德修養有很大影響。《樂記》指出:“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樂記》還闡明了先王立樂之方:“先王恥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流,使其文足論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這段話說出音樂與人的道德之間的關系,可見,藝術作為道德教育的重要手段,有著深刻的理論依據。3.啟發誘導。“子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述而第七》)。意思是說,不到他努力想懂而懂不了不去開導,不到他努力想說而說不出來不去引發。告訴他一個角落是如此,它不能隨之聯想到另外三個角落也是如此,就不再多說了。“啟”是使人獲得開導,好像突破盲點,領悟其要旨;“發”是使人獲得引發,找到適當方式表達自己的體會,所以老師應在教學過程中充分調動學生的能動性,使學生能充分思考,并用適當方式表達自己的體認。這樣做的理由有二:其一,能夠加深學生對所學知識的理解和掌握。其二,有利于培養學生的獨立思考能力和表達能力。《學記》指出:“時觀而勿語,存其心也。”即強調在教學過程中教師應先觀察而不要事先告訴學生什么,以便讓他們用心思考。孔子在教學過程中經常運用啟發式教學方法。《學而第一》中有這樣的記載:“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文中反映出子貢對貧富的看法已有自己的獨到見解,孔子則提出更積極的“貧而樂道,富而好禮”,這促使子貢立即聯想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可見子貢已經獲得了啟發,體認到做人要不斷地完善自己。
4.因材施教法。因材施教的哲學依據是矛盾的特殊性原理,既然不同學生的特點不同,那么在教學中就應采用不同的教育。孔子擅長運用因材施教法。《論語》中記載了這樣一則故事:“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先進第十一》)冉有平時做事退縮,所以孔子鼓勵他放開手腳去做;而子路卻膽大敢為,所以孔子對他多加管束。這種因材施教法,契機契理,所以孔子的學生出現了七十二賢。
5.討論法。討論法是在教師的指導下,學生用討論與辯論等方式就某一問題各抒己見、澄清思想、尋求結論的教育方法。討論法有利于調動學生的思維潛力,在對話中發揮創造力,形成新觀點。討論法符合思維規律。凝結著古人智慧的《學記》充分肯定了討論法的作用,《學記》指出“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這是教學失敗的六種原因之一。在學習中一個人獨自冥思苦想,不與友人討論,容易學識淺薄,見聞不廣,可見討論法是一種重要的學習方法。孔子在教學過程中經常運用討論法。《八佾第二》中記載:“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后素。’曰:‘禮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這段話反映出子夏向老師請教,子夏問:“‘笑瞇瞇的臉真好看,滴溜溜的眼真漂亮,有這樣美好的面目,始有笑倩盼動之美。’這句詩是什么意思?”孔子回答:“繪畫之事在素地之后。”“繪事后素”,就是繪畫之事后于素。這句話是比喻,“素”是比喻美女的面頰美目,這是美的素質;“繪事”比喻笑倩盼動,這是美的姿態。先有美質,而后有美姿,故說“繪畫之事在素地之后”。子夏立即領悟出一個道理:“那么,禮是不是后來才產生的?”也就是說學禮以忠信為前提,孔子說:“能夠帶給我啟發的是子夏啊,現在可以與你談《詩》了。”這一則故事通過師生的對話,各自都有所感悟,這就是討論法的妙用。
6.獎懲法。獎勵是一門藝術,適當的獎勵可使學生得到精神上的滿足和愉悅,從而增強其學習動機。孔子善于運用表揚法。《雍也第六》記載:“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顏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學生,所以孔子很看重他,并經常表揚顏回。這樣做不僅激勵顏回不斷完善自身,而且也會帶動別人向顏回學習。表揚的手段有很多,不僅有口頭上的稱贊,也包含著其他形式。《公冶長第五》中記載:“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孔子評價公冶長,認為可以把女兒嫁給他,雖然公冶長曾被關在監獄中,但不是他的罪過。能夠托付女兒終身,就是對對方的最好肯定。
懲罰是一種消極的強化的教育方式,懲罰應當公平準確,使被懲罰者吸取教訓以改正自己的不良行為,同時也能使他人引以為戒。《先進第十一》中記載:“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這段話說的是孔子的一位多才多藝的學生冉求,在擔任魯國執政大夫季氏的家臣時,努力為季氏聚斂財富,孔子對此非常不滿,聲明:“冉求不是我的同道,同學們可以敲著大鼓去攻擊他。”在師道尊嚴的古代,這種大張旗鼓的教訓方式可以說是非常嚴厲的懲罰。懲罰的目的是為了教育,必須讓被懲罰的學生認識到問題之所在,使他們改正不良行為。
孔子音樂教育的目標和任務
孔子音樂教育的內容具有自身的完整性和系統性,以人的全面發展和培養,構成其音樂教育的目標和任務,并將音樂教育視為教育的重要途徑,或者說是教育過程的最后完成階段。孔子在《論語》的教學科目上,有禮、樂、射、御、書、數六項,以《詩》《書》《禮》《樂》《易》《春秋》這“六書”為基本教材。《論語·述而》講:“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其內容包括了“知”(智)、“勇”“藝”“義”“禮”“樂”諸方面。孔子《論語·泰伯》所謂:“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體現了孔子所講之“樂”,其中包含了兩方面的意義。第一,是《論語·憲問》中所講“文之于禮樂”之樂,是講伴隨著“禮”,對音樂的學習與實踐。強調《詩》的頌誦要結合禮樂,音樂實施的過程同樣要結合文、禮。第二,是對音樂教育這一行為的完整概括,講受教育者通過對《詩》的弦歌頌誦,得到內心情感意象、修養等方面的培養和陶冶。這其中包括了人的心智聰慧(“知”)與意志體魄(“勇”),并涵蓋了人們的社會禮儀與行為規范,使人們在行為修養、人際交流等方面都得到陶冶與培養。這就體現了孔子的音樂教育思想,是通過詩樂與禮儀的學習,實現禮樂教化之目的。反映出孔子所講之樂,遠遠超出了一般人所講的屬于“藝”的音樂的范疇,也超出了外求于禮、內求于樂的禮樂同一層次之“樂”。其教育思想始終離不開以音樂教育為手段,完成詩樂與禮儀的學習為先決條件,實現其教化作用為最終目標和任務,形成了孔子具有現代美育意義的音樂教育思想。這種對人的全面發展和培養,滲透到人的全面素質培養和發展以及世界觀的改造等各個方面,也證明了孔子的音樂教育思想已經超出了一般的音樂教育。“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也是孔子對音樂教育全過程的整體概括,也說明了這一教育過程,是由音樂教育來得以完善的。體現了孔子的音樂教育思想在孔子整體教育思想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孔子音樂教育思想的道德含義
孔子的音樂教育思想是以人的全面發展和培養為主要目標和任務,在人的全面發展和培養過程中,尤其重視人的道德的培養,所以,孔子的音樂教育思想更加重視音樂實施的道德含義。《論語·泰伯》對音樂教育行為的概括,首先提出了“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將仁義道德放在首位。為實現孔子理想中的道德規范,則是“立于禮,成于樂”,將音樂教育視為實現孔子理想中道德規范的重要環節。
孔子理想中的道德規范,要從孔子思想的“禮”與“仁”談起。根據《周禮》的有關記載,詩、樂與禮儀共同構成了音樂教育行為的完整實現。“樂”是詩、歌、舞三位一體的綜合藝術,“禮”則是封建統治者的典章制度、禮儀形式。所謂“興于詩,立于禮”,便是立足于禮儀活動,貫穿于合乎規則的詩樂演出之中,形成合乎孔子理想中道德規范的音樂教育行為體系。這一體系滲透著“仁”的道德觀念和人生理想,具有“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與“博施于民而能濟眾”的積極的一面。從消極的方面講,也具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這種尊重人格獨立的思想,體現了封建禮教制度下的人道主義和一定的民主性,形成了孔子的思想核心。這與孔子提出“子為政,焉用殺”“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主張對人民要“富之”,然后“教之”,以及宣揚子產“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的“仁政”思想是完全一致的。當然,對于孔子的“仁政”思想,諸多學者也有不同看法。《論語》中曾講“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寬則得眾,惠則足以使民”,又講“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蔡仲德先生講“可見‘愛人’‘濟眾’是為了‘得眾’,‘惠民’‘養民’是為了‘使民’,‘百姓足’是為了‘君足’……教民并非為了使民變得智慧,而是為了使民知法識禮,安分守己,歸順長上,便于統治。”根據蔡仲德先生的說法,“教民”是手段,而維護其長期的封建統治則是目的。但這種“愛人”“濟眾”“惠民”“養民”以及“百姓足”才得以“君足”的說法,無論其目的如何,實際上已給統治者提出了較高的道德標準。這種道德標準,在當今民主政治的社會制度下,都是可取的,應該予以效仿的。對于平民百姓來講,“知法識禮,安分守己,歸順長上”,是一種道德標準,與充分民主并不矛盾。這便是孔子“仁”之內涵所體現的人道主義精神,與高揚自由、平等、博愛旗幟的人本主義并沒有本質上的不同。即便以人與人平等為基礎的現代人道主義,也仍沒有達到孔子理想中的道德標準。
孔子的音樂教育思想,突破了周代音樂教育中“禮不下庶人”的等級制度,提出了“有教無類”的教育思想。《音樂美學通論》講“‘有教無類’之舉擴大了社會受教育面,變無教為有教,在教育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有教無類”就是無論貴族與平民,都要有受教育的權利,孔子在音樂教育實踐過程中,將屬于“貧而賤”階層的顏淵、子華、子路、閔子騫、樊遲、子張、子夏等,培養成為天下列士,成為我國歷史上的“七十二賢”,體現了孔子音樂教育富于道德實踐的成就,孔子音樂教育思想的道德含義也就在其中。
孔子音樂教育思想的美育作用
孔子的哲學思想實際上是“中庸”的思想,強調矛盾雙方的聯結和統一,否定矛盾雙方的斗爭與轉化。“中庸”思想與“仁”“禮”結合,便可調和矛盾,維持社會的安定,具有一定的保守性,但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孔子的音樂教育也無不貫穿“中庸”思想,主張在音樂審美中保持一種“和”的情感態度,“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便是孔子對音樂表現上的要求。孔子意識到音樂所表現的情感應該是一種有節制的、社會性的情感,著眼于人和人類的基本存在及健康發展,而與放縱情欲、違背理性等思想相對立。在孔子眼里,“鄭聲之亂雅樂”。“鄭聲”本是來自民間的歌謠,蔡仲德先生認為“鄭國的情歌在各諸侯國中最為突出……其形式則采用新的音階,講究藝術技巧,多有繁聲促節,多有哀思之音,音調高亢激越,表演男女錯雜。”在我國春秋時期,卻成為貴族富豪們滿足聲色娛樂的一種音樂。所以孔子認為“鄭聲”不尊從禮樂規范,只能滿足統治者及貴族富豪們縱情享樂。從“為邦”的前提出發,孔子提出了“放鄭聲”音樂教育的主張。“放鄭聲”以防“鄭聲之亂雅樂”,體現了孔子美與善的準則、音樂美的準則,其中蘊含著對音樂表現“和而不淫”的要求,音樂內容與形式的“中庸”、中和。這種“中庸”、中和實際上是反對音樂表現上的過與不及,這種音樂審美的價值取向與音樂教育內容的選擇、評價,始終貫穿著孔子學說的哲學思想,其中蘊含著仁義道德的思想內容,說明孔子是根據音樂教育的美育作用,來實施音樂教育的實踐過程。孔子的音樂教育是通過音樂,使人們得到審美情感的培養,來實現音樂教育的目的。因此,孔子說“樂而不淫,哀而不傷”,首先強調了音樂要有“樂”的作用。《論語·八佾》記載“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贊賞《韶》樂的美、善結合,內容與形式的統一。比《國語·楚語上》所講的以“無害”為美,《左傳·昭公二十年》以“心平德和”為美進了一大步。將美和善區分開來,肯定音樂善的同時,也肯定了音樂的美,使人們通過音樂美的感化作用,得到審美情感的培養。這種審美情感的培養,就起到了人心向善的作用。體現出孔子音樂教育思想的形成與發展,首先是充滿了中國古代文人的人文憂患意識。中國古代文人往往站在時代的前列與人生的尖峰上,以積極的態度考察音樂現象,回應音樂與文化建設中出現的嚴峻問題,建構自己的音樂思想與美學理論。這方面,孔子音樂教育思想中的美育作用便是典范。
孔子音樂教育思想的繼承與發展
探討孔子音樂教育思想,必然牽涉到孔子的整體思想。孔子的“仁”“禮”“中庸”思想,既有其倫理學的意義,也有其社會意義。《論語·八佾》講“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以“禮”“樂”的實現作為前提,來實現“仁”的目的,維護統治階級的等級制度。要維護和實行“禮”所規定的上下等級、尊卑老幼的社會秩序,就要在人與人之間建立一種親仁之愛的情感基礎,也就是孔子《論語·學而》中所講的“泛愛眾而親仁”。依靠“仁”的“愛人”之道德情感,通過“樂”的實施,將這種博愛精神貫穿于“樂”的各種活動中去,實現孔子《論語·雍也》講的“博施于民而能濟眾”。孔子就是以“仁”作為道德情操的基本內容,以“樂”作為感化人心,上升到博愛精神的實踐方式。在這兩者關系中,孔子重視和強調了“樂”的感化人心,陶冶人性、人情的作用。所謂“成于樂”“游于藝”,就是將音樂活動與培養合乎其社會理想的道德情操結合起來。這一“樂”的實踐過程,將人的情感心理體驗由最初的物質欲求,逐漸走向審美感知,由倫理學走向美學、社會學,成就一種新的人生觀,使社會群體與個體間道德情操、倫理關系得以諧和。
孔子的音樂教育思想,其焦點就是將人格作為道德修養的表現,其最深層的結構則是天人合一的境界體驗,由這種境界體驗產生了以“誠”為本、“溫柔敦厚”的審美人格,禮樂教育與審美教育的指歸乃是為了造就這種理想人格。從孔子贊美的顏回安貧樂道到孟子高揚的“充實之謂美”,再到宋明理學倡舉的人格理想,不管其政治背景如何,在論述道德與人格的關系時,卻始終以超越功利作為道德的內核與人格的基礎。孔子的音樂教育思想體現在音樂的審美準則,形成儒家的音樂美學思想,受到中國封建統治者的重視,成為封建統治者治國平天下的法寶。促成了中國這個以農業為主的自然經濟和突出宗派秩序的人際政治,長期穩定與充分發展,使整個封建社會達到了高度的和諧與平衡。但在封建制度下的這種和諧與平衡,也給上層建筑思想領域帶來束縛與禁錮。在等級森嚴、上下相維、皆安其位而又和諧穩定的網狀系統的社會里,人們個性解放的企圖、追求、欲行、競爭等都是不可能的。中國文人雖然知識豐富、善辯、修養高、有遠見,也曾為社會做出巨大貢獻,但在封建思想的重壓下,實際上只是封建統治階級的附庸。
這種上層建筑思想領域的束縛與禁錮,在整個封建社會里,有社會長期穩定、和諧與平衡的一面,也有限制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發展的一面。今天,人們已經從封建社會的桎梏中解放出來,談到孔子音樂教育思想的繼承與發展問題,總要考慮是不是又走回頭路了,是不是好了傷疤忘了疼。實際上我們現在所進行的音樂實踐活動,仍然沒有脫離孔子音樂教育思想的影響,其中也包含了人的素質培養、道德含義、美育作用,只不過沒有上升到理論上去認識。當然,今天的中國是一個新的社會,充分民主的社會,在這樣一個社會背景下,孔子的音樂教育思想卻有著新的意義。其新的意義就在于我們的音樂實踐活動不是為封建統治者服務,而是為廣大的勞動人民服務。在構建一個新的和諧社會的時候,孔子音樂教育思想中人的素質培養、道德含義、美育作用,仍然具備其重要的理論價值。探討孔子的音樂教育思想如何適應于當今社會的需要,便是其思想的進一步發展。
【摘要】隨著教育、教學改革的不斷深入,許多新的教育理念和方法不斷涌現,去偽存真、去粗取精,我們靜心思考,就會發現好多貌似很時尚的說法,其實兩千多年前的孔子就有過相關的闡述,與其說有些觀點是在創新,倒不如說是在繼承,或者說是在繼承的基礎上發展。因此,作為二十一世紀的教育工作者,應該重視從中國悠久的歷史、傳統的文化和燦爛的文明中汲取教育的營養和智慧,然后承前啟后、推陳出新,從而形成更為科學、有效的教育思想,用來指導我們的教育實踐。說到這里,就必須提到我國偉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孔子四十多年的教學經歷積累了豐富的教育教學經驗,提出了許多教育原則和方法,加之儒家后人的不斷實踐、補充和完善,形成了一套較為完整、科學的理論體系,筆者在此大致分析、歸納、羅列幾個方面,與大家共享。
【關鍵詞】孔子儒家教育思想教育教學
一、學習與思考相結合
孔子非常重視學習和思考的結合,他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就是告誡學生在學習時把“學”與“思”緊密結合。同時他還強調在老師的教學中要“不憤不啟,不悱不發。”就是說,學生不到苦思冥想而仍然領會不了的時候,老師不要去開導他;學生不到他想說而又說不出來的時候,老師不要去啟發他。從另外一個側面告訴了我們思考的重要性,老師不要包辦代替搞一言堂,要給學生充分的思考時間和發言的機會。現在我們經常倡導的“精思
博學”、“先學后教”等教育理念和教學方法都體現了孔子的這一教育思想。
二、學習和篤行相結合
孔子反對那種表里不一的人,批評那種光說不做的人,討厭那種口是心非的人。孔子說:“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即品德不去修養,學問不去講求,聽到了義不能去做,有了過錯不能改正,這都是我所憂慮的。他對學生不僅聽其言而且觀其行,他要求學生要言行一致,說到做到,多做少說,先做后說,“言必行,行必果,”“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他對弟子顏回粗衣淡食,刻苦好學,少說多做,一再給予表揚,孔子的言行告訴了我們學習和篤行相結合的重要性。現在我們提倡教育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知行相統一的原則,并重視培養學生高尚的思想品德和良好的動手能力,和孔子的思想是一脈相承的。
三、因材施教,循循善誘
所謂因材施教,是指針對不同的教育對象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孔子說:“口欲味,心欲佚,教之以仁;心欲安,身欲勞,教之以恭;好辯論而畏懼,教之以勇;目好色,耳好聲,教之以義。”即對嘴里垂涎美味、心里想著安逸的人,要用仁德進行教育;對心里想著安閑身體卻忙得不止的人,要用恭敬進行教育;對于喜歡與人辯論但遇事畏懼的人,要用勇敢進行教育;對眼睛看重女色、耳朵好聽音樂的人,要用正義進行教育。可見孔子非常注重從學生的個性特征和實際情況出發來教育學生。循循善誘是說對學生進行教育時,老師要善于引導、重于啟發,讓學生在老師的引導、啟發下主動獲取知識。據《孟子》記載:有個小孩唱到滄浪河的水清澈啊,可以洗我的冠帶;滄浪河的水渾濁啊,可以洗我的雙腳。孔子聽到后隨即給學生說:你們聽著,水清則洗冠帶,水濁則洗雙腳,這都是有水自己造成的啊。在此,孔子意在啟發學生要自我修養,自我提高,自我成才。他所倡導的因材施教,循循善誘的教學方法,一直到今天還被我們奉為珍寶,視為經典。
四、以身作則,率先垂范
在孔子的教育實踐中,我們不難看出他非常重視在教育的過程中老師“以身作則”的重要作用。他曾有句非常著名的話“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他認為教師只有以身作則,堅持溫順、善良、恭敬、簡樸、謙讓,才能收到潛移默化的教育效果。他以身作則的教育思想和行為,為后來的教育家所重視和推崇。美國的教育家布爾納魯說:“教師是學生可以視為榜樣并拿來和自己作比較的人物。”烏申斯基認為“教師個人的范例,對于青年人的心靈,是任何東西都不能代替的最有用的陽光。”而我國教育界對老師“以身作則、率先垂范”的作用更是強調有加,提出了“言傳身教”的教育理念,可見各國各代的教育家是多么看重老師的表率作用,也可見孔子的教育思想影響時間之久,范圍之廣,程度之深,這是其他任何教育思想流派所無法比擬的。
五、學而不厭,誨人不倦
提起孔子的這八個字,可以說路人皆知,更是被廣大的教育工作者奉為經典。其實孔子不僅這樣說了,而且這樣做了,他本人就是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的典范。他說“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其謙遜、好學的精神令人欽佩。他曾在陳國、蔡國交界處受到困窘,坐在簡陋的席子上,一連七天粒米未進,然而讀《詩》、《書》,習《禮》、《樂》不休,還謙虛的說:“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至今聽來,還讓人動容。孔子還是“樂教”不悔、誨人不倦的榜樣。他廢寢忘食、嘔心瀝血、誨人不倦的忘我精神,被弟子們大加贊揚。亞圣孟子還把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作為人生的“三樂”之一。孔孟的“樂教”精神其出發點雖然是企圖改革貴族政治的需要,來自其實施“仁政”“德治”的政治要求,但也反映了他好學上進、熱愛教育的精神,反映了他對弟子們強烈的責任心。這正是一個有良知的偉大教育家所必須具備的優秀品質,也是社會發展對我們每一位教育工作者提出的迫切要求。
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的教育思想、教育方法博大精深,短短的論述只能是管中窺豹、走馬觀花,尚有許多方面未能提及。我們新時代的每一位教育工作者對孔子的教育觀要加強學習、加深研究,吸取其精華,并結合新時代的需要和實際情況,落實在我們的教育教學實踐中,充實自我、關愛學生、科學有效、獻身教育,從而走進理想的教育,實現教育的理想!
摘要:“正名”是孔子政治思想的重要議題。在孔子看來,“言”是由“名”組合而成的,假若一個名字沒有正當的意義,就會連話都說不通的。所謂“名正言順”,也就是“名正”了,事情才會說得清楚。因此,孔子“正名”主張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要求事物的“名”與“實”相符合。孔子的“正名”思想對當前的思想政治教育有一定的啟示意義。
關鍵詞:孔子;“正名”;思想政治教育;啟示
一
“正名”是孔子政治思想的重要議題。孔子生活在一個禮崩樂壞、“天下無道”的時代,他一生憂國憂民,志在救世。為了安定社會秩序,變無道為有道,孔子提出了“正名”的思想。孔子的學生子路問孔子:衛國的國君若要你去治理國家,您打算先干什么事情?孔子回答:“必也正名乎?”又說:“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論語·子路》)可見,在孔子眼里,一切不良的社會后果都是從“名不正則言不順”開始的,所以,他把堅持“名正言順”看成是為政的一件大事。馮友蘭先生認為,孔子所說的“名”,實際上是指一事物的構成要素或概念。即“一名必有一名之定義,此定義所指,即此名所指之物之所以為此物者,亦即此物之要素或概念也”。也就是說,“名”是一事物與其他事物相區別的規定。如“君”作為一個名,其定義就是指一個做“君”的人應當包含哪些要素,才能符合“君”的概念。所以,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中,第一個“君”就是指事實上那個做君的人,第二個“君”就是指君的名,或者說是君的定義。“君君”就是做君的人只有符合了君的定義才能叫君,否則就不能稱其是君,如果硬要稱其為君,那就是“名不正言不順”;同樣,“臣臣,父父,子子”也都照此例。在孔子看來,“言”是由“名”組合而成的,在他的哲學中有“積名成辭”的思想。也就是說,假若名字沒有一個正當的意義,就會連話都說不通的。所以,孔子講“正名”,首先是為了“言順”。他說:“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易經·系辭下》)這里的“正辭”與“正名”實際上是一回事。所謂“正辭”就是說話要符合事物的名義,以便給人們的行為有一個好的導向,做自己該做的事情。從而,孔子認為“名不正則言不順”,實際上就是主張事物的“名”與“實”要相符合。只是這種主張從本體論方面看是唯心主義的。因為在孔子看來,名正了,話才講得通。實際上是主張事物的“實”要符合其“名”,而不是主張“名”要符合其“實”,把“名”看作第一位,放在了“實”的前面,顛倒了“名”與“實”的關系。孔子的哲學主要是政治哲學,他主張“正名”主義,要求人們說話辦事要做到“名正言順”都是為實現其政治主張服務的。因此,他把“正名”看作是為政的第一件事情,強調統治階級應當重視“名”、“辭”在社會管理中的作用。他認為天下之所以無道,問題就出在社會上盛行以“不正”之名,語“不順”之言,思想界話語失真,名與實不相符。孔子對此一直耿耿于懷,他借“觚”為題,大發議論:“觚不觚。觚哉!觚哉!”(《論語·雍也》)意思是觚不像個觚,這是個觚嗎?在古代,“觚”本來是一種有角的酒器,有的有六個角,有的有八個角。可后來人們把觚字用泛了,把凡是可以盛三升酒的酒器都叫成“觚”,而不管它有沒有角。孔子“觚哉!觚哉”地質問,目的是借以說明“名不正則言不順”。孔子認為,如果在社會上說話做事沒有一個公認的是非標準,名實之相乖違,那么人人都可以“以非為是,以是為非,是非無度、而不可日變”了。所以,為政者要想消除天下無道的病根,就必須以“正名”為先。在孔子看來這是循大道之舉,可以收到社會政治穩定、天下太平的效果,因為“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論語·季氏》)。“正名”為先,就要首先訂證一切名字的意義。也就是要別同異,搞清楚什么是什么,什么不是什么。即如董仲舒所言:“《春秋》辯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如其真。”其次,要訂證一切名字的意義,就要有一個辨別事物的公認標準。在孔子看來,事物之名如果沒有公認的標準,不但會造成人們言語失真,思想混亂,而且一切制度,如禮樂刑罰之類,便都不能成立,就會引起綱紀敗壞,最終弄得整個社會惶惶而覺得沒有主宰。這就是“禮樂不興,刑罰不中,民無所措手足”。所以,“正名”是孔子政治思想的核心內容。
孔子的“正名”思想,對后世儒家有深遠的影響,也是后世儒家政治思想的中心問題。荀子說:“今圣王沒,名守慢,奇辭起,名實亂,是非之形不明,則雖守法之吏,誦數之儒,亦皆亂也……異形離心交喻,異物名實互紐;貴賤不明,同類不別:如是,則志必有不喻之患,而事必有困廢之禍。”(《荀子·正名篇》)也就是說,要維持正常的社會秩序,就要做到“名正言順”,否則,就會“則志必有不喻之患,而事必有困廢之禍”,這與孔子的“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遙相呼應。孔子的“正名”思想不僅對后世儒家有深遠影響,在中國學術界同樣有廣泛影響,先秦諸子多家論著對此都有申論,是中國古代思想家所關注的重要議題。
二
1939年2月20日在《致》的信中對孔子的“正名”思想作過評價,其中說道,孔子的“正名”思想,“作為哲學的整個綱領來說是觀念論”。但孔子的“正名”思想,也有其合理的因素。說,孔子的“正名”主張,“如果作為哲學的部分,即作為實踐來說是對的,這和‘沒有正確的理論就沒有正確的實踐’意思差不多”’。還說:“‘正名’的工作,不但孔子,我們也在做,孔子是正封建秩序之名,我們是正革命秩序之名。”在看來,“正名”主張,從思想政治教育層面來說,也就是要重視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論建設,明辨是非真假,堅持理論之“名”與實際之“實”相符合,以真正切合實際的正確理論指導現實的實踐。他晚年尤其重視“名”(理論)的指導意義。他提出要搞馬克思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雖然在具體問題的認識上有“左”的偏差,造成了一些消極影響。但從另一方面來看,他實際上也是在提醒人們要正確認識和理解馬克思主義,如果歪曲了馬克思主義,就會出現“名不正則言不順”的問題。他曾以蘇聯的赫魯曉夫歪曲馬克思主義的某些言論為例,在肯定的意義上引用了《論語》中“一言興邦”、“一言喪邦”的話。他說物質可以變精神,精神可以變物質……一言興邦,一言喪邦,說的就是精神變物質。馬克思講無產階級專政,是一言興邦;赫魯曉夫講三無世界、全民黨、全民國家,是一言喪邦。事實證明,的這些話確實是寓意深遠。東歐劇變、蘇聯解體,盡管原因復雜,但在思想政治教育領域內沒有正確的是非標準、曲解馬克思主義原則是其中重要的一條。因此,孔子的“正名”思想對于我們做思想政治工作有積極的啟示意義。首先,我們的思想政治教育是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政治教育,這是我們的思想政治教育之“名”。馬克思主義思想政治教育的內容是多方面的,但基礎和核心部分是政治教育。正如有學者指出的,所謂思想政治教育,旨在突出以“政治”為核心內容的思想教育。因而政治觀教育是一個重要方面。相應地,馬克思主義思想政治教育就是教育者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對人民進行思想觀念的教育。就是要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而要堅持馬克思主義,就必須準確理解馬克思主義;要準確理解馬克思主義,就必須有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標準,搞清楚什么是馬克思主義。什么不是馬克思主義。不能把不是馬克思主義的,甚至是反馬克思主義的東西也當成馬克思主義來宣傳。這樣一來,就會導致“名不正而言不順”,給人們的思想認識帶來混亂。譬如,黨中央提出“以人為本”的執政理念。那么,究竟該如何理解馬克思主義與“人”的關系呢?這本來是一個老問題了。西方“馬克思學”把人說成是擺脫一切客觀制約性的抽象主體。指責馬克思主義是所謂的“入學空白”。于是,在近代西方哲學人本主義思潮中,一些哲學人本主義學派,為彌補馬克思主義的“不足”,就把自己的理論抹上馬克思主義的油彩,宣稱自己是馬克思主義。從而,使馬克思主義人本主義化趨向十分明顯,出現了所謂的“人道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存在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弗洛伊德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等等。不僅西方,在東方也出現了南斯拉夫的“實踐派”,波蘭的“哲學人類學派”、捷克的“存在人類學派”、匈牙利的“布達佩斯學派”等等,這些理論雖然名稱各不一樣,但本質上都是以抽象人道主義哲學為基礎的社會歷史觀。它們都不是從現實出發,而是從概念出發來談論“人”。這種人學觀念,盡管語詞華美,卻往往會漠視現實社會中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而,它與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歷史觀是根本對立的。盡管馬克思主義也不反對人道主義的倫理原則,但它與資產階級的人道主義社會歷史觀是不可能相互包含的。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從來不會承認它們是馬克思主義的。現在黨中央提出“以人為本”的執政理念,一些人對“以人為本”含義的理解,也誤人了“人本主義”泥坑。例如,有人把馬克思主義說成是人道主義最高體現,把我們社會生活中人道主義原則的實踐說成是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目的的實現。似乎是在尊重馬克思主義,實質上是貶低了馬克思主義;似乎是在宣傳“以人為本”的政策,實際上卻與馬克思主義思想政治教育之目的相去甚遠。因為如果模糊馬克思主義與“人本主義”的界限,或者把馬克思主義說成是人道主義,也就等于否定了“以人為本”的哲學基礎是歷史唯物主義。那正是社會民主主義的觀點,而不是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
其次,盡管思想政治教育的內容是多方面的,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主導性和主體地位,這也是天經地義的。也就是說,在思想政治教育內容的多樣性里面,也有個主次問題。堅持主導性和多樣性的統一,不能只要多樣性,而沒有了主導性和主體性;否則,就會帶來“名不正則言不順”的后果。譬如,黨中央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奮斗目標,我們在宣傳“和諧社會”思想時,發掘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和諧思想以資實現之用,那是很有必要的,也是應該大力提倡的。但是,我們在宣傳和諧社會思想的時候,卻不能把中國古代文化中的“和合”思想說成是今天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哲學基礎,因為這樣以來,事實上是以“和合”哲學取代了歷史唯物主義,取消了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歷史觀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中的指導作用,與馬克思主義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背道而馳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在馬克思主義社會歷史觀指導下的實踐。中國傳統和諧文化只是和諧思想的一個文化淵源,在構建和諧社會的指導思想上,其地位是不能與馬克思主義社會歷史觀理論相提并論的。再如,我們在宣傳和諧社會思想時,既要講矛盾的同一性,又要講矛盾的斗爭性。但在矛盾的二重性里面,也有一個主次問題,那就是矛盾的斗爭性始終是第一位的,斗爭性是絕對的、起決定作用的,同一性是相對的、是第二位的,這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觀點,是不能隨意推翻的。但在實踐中,有一些人在宣傳和諧社會思想時卻忘記了這一點,講對立統一規律,只講“同一”,不講“斗爭”;只講“和諧”,不講“矛盾”,把同一性說成是矛盾的絕對的、主要的方面,把事物的發展歸結為“和合”運動的結果。這在實際上就等于更改了對立統一規律的內容,在社會歷史觀上就會導致否定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和階級斗爭理論的歷史貢獻,否定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發展動力論。這也是與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相違背的。還有一些人在宣傳和諧社會思想時,脫離了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形態理論。譬如,只講生產力,不講生產關系,把和諧社會看成是一個獨立的社會形態,不是用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形態理論來論證和諧社會的建構思想,而是借用中國古代封建專制社會的幾個所謂盛世王朝或現代資本主義國家的福利社會。來比附“和諧社會”,描述“和諧”盛況,而完全沒有了“社會主義”的觀念。這樣一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就似乎是在向古人復歸或是在向西方社會形態靠攏等等。如果這樣來詮釋“和諧社會”思想,不也就是“觚不觚。觚哉!觚哉!”了嗎?這種“名不正則言不順”的結果,就是消解了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形態理論,這是有悖于馬克思主義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
所以,我們在宣傳和解讀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最新成果時,一定要注意做到“名符其實”。這個“實”就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和建設具體實踐相結合的實際。在評點孔子的“正名”思想時,曾經指出“實不明則名不正”。不能正確理解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革命和建設相結合的實際,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就會帶來“名不正”的后果,以不正之名來進行思想政治教育,就會把社會主義實踐帶入迷途,以致擾亂社會主義社會的秩序。所以,從事思想政治教育,一方面,要加強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修養,堅持以馬克思主義作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體內容;另一方面,要基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建設實際,以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為指導,正確理解和運用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最新成果,及時地對人民群眾進行“名符其實”的思想政治教育,以指導新的社會實踐,實現社會主義的健康發展。
諸子百家中提倡音樂教育的只有儒家而又首推孔子,他的音樂教育思想值得我
們世人探索一番,對于繼承祖國的音樂文化遺產,孔子的樂教思想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把樂教當做培養人的完成階段
孔子辦私學,是以禮樂為其教學內容的主體部分。“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史記》);在教學內容上,他把樂教放在第二位,在教材選擇上,是以《詩》《書》《禮》《樂》《易》《春秋》這“六書”為基本教材。
作為教育系統性的反映,孔子培養人的教育內容在整體上包括有“文、行、忠、信”這“四教”:“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述而》)。而“樂”就是孔子的“四教”之一“文”教中的一個重要項目。
子曰:“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述而》),這里的“道”是志向,“德”是基礎,“仁”是歸依,而“藝”則是自由的游戲,孔子所說的“游于藝”的“藝”,即使“六藝”。“游于藝”既是對前三者的不足,有時繼前三者之后的完成,是通過對客觀規律性的全面掌握和運用,現實地實現了人的自由,完成了“志道”“據德”“依仁”的人的全面發展和人格歷程。與“游于藝”相通的,是孔子的“成于樂”的教育主張。正如“游于藝”高于“志道”“據德”“依仁”,“成于樂”指的也是高于“興于詩”“立于禮”的人格完成。就是要通過“樂”的陶冶情操來造就一個全面發展的人。在孔子看來,從個人成長角度而言,也應遵循“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的原則。孔子提倡用樂來完成的修養,通過音樂審美過程中的潛移默化,使人的精神境界趨于完美,成為符合儒家政治要求和道德規范的“仁人”。在這里,音樂被看作是用來培養人和塑造人(“成人”)的重要手段。以上所屬孔子有關樂教的主要內容,可以用“21字”給以概括,即所謂: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
顯然,受教者是以詩樂與禮樂學習的完成作為先決條件,并且始終不離開樂教育的樂教的實現,因此,它有不能等同于一般的音樂教育,這恰恰證明樂教育在孔子的整體教育體系中是任何時候都不可缺的。
二、強調樂的德育教化功能
孔子非常重視音樂的社會功用和德育教化功能,主張用禮、樂來貫徹,以“仁”為核心的學說提出了“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八佾》)的思想。我們從中可以知道,有禮無仁,禮所規定的等級名分、貴賤之序就無法維持。樂有“和”的特征。最適合宣揚仁德、仁政,可用使人際關系和諧,等級關系協調,同時,在樂的內容中,有要求以仁補禮之不足,對禮進行損益,是音樂的內容合于禮,他把“樂”與“禮”相互配合,賦予了“樂”治理天下的政治功能,也提出了“安上治民,莫善于禮;移風易俗,莫善于樂”的主張(《孝經?廣要道》),這一思想反映出他要用樂來改造社會風氣的意圖。
三、重視樂教中的審美情感培養及其美育作用
孔子樂教中對人的審美情感的培養,其途徑是多方面的。
其一,是在音樂形態美的把握中加深豐富的情感體驗。據《論語?泰伯》記,“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
乎’,盈耳哉!”這可以視為孔子對學生講解音樂,通過介紹自己對音樂形式的理解以及自己對審美情感體驗給他們以啟發。另外,《論語?八佾》記“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皎如也,繹如也,以成。’”同樣是談對音樂形態美的感性體驗。
其二,是強調音樂審美中的美感體驗與快感體驗的不同。孔子在強調樂教的社會功用的同時,又強調音樂的愉樂作用,在《論語》中,“子在齊問《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于斯也。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孔子在談自己的感受時,并非是僅僅表達一種多日“不知肉味”之意,而是區分欣賞樂舞是獲得的感受體驗與味覺上快感體驗的不同性質,孔子做出的這種明確區分,是我國美育發展史上值得書寫的一筆。
其三,是主張在音樂審美中保持一種“和”的情感態度。孔子曾評價“《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論語?八佾》)。他認為,音樂審美中的情感態度及其表現應是中正平和的,也應當是適度的、有節制、屬于“淫”的情感體驗方式。因此,孔子所說音樂審美中“和”的情感態度、是有一定的衡量尺度和標準的。
這種主張從另一方面講,對于當時統治階級,不顧人民疾苦而縱樂,無疑是一大進步。
四、強調藝術作品形式與內容的統一,做出“即美且善”的文藝評判標準
孔子在強調音樂作品思想的同時,又強調音樂作品的藝術性,主張內容要善,形式要美。二者要有機地結合起來,做到“即美且善”,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后君子。”內容為“質”,形式為“文”。質超過了文就顯的粗野,文勝過質就顯的空虛,只有文質結合得當,才是最理想的。
孔子聞“韶”樂做出了“盡美矣又盡善也”的評價。邢疏解釋為:“孔子言《韶》樂其聲及舞極盡其美,禪讓受禪其圣德又盡善也”,而孔子聞《武》樂后指出“盡美矣未盡善也”。孔子確立的“即美且善”的文藝批判標準成為我國古代音樂美學的源頭。
五、強調樂教知行合一的實踐性
在孔子的樂教實踐中,他將“行”作為學習的延續,重視知行的一致。這一思想在儒家后學那里得到繼承和發展。《中庸》一書以孔子的名義,將孔子的“學”“思”“習”“行”發展為“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這五個極端。從孔子的樂教活動來看,他要求學生學習詩樂的目的,就是為了立人行事,能夠學有所用。
在孔子的樂教思想中,不學《詩》,無以言;不學《詩》,難以立行。總之,不學《詩》,難以立人行事。春秋時期,在社交禮儀場合中,經常有“歌詩必類”的行樂活動,不能據《詩》唱誦應對,是難以進行交流的,孔子講的“興、觀、群、怨”,其中的“群”,就是立足于社會群體人際間的實現。《論語?陽貨》中記: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這也表明孔子心中是對他的學生在實踐他的樂教思想是肯定的。
孔子的樂教思想在當今依然閃爍著耀眼的光輝。我們應該結合時代的發展,審時地借鑒、批判的繼承,使傳統文化與時俱進,充分發揮音樂教育在人才素質培養和德育教育中的功能和作用,更好地實現我國制定的人才培養的戰略目標,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做出貢獻。
【摘要】孔子以德為首、有教無類、教學相長等教育理念和注重啟發式教學方法、促進學生全面發展的教學方法,對現代教育仍有重要的啟示意義。現代教育應注重道德教育,提倡全面發展;注重發揮學生主體地位的作用,加強思維能力訓練;注重對教師水平的提升,做到終身學習;注重學生身心發展,建立友好、和諧師生關系。
【關鍵詞】孔子;教育思想;主要內容;現代教育;啟示
在當今21世紀的今天,世界各國在經濟、政治、文化方面的競爭日趨激烈。然而,說到底,當今世界的競爭是以人才為核心而展開的,而人才的培養是依靠教育而進行的,有什么樣的教育就培養出什么樣的人才。不可否認,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都有了較快的發展,取得了突出的成績。但是,我們仍然在一些方面存在著諸多問題,其中也包括教育。孔子是我國古代偉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其思想博大精深,源遠流長,對我國乃至世界的經濟、政治等均有重要影響,其教育思想更是在世界教育史上留下了光輝的一頁。
一、孔子教育思想的主要內容
1、以德為首,注重道德教育
在孔子的教育思想中,其非常重視對學生的道德教育,重視對學生完善人格的培養,教學生學會做人。孔子將道德教育作為其教育思想的核心內容,注重對學生道德素質的培養。以孔子為代表儒家思想,一直倡導個體要具備較為高尚的道德品質,要成為君子、賢人。因此,孔子在其教育活動中,首重對學生進行道德教育,使學生都能夠在道德品質方面有所提升,做一個道德高尚的君子。在平常對學生的考察中,孔子也將學生的道德修養作為重要的衡量依據。
2、孔子提出“有教無類”的教育理念
孔子生活于春秋戰國時期,在孔子之前只有上層社會的弟子才有接受教育的權力和機會,普通老百姓的子女是沒有機會接受教育的,受教育的權利被上層社會所壟斷,被稱之為“學在官府”。孔子創辦中國歷史上第一所私學,從此打破了“學在官府”的狀況,使得平常百姓的弟子也有了接受教育的機會,并且孔子在招收學生時也并不會因其出身、家境等區別對待。“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悔焉”。[1]大概意思是說只要學生本人有學習的愿望,奉送上幾條干肉作為見面禮就可以成為我的學生了。孔子認為不論家庭出身,社會地位等每個人都有接受教育的權利,也正是因為如此,孔子招收了大量底層社會的弟子,使得他們都有機會接受教育,并且在這些人之中也出了不少當時社會的精英。
3、在教育方法上,孔子注重啟發式教學
子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2]”意思是說在學習的過程中,不到學生想要弄明白而不得的時候,不要去指導他,不到他心里明白卻不能完整的表達出來的時候不要去啟發他,如果學生不能舉一反三,就不要再給他舉例了。也就是說如果學生本人沒有獲取知識的欲望,則不去啟發、引導,不能夠舉一反三,觸類旁通,就不要再給他們舉更多的例子了。孔子非常重視學生的主體地位的發揮,培養學生主動學習,積極探索的意識,在孔子的執教生涯中,他也能夠很好的將啟發式教學的教育方法運用到具體的教學實踐之中。
4、在教學內容上,涉及范圍較廣,注重教育的全面發展
孔子在教學過程中,其教學內容主要包括“六藝”即“禮、樂、射、御、書、數”;具體而言,孔子的教學內容主要包括:禮儀道德、音樂舞蹈、射箭、騎馬、書法以及計算,由此可見孔子教學內容涉及范圍之廣。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都在倡導公民要做君子、圣人、仁人志士,做一個道德高尚的“賢人”,而要做一個道德高尚的“賢人”就必須首先要知書明禮、博學多才,因此孔子在其教學過程中,其教學內容非常廣泛,在各個方面對學生嚴格,力爭使學生在各個方面都得到完善,做一個在各個方面都較為完善“賢人”。盡管有人可能會說,孔子身處于等級森嚴的古代社會,其教育思想在某種程度上是為統治階級服務,為其階級統治辯護的;然而,就孔子在教學內容范圍的涵蓋而言,仍然對我們現代教育,尤其是素質教育的開展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5、在師生關系方面,孔子提倡師生平等對話、互相交流,并提出了教學相長的教育理念
孔子與自己的學生關系都非常的要好,作為老師孔子也非常關心學生,他不僅關心學生的學習,也關心學生的生活。關于描述孔子與其學生關系的故事在《論語》中多處都有所涉及。據《論語》載:有學生生病了,孔子自己曾多次探望;另有一次,孔子的一個學生因為意外事件而去世,孔子聽說了這個消息當場難過地嚎啕大哭。這些都足以看出,孔子作為老師與學生之間的關系是非常親密的。另外,在教學上,孔子還提出了教學相長的教育理念。“是故學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強也。是故教學相長也。”[3]意思是說教與學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能夠不斷的發現自己的不足之處,教師在教學的過程中也能夠不斷的發現自己的欠缺之處,教師與學生在教與學的過程之中,能夠不斷的相互影響相互促進,促使雙方都能夠在這個過程中不斷地完善自己。孔子是我國古代最偉大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其思想博大精深,源遠流長,對我國乃至整個世界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都產生了較為重大的影響。僅就其教育思想而言,對我國的現代教育的發展仍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二、孔子教育思想對我國現代教育的啟示
1、注重道德教育,提倡全面發展
孔子在其教學活動中,非常重視對學生道德品質的培養,注重學生道德素質的塑造和培養,反觀現實,我們不難發現,我們現在教育與孔子首重德育的教育思想相去甚遠。1985年5月鄧小平在“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就指出:“我們國家國力的強弱,經濟發展后勁的大小,越來越取決于勞動者的素質,取決于知識分子的數量和質量。”[4]自此次從國家層面提出“素質教育”的方針之后多次在不同場合予以重申和強調,如果從此次首次提出開始算起,素質教育的方針也已經執行了30多年,然而從現實的情況來看,我們的教育仍然處在“應試教育”的怪圈。我們不難發現,類似于“為中小學生減負”這樣的新聞報道不時的會出現在各類媒體之上。為什么我們的媒體要提倡為中小學生減負呢?其中的原因是不言自明的:我們現在的中小學生課業負擔太重,特別是城市中的孩子。我們的社會現在出現了一種現象:在學校里老師往往喜歡都喜歡成績好的學生,在一些學校甚至分班和學生座次都是按照學生學習成績的高低來安排的;在學校之外,學生家長之間討論最多的也是孩子的學習成績,他們想盡辦法給孩子報各類的輔導班,想要提高孩子的成績,甚至連孩子正常的休息時間都被完全的占用了。然而,問題在于我們的孩子,我們的學生除了學習就沒有其他的事情了嗎?老師和家長一味追求的考試成績真的就那么重要嗎?在現實面前,這個問題是值得我們這個社會去認真反思的。在這樣的教育之下出現了一種現象:我們的很多學生,很多孩子成為了“考試的機器”,他們除了學習好,成績好之外,其他各個方面都非常欠缺。現代社會需要的是德、智、體、美全面發展的人才,而不是只會讀書、考試的“考試機器”。我們必須轉變教育理念,打破傳統“應試教育”的模式,轉向重視學生思想素質、創新能力、獨立自主、健康身心、人際交往等的“素質教育”,重視對學生綜合素質的提升,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培養高素質人才。
2、注重發揮學生主體地位的作用
在傳統教學中教師一直處于教學活動的主導地位,在課堂教學的過程中,教師講解知識,學生接受知識,即所謂的“灌輸式教育”,沒有能夠發揮學生的主體地位的作用。子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5]即就是教師在教學活動中要注重對學生的啟發、引導,注意對學生思維的調動,引導學生主動的去思考、去探索,而并非是老師對學生的“灌輸”,更不是教師直接給出標準答案讓學生死記硬背。教育從根本上講是教師教師傳授給學生思考問題的能力,“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是一種能力的培養,而并不是書本知識的獲得。在教學活動主教師要注重學生發揮學生的主體地位的作用,注重對學生思維能力的訓練,使得他們能夠掌握掌握獲取知識的能力。
3、注重對教師水平的提升,做到終身學習
現代社會發展速度飛快,知識更新的速度也在大大加快,這就要求公眾尤其是教育工作者不斷提升自身水平,更新知識。教師作為知識的傳播者、時代精神的引領者、人類靈魂的工程師也就必須做到不斷學習、終身學習,也只有這樣才能夠獲取并掌握前沿知識,進而將其傳授給自己的教育對象。一個國家、一個社會能夠培養出什么樣的人才,關鍵在其教育水平的高低,而教育水平的核心就在于教師水平的高低。21世紀世界各國之間競爭的核心就是人才,一個國家想要在世界競爭中占據優勢地位,就必須要擁有一支世界頂尖的人才隊伍,而人才培養的核心就在教育,因此,在世界各國發展速度不斷加快的今天,作為減負人才培養、國家未來的教育工作者必須要不斷提升自身水平,以“四個面向”要求自己,為我國未來的發展、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奠定堅實的人才基礎。
4、注重學生身心發展,建立友好、和諧師生關系
師生關系是否和諧對教育教學活動及學生未來發展的重要影響是不言而喻的,擁有友好、和諧的師生關系,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感到輕松愉悅,在這樣的氛圍和環境下學生能夠更好的接受和理解學習內容,從而有利于學習成績的提高;另外,師生關系友好、和諧也更有利于學生身心的健康發展,從而也有利于學生健康人格的形成。從另一個方面來講,師生關系友好、和諧,也能夠使教師在工作中感到輕松愉悅,從而以更加以更加飽滿的熱情投入于教學活動中,從而也有利于教學水平和效果的提升,同時也更加促進了友好師生關系的進一步鞏固,形成良性循環。孔子在其教學活動中與自己學生的關系就非常要好,在各方面如慈父般關心、照顧學生,甚至在學生生病期間親自給學生送藥,自然而然學生對孔子也是非常好的,在孔子晚年日常生活基本也都是學生在照顧,甚至在孔子去世之后學生為其守三年之孝。這些都足以說明師生關系的和諧對教育教學和個體身心發展的重要影響,當然和諧師生關系的建立需要各方力量的共同努力,因此,包括社會、學校、家庭、教師和學生等的各方力量應該共同努力,為建立友好、和諧的師生關系貢獻自己的力量。百年大計,教育為本。教育關系人才的培養質量,關系到國家的前途命運,是國家長遠發展的前提與基礎,只有擁有良好的教育才可能擁有高素質的優秀人才,因此,我們應該向孔子學習,轉變教育發展方式,著力發展素質教育,著力提高人才培養質量,走教育“內涵式”發展道路,為我國的現代化發展培養出高素質、高水平的現代化人才。
作者:王宇濤 單位:西華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半部論語治天下”,后世對論語的評價甚高,而其中的教育思想是論語中比較核心的思想之一,它不僅對當時,亦對后世產生深遠的影響。雖然儒道佛三家共同塑造了中國人兩千多年的精神風貌,但起主導作用仍然是儒家文化,中國人從搖籃到墳墓,從出生到死亡,在文化遺傳基因就深深打下了儒家的烙印,儒學塑建和構造了中華民族的心理素質和道德品格。“中國文化—哲學之所以重生成大于重存在,重功能大于重實體,重人事大于重神意(神靈也完全服務人事),也可說都是這種知命精神”。[1]從儒家教育文化中概括出來的教育思想也深受此種特征的影響。文章主要從教育理念、原則、方法、成果和局限性等方面進行分析。
一、教育理念
縱觀儒家教育思想,從產生到發展再到衰落,其不變的宗旨是培養一個經世致用的君子。《論語》中的教育思想蘊含著實用性風格,如在《論語?子張》中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在《論語?子路》中“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但儒家的實用性和美國實用主義哲學有很大不同,儒學雖強調學問的實用性,即做學問的終極目的和效用,其重點不強調表面的形式效果。孔子首先要求的是成為“君子儒”而不是“小人儒”。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論語?雍也)。這里的君子是指有很高的道德,知識很廣的人。君子以“謀道”為目的,以“成德”為任務,決不以“謀食”為目的。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朝聞道,夕死可矣”。詹姆斯的實用主義追求“有用即真理”,“它拒絕了抽象和不充分的東西,拒絕了字面上的解決,拒絕了不好的先驗的理由,拒絕了固定的原則,封閉的體系與虛構的絕對和起因。它追求具體和恰當,追求事實,追求行動的力量”。[2]而儒家的實用性包含著形而上的追求,讀書不僅是知識的增加和“謀食”,而且也是道德的提升和“謀道”,其終極目標指向“仁”。筆者認為儒家的實用性和哲學實用主義的分歧主要在于,儒家認為不管這種形而上的追思有沒有產生作用,這種追求本身就是有意義而值得做的;實用主義則強調把形而上追求當作手段,如果這種追求不能在結果上產生效應或效果的話,這種追求是沒有用的或沒有意義的。
二、教育原則
孔子招收學生的一個基本原則是“有教無類”,“類”在歷史上注疏較多,爭議不斷。筆者認為主要有兩層意思,一是針對地域民族而言,二是針對社會地位而說。孔子一生確實在實踐此原則,他周游列國廣收弟子,不問出身貴賤和地位尊卑。孔子辦私學,打破了學在官府,貴族壟斷教育的局面,而且孔子的“有教無類”思想恰好體現了他先進的教育觀。在這一點上他不循周朝禮儀,不顧等級制度,表現出大膽改革的精神。孔子對學生既不嫌貧愛富,也不仇視富家子弟,他的學生有家境富裕的子貢,也有一貧如洗的顏淵,對待學生視如己出,終生追求“仁”之真諦。
三、教育方法
儒學不像西方哲學重思辨和邏輯推演,孔子很少抽象地闡述問題,也很少在某一個概念或范疇上進行語言分析。在教育方法上,是實用理性之思維,“實用理性之思維重啟發、暗示、點悟、極具具體情境性質,而不重抽象論證,詳盡說明或推理過程”。[3]孔子的教育方法靈活多樣、內容豐富,這方面很多學者多有談論,筆者在這里只提出比較重要的方法。
1、因材施教,實施個體化教育
孔子是一個很有感悟力和觀察力的老師,他對學生的性格、能力、才智和興趣是非常重視的。在《論語?先進》篇中對子路和冉有都問一個問題——“聽到后都去實行嗎?”但孔子對冉有的回答是聽到后就去實踐;對子路的回答則是父兄都在世,怎么能聽到就去實行呢?這種截然相反的回答引起了公西華的疑問,孔子說,冉有性格退縮,所以要他勇敢些,子路性格太過于勇敢,所以要他謹慎些。孔子這種先進的教育方法,不僅體現他為人靈活灑脫的人格,而且也彰顯了老師對學生主體個性的尊重和仁愛。反觀如今的教育,形成了一種標準化生產人才的固定模式,教育逐漸脫離學生實際,脫離受教育對象的具體要求,這在一定程度上扼殺了學生們的想象力和創造力。
2、學思結合
“學而不思則罔,死而不學則殆”這是孔夫子所推薦的求學治學之道,按照現在觀點來說,這是對學習的定性研究,而并不是一個定量研究,學與思在學習中到底應該占多大比重,其比例如何分配,孔夫子并沒有給出一個明確的說明或客觀的標準。只學不思,就如叔本華所說的自己的大腦成了別人的“跑馬場”或“吃別人留下的殘羹剩飯,是陌生人穿用過的衣服”。[4]其結果就是“永遠閱讀別人,而從未被別人閱讀”。只思不學,只會冥思苦想,其結果是越思考,思維越狹窄,最后成為閉門造車。《論語?衛靈公“》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美,不如學也”。但如果以常人理解的中庸之道去解讀學與思的關系,“持其兩端取其中”,這樣的話,出現了兩個問題:其一,學與思的兩端的中間不易找到;其二,我們可能從語意上去安慰自己,即“一邊學習,一邊思考”,事實上人只有一顆專一的心。如果把心從形式上分成兩半,一半學習,一半思考,或者把整體時間分成兩半,一半時間學習,一半時間思考。那么,這種學與思的組合是否能夠達到學習的目標呢?由于受西方解構主義思潮的影響,我們傾向于將學與思拆解開來,然后再視其為一個整體,那么解構后的整體還是當初那個整體嗎?運用西方解構主義方法能夠一定程度上幫助我們認清中國哲學或文化的大致脈絡,但是我們利用西方某一種時髦的方法并非能夠體悟得到中國哲學或文化的精髓。因此,我們應該將其視為天然整體,以系統眼光看待之。學與思是一個整體和“全”,以學去否定思,那么讀書學習就是加法,讀書的人等于書本之和,書還是書,而讀者不過是一個拼湊的數字;以思去否定學,那么讀書學習就是閉門造車,讀書之人的眼光視野就很難寬廣。事實上,在一個既保持獨立的思考能力又善于博采眾長的人心中,學與思的矛盾永遠存在著,沒有一種會完全消失,而智慧就在于它們此消彼長的動態平衡中。
四、教育成果
據歷史記載,孔子弟子三千中有“七十二賢人”。眾所周知,古文有一特點,即數字不一定實指。為了方便闡述,暫且將其認為實指,那么3000-72=2918人,顯然2918人要比72人多,后人常常僅僅把72人看成孔子教育的成果,這樣說是只見樹木不見森林,而且具有這樣的觀點的人是受到了當今教育之弊端“升學率”所影響,有的人認為“升學率”就是衡量教育質量的唯一標準,而人們之所以太注重“升學率”,是由于人們只注重數字,急功近利,不注重思考。七十二賢人只是孔子一生追求教育價值的階段性成果,從長遠價值來看,孔夫子及其弟子,傳播了儒家文化,這才是真正的成果,這才是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大事。七十二賢人和2918人是孔子教育質與量的統一。不必諱言,七十二賢人在“質”上高于2918人,他們中有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路、子夏。(論語?先進篇)但我們也不可忽視2918人巨大的隱性作用。這2918人來自各行各業,他們共同接受儒學的教誨和熏陶,然后他們又向自己的家庭和朋友宣傳儒學,這樣使儒學得到更為廣泛的傳播。也許七十二賢人,多在學堂之上倡導儒學,搞學院化研究,而由于當時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較低,普通大眾接受教育還是一件可望不可即的事情,這2918人在田間地頭、商市小街宣傳儒學。儒學與基層社會的結合,這也是儒學廣泛發展的原因之一,基層社會為儒學提供了一個相對穩定的環境,而儒學也為基層提供一套行之有效的規章制度和方法,其外在曰禮,內在曰仁。兩者相互需要,相互支持,極大地促進了儒學在基層土壤深深扎根,所以教育質與量的統一,共同促進了中國文化的長遠發展。
五、局限性
由于歷史和時代的局限性,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文化也有其缺位和局限。
1、忽視婦女受教育的權利
“有教無類”只是男權社會中教育公平,“男尊女卑似乎是儒家理論與實踐的標志性特征之一,人們甚至可以說‘父權制’是儒家學說的致命弱點”。[5]孔子主張“克己復禮”,此禮為周禮,而周禮是奴隸社會的制度規范,因此他的婦女觀不可能達到男女平等。在《論語?泰伯》中談論關于治國的人才問題,武王說有十位賢臣幫助他治理國家,孔子卻說只有九位,因為有一位婦女不能算數。在《論語?陽貨》中“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亦為后人詬病。在這里有必要比較孔子與尼采和叔本華之間的女性觀,這樣可對他的女性觀有一個比較清晰的認識。叔本華在《論女人》中認為“女人是介于兒童和男人之間”“不重視大問題,只喜歡那些雞毛蒜皮的事”,這顯然是在污蔑女性,而尼采在《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借用老婦人之口說:“你要到女人身邊去嗎?請別忘了帶鞭子。”兩位男權主義者之所以蔑視女性,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的眼光看,童年期經驗可能是重要的根源。孔子的人格和思想與其母親有很大關系,孔子早年喪父,與母親相依為命,其母對其影響非常大。孔子的女性觀與早期經驗關系不大,孔子忽視女性的權利很有可能是出于現實政治需要。比如說孔子很反對女人干政,他最向往的周朝,也因其滅亡與女人有關。
2、忽視自然科學教育
雖孔子注重德智體的全面發展,但他的教學內容大多以人文社會科學為主,自然科學知識很少涉及。《論語?子路》篇,樊遲請學稼,他批評他是“小人”說他不求上進,把學習研究生產知識和技術看做“沒出息”。在《論語?子張》中,“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孔子說,小技藝阻礙人們研究大學問。孔子的道德教育注重整體上對人的精神上的改造,而忽略了技術能力的提升。
六、小結
儒學的教育思想對我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產生了十分重大的推動作用。隨著時代的劇烈變化,儒學教育仍需與時俱進,不斷完善和發展。儒學教育重實用、重文科,不太注重邏輯與思辨的內容也應該賦予其新的時代意義,儒學教育要做到與時俱進,須堅持以人為本,堅持實用教育、情感教育和理性教育的有機結合,以理性教育為主軸,以實用教育和情感教育為兩輪,共同推進我國教育事業和人自身的發展。
作者:劉勇 單位:東華大學人文學院
1孔子體育教育思想的教學應用分析
第一,孔子提出了“成人觀”,也注重德、智、勇、力等方面的教育。而所謂成人,就是崇尚禮數,有道德,有智慧與勇氣,還會精通六藝的人,幾乎趨向完美。孔子的成人觀在其重要教育思想之一。孔子認為,在教學實踐活動中,應該將“成人”標準落實到每一處,從而培養更多趨向完美的人才。由此可見,孔子在其教學實踐活動中已經培養了很多全面發展的人才,為社會作出了很大貢獻。目前,市場經濟發展很快,學生們都會受到應試教育的影響而無法全面發展。因此,必須將體育與健康課程作為身體練習的重要手段,從而增進學生的健康。而學校可以培養德智體美全面發展的人才,也是實施素質教育的重要途徑,也是孔子思想應用于現代體育教學實踐的體現。
第二,就是孔子思想中的“武備”思想與“尚禮”觀念。孔子認為,在戰亂不斷、兼并劇烈與弱肉強食的社會背景下,人們想積極參與到政事中去,還要保國為政,則應該對武備和軍事武藝等訓練進行強化。在孔子看來,戰亂不斷的時代會尚武強兵,但是應該和仁政與德治相互促進,才能在那樣的社會背景下為人們提供豐衣足食與安居樂業的生活,并且有利于子民聽從政令,安心發展生產等。孔子的武備和尚禮等思想觀應用于射與御的教學實踐活動中,具有積極意義。孔子非常注重培養文武雙全的人才,對射箭和馭車等課業的傳授給予很高的重視,意在提高學生的軍事體育知識、體育技術以及技能。因此,在孔子的體育教育思想中,武備觀念非常明確,不贊同人們還沒有對軍事技術進行掌握就參與到戰爭中去,否則不但自身性命難保,國家也面臨著滅亡的風險。因此,孔子將武備思想貫徹到整個教學實踐活動中。
第三,就是孔子的養生保健觀念在體育教學中的實踐。孔子提出了具有積極意義的養生保健知識以及保健方法,在古代體育中占據著重要的地位。因此,孔子在進行教學實踐活動時,都會傳授給學生關于養生保健知識與保健方法等方面的內容。不但如此,孔子還會身體力行。孔子認為,人們應該養成一個良好的生活習慣來實現健康長壽的目的,比如按時休息、勞逸結合和對飲食進行節制等等。如果人們對這些養生保健內容不夠重視,則會導致疾病的發生。因此,孔子非常重視這個方面知識的傳授。而孔子的養生保健思想與現代養生保健原則完全相符,而且具有一定科學性。因此,孔子的養生保健思想在中國傳統養生文化的形成與發展過程中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四,孔子提出“終身教育”和“終身學習”的思想,認為學習永無止境,不會被年齡限制,教育活動與學習活動都應該貫徹在人們整個人生之中。因此,每個人都應該通過不斷的學習而提高自己的修養。而終身教育內涵在不斷擴展與延伸中形成了終身體育理念,這是終身教育必然的發展趨勢。而終身體育即人們終身都會接受體育教育,也會進行不斷的體育鍛煉。如今學校的體育教學都遵循終身教育的理念。在貫徹終身體育的過程中,學校體育非常重要,也是學生們樹立終身體育思想的關鍵時期。學校應該滿足學生們的身體發展需要,還要對學生們以后的需要進行考慮。因此,學校應該引導學生們樹立終身體育的意識,并且培養其相關能力。孔子的終身教育觀已經與現代終身體育思想相融合,并且應用在體育教學實踐中,獲得較佳效果。
第五,就是孔子的學以致用思想。孔子一直在貫徹學以致用和以身作則的思想,而傳統教育的教學內容與學生們的日常生活相脫離,主要是為教學而進行教學實踐活動,枯燥無味,導致學生們厭倦體育課。因此,學校的體育教學應該注重理論與實踐的有效結合,并且讓學生自由選擇對自己有用,而且還比較感興趣的體育項目,從而有利于學生們對運動進行掌握。另外,學生們還可以主動將掌握的體育知識與體育技能融入到生活中,漸漸形成良好的鍛煉習慣,從而形成了比較健康的生活方式,使其終身受益,達到學校體育教學的長遠目標。
2.結束語
基于孔子體育教育思想的教學實踐活動已經在中國教育領域占據著很重要的地位,也是中華民族傳統教育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不但提出了德智體美全面發展的教育理念,也提出了“武備”思想、“尚禮”觀念、養生保健觀念和終身體育理念。人應該仁智勇德兼備,還需要擁有比較強健的體魄。孔子的體育教育思想對現代體育教育產生非常積極的作用,這一點毋庸置疑。但是由于時代局限性,孔子的理論體系在一定程度上缺乏比較充分的論述,必須進一步完善體育教育思想,從而形成適應時代需要的體育教育思想,開展更好的教學實踐活動。
作者:鄭欣 賈曉敏 賈永剛 單位:邯鄲職業技術學院 邯鄲學院教育學院 邯鄲市職教中心
從我國教育史看,許多對后世產生巨大影響的重要教育思想和言論,都可以直接追溯到孔子,孔子在教育史上的地位和貢獻是毋庸置疑的。在研究和繼承孔子珍貴教育遺產的同時,我們可以看到孔子教育思想中蘊含著豐富、深厚的人文內核,這便是以尊重生命、重視人自身價值、強調個體的道德修養等為特點的人文思想。它滲透在孔子的教育理念、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等各個層面,成為孔子教育思想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深刻影響著后世教育的價值取向,也為當今教育提供了有益的啟迪。“有教無類”,是孔子博大教育思想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也是孔子人學思想在教育領域的有力體現。孔子“有教無類”教育信念的確立,是在對教育價值、作用的深刻理解及對人性的深入分析基礎之上建立的。孔子十分重視教育的作用,他認為,興辦教育,培養人才是國家生存和發展的支柱。他提出“庶、富、教”的理論,這是對管仲“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管子?牧民》)思想的繼承和發展,也是對國家重民教民的必要性、重要性的認識。
孔子認為教育是支撐國家大廈的梁柱,一個國家即使其君主昏庸無道如衛靈公,但只要有文治武功各方面的人才,這個國家便不會喪亡(《論語?憲問》)。而培養造就文治武功人才,完全離不開教育。《學記》把教育的重要性提升為: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君子“化民成俗,其必由學”,反映了儒家學派及孔子對教育職能作用的深刻認識。如何開展教育?孔子提出了“有教無類”的教育思想。“有教無類”的本意是指教育不分等級、種類。春秋以前,教育的局面是“學在官府,民間無學”,文化知識為奴隸主貴族所壟斷,平民沒有資格接受教育。春秋中葉以后,由于戰爭頻繁,階級關系的變化,以及社會生產對文化知識的需求,以致原來的知識為奴隸主貴族所壟斷的局面被突破,開始了“文化下移”的新紀元。孔子為適應時代的潮流,創辦私學,廣收門徒,將以往深藏在秘府的典籍,解放出來,加以傳播,使“學在官府”的傳統教育格局被打破。
孔子的私學,“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史記?孔子世家》)”。我們可以想見孔子辦學規模是宏大的,教學內容是多方面的。他的辦學方針是什么呢?孔子自己說是“有教無類”(《論語?衛靈公》)。又說:“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論語?述而》)。漢代經學家馬融解釋說:“言人所在見教,無有種類。”只要自備十條干肉作為學費而來受教的,孔子總是不分貴賤、貧富和地域,對于他們一律加以教誨。孔子的有教無類,表現在諸多方面。其一,學生無論貴賤,均可接受教育。孔子的弟子中有貴族,如南宮適、司馬牛;也有賤人,如子張;有善于貨殖的富豪子貢,也有甕牖繩樞的貧民原憲。可見,孔子破除了受教育者的等級界限。其二,不論品行高低,均可進行教育。孔門弟子中品類很不齊一:有的原來是性格粗鄙的人或者是行為不端正的人,有的甚至是盜賊。
他們經過教育培養,都能去惡向善,成德達才。《荀子?法行篇》記載:“南郭惠子問于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君子正身以俟,欲來者不距,欲去者不止。且夫良醫之門多病人,檃括之側多枉木,是以雜也’”。既云雜,可見是不拘一格、兼收并蓄的。其三,不分地域國別,廣泛招收弟子。據記載,孔門弟子的地域籍貫,包括了魯、衛、齊、宋、陳、蔡、鄭、薛、吳、楚、晉、秦各國,他們年齡懸殊極大,大部分來自平民階層。可見,“有教無類”確是孔子的辦學方針和教育信念,他也真正做到了對凡來求教的“未嘗無誨”的地步。孔子“有教無類”的信念,來源于他對人性的剖析。他說“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論語?陽貨》),孔子認為人們的生性本來是相近的,只是由于習染和教育的不同,使人彼此間的差別懸遠了。因此,教育和環境對人的作用遠遠超過遺傳。他認為人們雖有良好的素質,但不能自發成才,必須經過學習與教育,才能有所提高,日進不已。孔子對他的弟子子路的一段對話,深刻地闡明了這種觀點。子路曾問:“學亦有益乎?”,“南山有竹,弗揉自直,斬而射之,通于犀革,又何學為乎?”孔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砥礪之,其入不益深乎?”子路心悅誠服地說:“敬受教哉!”(劉向:《說苑?建本篇》)。孔子還進一步論述一個人雖然具有愛好仁德、愛好聰明,愛好信實,愛好率直,愛好勇敢,愛好剛強種種優良品質或傾向,但是如果不愛好學問,不接受教育,便會產生愚昧受騙,放蕩不檢,傷身害義,褊急操切,搗亂撞禍,輕率狂躁等流弊(《論語?陽貨》)。要避免和糾正這些流弊,只有從事學習,接受教育。“學則不固”(《論語?學而》)———“學習才不會受蒙蔽,”正是這個意思。
孔子推重教育的作用,對教育的作用作了正確的闡發。在他的思想深處,認為只有通過教育,才能使個人的才能品德得到更充分、更完善的成長。在他的教育活動中,隱含著人人都可以受教育、能教育、需教育的人本理念,認為任何人都可以通過教育而成人,這是“有教無類”命題的前提。在孔子以“仁”為核心的思想體系中,“仁”的本質含義就是把人放在第一位,尊重人、愛人。孔子認為愛人的重要內涵就是教育人、勉勵人去努力獲得教育。他說:“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論語?憲問》),可見,孔子的人本主義的基本精神是立足于人們獲得教育。他的“有教無類”的辦學方針,“庶、富、教”的理想,興辦私學的實踐,無不基于這樣的精神[1]。孔子的人文思想深邃而厚重,它是繼殷周以來神人關系、天人關系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其重心是探討人在現實社會中如何實現自我、完善自我以及保持獨立完整人格等重大問題,這是中國古代哲學思想中最重要、最精彩的部分[2],對后世的教育實踐影響深遠。同時,孔子在教育對象上不分富貴貧賤、品行善惡的“有教無類”的教育思想,開創了教育公平之先河,對強調教育公平、公正,實現教育權利和受教育權利的平等的當代教育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摘要:“信”思想在孔子思想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并且具有豐富的內涵,在為人處世、與人交往和治國理政方面都有積極的作用。在當代社會,誠信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內容,在誠信教育中也具有很強的實踐效用,對營造誠信的社會環境具有重要的價值。
關鍵詞:孔子;信;誠信教育
在孔子的諸多思想中,“信”思想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并有著豐富的思想內涵。在《論語》中,“信”共出現38次,不論是從個人層面還是從國家、社會層面,孔子的“信”思想都給當代以啟示,對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有著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文章通過對孔子“信”思想的內在意蘊,從而提出其在當代社會對構建誠信教育的實踐探析。
一、孔子之“信”思想的內在意蘊
(一)“信”是構建個人優良品德的基礎
孔子認為:“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論語?為政》)這也就是從一個人最基本的品德說起,人如果沒有信用,不知道還能做什么,就像大車沒有輗,小車沒有軏,根本無法行走的,可見孔子從最基本的個人來切入,“信”是一個人必備的品德,不論人的職位高低,只要具備“信”變可稱之為士,子貢問曰:“何如斯可以為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于四方,不敢辱君,可謂上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教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此矣。”曰:“近日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論語?子路》)由此可以看出,在孔子看來,就算身居高位,如果沒有信用,沒有做到說話信實,行動果敢,也只是氣量狹小的小人,不能算真正的士。孔子的“信”是為其“仁”所服務的,子張問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其中說到信實,就能使別人為你效力,從而實現仁,仁和信是相互統一的,“信”是實現“仁”的先決條件。在孔子“信”的思想里,“信”是個人優良品德的必備要素,同時是實現“仁”并為“仁”服務的條件。
(二)“信”是社會交往的基本要求
孔子“信”體現在社會交往方面,一方面指人何以能安身立命,首先就要修養好自己的德行,端正自己的品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與前也;在輿,則見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論語?衛靈公》)說話忠誠信實,行為堅定謹慎,即使在蠻貊之邦也能行得通,如果說話不誠實,行為不堅定謹慎,即使在自己的州郡也行不通,這就是孔子所說的忠信篤敬。由此可以看出,孔子認為“信”是實現道德修養,是人能行得通的前提。另一方面指人與人之間相處之道。子夏曰:“與朋友交,言而有信。”曾子也說:“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論語?學而》)這里都把與朋友交往的“信”放在重要的地位,是立世的根本,孔子也在對弟子的教育中強調與朋友交往的“信”,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余力,則以學文。”(《論語?學而》)不僅重視在為人處世中的“信”,更加重視在朋友交往中的“信”,只有言辭謹慎講信用,才能在社會上立足,更加博愛眾人,一方面有利于個人的誠信品德的修養,另一方面有利于促進社會的和諧穩定。
(三)“信”是為政立國的根本
孔子的“信”不僅強調其對個人和社會交往方面的重要性,更關注其在為政立國方面的地位。一方面體現在為政者應遵守對民眾的承諾,履行諾言。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論語?學而》)指出,為政者應認真嚴肅地對待工作,對百姓做到言而有信,關愛百姓,使百姓得到合理的使用,這樣百姓才不會有怨言。子曰:“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論語?子路》)指出,只有在上位的人講信用,老百姓就沒有敢不實在的,才會真心為國家效力。另一方面體現在居上位者應取信于民。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論語?顏淵》)足食,足兵是為了更好地達到民信,可見孔子重視百姓對政府的信任,沒有百姓的信任,足食和足兵也沒有什么益處,政府或者國家也不會長久的存在。子夏曰:“君子信而后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己也;信而后諫,未信,則以為謗己也。”(《論語?子張》)也就是說,君子首先要建立信用、取信于民,然后才能役使人民,而使人民沒有怨言,不覺得自己在受虐待。這就要求居上位者要像堯舜一樣,首先建立自己的信用,才能更好地得到人民的擁護,國家也才能長治久安。
二、孔子之“信”思想的培育
(一)重視把“信”作為其教育內容
孔子從四個方面教育學生,“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論語?述而》)重視從歷史文獻、生活實踐、待人忠誠和講究信用四個方面來加強對學生的教育,并且將“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論語?公冶長》)作為其道德理想進行教育。孔子認為講究信用是一個人安身立命的基礎,一個國家治國理政的根本,圣人、君子乃至每一個人都應該講信用,并且通過好學來把握信和擁有更好的道德。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論語?陽貨》)孔子重視好學,掌握真正的知識,不好學即使擁有很多的優點也終究會導致許多的弱點,并表明愛好誠實卻不喜歡學習,他的流弊是抱守小信而敗壞事情,不能算得上真正的有道德。把“信”與“好學”聯系起來,通過真正的知識來對“信”加以引導,使其真正地做到“君子貞而不諒”(《論語?衛靈公》)。把教學生“信”與“好學”聯系起來,從而避免道德上的流弊,培育良好的道德行為,更好地應用于實際生活中。
(二)強調修身自省以達
“信”在對“信”的培育方面,曾子“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論語?學而》)從自身來反省幫別人謀事是否忠誠,與朋友交往是否誠信相待,只有自己做到了誠實信用,才能來要求別人做到誠實信用,正如孔子所說的:“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自己想成功,也讓別人成功,自己想通達,也讓別人通達,在“信”方面的要求就是即使身居高位也要首先做到自己講信用,才能讓別人來講信用,通過自己內心的自省來達到這樣的境界。孔子認為個人在培養“信”中應掌握其主體地位,正如“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也。”(《論語?里仁》)強調要向賢人看齊,見到不賢的人就反省自己是不是也有這樣類似的問題,在培養“信”方面就要向具有信用的人學習,見到不講信用的人就要反思自己有沒有做到誠信待人。通過自身的內省和向別人學習,以此提升自己的信用品格,培養自己成為講信用的人,這是對自身品格的要求,只要盡心想做到講信用,就一定能做到,而如果不盡心去做,是為不為,非不能也。這也就是強調自己內心的自省,真正要求做到誠實講信用。
(三)重視“信”與“義”的結合
孔子重視“信”的培育,將誠實講信用作為人的基本道德規范,并且強調“信”與“義”的結合,“信”的內容應該符合“義”的規范。如果一味地遵循“信”而離開“義”的內在要求,則只是片面地強調“信”,不僅不會帶來好的結果,可能還會導致惡,使“信”失去價值。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論語?顏淵》)在這里就強調以忠誠信實為主,跟從義的指示,這才是真正的崇德,由此可看出,“信”的遵守和踐行必須以“義”的內容為規范,才能稱之為真正的道德高尚。子曰:“信近于義,言可復也。”(《論語?學而》)也就是說,許下的諾言如果合乎義的話,這樣的諾言就是可以遵循實踐的。由此可看出,孔子心中的“信”是合乎“義”的信,而不是盲目的“信”,如果不合乎“義”的“信”,還一味堅持“信”則可能使其背離“信”,造成嚴重的后果。對于君子如何才能真正稱之為君子,孔子認為:“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論語?衛靈公》)認為君子首先應該用義來修養自己的品質,按照禮來行動處事,用謙遜的態度講話,靠信實取得成功,這才是真正的君子,要想成為君子,這些“義”“禮”與“信”都是成就君子必不可少的品質,君子始終堅持以“信”合“義”的原則作為其道德規范的價值準則。
三、當代誠信教育的實踐探析
誠信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內容,加快社會主義誠信道德建設,推進社會主義誠信教育,結合孔子“信”思想內涵的精華和對“信”教育的培育,對當代誠信教育的實踐提供了許多啟示。
(一)開展生活化的誠信教育模式
誠信教育的模式關乎誠信教育的成效,生活化的誠信教育模式可以避免將誠信教育束之高閣、空洞化。如運用人們喜聞樂見的方式將誠信教育植入日常生活中,貼近生活、貼近實際,將枯燥無味的理論生活化。組織和模擬誠信教育環境,用真實的案例對生活中可能出現的誠信問題、信用法規及誠信法律法規的相關規定進行宣傳普及教育。立足當前信用經濟時代所存在的信用問題,引導人們樹立正確的信用消費觀,避免因不當的信用觀念,產生失信行為。脫離生搬硬套的教育方式,將隱性教育與顯性教育進行結合,注重家庭與社會的合力,形成誠信教育的氛圍。誠信問題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要根據不同社會人群誠信面臨的實際問題及道德接受能力的差異性,善于運用不同類人群喜聞樂見的方式,開展切合人們思想實際的誠信道德教育”[1],根據不同的群體,運用不同的方式,加強誠信教育的效力。開展生活化的誠信教育模式,使誠信教育以“潤物細無聲”的方式進入人們的視野,對人們形成潛移默化的影響,使人們更多地了解誠信的法律法規,自覺踐行誠信,不斷擴大誠信教育的影響力。
(二)完善誠信教育機制建設
誠信教育機制建設是完善誠信教育的重要內容。誠信教育機制旨在強調以誠信作為教育機制的核心,從社會、政府角度完善誠信教育的統一。建立誠信檔案系統管理誠信檔案從大的方面應包括公民個人誠信、企業誠信、政府誠信等,從小的方面應包括公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公民個人的水電費、通信費的繳納、銀行按揭的支付,企業的繳稅和對員工及社會的誠信,政府的政務公開,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都應建設誠信檔案,進行統一的管理。運用誠信傳媒的中介作用,宣傳講好中國古代誠信故事,傳播中國現代誠信教育聲音。通過媒體的宣傳和介紹,充分了解誠信教育的故事及身邊的誠信案例,加強誠信教育的吸引力,使其深刻了解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誠信魅力并進行誠信文化教育。利用古代優秀的誠信故事,結合當代生動的宣傳方式,將古代與現代的誠信教育貫穿一線。大力宣傳當代誠信道德模范,發揮榜樣教育的道德模范作用,弘揚社會正能量,利用微博、微信等平臺進行宣傳教育,營造良好的誠信道德教育環境,渲染誠信教育氛圍。要建立對誠信的褒獎善懲罰惡機制,對失信行為進行道德懲戒或讓其付出法律代價。誠信不僅僅是公民個人的行為,更應該成為一種全民道德規范,營造“時時守誠信,刻刻不失信”“失信行為寸步難行”的輿論環境,引導公民自覺踐行誠信價值觀。
(三)重視誠信教育主體的自覺性和外在規范的制約性
在當代誠信教育建設中,既要強調誠信教育主體的自覺性,加強自身的道德修養,通過“反求諸己”來深化和反思自己,拒絕不誠信的行為,強調自身的道德規范,但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及西方實用主義思潮的影響下,利益機制影響著人們的行為處事。部分人被利益驅使,產生失信行為,例如大學生校園貸款,已引發諸多失信案例,造成不必要的損失。這些現象涉及法律法規,通過自身約束已經解決不了這些問題,因此要強調外在的規范和制約,“使‘道德上的誠信’與‘法律上的信用’達到最終的統一”。道德和法律可以相互完善和補充,法律的制定和實行可以彌補道德上的“不能”,通過道德的自律來彌補法律內在的一些弱點等問題。通過制定法律法規,建立和完善誠信法律體系,為誠信道德的構建提供制度和法律上的保障。誠信是一種道德要求,同時也是一種法律要求。通過道德上的自律和法律上的他律,建立公民個人誠信形象和其規定的法律責任,使誠信教育深入人心。把誠信教育的主體自覺性和外在規范的制約性結合起來,有利于加強公民的誠信道德責任和法律責任。
作者:馬亞美 單位:首都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孔子的課程思想體系內涵豐富,結構完整,“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為課程設置的四項基本要求,“文、行、忠、信”為四大教學領域,“禮、樂、射、御、書、數”為六門學習科目,《詩》《書》《禮》《樂》《易》《春秋》為六本經典教材,“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為課程推進的三個階段。依據孔子的課程思想體系,課程設置應重視道德因素,體現社會價值,培養學生的公民意識和生活常態;課程內容應關注通識教育,形成立體結構,實現學生的全面發展與協調發展;課程學習應倡導分步推進,激發進取心與創造力,提升學生的審美情操和發展境界。孔子是世界公認的偉大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畢生從事教育活動,成就卓著,彪炳史冊,其教育學說為中國教育奠定了深厚而堅實的理論基礎。他創辦私學、修編“六經”,倡行“有教無類”“啟發誘導”“因材施教”的教學方法,并建樹了“學而不厭,誨人不倦”和“文行忠信”“以身作則”的教師風范,備受后世學人推崇。新一輪基礎教育課程改革已持續十四年,在不斷試誤和調適中曲折前進,雖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由于先行準備時間短促、思路模糊、急于求成,不少學校在尚未認清自身特色與優勢的情況下盲目跟風追潮,致使課程結構松散、教學質量滑坡、學生發展備受質疑。當人們徘徊于現實而無所求解之時,往往會把眼光投向歷史,以史鑒今。春秋末期的孔子雖沒有專題論述課程體系,但其課程實踐所透出的思想卻內涵豐富,結構完整,諸多觀點仍能遷移至今,給當代學校教育改革特別是課程建設帶來啟示。
一、孔子的課程思想體系分析
孔子的課程思想散落在《論語》之中,聚合起來,涵括課程設置的基本要求、課程關涉的主要內容以及課程實施的推進步驟等。
(一)課程設置的基本要求教育因文化傳承和社會發展而存在,課程設置亦需承載文化價值并符合社會要求,“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論語?述而》)正是基于這樣的視角而提出的。其中,“道”為追求目標,“德”為根本依據,“仁”為精神內核,“藝”為實施路徑。1.課程設置的追求目標——“志于道”孔子身處禮崩樂壞、政道廢弛的時期,他從個人價值實現與社會責任擔當的角度出發,確立了課程設置的目標在于“道”。“道”有道義、真理、規律和法則等內涵,孔子認為,士人立志當高遠,應以追求真理、弘道踐道為永恒的學習目標。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士志于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論語?里仁》)可見,“道”高深玄虛卻又真切務實,作為君子最基本的道德準則,“道”應是心澄如鏡的豁然境界,而非流于表面的形式主義,更不是用來偽裝和炫耀的人倫工具。“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論語?學而》)在實踐道義的過程中,士人若能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堅守本心,積極探索和追尋生命的價值和意義,必將走向光明和永恒。課程設置應以此作為明確的宗旨和一以貫之的精神,以使學生延續真理,死守善道。2.課程設置的根本依據——“據于德”課程的作用在于由外至內影響人的言行舉止,塑造符合禮儀規范、社會需求的人才。從這條外鑠路線出發,孔子認為課程設置應以美德作為評判其內容的根本依據。德是人際交往的基礎,士雖立志高遠,但仍需腳踏實地,踐行道德。課程設置以“德”為依據,就是要使“道”直達內心、永駐于心而不泯滅。同時,孔子提出:“中庸之為德也。”(《論語?雍也》)課程所尊崇的道德價值絕不是孤立的和極端的,它必須接受辯證法的檢視,以協調人民與社會、對立與統一的矛盾關系,并在國家需求與學術自由之間保持中正、平和,避免受教育者因情緒的躁動喪失獨立思考的能力。在孔子的整個教育思想中,道德教育居于首要地位,它貫穿于整個課程教學之中,孔子時刻告誡弟子要以“德”教化人,以“德”來衡量與約束自己的行為。子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以德來引導,以禮來整飭,才能使民規矩有范。因此,只有將課程建立在美德之上,學生在學習文化知識的同時,才會受到潛移默化的熏陶和感染。3.課程設置的精神內核——“依于仁”孔子提倡內外兼修,對外“據于德”,對內“依于仁”。“仁”是孔子的核心思想,是源發于個體內心的對他人生命及其良善價值的珍視與關愛。子曰:“克己復禮為仁”(《論語?顏淵》),約束自己,達到儀禮的要求,就是“仁”了,這種推己及人的邏輯路線,旨在啟發學生內在的道德自覺,由內而外散發出善良仁愛的君子氣度。“仁”是孔子課程的精神內核,其推崇內在的情感行為,只有端正態度,主動追求,才能實現“仁”的最高理想;同時“仁”也是一門處世的學問,人與人之間若不能團結友愛、寬容體諒、和諧共處,就無法實現自身發展與國家安定。課程應當從“仁”“愛”出發,培養人們愛護人、尊重人的情感,教會學生“以仁為本”,用仁心、仁術審視自己,關愛他人;人性本善,后天的教化若不能葆有進而增進這份善良與仁慈,便無法彰顯其價值。4.課程設置的實現路徑——“游于藝”孔子認為,自由地展示個人才華是實現既已設置的課程的主要路徑,亦即“游于藝”。“藝”指“六藝”,即禮、樂、射、御、書、數,為六種實踐技能。“禮”即儀禮,具體表現為維護社會制度的各種祭祀儀式和行為規范;“樂”是各門藝術的總稱,包括音樂、舞蹈、詩歌等;“射”即射箭,用于狩獵和戰事;“御”即駕車,用于交通和出游;“射御”被認為是當時主要的軍事技術課程;“書”指文字和書寫;“數”指天文和數學。“游”是一種輕松、陶醉的學習心態和學習境界。“游于藝”屬于孔子教育的心靈安頓方式,一方面是希望學生讀書時能夠卸下包袱、擺脫世俗,在思想的世界里自由馳騁;另一方面,也是對教學提出的嚴格要求,正如《學記》記載:“不興其藝,不能樂學。故君子之于學也,藏焉,修焉,游焉。”(《禮記?學記》)課程設置若不能充分調動學生興趣,激發學生想象力,便不能達到預期目的。學習之道,有張有弛,藏息相輔,方能提升境界,追求卓越。“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是孔子課程設置的四個基本要求,它們相互關聯,彼此交融,致力于塑造救國救民的圣人和君子。以“道”為主體,以“德”和“仁”為輔翼,三者攜手暢游于“六藝”的殿堂。
(二)課程關涉的主要內容在“道”“德”“仁”“藝”的基本要求下,孔子進一步在教學領域、教學科目、教學用書三個方面進行了大膽的嘗試,從而搭建了理性且完整的課程框架。1.課程的四大教學領域——“文、行、忠、信”《論語》記載:“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論語?述而》)即孔子從歷史典籍、生活實踐、道德規范、為人處世四個領域教育學生。“文”指文化知識,即《詩》《書》《禮》《樂》《易》《春秋》等經典。子曰:“行有余力,則以學文。”(《論語?學而》)道德是文化的基礎,只有操守品質上升到一定境界,再去學習文化知識,才相得益彰。“行”即道德實踐,孔子十分看重“行”,曾多次論說:“先行其言,而后從之。”《(論語?為政》)“君子欲訥于言,而敏于行。”(《論語?公冶長》)實踐遠重于言辭。“忠”即忠誠、忠心和忠厚。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論語?里仁》)這里貫穿孔子學說的中心思想就是忠和恕,孔子希望弟子忠君愛國,寬容待人。“信”即誠實、守信。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論語?為政》)誠信是仁德的試金石,人無信,不成體統。可見,盡管沒有專門的德育課程和教材,孔子課程思想的道德教育宗旨,仍能切實貫穿于教育內容和個人生活實踐中。孔子以身作則,已成為“文、行、忠、信”的楷模,受到弟子萬分敬仰。2.課程的六門學習科目——“禮、樂、射、御、書、數”孔子主張恢復周禮,重建人倫,以此維護國家安定。其課程也圍繞西周學校教育的基本學科“六藝”展開。“六藝”包括禮、樂、射、御、書、數六科。“禮”即儀禮,旨在養成禮儀規范,發揮積極的社會政治作用。“樂”是各門藝術的總稱,包括祭祀時的音樂和舞蹈等,旨在培養美感,活躍生活;“射”和“御”是當時主要的軍事技術課程,既可強健體魄,又可保家衛國;“書”和“數”屬“小藝”范疇,于兒童時期開展,強化基本功。課程的六門學習科目均與政治、制度、文化緊密結合,體現著鮮明的時代精神,凸顯忠君愛國、教化百姓的理想目標。此外,“禮、樂、射、御、書、數”涵蓋德、智、體、美多個學科門類,其通識教育理念由此可見一斑。3.課程的六本經典教材——《詩》《書》《禮》《樂》《易》《春秋》孔子的課程內容設置偏重社會人事和歷史倫理,強調學生的全面發展。在確定了“文、行、忠、信”的教學領域和“六藝”的學習科目后,孔子對西周文化典籍進行了整理,經多次修改,最終形成《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種經典教材,涉及詩歌鑒賞、政治評論、禮儀養成、藝術訓練、哲學探究、歷史考證各個方面,設置周密,內涵豐富。《詩》即《詩經》,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論語?為政》)《詩經》三百篇,言辭優美,情感細膩,思想純正無邪。《書》和《春秋》,屬于歷史教材,記載了當時的政治文獻和史學資料。《禮》即《禮記》,《樂》即《樂經》,《禮》《樂》記錄的是各類儀式和配樂。《易》即《易經》,內含八卦占卜、天文地理等諸多哲學、科學知識。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論語?述而》)孔子認為五十歲的時候學習《易》,便沒有大過錯了,可見《易》的深度和難度。六本經典教材存在著一定的深淺層次關系,對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弟子有不同的教育價值。當然它們與六門課程之間也存在一定的關聯,但并不完全對應。
(三)課程實施的推進步驟在“六經”之中,孔子尤重《詩》《禮》《樂》,子曰:“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論語?泰伯》),不僅點明了不同學科的課程地位,而且明確了課程實施的關鍵步驟。1.博雅學習和學術奠基階段——“興于詩”“興”是開始之意,“興于詩”表明課程學習應從《詩經》開始,打好基礎,拓寬視野,在學生對當下社會有了初步了解之后,再進行下一階段的學習。《詩經》分風、雅、頌三部分,學生從中能夠大體了解西周至春秋五百年間各國的政治進程、文化發展以及民生民俗,并通過對比、思考與甄別,初步形成自己的政治主張與思想認識。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論語?陽貨》)意思是說,小孩子何不學《詩經》呢?這種博雅、通識的課程可以為你們的學術發展奠定深厚的基礎,大有培養興趣、純澈心靈、開闊視野的作用。正由于《詩經》文辭輕快、通俗易懂;思想純正、情感真切,加之賦、比、興等表現手法的靈活運用,使之成為初學者的首選教材。當然,反過來,如果具備了一定基礎之后,再學習《詩經》,會更好地挖掘其內涵,理解其精髓,而且可以發展其舉一反三、析往知來的遷移能力。所以,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論語?學而》)2.心智歷練和社會發展階段——“立于禮”隨著年齡的增長、閱歷的加深,孔子越來越注重對“禮”的教育。在“詩”的基礎上學習“禮”,是對學生心智的歷練;習“禮”時期,是學生走向社會,施展才華的關鍵階段,此時,懵懂的思想和內心的困惑逐漸清晰,對于社會發展與時事導向也有了較為肯定的把握。“禮”,即為人在世的各種規則、儀式、制度和法律。從出生起,人就生活在儀禮之中,接受外在社會行為和倫理道德的規范與約束,子曰:“不學禮,無以立。”(《論語?堯曰》)不學習儀禮,就無法在社會安身立命。然而“禮”雖嚴苛,卻絕不生硬死板,子曰:“禮之用,和為貴。”(《論語?學而》)“禮”的施行,貴在和諧。對于如何做到“禮”的規范,如何成就“禮”的社會,孔子說:“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論語?顏淵》)不符合道義、原則的事情,堅決不看、不聽、不說、不行動,時刻以“禮”檢驗自己的思想和言行舉止。如此,人就可以完全適應社會,通過“社會化”,遵守社會法則,應對社會變化,成為真正的“社會人”。3.目標達成和自我超越階段——“成于樂”“樂”是藝術教育的總稱,主要包括祭祀時的歌曲和舞蹈,“成”是成功和完善,孔子重視音樂、舞蹈的教育,一方面認為“樂”是天地頌歌,神圣不可侵犯;另一方面希望通過藝術滌蕩心靈,激發人的想象力與創造力,增進人們向善、崇仁的美好情感。“樂”是“詩”與“禮”的升華,經歷了博雅學習與心智歷練階段,君子便能超越自我,出世輔佐君王,實現和諧統一的大計。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論語?八佾》)音樂是融會貫通的,從初始的濃烈到后來的純正清晰,一氣呵成,不含雜質,“樂”聯通“詩”“禮”,如淙淙流水,象征著甘甜且舒心的豁達境界。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論語?述而》)以及孔子學琴的故事都讓人不禁感嘆孔子對“成于樂”的領會與達成。孔子圍繞“道、德、仁、藝”的基本要求,構建“文、行、忠、信”四大課程領域,開設“禮、樂、射、御、書、數”六門學習科目,編訂《詩》《書》《禮》《樂》《易》《春秋》六本經典教材,以“詩、禮、樂”的順序開設課程,體系完整,蘊意深刻。
二、孔子課程思想的當代教育改革啟導意義
孔子的課程思想經歷了兩千多年的洗禮,在后人不斷的詮釋與解讀中,被賦予新的價值。雖然在當時的背景下,孔子認為教育應當服務于政治,讀書的目的在于做官,他的課程內容和教材也都偏重文化知識和人文歷史,輕視生產勞動和自然科學,但是我們認為,孔子在課程設置、課程內容、課程實施方面,中心突出,觀點鮮明,仍能使當代教育受益匪淺。
(一)課程設置應重視道德因素,體現社會價值,培養學生公民意識和生活常態教育是育德、育心的文化心理活動,是群體之間純粹、自由的道德會遇。著名教育家、哲學家康德曾說過:“有兩種偉大的事物,我們越是經常、越是執著地思考他們,我們心中就越是充滿永遠新鮮、有增無已的贊嘆和敬畏:我們頭上的燦爛星空,我們心中的道德法則。”[1]孔子的課程思想正是由德育而擴展開來的。如今的中國大有深陷道德失范、誠信危機的恐慌之勢,亟待精神領袖以正視聽和公民榜樣率先垂范。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應運而生,其重在落實,并呼喚更為簡明高效的學校課程形態。因此,加強課程的道德因素和教化意義成為學校教育的首要任務。《學記》開篇有言:“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禮記?學記》)使自然人過渡為社會人,實現個人價值,激發社會責任是教育的基本職能。經濟全球化、學術資本主義等外界沖力要求課程應具有起碼的國際視野、開放的思維方式,彰顯其社會價值和全球意識。子曰:“君子不器”(《論語?為政》),教育是培養千姿百態、個性迥異的人,而非埋頭苦學的機器。當學校仍在鼓噪“知識改變命運”的同時,是否也該關注一下“頭頂的星空”和腳下的現實,讓人們把個人命運與社會發展有機地結合起來。人是社會關系的總和,處在權利和義務交織而成的網絡之中,通過社會互動形塑穩定的公民生活。課程設置應融入公民屬性,幫助學生形成自覺的公民意識,使其思想和行動回歸仁愛、誠信、真善美的生活常態;對社會的反常現象有較強的免疫力和獨立思考能力,使學生能夠在自主探索中關注時事熱點,產生公民意識,在五彩斑斕的生活歷練下不斷發展成為守法、誠信、自由和幸福的公民。
(二)課程內容應關注通識教育,形成立體結構,實現學生全面發展與協調發展孔子精挑教學科目,精編教學用書,提出“六經”和“六藝”為學生必須掌握的知識和技能。“六經”集西周經典,《詩經》純粹,《尚書》嚴肅,《禮記》莊重,《樂經》美妙,《易經》高深,《春秋》澄明,各類典籍極大地拓寬了學生的視野,培養了其多方面的興趣。“六藝”貼近生活,樸素實用,讓學生在賞玩之中強身健體,在苦讀之中亦感快樂。雖然通過博學多才促使學生舉一反三、融會貫通、成就圣人的認識不免有些奢望;但其通識思想的博雅風度和教育價值絲毫不會褪色。孔子編選的課程內容,理實結合,內外兼修,結構完整,立體回旋。一方面,“六藝”偏重基礎與實踐,操作技能、行為藝術占據較大比重;“六經”偏重理論,涵蓋文學、歷史、藝術、科學多門學科,并按照德、智、美的邏輯關系密切配合,層次較高。另一方面,“六藝”注重外在形象的塑造,讓學生能以禮貌、健壯、靈動、向上的形象示人;而“六經”重在性格養成,對文化素養、行為操守、愛國愛民、人格品行提出了明確要求。當代課程建設理應形成立體結構,廣開課程,不斷深化通識程度,為學生發展提供更多儲備;并能夠利用大數據科技,在學生已選課程的基礎上推薦互補課程,鼓勵每位學生形成獨有的知識體系。知識經濟時代,復合型人才成為最強勢的人力資本,局限思維和偏向發展在全球范圍內缺乏競爭力。因此,學生的全面、協調發展應落到實處。中國通識教育多為學科知識的粗糙融合,缺乏科學論證和邏輯聯系,學校亟待健全通識大環境,保證教育的完整性,為學生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創造條件。
(三)課程學習應倡導分步推進,激發進取心與創造力,提升學生審美情操和發展境界孔子注重詩、禮、樂三者的課程地位,并以“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的順序實施重點課程,體現了人“知識博覽—社會生活—藝術境界”的成長順序。現代教育課程實施也應依據兒童發展規律分階段推進。初期,以通俗易懂、簡潔明了、符合兒童心理特征的教學內容入手,激發興趣,純澈心靈,開闊視野;中期,以加速社會化為主要教育目標,培養學生良好的行為規范、品性素養;后期,則在自主自律的基礎上,培養學生欣賞辨別和終身學習的能力,激勵學生不斷反思,達成藝術境界,實現創新發展。工業4.0、中國制造2025、數據挖掘和個性推薦等一些新興科技和思維方式對學生的創造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總理也在工作報告中多次提到“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社會發展理路,希望通過新態勢激發民族的創業精神和創新基因。學校是青年學子的聚集地,應積極響應政府號召,在課程設置和課堂教學中傳達時代新知,調動學生內驅力,鼓勵差異,大膽求索。人生有多重境界,無論是禪宗的三境界說,抑或王國維的三境界論,還是馮友蘭的四境界觀,都是由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上升到宇宙觀的審美歷程,直到眼里心里盡是美好事物為止。著名教育家盧梭曾說:“有了審美的能力,一個人的心靈就能在不知不覺中接受各種美的觀念,并且最后接受同美的觀念聯系的道德觀念。”[2]應當認識到,文學、音樂、美術作為人類感知世界、擴展視野、培養審美鑒賞力的三大基本訓練,理應受到足夠的重視,這是提高人類生活質量的基礎。[3]教育雖難以神效地幫助學生扶搖直上,達到絕妙的境界,以至終生追求美好,但給予學生美的課程、美的教育、美的體驗,使之養成一種純粹的情操和自然的慣習,從而不斷提升其發展境界,卻是教育者的分內之事。但愿我們的課程改革能有這樣的意念和追求。
作者:李保強 湯瑞麗
教育改革要成功,必須回到教育如何促進人類生存和發展上來;即,教育必須回到基礎教育階段重在教人“求善”,然后再教人“求真”上來。基礎教育不能成人化,不能重在教人“求真”。孔子認為教育先從學孝道開始完善道德,達到行為規范符合“禮”,心中確立志向,然后“行有余力則以學文”[1],這樣才成其為教育。孝悌是一切倫理道德的根本和基礎,基礎教育要從這里開始。教育是個永恒的話題,中華民族是一個重視教育的民族。在政治多元化、東西文化大碰撞和相互融合的宏觀背景下,如何結合我國傳統教育提高當前教育質量和教育效益,是把握當前世界和平發展機遇,實現國家和民族可持續發展的重要課題。
一、孔子教育思想的目的定位
(一)孔子教育目的的核心
孔子認為,教育的核心價值應該指向人的發展,即著眼于培養人、完善人,促進人自身的全面發展。主要實踐是從培養處理人與自身、人與人、人與自然的關系出發。在處理人與自身的關系上,孔子一再強調“克己復禮為仁”[1]。他說:“以約失之者,鮮矣[1],”必須要用“禮”的要求來約束自己的言行,做到“敏于事而慎于言”[1],達到具有君子品德。在處理人與人的關系上,孔子認為,首先是從處理好與家人的關系建立起來的。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有余力則以學文。”(《論語?學而》)“孔子教育的精妙之處,是從人類最一般的家庭關系入手,講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并把這種外在的行為規范轉化為內在的道德倫理意識的自覺追求,進而以家國同構的原則將其推廣開來”[2]。在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上,孔子要求學生知天命,就是懂得把握自然規律,認識客觀世界的發展規律,做到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孔子說:“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論語?陽貨》)是在告訴人們自然規律是客觀存在的,不能肆意踐踏和違背,他說:“獲罪于天,無所禱也。”(《論語?八佾》)人要好好的生存下去,就要掌握客觀規律,遵循客觀規律,要知天命而畏之。孔子認為,君子知天命而畏之,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3]。孔子教人處理上述三方面的關系,目的就是教人怎樣生存,最終把人培養成為一個適合社會需求的君子,使國家和諧,實現大同社會。人要改造自然、改造社會,最重要的是從改造自己的主觀世界開始。
(二)孔子的教育對象與人才標準
孔子認為教育與人口、經濟一起,共同構成推動社會發展進步的三大基本要素,《論語?子路》記載:“子適衛,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福之’。曰:‘既福之,又何加焉’?曰:‘教之’。意思就是:當國家人口發展了,安定了,富有了,就應該加強教育來完善。“教育要實現社會需要,無論是生產需要,還是生活需要,或者是文化需要,都要在人的培養規格上體現出來,而且最終要通過人的培養來實現為社會服務的目的”[2]。因此,教育絕對不能忽視人的發展的需要問題。教育只有實現了對人的全面發展,才能夠實現教育對社會發展的功能。孔子說的“教之”,“之”指代的是社會公民。孔子說的“教”,就是培育人們有效地參與國家和社會公共生活、培養明達公民的各種教育手段的綜合體;簡單的說就是讓公民養成參與國家或社會公共生活的意識。即,要公民做到明德、親民、止于至善。這就是孔子一再強調的為政,最終使天下平,與近代提出的公民教育基本上是吻合的。孔子的人才標準是理想的人格典范,稱之為“君子”。教育產生于人類的社會活動,教育的對象是人———社會公民,教育的目的就是完善人格,教人如何幸福的生存,實現社會和諧。
(三)君子的修身之道與人格魅力
孔子把培養目標定位在“君子”的培養上,對人才的要求就是符合“君子”品德。孔子對“君子”的為政素質要求,一是“修己”、“正身”,二是“安人”、“安百姓”。孔子認為,要想改變別人首先要從改變自己開始,因此,“修己”是“安人”的基礎,“正身”是“安百姓”的前提。在孔子的人才標準的指標體系中,君子的個人道德品格素質是基礎,最終培養學生具備安人、安百姓的遠大抱負才是培養的最終目標。從孔子的教育思想出發,我們可以總結出君子的人格魅力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第一,君子是道德高尚的人。主要表現:一方面要學會寬容,“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論語?述而》);一方面要懂得謙讓,“君子無所爭”(《論語?八佾》);一方面要講仁義,“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論語?里仁》)“君子的思考是修身、齊家、治國、使天下平,小人思考無時無刻不在追求個人利益得失”[4]。第二,君子是具備多方面能力的人。孔子說:“君子不器”,“不器”就是不成為某一個定型的人,君子有能夠處理好上述三方面關系的能力。第三,君子是勤勉自律的人。首先,君子為人穩重、忠誠、講信用、向好榜樣學習、知錯就改,“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論語?學而》);再者,君子嚴于律己,“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論語?衛靈公》);再者,君子合群,“君子以文會友,以友鋪仁”(《論語?顏淵》);再者,君子安守節操,“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論語?衛靈公》)。第四,君子綜合素質高。在《論語》的《子張》、《堯曰》、《季氏》等篇目里面,孔子談到了君子分別有三戒、三度、四重、五美與九思,孔子從不同的方面歸納總結了君子的人格魅力。通過前面的分析,我們可以發現孔子的教育目的思想,對人才的培養目標主要是實現道德準則、人格、人文素養三方面的培養。孔子的君子人格與當前創造性人格的定義是吻合的。“創造性人格,是指主體在后天學習活動中逐步養成,在創造活動中表現和發展起來,對促進人的成才和促進創造成果的產生起導向和決定作用的優良的道德、人格、信念、意志、情緒、理想等非智力素質的總和”[3]。
二、孔子教育思想在當前基礎教育中的缺失
2005年總理在看望著名物理學家錢學森時,錢老曾發出這樣的感慨:回過頭來看,這么多年培養的學生,還沒有哪一個的學術成就能跟民國時期培養的大師相比!筆者要問:當前我國教育到底缺少什么,導致了不能培養出大師來?筆者以為,當前最主要的原因是當前教育從基礎教育開始,就一直缺乏培養學生具備大師人格的土壤,學生在基礎教育時期應該具備的人的道德準則、創造性人格、人文素養等方面所得到的培養太少,這樣,到最后能夠達到“人不知而不慍”[1],靜下心來全心全意搞學術、科研的人才就十分稀有,最終導致不能夠培養出大師來。
(一)品德和價值觀培養的缺失
當前我國教育最大的缺失,在于從基礎教育開始,不是為人,而是為己;要求學生主修的不是道德,而是知識和技能,教書和育人完全分離開來,甚至可以說只重視教書不進行育人。這樣的教育是簡單的復制粘貼式教育,是造成應試教育以及造成學生價值觀迷茫的主要原因。孔子把德育視為一切教育的根本,形成了一套完美的德育系統,其作用主要可以概括為兩個方面:一是鞏固和發展人的先天素質,指個人先天具備的生理特質得到鞏固和發展。二是培養和完善人的后天素質,指人后天經過受教育獲得基本品行。南懷瑾先生認為孔子一輩子都在進行德育,他說:“孔子看到,即使一個安定的社會,文化教育沒有完成,是不能夠解決其他問題的。基本上解決問題的是要靠思想的純真,亦即是所謂之‘德性’。因此孔子一生寧可窮苦,從事教育”[5]。只有把“德育”放在教育工作的首位,一個人一旦立志,就不怕寂寞,不怕凄涼,有了這個精神,這個態度,才可以談做學問,才可以成為大師,為社會培養大師。當前社會不和諧,與教育中品德和價值觀培養的缺失關系很大。教育舍本求末,社會豈有不亂的道理。教育先亂了目的、內容;后亂了學校章法、師道;然后亂了教師、學生;所帶來的最后結果就是導致全社會的道德大滑坡,學生價值觀迷茫,使社會亂了。諸如毒食品、毒文化、毒環境等等,如此惡性循環,中華文化,中華民族勢必如古印度、古巴比倫、古羅馬一樣,在歷史的長河中淘汰。
(二)創造性人格培養的缺失
創造性人格包括的基本素質是多方面的,當前家庭和學校對創造性人格培養的缺失,主要有以下四點:一是沒有加強學生良好心理品質的培養。家長和教師重視兒童和青少年的良好心理品質的培養是創造性人格形成的基礎,當前我國基礎教育在這方面的培養是貧弱的。比如,近年來我國中小學生自殺事件頻繁發生,說明我國心理健康教育亟待加強。二是沒有正確引導個體的個性和特點的發展。具有高創造性的個體往往具有鮮明突出的個性特點,然而,當前我國學生不是缺少個性,還是個性太過張揚。最近的一份有關高中生自信心的國際調查表明,49%的日本高中生表現自信;80%的美國中學生有較強的自信心;而90%的中國學生對自己充滿自信。[6]這個調查結果令我們不得不進行深刻反思:中國學生憑什么如此自信,中國學生這么快從原先的近乎自卑走向極度自信正常嗎?三是沒有堅持正確運用評價機制。評價是教育活動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有機組成部分,具有很強的導向性。教育心理學研究表明,教師的評價與學生的自我評價之間存在著顯著的相關,對學生的人格形成有著重要影響。四是沒有營造創造性人格教學的氛圍。教育的四大條件之一便是環境,學校是以教師為主軸向學生傳授知識,培養人格品質的場所,營造有利于培養創造性人格的教學氛圍是十分必要的。要想培養創造性的人才,教師在教學活動中必須勇于創新,當前教育由于教育功利化,教師缺少創新,缺失對學生創造性人格的培養。
(三)人文關懷與人文素質培養的缺失
人文是指,重視人的社會屬性之文化的養成。孔子教育的顯著特點就是尊重人性、教化人性、聚焦于人的人文素質的培養。人文素質是指,在人文方面所具備的綜合品質及其發展程度。當前我國基礎教育,對人文素質培養的最大缺失是,沒有將人類優秀文化(特別是中華幾千年的優秀文化)成果通過知識的傳授、環境熏陶以及社會實踐,內化為學生人格、氣質、修養,成為學生相對穩定的內在品德,使學生真正懂得做人,最終能夠正確處理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自身的關系。學生閱讀經典可以感知真、善、美,可以使思想素質、知識素質、審美素質等得到全面發展。當前基礎教育階段,要求學生對經典的閱讀量太少了,特別是對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文化的了解太少。據筆者見習時期了解,現在某些城市中小學要求學生閱讀課外書,成為中小學生的家庭作業,這樣自覺閱讀的興趣轉化為了逼迫閱讀的任務,根本就沒有起到閱讀經典的作用。
三、孔子教育思想對當前基礎教育改革的啟示
(一)在思想教育方面要挖掘孔子教育注重德育的優良傳統
孔子認為,“孝悌”是做人的根本,德育從培養學生的“孝悌”觀念始,達到解放和鞏固學生的善性,激發學生的潛能。一個人可以沒有文化知識,但是不能夠不會基本的為人處事,真正的學問就是那些為人處事的法則,簡單的說就是道德規范,這是一個人生存的最基本的前提。基礎教育要堅持從德育入手,啟迪學生心智,幫助學生獲取聰明才智,以促進后天的長足發展。小學生是人性的固本階段,這一階段的兒童不需要去理解和應用什么科學,他們需要的是接受對真善美的認知,對周圍事物的感知,對科學認知的興趣以及對記憶力、思維能力和想象力的培養。儒家思想一再強調“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1],從童年開始,堅持德育為先,培養其良好的習慣至關重要。當今社會在商品經濟的沖擊下,后現代社會里人心浮躁,缺少仁愛之心,中小學生校園暴力、少年犯罪成為了全球的一大頑癥,學生有知識少禮義廉恥成為了當今教育的產物,這些禍害與德育的缺失是分不開的。子曰:“仁者愛人”[1],孔子認為“愛人”的最基本前提是懂得禮義廉恥,人與人相親相愛。筆者以為德育是所謂愛的教育的前提,要在兒童發展的初級階段培養他們懂得愛自己、愛他人、愛自然才能實現愛的教育。
(二)在知識培養方面要挖掘孔子教育注重學生人格培養的優良傳統
孔子對學生人格的培養,主要體現在其教學內容上。總結孔子的教學內容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道德教育;一是知識教育。孔子說:“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徒,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論語?述而》)“在知識教育方面,孔子特別重視在青少年知識培養方面對其人格的培養,在教學中,孔子引導青少年修身踐行和端正青少年的思想態度及改正其缺點”[2]。孔子強調,倘若這些教育工作者要是做不到,是一件十分令人擔憂的事情,因為“幼不學,老何為”?孔子的教育教學內容是六藝,即:禮、樂、射、御、書、數等六門課程。“禮”,是指約定俗成的處事方法,是人與人之間處事的根本,也是人之所以為人的一個標準,用于維護各種人倫和道德規范。故,子曰:“不學禮,無以立。”(《論語?堯曰》)“樂”是通過音樂、舞蹈、詩歌等藝術手段使學生從情感上接受道德的熏陶,禮、樂互為表里,共同完成德育任務,孔子認為興禮樂可以維護社會有序的發展,“樂”教相當于現代的美育;“射”是射箭,孔子教學講究“舉一反三”,孔子教學生“射”是為了讓學生從射箭比賽中學會相互禮讓,培養學生“無所爭,禮讓而得”的君子品德,故,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論語?八佾》)“御”是指駕馭戰車的技術,這兩項屬軍事技能,相當于現代軍事體育,從孔子的思想我們可以得到:體育既要達到“強其體魄”的作用,更要達到“文明其精神”的作用;“書”包括識字和自然博物常識,相當于現代的文化科學知識;孔子“數”的教學不僅指一般的數學知識還包括記日、記月、記年的歷法。通過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明白,當今小學的美術課、勞動課、思想品德課、音樂課,這些課程的設置應該是為了陶冶學生的情操,用藝術手段使學生從情感上接受道德的熏陶;自然科技課應該是為了培養學生熱愛自然,培養一定的對科學的興趣;體育課是為了增強學生的體魄之外更重要的是讓學生在體育中懂得謙讓。在人生的啟蒙階段,這些課程的設置應該是為了培養學生人格的,甚至要高于語文和數學課的作用。
(三)在技能方面要挖掘孔子教育注重人文素質培養的優良傳統
在人文素質培養上,孔子通過提高學生的審美能力和審美意識,豐富學生審美理想,達到美化學生心靈、行為、語言、道德與智慧的目的。孔子的人文素質培養的全部內容包括,《詩》教、禮教、樂教等方面,即“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7]。在人文素質的培養上,孔子一直立足于經典的培養,經典可以全面提高人的能力。孔子認為,《詩》可以激發人的豪情壯志,可以提高觀察宇宙自然和社會人生的能力,可以使人與眾人和諧共處,可以抒發心中的怨恨和不平;從近處看,可以用其中的道理侍奉父母,從遠處看,可以侍奉君主;還可以更多地認識動物和植物的名稱。孔子一再對弟子說:“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論語?陽貨》)經典文學及藝術是作者有感于內心而作,另一方面可以產生觀賞者的共鳴,觀賞者內心的變動。這種內心變動可以另觀賞者產生出“和”的意志,達到心靈的凈化。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論語?為政》)人文素質的培養目的是讓青少年懂得禮義廉恥,“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將亡矣”,“生于憂患死于安樂”,這并非杞人憂天,危言聳聽,當今社會的不和諧證明了這一切。我國是文明古國,有著悠久的文化資源,這些經典的人文知識我們不能夠不教。儒家思想一直促進著中華文化的發展,使之源遠流長不至斷流,最終形成了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中華文化。孔子教育思想閃爍著民主性精華,是真正的歷久彌新的瑰寶,在2005年以后的文化多元化時代,仍然煥發出燦爛的青春。回顧近代科技高速發展以來出現的光怪陸離的社會現象,我們深切的體會到當前物質條件豐富,人們精神普片空虛,如何幸福的生存下去,成為了全球共同的課題。隨著我國綜合國力的不斷提升,和我國傳統文化的博大精深,全球開始重新審視儒家文化的作用,發出了“人類在21世紀要繼續生存下去,必須回到2005年前向孔子尋找智慧”。德國哲學家卡爾說:“人類一直靠軸心時代所產生的思考和創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飛躍都回顧這一時期,并被它重燃火焰。”[2]我們今天在努力實現教育觀念的更新與飛躍,必須用正確的眼觀去看待孔子的智慧,重新進一步研究孔子的教育思想與教學實踐,來指導今天的教育改革,使其至今仍具有強大生命力的思想發揚光大。
教育改革要成功,必須回到教育如何促進人類生存和發展上來;即,教育必須回到基礎教育階段重在教人“求善”,然后再教人“求真”上來。基礎教育不能成人化,不能重在教人“求真”。孔子認為教育先從學孝道開始完善道德,達到行為規范符合“禮”,心中確立志向,然后“行有余力則以學文”[1],這樣才成其為教育。孝悌是一切倫理道德的根本和基礎,基礎教育要從這里開始。教育是個永恒的話題,中華民族是一個重視教育的民族。在政治多元化、東西文化大碰撞和相互融合的宏觀背景下,如何結合我國傳統教育提高當前教育質量和教育效益,是把握當前世界和平發展機遇,實現國家和民族可持續發展的重要課題。
一、孔子教育思想的目的定位
(一)孔子教育目的的核心
孔子認為,教育的核心價值應該指向人的發展,即著眼于培養人、完善人,促進人自身的全面發展。主要實踐是從培養處理人與自身、人與人、人與自然的關系出發。在處理人與自身的關系上,孔子一再強調“克己復禮為仁”[1]。他說:“以約失之者,鮮矣[1],”必須要用“禮”的要求來約束自己的言行,做到“敏于事而慎于言”[1],達到具有君子品德。在處理人與人的關系上,孔子認為,首先是從處理好與家人的關系建立起來的。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有余力則以學文。”(《論語?學而》)“孔子教育的精妙之處,是從人類最一般的家庭關系入手,講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并把這種外在的行為規范轉化為內在的道德倫理意識的自覺追求,進而以家國同構的原則將其推廣開來”[2]。在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上,孔子要求學生知天命,就是懂得把握自然規律,認識客觀世界的發展規律,做到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孔子說:“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論語?陽貨》)是在告訴人們自然規律是客觀存在的,不能肆意踐踏和違背,他說:“獲罪于天,無所禱也。”(《論語?八佾》)人要好好的生存下去,就要掌握客觀規律,遵循客觀規律,要知天命而畏之。孔子認為,君子知天命而畏之,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3]。孔子教人處理上述三方面的關系,目的就是教人怎樣生存,最終把人培養成為一個適合社會需求的君子,使國家和諧,實現大同社會。人要改造自然、改造社會,最重要的是從改造自己的主觀世界開始。
(二)孔子的教育對象與人才標準
孔子認為教育與人口、經濟一起,共同構成推動社會發展進步的三大基本要素,《論語?子路》記載:“子適衛,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福之’。曰:‘既福之,又何加焉’?曰:‘教之’。意思就是:當國家人口發展了,安定了,富有了,就應該加強教育來完善。“教育要實現社會需要,無論是生產需要,還是生活需要,或者是文化需要,都要在人的培養規格上體現出來,而且最終要通過人的培養來實現為社會服務的目的”[2]。因此,教育絕對不能忽視人的發展的需要問題。教育只有實現了對人的全面發展,才能夠實現教育對社會發展的功能。孔子說的“教之”,“之”指代的是社會公民。孔子說的“教”,就是培育人們有效地參與國家和社會公共生活、培養明達公民的各種教育手段的綜合體;簡單的說就是讓公民養成參與國家或社會公共生活的意識。即,要公民做到明德、親民、止于至善。這就是孔子一再強調的為政,最終使天下平,與近代提出的公民教育基本上是吻合的。孔子的人才標準是理想的人格典范,稱之為“君子”。教育產生于人類的社會活動,教育的對象是人———社會公民,教育的目的就是完善人格,教人如何幸福的生存,實現社會和諧。
(三)君子的修身之道與人格魅力
孔子把培養目標定位在“君子”的培養上,對人才的要求就是符合“君子”品德。孔子對“君子”的為政素質要求,一是“修己”、“正身”,二是“安人”、“安百姓”。孔子認為,要想改變別人首先要從改變自己開始,因此,“修己”是“安人”的基礎,“正身”是“安百姓”的前提。在孔子的人才標準的指標體系中,君子的個人道德品格素質是基礎,最終培養學生具備安人、安百姓的遠大抱負才是培養的最終目標。從孔子的教育思想出發,我們可以總結出君子的人格魅力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第一,君子是道德高尚的人。主要表現:一方面要學會寬容,“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論語?述而》);一方面要懂得謙讓,“君子無所爭”(《論語?八佾》);一方面要講仁義,“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論語?里仁》)“君子的思考是修身、齊家、治國、使天下平,小人思考無時無刻不在追求個人利益得失”[4]。第二,君子是具備多方面能力的人。孔子說:“君子不器”,“不器”就是不成為某一個定型的人,君子有能夠處理好上述三方面關系的能力。第三,君子是勤勉自律的人。首先,君子為人穩重、忠誠、講信用、向好榜樣學習、知錯就改,“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論語?學而》);再者,君子嚴于律己,“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論語?衛靈公》);再者,君子合群,“君子以文會友,以友鋪仁”(《論語?顏淵》);再者,君子安守節操,“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論語?衛靈公》)。第四,君子綜合素質高。在《論語》的《子張》、《堯曰》、《季氏》等篇目里面,孔子談到了君子分別有三戒、三度、四重、五美與九思,孔子從不同的方面歸納總結了君子的人格魅力。通過前面的分析,我們可以發現孔子的教育目的思想,對人才的培養目標主要是實現道德準則、人格、人文素養三方面的培養。孔子的君子人格與當前創造性人格的定義是吻合的。“創造性人格,是指主體在后天學習活動中逐步養成,在創造活動中表現和發展起來,對促進人的成才和促進創造成果的產生起導向和決定作用的優良的道德、人格、信念、意志、情緒、理想等非智力素質的總和”[3]。
二、孔子教育思想在當前基礎教育中的缺失
2005年總理在看望著名物理學家錢學森時,錢老曾發出這樣的感慨:回過頭來看,這么多年培養的學生,還沒有哪一個的學術成就能跟民國時期培養的大師相比!筆者要問:當前我國教育到底缺少什么,導致了不能培養出大師來?筆者以為,當前最主要的原因是當前教育從基礎教育開始,就一直缺乏培養學生具備大師人格的土壤,學生在基礎教育時期應該具備的人的道德準則、創造性人格、人文素養等方面所得到的培養太少,這樣,到最后能夠達到“人不知而不慍”[1],靜下心來全心全意搞學術、科研的人才就十分稀有,最終導致不能夠培養出大師來。
(一)品德和價值觀培養的缺失
當前我國教育最大的缺失,在于從基礎教育開始,不是為人,而是為己;要求學生主修的不是道德,而是知識和技能,教書和育人完全分離開來,甚至可以說只重視教書不進行育人。這樣的教育是簡單的復制粘貼式教育,是造成應試教育以及造成學生價值觀迷茫的主要原因。孔子把德育視為一切教育的根本,形成了一套完美的德育系統,其作用主要可以概括為兩個方面:一是鞏固和發展人的先天素質,指個人先天具備的生理特質得到鞏固和發展。二是培養和完善人的后天素質,指人后天經過受教育獲得基本品行。南懷瑾先生認為孔子一輩子都在進行德育,他說:“孔子看到,即使一個安定的社會,文化教育沒有完成,是不能夠解決其他問題的。基本上解決問題的是要靠思想的純真,亦即是所謂之‘德性’。因此孔子一生寧可窮苦,從事教育”[5]。只有把“德育”放在教育工作的首位,一個人一旦立志,就不怕寂寞,不怕凄涼,有了這個精神,這個態度,才可以談做學問,才可以成為大師,為社會培養大師。當前社會不和諧,與教育中品德和價值觀培養的缺失關系很大。教育舍本求末,社會豈有不亂的道理。教育先亂了目的、內容;后亂了學校章法、師道;然后亂了教師、學生;所帶來的最后結果就是導致全社會的道德大滑坡,學生價值觀迷茫,使社會亂了。諸如毒食品、毒文化、毒環境等等,如此惡性循環,中華文化,中華民族勢必如古印度、古巴比倫、古羅馬一樣,在歷史的長河中淘汰。
(二)創造性人格培養的缺失
創造性人格包括的基本素質是多方面的,當前家庭和學校對創造性人格培養的缺失,主要有以下四點:一是沒有加強學生良好心理品質的培養。家長和教師重視兒童和青少年的良好心理品質的培養是創造性人格形成的基礎,當前我國基礎教育在這方面的培養是貧弱的。比如,近年來我國中小學生自殺事件頻繁發生,說明我國心理健康教育亟待加強。二是沒有正確引導個體的個性和特點的發展。具有高創造性的個體往往具有鮮明突出的個性特點,然而,當前我國學生不是缺少個性,還是個性太過張揚。最近的一份有關高中生自信心的國際調查表明,49%的日本高中生表現自信;80%的美國中學生有較強的自信心;而90%的中國學生對自己充滿自信。[6]這個調查結果令我們不得不進行深刻反思:中國學生憑什么如此自信,中國學生這么快從原先的近乎自卑走向極度自信正常嗎?三是沒有堅持正確運用評價機制。評價是教育活動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有機組成部分,具有很強的導向性。教育心理學研究表明,教師的評價與學生的自我評價之間存在著顯著的相關,對學生的人格形成有著重要影響。四是沒有營造創造性人格教學的氛圍。教育的四大條件之一便是環境,學校是以教師為主軸向學生傳授知識,培養人格品質的場所,營造有利于培養創造性人格的教學氛圍是十分必要的。要想培養創造性的人才,教師在教學活動中必須勇于創新,當前教育由于教育功利化,教師缺少創新,缺失對學生創造性人格的培養。
(三)人文關懷與人文素質培養的缺失
人文是指,重視人的社會屬性之文化的養成。孔子教育的顯著特點就是尊重人性、教化人性、聚焦于人的人文素質的培養。人文素質是指,在人文方面所具備的綜合品質及其發展程度。當前我國基礎教育,對人文素質培養的最大缺失是,沒有將人類優秀文化(特別是中華幾千年的優秀文化)成果通過知識的傳授、環境熏陶以及社會實踐,內化為學生人格、氣質、修養,成為學生相對穩定的內在品德,使學生真正懂得做人,最終能夠正確處理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自身的關系。學生閱讀經典可以感知真、善、美,可以使思想素質、知識素質、審美素質等得到全面發展。當前基礎教育階段,要求學生對經典的閱讀量太少了,特別是對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文化的了解太少。據筆者見習時期了解,現在某些城市中小學要求學生閱讀課外書,成為中小學生的家庭作業,這樣自覺閱讀的興趣轉化為了逼迫閱讀的任務,根本就沒有起到閱讀經典的作用。
三、孔子教育思想對當前基礎教育改革的啟示
(一)在思想教育方面要挖掘孔子教育注重德育的優良傳統
孔子認為,“孝悌”是做人的根本,德育從培養學生的“孝悌”觀念始,達到解放和鞏固學生的善性,激發學生的潛能。一個人可以沒有文化知識,但是不能夠不會基本的為人處事,真正的學問就是那些為人處事的法則,簡單的說就是道德規范,這是一個人生存的最基本的前提。基礎教育要堅持從德育入手,啟迪學生心智,幫助學生獲取聰明才智,以促進后天的長足發展。小學生是人性的固本階段,這一階段的兒童不需要去理解和應用什么科學,他們需要的是接受對真善美的認知,對周圍事物的感知,對科學認知的興趣以及對記憶力、思維能力和想象力的培養。儒家思想一再強調“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1],從童年開始,堅持德育為先,培養其良好的習慣至關重要。當今社會在商品經濟的沖擊下,后現代社會里人心浮躁,缺少仁愛之心,中小學生校園暴力、少年犯罪成為了全球的一大頑癥,學生有知識少禮義廉恥成為了當今教育的產物,這些禍害與德育的缺失是分不開的。子曰:“仁者愛人”[1],孔子認為“愛人”的最基本前提是懂得禮義廉恥,人與人相親相愛。筆者以為德育是所謂愛的教育的前提,要在兒童發展的初級階段培養他們懂得愛自己、愛他人、愛自然才能實現愛的教育。
(二)在知識培養方面要挖掘孔子教育注重學生人格培養的優良傳統
孔子對學生人格的培養,主要體現在其教學內容上。總結孔子的教學內容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道德教育;一是知識教育。孔子說:“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徒,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論語?述而》)“在知識教育方面,孔子特別重視在青少年知識培養方面對其人格的培養,在教學中,孔子引導青少年修身踐行和端正青少年的思想態度及改正其缺點”[2]。孔子強調,倘若這些教育工作者要是做不到,是一件十分令人擔憂的事情,因為“幼不學,老何為”?孔子的教育教學內容是六藝,即:禮、樂、射、御、書、數等六門課程。“禮”,是指約定俗成的處事方法,是人與人之間處事的根本,也是人之所以為人的一個標準,用于維護各種人倫和道德規范。故,子曰:“不學禮,無以立。”(《論語?堯曰》)“樂”是通過音樂、舞蹈、詩歌等藝術手段使學生從情感上接受道德的熏陶,禮、樂互為表里,共同完成德育任務,孔子認為興禮樂可以維護社會有序的發展,“樂”教相當于現代的美育;“射”是射箭,孔子教學講究“舉一反三”,孔子教學生“射”是為了讓學生從射箭比賽中學會相互禮讓,培養學生“無所爭,禮讓而得”的君子品德,故,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論語?八佾》)“御”是指駕馭戰車的技術,這兩項屬軍事技能,相當于現代軍事體育,從孔子的思想我們可以得到:體育既要達到“強其體魄”的作用,更要達到“文明其精神”的作用;“書”包括識字和自然博物常識,相當于現代的文化科學知識;孔子“數”的教學不僅指一般的數學知識還包括記日、記月、記年的歷法。通過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明白,當今小學的美術課、勞動課、思想品德課、音樂課,這些課程的設置應該是為了陶冶學生的情操,用藝術手段使學生從情感上接受道德的熏陶;自然科技課應該是為了培養學生熱愛自然,培養一定的對科學的興趣;體育課是為了增強學生的體魄之外更重要的是讓學生在體育中懂得謙讓。在人生的啟蒙階段,這些課程的設置應該是為了培養學生人格的,甚至要高于語文和數學課的作用。
(三)在技能方面要挖掘孔子教育注重人文素質培養的優良傳統
在人文素質培養上,孔子通過提高學生的審美能力和審美意識,豐富學生審美理想,達到美化學生心靈、行為、語言、道德與智慧的目的。孔子的人文素質培養的全部內容包括,《詩》教、禮教、樂教等方面,即“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7]。在人文素質的培養上,孔子一直立足于經典的培養,經典可以全面提高人的能力。孔子認為,《詩》可以激發人的豪情壯志,可以提高觀察宇宙自然和社會人生的能力,可以使人與眾人和諧共處,可以抒發心中的怨恨和不平;從近處看,可以用其中的道理侍奉父母,從遠處看,可以侍奉君主;還可以更多地認識動物和植物的名稱。孔子一再對弟子說:“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論語?陽貨》)經典文學及藝術是作者有感于內心而作,另一方面可以產生觀賞者的共鳴,觀賞者內心的變動。這種內心變動可以另觀賞者產生出“和”的意志,達到心靈的凈化。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論語?為政》)人文素質的培養目的是讓青少年懂得禮義廉恥,“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將亡矣”,“生于憂患死于安樂”,這并非杞人憂天,危言聳聽,當今社會的不和諧證明了這一切。我國是文明古國,有著悠久的文化資源,這些經典的人文知識我們不能夠不教。儒家思想一直促進著中華文化的發展,使之源遠流長不至斷流,最終形成了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中華文化。孔子教育思想閃爍著民主性精華,是真正的歷久彌新的瑰寶,在2005年以后的文化多元化時代,仍然煥發出燦爛的青春。回顧近代科技高速發展以來出現的光怪陸離的社會現象,我們深切的體會到當前物質條件豐富,人們精神普片空虛,如何幸福的生存下去,成為了全球共同的課題。隨著我國綜合國力的不斷提升,和我國傳統文化的博大精深,全球開始重新審視儒家文化的作用,發出了“人類在21世紀要繼續生存下去,必須回到2005年前向孔子尋找智慧”。德國哲學家卡爾說:“人類一直靠軸心時代所產生的思考和創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飛躍都回顧這一時期,并被它重燃火焰。”[2]我們今天在努力實現教育觀念的更新與飛躍,必須用正確的眼觀去看待孔子的智慧,重新進一步研究孔子的教育思想與教學實踐,來指導今天的教育改革,使其至今仍具有強大生命力的思想發揚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