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04-17 09:53:38
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一篇農業投資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本文作者:李寧順作者單位:遼寧省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
改善投資環境,加大農業外商直接投資吸引力度
1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3]。農村基礎設施落后是限制農村經濟發展的障礙,也是導致農業外資吸引力弱的原因之一。農業投資環境對外商的吸引力較小,政府已加強農村基礎設施的投入,但農村公共產品不足的問題仍普遍存在,農田水利設施老化、村莊道路差、環境污染等問題成為農業現代化發展制約因素,大大降低了外商投資農業的欲望,因此,應進一步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改善外商投資硬環境。對此,政府應在財政上給予更大支持,加大對農業基礎設施的投資力度,并積極引導和調動各方力量,形成農業基礎設施建設的民間渠道。加強鄉村道路,興建現代化農田水利,進一步改善農村交通、通訊、供電等基礎設施,治理耕地、水源等污染問題,在人畜飲水、小水電等工程建設方面繼續加大投入,改善農業生產條件和基本生活條件。
2改善農業投資軟環境。投資環境不僅包括基礎設施狀況等硬環境,還包括無法用具體的物質形態所表述的投資軟環境。與投資硬環境相比,外商投資政策、服務等制度方面的投資軟環境對農業外資引進的影響顯著。優化外商投資軟環境,應積極營造有利于農業外資的軟環境,制定農業引進外商投資的優惠政策是投資軟環境提高的內容之一。由于農業生產的特殊性,農業投資項目都存在風險大、利潤回收期長的特點,相應的實行投資政策上的傾斜,對于增強外商投資的信心有促進作用,可以吸引更多投資者。例如給予稅收優惠或為外商投資農業提供土地出租、延長使用年限等方面的優惠政策,最大限度地減免外資企業投資項目的各項稅費,保證外商投資企業的國民待遇。同時保證農業外資政策的穩定性,并真正落實,降低外商投資的風險。另一影響外商直接投資因素的制度因素是外商投資的法律法規,應建立健全外商農業投資的相關法律和法規和法規體系,保障外商投資的合法權益。其三,轉變政府職能,增強服務意識,設立外商農業投資服務中心,提供農業投資咨詢服務,對外商投資項目,減少審批程序,提高辦事效率,降低外商投資成本和交易費用。
完善區域政策,促進農業外商直接投資的區域均衡
我國農業領域內的外資由于缺乏合理規劃,各地區在農業外資引進政策措施上存在較大差別,農業項目審批各自為政,缺乏宏觀上的政策引導,導致農業外資過于集中在東部地區。農業引資的東、中、西部地區平衡發展應是以后農業外資政策調整主要方向。長期以來,我國農業外資主要集中在東部沿海發達地區,中部和西部外資比重較低,對農業區域協調發展產生影響,盡管國家出臺相關政策向中、西部地區傾斜,以鼓勵外資向中部和西部地區發展,農業利用外資已開始向中部和西部地區轉移,但外資區域分布依然呈現“東多西少”的發展態勢。
1加強農業外資政策向中西部傾斜,努力改善中西部地區農業投資政策環境。應積極營造有利于農業外資的制度環境,制定農業引進外商投資的優惠政策,如給予稅收優惠或為外商投資農業提供土地使用權審批權限等便利。同時保證農業外資政策的穩定性,并真正落實,降低外商投資的風險。
2西部地區應強化集聚效應、提升區位優勢,以吸引外資的進入。西部地區應當依托本地優勢農業資源,建立具有地區產業特色的外商投資農業示范園區,有意識地引導外資集聚,發揮“以點帶面”的作用。農業示范園區應該建立一些優勢農產品產地,使外商就近投資生產,以此避開地理上的障礙、基礎設施不足等不利的區位條件,并使其發揮“示范效應”。農業自然條件的地域差異在很大程度上決定糧棉油、農林牧漁生產的地域空間分布格局,還會影響到不同區域農產品的生產成本和農產品的品質。我國中、西部地區,如內蒙古、新疆、四川等地在農業資源上都有優勢產業,如內蒙古的奶業,新疆的棉花、番茄,陜南甘南的蘋果,四川柑橘等,這些自然資源優勢是相對穩定且不可替代。因此,在農業外資的吸引過程中應因地制宜,強化地區農業資源效應,發揮地區的農業資源優勢在引資中的作用。
3農業示范園區要完善配套產業體系,形成產業關聯。有效的辦法有2個,一是搞好東西部產業鏈的對接。我國農產品加工企業大多集聚在東部地區,西部地區應在產業上與東部地區開展垂直分工與協作,建立起穩定的產銷關系,以解決在西部地區外商投資的“市場通路”問題;二是根據產業前向聯系,西部地區還應積極引進處于農業產業鏈下游的食品加工企業和農產品銷售企業,形成完整的產業鏈條,強化聚集的根植性。
引導外資投向,鼓勵外資進入農產品深加工領域
農業外商直接投資從不被看好的產業變為外商投資的熱點領域,吸引農業外資的政策也應由原來的注重數量增長轉變為質量方面的提高,因此除了農業外資投入不斷增長外,農業外資區域政策調整更為重要的是外商投資產業政策引導。農業外資吸引政策在產業引導上不明顯,不能適應農業外商投資所產生的新問題。目前,農業外商直接投資項目主要集中在農產品初級加工領域,在農產品深加工及高科技含量、高新技術農業項目少,無法進一步發揮農業外資對農業產業結構升級和優化的作用,充分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進行農產品的精加工、深加工將是今后的發展方向。引導農業外商直接投資的產業分布,既可以促進農業外資的產業結構優化,同時也可以消除外資大舉進入農業領域對產業安全所帶來的消極影響。
發展和完善農業產業鏈
農業產業集群不僅是一個規模化的區域農業專業化經濟體,更是一個復雜的網絡組織結構,這種結構包含了生產養植戶、加工生產企業、運輸銷售企業、中介服務企業甚至政府在內的利益共同體,這一網絡組織結構成為推動農業產業集群發展和穩定的重要力量。在集群內部,企業之間會由于長期的合作和交流形成的相互信任關系,減少市場交易中的機會主義和不確定性風險[4]。當前,我國農業產業集群還存在產業鏈條短、分工水平低的發展困境,但是農業生產是以有生命的動植物為對象,整個生產過程具有時效性,“迂回生產”程度受到一定限制,因而其技術工藝創新、產品創新的難度更大,需要政府和企業加大技術創新的投入,發展和完善產業鏈。
培育發展龍頭企業,積極吸納中小企業
產業集群內部龍頭企業的發展對于整個集群的發展是至關重要的,龍頭企業憑借雄厚的資金和生產能力,能夠帶動較大范圍內的農戶以及企業的發展,從而帶動集群發展和整個地區發展,這是農業產業集群發展過程中表現出的主要特點。因此,中小企業可以依附龍頭企業的市場和經營,發揮和利用自身有限資源優勢,成為龍頭企業的一部分,在產業集群內形成大中小企業密切配合、專業化分工與協作完善的網絡體系,共同構建農業產業集群效應。因此加快農業龍頭企業發展是加快農業產業集群發展的重要舉措,龍頭企業是農業產業集群發展的動力。
加大農業產業集群的技術創新力度[5]
農業高新技術及其產業發展對推動農業現代化、提高農業綜合實力及農業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也是未來農業競爭的重點和提高國家競爭力的重要手段。但是僅依靠簡單的農產品手工加工是不可能發展壯大的,企業必須進行技術的升級。產業集群的生命力和持續發展主要體現在其技術創新能力上。與其他產業集群技術創新不同,區域性農業技術創新集群目前在我國還停留在農業科技示范園區層面。在企業作為農業技術創新主體還不成熟的情況下,農業技術創新短期內對政府的依賴性還很強。因此,政府要搭建技術創新的平臺,協助集群內部的企業組建產業技術服務中心,促進農業產業集群發展壯大。
本文作者:胡曉宇何平均楊璐嘉作者單位:湖南農業大學
1主要優勢
(1)農業高新技術產業的高回報性,有利于吸引風險資金。高新技術產業以高新技術為基礎,從事一種或多種高新技術及其產品的研究、開發、生產和技術服務的企業集合,這種產業所擁有的關鍵技術往往開發難度很大,但一旦開發成功,卻具有高于一般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而風險投資是將資本投向蘊藏著失敗風險的高新技術及其產品的研究開發領域,旨在促使高新技術成果盡快商品化、產業化,以取得高資本收益的一種投資過程。農業高新技術產業內在的高收益性吸引著為了高利潤甘愿冒高風險的風險資本。
(2)農業高新技術產業化有利于科技成果的轉化。農業高新技術產業化是高新技術通過研究、開發、應用、擴散而不斷形成產業的過程。它以高技術研究成果為起點,以市場為終點,經過技術開發、產品開發、生產能力開發和市場開發四個不同特征階段,使知識形態的科研成果轉化為物質財富,其最終目的是高新技術產品打入國內外市場,獲得高經濟效益。高新技術成果是高新技術產業化的源頭和根本,也是風險投資的市場所在。因此農業高新技術不斷形成市場對農業高新技術產業化發展有直接的推動作用。
(3)我國農業高新技術迅速發展,有充足的項目可供風險資本選擇。近年來我國政府對農業高新技術發展的重視,加快了農業高新技術產業化發展的步伐,并已在一些領域達到了世界領先水平。尤其是近幾年,在我國農業科研中隨著生物技術的廣泛應用,一系列新的農業高新技術研究成功,如生物技術育種、重組生物制劑、動物克隆及轉基因動物技術等,使農業成為現代生物高新技術應用的活躍與富有挑戰性的領域。農業高新技術企業的發展,使風險資本有了一個更廣闊的投資渠道。
2主要劣勢
(1)農業高新技術產業具有農業和高新技術產業的雙重高風險性。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弱質產業,對自然環境的依賴程度很高。而且,農業生產周期長,比較效益低,農業科技進步相對緩慢,在市場競爭中處于明顯的不利地位。加之高新技術產業的關鍵技術開發和高新技術產品推廣難度很大,本身具有高風險性,使得農業高新技術產業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和脆弱性。
(2)投資主體、融資渠道仍很單一。我國的農業高新技術產業化投資主要以自籌資金、政府撥款和銀行貸款為主,個人投資與社會投資所占的比例較低,多元化的投資格局還未形成。而且,我國農業高新技術產業對國家的依賴程度尤其高,政府撥款占到農業高新技術產業資金來源的絕大部分。這種單一的投資主體和融資渠道制約了風險資本對農業高新技術產業化的投資。
(3)缺乏先進正規的風險投資公司、農業科技企業和專業中介機構。我國風險投資才剛剛起步,發展很不成熟,風險投資公司和風險投資企業缺乏先進的規范的管理制度,先進的管理理念。而我國的農業科技企最初大多是由國家科研結構、大學和國有企業建立起來的,國有比重很大。加之,農業高新技術科技人員主要集中在國有企、事業單位。因此,大部分農業科技企業還們沒有建立起規范的、權責利明晰的現代企業管理制度。風險投資活動是一項專業性很強的活動,需要各方面專業知識的綜合運用,但是金融體制及配套機制仍然落后,金融及風險投資中介服務體系尚未成熟,專門服務于農業高新技術產業風險投資的中介機構仍未起步。
3主要機會
(1)證券市場的快速發展和創業板市場的建立。我國證券市場經過多年發展,為農業高新技術的開發和產業化提供了一個長期直接融資的渠道,積極地推動了農業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風險投資資本的顯著特色是追求資本利得,因而通常與風險企業上市相關聯。通過股權轉讓活動,一次性地為投資者帶來盡可能大的回報收益。隨著創業板市場的建立和發展,為風險資本的退出提供了新的方式。
(2)政府政策大力支持農業高新技術產業風險投資。政府為了鼓勵發展風險投資,明確指出:“要培育適合于高新技術產業化發展的資本市場,建立風險投資機制。發展風險投資公司和風險投資基金,建立風險投資撤出機制。”同時,為了農業高新技術的發展,政府制定了一些吸引投資的優惠政策,在稅收、貸款、土地使用費、土地租賃費及其他費用方面給予各種優惠條件。
(3)全球化、一體化的進程加速,提供了廣闊的資源配置空間。我國加入WTO之后,努力促進經濟全球化、一體化,最新的觀念、技術和世界大市場賦予農業高新技術產業空前的發展空間,催化著我國農業高新技術產業由幼稚迅速發展成熟。此外,人才、資本的引進更加方便,擴散更加迅速,為我國農業高新技術產業提供了更加廣闊的市場。
4主要威脅
(1)風險資金規模不足,發展農業高新技術產業的資金需求得不到滿足。農業高新技術產業化是一個多階段和長周期的復雜過程,每一階段都需要有資金的支持。而且,隨著產業化的進行,這種資金需求量還會不斷增加。因此農業高新技術產業需要大量資金滿足以在不同階段對資金的巨額需求。由于農業高新技術產業的高風險和貸款無保障,銀行一般不愿意對高新技術項目貸款,如果貸款成功,高新技術企業負擔的資金成本也很高,因此政府撥款和風險資本是農業高新技術產業的重要資金來源。但由于農業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剛剛起步,關鍵技術的開發緩慢,科技成果的轉化率低,農業高新技術產業取得的績效不明顯。加之農業高新技術產業的高風險,使得風險資本轉向了發展比較成熟,風險相對可控的其他高新技術領域。風險資金轉向直接導致風險資金規模不足,使得農業高新技術產業化的資金風險無法分散。
(2)國外成熟的農業高新技術產業風險投資沖擊著國內農業高新技術產業風險投資的發展。國外農業高新技術產業起步早,發展積極。目前,市場經濟發達的國家農業高新技術投資已有相當大部分轉向了市場,農業高新技術投資基本上都來自于企業,國家投資的比例在下降,許多國家都把二板市場作為一條重要途徑。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在培育農業高新技術風險投資機制上存在較大差距。我國的風險投資有起步晚、發展慢的先天缺陷,雖然經過長期的摸索,我國的風險投資公司也逐漸發展起來并積累了很多經驗,但仍遠落后于發達國家的風險投資水平。隨著金融市場的不斷開發,國外風險資本開始大量涌入,給國內的風險資本造成了巨大的競爭力,而且,國外風險資本很少投資于農業高新技術產業,對我國農業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促進作用不顯著。
風險投資在我國的發展還很稚嫩,尤其是在農業高新技術產業領域。在對我國農業高新技術產業風險投資進行SWOT分析之后,我們能夠更全面地了解我國農業高新技術產業風險投資,對農業高新技術產業風險投資的未來發展有一個更深刻的認識。因而,我們結合農業高新技術產業風險投資內部的主要優勢和劣勢,外部的主要機會和威脅,提出了以下四種發展戰略:
1優勢———機會(SO)戰略,一種發展企業內部優勢與利用外部機會的戰略,是一種理想的戰略模式
首先,我們要繼續依靠政府的大力扶持來發展農業高新技術產業風險投資。一方面,依靠政府的財政資金支持,積極發展農業高新技術產業,加快關鍵技術的研發和應用,提供更多可供風險資本選擇的有經濟效益的項目。另一方面,充分利用各種優惠政策,結合農業高新技術項目本身的高回報性來吸引國內外風險資本進入。同時,充分利用全球化、一體化帶來的廣闊的資源配置空間。在國際市場上,積極學習最新的觀念、技術,大量引入人才、資本,有效催化我國農業高新技術產業的成熟。最后,還要依靠不斷完善的證券市場和創業板市場,實現風險資本的有效退出,為風險資本提供有力保障,以方便風險資本的進出。
2弱點———機會(WO)戰略是利用外部機會來彌補內部弱點,使企業改劣勢而獲取優勢的戰略
首先,我們應該充分依靠政府的資金支持和各種優惠政策,大力發展農業高新技術產業,加快高新技術的開發,盡量規避農業自身的特殊風險。同時,利用充分流動的國際市場,引進新技術和專業人才,有效提高科技成果的轉化,實現農業高新技術項目的盈利,以減弱高新技術產業本身的高風險。其次,隨著證券市場和創業板市場的不斷發展,我國市場機制正在不斷完善。我們要按市場經濟的規律來發展農業高新技術產業,要充分利用市場投資機制,吸納社會資金支持,拓寬融資渠道,形成多元投資主體,兼容多種發展模式。最后,以現有的農業高新技術園區為依托,同時,學習國外先進管理方式和發展經驗,創建風險投資公司和風險企業,并且建立、完善中介機構體系。
3優勢———威脅(ST)戰略是指企業利用自身優勢,回避或減輕外部威脅所造成的影響
資本全球化既帶來了機遇又帶來了挑戰,國外發達的風險投資企業為本國風險投資提供先進經驗的同時,也沖擊著本國風險資本的發展。因此,我們在緊緊抓住機遇的同時,充分利用我國農業高新技術產業本身的巨大優勢來面對挑戰,更好地發展農業高新技術產業風險投資。即一方面學習國外先進的管理運作模式、引進大量風險投資人才,提高風險資本的運作效率和高新技術項目的轉化率。另一方面,依靠不斷培育出的大量的農業高新技術產業項目本身的高收益性來吸收更多風險資本進入,以緩解風險資本規模不足、發展農業高新技術產業的資金需求得不到滿足而抑制發展的威脅。
4弱點———威脅(WT)戰略是一種旨在減少內部弱點,回避外部環境威脅的防御性技術
弱點和威脅使我國農業高新技術產業風險投資處于內憂外患的狀態,若處理不當,可能嚴重制約農業高新技術產業風險投資的發展。因此,首先為了盡量規避農業自身的特殊風險,我們應該加強農業高新技術開發,提供更多優質的高回報的農業高新技術產業項目,以吸引更過國內外風險資本進入。其次,拓寬融資渠道,轉變觀念,積極吸收多元化投資,要充分應用市場投資機制,吸納社會資金支持,以緩解風險資金規模不足的威脅。再次,以現有的農業高新技術園區為依托,創建風險投資公司和風險企業,同時,建立和完善中介機構體系。最后,化挑戰為機遇,吸引國外風投資本進入農業高新技術產業,學習國外先進經驗,以緩解國外風險資本進入對本國風險資本的沖擊。
中國農業高新技術產業正在快速發展,并且展現了其活力和發展前景。風險投資的引入,從多方面促進了農業高新技術產業化發展。但是,風險投資在我國剛剛起步,外部環境不成熟,風險投資本身也存在很多急需解決的問題。需要我們在科學技術、發展模式、市場環境、組織結構建設與管理等方面采取積極的措施與對策,不斷加大農業高新技術產業風險投資的力度,加快農業高新技術產業化進程。
本文作者:吳亞男王秀芳田美煥作者單位:河北農業大學經濟貿易學院
農業科技創業風險投資后續管理機制
根據以上風險特征,創業風險投資機構對農業科技創業公司的投資后續管理主要集中在兩方面:一是委托風險管理,二是增值管理。
1委托風險管理
(1)可轉換優先股股權設計。創業風險投資機構對農業科技創業企業家的激勵約束機制之一是可轉換優先股股權設計。創業風險投資機構通過投資得到一定比例的可轉換優先股,當農業科技創業企業收益低的時侯,優先股會得到比普通股高的回報;當企業出現問題,優先股可以轉換成普通債券要求償還;當企業預期收益高時,優先股可以轉換成普通股得到更多的回報。可轉換優先股股權工具被廣泛的運用在創業風險投資實踐中,這類投資工具不僅風險低,可控性好,而且在約束創業企業家行為、激勵創業企業家努力工作方面有良好的效果。(2)進駐董事會,行使決策。創業風險投資機構有權利參加農業科技創業企業董事會并獲得一定數量的董事席位,從而擁有了重大戰略決策的決定權,能夠參與企業戰略決策,比如修改公司章程、企業并購和企業清算等,保證了創業風險投資機構對企業管理具有一定的控制權。(3)監控財務報告,控制投資進度。創業風險投資機構通過階段注資方式控制投資進度,可以較好地解決信息不對稱問題和委托風險。通過分期考察被投資農業科技企業的財務報告,了解創業企業的經營狀況、財務狀況和潛在的問題,據此決定下期是否投資、投資多少以及投資方式。這種方式使得農業科技企業家認識到所得資金和經營成績是正相關的,從而形成有效激勵;同時給予創業投資機構視企業發展狀況和前景選擇追加或撤資的權利,降低了投資風險。實踐證明,投資的期間越短,投資輪數越多,創業風險投資機構對創業企業的約束力度越大,委托風險就越小。
2增值管理
(1)提供信息和專家,化解創業企業技術風險。創業風險投資機構可以利用其廣泛的信息網絡向農業科技創業企業提供國內外技術發展信息,招募技術開發人才,幫助創業企業攻克技術難關。(2)制定策略,尋找客戶,化解創業企業市場風險。創業風險投資機構可以利用自己的人際資源優勢和業內聲譽、地位幫助農業科技創業企業開拓市場,吸引客戶。幫助創業企業尋找重要客戶,擴大企業的營銷網絡,完善企業的營銷策略,從而最大化降低創業企業的市場風險。(3)參與戰略決策,提供管理服務,化解創業企業管理風險。創業投資家可以利用其在董事會的地位選擇高級管理人員,并通過專家顧問身份指導企業管理層改善經營管理,幫助制訂人力資源政策,培訓高級管理人員等,向創業團隊提供管理建議和意見。(4)開辟融資渠道,完善財務制度,化解創業企業財務風險。當農業科技創業需要后續資金或出現流動性問題時,創業風險投資機構有能力在短時期內為創業企業籌集發展需要的巨額資金,比如提供擔保為創業企業取得銀行貸款,引進戰略投資者等,幫助企業上市融資等。此外,創業風險投資機構還可以為創業企業提供相應的財務服務,包括資產結構優化、財務制度完善以及重大合同的談判、交易條件的評價等。
完善我國農業科技創業風險投資后續管理的建議
1創業風險投資機構應當與農業科技創業企業密切合作,適當加大后續管理的力度,更多關注非財務信息
目前我國的農業科技創業風險投資較多關注的是創業企業的財務報表,我國農業科技創業企業經營過程中的產品、技術、組織架構和人事管理等非信息方面區別于其它行業而具有自身復雜的特點,應更多關注此類信息的收集。為了更好的收集信息和介入管理,創業風險投資機構應當與農業科技創業企業密切合作,建立雙方的長期合作機制。
2創業風險投資公司可以適當增加農業科技創業企業投資項目數量
我國投資于農業科技領域的創業風險投資項目總量不多,而且大多屬于中后期投資,農業科技領域的投資經驗缺乏導致相關信息的收集成本很高,如果一個創業風險投資機構多投資于幾個農業科技創業項目,不僅可以積累投資經驗,而且相關信息收集的平均成本會隨著投資項目數量的增加而下降。
3選擇聯合投資和組合投資的方式分散風險
聯合投資和組合投資通常是指多家創業風險投資機構聯合起來,共同對某一家或者某幾家創業企業項目進行投資。創業企業家可以突破地域、資金和精力的限制,有利于創業風險投資機構實現信息共享,提高項目選擇的準確性,分擔項目風險。據EVCA統計,2001年歐洲實行聯合投資的金額約占全年投資金額的30%,在美國,這一比例更是高達90%以上。所以,我國的農業科技創業風險投資也應該積極采取聯合投資和組合投資策略,達到降低風險,提高收益的目標。
1農業水利工程的合理規模
農業水利工程的規模受到社會資金擁有量,資源的充余程度,以及技術的允許程度等因素的制約,在某種因素不充分的條件下,以該因素最大的可能保證程度確定總體農業水利工程的規模。在各種因素不固定,并且相互影響的情況下,農業水利工程的合理投資觀模,則應通過投資規模與費用、效益及各因素的變動關系去評價。下面從這一方面介紹合理投資規模的確定方法。
1.1增危(邊際)分析法。這種方法表示為:在隨著投資規模的增大,投資效益與投資費用呈某種曲線函數關系的條件下,以增量效益等于增量費用時,工程凈效益為最大,這時投資規模設為合理。
1.2替代措施投資回收年限法。此法是采用整個工程投資費用與其替代措施費用相比較得到的投資回收年限與其標準值對比的方法來評價投資經濟效果,確定投資規模的。當替代措施所完成的生產內容在質量、數量和可靠性等方面未能達到完全等價時,則其不等價部分需由相應措施予以補齊,以達到在滿足生產需要方面是等價的,并且是可比的。
2農業水利工程投資規模的制約因素
農業水利工程投資作為一種經濟活動,在投資過程中要依賴一定的社會經濟環境,利用、消耗和創造一定的經濟因素,因而要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和制約。一般來說,農業水利工程投資規模的制約因素,包括資金、技術和資源等。
2.1資金制約因素。資金是一切經濟活動的制約因素,但是在農業水利工程投資過程中,其資金的占用和回收,具有同其它經濟活動不同的特點,因而資金制約因素則更顯得重要。首先,農業水利工程對資金的占用具有大量性和長期性的特點。這一特點,要求水利工程的投資,要量力而行,慎重上馬。上馬以前,不但要考慮當年的資金供應情況,而且要考慮以后幾年的供應情況,事先做好調查研究,確保以后的資金供應,以避免上馬后資金無著落,從而被迫停工待建、緩建或下馬停建,造成不必要的損失。同時,還要充分協調短期與長期、局部與全局利益關系。一項大型水利工程,可能對全局和將來具有很好的經濟效益,但這勢必影響局部和短期資源的開發,因而在確定工程規模時,應把短期與長期,局部與全局結合起來考慮。在資金分配上,在照顧到全局和長遠的經濟發展前景的情況下,做好對見效快、收益大、資金回收期短的建設項目的供應。其次,農業水利工程因效益發揮過程歷時較長,資金回收具有持續性。如一個大型水電站從第一臺機組投人運行到裝完最后一臺機組,往往需要三、五年,甚至七、八年或更長時問;一個大型灌區從開始引水發揮初期灌溉效益起,到達到設計灌溉面積或效益充分發揮時止,往往也要經歷不短的過程。這一特點,要求在設計工程規模時,要考慮到資金回收中對資金的再利用,以有利于充分利用資金,并且在確定配套工程建設規模和步驟時,也應根據這一特點合理安排,以使其規模相統一,不會造成一定時期的閑置。
2.2技術制約因素。一般說來,農業水利工程的建設,技術性是很強的。在施工過程中,不但要求具有各方面的技術,而且因施工對外在環境與自然條件有很大的依賴性,所以要求施工應因勢利導、因環境的不同而有差異。首先,施工技術只有綜合性的特點。一般地,一項水利工程不只是針對—個項目的開發,而是具有多目標開發的性質。如灌溉、防洪、發電、供水、航運、養殖、旅游等方面,因而要求施工應針對各種目標開發多種技術,并且各種技術要求的差異性較大,只有對技術進行綜合運用,才能充分發揮水利工程的作用。同時,由于施工面比較大,施工期比較長,施工點較多,也決定了各項施工只有較大的差導性,要求在施工過程個應具有多方面的知識和技術,以使施工順利進行。其次,由于農業水利工程的施工多是根據當地的地形、地貌、水文等自然條件進行的,在具體施工過程中,往往需要根據不阿情況因勢利導,以充分發揮當地的水利資源,并使施工省時省費,順利地進行。因而在施工過程中,不但要求具有過硬的一般施工技術,而且要求地質、水文、測量勘探等多種技術知識,以保證在具體的條件下把水利工程建好。由于以上施工的技術要求,在確定水利工程投貸規模時,應正確估計自己的技術能力,選擇適合自己技術特點的項目進行施工,而不可在沒有技術保證的情況下盲目追求大規模、多項目的開發,以保證施工安全和施工順利進行。
2.3農業水利工程的建設,不但在建設過程中消耗一定的物資和其它資源,而且在建成后的使用過程中,也要消耗一定的物資和資源;不但要占用消耗一定的自然資源,而且要占用和消耗一定的電力、燃料等多種加工資源。因而,在確定工程的規模時,應研究資源和物資對工程建設和建成使用過程的保證程度,以使資金供應與物資供應相結合,有利于工程建設和效益的發揮。首先,對自然資源的占用。包括占用一定的水資源、地域面積、以及該區城內的植被、礦產等資源。對自然資源占用的考慮,主要考慮水利工程項目的效益與非工程項日效益相比較。即考慮水利工程的機會成本,主要表現在為工程前與工程后的效益際合效益)差別如何,該項工程與其他項目的效益如何等。特別是工程效益與其它效益產生矛盾的情況下,則要衡量因工程因素增加的效益與其占用資源減少的效益差額,并以其差額隨工程規模的變化而變化個規律,確定合理構投資規模。其次,對電力、燃抖、建筑材料等加工資源的占用。一般是指工程建設過程中對建筑材料的消耗和建設完成后使用過程中對電力、燃料等的消耗。在目前,由于電力、燃料、建筑材抖比較短缺,工程每多消耗一部分,其他部門和項目就少消耗和使用一部分。據計算,我國目前約缺電400-500億度、缺煤2000萬噸以上,僅供電一項,使國民經濟總值減少?60億元,減少盈利180億元。由此可見,增加一部分水利工程的規模,就會消耗一部分電力、煤碳等資源,從而就會擴大國家在上面的缺口,也就使國家因此多一部分損失。所以,水利工程的規模,應聯系其建設和建成使用后,對各種能源和材料的消耗來確定,綜合估算工程建設的經濟效益,以有利于整個國民經濟發展。
3農業水利工程的投資方向
3.1急需項目優先的原則。在目前資金和資源不足的情況下,農業水利工程的建設不能毫無遺漏、不分輕重一起抓,而應看準本區的薄弱環節,明確今后一段時間里當地水利工作的重點和主攻方向,確定急需項目優先建設。在建設過程中,要縮短基建戰線,保證重點急需項目,如灌溉工程,防洪抗澇的蓄洪水庫等項目。
3.2抓好配套工程建設的原則。目前尚有很多半拉子工程,由于工程不配套,效益的發揮受到很大限制,使原有投資的經濟效果降低。因此,在確定投資方向時,應根據輕重緩急,爭取盡早配套,鄉間配套工程投資,以充分發揮工程的效益。一般來說,這些配套的補充投資不多,但經濟效果較好,所以從單項效益上也都很好。實際投資過程中切忌舊工程不配套,又鋪新攤子,從而造成更大的浪費。
3.3關鍵項目與一般項目相結合的原則。在綜合的水利工程建設中,其一項目從整體上影響和決定其它項目的建設。因而,在一定條件下,抓住關鍵項目的建設,可以從總體上減少各項工程的投資費用,提高投資效益。
3.4新建與更新改造相結合的原則。對舊的水利工程進行更新改造,一般情況下要比新建項目省工省力,并且投資效益不錯。當然,如果舊的項目不能適合生產的要求,則應果斷選擇新項目的建設。因而,在投資過程中,應正確評價新建與更新改造項目的效益,合理選擇,既不能把工程始終維持在原來水平上,又不能忽視對舊項目的更新改造,以充分利用原有項目,提高投資效益。
1農業水利工程的合理規模
農業水利工程的規模受到社會資金擁有量,資源的充余程度,以及技術的允許程度等因素的制約,在某種因素不充分的條件下,以該因素最大的可能保證程度確定總體農業水利工程的規模。在各種因素不固定,并且相互影響的情況下,農業水利工程的合理投資觀模,則應通過投資規模與費用、效益及各因素的變動關系去評價。下面從這一方面介紹合理投資規模的確定方法。
1.1增危(邊際)分析法。這種方法表示為:在隨著投資規模的增大,投資效益與投資費用呈某種曲線函數關系的條件下,以增量效益等于增量費用時,工程凈效益為最大,這時投資規模設為合理。
1.2替代措施投資回收年限法。此法是采用整個工程投資費用與其替代措施費用相比較得到的投資回收年限與其標準值對比的方法來評價投資經濟效果,確定投資規模的。當替代措施所完成的生產內容在質量、數量和可靠性等方面未能達到完全等價時,則其不等價部分需由相應措施予以補齊,以達到在滿足生產需要方面是等價的,并且是可比的。
2農業水利工程投資規模的制約因素
農業水利工程投資作為一種經濟活動,在投資過程中要依賴一定的社會經濟環境,利用、消耗和創造一定的經濟因素,因而要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和制約。一般來說,農業水利工程投資規模的制約因素,包括資金、技術和資源等。
2.1資金制約因素。資金是一切經濟活動的制約因素,但是在農業水利工程投資過程中,其資金的占用和回收,具有同其它經濟活動不同的特點,因而資金制約因素則更顯得重要。首先,農業水利工程對資金的占用具有大量性和長期性的特點。這一特點,要求水利工程的投資,要量力而行,慎重上馬。上馬以前,不但要考慮當年的資金供應情況,而且要考慮以后幾年的供應情況,事先做好調查研究,確保以后的資金供應,以避免上馬后資金無著落,從而被迫停工待建、緩建或下馬停建,造成不必要的損失。同時,還要充分協調短期與長期、局部與全局利益關系。一項大型水利工程,可能對全局和將來具有很好的經濟效益,但這勢必影響局部和短期資源的開發,因而在確定工程規模時,應把短期與長期,局部與全局結合起來考慮。在資金分配上,在照顧到全局和長遠的經濟發展前景的情況下,做好對見效快、收益大、資金回收期短的建設項目的供應。其次,農業水利工程因效益發揮過程歷時較長,資金回收具有持續性。如一個大型水電站從第一臺機組投人運行到裝完最后一臺機組,往往需要三、五年,甚至七、八年或更長時問;一個大型灌區從開始引水發揮初期灌溉效益起,到達到設計灌溉面積或效益充分發揮時止,往往也要經歷不短的過程。這一特點,要求在設計工程規模時,要考慮到資金回收中對資金的再利用,以有利于充分利用資金,并且在確定配套工程建設規模和步驟時,也應根據這一特點合理安排,以使其規模相統一,不會造成一定時期的閑置。
2.2技術制約因素。一般說來,農業水利工程的建設,技術性是很強的。在施工過程中,不但要求具有各方面的技術,而且因施工對外在環境與自然條件有很大的依賴性,所以要求施工應因勢利導、因環境的不同而有差異。首先,施工技術只有綜合性的特點。一般地,一項水利工程不只是針對—個項目的開發,而是具有多目標開發的性質。如灌溉、防洪、發電、供水、航運、養殖、旅游等方面,因而要求施工應針對各種目標開發多種技術,并且各種技術要求的差異性較大,只有對技術進行綜合運用,才能充分發揮水利工程的作用。同時,由于施工面比較大,施工期比較長,施工點較多,也決定了各項施工只有較大的差導性,要求在施工過程個應具有多方面的知識和技術,以使施工順利進行。其次,由于農業水利工程的施工多是根據當地的地形、地貌、水文等自然條件進行的,在具體施工過程中,往往需要根據不阿情況因勢利導,以充分發揮當地的水利資源,并使施工省時省費,順利地進行。因而在施工過程中,不但要求具有過硬的一般施工技術,而且要求地質、水文、測量勘探等多種技術知識,以保證在具體的條件下把水利工程建好。由于以上施工的技術要求,在確定水利工程投貸規模時,應正確估計自己的技術能力,選擇適合自己技術特點的項目進行施工,而不可在沒有技術保證的情況下盲目追求大規模、多項目的開發,以保證施工安全和施工順利進行。
2.3農業水利工程的建設,不但在建設過程中消耗一定的物資和其它資源,而且在建成后的使用過程中,也要消耗一定的物資和資源;不但要占用消耗一定的自然資源,而且要占用和消耗一定的電力、燃料等多種加工資源。因而,在確定工程的規模時,應研究資源和物資對工程建設和建成使用過程的保證程度,以使資金供應與物資供應相結合,有利于工程建設和效益的發揮。首先,對自然資源的占用。包括占用一定的水資源、地域面積、以及該區城內的植被、礦產等資源。對自然資源占用的考慮,主要考慮水利工程項目的效益與非工程項日效益相比較。即考慮水利工程的機會成本,主要表現在為工程前與工程后的效益際合效益)差別如何,該項工程與其他項目的效益如何等。特別是工程效益與其它效益產生矛盾的情況下,則要衡量因工程因素增加的效益與其占用資源減少的效益差額,并以其差額隨工程規模的變化而變化個規律,確定合理構投資規模。其次,對電力、燃抖、建筑材料等加工資源的占用。一般是指工程建設過程中對建筑材料的消耗和建設完成后使用過程中對電力、燃料等的消耗。在目前,由于電力、燃料、建筑材抖比較短缺,工程每多消耗一部分,其他部門和項目就少消耗和使用一部分。據計算,我國目前約缺電400-500億度、缺煤2000萬噸以上,僅供電一項,使國民經濟總值減少?60億元,減少盈利180億元。由此可見,增加一部分水利工程的規模,就會消耗一部分電力、煤碳等資源,從而就會擴大國家在上面的缺口,也就使國家因此多一部分損失。所以,水利工程的規模,應聯系其建設和建成使用后,對各種能源和材料的消耗來確定,綜合估算工程建設的經濟效益,以有利于整個國民經濟發展。
3農業水利工程的投資方向
3.1急需項目優先的原則。在目前資金和資源不足的情況下,農業水利工程的建設不能毫無遺漏、不分輕重一起抓,而應看準本區的薄弱環節,明確今后一段時間里當地水利工作的重點和主攻方向,確定急需項目優先建設。在建設過程中,要縮短基建戰線,保證重點急需項目,如灌溉工程,防洪抗澇的蓄洪水庫等項目。
3.2抓好配套工程建設的原則。目前尚有很多半拉子工程,由于工程不配套,效益的發揮受到很大限制,使原有投資的經濟效果降低。因此,在確定投資方向時,應根據輕重緩急,爭取盡早配套,鄉間配套工程投資,以充分發揮工程的效益。一般來說,這些配套的補充投資不多,但經濟效果較好,所以從單項效益上也都很好。實際投資過程中切忌舊工程不配套,又鋪新攤子,從而造成更大的浪費。
3.3關鍵項目與一般項目相結合的原則。在綜合的水利工程建設中,其一項目從整體上影響和決定其它項目的建設。因而,在一定條件下,抓住關鍵項目的建設,可以從總體上減少各項工程的投資費用,提高投資效益。
3.4新建與更新改造相結合的原則。對舊的水利工程進行更新改造,一般情況下要比新建項目省工省力,并且投資效益不錯。當然,如果舊的項目不能適合生產的要求,則應果斷選擇新項目的建設。因而,在投資過程中,應正確評價新建與更新改造項目的效益,合理選擇,既不能把工程始終維持在原來水平上,又不能忽視對舊項目的更新改造,以充分利用原有項目,提高投資效益。
一、農業投資項目的涵義
世界銀行出版的《農業項目的經濟分析》中認為,所謂農業項目就是企業運用各種資源以獲得利潤的全部復雜活動,我們一般把農業項目看成是一個運用資金以形成固定資產,再由它們在一段時間內提供效益的投資活動。國內一些學者認為,農業項目不同于簡單的再生產,而是指在農、林、水、氣等部門中,為擴大農、林、牧、副、漁業長久性的生產規模,提高其生產能力和生產水平,而形成新的固定資產的活動。
二、我國農業投資項目的主要特征
農業項目除了具有經濟上的和技術上的管理職能之外,更重要的是一個經濟系統和生態系統相互交織的過程。農業項目將經濟再生產和自然再生產作用過程有機結合,具有許多不同于投資其他產業的項目特征,如綜合性強、涉及面廣、建設周期長、投資回收期長、投資規模大、效益低、風險大等,其中比較突出的幾個特征有:(1)農業投資項目受資源限制比較強,具有地域性;(2)農業投資項目的效益具有不穩定性,投資見效慢,具有滯后性;(3)農業投資項目的實施與農戶利益緊密相關。
三、我國現行的農業項目財務評價體系
目前我國農業投資項目所使用的財務評價體系普遍借鑒了工業項目的財務評價體系,是以項目的現金流量表為主要依據,根據表內各指標計算出各種財務指標,來反映項目財務可行性,滿足投資人的決策需求。主要包括盈利能力分析、清償能力分析和不確定性分析。
四、農業項目財務評價體系的應用
為了說明現行的農業項目財務評價體系在評價項目可行性時存在的不足,本文應用一個實際案例做出分析。某新建項目,類屬畜牧養殖業。項目總投資3728.01萬元,占地面積約3公頃。主要進行基礎設施建設和設備購置投資。項目計算期為14年,其中建設期1年,第2年為投產期,生產負荷率為70%,第3~14年為達產期,生產負荷率為100%。預計年產值1564萬元,利稅517.02萬元。貼現率按10%計算。根據實際資料選取財務基礎數據,按有無對比法,經計算分析得到簡化的全部投資現金流量表(如表1所示)。通過報表數據分析可知,該項目的投資利潤率29.08%;稅前靜態投資回收期4.07年,稅后靜態投資回收期4.73年;稅前財務內部收益率35.62%,稅后財務內部收益率28.28%;稅前財務凈現值4100.92萬元,稅后財務凈現值3559.02萬元;借款償還期3.24年;資產負債率54.45%;流動比率4.07;速動比率2.07;盈虧平衡點47.87%。可見,應用現行的農業項目財務評價體系的評價結論應該認為這是一個前景極好的項目,具有財務上的可行性。但是,根據財務分析報表數據可以推算出,本案例中,項目建成后,年均收入1210.56萬元,年均利潤總額550.11萬元,達產后年均收入1703.76萬元,年均利潤總額822.31萬元,年均單位面積收入約為567.92萬元/公頃,年均單位面積利潤約為274.10萬元/公頃,顯然,這樣的純收入和利潤相當高。但是筆者考慮到農業項目受自然環境影響較大,如假定該項目所在地區近10年內自然災害的發生概率為25%,那么可以認為其收益和利潤應當扣除自然災害發生的情況,進而將會減少25%經濟利益;再考慮農業項目具有多個投資主體,應扣除各個利益相關有的應得利潤;最后如果再將項目受市場風險影響的多個因素考慮進去后,最終的項目財務效益很可能并不很高。因此可以認為,僅僅從盈利能力、清償能力和不確定性分析來評價農業項目的財務效益不能完全滿足農業投資項目經濟評價的要求。實際上,在農業投資項目可行性研究財務分析中計算出來的項目總體效益普遍較好,這是農業項目自身特點、現有指標體系和計算方法所共同決定的。這樣的財務評價體系對農業項目來講并不全面,現行體系中的指標設置存在著不足。
五、農業項目財務評價指標體系存在的問題
隨著農業投資理論與實踐的不斷深入發展,農業項目自身特點與財務評價指標體系之間的不適用性已越來越多地表現出來,具體包括以下幾個問題。
1.原有指標存在的缺陷
首先,投資回收期指標只進行靜態分析,缺少動態分析。我們知道,投資回收期分為靜態投資回收期、動態投資回收期、靜態追加投資回收期和動態追加投資回收期幾種。現行的建設項目財務評價中,由于動態指標計算煩瑣,普遍只簡單地采用靜態投資回收期一種形式。實際上,靜態投資回收期由于未考慮資金的時間價值因素,計算結果往往較其他計算方式短,這樣不利于投資者準確把握項目投資風險,做出科學決策。其次,對于農業項目,凈現值指標不能全面地反映其投資收益。在建設項目的財務評價中,凈現值是使用得比較廣泛的一個指標,它的優點是考慮了資金的時間價值,并且以定量化的形式表示項目的投資收益,直觀且易行。但是,凈現值指標也有一定的缺陷。比較明顯的是,該指標不能說明項目在運營期內各年的經營成果,更不能反映出單位投資的使用效率,同時,如何確定基準收益率的問題也很有爭議。筆者注意到,使用凈現值指標計算出的農業項目投資收益普遍較高,這與農業項目的規模較大的特征不無關聯,但是單位投資的收益狀況卻無法從該指標中反映出來,因此,僅僅用凈現值指標衡量農業項目投資收益是有失偏頗的。第三,清償能力評價指標存在著較大的局限性。農業項目使用的清償能力指標主要有借款償還期、資產負債率、流動比率和速動比率,僅以這幾個指標來衡量農業項目的借款償還能力并不全面。它們不能全面地反映出項目潛在的資產變現能力與全部債務的構成,如流動比率,僅僅是通過流動資產與流動負債的比例關系確定項目資金的流動性,判斷項目短期資產到期轉化為現金償還短期負債的能力。實際上,農業項目的建設周期一般較長、資金周轉速度一般較慢、資金回收存在著較大的潛在風險,而現有的這4個指標均無法體現出這些特點,一些影響項目資金變現能力和短期債務償還能力的因素未能以定量的方式表示出來,導致清償能力評價不全面。
2.未考慮農業項目的多元投資主體
現行的農業投資項目財務評價指標體系只注重項目的總體效益分析。事實上,在進行項目財務評價時,雖然通過編制全部投資的現金流量表可以計算出投資利潤率等其他產業項目的常用指標,但這些指標只是針對企業一個主體的。我國的農業項目有3個重要的投資主體———企業、農戶和政府,其中企業與農戶還處于同一產業鏈的不同環節,屬于上下游關系。對于若干個相互獨立且又具有一定聯系的投資主體,需要考慮不同的數據和參數,進而形成不同的財務評價結論。因此,簡單地套用一般項目指標體系的財務評價模式,對于投資主體多元化的農業投資項目是不科學的。
3.忽視農業項目的環境影響因素
現行農業投資項目的可行性研究報告中對環境影響因素的評價僅僅局限于定性評價方面,而沒有設置定量的評價指標。實際上,在農業投資生產實踐中環境因素往往是制約很多項目不能順利完成的重要根源。農業項目中很多具體問題將不可避免地對項目周圍的生態、資源、居民等造成一系列長期的影響,其中的一些負面影響,如水體污染、植被破壞、耕地占用等,如果在項目評估階段不充分考慮進去,將會對當地居民的生產生活造成巨大的破壞。因此,在提倡可持續發展的今天,應以定量的形式將環境影響因素納入項目財務評價范圍之內,提高項目評價的社會效益。
4.財務風險分析不全面
財務風險因素分析是進行項目整體風險控制的重要決策依據,也是項目財務評價的重要組成部分。現行的農業投資項目財務評價指標體系存在著重效益分析而輕風險分析的現象,它只將不確定性分析單獨列示于盈利能力分析和清償能力分析之外,使財務分析中的風險評價水平大大降低。投資作為一種逐利活動,其風險和收益是呈同向變化趨勢的,而農業投資由于受到各種條件制約,其風險普遍高于其他產業,項目各利益相關者在關心項目收益的同時也更關心預期的風險因素,因此,僅僅做到簡單的不確定性分析,缺少風險評價指標的財務評價體系顯然無法滿足利益相關者的需求,更不能全面地反映出項目風險的構成。
5.指標相對獨立,缺少綜合評價方法
在進行投資項目的財務評價時,可運用的方法、指標都較多,但從實踐中人們發現,應用不同的方法與指標得出的結論并不完全一致,有時甚至完全相悖。這是由于不同的指標是從不同的角度對項目進行評價的,那么究竟應該以哪些指標作為投資取舍的主要依據,哪些指標作為輔助的參考依據,現行財務評價體系并沒有給出一個統一的標準。任何一個指標在應用中都不可避免地存在這樣或那樣的不足或缺陷,僅僅孤立地分析某一個或幾個指標難免有失偏頗,如果可以將這些分散的指標通過某種方法綜合起來考慮,將使農業項目的投資決策更具科學性與合理性。
一、全球農業外國直接投資現狀
(一)規模相對有限但持續增長
盡管到2007年底全球農業外國直接投資流入存量為320億美元,在全球外國直接投資流入存量中所占的比重很小,但是主要布局在東道國下游價值鏈(農業加工和超市)的跨國公司還通過投資上游的農業生產和訂單農業放大了跨國公司對農業的參與程度和規模。例如,2005-2007年僅食品和飲料行業的外國直接投資流入量就高達400億美元。盡管農業領域外國直接投資流入規模有限,但是卻從20世紀末每年不足10億美元持續上升到2005年到2007年的每年30億美元。盡管就全球總體來看,外國直接投資中農業所占比例很低,但在喀麥隆、老撾、馬來西亞等特定的欠發達國家,由于國內的產業結構以農業為主、農業土地大多采用長期租賃制度以及鼓勵農業吸引外資,外國直接投資中農業所占比例則相對較高。
(二)目的地和來源地高度集中
農業外國直接投資的目的地主要分布在亞洲和大洋洲地區的發展中國家。這些地區2007年農業外國直接投資存量占全球總量的78%。2005年到2007年年均流入量最大的五個國家依次為中國、馬來西亞、巴西、俄羅斯和印度尼西亞,五國占同期全球20個最大流入國年均流入總量的72%。2007年底農業外國直接投資存量最大的五個國家依次為中國、美國、越南、加拿大和印度尼西亞,五國占同期全球20個最大流入國流入總存量的62%。目前,埃塞俄比亞、蘇丹、坦桑尼亞等非洲國家是最大的農業外國直接投資目的地國。
(三)產品集中而且地區專業化明顯
外國直接投資相對集中于甘蔗和蔬菜等經濟作物。在發展中國家尤其集中在糧食和經濟作物上。除此之外,越來越多的直接投資還投向用于生產生物燃料的相關作物生產。從地區專業化來看,外國直接投資在南美洲主要分布在小麥、水稻、甘蔗、水果、大豆、肉類和家禽等領域。在中美洲主要集中于水果和甘蔗。跨國公司在非洲主要投資于水稻、小麥和油料等主要糧食作物,同時還對南非的甘蔗和棉花以及東非的花卉栽培很感興趣。跨國公司在南亞主要關注水稻和小麥的大規模生產,而在亞洲其他國家和地區則更關注經濟作物、肉類和家禽領域。另外,跨國公司在轉型國家更關注乳制品領域。
(四)跨國公司參與方式多元但以訂單農業最顯著
跨國公司對國外農業的參與方式主要包括:外國直接投資(具體包括:控制包括土地在內的所有資產和控制不包括土地在內的所有資產兩種形式);管理合同和許可;訂單農業(包括2-5年的中短期、5年以上的長期)以及制定農業領域的標準和規范。其中直接投資和訂單農業最重要。但就地理分布、國家層面的活動密度、覆蓋的商品類型來說,訂單農業最突出。跨國公司在非洲、亞洲和拉美等110多個國家和地區采用訂單農業和其他非股權形式。例如,2008年雀巢公司已與80多個發展中和轉型經濟國家的60多萬家農場簽訂契約,直接獲得他們的農產品供應。新加坡的Olam公司與分布在60個國家和地區的20萬家供應商建立起全球訂單農業網絡。訂單農業不僅廣泛存在,而且在個別國家還集中分布。例如,巴西75%的家禽生產、35%的大豆生產,越南90%的棉花和鮮奶、50%的茶葉以及40%的大米以及肯尼亞大約60%的茶葉和甘蔗通過訂單農業形式采購或者生產。訂單農業的產品分布范圍從家畜到主要糧食產品再到經濟作物。例如,Olam公司通過這種形式在全球范圍內采購腰果、棉花、香料、咖啡、可可和糖料等17種農產品。聯合利華除向第三方供應商采購外,還利用訂單農業從發展中國家的10萬多家小農場和大農場采購農作物,這些農作物占其原材料采購的三分之二。
(五)農業跨國公司形式多樣、分布集中從事農業對外直接投資的
跨國公司主要有三類。一是以農業為基礎主要從事農業生產種植的跨國公司。二是同農業相關主要從事農業上游或者下游價值環節的生產經營活動的跨國公司,包括食品加工商/制造商、零售商以及農業投入品的交易商和供應商。三是一些以國有企業、主權財富基金和國際機構為代表的新投資者。以農業為基礎的跨國公司中,來自發展中國家的幾乎占一半,意味著發展中國家的農業跨國公司日益成為全球食品和非食品生產的重要競爭者。例如,按照國外資產規模來看,以農業為基礎的全球25大跨國公司中,13家總部在發達國家,12家總部在發展中國家,其中最大一家是來自馬來西亞的擁有50億美元海外資產的SimeDarby,美國的DoleFood和DelMonte位居第二和第三。同農業相關的最大跨國公司中,來自發達國家的占支配地位。與農業相關的50家最大跨國公司中有39家總部在發達國家,25家最大零售和超市型跨國公司中的22家來自發達國家。與農業相關的跨國公司通常比以農業為基礎的跨國公司規模更大。其中尤以食品和飲料行業的跨國公司規模更大。例如,雀巢公司、沃爾瑪分別控制了660億美元、630億美元的海外資產,而以農業為基礎的最大跨國公司SimeDarby的海外資產還不到雀巢的十分之一。總部位于發達國家的9家最大食品和飲料行業跨國公司每家擁有200億美元的海外資產,它們擁有的海外資產總額超過最大的50家公司總額的三分之二。而新投資者主要來自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商業性投資和確保糧食安全成為它們投資農業的主要動因。尤其是來自朝鮮和海灣國家的國有企業和基金,它們投資于海外農業保障國內糧食安全。例如,基于巴哈馬的國有資金農業資本基金公司為支持政府的糧食安全政策而投資于海外糧食生產。阿聯酋的Vision3和美國的高盛集團看重全球欣欣向榮的糧食市場機會。目前對外通過所有權和長期租賃形式獲取土地的最大直接投資國主要包括巴哈馬、中國、卡塔爾、科威特、利比亞、沙特阿拉伯、朝鮮和阿聯酋。
二、中國農林牧漁業吸引與利用外商投資的現狀
(一)外國直接投資成為主渠道
對外開放以來,我國農業利用外資主要有三類渠道。20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主要以接受聯合國糧農組織、世界糧食計劃署等國際組織提供的小型無償援助項目為主;20世紀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從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和國際農業發展基金會吸收貸款成為主渠道;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隨著中國經濟實力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資金使用的附加和約束條件增多,我國獲得國外無償援助和優惠貸款日趨減少,以合資、合作、獨資企業為主要形式的外國商業投資逐漸成為我國利用外資的主要渠道。“八五”以前我國農業利用的外資中外國直接投資不到20%,“八五”期間該比例已達到62.8%,“九五”開始更大,1995年已到95.6%,近年來則幾乎全部農業外資都是直接投資。
(二)外國直接投資總量偏小
1998年以來大量外國直接投資流入中國農業,但項目數量卻一直徘徊不前,外國直接投資總量持續偏小。以狹義農業為例,1999-2008年累計項目數5149個,其中1999年項目數為456個,而2008年僅為470個。從廣義農業來看(即農林牧漁業),按照聯合國貿發會議《2009年世界投資報告》,1998年到2008年每年流入額從6億美元到12億美元,其間廣義農業直接投資項目累計為10622個(僅占全國所有直接投資項目數的3%),累計農業直接投資流入額為100億美元(僅占全國所有直接投資流入額的1.5%)。其中2008年廣義農業新設項目數為803個,新設項目實際利用外資為10.6億美元,新設立項目數和實際使用外資金額占全國同期吸收外資總量的2.92%和1.14%。因此,總體上目前我國廣義農業利用外資在全部利用外資中所占比重仍不足2%。盡管考慮到統計口徑問題,我國仍與一般發展中國家約20%的比重差異明顯。顯然,我國在農業利用外資方面還有巨大潛力。
(三)外資來源地和目的地分布集中
外資來源地高度集中在最大的五個國家和地區。從2007年、2008年兩年的統計數據來看,來自最大的五個來源地的實際投資所占比例都在80%以上。2008年東部地區在農業、林業、畜牧業和漁業吸引外資的新設項目數的占比分別為70.64%、51.11%、60.53%和84.62%,農業、林業、畜牧業和漁業的實際利用外資額占比分別為86.10%、35.64%、54.44%和96.94%。而江蘇、廣東、福建、山東又是東部地區最主要的省級目的地。在這些地區還存在明顯的國別和行業集聚現象。例如,韓資在連云港、日資在無錫以及臺資在揚州集聚,而且水產養殖加工、畜禽養殖加工及木材加工FDI集聚較為明顯。各地豐富的農業資源和特色農業優勢、地理位置以及示范效應等可能是形成外資地區集聚的主要原因。(四)獨資是利用外商投資的主要方式我國農林牧漁業利用外資的主要方式是獨資企業。
三、發展中國家農林牧漁業利用外資的潛在效應:以中國為例
盡管跨國公司及其投資并非唯一甚至主要因素,但是它們通過直接投資和訂單農業等形式確實在許多國家發揮了重要作用。按照聯合國貿發會議《2009年的世界投資報告》,農業外來投資對東道國的影響可能體現在資本形成、技術轉移和進入國際市場等方面。當然實際效應在不同國家和不同的農業領域差異很大,而且受到跨國公司參與形式、東道國制度環境以及發展水平的影響。對于廣大發展中國家尤其是中國而言,三農問題是一個受到普遍關注的重要議題。本文認為可以從農民、農業、農村三個方面探討農業外商投資對發展中國家的潛在效應和挑戰。其中農民是農業生產的主體,農業是農業生產的領域,農村則是農業生產的環境。
(一)可能的積極效應
1.對農民問題的積極效應訂單農業的發展是幫助農民進入國際市場和提升他們的自身技術與商業素質的重要途徑。最近幾年農業跨國公司非股權形式的參與越來越多。訂單農業就是農民與跨國公司的分支機構或者機構通過非股權的契約安排而開展的重要的農業生產模式。農民同意按照契約中約定的價格、質量標準、交貨期和其他條件向跨國公司交付一定數量的農產品,從而為農業價值鏈下游環節的跨國食品制造商、生物能源生產商、零售商從分布在不同東道國的當地農民手中獲取農產品投入提供重要保障。一方面,訂單農業使得跨國公司能比在現貨市場更好地控制產品規格和供應,同時還使得跨國公司節約資本、減少風險并比土地租賃或者擁有土地更加靈活。另一方面,一直從事生存型農業的大量農民通過訂單農業獲得可以預期的收入、進入國際市場的機會和來自跨國公司的信貸、專有知識、技術及方法的支持。顯然,參與訂單農業生產模式的農民在嚴格履行契約的過程中會擴大進入國際市場的機會空間和途徑渠道,也會不斷提升自身的農業專業技術和開展商業化農業生產的素質技巧。
2.對農業問題的積極效應外商投資是促進發展中國家農業資本形成、農業技術轉移、農業現代化的重要推動力。在資本形成方面,糧食供求矛盾的解決、農田水利設施的維修改造以及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都需要投入大量資金。但是投資不足恰恰成為困擾中國農業長期處于低水平的突出因素。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農業產業內的勞動力、土地等要素較為豐富,資本卻極為稀缺,增加農業資本投入將更有效地提高農業原有要素的生產率。而且發達國家主導的農業相關的跨國公司廣泛深度介入農業價值鏈的上游和下游環節,它們參與發展中國家農業投資將強化原本薄弱的農業關聯投資效應,擴大投資帶動效應。事實也證明,外資的流入已經成為拉美各國農業現代化重要資金來源,極大緩解了這些國家國內農業投資不足的壓力。在農業技術轉移方面,目前中國的農業科技貢獻率僅有50%,比發達國家低20%,農業技術裝備落后、成果轉化率不高、科技創新不足、科技推廣體系不健全已成為中國農業發展的掣肘。盡管只有很少的發展中國家獲益于跨國公司的技術轉讓,但農業部門引入外資確實可以獲得直接收益,而且還可以通過示范和擴散提高農業部門的生產技術水平、推動農業經濟長期增長。例如,外國資本引入先進的農業機械、高效殺蟲劑、高質量化肥等物質手段,而且這些物質手段會很快擴散,有關部門和農民不僅大大降低自己研發這些手段的昂貴成本,而且保證了農業生產能力在較短的時間內迅速提高。在農業現代化方面,《2009年世界投資報告》稱,跨國公司進入發展中國家的農業總體上已經促進當地農業的現代化和商業化發展。在中國,農業引資促進現代生產體系的建立,培育了一批農業生產基地,使沿海一些地方農業逐步走上貿工農一體化發展之路,也使農產品出口由量多值低的初級產品向著出口高附加值的制成品轉變。在拉美,外國資本給各國帶來了急需的技術、新的生產方式和營銷理念,有力地沖擊了拉美農村落后的經濟結構,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拉美農業由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的轉變。
3.對農村問題的積極效應外商農業投資也是促進發展中國家農村外向化和城市化的重要推動力。在農村外向化方面,發展中國家農業生產基地的建設帶動了當地外向型農業的發展,也推動當地農村跟更遠的城市、國際市場進行更加密切廣泛的信息、產品和人員的交往,帶動當地農村外向型發展。在農村城市化方面,外來投資促進發展中國家農業現代化以及生存型農業轉向商業化農業,此外還在增加農業收入的同時減少農業就業人口。同時,為吸引外商投資于當地農業,當地需要加強農業基礎設施建設以及準備城市生活所需的生產生活條件,這為當地農村的城市化提供了必要的物質條件和誘因。
(二)中國面臨的主要挑戰
1.對農民問題的挑戰
外商農業投資對農民直接帶來產業競爭和失業的挑戰。一方面,訂單農業模式下,實力和規模有限的小農與少數幾家大型賣家(農業跨國公司)之間存在嚴重的信息不對稱,這會引起嚴峻的產業競爭問題。發展中國家尤其是中國農業以小規模、分散經營為主,農業生產企業化、商業化、組織化程度低,當地小農缺乏穩定提供標準化產品的能力、足夠的技術和資金、準時的交貨能力、足夠解決爭端的法律手段以及有效締結與管理契約的能力。這既不利于吸收外國直接投資(因為外商在直接投資中和眾多分散農戶打交道交易成本和風險太高),也不利于形成與外資企業相競爭的談判力,當地小農的生產資料投入和產品銷售受到外商支配。另一方面,大型先進的外商進入使得資本密集型技術得到大規模使用,當地的小農生產受到排擠,農業勞動力失業將會加劇。這也是拉美農業引進外資的重要教訓。
2.對農業問題的挑戰
外商農業投資對農業形成結構單一、糧食安全和地位附屬形成挑戰。在農業結構方面,除了最近南南合作中加強了主要糧食作物的直接投資,目前跨國公司的農業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經濟作物上。外商偏重經濟作物等出口農業將會導致當地農業產業結構單一。在糧食安全方面,盡管跨國公司對發展中國家農業投資的參與有利于促進相關國家提高農業產量和生產效率,但是仍然沒有明顯的證據表明它們的參與在多大程度上增強了這些國家的主食作物生產和糧食安全。大型跨國公司的研發和技術創新并不特別針對許多發展中國家的主食作物的生產。顯然,這對一些發展中國希望通過跨國公司參與農業提升糧食安全的戰略形成嚴峻挑戰。在東道國農業地位方面,實力更加強勁的農業外商極可能在東道國具有潛在動態比較優勢的弱質產業領域形成壟斷,從而剝奪了這些國家相關產業的未來成長空間。跨國公司在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中往往憑借強大的資本、技術、品牌、渠道、市場等優勢迫使一些國家的企業轉讓和放棄本土名牌以全力塑造自有品牌,造成當地農產品品牌無形資產的流失。品牌的喪失和成長空間的壓縮使得相關國家的農業在農產品加工和流通領域、土地和農業生產資料、農業和食品出口貿易等方面處于受支配地位。
3.對農村問題的挑戰
外商投資還為發展中國家的農村問題帶來了社會和環境方面的挑戰。盡管具體的影響模式還不明確,但是有案例表明,跨國公司盡管可能帶來環境友好型的生產技術,但是這些技術的大規模使用對于當地的生物多樣性和水資源使用的影響卻不容忽視。跨國公司也可能轉移不適用于當地的大規模農業生產技術或者維持當地傳統農業生產模式,阻礙當地農業技術進步。另外,跨國公司過度投資開發可能導致農業資源掠奪式經營,單一種植損害生物多樣性,致癌藥物使用導致生態環境惡化。跨國公司擁有或者控制大量農田還會引起明顯的社會和政治問題。根據非政府組織GRAIN在2008年公布的一份報告,在糧食安全問題日益突出背景下,日本食品企業2006到2008年間在巴西、非洲和中亞等地租用和購買大量農田以種植有機作物,目前日本擁有超過國內農田三倍的海外農田。例如,日本三井公司2007年底在巴西購買10萬公頃農田種植大豆,涉及的耕地面積相當于日本本土可耕種農田面積的2%。一直嚴重依賴糧食進口的沙特、巴林、科威特、卡塔爾、阿曼、約旦和阿聯酋等海灣國家組成海灣國家合作委員會,攜手在老撾、印尼等東南亞國家以及中亞和歐洲的烏克蘭、哈薩克斯坦等國家尋找屯田機會。跨國公司的這些舉動無疑會在當地引起關于傳統農業文化等非物質遺產、土地主權等社會政治問題的爭論。
四、我國吸引與利用農業外商投資政策建議
跨國公司對相關國家農業和食品產業鏈的滲透和影響已經非常深入,甚至超出人們的想象。雖然目前我國農業外商投資規模還很小,各種潛在效應和挑戰可能還不太明顯,但是隨著外商加大對華農業投資力度、擴大投資領域,跨國公司對中國基礎性農業領域的滲入將日益加深。盡管存在各種不利因素和挑戰,發展中國家還是不能低估外來投資促進農業發展的潛力。從拉美國家的經驗來看,農業外商投資同時具有明顯的“雙刃劍”效應,我國務必正視農業外商投資可能帶來的一系列政治、經濟和社會問題及其后果,及早警醒相應的潛在影響并做好農業外商投資的促進、保護和管制工作以趨利避害。
(一)投資促進
堅持自力更生與利用外資相結合,積極鼓勵外商來華投資農業,促進農業結構調整和升級。對發展中國家而言,擴張農業生產對滿足不斷增長的糧食需求和增強農業活力非常關鍵。《2009年世界投資報告》顯示,來自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跨國公司對發展中國家農業的直接投資興趣越來越濃。促進外商來華投資農業要關注以下重要問題:
1.在我國主體功能區規劃框架下有序穩步促進農業對外商開放的領域和地區,同時要打破農產品在地區和行業上的封鎖限制,盡快形成開放、統一、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以支持發展農業規模經濟。這是增強外來投資吸引力的根本前提。
2.完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穩妥推進農村土地經營權的適度流轉,為外商在華發展大規模、商業化、國際化的農業產業提供土地經營權的保證。
3.改進農村和農業基礎設施是促進外商農業投資和貿易的重要條件。其中包括利用外資參與改善現有通信運輸供電系統、建設貿易促進機制、提供足夠的儲存設施、更新水利灌溉設施。
4.實施農民教育培訓計劃,培養農民的國際競爭意識和能力,增強吸引外商投資的能力。尤其是要促進農民集中化、規模化經營,增強他們的農業生產企業化、市場化、商業化和組織化程度,提升他們穩定提供標準化產品的能力、足夠的技術和資金籌供能力、準時的交貨能力、足夠解決爭端的法律手段以及有效締結與管理契約的能力。同時還需要注重培養和扶持國內大型農業企業的能力,以對抗外來跨國公司的競爭。
5.創新政府農業生產服務機制。包括支持建立農民組織,建立農產品標準和認證體系,提供政府引導下的知識產權保護、農業保險機制、農民損害賠償機制及農村利益協調等延伸服務,為跨國公司和當地農業配對搭橋,改善國內法律制度增強法律安全,縮短農村集體土地審批期限,在審批管理、稅收減免和融資條件等方面針對農業及其細類實施差別化、制度性、明晰性和持續性的優惠。
6.拓展外商農業投資渠道,促進綠色革命。例如,促進農業跨國公司直接投資及其在轉移技術、增加農業投入以及增強中國農作物進入國際市場的能力等方面發揮更大作用。對我國來說,還需特別重視促進訂單農業的發展,通過發展訂單農業使得當地農民能夠增強生產能力并進入更加龐大的全球農業價值鏈(網絡)。鼓勵采取公私合作伙伴關系(PPP)建立種子和技術中心等模式,促進外商農業研發投資,充分利用跨國公司在不同價值鏈環節的布局優勢,鼓勵和擴大關鍵的資金、信息、知識和技能對華轉移,推動中國綠色革命的發展。
(二)農民保護
利用外資與保護農民利益相結合。在中國,農民是農業價值鏈中實力最薄弱的部分,對他們而言土地具有更重要的意義。因此在吸引外商大規模開展農業投資的同時,有必要利用競爭政策保護他們免受占支配地位的跨國公司濫用權力的不利影響。
1.政策完善和制定過程中需充分反映所有利益相關者尤其是當地農民的訴求。在同國外投資者談判過程中,所涉及的土地、投資的目的應該透明,要鼓勵當地土地擁有者參加談判。
2.政府需要設計有效的政策、提供合同模版保護當地農民利益。為避免土地的濫用和過度開發,政策需要加強國內立法建設,保護當地農民傳統的土地保有權,為其提供可訴諸法律的途徑。同時要制定外來大規模農業土地收購的國際/國內原則,如透明度規則、尊重現有土地權力、獲取糧食的權力、保護土著居民以及社會和環境可持續性。
3.政策制定者需從發展效應最大化的視角出發完善政策。促進直接投資和訂單農業能給當地帶來技術轉移、增加就業機會、提升農民生產能力、提高生產效率、增強競爭優勢等特定利益,促進當地建立和加強國內、地區和全球農業價值鏈(網絡)并且掌握農業核心技術。
4.兼顧對外農業投資確保糧食供應。例如,綜合利用對外直接投資、發展海外訂單農業以及投資于農業交易所和港口等物流基礎設施,保護國內人口糧食安全。對于一些國家利用海外農業直接投資增進本國糧食供應和糧食安全的做法,我國政府也可借此分享主要糧食作物增產的利益。
(三)外商管制
在促進外商投資與管制外商投資之間尋求平衡。加強農業外商投資管制,利用農業跨國公司促進當地農業和農村長期可持續發展,改善和保障糧食和環境安全。
1.產業進入管制。跨國公司往往對經濟作物的直接投資或者訂單農業更感興趣,需要加強外資農業細類進入管制,合理規劃并引導外商投資方向,避免農業結構單一影響國家糧食安全。例如,積極引導日本和韓國等距我國較近的亞洲經濟發達國家投資我國蔬菜和果汁等農產品加工業,引導歐洲和美國等發達國家投資我國乳品加工等先進技術型農業項目,帶動我國相關農業生產和農產品加工技術水平的提高。
2.技術采用管制。促進跨國公司研發出的種子和農業技術適應我國實際條件,并向當地農民分銷和轉讓,確保相當份額投入品的當地采購,推動建立和增強本土長期可持續的生產能力。
3.發展效應分配管制。在引進先進技術和方式與確保、增加農民就業機會之間尋求平衡,避免引資過快產生太大的失業沖擊。收入分配中要確保和增進當地農民和社區的福利。
4.社會和環境管制。投資合同履行過程中,要嚴密監督和評估對當地社會和環境整體發展的影響。在結束特定投資合同之前,當地政府應該嚴格評估特定項目(尤其是生態治理、環境保護、荒灘改造等具有明顯正外部效應的項目)的環境和社會影響。
一、國外農業科技投入現狀及特征分析
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而農業科技則是推動農業發展的重要手段。從發達國家來看,高科技在農業領域的廣泛應用,主要得益于比較完善的農業科技體制,以及充裕的農業科技資金供給[1]。縱觀國外農業科技投資的特征,可以歸納出三大主要特征:
(一)投資強度大
農業科技投資強度,即農業科技資額占農業GDP值的比重。比較國內外農業科技投資強度的相關統計數據,最顯著的區別是農業科技投資強度的差異———與國外(尤其是發達國家)相比,我國農業科技投資強度明顯偏低。
(二)私人投資的積極參與
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私人部門在農業科技投資中,都發揮著一定的作用,甚至承擔著主要的投資責任。與國外(尤其是發達國家)私人投資占有較高比重相比,我國私人部門在農業投資中的作用微乎其微。
(三)法律保證政府投資的剛性增長
國內外許多文獻表明,國外(尤其是以美國、韓國等為代表的發達國家)為保證農業科技資金的有效供給和剛性增長,以立法形式對農業科技投資作出了一系列規定。例如,為了保證政府公共財政投資的增長,各國在制定年度財政預算計劃(這種財政預算具有法律效力)時,通常會對農業科技投資在預算總支出中的比重作出具體的規定,以保證政府農業公共投資的持續、穩定增長。以美國為例,從1958年開始,美國政府對農業科技投資額保持了年均8%的增長率,投資的重點主要集中于沒有直接經濟效益但關系到未來農業科技發展的基礎研究領域,其資金的來源主要由聯邦政府和各州政府提供,并且以相關法律為依據和保障。
二、我國農業科技投入存在的問題分析
資金投入,是農業科技活動的基礎。長期以來,我國非常重視農業的發展,對農業科技投資的力度不斷加大[3]。但受國家財力的限制及其它因素的影響,公共財政投資的總量十分有限,而私人投資的潛力也沒有得到充分的挖掘,農業科技資金供給短缺的矛盾并沒有得到根本性的解決。通過與國外(尤其是發達國家)農業科技投資特征的比較,可以歸納出我國農業科技投資的兩個突出問題:
(一)農業科技投資強度低
統計數據表明:得益于政府對農業科技的高度重視,以及私人部門的積極參與,各國農業科研投資強度普遍高于非農業部門[4]。從我國的情況來看,盡管政府對農業科技投資的力度不斷加大,私人部門也開始介入農業科技投資領域,但從總體來看,農業科技投資強度還很低:既低于國內科技投入的平均強度,也低于發達國家(甚至發展中國家)的平均農業科技投入強度(見表3和表4)。表3的統計數據反映:我國2007年的農業科技投資強度僅為0.54%,僅僅相當于美國2006年農業科技投入強度的1/7左右,或者20世紀90年達國家農業科技投資平均強度的1/4左右,以及發展中國家20世紀90年代平均農業科技投資強度的50%左右。表4的統計數據表明,與發達國家農業科技投資強度普遍高于科技投資強度的情況相反,我國農業科技投資強度遠遠低于非農業部門的水平。以2007年的統計數據為例,我國農業科技投資平均0.54%的投資強度,僅僅相當于國內科技投資強度(1.49%)的1/3左右。
(二)私人投資參與度不高
從我國的情況來看,雖然私人部門已經開始涉足農業科技領域,但由于起步晚,私人投資在整個農業科技投資領域中的作用還微不足道。私人投資農業科技活動的積極性沒有得到充分發揮,原因是多方面的:
1.農業本身的弱質性及其對自然條件的高度依賴性,決定了農業科技活動的高風險性[5]。企業投資要求風險與收益對稱,要求收益立竿見影,并且能得到有效保障,農業科技投資難以滿足這些要求,也就難以獲得私人部門的青睞,尤其在資源環境、農作制度、氣候研究等公共產品屬性突出的領域,更是如此。
2.企業資金沒有得到充分挖掘。由于我國農業產業化程度不高,資金實力和科研能力強大的農業企業為數不多,農業科研力量主要集中在高校和政府科研機構中。這些機構的經費主要由政府提供,也就必須以政府為主要服務對象,而缺乏市場競爭意識,缺乏與企業聯系、爭取企業經費支持的積極性和主動性。
3.農業科技成果必須在較大范圍內應用才能取得顯著的經濟效益,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施,雖然在促進農村經濟發展過程中作出了巨大貢獻,但這種制度導致的農地分散,使得農民應用高新技術的收益有限,對應用農業科技成果的興趣不高。
4.從農業科技私人投資來看,由于農業科技成果的公共產品(或半公共產品)屬性,農業知識產權很難得到有效的保護。私人部門投資缺乏有效的政策支持和良好的投資環境,加上受傳統的重工輕農思想的影響,企業投資意愿不強。私人部門參與農業科技活動比例偏低,既不利于農業科技投資強度的增加,也不利于農業科技投資結構的優化。由于缺乏追求科技成果實用性的私人資本的參與,政府的公共投資缺乏有效的競爭,既降低了公共投資的效率,也導致了農業科技與現實需求的脫節。
三、基本結論及對策建議
科技興農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發展現代農業、增加農民收入、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的必然選擇。落實科技興農戰略的關鍵在于加大農業科技投入力度[6]。農業科技投資是農業技術進步的基礎和前提條件,由于經濟發展水平和農業科技管理體制的差異,中、美兩國農業科技投資強度和效率有顯著的差別。提高農業科技投資強度和效率,主要是在加大政府農業科技投資強度的基礎上,充分發揮非政府部門在農業科技活動中的作用,促進農業科技成果轉化,提高農業科技投資回報率。
(一)提高認識,加大政府農業科技公共投入力度
作為一個農業大國,即使是在工業占主導地位的時代,無論是對我國經濟的持續發展,還是對整個社會的穩定,農業都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因此,我們必須主動加強農業科技投入的力度。農業科技投入促進技術進步理論認為,農業科技進步是一個不斷創造新知識、發明新技術并推廣應用于農業生產實踐,進而提高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動態發展過程,農業科技進步與創新是農業經濟增長的原動力。為了保持農業經濟的持續發展,必須依靠科技進步和加大農業科技投入力度。農業科技投入的政府公共選擇理論認為,大部分農業科技產品在不同程度上具有一般公共產品屬性,公共產品的非排他性必然會出現“搭便車”現象,而技術“消費”的非競爭性更使得科技產品的效益無法得到充分發揮。因此,農業科技需要政府給予更大的支持。為了保證財政對農業科技的投資力度,可以借鑒美國等發達國家的經驗,用法令和制度保障農業科技資金的剛性供給,建立政府農業科技資金持續供給的長效機制。同時,要統一農業科技資金管理,優化農業科技資金配置,以保證農業科技財政投資的效率。
(二)充分發揮非政府部門在農業科技投資中的作用
政府承擔農業科技投資主要任務的長期性,并沒有否定非政府部門在農業科技領域中的作用。國際經驗表明,非政府部門在農業科技領域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從長期趨勢來看,無論是發達的工業化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非政府公共投資農業科研的比例不斷提高。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的內部原因是非政府部門對農業科技投資可以獲得較高的回報率。然而,非政府部門對農業科技投資也有一系列前提和條件:一是農業技術的知識產權制度必須得到保障;二是企業對農業科技投資具有很強的選擇性和局限性;三是私人對農業科技投資的前提是投資農業科技的企業有雄厚的經濟實力;四是美國等發達國家的農業企業對農業科研投入的增長與市場擴張有關。跨國農業科技企業進入其它國家的條件是:發展中國家的政府農業科研投資和人力資源為這些公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7]。與美國等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私人對農業科技投資比例偏低可以從兩個方面尋找根源,即:一是知識產權健全程度,二是農業科技產業化所依賴的大型農業企業。充分發揮私人部門在農業科技活動中的作用,首先要求健全農業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其次是要進一步推進農業產業化,培育一批實力雄厚的農業企業。同時,由于私人與政府對農業科技投資在許多領域是互補的,私人企業的投資是政府在基礎研究、應用研究投資基礎上的延續[8],把政府與私人對農業科技領域的投資視為替代關系有礙于農業科技創新體系的發展。如何制定合理的科技政策和高效的農業科技投入誘導機制,以充分發揮政府部門和私人部門在農業科技投資領域的互補性,是未來農業科技體制改革中值得深思的問題。
(三)促進農業科技成果轉化,提高農業科技投資回報率
促進農業科技成果向現實生產力的轉化,是提高農業科技投資回報率的有效措施,也是提高農業科技投資積極性的基礎。一是完善的農業科技管理體制是促進農業科技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的制度保障。改革現行農業科技管理體制,確保農業科技立項適應農業生產的實際需求;在項目審批和項目驗收環節,要堅持以實際經濟效益作為評價標準,“硬化”成果檢驗,強化基地建設,注意產前、產中、產后的配套技術組裝,為成果轉化奠定堅實的基礎;二是完善的農業科技推廣體系是農業科技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的體系保障。要在建立一支充滿活力的農業推廣隊伍的基礎上,加大推廣經費投入,探索新的服務方式,加快農業科技推廣體系改革和創新;三是增加農民對農業科技的有效需求,是促進農業科技向現實生產力轉化的源泉。刺激農民對農業科技成果的需求,要在實施政策傾斜的基礎上,想方設法改善農業貿易條件,并采取多種措施提高和改善農民采納農業科技成果的能力和條件,增強農民采用農業科技成果的積極性等;四是必須協調好農業教育、農業科研和農業推廣三者之間的關系,創建“三農”互利合作新模式。要在理順利益關系的基礎上,明確各自的職責范圍,加強彼此之間的合作,將各自的優勢結合起來,探索新的合作模式,共同為“科技興農”做出貢獻。
1我國農業水利投資的現狀
農業水利設施的改善,為農業增產、農村經濟的增強、農民收入的增加奠定了基礎,所以農業水利投資一直是國家和地方水利投資和建設的重點,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1.1投資飲水工程,解決飲水困難
從2000年開始,國家安排專項資金,重點幫助中西部地區解決農村飲水困難問題。“十五”期間,中央共安排國債資金103億元,加上地方政府和群眾自籌資金,總投入約200億元,建成各類農村飲水工程80多萬處,使6000多萬農村人口告別了飲水難。
1.2投資大型灌區節水改造,改善農業綜合生產能力
從1998年開始,國家安排專項資金對大型灌區進行續建配套與節水改造。至2004年底,已累計投入136億元,其中國債資金75億元,地方配套61億元,對全國402個大型灌區中的255個進行配套與改造。改善了項目區灌排條件,提高了農田綜合生產能力。
1.3提高抗洪排澇能力,改善生態條件
2001-2004年,全國累計治理水土流失面積約20萬km2,實施封育保護逾30萬km2,建設基本農田1.94萬hm2,建成淤地壩7300余座,營造水土保持林草0.12億hm2,建設小型水利水保工程753萬處(座)。經過重點治理的區域,植被覆蓋率增加,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控制,生態狀況明顯好轉,農民生產生活條件明顯改善。至2004年底,中央累計投資198.8億元,共安排各類病險水庫除險加固項目1571座,其中安排規劃一期中央補助項目1204座,占一期規劃總數的90%。規劃一期項目完成后,可恢復防洪庫容60億m3,恢復興利庫容75億m3;恢復年供水能力50億m3,恢復灌溉面積130萬hm2;恢復年發電量10.5億度;保護960萬hm2耕地和保障1.59億人口的防洪安全,綜合效益明顯。
1.4防汛抗旱能力顯著增強,有效減少了災害損失
2001年以來,我國洪澇災害較為嚴重。淮河發生了新中國成立以來僅次于1954年的流域性大洪水,珠江流域西江發生了超過百年一遇特大洪水,黃河支流渭河、長江支流漢江、嘉陵江出現了罕見的秋汛。另外,一些中小河流洪水頻繁發生,局部山洪、泥石流、滑坡等災害較重。東南沿海地區多次遭受臺風襲擊。由于各大江河防洪工程體系進一步完善,整體防洪能力明顯提高。據統計,2001-2004年,全國水利工程防洪減災效益4311億元,年平均減災效益1078億元;因洪澇災害平均死亡1564人,遠遠低于20世紀90年代的平均水平。2003年和2004年發生了嚴重的冬春連旱和秋冬連旱,江南地區連續兩年發生伏旱,2004年珠江三角洲地區發生了建國以來最為嚴重的赤潮現象。通過組織實施引察濟向、引岳濟淀、向扎龍濕地補水、黑河分水和塔里木河輸水等調水工程,有效地改善了這些地區的生態環境。為緩解珠江三角洲地區的用水緊張局面,首次實施了壓咸補淡,效果良好。據統計,2001-2004年,平均每年因抗旱減少糧食損失500億kg,減少經濟作物損失400多億元,臨時解決了2700萬城鄉人口、1900萬頭大牲畜的飲水困難,取得了巨大的社會、經濟和生態效益。
2進一步加強農業水利投資
要進一步建設農業水利設施,改善糧食生產和農村人口生活的環境,對此,我國已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農田灌溉面積達到0.49億hm2,供水能力達到5000億m3,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農業抗災能力。但是,近二十多年來對農業水利投資重視不夠,欠帳較多。據統計,1980年我國農業基本建設投資在社會總投資中所占的比重為4.47%,以后逐年大幅下降,1994年最低降到0.88%,1998-2001年雖有所提高,但仍然不到3%,未達到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水平。由于投資、投勞不足,我國農業水利工程體系脆弱,抵抗自然災害能力低。具體表現:一是大量水利工程年久失修,存在各種隱患。二是江河的防洪能力不斷下降。大江大河一般只能預防20年一遇的洪水,中小河流一般只能預防10年一遇的洪水。三是有效灌溉設施不足。我國灌溉面積只占耕地總量的38%,超過一半的耕地沒有灌溉設施。總體來看,目前我國大多數地方基本上還是靠天吃飯,水旱災害受災面積平均每年達到0.35億hm2,糧食生產受到極大影響。除此之外,我國農田水利基本建設政策不完善、投入不足、管理體制不順、運行機制不活等問題十分突出,特別是工程建設投入長期欠帳,近年來總體又有明顯的下滑。骨干工程建設雖有政府的專項資金支持,但投入規摸遠不能滿足要求;小型農田水利建設,由于農村稅費改革取消“兩工”后,政府和民間投資增加不多,農民投工大幅度減少,投入下滑更為明顯,農田水利基本建設總體狀況有進一步惡化的趨勢。據各地上報的數字,2004—2005年度全國農田水利基本建設農民投工比1998—1999年度下降近70%,完成的土石方量下降59%,改造中低產田面積下降38%,新增恢復改善灌溉面積減少35%。出現這一問題的深層次原因是,在農業比較效益發生變化、農民市場主體地位已經確立和農民民主意識不斷增強的新形勢下,開展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單純依靠行政手段行不通了,新的機制又未建立起來。要進一步加強農業水利投資面臨四方面的主要問題。
2.1農村飲水安全形勢十分嚴峻
保障飲水安全是保障人的基本生存權利的體現,是維護人的健康生命必要條件,因而也是建設小康社會的一項重要指標。近幾年,我們加大了農村飲水解困工作力度,從總體上說,飲水困難問題已基本解決,但新的問題即飲水安全問題又擺在我們面前,而且任務更重,要求更高。根據2005年上半年組織的農村飲水現狀調查,全國農村有3.2億人飲水不安全,其中各類飲水水質不安全人數2.26億。飲水不安全,不僅直接損害人們的身心健康,而且成為小康社會與和諧社會建設的嚴重制約因素。按照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和我國建設小康社會的要求,今后15年我國農村需解決約3億人的飲水安全問題,尚不包括以后因條件變化新出現的飲水不安全人口和因標準改變需要提高解決標準的人口,任務十分繁重。必須采取綜合措施,包括加大飲用水源保護力度、加快供水和凈水設施建設、加強工程和供水管理等,把解決人畜飲安全作為水利工作的第一要務,把解決農村人畜飲水安全作為農村水利工作的第一要務。
2.2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與農田水利建設薄弱的矛盾非常突出
糧食問題始終是關系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的重大問題;調整農業結構,促進農民增收也是“三農”工作的重點。保障糧食安全和促進農民增收,最根本的是要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而搞好農田水利基本建設,恢復和改善農田水利條件,正是實現這些重要目標的基礎。20世紀90年代后期,我國的糧食和主要農產品供給從過去的長期不足變成了總量供大于求,最高年產量超過5000億kg,但近幾年又出現了連續下滑。2003年全國糧食總產只有4300億kg,產需缺口超過500億kg。由于糧食連年減產,糧食庫存不斷減少,已降至安全庫存的底線。出現上述問題,除了種糧效益比較低使農民種糧積極性下降外,主要原因是糧食綜合生產能力下降,而綜合生產能力下降的主要原因又是農田水利基本建設下滑,農田灌排設施的保障能力下降。雖然2006年糧食產量出現恢復性增長,但那是各種有利因素同向作用的結果,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并沒有實質性提高,糧食生產面臨的形勢依然嚴峻。開展以節水為中心的排灌設施改造,保護和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將是農村水利工作的長期任務。我國農田水利骨干工程(包括大中型水庫)大多建于20世紀60年代前后,相當一部分已達到使用年限,加之管理維護不力等原因,老化失修嚴重,急需更新改造。小型農田水利工程本來就設計不完善,建設標準低,又缺乏正常的維護管理,損壞失修更嚴重,欠帳更多。同時,為了在我國人口不斷增長的情況下,保障國家糧食安全,還要適度發展新的灌溉面積。因此,改善農田灌排條件,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將是一項長期任務。考慮我國水資源短缺的矛盾日益尖銳,灌溉用水占整個用水的比重大,節水潛力也大,因而必須把節水灌溉作為一項革命性措施來抓,即通過灌溉管理制度的變革,以經濟手段為主,綜合運用法律、行政、工程、經濟、科技等多種措施,建立長效的節水機制,以保證在改善灌排條件,提高抗御自然災害能力的同時,為建設節水型社會做出貢獻。
2.3農村生態環境惡化的趨勢尚未得到有效遏制
由于自然變化和人類活動的影響,我國農村的生態環境問題十分嚴重,有的還在進一步惡化。一是水土流失尚未得到有效控制,邊治理邊破壞的現象依然存在;二是由于工業廢水的不達標排放和農藥的過量使用,農村水環境不斷惡化;三是由于過度放牧,草原退化甚至沙化嚴重;四是一些地方砍伐林木的現象仍在發生,直接威脅天然林保護和退耕還林成果;五是過量開采地下水導致區域性的地下水位大幅下降。這些問題如果得不到有效解決,最終都會導致人類生活環境的惡化,與建設環境友好型社會的目標和要求越來越遠。
2.4水資源供需矛盾日益尖銳
我國是一個水資源短缺的國家,水資源的時空分布不均、水資源利用率低及水污染等又加劇了水資源短缺。目前我國城市、工業年缺水近60億m3,農業年缺水300億m3。北京已出現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嚴峻的供水危機,直接威脅首都生態環境、工農業生產和人民生活。隨著人口的不斷增長和經濟的快速發展,水的供需矛盾將更加尖銳。因此采取有力措施通過水資源的可持續利用保障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更加緊迫、更加刻不容緩。
3提高農業水利投資效率的對策和建議
3.1統一規劃和協調投資,合理布放資金
規劃是科學有效地開展農田水利基本建設的前提和基礎。過去的一些地方搞農業水利投資,確實存在盲目建設、片面追求政績等不講效益、勞民傷財的現象,不僅造成投入的浪費,而且嚴重挫傷了農民的積極性。要堅持規劃先行的原則,把規劃作為開展農業水利投資的前提條件和重要依據。專項規劃一要貫徹新的治水思路,體現以人為本的思想,體現節約資源的觀念,體現保護環境的意識。二是要與其它有關規劃,包括經濟社會發展總體規劃和其它相關專項規劃相銜接。三是要充分考慮需要與可能,提出的目標既要積極,又要通過努力可以實現。四是制定措施要從實際出發,因地制宜,因時制宜,具有可操作性。縣級綜合規劃不僅要達到摸清情況、明確任務、指導和規范工作的目的,還要起到協調有關部門、整合投資、提高資金使用效率的作用。做好縣級農業水利投資綜合規劃,需要特別注意以下三點:一是要充分考慮水資源的承載能力,按照“先生活后生產、先地表后地下、先節水后開源”的準則,搞好水資源的統一管理和開發、利用、節約、配置與保護,以水資源的可持續利用支持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二是要因地制宜,突出重點。根據當地的實際情況和國家政策,把農村和農民最急需解決的問題擺在最優先的位置。三是要增強規劃的權威性,確保其在實際工作中得到實施。為此規劃要在縣政府的統一領導下由水利行政主管部門編制,編制過程中要廣泛征求各方面意見,規劃編制完成后要按程序審批。經過批準的規劃,就是全縣統一的農田水利基本建設規劃,而不是哪一個部門或哪一個單位的規劃,所有相關部門和相關單位都要嚴格執行,不能隨意變更或中止。
3.2研發和推廣農業灌溉節水技術,提高農業用水效率
我國許多地區水資源極度匱乏,加之農業灌溉用水效率低,影響了土地資源向糧食資源的轉換。應該在缺水地區大力發展滴灌、噴灌等先進的節水灌溉技術,加大相關的基本投資,通過可控管道系統供水,使灌溉水均勻、定時、定量地浸潤農作物,從根本上改變傳統的農業灌溉和生產方式,減少水資源的流失和浪費,發展農業生產力。據測算,農業用水有效率提高10%,可以節水300億m3。可見,我國農業節水的潛力是很大的。只要在農業灌溉技術和節水技術方面實現突破,將大大提高糧食產出水平。
3.3建立穩定的投入保障機制,確保農業水利資源投入
建立穩定的投入保障機制,是提高農業水利投資效率的關鍵。根據農業水利投資的性質和我國的國情,解決農業水利的投入問題,應當而且必須采取政府投入與市場機制相結合的方式,建立以政府為主導、農戶自愿投入為基礎、其他經濟組織參與的多元化投入機制。
(1)切實增加政府投入。“三農”問題是我國的基本問題,農村是相對落后區域,農業是弱質產業,農民是弱勢群體。在農村經濟發展上,必須構筑起政府主導的新格局,給農村予以更多的關心。特別是建立公共財政框架后,政府對農村的關心和支持更多地從財政投入上體現。目前,我國總體上已經開始進入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新階段,隨著綜合國力的增強和財力的不斷增加,國家和地方政府應當加大對農田水利基本建設的投入力度。雖然政府的投資仍屬補助性質,但與過去相比,補助比例必須有一個較大幅度的增長。要在穩定增加大中型灌區骨干工程、水土保持、小水電代燃料等工程建設投入的同時,著力加大對小型農田水利建設的投入力度。要進一步調整財政支出結構,從新增財政支農資金和新增固定資產投資中,較大幅度地增加農田水利建設投入。應切實擔起農田水利建設的責任,把農田水利建設納入預算,逐年擴大投資規摸,并形成制度。資金來源可通過新增預算內財政收入、用于農業土地開發的國有土地出讓金、逐步提高水資源費征收標準等多渠道解決。
(2)充分調動受益農戶的積極性。我國農田水利建設量大面廣,投資需求巨大,完全依靠政府來負擔是不現實的,至少在短期內難以做到,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現階段農村中還存在大量富余勞動力,充分發揮農村勞動力資源豐富的優勢,繼續利用農閑季節,組織和引導農民盡可能多地搞勞動積累,是在我國資金資源稀缺的情況下加快農田水利基本建設的有效途徑。還應該看到,由于開展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可以改善農民自身的生產生活條件,農民可以從中受益,只要引導得好,農民是有積極性的。因此在新的形勢下,仍然應該把引導農民投資投勞作為建立農田水利基本建設投入保障機制的一個重要方面。要正確認識減輕農民負擔與加強農田水利基本建設的關系,嚴格區分農民自愿投資投勞與加重農民負擔的界限。要通過政策引導、資金支持、民主議事、組織協調和技術服務等方式,充分調動農民投資投勞的積極性。要在農民自愿和充分考慮農民承受能力的前提下,把政府補助與農民自籌掛鉤,多籌多補,先干后補,以鼓勵農民更多地投入農田水利基本建設。
(3)積極鼓勵社會資金投入。農田水利基本建設范圍廣、內容多,既有公益性,也有經營性。水電、兼有二三產業用戶的供水等項目具有較強的經營性,可在一定程度上通過市場機制解決投入問題。既使是農業灌溉等準公益性項目,如果能夠通過穩定可靠的機制,對公益性資產損耗進行補償和政策性經營虧損進行補貼,也能吸引一部分社會資金的投入。因此,要把利用社會資金作為解決農田水利基本建設投入的有益補充,制定有效的政策和措施,鼓勵和吸引社會資金投入農田水利基本建設。投入的主體可以是個體,也可以是其他經濟組織。投入的工程可以是經營性工程,也可以是非經營性工程,只要符合有關法律法規和農田水利規劃,不改變工程性質和用途,不降低服務標準和質量,就應該為其創造良好的投資環境。
3.4探索新的組織方式,保證投資項目的實施
長期以來,我國農田水利基本建設的一個主要特點是政府決策和組織,農民被動服從和參與。不論是解放初期、時期的“一平二調”,還是上世紀90年代的兩工制度,都帶有一定的行政強制色彩,雖然推進了全國農田水利基本建設,但客觀上也加重了農民負擔,由于決策的不民主、不科學,還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浪費。為了減輕農民負擔,促進農村勞動力的合理流動,2000年中央決定取消統一規定的兩工,村內集體生產公益事業所需勞務實行一事一議,由村民大會民主討論決定。這是中央主動適應農業發展新階段的要求,對農民多予少取的重要步驟,是堅持以人為本,充分尊重農民物質利益和民主權利的具體體現。第一,用民主管理替代行政命令。要充分尊重農民的市場主體地位,尊重農民的物質利益和民主權利,轉變組織方式。農民自己能夠興辦的工程,政府要放手讓農民去做,實行民辦公助;需要政府組織、農民參與的工程,也要與農民協商,尊重他們的意愿,體現農民的利益,征得他們的同意,變要我干為我要干,
徹底改變過去一平二調、行政命令等強制性做法。第二,完善一事一議政策。要按照總理的要求,抓好一事一議的三個環節;一是所議之事要確實符合大多數村民的意愿;二是議就要真議,是充分發楊民主而不是搞形式;三是議完之后的實施過程和結果要接受群眾監督,真正做到村務公開。考慮到農田水利基本建設的實際需要,總結各地的實踐經驗,可將一事一議的范圍由僅限于村內工程擴大到跨村的斗渠、小型水庫、圩垸等農田水利水土保持工程。跨村工程建設需要向農民籌資籌勞的,應按照“鄉鎮協調、分村議事、聯合申報、統一施工”的程序和辦法實施。無論是村內工程一事一廣議,還是跨村工程分村議事,都要嚴格遵守自愿互利、注重實效、控制標準、嚴格規范的原則。一事一議籌資籌勞的上限標準,各地可根據實際情況,因地制宜地確定。
一、農業水利基建投資
自1978年以來,中國農村實現了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核心內容的農村經濟體制的變遷,農村所有制關系、農地產權關系、農村組織制度都已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在這樣的制度背景下,農業水利基本建設投資(簡稱農業水利基建投資,下同)總量變化有何特征?農業水利基建投資與國民經濟總體發展水平之間的關系如何?農業水利基建投資對農業產出的績效如何?投資主體狀況如何?對此,筆者根據所獲得的1981—2001年的數據資料,對中國農業水利基建投資狀況進行了實證研究,并得出了一些相關的基本結論與啟示。
二、中國農業水利基建投資①的基本特征
(一)投資總量呈階段性增長之勢一方面,投資總量呈增長之勢。在1981—2001年的21年間,年平均投資水平為153.81億元,除個別年份(1984年、1985年、1988年和2001年4年)投資總量比上年有所下降外,其余各年投資總量均比上年有不同程度的增長,并以平均每年20.42%的速度遞增。其中,1998年比上年增幅最大,增幅額達到153.10億元,如表1所示。另一方面,投資增長具有明顯的階段性。(1)1981—1990年,盡管投資總量呈增長之勢,但增長極為緩慢,處于徘徊增長階段。從總量上看,年平均投資額僅為23.68億元,其中投資最多的1990年為40.7億元;從增長速度看,除1984年、1985年、1988年3年投資額比上年有所下降外,其余各年雖比上年有所增長,但增幅最高均不超過30%(1990年除外)。(2)1991—2001年,投資增長快、增幅大。從總量上看,年平均投資額增加到272.10億元,其中投資最多的2000年為580.1億元;從增長速度看,除2001年比上年投資有所減少外,其余各年均比上年有較大幅度提高,其中有5年的增幅都在30%以上,最高增幅的1998年為59.2%。
(二)農業水利基建投資總量增長與國民經濟總體發展水平密切相關通過農業水利基建投資與GDP之間相關關系的分析可在很大程度上說明農業水利基建投資與經濟總體發展水平之間的關系。筆者采用雙對數模型對1981—2001年中國農業水利基建投資與GDP之間的相關性進行了分析,所得計量模型①為:lny=-3.424+1.204lnx(-9.867)(15.259)R2=0.925其中,x為GDP的具體數值;y為農業水利基建投資的具體數值。結果表明,農業水利基建投資與GDP在較長時期內有很強的正線性相關關系,亦即農業水利基礎設施建設投資的增長與國民經濟總體發展水平密切相關。
(三)農業水利基建投資貢獻顯著但在GDP、財政支出和基建投資總額中所占比重偏低一方面,農業水利基建投資對農業(狹義)產出的貢獻顯著。為了分析農業水利基建投資在農業產出中所做的貢獻,筆者以農用機械總動力和化肥施用量作為兩個參照變量建立模型。這是因為:(1)農業水利基建投資和農用機械投入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農業生產中固定資本的投入;而化肥施用量則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農業生產中流動資本的投入。這樣,選擇這3個變量可以比較全面地描述農業投資的總體狀況。(2)資料的可獲得性,即這些變量的統計數據在各種年鑒上較為完整,容易取得。筆者主要以多元線性回歸模型為分析工具進行實證研究,假設具體模型為:Y=A+BX1+CX2+DX3+e。其中,Y為農業總產值;X1為農業水利基本建設投資;X2為農業機械總動力;X3為化肥施用量,A為常數項,B、C、D為待估計參數,e為隨機變量。相關變量的數據資料見表3所示。在初次的回歸結果中,農業機械總動力未通過5%顯著水平下的t檢驗,將該項剔除,重新估計的結果見表2所示。結果表明,農業水利基建投資對農業總產值的貢獻較大,其彈性系數為10.712,明顯超過化肥施用量在農業總產值中所做的貢獻。但另一方面,農業水利基建投資在GDP、財政支出和基建投資總額中所占的比重卻偏低。盡管1981—2001年這21年間,中國農業水利基建投資在不斷增長,特別是1991—2001年有了較大幅度的增長,但其在GDP、財政支出和基建投資總額中所占的比重卻顯得偏低。其中,農業水利基建投資占GDP的比重均在1%以下,1999年和2000年最高為0.65%,1988年最低只有0.16%,明顯低于國外2%以上的水平;占財政支出的比重除1999年為4.07%外,其余各年均未超過4%,最低時僅為0.95%,明顯低于國外平均5%左右的水平。農業水利基建投資占基建投資總額的比重除1999年和2000年兩年外均未超過4%,最低時僅為1.50%。
(四)以政府為主的投資主體單一性狀況仍未根本改變改革開放以來,盡管國家財政體制和基建投資體制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如財政體制上實行“分灶吃飯”,基建投資體制上實行“撥改貸”),但農業水利基建投資以政府為主的投資主體單一性狀況仍未根本改變。中國農業水利基建投資與財政支出之間的相關關系也可從側面反映出農業水利基建投資中以政府為主的投資主體單一性狀況。筆者仍然采用雙對數模型對1981—2001年中國農業水利基建投資與財政支出之間的相關性進行分析,所得計量模型為:lny=-3.484+1.478lnx(-16.06)(24.69)R2=0.97其中,x為財政支出的具體數值;y為農業水利基建投資的具體數值。結果表明,農業水利基建投資與財政支出在較長時期內同樣具有非常強的正線性相關關系,這一結果也從側面反映了政府投資主體的單一性狀況基本上沒有改變。
三、結論與啟示
(一)農業水利基建投資總趨勢的增長性與增長過程的波動性、階段性并存對中國農業水利設施建設投資的歷史及現狀的分析表明:一方面,中國農業水利基建投資總量一直呈增長之勢;另一方面,這種增長又具有明顯的波動性和階段性。
(二)農業水利基礎設施建設投資的重要性與投資不足的狀況并存農業水利基建投資對農業總產值的貢獻十分顯著,但其在GDP、財政支出及基建總投資中所占的比重偏低,也就是說其投資量明顯不足。這種矛盾狀態將在很大程度上限制農業水利基礎設施建設投資應有作用的發揮。
(三)農業水利基礎設施建設投資總量的增長有賴于國民經濟總體水平的提高農業水利基建投資與GDP之間的高度相關性說明了這一點。農業水利基礎設施建設特別是大中型農業水利基礎設施建設投資規模巨大,因此,只有國民經濟總體水平的不斷提高,才能為農業水利基礎設施建設特別是大中型農業水利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提供較為雄厚的經濟基礎。
(四)投資主體呈現出以政府為主的投資主體單一性進而決定了投資渠道的單一性改革開放后,盡管經濟運行的市場化趨動日益明顯,投資多元化的內在要求日益增強,但由于水資源的公共產權制度及其他原因,社會資本很難向農業水利基礎設施領域特別是大中型農業水利基礎設施領域注入,致使中國農業水利基礎設施建設投資仍然是以政府為主的單一投資主體模式。投資主體的單一性決定了投入資金來源渠道的單一性,即農業水利基礎設施建設投入資金絕大部分來源于政府財政資金。
(五)農業水利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制度創新成為必要農業水利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對農業產出(文中以農業總產值表示)的重要性要求隨著國民經濟總體水平的提高和政府財力的增強而實現農業水利基礎設施建設投資的持續、穩定、適度增長。而要做到這一點,從根本上講就要進行農業水利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制度的以政府為主的主體多元化、渠道多元化、產權多元化為主要內容的制度創新。
一、引言與文獻綜述
自上個世紀50年代Koopmans和Debreu首次提出技術效率的概念以來[1][2],技術效率分析范式引起了西方學者廣泛的關注。Aigner[3]、Afriat和Meeusen從隨機前沿分析(SFA)的視角建立了技術效率分析范式[4][5];另一方面,Charmes、Cooper和Rhodes則從數據包絡分析(DEA)的視角建立了技術效率分析范式[6]。隨著技術效率分析范式的不斷完善,將技術效率測度方法應用于農業的西方文獻開始涌現。Farrell首次用實證方法測度了美國農業的技術效率[7];BattesseandColli應用SFA方法測度了印度農業的技術效率[8];Mochebelele用技術效率分析范式測度了非洲不同農場的技術效率水平,并且作了勞動力轉移對農場技術效率影響的顯著性檢驗[9];Eswaran和Kotwal使用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經驗數據,檢驗了眾多影響農場技術效率的因素,如教育水平、營養狀況、流動性約束和農場規模[10];Wu應用DEA方法測度了美國愛達華州不同農場的技術效率水平[11]。
隨著西方農業技術效率分析文獻的逐年增多,國內學者開始借鑒國外的理論和方法研究我國農業的技術效率。亢霞使用隨機前沿超越對數生產函數,利用我國1992至2002年分省的數據,測度了小麥、玉米、大豆和稻米生產的技術效率[12];張雪梅應用西方的技術效率分析范式,對影響我國玉米生產的技術效率水平的三大因素顯著性進行了檢驗[13];Liu用SFA方法測度了江蘇和四川兩省的農業技術效率[14]。應用DEA方法測度我國農業技術效率的文獻較之用SFA方法更為普遍[15][16][17],但是DEA方法卻存在一個致命的缺陷,它忽略了隨機誤差對于農業產出的影響,由此造成可能存在的隨機誤差的影響混同在農業技術效率的估計中。而農業生產中隨機誤差的影響確實存在,如氣候條件的影響等。
本文試圖應用SFA分析范式,使用超越對數前沿生產函數和2001-2008年我國30個省(直轄市)的農業數據,測度各省(直轄市)的農業技術效率水平,并檢驗教育投資對農業技術效率影響的顯著性。本文在測度農業技術效率并估計外生變量對農業技術效率影響的過程中,使用“一步估計法”,從而克服“兩步法悖論”[18]。
二、理論框架與模型的建立
根據Koopmans提出的技術有效性的概念,我們可以將農業技術效率定義為在農業總產出既定的情況下,縮小投入的能力,或者在投入既定的情況下,擴大農業產出的能力。三、計量模型的設定和數據處理根據上文的討論,我們將中國農業生產前沿設定為超越對數函數形式,其計量模型如下:it01it2it3it4itP=β+βM+βR+βD+βF5itit6itit7itit8itit9itit10itit+βMR+βMD+βMF+βRD+βRF+βDF22221112131415itititititit+βM+βR+βD+βF+βT+vu,(5)(5)式中除時間變量T外,其他變量均以自然對數形式表示,其中i=1,2,,30個省或直轄市(其中重慶并入四川計算);t=1,2,,8,表示2001-2008年;P表示平均每公頃耕地的實際農業總產出(將每年的名義農業總產出,以2001年為基期,按農業物價指數進行平減,求得每年的實際農業總產出,然后再除以耕地面積);M表示平均每公頃耕地的農業機械總動力;R表示平均每公頃耕地的農業勞動力;D表示平均每公頃耕地的農業用電量;F表示平均每公頃耕地的化肥施用量(本文將原始數據按每公頃耕地面積進行平均處理,可以降低多重共線性的干擾);
itv表示農業生產中的噪音誤差項,如機械的運行狀況、天氣變化等,itv服從2.(0,)viidNδ的分布;itu獨立于itv,表示農業生產中的技術非效率項,itu服從2.(,)ituiidNmδ+的分布,其中it01itm=θ+θEDU,(6)θ為待估計參數,EDU是農戶教育投資資本存量的變量,表示從事農業生產的勞動力平均受教育年限[20],測度EDU的公式是:01234EDU=(H+5.5H+8.5H+11.5H+15.5H)/100,(7)其中0H表示平均100個農業勞動力中文盲或半文盲人口數;1H、2H、3H和4H分別表示平均每百個農業勞動力中小學文化程度的人口、初中文化程度人口、高中及中專文化程度人口、大專及大專以上文化程度人口。此處我們假定文盲或半文盲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為1年;假定小學文化程度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為5.5年(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之前我國農村小學實行的是五年制小學義務教育,自1986年我國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之后,農村開始推行九年制義務教育,即小學學制為六年,由于原始數據沒有將這兩種接受不同學制的小學教育的勞動人口進行細分,此處簡化處理,假定小學文化程度的農業勞動力平均受教育年限為5.5年);假定初中文化程度的農業勞動力平均受教育年限為8.5年;假定高中及中專文化程度的農業勞動力平均受教育年限11.5年;假定大專及大專以上文化程度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15.5年(由于原始數據沒有將大專、本科生、碩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文化程度的農業勞動人口進行細分,此處同樣采取簡化處理)。
每百個農業勞動力中各級文化程度人口數據來自于2002-2009年的《中國農村統計年鑒》;各省(直轄市)的農業總產出、農業物價指數、農業機械總動力、農業勞動力人口、農業用電量(根據農村用電量按比例折算成農業生產用電量)、化肥施用量和耕地面積來自于2002-2009年的《中國統計年鑒》(對于西藏不全的數據,須使用到軟件Frontier4.1中非平衡縱列數據處理技術)。
四、模型的估計結果
本文采用極大似然估計法,使用隨機前沿計量軟件Frontier4.1,對模型(5)和(6)使用“一步估計法”。
五、結語
本文在應用西方的技術效率分析范式時,選取超越對數生產模型,較之柯布-道格拉斯對數線性函數有更大的靈活性;單側似然比檢驗結果表明,組合誤差的設定較之傳統的單一誤差模型更為符合我國農業生產的實際情況;在測度農業技術效率并估計外生變量對農業技術效率影響的過程中,“一步估計法”較之傳統的“兩步估計法”(先單獨測度技術效率,然后將技術效率作為被解釋變量對外生變量做回歸)更優,因為“一步估計法”拋棄了“兩步估計法”中一個關鍵的假定:假定技術非效率效應(TechnicalInefficiencyEffects)在前后兩步估計中相互獨立。
由于數據的可獲得性問題,除教育投資之外,筆者沒有將其他的經濟文化環境變量放入解釋技術效率的變量向量中,因而有所欠缺。上海和北京較低的農業技術效率水平,表面上似乎只能當作異常值處理,但問題的背后卻凸顯了上海和北京的農業耕地被非法占用現象的嚴重性。
本論文主要從全球農業外國直接投資現狀;中國農林牧漁業吸引與利用外商投資的現狀;發展中國家農林牧漁業利用外資的潛在效應:以中國為例;我國吸引與利用農業外商投資政策建議等進行講述,包括了規模相對有限但持續增長、目的地和來源地高度集中、產品集中而且地區專業化明顯、跨國公司參與方式多元但以訂單農業最顯著、農業跨國公司形式多樣、分布集中、外國直接投資成為主渠道、外國直接投資總量偏小、外資來源地和目的地分布集中、對農民問題的積極效應、中國面臨的主要挑戰等,具體資料請見:
內容提要近年來,全球尤其是發展中國家農業外來投資日益顯著。本文首先以中國為例分析了全球背景下發展中國家農業外商投資的發展現狀。隨后闡釋了跨國公司參與農業投資對中國三農問題(農民、農業和農村)帶來的諸多效應和挑戰。最后從投資促進、農民保護和外商管制三個方面提出相應的政策建議。
關鍵詞發展中國家農業外商投資
最近,跨國公司參與發展中國家的農業投資成為國際社會普遍關心的重要議題。這一方面與農業的特殊屬性有關。農業對于提供食物、消除貧困與饑餓以及保持傳統文化具有關鍵性意義,為很多發展中國家提供了大量農村就業機會,并因為其非經濟周期敏感性而成為促進經濟增長和創造外匯的穩定貢獻者。近年來,食品價格的連續上漲和伴隨而來的糧食危機更是凸顯了農業及其安全問題的嚴峻性。例如,中國就需要用占世界9%的耕地養活22%的人口。加強農業投資和促進農業科技進步對于我國建立高產、優質、高效、生態的現代化農業,增強糧食安全,促進農民增收致富,培育內需市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另一方面與全球農業領域外國直接投資(FDI)持續增長有關。20世紀末期農業領域外國直接投資流入金額每年不足10億美元,2005年到2007年卻高達每年30億美元。顯然,農業領域外國直接投資的這種持續增長性對于穩定全球直接投資也具有重要意義。
為應對農業及其安全問題,發展中國家不僅需要加大農業建設投資預算,還需鼓勵發展各種形式國內外私人投資。農業是我國最早利用外資的行業之一,也是鼓勵外商投資的重點領域之一。對于中國等逐步深度融入全球農業市場的發展中國家而言,為農業引進外資對于促進資本形成、技術轉移、產業升級和進入國際市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管理和利用好這些投資成為備受關注的政策課題。
一、全球農業外國直接投資現狀
(一)規模相對有限但持續增長
盡管到2007年底全球農業外國直接投資流入存量為320億美元,在全球外國直接投資流入存量中所占的比重很小,但是主要布局在東道國下游價值鏈(農業加工和超市)的跨國公司還通過投資上游的農業生產和訂單農業放大了跨國公司對農業的參與程度和規模。例如,2005-2007年僅食品和飲料行業的外國直接投資流入量就高達400億美元。盡管農業領域外國直接投資流入規模有限,但是卻從20世紀末每年不足10億美元持續上升到2005年到2007年的每年30億美元。盡管就全球總體來看,外國直接投資中農業所占比例很低,但在喀麥隆、老撾、馬來西亞等特定的欠發達國家,由于國內的產業結構以農業為主、農業土地大多采用長期租賃制度以及鼓勵農業吸引外資,外國直接投資中農業所占比例則相對較高。
(二)目的地和來源地高度集中
農業外國直接投資的目的地主要分布在亞洲和大洋洲地區的發展中國家。這些地區2007年農業外國直接投資存量占全球總量的78%。2005年到2007年年均流入量最大的五個國家依次為中國、馬來西亞、巴西、俄羅斯和印度尼西亞,五國占同期全球20個最大流入國年均流入總量的72%。2007年底農業外國直接投資存量最大的五個國家依次為中國、美國、越南、加拿大和印度尼西亞,五國占同期全球20個最大流入國流入總存量的62%。目前,埃塞俄比亞、蘇丹、坦桑尼亞等非洲國家是最大的農業外國直接投資目的地國。
(三)產品集中而且地區專業化明顯
外國直接投資相對集中于甘蔗和蔬菜等經濟作物。在發展中國家尤其集中在糧食和經濟作物上。除此之外,越來越多的直接投資還投向用于生產生物燃料的相關作物生產。從地區專業化來看,外國直接投資在南美洲主要分布在小麥、水稻、甘蔗、水果、大豆、肉類和家禽等領域。在中美洲主要集中于水果和甘蔗。跨國公司在非洲主要投資于水稻、小麥和油料等主要糧食作物,同時還對南非的甘蔗和棉花以及東非的花卉栽培很感興趣。跨國公司在南亞主要關注水稻和小麥的大規模生產,而在亞洲其他國家和地區則更關注經濟作物、肉類和家禽領域。另外,跨國公司在轉型國家更關注乳制品領域。
(四)跨國公司參與方式多元但以訂單農業最顯著
跨國公司對國外農業的參與方式主要包括:外國直接投資(具體包括:控制包括土地在內的所有資產和控制不包括土地在內的所有資產兩種形式);管理合同和許可;訂單農業(包括2-5年的中短期、5年以上的長期)以及制定農業領域的標準和規范。其中直接投資和訂單農業最重要。但就地理分布、國家層面的活動密度、覆蓋的商品類型來說,訂單農業最突出。跨國公司在非洲、亞洲和拉美等110多個國家和地區采用訂單農業和其他非股權形式。例如,2008年雀巢公司已與80多個發展中和轉型經濟國家的60多萬家農場簽訂契約,直接獲得他們的農產品供應。新加坡的Olam公司與分布在60個國家和地區的20萬家供應商建立起全球訂單農業網絡。訂單農業不僅廣泛存在,而且在個別國家還集中分布。例如,巴西75%的家禽生產、35%的大豆生產,越南90%的棉花和鮮奶、50%的茶葉以及40%的大米以及肯尼亞大約60%的茶葉和甘蔗通過訂單農業形式采購或者生產。訂單農業的產品分布范圍從家畜到主要糧食產品再到經濟作物。例如,Olam公司通過這種形式在全球范圍內采購腰果、棉花、香料、咖啡、可可和糖料等17種農產品。聯合利華除向第三方供應商采購外,還利用訂單農業從發展中國家的10萬多家小農場和大農場采購農作物,這些農作物占其原材料采購的三分之二。
(五)農業跨國公司形式多樣、分布集中
從事農業對外直接投資的跨國公司主要有三類。一是以農業為基礎主要從事農業生產種植的跨國公司。二是同農業相關主要從事農業上游或者下游價值環節的生產經營活動的跨國公司,包括食品加工商/制造商、零售商以及農業投入品的交易商和供應商。三是一些以國有企業、主權財富基金和國際機構為代表的新投資者。
以農業為基礎的跨國公司中,來自發展中國家的幾乎占一半,意味著發展中國家的農業跨國公司日益成為全球食品和非食品生產的重要競爭者。例如,按照國外資產規模來看,以農業為基礎的全球25大跨國公司中,13家總部在發達國家,12家總部在發展中國家,其中最大一家是來自馬來西亞的擁有50億美元海外資產的SimeDarby,美國的DoleFood和DelMonk位居第二和第三。
同農業相關的最大跨國公司中,來自發達國家的占支配地位。與農業相關的50家最大跨國公司中有39家總部在發達國家,25家最大零售和超市型跨國公司中的22家來自發達國家。與農業相關的跨國公司通常比以農業為基礎的跨國公司規模更大。其中尤以食品和飲料行業的跨國公司規模更大。例如,雀巢公司、沃爾瑪分別控制了660億美元、630億美元的海外資產,而以農業為基礎的最大跨國公司SimeDarby的海外資產還不到雀巢的十分之一。總部位于發達國家的9家最大食品和飲料行業跨國公司每家擁有200億美元的海外資產,它們擁有的海外資產總額超過最大的50家公司總額的三分之二。
而新投資者主要來自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商業性投資和確保糧食安全成為它們投資農業的主要動因。尤其是來自朝鮮和海灣國家的國有企業和基金,它們投資于海外農業保障國內糧食安全。例如,基于巴哈馬的國有資金農業資本基金公司為支持政府的糧食安全政策而投資于海外糧食生產。阿聯酋的Vision3和美國的高盛集團看重全球欣欣向榮的糧食市場機會。目前對外通過所有權和長期租賃形式獲取土地的最大直接投資國主要包括巴哈馬、中國、卡塔爾、科威特、利比亞、沙特阿拉伯、朝鮮和阿聯酋。
二、中國農林牧漁業吸引與利用外商投資的現狀
(一)外國直接投資成為主渠道
對外開放以來,我國農業利用外資主要有三類渠道。20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主要以接受聯合國糧農組織、世界糧食計劃署等國際組織提供的小型無償援助項目為主;20世紀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從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和國際農業發展基金會吸收貸款成為主渠道: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隨著中國經濟實力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資金使用的附加和約束條件增多,我國獲得國外無償援助和優惠貸款日趨減少,以合資、合作、獨資企業為主要形式的外國商業投資逐漸成為我國利用外資的主要渠道。“八五”以前我國農業利用的外資中外國直接投資不到20%,“八五”期間該比例已達到62.8%,“九五”開始更大,1995年已到95.6%,近年來則幾乎全部農業外資都是直接投資。
(二)外國直接投資總量偏小
1998年以來大量外國直接投資流入中國農業,但項目數量卻一直徘徊不前,外國直接投資總量持續偏小。以狹義農業為例,1999-2008年累計項目數5149個,其中1999年項目數為456個,而2008年僅為470個。從廣義農業來看(即農林牧漁業),按照聯合國貿發會議《2009年世界投資報告》,1998年到2008年每年流入額從6億美元到12億美元,其間廣義農業直接投資項目累計為10622個(僅占全國所有直接投資項目數的3%),累計農業直接投資流入額為100億美元(僅占全國所有直接投資流入額的1.5%)。其中2008年廣義農業新設項目數為803個,新設項目實際利用外資為10.6億美元,新設立項目數和實際使用外資金額占全國同期吸收外資總量的2.92%和1.14%。
因此,總體上目前我國廣義農業利用外資在全部利用外資中所占比重仍不足2%。盡管考慮到統計口徑問題,我國仍與一般發展中國家約20%的比重差異明顯。顯然,我國在農業利用外資方面還有巨大潛力。
(三)外資來源地和目的地分布集中
外資來源地高度集中在最大的五個國家和地區。從2007年、2008年兩年的統計數據來看,來自最大的五個來源地的實際投資所占比例都在80%以上。2008年東部地區在農業、林業、畜牧業和漁業吸引外資的新設項目數的占比分別為70.64%、51.11%、60.53%和84.62%,農業、林業、畜牧業和漁業的實際利用外資額占比分別為86.10%、35.64%、54.44%和96.94%。而江蘇、廣東、福建、山東又是東部地區最主要的省級目的地。在這些地區還存在明顯的國別和行業集聚現象。例如,韓資在連云港、日資在無錫以及臺資在揚州集聚,而且水產養殖加工、畜禽養殖加工及木材加工FDI集聚較為明顯。各地豐富的農業資源和特色農業優勢、地理位置以及示范效應等可能是形成外資地區集聚的主要原因。
(四)獨資是利用外商投資的主要方式
我國農林牧漁業利用外資的主要方式是獨資企業。
三、發展中國家農林牧漁業利用外資的潛在效應:以中國為例
盡管跨國公司及其投資并非唯一甚至主要因素,但是它們通過直接投資和訂單農業等形式確實在許多國家發揮了重要作用。按照聯合國貿發會議《2009年的世界投資報告》,農業外來投資對東道國的影響可能體現在資本形成、技術轉移和進入國際市場等方面。當然實際效應在不同國家和不同的農業領域差異很大,而且受到跨國公司參與形式、東道國制度環境以及發展水平的影響。
對于廣大發展中國家尤其是中國而言,三農問題是一個受到普遍關注的重要議題。本文認為可以從農民、農業、農村三個方面探討農業外商投資對發展中國家的潛在效應和挑戰。其中農民是農業生產的主體,農業是農業生產的領域,農村則是農業生產的環境。(一)可能的積極效應
1對農民問題的積極效應
訂單農業的發展是幫助農民進入國際市場和提升他們的自身技術與商業素質的重要途徑。最近幾年農業跨國公司非股權形式的參與越來越多。訂單農業就是農民與跨國公司的分支機構或者機構通過非股權的契約安排而開展的重要的農業生產模式。農民同意按照契約中約定的價格、質量標準、交貨期和其他條件向跨國公司交付一定數量的農產品,從而為農業價值鏈下游環節的跨國食品制造商、生物能源生產商、零售商從分布在不同東道國的當地農民手中獲取農產品投入提供重要保障。一方面,訂單農業使得跨國公司能比在現貨市場更好地控制產品規格和供應,同時還使得跨國公司節約資本、減少風險并比土地租賃或者擁有土地更加靈活。另一方面,一直從事生存型農業的大量農民通過訂單農業獲得可以預期的收入、進入國際市場的機會和來自跨國公司的信貸、專有知識、技術及方法的支持。顯然,參與訂單農業生產模式的農民在嚴格履行契約的過程中會擴大進入國際市場的機會空間和途徑渠道,也會不斷提升自身的農業專業技術和開展商業化農業生產的素質技巧。
2對農業問題的積極效應
外商投資是促進發展中國家農業資本形成、農業技術轉移、農業現代化的重要推動力。
在資本形成方面,糧食供求矛盾的解決、農田水利設施的維修改造以及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都需要投入大量資金。但是投資不足恰恰成為困擾中國農業長期處于低水平的突出因素。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農業產業內的勞動力、土地等要素較為豐富,資本卻極為稀缺,增加農業資本投入將更有效地提高農業原有要素的生產率。而且發達國家主導的農業相關的跨國公司廣泛深度介入農業價值鏈的上游和下游環節,它們參與發展中國家農業投資將強化原本薄弱的農業關聯投資效應,擴大投資帶動效應。事實也證明,外資的流入已經成為拉美各國農業現代化重要資金來源,極大緩解了這些國家國內農業投資不足的壓力。
在農業技術轉移方面,目前中國的農業科技貢獻率僅有50%,比發達國家低20%,農業技術裝備落后、成果轉化率不高、科技創新不足、科技推廣體系不健全已成為中國農業發展的掣肘。盡管只有很少的發展中國家獲益于跨國公司的技術轉讓,但農業部門引入外資確實可以獲得直接收益,而且還可以通過示范和擴散提高農業部門的生產技術水平、推動農業經濟長期增長。例如,外國資本引入先進的農業機械、高效殺蟲劑、高質量化肥等物質手段,而且這些物質手段會很快擴散,有關部門和農民不僅大大降低自己研發這些手段的昂貴成本,而且保證了農業生產能力在較短的時間內迅速提高。
在農業現代化方面,《2009年世界投資報告》稱,跨國公司進入發展中國家的農業總體上已經促進當地農業的現代化和商業化發展。在中國,農業引資促進現代生產體系的建立,培育了一批農業生產基地,使沿海一些地方農業逐步走上貿工農一體化發展之路,也使農產品出口由量多值低的初級產品向著出口高附加值的制成品轉變。在拉美,外國資本給各國帶來了急需的技術、新的生產方式和營銷理念,有力地沖擊了拉美農村落后的經濟結構,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拉美農業由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的轉變。
3對農村問題的積極效應
外商農業投資也是促進發展中國家農村外向化和城市化的重要推動力。在農村外向化方面,發展中國家農業生產基地的建設帶動了當地外向型農業的發展,也推動當地農村跟更遠的城市、國際市場進行更加密切廣泛的信息、產品和人員的交往,帶動當地農村外向型發展。在農村城市化方面,外來投資促進發展中國家農業現代化以及生存型農業轉向商業化農業,此外還在增加農業收入的同時減少農業就業人口。同時,為吸引外商投資于當地農業,當地需要加強農業基礎設施建設以及準備城市生活所需的生產生活條件,這為當地農村的城市化提供了必要的物質條件和誘因。
(二)中國面臨的主要挑戰
1對農民問題的挑戰
外商農業投資對農民直接帶來產業競爭和失業的挑戰。一方面,訂單農業模式下,實力和規模有限的小農與少數幾家大型賣家(農業跨國公司)之間存在嚴重的信息不對稱,這會引起嚴峻的產業競爭問題。發展中國家尤其是中國農業以小規模、分散經營為主,農業生產企業化、商業化、組織化程度低,當地小農缺乏穩定提供標準化產品的能力、足夠的技術和資金、準時的交貨能力、足夠解決爭端的法律手段以及有效締結與管理契約的能力。這既不利于吸收外國直接投資(因為外商在直接投資中和眾多分散農戶打交道交易成本和風險太高),也不利于形成與外資企業相競爭的談判力.當地小農的生產資料投入和產品銷售受到外商支配。另一方面,大型先進的外商進入使得資本密集型技術得到大規模使用,當地的小農生產受到排擠,農業勞動力失業將會加劇。這也是拉美農業引進外資的重要教訓。
2對農業問題的挑戰
外商農業投資對農業形成結構單一、糧食安全和地位附屬形成挑戰。在農業結構方面,除了最近南南合作中加強了主要糧食作物的直接投資,目前跨國公司的農業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經濟作物上。外商偏重經濟作物等出口農業將會導致當地農業產業結構單一。在糧食安全方面,盡管跨國公司對發展中國家農業投資的參與有利于促進相關國家提高農業產量和生產效率,但是仍然沒有明顯的證據表明它們的參與在多大程度上增強了這些國家的主食作物生產和糧食安全。大型跨國公司的研發和技術創新并不特別針對許多發展中國家的主食作物的生產。顯然,這對一些發展中國希望通過跨國公司參與農業提升糧食安全的戰略形成嚴峻挑戰。在東道國農業地位方面,實力更加強勁的農業外商極可能在東道國具有潛在動態比較優勢的弱質產業領域形成壟斷,從而剝奪了這些國家相關產業的未來成長空間。跨國公司在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中往往憑借強大的資本、技術、品牌、渠道、市場等優勢迫使一些國家的企業轉讓和放棄本土名牌以全力塑造自有品牌,造成當地農產品品牌無形資產的流失。品牌的喪失和成長空間的壓縮使得相關國家的農業在農產品加工和流通領域、土地和農業生產資料、農業和食品出口貿易等方面處于受支配地位。
3對農村問題的挑戰
外商投資還為發展中國家的農村問題帶來了社會和環境方面的挑戰。盡管具體的影響模式還不明確,但是有案例表明,跨國公司盡管可能帶來環境友好型的生產技術,但是這些技術的大規模使用對于當地的生物多樣性和水資源使用的影響卻不容忽視。跨國公司也可能轉移不適用于當地的大規模農業生產技術或者維持當地傳統農業生產模式,阻礙當地農業技術進步。另外,跨國公司過度投資開發可能導致農業資源掠奪式經營,單一種植損害生物多樣性,致癌藥物使用導致生態環境惡化。跨國公司擁有或者控制大量農田還會引起明顯的社會和政治問題。根據非政府組織GRAIN在2008年公布的一份報告,在糧食安全問題日益突出背景下,日本食品企業2006到2008年間在巴西、非洲和中亞等地租用和購買大量農田以種植有機作物,目前日本擁有超過國內農田三倍的海外農田。例如,日本三井公司2007年底在巴西購買10萬公頃農田種植大豆,涉及的耕地面積相當于日本本土可耕種農田面積的2%。一直嚴重依賴糧食進口的沙特、巴林、科威特、卡塔爾、阿曼、約旦和阿聯酋等海灣國家組成海灣國家合作委員會,攜手在老撾、印尼等東南亞國家以及中亞和歐洲的烏克蘭、哈薩克斯坦等國家尋找屯田機會。跨國公司的這些舉動無疑會在當地引起關于傳統農業文化等非物質遺產、土地主權等社會政治問題的爭論。
四、我國吸引與利用農業外商投資政策建議
跨國公司對相關國家農業和食品產業鏈的滲透和影響已經非常深入,甚至超出人們的想象。雖然目前我國農業外商投資規模還很小,各種潛在效應和挑戰可能還不太明顯,但是隨著外商加大對華農業投資力度、擴大投資領域,跨國公司對中國基礎性農業領域的滲入將日益加深。盡管存在各種不利因素和挑戰,發展中國家還是不能低估外來投資促進農業發展的潛力。從拉美國家的經驗來看,農業外商投資同時具有明顯的“雙刃劍”效應,我國務必正視農業外商投資可能帶來的一系列政治、經濟和社會問題及其后果,及早警醒相應的潛在影響并做好農業外商投資的促進、保護和管制工作以趨利避害。
(一)投資促進
堅持自力更生與利用外資相結合,積極鼓勵外商來華投資農業,促進農業結構調整和升級。對發展中國家而言,擴張農業生產對滿足不斷增長的糧食需求和增強農業活力非常關鍵。《2009年世界投資報告》顯示,來自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跨國公司對發展中國家農業的直接投資興趣越來越濃。促進外商來華投資農業要關注以下重要問題:
1在我國主體功能區規劃框架下有序穩步促進農業對外商開放的領域和地區,同時要打破農產品在地區和行業上的封鎖限制,盡快形成開放、統一、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以支持發展農業規模經濟。這是增強外來投資吸引力的根本前提。
2完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穩妥推進農村土地經營權的適度流轉,為外商在華發展大規模、商業化、國際化的農業產業提供土地經營權的保證。
3改進農村和農業基礎設施是促進外商農業投資和貿易的重要條件。其中包括利用外資參與改善現有通信運輸供電系統、建設貿易促進機制、提供足夠的儲存設施、更新水利灌溉設施。
4實施農民教育培訓計劃,培養農民的國際競爭意識和能力,增強吸引外商投資的能力。尤其是要促進農民集中化、規模化經營,增強他們的農業生產企業化、市場化、商業化和組織化程度,提升他們穩定提供標準化產品的能力、足夠的技術和資金籌供能力、準時的交貨能力、足夠解決爭端的法律手段以及有效締結與管理契約的能力。同時還需要注重培養和扶持國內大型農業企業的能力,以對抗外來跨國公司的競爭。
5創新政府農業生產服務機制。包括支持建立農民組織,建立農產品標準和認證體系,提供政府引導下的知識產權保護、農業保險機制、農民損害賠償機制及農村利益協調等延伸服務,為跨國公司和當地農業配對搭橋,改善國內法律制度增強法律安全,縮短農村集體土地審批期限,在審批管理、稅收減免和融資條件等方面針對農業及其細類實施差別化、制度性、明晰性和持續性的優惠。
6拓展外商農業投資渠道,促進綠色革命。例如,促進農業跨國公司直接投資及其在轉移技術、增加農業投入以及增強中國農作物進入國際市場的能力等方面發揮更大作用。對我國來說,還需特別重視促進訂單農業的發展,通過發展訂單農業使得當地農民能夠增強生產能力并進入更加龐大的全球農業價值鏈(網絡)。鼓勵采取公私合作伙伴關系(PPP)建立種子和技術中心等模式,促進外商農業研發投資,充分利用跨國公司在不同價值鏈環節的布局優勢,鼓勵和擴大關鍵的資金、信息、知識和技能對華轉移,推動中國綠色革命的發展。
(二)農民保護
利用外資與保護農民利益相結合。在中國,農民是農業價值鏈中實力最薄弱的部分,對他們而言土地具有更重要的意義。因此在吸引外商大規模開展農業投資的同時,有必要利用競爭政策保護他們免受占支配地位的跨國公司濫用權力的不利影響。
1政策完善和制定過程中需充分反映所有利益相關者尤其是當地農民的訴求。在同國外投資者談判過程中,所涉及的土地、投資的目的應該透明,要鼓勵當地土地擁有者參加談判。
2政府需要設計有效的政策、提供合同模版保護當地農民利益。為避免土地的濫用和過度開發,政策需要加強國內立法建設,保護當地農民傳統的土地保有權,為其提供可訴諸法律的途徑。同時要制定外來大規模農業土地收購的國際/國內原則,如透明度規則、尊重現有土地權力、獲取糧食的權力、保護土著居民以及社會和環境可持續性。
3政策制定者需從發展效應最大化的視角出發完善政策。促進直接投資和訂單農業能給當地帶來技術轉移、增加就業機會、提升農民生產能力、提高生產效率、增強競爭優勢等特定利益,促進當地建立和加強國內、地區和全球農業價值鏈(網絡)并且掌握農業核心技術。
4兼顧對外農業投資確保糧食供應。例如,綜合利用對外直接投資、發展海外訂單農業以及投資于農業交易所和港口等物流基礎設施,保護國內人口糧食安全。對于一些國家利用海外農業直接投資增進本國糧食供應和糧食安全的做法,我國政府也可借此分享主要糧食作物增產的利益。
(三)外商管制
在促進外商投資與管制外商投資之間尋求平衡。加強農業外商投資管制,利用農業跨國公司促進當地農業和農村長期可持續發展,改善和保障糧食和環境安全。
1產業進入管制。跨國公司往往對經濟作物的直接投資或者訂單農業更感興趣,需要加強外資農業細類進入管制,合理規劃并引導外商投資方向,避免農業結構單一影響國家糧食安全。例如,積極引導日本和韓國等距我國較近的亞洲經濟發達國家投資我國蔬菜和果汁等農產品加工業,引導歐洲和美國等發達國家投資我國乳品加工等先進技術型農業項目,帶動我國相關農業生產和農產品加工技術水平的提高。
2技術采用管制。促進跨國公司研發出的種子和農業技術適應我國實際條件,并向當地農民分銷和轉讓,確保相當份額投入品的當地采購,推動建立和增強本土長期可持續的生產能力。
3發展效應分配管制。在引進先進技術和方式與確保、增加農民就業機會之間尋求平衡,避免引資過快產生太大的失業沖擊。收入分配中要確保和增進當地農民和社區的福利。
4社會和環境管制。投資合同履行過程中,要嚴密監督和評估對當地社會和環境整體發展的影響。在結束特定投資合同之前,當地政府應該嚴格評估特定項目(尤其是生態治理、環境保護、荒灘改造等具有明顯正外部效應的項目)的環境和社會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