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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經濟論文:金融全球化與宏觀經濟政策

近十年來，在金融全球化浪潮的影響下，各國宏觀政策有了改善，經濟結構的調整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市場機制在引導資源配置方面也發揮了更大的作用。然而，在政策得到改善的同時，宏觀經濟并沒有相應地變得更加穩定，這種不穩定表現在20世紀90年代中的兩次重大經濟下滑及一系列貨幣和金融危機上。金融全球化的發展有利于資源的再分配，有利于資本流入國和全球的經濟增長與效率提高。為什么在這種情況下，宏觀經濟的不穩定性并沒有得到有效減少呢？這主要是由于全球經濟發生了三個重要的變化，這三大變化使得現有經濟政策的改善并不足以抵制金融全球化的風險，從而使宏觀經濟表現出更大的不穩定性。

首先，世界的通貨膨脹率已經下降到40年來的最低點，這本身也是一個主要的政策成就。鑒于高通貨膨脹率的教訓以及各國間的比較和示范效應，追求低通貨膨脹率成為各國貨幣當局的一個共識：由于許多國家加強了財政約束，從而促進了貨幣約束和實際及預期的通貨膨脹率的下降；一些國家實行了貿易自由化、國有企業私有化、放松產業管制等政策，客觀上降低了生產的成本，從而降低了價格，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通貨膨脹率的下降。通貨膨脹率的下降給一些國家的貨幣當局帶來了相當大的壓力，這種壓力主要來自對通貨緊縮的擔心，事實上，通貨緊縮的現象已經在一些國家出現，它會加重宏觀經濟的不穩定性。

其次，全球金融市場的一體化導致國際間的金融傳導機制更加復雜化。在金融市場一體化的條件下，全球的金融資源會在任何時候轉向任何相對活躍的國家或地區，其間的大量資本流動可能會促使正處于擴張階段的經濟體產生經濟過熱和資產市場泡沫的風險，同時，巨額的國際資本流動也會損害一些國家脆弱的金融體系并導致貨幣發生不穩定的波動。

第三，越來越多的國家采取靈活的匯率制度，這將導致采用釘住匯率制的國家更容易受到沖擊，因為這些國家在貨幣政策上喪失了一定的自主權，無法完全按照本國的經濟發展形勢制定相應的貨幣政策，而只能被動地跟隨所釘住貨幣的發行國調整自己的貨幣政策。在這種背景下，由于90年代以來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周期不再與發達國家相一致，當發達國家根據自身經濟發展狀況調整其宏觀經濟政策時，釘住其貨幣的發展中國家不得不跟隨其進行相應的調整，由于這種調整并不是國內經濟所需要的，調整的結果必然造成國內宏觀經濟不穩定性的加劇。

考慮到金融全球化對宏觀政策的影響。制定宏觀經濟政策時，要注意以下幾方面的問題：

第一，通貨膨脹目標要考慮資產的價格。在低通貨膨脹率的良好經濟環境下，可能會誘使投資者承擔風險去購買資產，從而造成資產價格上漲。據此，蕭條經濟學認為，當生產率大幅度提高時，貨幣當局應努力把通貨膨脹率維持在正的水平上，否則名義收入增加從而購買力增加會產生錯誤的利潤信息，這種錯誤的信息往往會導致資產價格的膨脹，并最終造成宏觀經濟的不穩定性。有人提議計算廣義的通貨膨脹率，即計算商品與服務、房地產和股票市場三個市場價格的加權平均數作為通貨膨脹率，權數可按三個市場資產量占資產量的比重取值。

第二，全球化會強化政策溢出。在金融全球化條件下，資本在國際間的流動更加便利，物價穩定地區的資本可能會流向經濟更強勁的地區，如果資本流動額相對于資本流入國經濟規模很大的話，在缺乏適當的政策調整的情況下，往往會造成該國宏觀經濟的不穩定。另一方面，本來物價穩定的地區，由于資本追逐高利潤而流向別的國家和地區，勢必影響該地區的經濟平衡，從而在該地區造成不穩定。

第三，當資產價格過高以致達到不可持續的水平時，貨幣當局往往會面臨較大的挑戰。這種挑戰首先來自于判斷上的困難，即貨幣當局很難判斷資產價格的上漲是真的到了不可持續的階段，還是來源于財富擁有資產組合偏好的永久改變或是收益率的永久上升；其次，這種挑戰還來自于政治上的困難，中央銀行的獨立性是以控制消費物價而不是資產價格為基礎的，雖然采取緊縮行動也許對宏觀經濟是必要的，但中央銀行會遇到政治上的困難。在這種情況下，采取更靈活的財政政策可能會起到更為積極的作用。當資產市場過熱，尤其是當資本流入已經對匯率產生升值壓力時，一國政府可以通過征收較高的資產交易稅和資本流動稅來達到抑制資產價格持續上升的目的。

宏觀經濟論文:論美國宏觀經濟

美國是當今世界第一經濟強國。縱觀歷史,1894年,美國取代英國成為世界第一經濟強國是一個歷史性的開端;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美國成為歐洲國家的債權國;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擁有的歐洲國家債務進一步擴大。此后,借歐洲國家的經濟因戰爭已經瀕臨崩潰的機會,美國又通過對歐洲國家的各項援助控制了歐洲。1991年后,隨著蘇聯的解體,美國成為了世界第一經濟軍事政治強國,直至今日。

研究宏觀經濟必須研究美國,是由于在市場經濟發展實踐方面,其他國家比之于美國,其實踐經驗是很貧乏的。馬克思說得明白,“這些規律本身,在于這些以鐵的必然性發生作用并且正在實現的趨勢。工業較發達的國家向工業較不發達的國家所顯示的,只是后者未來的景象”。如同馬克思研究政治經濟學,以當時典型的資本主義國家英國為對象一樣,與時俱進的道理決定了我們研究宏觀經濟必須研究美國。

有人曾經剖析過前蘇聯。1991年12月25日由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宣布辭職的事件作為標志,蘇聯從此在歷史上劃上了句號。蘇聯解體前,重工業發達的蘇聯使得其看起來成為可以與美國相抗衡的超級大國,然而細究之下,其經濟運行態勢不僅問題多多,更是有顛覆之憂。有這樣一個案例可以說明問題。在蘇聯解體前夕,蘇聯婦女竟然在市面上買不到日常所用的絲襪,問題嚴重到蘇聯政治局要集體討論決定如何生產的地步。計劃經濟體制下的蘇聯,其經濟控制到如此地步,經濟安全與社會發展情況也就可想而知了。而大洋彼岸的美國則不同,以2010年美國經濟各方面發展數據為證,可以看出美國欣欣向榮的發展力。而其中宏觀經濟層面的相關政策確保并推動了美國經濟社會的長期可持續發展,同時也賦予美國經濟學家嶄新的思維與體驗,從而使得經濟學的中心最終從歐洲大陸轉移至美國,并長期成為世界經濟學研究的中心。這也驗證了馬克思所說的“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豎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態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

作為上層建筑的宏觀經濟學顯然是要建立在堅實的物質生產力及其相應的生產關系基礎上的,而只有在市場經濟充分發展下的美國經濟才能夠為宏觀經濟提供如此豐富的土壤元素。美國有高度發達的現代市場經濟,是世界第一經濟強國。20世紀90年代,以信息、生物技術產業為代表的新經濟蓬勃發展,受此推動,美國經濟經歷了長達十年的增長期。2010年,美國國內生產總值高達14.624萬億美元(2010年,世界國家和地區第1名)。人均GDP為47,132美元(世界國家和地區第9名),經濟逐漸恢復。美國的經濟體系兼有資本主義和混合經濟的特征。

在這個體系內,企業和私營機構做主要的微觀經濟決策,政府在國內經濟生活中的角色較為次要;然而,各級政府的總和卻占GDP的36%;在發達國家中,美國的社會福利網相對較小,政府對商業的管制也低于其他發達國家。在全國各地區,經濟活動重心不一。例如:紐約市是金融、出版、廣播和廣告等行業的中心;洛杉磯是電影和電視節目制作中心;舊金山灣區和太平洋沿岸西北地區是技術開發中心;中西部是制造業和重工業中心;東南部以醫藥研究、旅游業和建材業為主要產業,并且由于其薪資成本低于其他地區,因此持續地吸引制造業的投資。美國的服務業占最大比重,全國四分之三的勞動力從事服務業。美國擁有豐富的礦產資源,包括了黃金、石油和鈾。美國是全球最大的農業出口國,占世界農業出口市場的一半以上。主要農產品包括了玉米、小麥、糖和煙草,中西部大平原地區驚人的農業產量使其被譽為“世界糧倉”。美國工業產品主要包括了汽車、飛機和電子產品。美國也有發達的旅游業,排名世界第三。美國是飛機、鋼鐵、軍火和電子器材的主要輸出國。美國先進而嚴格的知識產權制度推動了美國在歷史發展的關鍵階段總是站在新經濟增長的制高點,成為引領時展的國家,技術領域的不斷創新保證了其生產力的快速提高以及外生性經濟效益的不斷涌現。而其以三權分立為代表的完整的法律體系確保了國家系統廉潔高效的運作。市場邊界的合理劃分,使得美國各個產業各司其職,運作順暢。美國資源的充分而合理的組合也給予了其發展的基礎。

事實證明,對于宏觀經濟的靈活掌握與研究,必須建立在對其產生、發展、成熟的環境清晰認識的基礎上,美國當前的發展正賦予宏觀經濟學以嶄新的內容,值得我們認真研究。

宏觀經濟論文:中國宏觀經濟運行態勢及面臨的問題

經濟轉軌中宏觀經濟運行方式與宏觀調控政策的轉變及其局限性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逐步進行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軌。這種體制變革導致經濟運行機制的相應變化，即由國家計劃對企業和各種經濟單位的指令性、行政性調節，逐漸轉變為在市場信息影響下，以經濟利益引導企業和個人進行微觀決策的自動調節。在此情況下，價格、利潤、成本、收益、供給與需求的協調機制產生了，計劃機制逐漸讓位于市場機制。

隨著經濟運行方式的轉變，經濟的周期性波動及其形成機制也發生了變化。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經濟擴張和經濟收縮都是由行政性的強啟動引起的，因而它往往導致經濟的大起大落；經濟衰退一般都會帶來總體經濟水平絕對量的下降，（注：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我國發生了五次經濟周期波動：（1）1953～1957年；（2）1958～1962年；（3）1963～1968年；（4）1969～1972年；（5）1973～1976年。其中，第一、二、三次經濟周期波動均出現經濟的負增長。）造成經濟的重大破壞。而在1978年改革開放后的四次經濟周期波動（1977～1981年；1982～1986年；1987～1990年；1991～1999年）中，則沒有出現經濟的負增長，屬增長型的經濟衰退，即在經濟增長率下降的最低點，其經濟總量的絕對水平并不下降（見表1）。出現這一情況有客觀方面的因素，即改革初期我國仍處在短缺經濟的狀態下，市場制約的因素幾乎不存在，尚不可能出現大規模的生產過剩危機；另外，它與如下情況也有一定的關系，即隨著市場機制作用范圍的擴大，我國已逐步采用了宏觀調控的反周期措施，從而使經濟周期的波幅和波動系數縮小，經濟運行的穩定性增強。

表1　中國GDP增長率的歷次波動

附圖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1999》，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99年版，第57頁。

然而，應當指出的是，由于我國實行的是漸進式的經濟改革，在較長的轉軌時期中存在著兩種體制因素并存的局面，這使我國的宏觀經濟管理體制仍然很不完善，一些市場化的調控手段難以一步到位，經濟周期波動仍呈現明顯的“計劃同期”（注：即國有投資的擴張與收縮成為周期波動的直接原因，經濟周期為國家的集中計劃所推動。）的特征。

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統收統支的中央集權的資源配置方式表現為國家以向國有企業財政撥款的形式進行投資。在這種投資方式下，企業的發展嚴重依賴于國家，并具有爭奪國家投資的強烈沖動。因此，每次經濟增長的啟動，一般都同時帶來經濟的“過熱”，從而使經濟周期帶有明顯的人為“計劃”推動的特點。在改革開放初期，這一情況幾乎沒有改變。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出現的幾次因經濟“過熱”引起的經濟大波動，均起因于國家投資的擴張。其中，第一次經濟大波動發生在剛剛進入改革開放時期的1978年之后，它起因于計劃者的沖動，即在當時確定了大量不切實際的建設項目。為了克服這次經濟波動的后果，我國在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基本上處于經濟調整時期。

第二次經濟大波動始于1984年。該年年底，我國決定把預算內基本建設投資由財政撥款改為銀行貸款，并把部分投資項目的審批權下放。由于我國的“預算軟約束”是一種制度性的軟約束，它來源于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政府與國有企業的特殊產權關系。因此，在國家財政、國有銀行和國有企業三位一體的體制尚未根本改變的情況下，只是把國家投資的財政渠道改為銀行渠道，是不可能結束銀企之間在資金鏈條上的體制性“軟預算”約束狀態的。正因為如此，在基本建設投資由撥款改為貸款后，便發生了銀行競發貸款、基本建設規模迅速擴大、社會消費需求膨脹、貨幣發行失控的情況。當時，政府曾設想以“軟著陸”的方式緩解經濟生活中日趨嚴重的供求失衡矛盾，但實際上財政、信貸“雙緊”政策幾度夭折，經濟繼續升溫，通貨膨脹不斷升級，并在后來演變為1988年8月爆發的搶購風潮。這次由擴張性貨幣政策引發的工業超高速增長，在遭遇資源制約后迅速滑落。它使我國的經濟發展形勢發生了重大的轉折，即此前的兩位數的高增長率和較低的通貨膨脹率已不復存在。當年，通貨膨脹率第一次達到兩位數，這迫使國家于該年第四季度不得不實行緊縮的經濟政策。在經濟緊縮的情況下，國有投資率先回落。1989年非國有投資出現了改革開放以來的第一次回落，有人據此認為，這是“中國農村持續發展推動時代的轉折”。

在國家財政、國有銀行和國有企業三位一體的體制下，國家與企業間的預算關系必然使企業表現出對資金的旺盛需求，即所謂投資“饑渴癥”、與此同時，國有銀行也把向國有企業提供資金看成是義不容辭的責任，并把由此可能出現的壞賬寄希望于由國家的財政撥款沖抵，因而往往導致國有部門投資資金的無限供給。在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調整期間，銀行的信貸規模受到控制，但它并沒有擋住又一次經濟過熱的到來。發生于20世紀90年代初的第三次經濟過熱主要是由社會集資規模的急劇擴大和國有銀行資金大量以非貸款方式流出（銀行辦企業等）引起的。而在1991年下半年國家重新啟動國有投資（以比非國有部門高出10個百分點的增長率增長），并帶動非國有部門投資的增加（其中1993年的增長率高達72％）后，經濟過熱很快形成（1992年和1993年，GDP增長率分別高達14.2％和13.5％）。1993年7月，政府不得不從減少國有投資入手，開始實行緊縮的宏觀經濟政策，從而出現持續多年的經濟“軟著陸”。

以上情況表明，由于我國實行的是漸進式的改革，在轉軌時期，舊體制因素仍廣泛存在。它們對我國的宏觀經濟運行和宏觀調控方式仍產生著巨大的影響，這主要表現在：

1.國有投資的擴張與收縮仍是經濟周期波動的直接推動力。資料表明，在1979～1997年期間，我國實際投資增長與GNP的實際增長的相關系數高達79.5％，即GNP實際增長波動的近80％可用投資來解釋；名義投資與名義GNP的相關關系系數則高達99％，投資與經濟增長的波動基本一致。（注：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宏觀課題組：《投資、周期波動與制度性緊縮效應），載《經濟研究》，1999年第3期，第16～17頁。）而在經濟景氣循環中，國有投資總是起著經濟啟動和收縮的先導作用。在國有投資確實啟動了經濟景氣時，非國有投資才會跟進；在國有投資收縮從而結束了經濟景氣時，非國有投資才會快速退出。

2.經濟發展從“計劃-財政主導”階段向“銀行融資推進”階段過渡，未能解決預算軟約束的問題，即對國有部門投資資金的無限供給會通過信貸膨脹的形式表現出來。對于國有企業來說，使用國家的財政撥款與使用國有銀行的貸款并無本質區別，資金來源渠道的改變并未形成對 企業資金使用的硬約束。在此情況下，企業仍強烈地表現出“投資饑渴癥”，只不過是從爭奪財政撥款轉而表現為爭奪銀行貸款而已，而且，即使在銀行貸款的規模受到國家的硬性限制時，企業也會力圖通過其他形式籌資，如銀行辦企業、企業非法集資等。而一旦經濟過熱難以為繼時，國家只能采取強制性的緊縮措施來控制經濟的發展，從而造成經濟的劇烈震蕩。

3.經濟中的“軟預算”約束源于政府與國有企業的特殊的產權關系，因此，只要企業歸國家所有，企業的經營損益就最終仍由國家承擔。當企業的資金來源于財政撥款時，企業的經營損益直接由國家財政承擔；當企業的資金來源于國有銀行的貸款時，企業的經營損益通過國有銀行這一中間環節間接地由國家財政承擔。正是由于這種“軟預算”約束，造成國有企業仍然缺乏競爭性和經營效益。這從國有企業的高額微觀負債可以明顯看到。1980年，國有企業的負債率為18.7％，到1994年，對12.39萬戶國有企業（含商業、金融業）清產核資，資產負債率高達75.05％，若扣除實際損失掛賬，則高達83.3％。1995年國有企業虧損與贏利基本持平，到1997年，虧損則比贏利高出近1倍，國有企業基本上喪失了償債能力。據工商銀行調查，1989～1996年共受理破產案8138件，其中后兩年為5128件，占受理總數的63％，在破產加速后，銀行的虧損率達85.1％。（注：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宏觀課題組：《投資、周期波動與制度性緊縮效應》，載《經濟研究》，1999年第3期，第19頁。）在此情況下，國家財政不僅必須（如通過發行特別國債）補充國有銀行的資本金，而且要承擔國有企業高負債導致的國有銀行的壞賬損失，國家成了潛在的國有企業債務的最終承擔者。也就是說，國有企業的微觀負債最終總是要轉化為政府的宏觀負債的。很顯然，宏觀經濟能否平穩運行，宏觀經濟政策能否奏效，不僅取決于宏觀政策本身，而且還需要微觀層次的制度保證，即企業產權制度的明晰化。

1998年以來我國宏觀調控政策的轉折及其效應

如上所述，由于轉軌時期存在著兩種體制因素并存的局面，我國的宏觀經濟管理在從傳統的直接調控走向通過市場中介的間接調控的過程并不順利，特別是國有企業產權制度改革的滯后，使經濟發展從“計劃-財政主導”階段向“銀行融資推進”階段的過渡也受到嚴重的障礙。更為引人關注的是，在1998年以后，我國宏觀調控政策的走向甚至發生了重大的逆向轉折，即通過發行長期國債，增加對國有部門的投資，重新強化了國家主導經濟發展的因素。

1997年7月爆發的東亞金融危機對世界經濟造成重大的沖擊，也給我國經濟帶來一定的影響。但應當指出的是，由于我國的資本市場和貨幣市場尚未開放，這種影響主要表現在對外貿易方面（1998年，我國外貿的增長速度明顯放慢，并于該年5月曾出現負增長）。因此，客觀而論，我國之所以在1998年采取高強度的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其主要原因還在于國內的經濟形勢。

自1993年7月實行緊縮的宏觀經濟政策后，我國經濟的增長率一路下滑。1993～1997年，GDP的增長率分別為13.5％、12.6％、10.5％、9.6％和8.8％，而且，這種下滑趨勢在繼續（1998年和1999年分別為7.8％和7.1％）。在市場長期疲軟的情況下，企業的兼并、破產加劇，失業人數劇增，國有企業下崗分流的人員每年約達1000余萬人。與此同時，由于制度環境和經濟形勢的制約，旨在刺激經濟增長的密集運用的貨幣政策的效果不佳。自1996年5月之后的兩年多時間里，中央銀行多次降低存、貸款利率，并在1998年初采取了取消國有商業銀行的貸款限額控制（改行資產負債比例管理和風險管理）、降低準備金率、頒布積極實行貸款支持的指導意見等措施。但所有這些措施都沒有產生明顯的政策效果，經濟下滑的趨勢依然。很明顯，貨幣政策的操作余地已相當狹小。

在此情況下，我國從1998年開始實行連續數年的擴張性的財政政策。1998～2002年，我國共發行長期國債6500億元（注：②這一數字尚不包括用于臨時財政支出的特殊國債。例如，1998年，為了提高國有銀行的資本充足率，國家一次就發行了2700億元的特別國債。）（各年的數額分別為：1000億元、1100億元、1500億元、1500億元和1400億元），用于安排國債投資項目。這種超高強度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帶來了多方面的不同效應。

1.擴張性財政政策的成效

應當肯定，在遭遇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和國內經濟增長滑坡的情況下，我國有必要采取擴張性的財政政策，而且也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效。

首先，較大規模地擴大了投資需求，從而遏制了經濟增長速度下滑的局面，拉動了經濟的繼續發展。據有關部門測算，國債投資對GDP增長率的拉動，1998年為1.5個百分點，1999年為2個百分點，2000年為1.7個百分點，2001年為1.67個百分點左右。按照這個比例計算，1998～2001年，國債投資對經濟的拉動在各年GDP總量中所占的比重分別為：20％、28％、21％和20％。（注：楊繼繩：《凱恩斯依賴癥》，載《中國經濟時報》，2002年6月22日。）在外部經濟環境趨緊、國內市場疲軟的情況下，這對于保持我國經濟的穩定增長無疑是必要的。

其次，國債投資建成了一批重大基礎設施項目，緩解了長期以來基礎設施建設滯后而引起的對經濟發展的制約。其中，在國債投資的支持下，我國對大江、大河、大湖進行了大規模的堤防工程建設和水毀工程修復。僅在1998～2003年3年中，全國共完成堤防加固16369公里，完成江河控制性樞紐工程25個、病險水庫除險加固工程75項、蓄滯洪區安全區建設22個，并拓展節水灌溉面積6500萬畝。這些工程已在經濟中發揮實際效用。在改善交通運輸條件方面，1998年以來的3年中是我國公路、鐵路、民航建設發展最快的歷史時期。在這一時期中，公路新增通車里程約17.4萬公里（其中新增高速公路10230公里），使我國公路總里程達140萬公里（其中高速公路為1.5萬公里），鐵路新增長度2070公里（其中復線里程586公里），水運航線、民航機場建設等也完成了一批新的工程項目。此外，糧食倉儲設施、農村供電設施、城市基礎設施、環境和生態保護等方面的建設，也取得重大進展。

最后，部分國債資金被用于改革成本的支付。例如，在1998年增發長期國債后，預算中原準備用于基礎設施建設的部分資金，被用于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基本生活費的保障和離退休人員養老金的發放等。該年發行的高達2700億元的特別國債，則被用于充實國有獨資銀行的資本金。這些均屬于改革成本的支付，它對于緩解改革風險、保持社會安定以及進一步深化體制改革都有一定的作用。

2.擴張性財政政策導致轉軌進程中某些舊體制因素的復歸

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也有明顯的負效應。這種負效應是多方面的。這里我們首先要分析的是擴張性財政政策對經濟體制改革的負效應，即它重新強化了國家對經濟的壟斷和控制，甚至在某些方面導致舊體制因素的復歸。

其一，強化了一些部門的壟斷趨勢和國家 機關的行政控制。

傳統的計劃經濟是一種國家壟斷和政府控制的經濟，經濟改革的基本取向就在于不斷打破國家的經濟壟斷和放松政府對經濟的控制，從而促進經濟的市場化和活躍經濟主體之間的平等競爭。然而，執行凱恩斯主義的擴張性財政政策，使國家成為主導經濟增長的主體，是與市場經濟配置資源的方向相悖的；特別是國債投資主要用于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部門，更強化了國家對這些部門的壟斷性控制，并進而強化了整個國家的行政壟斷和直接管理。在推動擴張性財政政策過程中，我國出現了行政控制明顯加強的趨向。例如，在糧棉購銷體制改革后，由于個別地方出現搶購現象，國家曾經又恢復了對糧食和棉花的收購體制，取締和禁絕私商的相關活動，由糧食部門和供銷社壟斷糧食和棉花的經營；當一些產業部門出現生產能力過剩時，價格的下跌本是正常現象，但國家在此情況下不是通過鼓勵正常競爭促進產業集中和產業進步，而是倡導搞所謂行業“自律價格”，實際上是想通過價格卡特爾來抑制競爭，等等。

壟斷的加強除了強化政府部門的行政控制外，還造就了一個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如在電力、通訊、鐵路、民航等部門，這種利益集團往往依仗對國家經濟資源的實際占有，千方百計地阻止民間資本的進入；它們畫地為牢，排斥競爭，阻礙要素的自由流動，以謀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不惜損害社會和公眾的利益。壟斷會扭曲資源的有效配置，從而造成壟斷租金：一是通過壟斷價格體現出來的社會福利損失，二是行業壟斷部門巧立名目非法收取各項費用，將自身低效運行的成本和發展投資的負擔轉嫁給廣大消費者。根據一些人的研究，1985～1996年，我國壟斷行業勞動生產率的增長率大大低于全國的平均水平，而同期內壟斷行業職工的平均工資卻大大高于全國職工的平均工資水平。1995～1999年期間，我國電力行業每個職工比其他行業職工多收入14294元，平均每年多收入2859元，該行業每年平均多支出的工資額為79.1億元。1996年，在壟斷行業的價格與1985年相比有大幅度上漲，而且上漲幅度大大高于通貨膨脹率的情況下，我國電力工業的資金利稅率卻僅為7.33％，與1985年相比下降了54.58％。鐵路運輸虧損13.8億元，與1985年贏利64億元相比，減利120％。市話虧損35.6億元。郵政虧損70億元。（注：過勇、胡鞍鋼：《不可低估行政壟斷造成的經濟損失》，載《中國經濟時報》，2002年7月13日。）由于壟斷行業上繳的利潤中包括了政府從國有投資中應得的回報、政府給予國有企業的大量補貼以及所得稅返還、減免等優惠，因此，壟斷行業多年來不僅耗散了本行業的巨額租金，而且也耗費了大量國家本應得到的財政收入。

事實表明，壟斷的加強正在成為阻礙經濟發展的一個重大因素。當前，大部分被用于擴充國有經濟的國債投資，實際上是民間資本轉化而來的，這部分投資的增加直接削弱了民營經濟的發展。而當國有經濟的發展加劇了經濟的壟斷時，壟斷部門的尋租活動又必然阻滯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在轉軌過程中，在市場經濟體系已初步確立的情況下，行政壟斷的加強一方面表明國家計劃經濟權力的擴張，另一方面則意味著壟斷部門市場經濟利益沖動的加劇，它實際上是這二者的結合。在此情況下，壟斷行業的企業往往通過制定壟斷價格，或依仗其壟斷地位巧立名目收取各種費用，最大限度地謀求本單位的經濟利益，尋找并耗散其壟斷租金。據2001年11月末的統計數字，國有企業贏利的82.6％集中于22家企業大戶，其中，中國石油、中國移動、中國電信、中海油、國家電力公司五家企業的贏利合計占重點企業贏利總額的58％。（注：楊繼繩：《凱思斯依賴癥》，載《中國經濟時報》，2002年6月22日。）有人擔心，在當前的情況下，長期推行凱恩斯主義的擴張性財政政策，有可能使中國經濟集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二者的弊端。這種擔心或許不是沒有道理的。

其二，過分倚重財政擴張強化了轉軌時期中金融市場的集中和行政控制，使信貸資金進一步集中流向國有部門。

金融是現代市場經濟的神經中樞。在新經濟自由主義經濟學對凱恩斯主義進行全面批判后，西方國家已逐漸擺脫在刺激經濟增長中對擴張性財政政策的倚重，轉而著重通過調整貨幣供應量來保持經濟的穩定增長。我國在實行以分稅制為基礎的分級財政后.也較好地處理了政府與企業、中央與地方的兩大基本經濟關系，從而使宏觀經濟管理逐漸由傳統的直接控制轉為政府通過市場中介而進行的間接調控。在此情況下，提高金融調節在宏觀調控中的地位和作用本應是實現市場化的一個重要方面。然而，在國債投資日增、財政亦字擴大和銀行不良貸款數額巨大的情況下，金融風險的積累不能不引起人們的嚴重關注，加之人們對行政控制仍心存依戀，因而在金融運作方式和監管方式上出現了集中的行政控制的強化。（1）金融發展出現了某種縱向一體化的傾向。例如，貸款權的上收，（注：1998年，在配合國債投資擴大信貸發放的同時，信貸也明顯向國家銀行集中，國有獨資商業銀行的貸款占全部金融機構貸款的比重明顯上升。該年1～11月，國家銀行貸款占全部金融機構貸款的比重達78.5％，比上年同期高7.7個百分點，為近4年來的最高值。）城市合作銀行的合并，關閉產權交易中心，取消場外交易等等。（2）經濟啟動主要依靠增發國債和銀行的間接融資，一些限制性安排和歧視性政策仍然存在并得到強化，中小企業（特別是非國有企業）缺乏相應的融資渠道。為了刺激投資，1998年在不到9個月時間里連續三次下調存貸款利率，并放寬了利率浮動的幅度。三次下調利率使貸款利率共平均降低了2.22個百分點，由此減輕企業（主要是國有大企業）利息支出600億元以上，降低國債利息負擔300億～400億元。然而，對利率浮動的規定卻對中小企業存在明顯的歧視，即規定商業銀行、城市信用社對小企業的貸款利率上浮幅度由現行的10％擴大為20％，最低下浮幅度10％不變。農村信用社貸款利率最高上浮幅度由現行的40％擴大為50％。（注：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課題組：《中國貨幣政策分析》， 載《經濟研究》，1999年第3期，第28頁。）很顯然，關于利率浮動幅度的規定對中小企業（主要是非國有企業）的融資是不利的。與此同時，民間金融仍基本上處于非法地位，這更使非國有經濟和中小企業缺乏相應的融資渠道。金融控制的加強和金融政策的進一步傾斜使信貸資金更加集中投向國有部門，從而進一步強化了國有企業（特別是國有大企業）的壟斷地位。

3.擴張性財政政策給經濟發展帶來的隱患

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不僅強化了國家的行政壟斷，導致了某些方面舊體制因素的復歸，而且也給正常的經濟發展帶來嚴重的隱患。

擴張性財政政策的一個直接后果就是導致財政赤字的迅速膨脹。1997年，我國的財政赤字為582.42億元。而在1998～2001年期間，各年的財政赤字則分別達到922.23億元、1743.59億元、2491.27億元和2598億元，年增長率分別為58.34％、89.06％、42.88％和4.28％。2001年的財政赤字為1997年的4.2倍。2002年的財政預算赤字更達3098億元，比上年增長19.25％，并首次突破占GDP3％的國際警戒線。（注：楊繼繩：《凱恩斯依賴癥》，載《中國經濟時報》，2002年6月22日。）

由于國債資金主要用于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過長的回收周期和過低的投資收益率導致短期內難以獲得投資收益，這就往往導致借新債還舊債的情況，使國債規模越來越大。2000年底，我國內債余額已達13000億元人民幣，外債余額達1500億美元，內外債共計25000億元人民幣。2001年和2002年，債務余額進一步增加。（注：楊繼繩：《凱恩斯依賴癥》，載《中國經濟時報》，2002年6月22日。）而且，上述數字尚不包括大量隱性債務，而這種隱性債務確實存在。它主要包括：（1）各級政府拖欠的公務員工資和養老保險欠款，以及國家糧食經營虧損掛賬，等等。（2）地方政府（特別是縣、鄉兩級）財政通過各種不規范的方法舉借的債務（估計有1000億元人民幣）。（3）國有銀行剝離出的1.4萬億元不良債權，經處理后，樂觀估計能收回4000萬億元，損失的1萬億元將最終由國家財政承擔。因此，我國的實際債務余額比公布的顯性債務余額大得多。2002年3月，財政部副部長樓繼偉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回答與會者的提問時表示，當年我國的債務余額為8000多億元，只占GDP的18％。顯然，這里指的只是顯性債務，如果加上隱性債務，比例將高得多。據樓繼偉透露，到2002年，我國包括顯性債務和隱性債務在內的債務余額占GDP的比重，世界銀行曾估計是50％～70％，比較樂觀的估計是40％～50％，而比較悲觀的估計則達70％～100％。國外的經驗數據表明，積累的國債余額占GDP的比重一般不應超過60％，我國的債務余額顯然已突破了國際警戒線。

更為嚴重的是，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使經濟增長越來越依賴于財政支出的擴大，特別是國債的增加。2000年，我國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與當年GDP的比例為36.81％，國債投資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58.63％。到2001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與GDP的比例增長到38.43％，而國債投資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則高達65％。這表明，GDP的增長主要是靠投資特別是國債投資推動的。中經網2002年8月2日刊載的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宋國青的文章表明，1998～2000年的年平均總需求即名義GDP的增長率為6.3％，其中實際增長7.7％，價格下降1.3％。而財政支出增長率為19.8％，財政赤字增長率達62.4％（因債務利息支出記賬方式的改變，這里的財政支出和赤字的增長率略有高估）。很顯然，以每年近20％的財政支出增長率和60％多的財政赤字增長率來支持7％左右的總需求增長率，肯定不是一種可持續的增長方式。

還應指出的是，隨著國債利率的下行，持有大量國債的金融機構積聚的風險更是不斷增大。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分析小組于2002年8月2日的《2002年第二季度貨幣政策執行報告》表明，到2002年5月末，金融機構持有的國債9367億元（不含財政對商業銀行發行的2700億元特別國債），比上年增加1022億元，增長12.2％，占國債市場總量的比重達56.7％，較上年末上升3.3個百分點，占其資金總運用量的比重為5.5％，比上年末上升0.3個百分點。在金融機構特別是商業銀行成為國債市場上最主要投資人的情況下，存貸款利率的下行，一方面，大大壓縮商業銀行的贏利空間，對其經營狀況產生不利影響；另一方面，在國債品種、期限趨同的情況下，一旦風險突現，變現遭遇困難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幾點啟示

1.擴張性財政政策所引起的國家作為投資主體地位的加強，有可能導致計劃體制下宏觀經濟運行方式的復歸。因為，這種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實際上是預算軟約束在新時期的一種表現，它仍源于政府與國有部門的特殊的產權關系，是新時期國家以財政資金推動國有經濟繼續發展的一種形式。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企業資金直接來源于財政撥款，這是預算軟約束的典型表現。在經濟發展從“計劃-財政主導”階段向“銀行融資推進”階段過渡后，國有企業的資金來自國有銀行的貸款。當國有企業無力還貸時，其損失最終仍由國家承擔，因此，預算約束依然是軟的。而當企業競相爭奪銀行貸款造成信用膨脹并引起經濟過熱（如我國上世紀90年代初出現的情況）時，國家不得不采取包括限制銀行貸款在內的強制性的緊縮措施。然而，國有經濟的低效率使它不可能依靠正常的積累機制獲得發展。為了保持必要的經濟增長率，以緩解巨大的就業壓力，啟用赤字財政政策成了難以避免的選擇。國債投資無論用于國有企業的技術改造項目、改革成本的支付，還是基礎設施項目的建設，都是國家財政對國有經濟的輸血。但是，赤字財政政策不可能無限制使用，當它難以為繼時，經濟震蕩就會到來，大起大落的所謂“計劃周期”也有可能重現。這是必須高度警惕和極力避免的。

2.擴張性宏觀經濟政策本質上是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破壞力量。如上所述，自1993年以來，我國經濟的年增長率一路下滑。出現這一情況的直接原因是市場長期疲軟，社會需求低迷。但更深層次的原因在于制度障礙引起的經濟發展內在活力的不足。其中一個最主要的方面是產權制度改革滯后使經濟主體（主要指國有企業）缺乏產權約束機制。然而，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不僅無助于這一問題的解決，而且使之進一步加劇。首先，它強化了政府的行政控制和國有部門的壟斷地位，削弱了各種經濟主體的平等競爭，從而進一步抑制了經濟的活力。其次，它把大量經濟資源投入低效率的國有部門，抑制了非國有經濟的正常發展，阻礙了國民經濟效益的提高。此外，它還使財政赤字和國債負擔迅速擴大，從而使經濟的正常運行面臨巨大的風險。總之，擴張性財政政策因其“擠出效應”日漸明顯，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正在減弱，而它對經濟運行帶來的隱患和風險則日趨嚴重，因此，它應在政策調整中逐步淡出。至于貨幣領域，當前的貨幣供應量是適宜的，因而應慎防轉而實行擴張性的貨幣政策，以免導致通貨膨脹。

3.推動經濟繼續穩定增長的出路在于制度創新。我國的經濟發展之所以遭遇市場疲軟、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其根源在于制度改革滯后。中國的人均消費支出和人均GDP都只相當于發達國家的百分之幾。（注：據瑞士國際管理學院提供的數據，2001年，中國的人均個人消費支出只有407美元，而美國為24794美元， 日本為18404美元；中國的個人消費支出僅為美國的1.64％、日本的2.2％、瑞士的2.0％、英國的2.6％。同年，中國的人均GDP僅相當于美國的2.5％。）面對如此低下的收入和消費水平，扭轉市場疲軟的關鍵在于發展生產，繁榮經濟，促進各種經濟主體收入水平的提高，從而擴大社會的有效需求。在我國新、舊體制因素依然并存，制度因素嚴重阻礙經濟發展的情況下，制度創新就是經濟發展的最主要的推動力。關于我國當前的制度創新問題，應另文詳加分析，限于篇幅，這里僅提出若干要點。（1）建立能夠為創新活動提供激勵的產權制度。任何經濟的發展都離不開資本的積累，離不開創業。我國當前市場低迷，經濟發展缺乏內在動力，一個主要因素就是國內資本收益不足，資本形成機制乏力。為了扭轉這一局面，就必須對國有企業的產權制度進行根本性的改革，即除涉及國家安全、自然壟斷、提供重要公共產品的行業，以及支柱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的骨干企業等領域，仍繼續保留國有企業外，原則上國有資本應從所有適于商業經營的部門和領域退出。另一方面，應進一步拓寬民間資本進入市場的領域，并真正消除在投融資、稅收、土地使用和對外貿易等方面對民營企業的歧視，以促進其正常的發展。（2）加速金融市場的培育和發展。市場經濟的本質就在于通過生產要素的流動和組合，實現經濟資源的優化配置，以促進經濟的發展。而在生產要素的配置中，金融服務起著核心的作用。因此，加速金融市場的培育和發展在當前具有迫切而重大的意義。在這方面，除了應允許民間銀行的發展外，還應促進資本市場（包括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的培育和發展。（3）推動政府職能的轉變和國家機構的改革。現代政府的主要功能在于經濟的宏觀調控、市場的監管和公共服務的提供。為此，政府應盡量減少乃至取消配置資源的權力，讓市場來決定經濟資源的配置。只有如此，經濟才能有活力。因此，政府應取消一切不合理的行政審批，并相應進行機構改革，以實現精簡、效能的目標。

宏觀經濟論文:當前中國宏觀經濟分析

一、引言

一個國家的宏觀經濟形勢與經濟周期緊密相關。很大程度上,宏觀經濟形勢如何就是指處于經濟周期的哪個階段,即是處于繁榮階段抑或蕭條階段,波峰抑或波谷。因此,判斷宏觀經濟形勢就很有必要研究經濟周期及其階段。分析當前中國宏觀經濟形勢,其實就是判斷中國經濟目前所處周期的階段。

西方學者一般將經濟周期分為兩個階段:收縮階段和擴張階段;波峰(peak)和波谷(troug)是周期的轉折點。經濟周期也可以劃分為四個階段:繁榮(prosperity)、衰退(recession)或危機(crisis)、蕭條(depression)、復蘇(recovery或revival)。但是,在實踐中要區分周期的四個階段,或者說預測周期的波峰和波谷這些轉折點,仍然是極其困難的,盡管經濟學家們已經在運用復雜的統計模型來試圖預測未來幾個月或未來一二年的產量與就業量。

本文對當前中國經濟周期的階段的考察,擬從兩個層次入手:首先是幾種工具的綜合分析,這些工具主要是;簡單的凱恩斯模型(儲蓄S與投資I的關系)、產出缺口理論、總需求一總供給(AD-AS)模型、IS-LM模型;其次分析一些重要宏觀經濟變量,主要是:GDP增長率、失業率(the unemployment rate)、價格指數。

二、幾種工具的綜合分析

(一)產出缺口

運用產出缺口(output gap)的概念可以判斷周期的不同階段。產出缺口是潛在產出與實際產出之差,即產出缺口=潛在的產出一實際的產出

當產出缺口是比較小的正值時,實際產出低于潛在產出,這時出現衰退的跡象(也可能是復蘇的征兆,這是假定為衰退)。隨著產出缺Q的不斷擴大,實際產出越來越低于潛在產出,于是,衰退日益嚴重,最后出現蕭條乃至大蕭條。蕭條持續一段時間后,如果產出缺口逐漸縮小,意味著蕭條和衰退程度不斷減輕和緩和,實際產出朝著潛在的產出水平上升,進而步入復蘇階段。當產出越過潛在產出線、上升到潛在的產出水平上時,缺口最終變成負值。一個負的缺口意味著過度就業、工人超時點的工作和機器的超正常的使用率。這時,經濟出現繁榮局面。

潛在產出的值很難估算,不過可以用潛在經濟增長率來近似地表示。如果實際經濟增長率低于潛在經濟增長率很多,產出缺口就是比較大的正值,這時經濟出現蕭條。如果實際經濟增長率高出潛在經濟增長率很多,產出缺口就是負值(絕對值比較大),這時經濟處于繁榮階段。

潛在經濟增長率也很難測算,關于中國潛在經濟增長率的數值存在很多爭論,一般認為位于8%-1%之間,顯示了9年代的潛在增長率估算值。從中可以看出,199年實際GDP增長率(3.8%)遠遠低于當年潛在經濟增長率(9.7%),差額達5.9個百分點,這說明199年經濟處于蕭條階段,即當時的市場疲軟。1991年,中國經濟全面回升,實際經濟增長率迅速靠近潛在經濟增長率,這說明1991年經濟處于復蘇階段。1992年,實際GDP增長率遠遠高出潛在經濟增長率,差額達4.5個百分點,這時經濟處于繁榮階段。1993年開始,實際GOP增長率不斷趨向下降,1993-1995年,每年的實際GDP增長率不斷靠近潛在經濟增長率,產出缺口的絕對值不斷趨向零,表明繁榮不斷走向衰退。1996年,實際GDP增長率又開始低于潛在增長率,產出缺口變為正數,經濟明顯出現衰退或危機。1997年以來,實際GDP增長率越來越低于潛在經濟增長率,1999年達2個百分點以上,表明產出缺口不斷擴大,衰退日益嚴重,以致出現蕭條,陷入波谷。2年,產出缺口縮小,但依然是正值,這表明,蕭條或衰退程度有所緩和,經濟正在走出波谷,走向復蘇和回升。

(二)總需求-總供給模型分析

周期的四個階段還可以通過總需求-總供給(AD-- AS)模型來加以說明。AD-AS模型離不開潛在產出的概念,兩者一脈相承。AD--AS圖形(圖象略)中, ASs表示短期總供給曲線,長期總供給曲線 ASL與潛在產出線重合。 ASL不同于 ASs的垂直部分,ASs的垂直部分位于ASL的右邊。ASL與ASs的垂直部分和陡峭部分之間的區域,即圖中陰影部分,表示繁榮。ASs的完全平坦和相當平坦部分表示蕭條。繁榮與蕭條之間的過渡階段是中間區域,表示衰退或復蘇。

判斷周期不同階段的重要標志是潛在產出線或長期總供給曲線ASL。如果經濟位于ASL的右邊,即產出缺口是負值,經濟處于擴張階段;如果經濟位于ASL的左邊,即產出缺口是正值,經濟處于收縮階段。前文已述,1996年以來,產出缺口變為正值,并且不斷擴大,表明現階段中國經濟位于ASL左邊,并且越來越遠離該線,以致滑入蕭條。這種轉變,從 AD-AS模型來分析,是由于總需求的減少。當總需求減少時,AD左移至AD’,經濟由處于潛在產出線右上方的繁榮階段①過渡到位于潛在產出線左下方的蕭條階段。總需求包括消費(C)、投資(I)、政府支出(G)和凈出口(NX),總需求減少主要是由于消費不足、投資不足或凈出口減少所致。

1996年以來,總需求持續減少和不足。到1998年,總需求不足已成為中國經濟的最大問題。進入2年,總需求全面回升,消費、投資和凈出口均保持較高的增長速度。但是;三季度回升力度又趨小,四季度進一步趨緩。三季度,社會消費品零售額同比增長9.3%,增幅比二季度降低.5個百分點,雖然降幅不大,但逐季下降。11月份社會消費品零售額同比增長8.7%,增幅比上月回落1.7個百分點,是2年以來增速最低的月份。今年消費仍可以保持一定的增長力度,但不可能有更大的擴大,因為制約消費增長的因素頑固不退。這些因素主要是:(1)由于糧食減產、農產品價格下降,農民收入增長持續緩慢。(2)下崗或失業人員繼續增加,實際失業率不斷上升,城鎮中低收入階層的收入很難增加。(3)消費環境、消費政策短期內很難有所改善。

2年前三季度,國有及其他經濟類型固定資產投資(不含集體和個體投資)同比增長12.9%,增速僅比上半年提高.8個百分點,升勢有明顯減緩的跡象。11月份國有及其他經濟類型固定資產投資(不含集體和個體投資)同比僅增長6.7%,比上月大幅回落4.1個百分點,是2年以來增速最低的月份。投資領域中的主要問題還是老生常談的民間投資,即民間投資的啟動機制還沒有完全形成。因此,21年初,投資的增長很可能會失去動力,拉動經濟的力度會減弱,剛一啟動的投資很可能再次陷入收縮之中。

2年上半年對外貿易形勢喜人,首次創下了半年進出口雙雙“超千億”的紀錄。其中外貿出口超高速增長,出口1144.7億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長38.3%,各月出口增速均在3%以上。出口的高速增長與上年同期基數較低有關,也得益于世界經濟形勢好轉、周邊國家經濟的恢復以及國家加大出口退稅鼓勵出口的內部環境。三季度,凈出口由增轉降,出口總額同比增長25.4%,雖然增速仍然較高,但比二季度降低了11.9個百分點,增速回落的>！

通過對消費、投資、凈出口的分析,可知2年上半年總需求確實明顯回升,但三季度回升力度又趨小,四季度進一步趨緩。這表明這種回升相當乏力,很難持續,總需求不足的格局并未從根本上改變。結合AD-AS模型,這表明當前

中國經濟仍然位于ASL左邊。因此,當前中國經濟很難說真正走出了低谷或蕭條。 (三)IS-LM模型分析

盡管IS-LM模型受到批判,但仍然是理解宏觀經濟的首選工具。決定IS曲線斜率大小的主要因素是乘數αG和投資需求的利率彈性b。在不考慮收入稅率t的情況下,決定乘數大小的主要因素是邊際消費傾向(MPC)。當前中國的IS曲線陡峭,這是由于現階段中國的邊際消費傾向比較低和投資需求的利率彈性相當小(即投資需求對利率變動的靈敏程度不高)。

投資需求對利率變動的靈敏程度十分復雜,需要對企業分類分析。大體說來,國有企業的投資對利率的彈性非常小,非國有企業的投資對利率的彈性比較大。國有企業的投資對利率的彈性非常小的依據是1996年以來7次調低利率,但企業投資需求對利率反應不靈敏。其實,國有企業投資需求對利率反應不靈敏由來已久,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之時,企業對利率提高也不在乎,依然是旺盛的投資需求和欲望。國有投資對利率升降反應都不靈敏,主要是由于體制改革遠未完成,市場、企業和銀行等機制尚不完善。綜合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可以大體認為投資需求對利率變動的靈敏程度不高,即投資需求的利率彈性相當小。

1998年以來,一定范圍內流行一種觀點:中國經濟陷入了“流動性陷阱” (the liquidity trap)。所謂“流動性陷阱”又稱“凱恩斯陷阱”,最早由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提出,是指利率降低得很低時,貨幣的投機需求(the speculative demand for money)將成為無限的,這時,貨幣的投機需求曲線成為一條水平線,LM曲線也成為水平的。“流動性陷講”至少要具備以下條件:(1)利率很低;(2)貨幣需求的利率彈性無窮大。在現實生活中,這幾個條件很難具備,因此“流動性陷院”從未真正出現過。就是美國3年代大蕭條(The Great Depression)也沒有完全陷入流動性陷阱(但是LM曲線被認為是十分平緩的)。凱恩斯本人曾經聲稱,“流動性陷阱”的情形從未出現過。1998年以來的中國,并未真正出現流動性陷講,但是,說我國經濟已落入“流動性陷阱”的觀點是有一定根據的,并非空穴來風,至少有助于宏觀經濟分析。1998年以來,中國經濟確實出現了“流動性陷阱”的某些跡象,應當說是比較靠近“流動性陷講”,因為7次下調利率,利率確實比較低了,再下調利率的空間已不大。體現在LM曲線上,LM并非水平,當前中國經濟不處于“凱恩斯區域”或“蕭條區域”,但是LM曲線比較平坦,比較靠近“凱恩斯區域”,位于“中間區域”與“凱恩斯區域”之間。 根據IS曲線和LM曲線斜率的分析,當前中國經濟的IS—LM模型形狀是:IS曲線依然比較陡峭,不過高垂直尚有一定距離;LM曲線依然比較平坦。這表明,當前中國經濟仍然位于蕭條或收縮階段。

三、幾個重要變量的分析

薩繆爾森(PaulA Samuelson)在他最新版的《經濟學》教科書中依然宣稱:總的來看,經濟學家判斷宏觀經濟運行的主要變量是國內生產總值GDP、失業率和通貨膨脹(inflation),宏觀經濟政策的目標是高水平和快速的經濟增長、高就業水平和低非自愿失業、價格水平穩定,相應的宏觀經濟政策工具主要是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薩繆爾森的這個宏觀經濟分析框架提綱挈領,簡單明了,分析中國宏觀經濟運行狀況完全可以此為參照。

(-)經濟增長率

中國經濟自1991年全面回升以來,一直保持超高速或高速增長率,遠遠高于同期西方發達國家。但是,高速增長中又存在一個嚴重隱患:1993年以來GDP增長率持續下滑,1999年是下滑的第7個年頭。按照“波谷—波谷”的周期劃分方法,1991年以來的這一輪經濟周期,擴張期是2年(1991-1992年),收縮期是7年(1993—1999)年,擴張與收縮的比率僅為2/7,遠低于以往歷次經濟周期擴張與收縮比率,更遠低于美國經濟周期擴張與收縮的比率。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美國經濟平均擴張期持續3.6個月,平均收縮期為14.4個月,擴張與收縮的比率為1.58。二戰后,平均擴張期持續55.3個月,收縮期大約為1.8個月,擴張與收縮的比率為5.12(陳樂一,2b)。由此可看出,美國經濟的發展趨勢是擴張與收縮的比率迅速提高。但是,9年代的中國,擴張與收縮比率卻迅速下降,這無論如何不符合世界經濟潮流。

二戰以來美國經濟擴張與收縮比率的迅速提高,尤其是1991年3月以來的持續高速增長和繁榮,主要原因無疑首推高科技,即技術變革。中國近代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兩次繁榮(約1886-193年,1915-1931年),技術變革(相繼以洋務運動和電力的普遍應用為標志)起了決定性作用。經典研究認為,經濟增長的最重要源泉是技術變革。1993年以來中國經濟增長率的持續下滑以及本輪周期擴張與收縮比率的迅速下降,筆者認為其主要原因還是缺乏經濟增長源泉——技術變革的支撐。中國經濟增長長期以來重在量的擴張,技術水平低,輕技術創新,靠資金大投入支撐。支撐9年代前半期經濟高速增長的主要因素是投資的超高速增長。1992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名義增長率達到44.4%,1993年更高達61.8%。但是,1994年迅速降至3.4%,此后“一厥不振”,持續出現投資不足。靠大投入推動的經濟高速增長一旦失去投資的支撐,其增長速度就會逐漸乃至持續下滑。因此,9年代中國經濟增長速度之高令世人矚目,但增長質量和效率卻令人憂慮。

2年上半年,GDP增長率躍升至8.2%,扭轉連年來的下滑趨勢,人們不禁為之一振。但是,三季度經濟回升力度又明顯減弱,當季GDP增長率為8.2%,并沒有在二季度的基礎上進一步提高。第四季度GDP增長率降至8.%。再者,中國經濟統計水份太多,種種虛假和不真實的數據充斥其中,盡管中央政府三令五申,但無濟于事。因此,中國產出的統計數據可信度相當低,GDP的真實數據肯定要低于官方的統計數據。鑒于此。我們必須尋找對其他變量的分析。

(二)失業率

失業是一個使用頻率極高的術語,乍一看,人人都懂,但是仔細想來,失業的內涵很難把據。西方學者對失業的種種定義,基本大同小異。綜合比較這些定義,可以發現失業涵義的幾個要素是:失業人員在勞動年齡內;有勞動能力;

未被雇用但正在主動尋找工作。第三個要素是失業定義的重要條件,這樣就排除了非自愿失業。盡管如此,失業統計中還是存在種種問題,政府公布的失業統計數據往往偏離實際。西方學者對失業成因的解釋是:在每一工資水平上勞動需求量降低時工資并不相應地降低(Joseph E.Stiglitz,1993)。因此,失業可以歸結為兩個問題:一是工資調整的失靈,即為什么工資不降低;二是為什么勞動需求曲線往左

移動。為了回答這兩個問題,西方學者進行了大量研究。失業的這兩個成因考慮的是短期因素,但是就長期來說,還存在另一個可能的成因:勞動供給量增加,即勞動供給曲線Ns向右移動。 我國勞動力市場非均衡的典型形式是失業,但是,我國失業統計相當混亂。失業與下崗到底是一種什么關系,似乎至今不清楚,或者諱莫如深。“下崗”的含義是:職工離開原工作單位,但其勞動關系仍保留在原單位。照此定義,下崗是否就是失業?筆者認為,下崗就是失業,并且是失業的一種典型形式,因為下崗完全符合西方學者對失業定義的三個要素。下崗職工一般都在勞動年齡內,肯定具有勞動能力,已失去工作但正十分渴望得到一份新工作或回到原有單位。如此看來,下崗豈非失業?只是失業包括的范圍更廣,城鎮隱性失業者和農村失業者不是下崗職工,但都應屬于失業人員。

1979年以來,我國出現了三次失業高峰。第一次是在1979年,第二次在1989年,第三次從1995年開始,現在正處于第三次高峰時期。這次失業高峰的群體以中年人居多,并且集中在當年上山下鄉的知青身上。真實失業率到底是多高,一直沒有準確的數據。官方公布的失業率是3%左右,照這個數據,我國失業率很低,根本不存在所謂失業高峰。在西方國家,3%的失業率還低于自然失業率。但是,官方的3%僅僅是城鎮登記的失業率,城鎮公開失業但沒有登記的、城鎮隱性的失業者、農村失業者都沒有計算在內,試想如此官方失業率不知有何實際意義?在分析中,我們自然不能以官方公布的 3%作為我國真實失業率,真實失業率會遠遠高于3%。21年以來,下崗或失業人員還在繼續不斷增加。

第三次失業高峰的根本原因,或者說從長期因素來看,是人口總量過多,這是當時的人口政策造成的。人口總量過多自然導致勞動力總數(就業人數與失業人數之和)過多。從短期因素來看,失業高峰是由于勞動力需求量減少,勞動需求曲線左移。總的說來,失業是由于勞動供給量遠遠超過勞動需求量,工資又不能靈活調整勞動供求(工資剛性)。

勞動需求量減少,勞動需求曲線左移,主要原因是產量下降,即經濟增長率的下滑。產量水平與失業率之間存在這樣一種關系:產量增加時,就業量也趨于上升;反之,就業量趨于下降。奧肯定律(Okun’s law)表述的就是產量水平與失業率之間的關系。凱恩斯也認為,就業量和工資不是在勞動力市場決定的,而是由產品市場上人們對商品的需求決定的。凱恩斯的意思就是說,決定就業水平高低的是產量水平。就實證分析來說,產量水平與失業率確實呈現明顯的負相關關系。因此,下崗和失業人數的增加,勞動需求量減少,表明經濟增長緩慢,有效需求不足,經濟處于衰退或蕭條階段。

(三)價格指數。

在西方市場經濟國家中,物價波動是經濟周期被動的主要現象之一,有些西方學者干脆就用物價變動來描述宏觀經濟景氣變動。在我國,隨著經濟市場化程度的日益提高,價格指數越來越靈敏地反映整個宏觀經濟運行狀況,并且日益成為觀察宏觀經濟景氣變化的“晴雨表”。具體來說,價格指數最能判斷經濟周期的四個階段。

前文所述的潛在經濟增長率,當實際經濟增長率低于潛在經濟增長率很多時,價格指數上漲率降低。即減速的物價上漲,甚至負增長,出現通貨緊縮,這時經濟滑入蕭條階段;當實際經濟增長率高出潛在經濟增長率很多時,價格指數上漲率攀升,即加速的物價上漲,出現通貨膨脹,這時經濟步入繁榮階段,因此,物價上漲速度的加速或減速是判斷周期不同階段十分重要的參數。與此相對應,在總需求—總供給模型中,潛在產出線右上方的繁榮階段,價格指數一般比較高;潛在產出線左下方的蕭條階段,價格指數一般比較低。總需求曲線AD向AD’移動過程中,產量不斷減少,同時伴隨價格指數上漲率不斷降低;相反,AD’向AD移動過程中,產量不斷增加,同時伴隨價格指數上漲率不斷攀升。

1997年1月,物價開始負增長,出現通貨緊縮。1998、1999年兩年,全國商品零售價格總水平和全國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都處于負增長中。從月度數據看,1999年全年各月商品零售價格總水平與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與上年相比一直處于下降狀態。到4、5月份,商品零售價格和居民消費價格(同比)分別下降3.5%和2.2%,是1997年以來下降幅度最大的月份。此后,各月同比價格的降幅開始穩步回落。生產資料價格自1996年4月以來,一直持續下降。1999年,全國生產資料價格總水平比上年下降 4. 8%。1999年下半年,生產資料價格下降幅度呈縮小趨勢。

2年價格總水平持續在低位徘徊,并且呈現波動的特征。2月份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同比上漲.7%,是1998年4月以來連續22個月負增長后首次正增長,3月份、4月份又下跌,5月又開始持續略有上漲,但是8、9月份的漲幅分別比上月回落.2和、3個百分點。1月份與上月持平,11月份同比上漲1.3%,環比略漲.7%。2年上半年,商品零售價格指數同比下降1.9%。三季度的商品零售價格同比下降1.3個百分點,降幅比二季度縮小.6個百分點,但8、9月份的降幅又有所擴大。生產資料價格指數去年以來逐月回升,3月份實現正增長,4、5、6月份繼續上揚。1-6月份,生產資料價格指數上漲.9%。三季度生產資料價格同比上漲4.8%,漲幅比二季度增大2.5個百分點,其中8月份同比上漲5.1%,9月份上漲5.8%。

從走勢上看,生產資料價格回升力度明顯較大,但是,居民消費價格和商品零售價格的回升力度較弱,尤其是最近幾個月,基本上是保持穩定。生產資料價格的逐月回升,是由于原油價格的大幅上漲及其連帶效應,是成本推動型,而非商品供求關系的改變。總之,價格總水平至今還在低位運行,通貨緊縮依然存在。承前文所述,這時,實際經濟增長率仍然低于潛在經濟增長率,經濟至多只是出現了復蘇和回升的跡象,并沒有穩定走向復蘇和擴張。

四、小結

當前中國宏觀經濟分析,幾種工具中最有價值的是產出缺口理論。1996年,實際GDP增長率開始低于潛在增長率,產出缺口變為正數,這是9年代以來中國經濟的一個重要轉折點,表明中國經濟已經明顯出現衰退或危機。1997年以來,實際經濟增長率越來越低于潛在經濟增長率,1999年達2個百分點以上,表明產出缺口不斷擴大,衰退日益嚴重,以致出現蕭條,陷入波谷。因此,1999年中國經濟處于波谷之中。幾個重要變量的分析,最有意義的是價格指數。價格指數與潛在經濟增長率相結合,進一步證實了1999年中國經濟已跌入波谷。AD-AS模型、IS—LM模型以及經濟增長率、失業率也為1999年中國經濟滑入波谷或蕭條階段提供了佐證。

2年產出缺口開始縮小,表明中國經濟正在走出波谷,走向復蘇和回升。但是,分季度分析,這種回升主要是在上半年,三季度回升力度又超小,四季度進一步趨緩。總需求(消費、投資、凈出口)分析中,有力地證實了這種觀點。況且,物價的持續低位徘徊,實際失業率的不斷上升,這無論如何不是經濟擴張的跡象。因此,本文的最后結論是:當前中國經濟確實出現了的明顯轉機,出現了回升的的系列跡象。正在步入復蘇階段,但并未真正穩定走出低谷或蕭條。

當前中國經濟的首要任務是,繼續保持續的復蘇和回升勢頭,努力徹底走出低谷,穩步走向擴張和繁榮。要實現這個首要任務,就短期因素來說,現階段有必要繼續突出財政政策的地位,推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同時,中央銀行必須進一步發揮貨幣政策的作用,完善和疏通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綜合運用多種貨幣政策工作,適當增加貨幣供應量,加快貨幣流通速度。總之,積極的財政政策要與穩健、適度擴張的貨幣政策相互協調和配合,貨幣政策要為財政政策的充分有效發揮作用創造條件,兩者勢均力敵,厚此薄彼都是不可取的。但是,推行適當的宏觀經濟政策組合,只是刺激總需求,推動經濟回升的政策手段。要真正走出低谷,步入持續繁榮和增長的軌道,在當今體制的中國,光靠政策手段是遠遠不夠的。從根本上來說,是要深化體制改革,解決經濟結構中的一些深層次問題,作好經濟結構大調整的文章,真正建立起與國際經濟接軌的相對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

宏觀經濟論文:宏觀經濟學教學中研究性教學的探討

[摘要]宏觀經濟學具有理論的復雜性、發展性,表述方法多樣性和實踐多變性等特點。宏觀經濟學的教學目的不是僅向學生傳授理論知識,更重要的是培養學生認識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而能力的提高依賴于創造性思維的培養。研究性教學需以一定的創造性思維為基礎,同時也培養學生的創造性思維能力。要使宏觀經濟學研究性教學達到目標,需以厚實的理論知識和豐富的數據資料為基礎,以教學團隊形式和教師的科研來推動實施,要重視指導學生掌握研究經濟問題的方法,引導學生學會觀察問題并改變錯誤的認識,要關心學生學習并為之提供必要的認知條件。

[關鍵詞]宏觀經濟學;研究性教學;創造性思維

宏觀經濟學是我國高等院校經濟類和管理類專業的專業基礎課,是技術類、工程類、人文社科類及有關學科的專業選修課,也是國內大多數學校經濟類和管理類研究生入學考試的必考課程。它具有理論的復雜性和發展性、表述方法的多樣性、實踐的多變性、與經濟現實的聯系性等特點。國內高校在開設該課程時,一般以西方經濟學中的宏觀經濟理論為主要教學內容,再結合中國經濟實踐加以分析講解。但是,西方經濟理論中的宏觀經濟學是在西方市場經濟發達國家發展起來,并用來分析這些國家經濟問題的。西方國家以私有制為基礎,經濟結構相對完整,企業有充分的活力,對宏觀經濟政策反應較為敏感;商品市場、貨幣市場、勞動力市場等發展充分,為政策在各類市場的傳導和協調,提供了較好的條件。這樣,無論是以需求為導向,還是以供給為導向的政策工具均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而由于機制慣性,處于轉型時期的中國企業尤其是國有企業,要真正成為具有經濟性、營利性和獨立性的主體,還需要繼續改革。諸多方面因素的制約會使西方宏觀經濟政策工具在中國的運用效應大打折扣。同時,在課序上多數專業宏觀經濟學課程是在低年級開設的,由于學生缺乏對西方經濟社會的了解,針對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在學習過程中,學生往往結合中國經濟發展狀況來理解西方宏觀經濟理論,經常會得出錯誤的結論。因此,實際上宏觀經濟學教學的目的不再是僅向學生傳授理論知識,更重要的是培養學生的認識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而能力的提高依賴于創造性思維的培養。通過研究性教學,可幫助學生科學地理解西方宏觀經濟理論和中國宏觀經濟的發展,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研究性教學作為一種教學模式或教學理念,體現在教與學的全過程之中。它要求我們根據不同課程的特點,有效利用教學資源和環境,充分發揮學生的主體作用,最終實現教學的目標[1]。在宏觀經濟學中開展研究性教學,應從以下方面著手:

一、要以教學團隊形式和教師的科研來推動實施

在大多數院校,宏觀經濟學的教學都是由若干教師同時承擔的,這樣就可以形成教學團隊。研究性教學涉及的范圍相當廣泛,如果單憑個別教師的專業知識,在指導學生的時候可能會感到捉襟見肘,因而充分利用不同教師的興趣愛好、專業特長等資源至關重要。如有的教師對西方理論與中國經濟的結合頗有研究,有的教師對宏觀經濟學的多媒體教學倍感興趣,有的教師偏好于宏觀經濟數據的分析,有的教師熱衷于對社會經濟問題的認識,有的教師對計量經濟模型較為精通等,這些都是宏觀經濟學研究性教學所必需的資源,因此,宏觀經濟學研究性教學要盡可能采用團隊形式。近三年來,由筆者指導的學生論文,1篇論文獲得全國大學生“挑戰杯”比賽獎,3篇論文被評為“江蘇省優秀論文”,2篇文章獲得“江蘇省優秀社會實踐調查報告一等獎”。這些雖然形式上是導師的成果,實際上是一個團隊(這個團隊有研究生、年輕教師、經濟管理部門的領導和專家)的成果,是由團隊共同努力而取得的。因為,無論理論探討、數據調查,還是結構分析等,都是由團隊一起來完成的。特別是涉及到計量模型,往往是這個團隊的教師與學生共同確定研究方法,再由一位正在攻讀博士學位的青年教師專門給予指導。青年教師在指導學生的過程中,掌握了更多計量模型的運用方法,個人也取得了較為優異的成果,成為一股新生的教學和科研力量。

宏觀經濟學研究性教學還要以教師的科研來促進學生的研究。一方面,教師要有科研,科研造詣高,教師在課堂上才會給學生更多的啟迪和思維[2]。不做研究,只搞教學,只是教書匠;只做研究,不搞教學,則不是教師。近年來,筆者所在教學團隊的教師主持國家、部省級、廳局級課題近30項,大多數是圍繞現實經濟問題而設計的。在研究過程中,筆者團隊盡可能地引導學生參與課題資料收集、實地調查、數據分析、報告撰寫等,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取得了一批成果。此外,要做好教學工作,還必須進行教學研究,通過教學研究課題去研究教學模式、課程體系、教學規律、教材和教學方法,等等。另一方面,要引導學生參與科研。學生參與科研訓練有兩種模式:一種是學生參與到教師的科研項目和研究小組中,承擔部分基礎工作;一種是學生自己提出項目方案,并在校內或校外自主聯系指導教師。筆者在進行“經濟增長理論”教學設計時,曾組織師生參與了一個地

區委托課題的調研工作,主要探討該地區民營企業的狀況,如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存在的問題和進一步發展的障礙等。通過歷時近一個月的調查,學生對不同類型企業的職工來源、文化程度、工資水平,企業家成長過程,企業投資選擇及并購,產品生命周期,市場銷售及競爭等諸方面感受很深。這份由學生完成的調查報告得到了該區區委和區政府的高度重視,為此該區還組織了廣泛的學習和宣傳;研究報告獲得了“2006年江蘇省大學生優秀調查報告一等獎”;并且,其中一名學生還利用調查中的數據完成了自己的畢業論文,獲得“2007年江蘇省大學生優秀畢業論文二等獎”。

二、要以厚實的理論知識和豐富的數據資料為基礎

研究性教學要求學生有一定的觀察力,善于觀察各種事物之間的聯系,從而提出問題[3]。但對于剛接觸專業基礎課,缺乏理論知識基礎和宏觀經濟的感性認識,又習慣于教師教學生學的被動教學模式的大學低年級學生來說,這種能力是不夠的。因此,在教學中,教師既要幫助學生奠定扎實的理論知識基礎,又要給學生提供一定的數據資料。

首先,開展研究性教學要為學生奠定扎實的理論知識基礎。經濟學學派很多,不同的學派假設條件、理論基礎、分析方法、政策主張存在著較大的差異,同一種經濟現象可以用不同學派的理論來解釋,而同一種理論可以用來解釋不同的經濟現象。從理論體系上來看,如果不能讓學生涉及到更多學派的理論,學生即使對現實經濟進行了調查,也無法選擇適當的理論給予合理的解釋,從而也就難以達到教學的目標。在開展研究性教學之前,要對宏觀經濟學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主要學派理論的形成與發展、主要結論、政策主張作詳細的講解。比如,為什么現在用GDP而不用GNP作為最基本的經濟總量?根據消費函數,消費決定于收入,是什么含義的收入?投資究竟是由什么決定的,是利率、資金數量,還是長期利潤率的預期?勞動力市場的非均衡性表現在哪些方面,如何解決?凱恩斯反對用削減工資的方式增加就業,但克林頓擔任美國總統期間卻采用了低工資政策,實現了高就業,帶來了美國經濟的增長,對此應如何理解?等等。在教學中,筆者團隊遵循“理論—問題—政策”的思路,首先強化理論模型的講解,讓學生奠定良好的知識基礎。在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我們還設計了“走近經濟學”等經濟學基礎知識競賽活動,通過競賽,讓低年級學生認識經濟學的基本要求和學習中存在的問題,激發他們的學習興趣;也讓高年級的學生看到他們在經濟學基礎上存在的差距,特別是給準備進行社會經濟調查和考研的學生指引方向。

其次,要給學生提供中國和西方國家宏觀經濟的背景資料。社會實踐、原型啟發、問題意識和豐富的資料等,都是創造性思維不少缺少的條件[4]。考慮到該課程理論性強,分析方法獨特,與現實生活密切相關,流派林立,并且隨經濟現實的發展而發展,是一門發展變化最大的課程。對此,筆者所在教學團隊研究與借鑒相結合,為學生學習宏觀經濟學提供豐富的理論與實踐資料。近三年來,為了及時跟蹤理論前沿,我們組織教師就西方宏觀經濟理論的新進展和新發現、宏觀經濟學研究范式的轉變、宏觀經濟理論的運用等進行了廣泛的研究探討,形成研究報告近20份;為了強化西方經濟理論與中國經濟發展的結合,我們組織教師對中國經濟分析面臨的挑戰、可持續發展理想模式的探討、新增長理論與中國經濟、投資與經濟增長、失業問題及其對策、經濟波動與經濟政策、中國的通貨膨脹問題等進行了專題研究,形成研究報告10份。這些專題性教學輔助資料,為學生研究性學習提供了相對便利的條件。

三、要重視指導學生掌握經濟問題研究的方法

宏觀經濟學有很多獨特的研究方法,實證分析則是最主要的方法之一。如何讓學生用這種方法去研究現實經濟問題呢?第一,在課堂講授中,要教會學生對經濟變量進行科學的界定(即定義)。比如什么是經濟學?經濟學是研究一定制度下稀缺資源配置和利用的科學。簡單的一句話,卻有多層意思,首先,經濟問題是由于資源的稀缺性引起的,沒有資源的稀缺也就不需要經濟學了;其次,由于資源的稀缺帶來了兩大經濟問題,即資源配置和資源利用問題,由此引導學生去了解和掌握這兩個基本問題;再次,解決經濟問題與基本經濟制度有關,不同的制度之下,解決資源配置和資源利用的方式是不同的,這樣引導學生去了解有哪些類型的制度及其特點;最后,經濟學是一門科學,以此可以激起學生了解經濟學發展歷史及其演變的欲望。第二,注意假設條件。假設是一種理論所適用的條件,任何理論離開了假設可能就不成立或不完全成立了。學生在以往的學習中往往習慣于現成的答案,滿足于對結果的記憶,他們并沒有認識到假設的重要性。教師在講授之前可以讓學生回答一個問題:三角型的三個內角和是多少度?小學生都知道的,大學老師問出了這么簡單的問題,學生很少有直接回答的,他們在思考!如此,教師的目的也就達到了(事實上,180度是有條件的,即平面上)。通過與過去知識的聯系可以讓學生意識到,學經濟學不是背概念、原理或結論的。第三,關注理論的表述方法。一般來說,經濟理論可以用文字、表格、圖形或函數關系來表述。在既往的學習中,數學與經濟等理論是分離的,也許一個學生數學學得很好,但在經濟生活中究竟有什么意義,他可能不太清楚。比如,曲線的斜率表示什么?它表示不同變量變化之間的關系,正斜率越大,表明橫坐標的變化比縱坐標的變化速率要慢,即橫坐標的變化對縱坐標的變化不夠敏感,或者說是缺乏彈性的。教師可讓學生回憶自己所學的數學知識,并對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諸多變量之間的關系產生聯想,從而創造性地用幾何方法分析更多的經濟問題。

四、要引導學生觀察問題、改變錯誤的認識

培養學生強烈的問題意識非常重要。“非這樣不可”、“非理解不可”、“非搞出個新方案不可”、“人家能干我也能干”,這些心理情緒使得人們愛動腦筋,這樣就能排除困難和挫折,從而找到問題的答案,達到創造發明的目的。怎么去找問題呢?方法是很多的。可以引導學生參與教師的課題,或進行資料數據的檢索,或進行社會調查,讓學生更多地了解與所設想的事物(現象)相似之處,從而引起聯想。比如,可以組織低年級學生去應屆 畢業生招聘會調查,這樣他們不僅能了解一個層面勞動力市場狀況,還能了解社會對當代大學生的要求,從而在理論和實踐上做好就業的準備。我們在講授失業與就業理論時,指導兩個蘇南籍的學生在蘇南地區選擇典型地級和縣(市)級單位各一個,分層次探討勞動力需求結構特點;兩個蘇北籍的學生在蘇北選擇典型地級和縣(市)級單位各一個,分層次探討勞動力供給結構特點。進而合作研究了江蘇農村二級勞動力市場的非均衡性,并提出了“訂單教育”是解決江蘇農村二級勞動力市場非均衡問題有效途徑的建議。學生將理論知識準備、數據的收集整理、論文的撰寫等通過合作研究形式,融為一體,最后不僅這份研究報告獲得“江蘇省大學生優秀社會實踐調查報告一等獎”,而且這四名學生的本科畢業論文均被評為優秀。另外,教師指導的學生開展研究性教學取得成績的時候,對以后的學生也產生了示范效應。一方面,學生研究成果的推廣,豐富了教學內容;另一方面,也可以激發學生的主動性,調動他們開展研究的積極性。

在研究性教學過程中,教師還要引導學生改變以往錯誤的認識。如總量是反映了整個經濟運行情況的經濟變量,較多的經濟總量之間是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由于缺乏對實際的了解,學生學習時往往憑感覺理解理論,容易形成錯誤的觀點。比如:A=B,能否得出A+C=B+C?這在數學中是沒有問題的,但以此來解釋經濟現象時,就要考慮各變量之間的關系了。如果等式兩邊是獨立變量,不受其他因素影響,上述結論是成立的。當等式兩邊是非獨立變量時,如在左邊增加C時A會增加,右邊增加C時B會減少,上述結論就不成立了。由此,可以讓學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財政政策的“擠出效應”和三種國民收入決定模型之間的關系了。再如,從現實經濟運行來看,究竟是欠發達地區,還是發達地區資金短缺?學生的感覺上是欠發達地區窮,缺乏資金;而發達地區富,資金充裕。事實上,資金在發達地區投資收益更高、機會更多,從而發達地區更容易出現資金短缺;考慮到投資收益和投資風險,欠發達地區的經濟系統中反而資金過剩。

五、要關心學生并為之提供必要的條件

低年級學生對研究性教學有熱情,但往往把握不住重點和難點。教師在進行教學設計時,要與學生一起對主題研究的重點進行分析,并充分估計到研究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困難。采用SWOT法,根據參與學生的知識基礎、性格特征等,對以往學生活動中出現的共性問題進行剖析,幫助學生做好知識和心理的準備;同時,要對主題研究的外部環境利弊進行分析,提高研究活動的針對性,減少學生在方案實施過程中的不確定性。比如,在調查過程中涉及到個人隱私或企業秘密時,如何打消被調查者的思想顧慮獲得可靠的數據,這既要輔導學生有關心理學等方面的知識,又要指導與被調查者接近和交談的方式等。此外,建立可供學生進行調查的渠道,對研究性教學活動也是很重要的。在教學設計時,要盡可能征詢與主題有關的政府部門、企業和社會專家的意見,收集相關的資料信息,建立調查訪談渠道,為學生開展調查研究提供參考資料和便利條件。長期的教學工作中,筆者團隊已經培養了一大批各種類型的學生,他們中很多人或在經濟建設主戰場上,或在經濟管理部門工作中取得很大成就,邀請他們參與指導學生,或直接對他們進行調查,使得研究性教學更加經濟和有效。

宏觀經濟論文:關于企業如何應對當前宏觀經濟形勢的思考

近期，國家發改委下達了物流業調整和振興項目20__年第三批擴大內需中央預算內投資計劃，其中包含我市文秘雜燴網物流倉儲配送中心項目，核準該項目總投資5516萬元，基建面積13600平方米，購置車輛120臺，其中同時下達中央預算內投資200萬元，同意銀行貸款3500萬元。該項目成功得到國家立項扶持，值得我們思考。

一、抓項目要抓住苗頭，加以扶植

“文秘雜燴網物流”項目能夠進入國家立項范圍，除了該項目的主體投資單位江西三健科技有限公司（民營）見事早、行動快、主動申報之外，還得益于宜春經濟開發區、市供銷社和市發改委的大力支持。江西三健科技有限公司是省級民營科技企業和省級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該企業入駐宜春經濟開發區后不久，即發現宜春物流倉儲業尚屬空白。20__年10月，該公司向宜春經濟開發區申報成立文秘雜燴網物流倉儲配送中心，立即得到宜春經濟開發區同意備案。20__年初，市供銷社為解決全市農業生產資料和農產品物流配送問題，積極與文秘雜燴網物流倉儲配送中心合作。20__年10月底，公司正式向國家工商總局申請注冊了“文秘雜燴網物流ganxi56”商標。去冬今春，市委、市政府作出“推進六大產業”的決策后，文秘雜燴網物流倉儲配送中心又被納入中心城區發展服務業50個重點項目之一。

二、抓項目要出手快捷，搶占先機

去年11月后，中央先后出臺了一系列加大投入、擴大內需的政策措施，其中包括物流業調整和振興規劃。獲知此信息后，市發改委立即將文秘雜燴網物流倉儲配送中心項目向上申報。同期，與我市鄰近的某市也向上申報“文秘雜燴網物流市場”項目，但經上級主管部門查詢，發現宜春已注冊“文秘雜燴網物流”商標，拒絕了該市申報。該市項目申報者立即聯系宜春“文秘雜燴網物流”，想以50萬元購買該商標，并讓宜春“文秘雜燴網物流”公司成為其下屬的子公司；不久，另一鄰近某市又以“文秘雜燴網物流中心”向上申報項目不成后，項目申報者也聯系宜春“文秘雜燴網物流”，愿意以百萬元的高價求購該商標。結果，兩次上門求購均被宜春“文秘雜燴網物流”公司婉拒。今年4月初，市本文來源：文秘站 //發改委向省申報“文秘雜燴網物流”項目，省發改委在4月中旬組織專家對項目進行評審，并于4月中旬上報國家發改委，國家發改委在短期內即以“特急”文件批復。國家、省、市有關部門的高效運作，印證了總理“出手要快”的理念正在得以落實。

三、抓項目部門要發揮主觀能動性，認真編制好項目

宜春是個欠發達地區，財政基礎薄弱，光靠自有資金發展項目肯定不行，如果各行業、各部門不主動想辦法編制適合當地發展又能擠進國家“籠子”的項目，就難以得到國家和省的扶助，就可能長期處于被動落后甚至“挨罵、挨打”的艱難處境。去年以來，在市委、市政府大力倡導下，不少部門主要領導身先士卒，出主意、想辦法，調動部門的主觀能動性，編制了一批加快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的好項目，并主動及時向上申報，得到了國家的支持。同時也應當看到，還有一些單位總是“束手無策”，很少開動腦筋、研究政策，不能掌握情況，不能有效地出主意、想辦法，既沒有可以向上申報的現有項目，更沒有可以拿來同別人競爭的項目。各部門均要積極行動起來，拿出更多適合國情、省情、市情，能夠有效促進我市經濟社會發展的好項目。

四、抓項目要抓品牌，搶注“文秘雜燴網”商標

宜春“文秘雜燴網物流”能夠在此次競爭中獲勝，很程度上也得益于江西三健科技有限公司早在20__年10月就注冊“文秘雜燴網物流”商標。區域發展、區域競爭催生各地區、各行業打區域品牌，當前，不僅文秘雜燴網各市在爭“文秘雜燴網”品牌，而且湖南的株洲、醴陵、瀏陽有些行業也欲打“文秘雜燴網”品牌，如醴陵市政府正在規劃構建“湘東文秘雜燴網物流中心”。這當然是好事，但對地處文秘雜燴網中心點的宜春而言，也是一種挑戰。宜春早就提出要打造文秘雜燴網區域中心城市，注冊“文秘雜燴網”商標對我市經濟的發展意義非同凡響。建議政府高度重視，由工商部門組織進行梳理，市內凡是能夠使用“文秘雜燴網”冠名的企事業單位均要盡早注冊“文秘雜燴網”商標，既能突出我市作為“文秘雜燴網”中心城市的地位，又可省卻我市企事業單位今后使用“文秘雜燴網”商標的麻煩。

宏觀經濟論文:宏觀經濟金融形勢與貨幣政策支持的探微

改革開放以來,經過幾十年的發展,中國的經濟面貌煥然一新,成為全球經濟體中重要的組成部分,并融入市場經濟體系之中,由于中國的商品競爭力強,商品項目順差時有發生。中國轉變經濟發展模式,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使得勞動生產率提升,資產需要重新評估,人民幣面臨增值的現狀,經濟體中出現發展失衡的狀況,探究宏觀經濟金融形勢和貨幣政策支持非常關鍵。

一、綜合認識中國經濟

中國經濟經過改革開放,發生重大變化,重新認識中國經濟需要站在更高的角度進行解析。從全球化背景出發,中國的生產、貿易、出口等已經融入全球化,我國實施改革開放的大門會持續開放,在這個過程中,我國商品的價格會隨著國際市場價格的變化而變動,并逐漸卷入國際市場經濟體制中,對外部環境的依賴性增加。例如,由于我國經濟發展的需要,要從國外進口原油、鐵礦石等物資,這是由于我國受到國際礦石價格影響,不得不調整國內鐵礦石價格。又如,中國一些產品的產量也受到國際市場的制約,如果大量生產將會造成商品滯銷,浪費原材料,如果生產過少,就會造成物價上漲,影響價格平衡。根據數據顯示,中國產品對世界市場的依賴逐年增加,特別是對歐美國家,依賴程度遠遠高于其他國家。與此同時,中國正在變成對全球經濟發展貢獻最大的經濟體,正是全球化帶來的有利條件,促進了中國經濟的迅速發展,使中國不僅加入的WTO,還對世界經濟發展產生重要影響。

二、宏觀經濟金融形勢略述

1.固定資產的發展形式

就目前固定資產的發展狀況來看,其投資出現回落,資產增長速度放緩。從國際的大環境看,由于經濟危機過后全球經濟發展剛剛出現復蘇,我國的經濟形勢還處于恢復狀態,狀態不佳。但是我國實施了穩健的貨幣政策,在大政方針的宏觀影響下,信貸行業出現一定程度的好轉。例如,根據數據顯示,2014年的固定資產投資額同比增長20%,增速有所放緩,相比于2013年回落3.6個百分點。

2.制造業投資的發展形式

根據相關數據顯示,制造業投資的速度由2013年的35%降低到2014年的24%左右,制造業的投資發展形式同樣出現回落的情況。例如,根據企業的注冊類型,由私人控股的制造業投資額占據整體制造業投資額的70%左右,而國有控股投資額只占據整個投資額的17%左右,這足以證明,由于制造業的投資額受到市場變化的影響,自動調整了投資分配比例,制造業的投資增速放緩。

3.交通運輸業的發展形式

交通運輸業在目前的發展環境中得到快速發展,2014年物流行業的固定資產投資額達到4萬億,與2013年相比投資額增長了24%,增長的速度提高了16個百分點。物流行業的整體發展態勢良好,其中交通運輸業的總投資額占據全部投資額的2.5%,與上一年相比增長額提高了20%,增速提高了17個百分點。交通運輸業的發展帶動了相關產業的發展,其中貿易業、倉儲業的投資額增長25%至35%。這是由于國家頒布了有關交通行業的發展意見,使民間投資增加,實現了交通運輸業的穩定增長。

三、金融形勢與貨幣政策

1.貨幣供應情況

根據數據顯示,近幾年來我國的貨幣供應變化平穩,沒有出現較大波動。這其中的貸款增長率逐年增長,期間出現轉折,在整體上比較穩定,略微有所回落。貸款增長率處于良好態勢,但是貸款結構長時間處于不平衡狀態,銀行的潛在風險很高。由于企業發展需要的中長期資金與短期資金由金融行業承擔,這就需要金融行業調整結構,不斷滿足企業發展所需要的資金需求。要想解決這一問題,一方面要改善資本市場,一方面要采取措施加快銀行的資產流動。

2.利率的發展情況

近幾年來我國的利率一直處于下降狀態,市場的利率波動大,這種狀況的影響因素很多。第一,經濟形勢的影響。我國的經濟形式不穩定,物價持續上漲,這種經濟形勢不成熟,利率一直處于“冷增長”狀態。我國的物價持續增長,然而工資卻長時間沒有變動,物價與工資同時上漲的局面沒有出現。從宏觀形式上看,一方面要加息,一方面要綜合考慮物價的發展趨勢,及時制定措施應對金融變化。第二,資金供求的影響。就目前我國的經濟發展狀況看,資金仍然處于過剩狀態,存款的長勢過快并且外匯資金增加,影響了國內的資金供求關系,從總體上來看,資金的供求傾向仍然以充裕為主,但是不利于利率的發展水平上升。

四、結束語

綜上所述,宏觀經濟金融形勢和貨幣政策支持是經濟發展中的兩大影響因素,我們要做好調查,利用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加以宏觀調控,利用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進行微觀調控,通過這兩只手共同調控經濟發展的形勢。根據經濟發展的現狀,實施從緊的貨幣政策,將通貨膨脹控制在合理范圍內,這是當前以及今后一段時間以內我們主要致力的工作。

宏觀經濟論文:房地產價格過高對宏觀經濟的影響及調控

摘要:房地產價格作為一種資產價格,所給出的信號十分豐富且受到高度重視。在房地產市場早已成熟的發達國家,對房地產及其價格的研究是一直是經濟學界研究的熱點和重點。現從課題背景入手,首先重點闡述了房地產價格過高對宏觀經濟的影響,然后針對性的提出了政策調控建議。

關鍵詞:房地產;價格;經濟;政策調控

1 概述在2005年和2006年,中央政府分別出臺了“國八條”和“國六條”,旨在遏制房價上升過快的勢頭,但收效甚微,房地產價格并不聽政府調控的“使喚”。只有對癥下藥,洞悉我國房地產價格波動的真正原因,調控方能有的放矢。研究房地產價格對宏觀經濟的影響,進一步明確房地產價格與經濟發展的相關的聯系,將房地產價格納入政府和央行的重要關注指標具有重大的意義。

2 房地產價格對宏觀經濟的影響

2.1 房地產價格過高導致總需求結構失衡高房價對經濟的影響之一是造成了消費需求的下降和投資需求的上升,從而導致總需求結構失衡。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國際金融統計》,發達國家消費支出占GDP 比重平均在80%左右,發展中國家平均74%。2006年中國的消費支出占GDP 比重僅50.0%,國際上各國的橫向對比中我國的消費率明顯偏低。

以我國自身的歷史數據作縱向對比,我國的最終消費率和居民消費率也程逐年下滑態勢。在過去的20年,以支出法計算,最終消費占GDP 比重已經從64.9%下降到50.0%,降低了約15個百分點。其中居民消費占GDP 比重從50.5%下降到了36.4%,降低了約14個百分點。最近5 年來,最終消費率的下降尤為顯著,最終消費比重和居民消費比重分別下降了11個百分點和9 個百分點。截至2006年,我國的最終消費率和居民消費率均創下解放以來最低點。中國的總需求結構已經處于失衡的狀態。而以上分析表明,過高的房價使消費減少并使投資增加,是造成我國消費/ 投資比例失調并導致總需求結構失衡的重要原因。

2.2 房地產價格過高導致通貨膨脹房地產價格上漲會從兩個方面導致物價水平上升。一方面,房地產價格上升和房地產市場繁榮會帶動與房地產行業相關的鋼鐵、建筑材料等物資價格的上升,而這些物資價格的上漲又會帶動其它產業產品和服務價格的上漲,從而形成連鎖效應,導致大量商品和服務價格升高,造成通貨膨脹。另一方面,居民居住需要住房,公司辦公需要商業寫字樓,工廠生產需要廠房。這樣,房地產價格的上漲會導致居民居住成本、公司辦公成本和企業生產成本提高,而人們在居住成本提高的條件下又會向企業要求更多的工資,導致企業的用工成本也隨之上漲。企業必然將成本上漲的壓力通過提高產品價格的方式向最終消費者轉嫁,造成社會商品價格的普遍上漲并形成通貨膨脹。綜合兩方面的分析,房地產價格過高最終必然導致CPI 等價格指數高企,產生通貨膨脹。

2.3 房地產價格過高導致金融風險的產生過高的房價會產生房地產泡沫,這種泡沫經濟將帶來極大的金融風險。泡沫經濟是指由金融投機所導致的經濟狀態,表現為大量資產價格飆升到遠遠脫離其內在價值的程度,其中隱藏著資產價格狂跌并引起市場崩潰和經濟蕭條的可能性。房地產泡沫是指由房地產投機等因素所引起的房地產價格脫離市場基礎的持續上漲,也就是房地產價格達到了極高的程度,與其使用價值不符,雖然賬面上價值增長很快,但實際很難得到實現,形成一種表面上的虛假繁榮。當泡沫破滅的時候,隨之而來的是金融系統的嚴重災難和經濟的蕭條。

3 政策調控建議

3.1 稅收調控政策稅收調控政策,是對房地產保有環節實行累進課稅,從而抑制房地產投資性需求,平穩或降低房價。具體操作如下:對擁有一套房產的家庭,視為該家庭未進行房地產投資,不征收物業稅;對擁有兩套及兩套以上房產的家庭,視為該家庭進行了房地產投資,除第一套房免征物業稅外,對第二套房征收稅率較輕的物業稅,如有第三套房則對第三套房征收稅率高于第二套房的物業稅,以此類推。

3.2 保障性住房調控政策

保障性住房調控政策,是指大量建設經濟適用房、限價房、廉租房等保障性住房,增加房地產市場上的供給特別是針對中低收入階層的住房供給,從而降低房價。許多國家和地區運用保障性住房供給對房價進行調控和對中低收入階層進行住房保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香港政府在歷史上數次大規模發展保障性住房。為解決普通市民住房的問題,香港政府1978年開始推行“居者有其屋”計劃,解決了222.5 萬普通市民(占當時香港居民總數的一半)的住房問題,同時使居高不下的房價得以回落。在我國,保障性住房已經存在很長一段時期了,但由于規模小不足以對房地產市場發生影響。我國目前的高房價即使中等收入人群也很難承受,所以我國的保障性住房應該將低收入人群和中等收入人群都納入保障范圍,并擴大建設規模,完善分配制度,保障人民住房需要的目的。

3.3 最高限價法調控政策

由于我國房地產供給存在較高的自然壟斷程度,在必要時候也可考慮通過最高限價法調控政策進行調控。具體方式是在地方政府將土地拍賣給開發商時,在土地出讓合同上規定該塊用地所建房產的房價上限,在此基礎上實行“價高者得之”的土地競拍方式。若開發商在日后進行房產銷售時擅自超出了土地出讓合同規定的房價上限,依照懲罰措施對開發商進行嚴厲懲罰。實施最高限價法政策的好處是開發商在競爭土地時不能盲目的高價拿地,他們必須對開發成本進行核算并各自給出能承受的土地價格,土地開發權將流入到具有開發成本和開發質量有優勢的開發商手中。在我國早已存在成品油、糧食的最高限價等價格管制措施,由于房地產供給特別是地產供給的壟斷程度高,所以必要時對房地產行業采取最高限價法調控政策也是合情合理的。尤其需要說明的是,最高限價法調控應該是“最后的選擇”,在稅 收調控、保障性住房調控等措施不能有效發揮作用的時候,才可考慮最高限價法調控政策。

結語

前文所述的三種房地產調控政策不是孤立的和單一的,可綜合運用其中的兩種或三種進行宏觀調控。例如,可以綜合運用稅收調控、保障性住房調控等政策進行調控,這樣在減少房地產市場需求同時又可以增加房地產市場供給,調控的作用和效果會更好。在進行保障性住房調控的時候,也可以同時采用經濟適用房、限價房、廉租房等保障性住房類型,將各種類型的比例進行科學分配。稅收調控政策和保障性住房調控政策是可以優先選擇的兩種政策,最高限價法調控政策在必要時可以考慮采納。除了本文主要論述的三種調控政策外,其它的一些政策,如房地產信貸控制、外資購房控制、規范樓盤銷售行為等,也可以同時被使用,重要的是將所有這些政策綜合運用合理搭配,以取得良好的調控效果。

宏觀經濟論文:論地方分權對公共物品供給和宏觀經濟的影響

摘要:本文在公共物品的最優供給理論基礎上,研究了地方分權的程度對公共物品供給和國家宏觀經濟穩定的影響,結果表明:在地方分權過度的國家中,中央增加地方性公共物品供給會加重中央政府的財政負擔;增加公共物品的供給時,實行中央集權化的國家比分權化的國家有更好的改革效果;改革的效果與增加公共物品的供給和地方分權化的先后次序有關。基于此,本文提出了適合我國國情的地方分權政策的建議。

關鍵詞:地方分權 公共物品 宏觀經濟

經濟學家Tiebout(1956)和WEingast(1960)以及其他很多學者都強調過地方分權的優點。在理論上,經濟學和政治學的占優理論強調地方分權的好處,比如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將吸引私人投資者,使得他們遷移到最偏好的稅收—服務組合的社區居住(Tiebout,1956)。當生產不能實現規模效應時,分權化通過提供適合居民偏好的社區公共物品而促進配置效率(Oates,1972),分權化還能促使地方官員進行政策創新(Kollman et al,1996)。

近年來很多學者發現,在發展中國家中,實行分權化的國家從1990-2000年比集權化的國家有更高的通貨膨脹率,并且地方分權程度越深,經濟發展就越為緩慢(Davoodi and Zou,2002)。實證分析表明:地方分權程度過深會造成經濟無效率,惡化財政狀況,引起宏觀經濟不穩定,甚至導致領土的分裂,嚴重時這些因素相互影響甚至形成惡性循環。

中央與地方政府的博弈過程

本文假設只有兩級政府—中央政府和兩個地方政府,中央政府為地方政府制定凈稅收,地方官員決定是繳納稅款或是拒絕繳納而寧愿冒被懲罰的風險。這是一個兩階段動態博弈模型。

中央政府C為每個地區提出凈稅收方案:Tci,i=1,2: Tci∈(-∞,+∞),每個地區被告知它們各自的Tci的值。中央制定稅收標準后,每個地區選擇各自的行為xi,A是地方認可中央的權威并按規定繳納稅款;R是地區蔑視中央的權威并拒絕繳納稅款。兩個地區的地方官員必須同時獨立作決定。

如果地方官員選擇A,他的效用函數是:Ui(A)=-αiTci (1)

αi衡量的是中央政府征收的凈稅收反過來影響地方官員效用的比率。

如果地方官員選擇R,他的效用函數是:(2)

在地區i,選民支持地方對抗中央的傾向性用σi表示,較高的σi值意味著地方官員通過反對中央得到地方選民的較多支持的“獎賞”。中央政府對地方官員的施加“懲罰”的能力用P表示,它也衡量中央政府對他個人的懲罰程度和失去了的選民支持對他效用的損害。

中央政府的效用函數是:Uc=ρ∑Tciα-θ(NR) (3)

ρ是中央政府對持有稅收偏好的正參數;θ(?)是單調遞增函數且θ(0)=0,它衡量地方反叛時中央政府的負效用。

中央政府根據以下兩個因素來使其效用最大化。第一,中央政府和地方官員關于地方官員是拒絕還是接受繳納稅收的預期;第二,對于避免地方“叛亂”和最大化地持有稅收,中央將怎樣權衡二者的效用。在均衡點上,設中央政府為兩個地區制定的稅收用TC1φ和TC2φ表示。

當地方公共物品由中央統一提供時,公共物品的成本會改變中央政府的效用函數,改變后中央政府的效用函數為如下形式:

Uc=ρ(1-b)∑Tciα-θ(NR)(4)

這里b是中央政府提供公共物品時的邊際成本系數。

地方分權和經濟改革

(一)中央權力下降—用P值降低來衡量

當一個實行中央集權制的國家推進地方分權時,有可能使得中央官員的權力下降,降低中央對反叛地區的控制力度。選舉地方官員時,如果用地區選舉代替中央委任,會削弱中央政府用解雇來威脅地方官員的允諾。中央政府“懲罰”資源的減少,會降低它對地方官員的調控力度。上述三個變化都表現為P值的降低,P即中央政府對頑抗的地方官員能造成的“痛苦”指數。

當中央政府權力下降時,中央做決策的具體過程如下:起初,中央政府把稅收設定在φP0點,當P值下降時,中央政府降低局中人2的稅收(圖1中把局中人2設為σi值較高,即分裂傾向較大的地區);當P值進一步下降,降低到φP1點時,中央開始向局中人2進行轉移支付,因為這時中央如果不對它進行轉移支付,會遭到局中人2的反抗;但P值在降到低于某個臨界點后,中央會停止轉移支付,轉而“懲罰”局中人2,這時的臨界點就是中央的“懲罰”成本和轉移支付成本相等的點。

以上過程表明:P值下降削弱中央政府在均衡時獲得稅收最大化的能力,使中央的財政狀況有所惡化;當P值降低到一定程度時,中央會“懲罰”反抗地區,但這會導致國家政局的不穩定。說明一個國家過度的地方分權化,會提升地方官員的權力和減少其對中央的依賴性,這時要施加壓力讓他們繳納更多的稅收,對中央通常是困難的,而且還增加中央政府的財政壓力。 (二)經濟改革

本文中所說的經濟改革主要指中央政府嘗試提供效率—促進型公共物品。

中央提高稅收時,地方公共物品的供給也應有所增加,在模型中以b值的增大表示。起初,中央政府有足夠的“懲罰”資源P,給定地方對中央的態度(σi的值),假定這時能從兩個地區抽取凈稅收(圖2中最上面的情況),那么b值的增大會提高中央政府從每個地區抽取到的稅收總量,圖2中的矩形會向右上移動,由于這時σi的值較低,所以不會引起地區叛亂。當增加的稅收超過了增加的公共物品成本時,則提供公共物品對中央來說是理性的,這意味著提高稅收能提高公共物品的供給水平,同時也可以通過提高稅收來增加財政收入。

增加公共物品的供給對中央政府的具體影響如何,本文分三種情形來討論:

情形1:當b=0,TC1φ+TC2φ>0時,即:φ點位于圖2中右下象限的上半部分,然后隨著b值的增加,整個矩形向下移動,矩形原來左邊的垂線向右移動,上邊的水平線向下移動,斜線的截距向右移動并變得越來越平緩,這些變化對φ點位置的影響的累積效果見圖2。如果TC2φ保持不變,斜線截距的改變允許中央政府制定一個稍微偏高的TC1φ。但是,當上面的水平線降到原先下面的水平線之下后,這時約束條件起作用,中央政府不得不從局中人1中征得的稅收中對局中人2進行轉移支付。但在某個臨界點之后,b值的增加(即公共物品的供給)使得中央政府征收的TC1φ和TC2φ都減少。這說明在地方分權程度較深的國家中,當中央的稅收總量為正時,繼續增加公共物品的供給會最終減少中央的凈稅收。

情形2:當b=0,TC1φ+TC2φ<0但TC1φ>0時,b值的增加將使得斜線繞TC2軸向下旋轉,但不改變截距。起初旋轉對φ的位置沒有任何的影響,直到斜線經過φ點時影響才出現。之后,b值增大將迫使中央政府降低TC2φ而使TC1φ保持不變。這說明當稅收總量為負時,中央要增加公共物品的供給,就必須降低原來征稅地區的稅收額度,而繼續對原來有財政補貼的地區進行轉移支付。

情形3:在臨界點上,當旋轉的斜線與橫軸成45度角時,凈稅收的最高點是唯一的子博弈均衡。接下來b值的增加,會使得 TC1φ減少,而TC2φ保持不變(如圖2)。這說明在轉移支付成本和“懲罰”成本相等的這個臨界點上,中央提高公共物品的供給水平會降低凈稅收。

本節的模型表明:在一個地方分裂傾向嚴重(高的σi值)或者說是分權程度較深(低的P值)的國家,增加全國性公共物品的供給只能加大地方對轉移支付的要求,這會惡化中央的財政狀況。中央政府增加公共物品的供給對稅收的影響與初始條件(即P的值)有關,即對于一開始就實行中央集權制的國家來說,增加公共物品的供給會增加中央的總稅收,在b值較低時就能覆蓋供給成本。而對分權程度較深的聯邦制國家來說,若為了政局穩定必需貧困地區進行轉移支付的話,不能用提供較多的公共物品來替代這種轉移支付。

結論與政策建議

一個國家的政治體制、經濟體制狀況直接決定了中央與地方關系的形態特征,由于我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要實行中央集權和地方分權的有機結合,不適合過度的地方分權。西方的經驗教訓告訴我們,在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中要注意分權,而我國的國情又離不開中央集權。要發揮中央的積極性,中央就需要有一定的權威,這就需要中央有一定的權力,因而集權在某種程度上來說是必要的。需要指出的是,我們承認中央集權的合理性,但堅決反對中央高度集權,應該使集權和分權有機地結合在一起。

宏觀經濟論文:宏觀經濟和股票指數的有關性分析

一、宏觀經濟對股票指數影響的理論依據

宏觀經濟是影響證券市場大盤走勢的最基本因素。證券市場是整個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在宏觀經濟的大環境中發展,同時又服務于國民經濟的發展。從根本上說,股市的運行與宏觀的經濟運行應當是一致的。

本文在宏觀經濟指標中選取了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廣義貨幣供應量M2、新增信貸額、財政收支、進口和出口額等多方面進行相關性分析。

1.消費者物價指數(CPI),是反映與居民生活有關的商品及勞務價格統計出來的物價變動指標,通常作為觀察通貨膨脹水平的重要指標。一般說來當CPI>3%的增幅時我們稱為通貨膨脹;而當CPI>5%的增幅時,我們把它稱為嚴重的通貨膨脹。當存在通貨膨脹時,代表人民幣間接貶值,將導致股市上漲以配合利率的相對降低,從而對于市場來說是一個上漲因素,相反,CPI的值相對較小則會預期人民幣升值,利率上揚,股市將有不同程度的下跌。

2.廣義貨幣(M2):我國將貨幣供應量劃分為三個層次:一是流通中現金M0,即在銀行體系外流通的現金;二是狹義貨幣供應量M1,即M0加上企事業單位活期存款;三是廣義貨幣供應量M2,即M1加上企事業單位定期存款、居民儲蓄存款和其他存款。M1反映著經濟中的現實購買力;M2不僅反映現實的購買力,還反映潛在的購買力。若M1增速較快,則消費和終端市場活躍;若M2增速較快,則投資和中間市場活躍。中央銀行和各商業銀行可以據此判定貨幣政策。M2過高而M1過低,表明投資過熱、需求不旺,有危機風險;M1過高M2過低,表明需求強勁、投資不足,有漲價風險。

3.新增信貸:中國股市跟信貸新增貸款正相關,信貸投放得多,股指就會走高;投放少就會走低,股市主要還是資金推動型,而市場上的資金,最重要的來源就是銀行信貸,股市和新增貸款的走勢具有較強的一致性。

4.財政收支關系對社會總供求的平衡發生影響,進而對經濟產生影響。財政收大于支出為財政盈余,采用結余政策和壓縮財政支出,可以減少社會總需求,給過熱的經濟降溫,股市應呈現下跌的趨勢;財政收不抵支出為財政赤字,具有擴張社會需求,拉動經濟的功效,股市會隨著經濟增長呈現強勢。

5.進出口總額:進出口總額的增加或減少,特別是凈出口額直接反應本國對外經濟,凈出口額增加,意味貿易順差,將對股市是利好影響,股市會上漲。相反,凈出口額為負,則表明本國對外經濟逆差,股市相應下跌。

二、相關性實證檢驗

1.相關分析是用相關系數(r)來表示兩個變量間相互的直線關系,并判斷其密切程度的統計方法。相關系數r沒有單位,在-1~+1范圍內變動,其絕對值愈接近1,兩個變量間的直線相關愈密切,愈接近0,相關愈不密切。

2.數據選取

消費者物價指數(CPI)、股票指數(上證指數)、廣義與狹義貨幣(M1與M2)、新增信貸、進出口額均選取2008年1月至2010年12月共36個月的數據。財政收入選取2008年7月至2010年12月共30個月的數據。

3.同時期上證指數進行數據相關性分析

以下各宏觀經濟變量與股票指數(上證指數)的相關系數:

消費者物價指數(CPI) 0.5051 新增信貸余額 -0.2693 財政收入 0.4025

廣義貨幣(M2) 0.0579 進口額 -0.0885 出口額 0.1153

狹義貨幣(M1) 0.3297

由以上的數據可以看出,股指與CPI相關程度顯著,與狹義貨幣和財政收入相關度普通,而與其他指標則都呈現低度相關。這與之前相關的理論分析存在出入。

4.錯項相關性分析

股票指數作為經濟晴雨表,作為簡單的反應同期的宏觀經濟指標有一定的時期不匹配,所以通過修改數據的對應時間序列則找到了更為符合現實的相關系數計算方法。將對應數據的相應順序調整,而并不是簡單的同時期相關計算,得到的相關程度有很大的改變。

在數據處理中,將2008年8月的股指與2008年1月的新增信貸組成一個對應組,2008年9月的股指與2008年2月的新增信貸組成第二個對應組,之后按時間順序依次類推構成相關組。經過7個月時間的錯項相關性計算,得出的相關性系數為0.5232,為顯著相關。這與之前的-0.2693相去甚遠。若這種錯項的相關性假設可以成立,那么可以判斷新增信貸的變動反應到股票市場上的大約滯后七個月。同時也說明新增信貸是反映股指的先行指標。

同理,對進出口額進行錯項的相關性分析,2008年6月進口額與2008年1月的股指對應(即間隔5個月),得到相關系數為0.4415。2008年5月出口額與2008年1月的股指(即間隔4個月)對應得到相關系數0.3470。二者與之前同期相關性計算所得相關度低變為普通相關。由此可見,在進出口額上體現了股票指數的晴雨表職能,即股指的變動對于判斷一個季度之后的進出口額變動有一定的指導意義。

對于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和財政收入的同期相關性分析計算中得到二者分別與股指呈現顯著相關和普通相關。并且通過錯項的相關性分析并未有太大的變化。由此判斷,CPI指數和財政收入的變動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同期的股票指數變動。

三、結論及政策建議

綜上,新增信貸余額可以作為反映股市的先導指標,其變動對于判斷股指的走勢有指導意義。消費者物價指數和財政收入與股指的變動相關性顯著。進出口額則屬于滯后型指標,此時股市對于宏觀經濟的晴雨表指示功能得以顯示股票價格指數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經濟發展的整體趨勢和水平,但中國股票市場的走勢與實體經濟發展存在背離,對于宏觀經濟的調節和反映功能也并未得到充分體現。對于股市中存在的信息不對稱和各個經濟變量波動關系進行研究,對于更好的進行股票投資有重要作用。

宏觀經濟論文:淺議地方分權對公共物品供給與宏觀經濟的影響

經濟學家Tiebout(1956)和WEingast(1960)以及其他很多學者都強調過地方分權的優點。在理論上,經濟學和政治學的占優理論強調地方分權的好處,比如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將吸引私人投資者,使得他們遷移到最偏好的稅收—服務組合的社區居住(Tiebout,1956)。當生產不能實現規模效應時,分權化通過提供適合居民偏好的社區公共物品而促進配置效率(Oates,1972),分權化還能促使地方官員進行政策創新(Kollman et al,1996)。

近年來很多學者發現,在發展中國家中,實行分權化的國家從1990-2000年比集權化的國家有更高的通貨膨脹率,并且地方分權程度越深,經濟發展就越為緩慢(Davoodi and Zou,2002)。實證分析表明:地方分權程度過深會造成經濟無效率,惡化財政狀況,引起宏觀經濟不穩定,甚至導致領土的分裂,嚴重時這些因素相互影響甚至形成惡性循環。

中央與地方政府的博弈過程

本文假設只有兩級政府—中央政府和兩個地方政府,中央政府為地方政府制定凈稅收,地方官員決定是繳納稅款或是拒絕繳納而寧愿冒被懲罰的風險。這是一個兩階段動態博弈模型。

中央政府C為每個地區提出凈稅收方案:Tci,i=1,2: Tci∈(-∞,+∞),每個地區被告知它們各自的Tci的值。中央制定稅收標準后,每個地區選擇各自的行為xi,A是地方認可中央的權威并按規定繳納稅款;R是地區蔑視中央的權威并拒絕繳納稅款。兩個地區的地方官員必須同時獨立作決定。

如果地方官員選擇A,他的效用函數是:Ui(A)=-αiTci (1)

αi衡量的是中央政府征收的凈稅收反過來影響地方官員效用的比率。

如果地方官員選擇R,他的效用函數是:(2)

在地區i,選民支持地方對抗中央的傾向性用σi表示,較高的σi值意味著地方官員通過反對中央得到地方選民的較多支持的“獎賞”。中央政府對地方官員的施加“懲罰”的能力用P表示,它也衡量中央政府對他個人的懲罰程度和失去了的選民支持對他效用的損害。

中央政府的效用函數是:Uc=ρ∑Tciα-θ(NR) (3)

ρ是中央政府對持有稅收偏好的正參數;θ(?)是單調遞增函數且θ(0)=0,它衡量地方反叛時中央政府的負效用。

中央政府根據以下兩個因素來使其效用最大化。第一,中央政府和地方官員關于地方官員是拒絕還是接受繳納稅收的預期;第二,對于避免地方“叛亂”和最大化地持有稅收,中央將怎樣權衡二者的效用。在均衡點上,設中央政府為兩個地區制定的稅收用TC1φ和TC2φ表示。

當地方公共物品由中央統一提供時,公共物品的成本會改變中央政府的效用函數,改變后中央政府的效用函數為如下形式:

Uc=ρ(1-b)∑Tciα-θ(NR)(4)

這里b是中央政府提供公共物品時的邊際成本系數。

地方分權和經濟改革

(一)中央權力下降—用P值降低來衡量

當一個實行中央集權制的國家推進地方分權時,有可能使得中央官員的權力下降,降低中央對反叛地區的控制力度。選舉地方官員時,如果用地區選舉代替中央委任,會削弱中央政府用解雇來威脅地方官員的允諾。中央政府“懲罰”資源的減少,會降低它對地方官員的調控力度。上述三個變化都表現為P值的降低,P即中央政府對頑抗的地方官員能造成的“痛苦”指數。

當中央政府權力下降時,中央做決策的具體過程起初,中央政府把稅收設定在φP0點,當P值下降時,中央政府降低局中人2的稅收(圖1中把局中人2設為σi值較高,即分裂傾向較大的地區);當P值進一步下降,降低到φP1點時,中央開始向局中人2進行轉移支付,因為這時中央如果不對它進行轉移支付,會遭到局中人2的，！反抗;但P值在降到低于某個臨界點后,中央會停止轉移支付,轉而“懲罰”局中人2,這時的臨界點就是中央的“懲罰”成本和轉移支付成本相等的點。

以上過程表明:P值下降削弱中央政府在均衡時獲得稅收最大化的能力,使中央的財政狀況有所惡化;當P值降低到一定程度時,中央會“懲罰”反抗地區,但這會導致國家政局的不穩定。說明一個國家過度的地方分權化,會提升地方官員的權力和減少其對中央的依賴性,這時要施加壓力讓他們繳納更多的稅收,對中央通常是困難的,而且還增加中央政府的財政壓力。

(二)經濟改革

本文中所說的經濟改革主要指中央政府嘗試提供效率—促進型公共物品。

中央提高稅收時,地方公共物品的供給也應有所增加,在模型中以b值的增大表示。起初,中央政府有足夠的“懲罰”資源P,給定地方對中央的態度(σi的值),假定這時能從兩個地區抽取凈稅收(圖2中最上面的情況),那么b值的增大會提高中央政府從每個地區抽取到的稅收總量,圖2中的矩形會向右上移動,由于這時σi的值較低,所以不會引起地區叛亂。當增加的稅收超過了增加的公共物品成本時,則提供公共物品對中央來說是理性的,這意味著提高稅收能提高公共物品的供給水平,同時也可以通過提高稅收來增加財政收入。

增加公共物品的供給對中央政府的具體影響如何,本文分三種情形來討論:

情形1:當b=0,TC1φ+TC2φ0時,即:φ點位于圖2中右下象限的上半部分,然后隨著b值的增加,整個矩形向下移動,矩形原來左邊的垂線向右移動,上邊的水平線向下移動,斜線的截距向右移動并變得越來越平緩,這些變化對φ點位置的影響的累積效果見圖2。如果TC2φ保持不變,斜線截距的改變允許中央政府制定一個稍微偏高的TC1φ。但是,當上面的水平線降到原先下面的水平線之下后,這時約束條件起作用,中央政府不得不從局中人1中征得的稅收中對局中人2進行轉移支付。但在某個臨界點之后,b值的增加(即公共物品的供給)使得中央政府征收的TC1φ和TC2φ都減少。這說明在地方分權程度較深的國家中,當中央的稅收總量為正時,繼續增加公共物品的供給會最終減少中央的凈稅收。

情形2:當b=0,TC1φ+TC2φ0但TC1φ0時,b值的增加將使得斜線繞TC2軸向下旋轉,但不改變截距。起初旋轉對φ的位置沒有任何的影響,直到斜線經過φ點時影響才出現。之后,b值增大將迫使中央政府降低TC2φ而使TC1φ保持不變。這說明當稅收總量為負時,中央要增加公共物品的供給,就必須降低原來征稅地區的稅收額度,而繼續對原來有財政補貼的地區進行轉移支付。

情形3:在臨界點上,當旋轉的斜線與橫軸成45度角時,凈稅收的最高點

是唯一的子博弈均衡。接下來b值的增加,會使得TC1φ減少,而TC2φ保持不變(如圖2)。這說明在轉移支付成本和“懲罰”成本相等的這個臨界點上,中央提高公共物品的供給水平會降低凈稅收。 本節的模型表明:在一個地方分裂傾向嚴重(高的σi值)或者說是分權程度較深(低的P值)的國家,增加全國性公共物品的供給只能加大地方對轉移支付的要求,這會惡化中央的財政狀況。中央政府增加公共物品的供給對稅收的影響與初始條件(即P的值)有關,即對于一開始就實行中央集權制的國家來說,增加公共物品的供給會增加中央的總稅收,在b值較低時就能覆蓋供給成本。而對分權程度較深的聯邦制國家來說,若為了政局穩定必需貧困地區進行轉移支付的話,不能用提供較多的公共物品來替代這種轉移支付。>

結論與政策建議

一個國家的政治體制、經濟體制狀況直接決定了中央與地方關系的形態特征,由于我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要實行中央集權和地方分權的有機結合,不適合過度的地方分權。西方的經驗教訓告訴我們,在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中要注意分權,而我國的國情又離不開中央集權。要發揮中央的積極性,中央就需要有一定的權威,這就需要中央有一定的權力,因而集權在某種程度上來說是必要的。需要指出的是,我們承認中央集權的合理性,但堅決反對中央高度集權,應該使集權和分權有機地結合在一起。

宏觀經濟論文:當前中國宏觀經濟走勢及政策取向

一、當前宏觀經濟走勢

“九五”期間,在國內外經濟環境發生重大變化的復雜情況下,我國經濟能夠保持較為健康的持續發展,這與我國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相應穩健的貨幣政策是分不開的。由于受世界經濟增長總體顯著放慢的影響,中國經濟發展的勢頭受到了某種程度的抑制,21年初以來,受世界經濟增長總體顯著放慢的不利影響,中國經濟回升的勢頭再次受到了抑制,全年增長速度將低于上年的水平。

由于國際經濟及國際貿易增長迅速減緩,21年中國外貿進出口增長速度將比 2年大幅下降,降幅將達2個百分點以上。在外需增長受到嚴重制約的情況下,21年中國繼續實施的“擴大內需”為主的政策將對拉動全年經濟增長起著關鍵的作用,內需增長在相當程度上彌補了外需的不足。21年,中國投資增長迅速,特別是由于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國有投資增長強勁,固定資產投資全社會完成投資同比增長15.8%,高于上年同期4.4個百分點,高于上半年.7個百分點,增長率大大超過上年;消費前三季度同比增長1.1%,增長將與上年基本持平,這是一個在2年較高基數上來之不易的較快增長。21年能夠取得這樣的成績是相當可觀的,尤其在美國、歐盟、日本等世界主要經濟體增速普遍下降、且下降幅度超過預期的外部環境中,更顯得“一枝獨秀”。可是,21年內需的超額增長并沒能完全抵消外需增長的猛降,從而使全年的增速低于2年的水平。前三季度我國GDP增長7.6%,據預測,21年我國GDP將達到7.5%左右。

目前看來,今后一段時期國際經濟環境仍存在著較大的不確定性,最近美國遭受的恐怖襲擊事件將加深景氣低迷,發達國家內部面臨的結構性調整還需時日。國際經濟波動所給予中國經濟的影響,滯后期大約是半年。在外需不太穩定的情況下,21年宏觀調控的著眼點還必須更多地放在擴大內需上。從長期看,由于中國有12億多人口,是一個發展中的大國,堅持以內需為主無疑是正確的選擇。

堅持以內需為主意味著一國的需求結構偏重于內需,并要有一個適當的外貿依存度。在人口眾多、內需為主的大國,外貿依存度一般不會過高。經濟最發達的大國如美國,外貿依存度為2.7%,日本為2.1%(2年,根據聯合國LINK網站資料計算)。這一年,中國外貿依存度為44%左右,高于美國、日本等許多經濟大國一倍多。不過考慮到匯率等因素,中國的貿易依存度有被高估的可能,且再考慮到中國加工貿易的較大規模,該數值似乎也還可能有合理的成分。但中國人口為12.6億,大大超過美(2.73億)、日(1.27億)諸國,其依賴國內市場的份額理應更大。為適應我國這樣一個人口特多、國內市場潛力特大的大國特點,實現以內需為主的長期方針,減緩國際經濟波動所給予我國經濟的影響,有必要慎重考慮適當調整我國需求結構中的國內需求與國外需求的比重。中國融入經濟全球化的潮流,加入WTO以后,中國的對外貿易還會有很大的發展,必須堅持對外貿發展的政策支持,但不可一味追求過高的外貿依存度。從中長期看,今后為了穩住、不致升高太快太多或者適當降低中國的外貿依存度,宏觀政策的著眼點應通過更積極地擴大內需、促進國內的消費與投資來實現。

二、關于積極的財政政策

1998年以來,中國政府連續幾年實施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取得了顯著的成效。1998年到2年,三年國債投資36億元,據測算,國債投資對1998、1999、2三年經濟增長的貢獻分別為1.5個百分點、2,個百分點和1.7個百分點。21年國債規模15億元,對拉動經濟增長起到重要作用。利用國債資金進行重點建設,不僅有力拉動了經濟增長,抑制了通貨緊縮趨勢,而且加快了經濟結構調整,增強了經濟發展后勁。同時,積極財政政策在擴大消費、促進出口和支持改革等方面,也發揮了重要作用。

不過,積極的財政政策也存在各種各樣的消極方面,長期使用國債投資手段,一方面,會增強政府對經濟的直接干預作用,與改革的目標相抵觸;政府投資一般效率也比較差,隨著時間的推移,國債項目逐步傾向于低收益或無收益的項目,出現國債投資效用遞減現象;政府工程質量難以保證,而且容易產生腐敗。另一方面,國債承受能力總是有限的。但是,中國實施的積極的財政政策是否可能對民間投資產生“擠出效應”?我在21年中國社科院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春季座談會上說過,銀行存貸差大,談不上對民間投資產生“擠出效應”。最近,財政部長項懷誠也說,這種有“擠出效應”的觀點在中國還沒有證據支持。基本原因一是銀行存貸款差規模一直很大,財政投資在資金上擠出不了民間投資,我國目前老百姓的儲蓄存款已超過7腕億元,21年1月末達到7.18萬億元,金融機構各項存款余額達到14萬億元,各項貸款余額1.9萬億元,存貸差額3萬億元多,社會資金綽綽有余。民間投資不暢不足,不是由于財政擠出,而是由于體制和制度等方面的原因。二是財政投資的投向大多數為公路、供水、機場等基礎設施,屬于公,共支出領域,在項目方面也不會擠出民間投資。一般來說,在供大于求的總格局下,有大量閑置的生產能力、生產要素可供利用,而民間投資又不能有效吸收、消化這些閑置的經濟資源時,政府支出規模包括投資規模的擴大,不但不會導致“擠出效應”,不會產生由于供應失衡而誘發的通貨膨脹,而且還將對閑置資源的利用,促進和帶動民間投資的增長,引導社會資金的流量與流向等產生積極作用。

目前情況下,中國積極財政政策的消極作用主要反映在其他方面,而不在于擠出效應上,當然,隨著實施積極財政政策效果的顯現,民間投資的擴大以及閑置資源的消失,瓶頸的出現,這種擠出效應也會逐漸顯露出來,而此時積極財政政策的退出問題也會提到議事日程上來。

判斷是否需要以及是否能夠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主要看三條:一是看國際經濟形勢何時能夠好轉,外需增長勢頭能否恢復,而這在當前看來是不確定的,目前世界經濟放慢的趨勢,有說是周期性的,有說是結構性的,加上“9·11”事件的影響,國際局勢的動蕩,對今后走勢眾說紛紜,難于肯定。二是看社會投資何時能夠上去,而21年社會投資,1—3季度,集體與個人投資增長9.1%,低于國有及其他類型投資增長18.2%的水平,這也與外需不足情況下為外需配套的社會投資受到抑制有關。三是看財政指標離警戒線的距離,國際上常用財政赤字占GDP比率不超過3%、國債余額占GDP比率不超過 6%這兩個指標來衡量,目前中國的這兩項指標離國際常用的警戒線都還有距離,我國財政赤字占GDP的比重由1997年的1.2%上升到2年的2.9%,接近歐盟規定的 3%警戒標準,仍在公認的警戒線內;從債務角度看,我國國債負擔從1997年的7.3%上升到2年的14.6%,遠遠低于歐盟規定的6%的警戒線。

看來,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國擴張性財政政策的淡出時間要推遲,至少21年還要繼續實施。但在國債使用方向上要有所調整,要加大

企業設備和技術改造的使用比例,加大國債分配給地方使用的部分,加大對西部的投資。據國家經貿委的材料,國債專項資金技術改造貼息項目,近3年共安排了265.4億元,拉動投資281億元,拉動銀行配套貸款1721億元,就是說1元的國債資金帶動了1元的社會投資、6元的銀行貸款。 誠然,我國能維持7-8%的增長速度也不算低了,問題在于這個速度在我國現時還難以解決就業問題。在中國,就業問題應主要靠結構調整來解決,要靠大力發展民間中小企業,靠發展服務行業,靠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來解決。而結構調整又不可能在很短的時間內一下子完成,因此現階段增長速度還很重要,從這個角度來說,財政政策力度還應加大。在外部需求進一步下降的背景下,擴大內需顯得越發重要,據此,如果全球經濟繼續放慢的話,積極財政政策不僅不能淡出,力度還應有所加強。

此外,貨幣政策在配合財政政策方面還應多發揮作用。近幾年來積極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發揮了比較好的相互作用。過去3年金融機構共貸款7億元配套資金,有力地支持了國債投資項目的實施。目前情況表明,貨幣政策的補位作用有待加強,近期貨幣供應量減速,9月末狹義貨幣M1比2年同期增長12.3%,增幅比2年同期低8.5個百分點,比2年年底低3.7個百分點,比21年上半年低2.6個百分點。1-9月份貨幣流動性比率(M1/M2)為37.12%,比年初低1.37個百分點,表明貨幣的流動性也在減弱。如果再考慮到貨幣流通速度下降的因素,進一步加快貨幣供應量的增長顯得十分必要。現在物價形勢較穩,目前通脹壓力不大。前三季度消費品價格指數同比上升1%,商品零售價格指數下降.6%,金融貨幣政策可適當放松,這個“閘”還可以運用,保持貨幣供應量的適度增長,支持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防止經濟出現進一步減慢趨勢。不過貨幣政策的松動要相當謹慎,一是由于加入了WTO,要考慮金融風險的問題;二是要防止出現通貨膨脹。

積極財政政策能否淡出,不僅取決于財政自身的狀況,還要取決于貨幣政策的狀況。如果不及早為貨幣政策作用的正常發揮創造必要的條件,當積極財政政策的空間越來越小時,有可能貨幣政策仍然發揮不了作用,陷入日本式的財政貨幣政策困境。為此,需要積極穩妥地推進金融體制改革,完善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為貨幣政策發揮作用創造條件。

三、關于需求政策與供給政策

前幾年實施的政策,是以擴張性財政為主的需求方面的政策。我國經濟學界最近有人提出,還應當采取供給方面的政策,主張今后更多地從供給方面著眼,實施一些可能的政策,把需求方面的政策與供給方面的政策結合起來,這個意見是值得注意的。

強調供給方面的政策,最先是英美供給學派經濟學家的主張。他們認為,一個國家經濟狀況的好壞,并不是象凱恩斯主義所認為的那樣,主要取決于需求是否充足,而是取決于“供給方面”,即企業和企業家方面是否有活力。因而政府促進經濟發展的主要措施,也不應該是運用財政政策或貨幣政策,去增加需求,而是向“供給”方面傾斜,使企業提高競爭力和投資的積極性。

所謂供給方面的政策,主要包括運用稅收杠桿降低稅負、企業改制、強化競爭、大力扶持鼓勵中小企業等刺激供給積極性的政策,旨在提高和發揮企業的活力。

應當說,降低稅負也是擴張性財政政策所包含的內容。這幾年我國財政政策中似乎存在支出與收入政策不太協調、政策效應被削弱的問題。政府一方面擴張國債投資與支出,另一方面不斷加大稅收征管力度,稅收每年增加1億元以上。近年來稅收增長大大超過GDP的增長速度,如21年前三季度我國稅收同比增長22.7%,大大超過GDP增長7.6%的速度。稅收的增加,增大了企業和個人的負擔,降低了企業和個人的投資能力和積極性。應該指出,這幾年基本上沒有增辟稅種,沒有增加稅率,稅收的增長基本上是打擊走私、加強征管的結果,有其必要的一面;但是,為調動企業投資的積極性,降低企業的生產經營成本,適當減免稅收的空間也是相當大的。考慮到普遍減稅可能遇到的困難,可以實施結構性的減稅。如對中小企業實行一定的稅收減免,進一步減免農民稅費負擔,探索增值稅由生產型向消費型轉變,調節內資外資企業所得稅,形成公平合理的稅收環境,提高個人所得稅的起征點,等等。有人建議,降低國稅造成的財政收入缺口,由增加發行國債來彌補,即對積極財政政策適當轉型,國債資金運作,由目前的直接投資逐步轉變為以國債來支持減稅和稅制改革,從而刺激投資和消費的增長,減稅措施導致的投資消費增長的效應,等同于國債支出的擴張效應,但更直接啟動社會民間需求,為國債支出所不能及。

至于國有企業改制與中小企業的政策支持問題,其對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的重要意義是不言而喻的。根據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經驗,經濟不太景氣時期往往是企業重組的頻發時期,我們亦應抓住時機推進戰略性重組和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步伐。有著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經營機制和富有創新精神的民營中小企業,是中國經濟發展中極具活力的因素。民營中小型企業發展的政策支持在我國一些地區已經取得顯著的成效,應進一步推廣,增大政策支持的力度,取消對中小企業的歧視性規定,切實改善中小企業的融資環境,加強對中小企業的服務。

宏觀經濟論文:對房地產價格與宏觀經濟均衡關系的計量分析

一、引言

理論研究發現,房地產業和宏觀經濟一樣,存在運行周期,且兩者的周期密切相關。早在20世紀60年代,美國的stephen A.Pyhrr等房地產經濟學家開始致力于西方房地產市場的周期研究,分別從微觀和宏觀角度探索房地產周期波動及其機理。為房地產價格研究提供了一種新思路,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房地產價格的波動規律。隨著房地產行業在經濟中的地位日益彰顯,國內學者也越發重視房地產價格與宏觀經濟的協調發展問題。譚雪芹采用VAR模型分析認為房地產銷售價格指數和國內生產總值之間存在著顯著的正相關關系。賈曉惠運用回歸分析法,發現上海現在較高的房地產價格基本由宏觀經濟支撐。祁神軍則采用K線理論及工具,剖析房地產擴張和收縮的周期波動機理。房地產周期同宏觀經濟的波動趨勢總體一致,但房地產的波動幅度要大于宏觀經濟波動幅度的。基于以上研究理論,客觀看待房價上漲現象,而不是批判地偏重指責原因,正確認識房價上漲由宏觀經濟支撐這一客觀事實,才能靠攏市場經濟的基本立場,制定出遵循供求規律的房地產調控政策。

二、房地產業現狀

1998年,國家為了刺激內需拉動經濟,頒布實施了住房貨幣化改革,但是無形中助長了樓市的泡沫化發展。2003年以來,政府屢出重拳加以規范和調控。

但是房地產價格在連續嚴格調控的情況下依然只升不降,這是因為房地產與宏觀經濟存在著并軌運行的特點。宏觀經濟正處于上升通道,城市化和居民收入水平不斷提高,房地產需求持續增加。此外,經濟上揚帶來投資資金增加,投資熱點的泛地產業吸引大量資金流入。經濟需求及資金力量的讓房地產價格維持強硬的上升勢頭。據《2010年全國房地產市場運行情況》顯示:2010年12月份全國70個大中城市房屋銷售價格同比上漲6.4%,環比上漲0.3%。在通貨膨脹因素的影響下,2010年11月以來,一些地方高價地再度出現,部分未實施限購的中心城市的住房交易的量價齊升,限購城市周邊地區的房價出現較快上漲[6]。

三、實證分析

第一,變量選取說明。綜合考慮宏觀經濟各方面情況,選取六個宏觀經濟指標。其中,國內生產總值(GDP)代表經濟發展總體情況,體現房地產行業發展的經濟環境。消費者價格指數(CPI)、進出口商品總額(IMEX)、本期投資完成額(INV)代表消費、出口和投資“三架馬車”的現實情況。財政收入(FIN)和活期存款利率(RES)一定程度上反映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為了綜合反映上述六項指標的有效信息,又避免數據的簡單融合失真,采用主成分分析法獲得一組綜合反映宏觀經濟信息的新數據(MAC)。房屋銷售價格指數(HSS)最能體現公眾對房地產價格波動預期,所以選擇房屋銷售價格指數這一核心指標來反映房地產價格的整體性變化。

第二,MAC與HSS的長期關系模型構建。主成分分析從原始變量中導出少數幾個主分量,使它們盡可能多地保留原始變量的信息,且彼此間互不相關。在實際運用過程中,它往往作為許多大型研究的中間步驟。運用SPSS19.0進行主成分分析,結果見表1:旋轉之后,主成分1(F1)解釋原始變量總方差的66.085%,主成分2(F2)解釋23.805%,兩個主成分能夠反映原始變量89.89%的信息。由于GDP、IMEX、INV和FIN對F1依賴較大,CPI和RES對F2依賴較大,明確兩個主成分的經濟意義,F1代表經濟增長因素,F2代表經濟預期因素。再由F1和F2反映出的原始變量信息的占比,計算綜合宏觀經濟指標F(MAC): 。

平穩序列的每個數值都從一個概率分布中隨機得到,都必須滿足以下條件:①均值 ,與時間 無關的常數②方差 ,與時間 無關的常數③協方差 ,只是與時間間隔 有關,與時間 無關的常數。以Eviews6.0的ADF法檢驗MAC和HSS的平穩性,結果見表2:MAC和HSS的檢驗T統計量值分別是2.008277和-1.910599,比顯著性水平為1%、5%和10%的臨界值都要大,不能拒絕存在單位根的原假設,是非平穩的。但是MAC和HSS經過一次差分再進行單位根檢驗時拒絕存在單位根的原假設而變得平穩,即MAC和HSS是一階單整的。

協整性分析研究經濟變量間是否存在長期均衡關系。假設X與Y存在長期均衡關系, ,若 對其均衡點的偏離從本質上說是臨時性的,那么隨機干擾項 必須是平穩序列。長期均衡關系使變量在某時期受到干擾的偏離能在下一期進行調整而回到均衡狀態。為了確定HSS和MAC是否存在內在均衡機制,采用AEG協整分析法,先得到協整回歸模型:

(96.85073) (1.014489) (10.36982) (-4.324516)

R2=0.863779 DW=2.090974

再用ADF檢驗法對模型的殘差序列 進行平穩性檢驗,結果見表2:檢驗T統計值是-7.240618,比顯著性水平為1%、5%和10%的臨界值都小,

拒絕存在單位根的原假設,即 是平穩的。表明HSS與MAC存在著長期的協整關系,由上述線性模型表示。模型代表解釋了HSS變動的86.3779%,MAC對HSS的長期影響彈性系數為0.690982,說明上升的宏觀經濟會帶動房地產銷售價格指數上漲,符合經濟意義。

第三,誤差修正模型ECM——HSS與MAC的短期關系。協整回歸的誤差項 是均衡誤差,為了增強模型的精度,需建立短期動態模型來彌補長期靜態模型的不足,建立HSS與MAC的短期關系模型:

(0.390517) (1.148498) (-4.442641) (6.248139) (-3.280501)

R2=0.410643 DW=2123801

當年的MAC對HSS的短期影響彈性系數為1.463332,大于長期系數0.69098,表明MAC對HSS的短期影響比長期影響大。而HSS的長期效應對短期動態的修正系數為-0.455289,如果上一年的房地產銷售價格指數的長期均衡誤差 為負,誤差修正項將使本年的房地產銷售價格指數向高方向變動;如果房地產銷售價格指數過快增長則可通過誤差修正項使其增長變慢,-0.455289說明誤差項對HSS的修正作用為反方向的。

通過以上的檢驗分析,可以得到結論:房地產價格與宏觀經濟存在緊密的正相關關系,并且這種關系是長期均衡的,也就是說即使在短期內房地產價格的波動與宏觀經濟波動相背離,但是在內在均衡機制的作用下,兩者最終還是會漸漸趨于一致。這個結論解釋了近幾年房地產價格的持續上漲是由于宏觀經濟的高位運行帶動,是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

三、房地產價格趨勢展望

在全球經濟復蘇放緩的環境下,2012年樓市調控效應和地方政府債務的累積將使經濟和物價的增速出現“雙降”,通貨膨脹下行趨勢確立 ,但是物價的中長期上漲壓力仍然存在。保增長,防通脹的經濟政策仍會執行,宏觀經濟將會保持一個較穩定的增長步伐。近期樓市“拐點”初現,但房地產調控政策短期不會改變,20 12年樓市調整還將延續。[7]政策作用下,房地產市場開始走向分化,競爭加劇,資金風險加大,市場泡沫開始收縮,部分城市的房價面臨下降趨勢。

在宏觀經濟上揚帶動與房地產調控政策的下行抑制的共同作用下,房地產價格將最終表現為維持可控的增長勢頭。但是因為房地產業 “資金池子”的作用,加上通貨膨脹和充裕流動性的支撐,短期內難以壓降。房價調控仍要緊抓不放,注重加快調整市場結構,提高經濟適用房和廉租房的比重,提高供求的匹配程度。加強規范房產開發公司和中介組織的行為,建立完善的監控制度。政策配合進一步發揮市場淘汰機制作用,提高市場集中度。隨著泡沫經濟不斷得到擠壓、行業競爭的加強、國家宏觀調控的迸一步成熟以及購買者理性的增加,我國房市未來的價格會逐漸趨于合理化,房價收入比進入一個可維持的空間。

宏觀經濟論文:中國宏觀經濟回顧與展望

在穩健型宏觀調控政策作用下，2004年中國經濟實現了穩定快速增長的目標，國內生產總值預計增長9.1%，投資過快增長的趨勢得到了較明顯的遏制，通貨膨脹明顯上升但仍處于可調控、可承受的范圍，消費增長穩中趨升，外貿出口大幅增長。總的看來，2004年宏觀經濟運行是“有驚無險”，經濟避免了一次因投資過熱及經濟變量間存在嚴重的不均衡增長而可能引起的“大起大落”。展望2005年，在“雙穩健”的政策作用下，經濟增長將繼續有所回落，達到8-8.5%，投資和出口雙雙將出現明顯回落，但仍然保持較快增長水平，消費增長將繼續保持平穩快速增長態勢。

一、2004年宏觀經濟回顧

(一)2004年宏觀經濟面臨兩大不穩定、不健康問題

一是重化工業繼續加速增長且出現明顯的過熱現象，影響經濟的平穩協調增長。2002年中期以來，工業增長明顯提速，進入到一個新的加速增長軌道，其主要推動力是重化工業的加速增長，中國工業發展進入到“內生性”的重化工業化新階段(這明顯區別于改革前以國家主導的重工業優先戰略時的重工業增長)。重工業增加值增長率由前期的10-13%上升到最近兩年多來的18%左右的高水平(見圖1)。一批像汽車、電力、鋼鐵、化工等重化工業進入高增長階段，成為推動產業升級的主要力量。2004年上半年，重工業增長連創新高，重工業增加值月度增長率在2-4月份連續3個月超過20%，1-6月累計增長達19.7%；且上半年重工業對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增長的貢獻率達76.1%，比上年的75.3%又提高了0.6個百分點。重工業快速擴張導致相關的能源供給和運輸均出現了高度緊張，說明重工業開始出現過熱現象，特別是鋼鐵、有色金屬和建材等與房地產相關性強的重型工業投資增長過猛、產出增長過快。一些重化工業產能的過度擴張(其中不少產品技術含量低、生產的能耗高、污染大)，對資源供給和環境保護及經濟的協調發展產生巨大的壓力。

二是內需的兩個方面即消費與投資增長呈現嚴重的不平衡增長態勢，而且投資結構和需求結構也存在相當大的扭曲問題。現階段，過度依賴于投資的經濟增長存在很多問題，一是投資高增長如果得不到最終需求的積極配合，將容易產生下階段的產能過剩及投資的低效率；二是重化工業低水平投資擴張將帶來嚴重的資源瓶頸問題，并對下游企業形成巨大的成本壓力；三是投資的低效率擴張不僅將造成新的不良資產大量增加，加大金融風險，而且因為無法持續而造成經濟增長的大起大落，降低經濟增長的宏觀效益。

因此，加強和完善宏觀調控，遏制經濟增長中的這些不健康、不穩定性因素，成為宏觀經濟政策的重點。宏觀調控也由此再次成為社會關注的“熱點”。

(二)宏觀經濟運行的主要特點

回顧2004年，我國宏觀經濟運行呈現以下主要特點：

1.投資增速逐季放慢，顯現宏觀調控的階段成效。2004年1-11月份，城鎮50萬元以上固定資產投資額為49274.32億元，同比增長28.9%，增幅比一季度和上半年分別回落18.9個和2.1個百分點。從近幾個月的投資運行來看，投資增長的降溫有所反復，但總體上逐步回落的趨勢已經形成，根據月度增長趨勢圖分析，投資增長的調整至少將呈現“兩波”調整，第一波調整出現在3-5月，5月投資增幅為2004年以來的最低點，隨后經過兩個月的反彈，8月份又進入第二波調整，9月份的再反彈，原因是前兩年基數偏低的作用，剔除基數的影響實際也是回落的，10月份和11月投資增長(分別為26.8%和24.6%)再次回落說明第二波調整將會繼續。初步預計，全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68400億元左右，增長23%左右，低于去年26.7%的增長水平。

2.工業增長前高后低，降溫效果明顯。在重化工業化過程顯著提速的作用下，上半年工業增長創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的新高，增長17.7%，其中有3個月增幅接近20%。下半年以后，隨著以控制一些重化工業過熱和房地產過熱為重點的宏觀調控政策的落實，工業產出和投資增長均出現了較明顯的回落走勢。1-11月份，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48911.08億元，同比增長16.8%，比上半年回落0.9個百分點，與去年同期持平。我們認為，目前工業增長調整基本到位，從增加值增長來講，主要是重工業降溫明顯，6月份以后，重工業已持續5個月回落到18%以下，降到16-17%的正常快速增長水平，相比而言，輕工業增長則一直保持15-16%的增幅，從而導致輕重工業增長差距縮小、結構趨于協調。而從工業行業的投資增長來講，一些過熱的重化工業投資增長逐季顯著回落，初步實現了“軟著陸”。初步預計，2004年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16.7%，比去年低0.3個百分點。

3.消費需求穩中趨升。2004年消費品市場出現了穩步小幅回升趨勢，1～11月份，全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為48387.60億元，同比增長13.2%，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10.2%。2004年消費增長呈現以下特點：一是實際消費增長比去年同期明顯加快。1-11月實際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幅比上年同期增加2個百分點。二是城鄉消費差距有所縮小。下半年后農村消費增長出現了明顯的上升態勢，這主要是因為2004年以來受糧食豐收和糧價大幅上升的影響，農民收入大幅增長，從而明顯刺激了農村市場的活躍。三是住房、汽車和電子通信三大消費熱點繼續保持快速增長。初步預計，全年全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名義增長13.3%左右，實際增長10%左右。

4.外貿進出口繼續保持高增長態勢，全年貿易略有盈余。2004年我國外貿增長呈現以下特點：一是超出年初的預計，貿易進出口出現連續第3年超高增長。即入世以來的貿易爆發性增長的格局繼續保持，對宏觀經濟的快速穩定增長起著十分重要的支撐作用。1-11月份外貿進出口總值達10383.78億美元，同比增長36.5%。其中出口5296.06億美元，進口5087.71億美元，同比分別增長35.7%和37.3%。二是受宏觀調控的影響，外貿進口在下半年明顯回落，由此使上半年貿易逆差的形勢得以扭轉。1-11月累計貿易順差208.35億美元。三是外資企業主導出口的局面進一步強化，1-11月份，外資企業實現出口額3021.32億美元，同比增長41.5%，占全部出口總額的比重高達57.05%，比2003年全年提高2.4個百分點。四是糧食類、原油及成品油、鐵礦石等初級產品進口繼續保持超高速增長，對國際的依存度繼續明顯提高。我們預計全年外貿進出口總額將達到1.14萬億美元，同比增長34%，其中出口和進口分別為5830億美元和5600億美元，同比分別增長33%和36%，貿易順差230億美元。

5.收入增長中城鎮有所放慢，農村明顯加快。城鎮居民收入保持較快增長，但相對于前幾年有所放慢，前3季度全國城 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為7072元，同比增長11.4%，扣物價因素，實際增長7.0%。而一季度實際增長9.8%，上半年實際增長8.7%，呈逐季下降的態勢。與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放慢相反，農村居民現金收入大幅增長，創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最好水平，根據對全國31個省(區、市)6.8萬個農村住戶的抽樣調查，前3季度農民現金收入人均2110元，扣除價格因素的影響，比上年同期實際增長11.4%，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7.6個百分點。農民收入大幅增加主要是由于兩個原因：一是得益于糧食等農產品價格的大幅上漲，1-9月份，農民出售農產品的現金收入人均958元，增長24.9%。二是得益于稅費負擔的明顯下降，前3季度農民的稅費負擔人均22.5元，比上年同期減少11元，下降33%。

6.物價明顯上升但仍處于可承受、可調控的范圍內。在我們看來，2004年以來的CPI明顯上升，并不表明通貨膨脹的壓力非常大，主要的問題是投資品的大幅上升(局部行業過度的非均衡擴張所致)對企業生產成本上升所造成的顯著壓力。物價上漲的主要推動力來自于兩方面，一是糧食價格上漲，二是生產資料價格上漲。最終消費品價格繼續下降，只是降幅有所縮小。1-11月份累計CPI同比增長4%中，食品類的貢獻率超過了80%，扣除糧食合理上漲因素的CPI增長不到1%。

糧食價格以及食品價格的明顯上漲不僅是合理的，而且是社會可以承受的。合理性在于，前期糧食下跌過多，前幾年糧食減產的主要原因是價格的過度下跌以及調整農產品生產結構而主動地減少播種面積，并不是糧食短期或中長期生產能力不足。糧食的上漲不僅符合預期，而且有利于農民增收，有利于改善日益失衡的城鄉收入差距。說糧食上漲及食品價格上漲是社會可承受的，主要理由是：(1)居民食品消費支出的比重(恩格爾系數)比上世紀90年代初期和中期明顯下降，從而使得城鄉居民對糧食價格上升可承受力增強。(2)多年來城鎮居民收入和工資水平的持續快速增長與糧食價格的持續下降形成巨大反差，顯示糧食價格的適度上漲并不會惡化居民的支出預期。

7.企業效益繼續快速增長，但庫存增長有明顯加快。2004年中國經濟增長還有一個特征是，企業效益保持快速增長，即使在宏觀調控力度加大后的半年中，企業效益仍然增長較快。這一方面我們要看到此輪以重化工業為主導的經濟增長具有較強的規模效應和較高的資產收益率，另一方面也應看到有一些壟斷因素或短期暴利因素在起作用，如石油行業利潤增長具有投機和壟斷兩方面的原因，鋼鐵行業是房地產暴利的延伸，這些因素具有不可持續性。與之相對應的一個問題是，企業的庫存正逐步加快增長。1-10月份，規模以上工業產成品資金占用10061.7億元，同比增長22.2%，增幅比上午同期和1季度分別上升10.7個和4.4個百分點，同期應收賬款凈額為21968.9億元，同比增長18.2%，比上年同期和1季度分別上升4.4個和0.9個百分點。值得注意的是產成品增長最多的是鋼鐵行業、有色金屬行業、石油加工和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這些都是重化工業部門，1-10月份這幾大行業的產成品分別為654.29億元、286.40億元、273.28億元和803.43億元，同比分別增長58.52%、32.88%、67.07%和29.43%。這些行業在未來一段時間內效益增長將面臨較大壓力，這在2004年的汽車工業中已有明顯表現。

二、2005年宏觀經濟形勢預測及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對2005年宏觀經濟形勢預測

展望2005年，隨著宏觀調控政策效應進一步釋放，經濟運行中不穩定、不健康因素得到遏制，宏觀經濟發展的國內外環境總體繼續趨好，但仍面臨一些長期結構性矛盾和一些短期問題的約束。面臨的主要短期問題有：農民收入增長難免會再次出現回落，就業壓力依然較大，消費增長小幅放慢，出口增長明顯回落等。因此，我們預計2005年經濟增長將繼續有所降溫，GDP增長回落到8-8.5%，主要是因為投資增長將會繼續放慢以及出口增長將顯著降溫。預計全社會投資增長18%左右，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實際增長9.5%左右，出口增長15%左右，CPI增長3%左右，規模以上工業增長16%左右。主要經濟指標的增長趨勢如下：

1.投資增長：繼續向下調整但仍然處于較高增長水平。在穩健的宏觀調控政策下投資增長有望實現“軟著陸”，初步預計全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18%左右。加強投資需求調控仍是2005年宏觀調控的重要內容，投資增長趨勢如何，關鍵在于宏觀調控力度的準確把握。首先，加快投資體制改革，大幅度減少行政審批，給企業更多的投資自主決策權，使2005年投資增長的總體環境趨于寬松。其次，2005年投資調控總體上仍將繼續按照“有保有壓、區別對待”的原則進行，這將保證投資增長在繼續降溫過程中實現平穩著陸。一是針對當前投資調控任務依然十分艱巨的情況，2005年政府仍將會繼續把緊土地和信貸兩大閘門，從源頭上控制固定資產投資擴張。二是過熱行業投資將繼續大幅回落。受信貸緊縮政策、實施和完善土地宏觀調控政策及自發性需求增長將放慢等因素的影響，房地產投資將會繼續明顯放慢，并帶動鋼鐵、水泥、電解鋁等相關行業投資繼續回落。在新的汽車產業政策的逐步實施及需求顯著降溫的作用下，汽車投資將會明顯降溫。三是由于國家在加強對過熱行業投資的宏觀調控的同時，對農業、煤電油運等薄弱和瓶頸部門則采取了各種“保”的措施，因此，這些部門2005年投資將會繼續快速增長。

總之，2005年投資增長率有望回歸到適度增長區間，但同時也要注意，近幾個月貨幣信貸投放急劇減少，其對投資增長的滯后影響有可能在2005年上半年顯現。

2.消費需求穩定增長，但其增幅估計會比2004年略有回落。預計全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實際增長9.5%左右(名義增長率在12%左右)。在各項刺激消費增長的政策作用下，隨著城鄉居民收入大幅度提高及消費結構升級的拉動，我國整體消費穩定增長的局面正在形成，這將使2005年消費繼續保持穩定增長。但是，需要引起關注的是，在深層次問題對消費增長的制約還沒有根本緩解的情況下，宏觀調控中出現的新問題有可能對2005年消費需求進一步回升產生不利影響。一是居民消費預期和消費信心呈明顯下降趨勢。受經濟景氣回落和通貨膨脹壓力增大的影響，居民消費預期和消費信心受到明顯影響，消費者預期指數和信心指數一路下滑，從2003年12月份到2004年7月份兩指數已分別下降了4.8個和4.2個百分點。居民消費預期和信心是影響未來消費增長的關鍵性因素，這兩項指數持續下降預示著2005年消費持續回升的難度較大。二是就業形勢盡管有所好轉，但就業壓力依然較大，這對消費需求增長仍有較大壓力。四是2004年農民增收十分明顯，但2005年要保持這一態勢將十分困難，這將制約農村消費增長。

3.外貿出口增幅將會明顯放慢，但仍會保持兩位數的增長。初步預計2005年外貿出口增長15%左右。在我們看來，9月份開始的外貿出口和進口增長的顯著回落可能預示著連續3年的外貿超高增長將結束，進入到平穩增長期 。其理由有三：一是連續3年外貿的超高增長已經形成了很高的增長基數，在這種情況下繼續高增長有相當大的難度。二是2005年世界經濟和貿易增長比2004年將有較大幅度的放慢，從而對中國產品的出口增長形成較強的壓力。根據IMF的預測，2005年世界經濟將由2004年的5%回落到4.3%，其中美國經濟增長率將由2004年的4.3%降到2005年的3.5%，日本則由2004年的4.4%回落到2005年的2.3%，回落的主要原因是油價對經濟增長的抑制作用顯現。與此同時，世界貿易增長也會有較大幅度的放慢，預計發達國家進口貿易2004年的增長率為7.6%，2005年將降到5.6%，回落高達2個百分點，這對我國出口需求增長將會產生較大的壓力。出口大幅放慢在所難免。三是入世效應將明顯遞減。出口增長的降溫符合預期，但要防止其降幅過快過猛，我們認為仍然有較多對2005年出口起積極影響的因素存在：(1)由于美國、歐盟、日本經濟繼續處于新一輪上升期，2005年經濟增長的回落幅度不會太大，對我國產品的進口需求仍然較大。(2)高油價盡管對全球經濟的穩定性形成了一定的壓力，但我們預計2005年這一影響會有所減弱，一是全球經濟對高油價的承受力有明顯提高，二是預計伊拉克政治局面逐步會有所緩解，俄羅斯石油供應也會有所好轉，再加上沙特原油仍有一定的增產潛力，這可能引起2004年終至2005年油價出現階段性回落，這對全球經濟和貿易增長會起積極作用。(3)隨著入世過渡期后對我國紡織品配額的取消，會促進我國具有比較優勢的紡織品出口繼續保持較快增長水平。

4.就業形勢仍然嚴峻。雖然2004年我國新增城鎮就業900萬人的目標有望實現，但2005年就業矛盾有可能更加嚴峻，就業形勢不容樂觀。目前我國仍處于勞動力資源增長的高峰期，在城鎮新增就業群體、累積的下崗失業人員和農民進城務工人員等形成的巨大就業壓力根本無法緩解的情況下，一些新的就業問題還將突顯出來。一是宏觀調控對就業的影響在2005年將會有所顯現。據有關專家測算，經濟增長放慢使2004年減少115萬個潛在就業崗位，全年城鎮登記失業率預計為4.5%。2005年隨著投資大幅回落，經濟增長速度繼續放慢，就業矛盾將會更加突出，尤其是農民工就業將會更加困難。二是大學畢業生就業難的問題將繼續成為一個社會問題。還有，初、高中畢業生的就業壓力也明顯增大。從這些方面來看，累積的就業矛盾仍在增大。

5.通貨膨脹壓力將逐步緩解。我們預計，2005年通脹率將會比2004年有所回落，CPI增長3%左右，比2004年降低1個百分點。主要理由有：(1)投資和出口增長率均將明顯回落，使GDP增長繼續調整，將使價格上漲在需求方面的動力有所減弱。經濟增長率的繼續回落特別是投資的回落將減輕中間需求的壓力，從而使2005年物價上漲呈現前高后低的走勢。(2)物價上漲將面臨供給方面的下調壓力。這種下調壓力來自兩大方面，一方面，隨著GDP增長的適度放慢和2004年國家加大了對瓶頸部門的投資，2005年煤電油運緊張的形勢將會得到改善，特別是電力供應的改善將較為明顯。另一方面，鋼鐵、電解鋁、水泥等行業產能將在明后年集中釋放，這些大宗產品的市場可能出現明顯的“供大于求”格局。這兩方面都會使物價上漲的動力減弱。(3)從物價上漲因素的構成分析，物價上漲的空間將縮小。其中糧食對CPI的推動力將明顯減弱，非食品類價格上漲對CPI的貢獻率將繼續上升，預計2005年CPI漲幅在3%左右。非食品類價格上漲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2004年生產資料價格上漲的傳導效應(有半年至一年的時滯)，另一個是服務類產品的新漲價。我們預計，只要不出現嚴重的自然災害，2005年糧食價格上漲不會高于10%，對CPI的貢獻將不足1%(糧食價格上漲與食品類價格上漲的關系大概是：糧價上漲1%，食品價格上漲0.3-0.4%)，而根據1年多來生產資料價格上漲對CPI的傳導效應，2003年生產資料價格上漲8.1%，導致2004年除食品價格外的CPI上漲不足1%，那么，2004年接近14%的生產資料價格上漲，對2005年CPI的傳導效應大致在1.5%左右(即所謂成本推動型的價格上漲將強于2004年，但上漲力度不會很強)。另外，服務類項目的上漲對CPI的貢獻在0.5個百分點左右。三項合計，2005年CPI增長預計在3%左右。

(二)兩大問題值得高度重視

影響2005年經濟增長率高低的主要有兩個因素，一是房地產的增長，二是出口增長。這兩方面都存在較大的隱憂。2005年的具體宏觀經濟政策操作要注意“兩防”，即防止房地產繼續向過熱方向發展，防止出口增長下降過快過猛對宏觀經濟產生沖擊。

房地產的問題對中長期中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影響重大。如果近階段不采取有力的措施(主要是對土地和地方政府的約束)，房地產有可能繼續向“泡沫化”方向發展。最近關于房地產是否存在泡沫再起激烈爭論，這種爭論的結果將影響宏觀經濟決策及其效果，如果“不存在泡沫”論占上風，后果則意味著已經呈泡沫化傾向的房地產將會繼續加速發展，使“泡沫化”升級，甚至有演化為“泡沫經濟”的危險。這是我們最擔心的，特別是地方政府對房地產的過度偏愛和保護如果與正在對人民幣升值進行豪賭的大量國際游資結合，“泡沫經濟”的風險將迅速增大。相反，如果“泡沫”論占上風，將有利于房地產“軟著陸”，中國經濟不僅2005年會較為平穩，未來較長時間也會保持平穩健康的快速增長態勢，這將是中國經濟穩定增長的幸事。因此，控制好房地產，投資過熱的問題就會迎刃而解。

另外，2005年要高度警惕出口增長可能出現的大幅回落對經濟增長產生的負面影響。我們估計，出口增長的顯著回落將對2005年中國經濟產生如下不利影響：一是使高度依賴于出口增長的沿海地區經濟增長明顯放慢。2004年前3季度，珠三角和長三角出口分別增長25.3%和47.6%，且對出口的依存度極高。出口增長的明顯放慢將會對經濟增長產生相當大的壓力。二是出口增長的顯著放慢，將對國內市場產生較大的壓力，市場競爭由此再次加劇，價格逐步走低，從而導致企業利潤再次大幅縮水，如果這一形勢與最近幾年高投資形成的產能集中釋放相結合，有可能使經濟再次面臨通貨緊縮的壓力。三是影響就業增長和民工增收。對出口增長可能出現的大幅回落的不利影響要高度重視，采取積極有效的措施予以抵消。

三、2005年國家宏觀經濟政策取向和調控方向

為了鞏固宏觀調控成果，促進經濟平穩健康發展，及針對此輪經濟過熱的特殊性，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確定2005年宏觀經濟政策采取“雙穩健”的取向，即由前期實施的“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轉變為“穩健的財政貨幣政策”，在具體的政策操作中重點體現結構調整導向，因此，又可以說今后一段時間內的宏觀經濟政策將是“結構導向的宏觀調控政策”。最近，社會上對“雙穩健政策”有些誤讀，不少專家認為2005年宏觀經濟政策將比2004年更緊，最近央行提出貨幣供應量(M2)增長的調控目標為15%，比2004年17%低2個百分點，有人就認為這是貨幣政策更緊的信號，實際不然，2003年實際運行的貨幣供應量(M2)增 長明顯低于調控目標，11月末M2同比增長14%，很顯然，2005年調控目標比其加快1個百分點，應該說貨幣政策是有所放松的。我們認為，2004年我國采取的就是“雙穩健”的宏觀經濟政策，不久前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確定的“雙穩健政策”是對2004年4月份以來實施的穩健型政策的確認，并不表示2005年宏觀經濟政策將比2004年更緊。2005年的宏觀經濟政策將繼續體現“有保有壓”的原則，有緊有松，在方式上仍然是采取靈活“微調”的方式，在手段上將更加注重運用法律和市場手段。

(一)投資政策取向

2005年國家對投資的控制仍然較嚴格，主要是因為當前投資規模仍然偏大、投資增長仍然偏快，投資增長的“軟著陸”目標還未達到，這部分是由于時滯因素的作用未充分顯現，另外，就是房地產和城建投資增長仍然存在相當的盲目性和嚴重的結構性投資失衡問題。因此，要繼續采取經濟、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加強和完善對投資增長的宏觀調控。如果2005年中期房地產及城建投資真正實現了“軟著陸”的目標，那么投資增長可能會明顯下降，此時，要防止投資下滑過度的問題，因為房地產和城建投資對整個社會的投資貢獻及其帶動作用都非常大，它們的過度降溫可能使投資增長下滑過度。

因此，2005年的投資調控政策不僅要在“兩個層面”做到“有保有壓”，更要采取靈活的措施。一方面要抑制和防止房地產和城市建設投資繼續過快增長，另一方面，又要防止投資增長下滑過多，主要是為民營投資創造更為寬松的環境，推進投資的市場化。特別是后者，無論是投資繼續過熱，還是投資增長過度下滑，都要在進一步加快投資體制改革上采取更加積極措施，使投資體制或結構盡快實現“兩大轉變”，第一個轉變是使投資增長真正由政府主導型轉變為企業主導型；第二個轉變是政府對投資的監管方式由“硬干預”轉變為“軟干預”。第一個轉變主要體現企業在政策、法規約束下的投資自由化。政府需加快從私人物品供給上(投資和生產經營)退出，而公共物品供給在加強監管的條件下，鼓勵民營資本參與，實現投資主體的多元化。第二個轉變是2004年頒布實施《國務院關于投資體制改革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的重點。所謂“硬干預”就是主要采取行政的手段，主要是通過政府的審批制和政府直接參與投資來實現對投資的管理，“軟干預”則指主要依靠采取法律法規、技術和環保標準、市場化的手段如利率和稅率杠桿來調控投資的增長。從此輪宏觀調控中顯露的問題看，由“硬干預”向“軟干預”轉變迫在眉睫。2005年以后，要細化《決定》，制定更為周全、詳細的投資體制改革方案，重點是明確公共投資和私人投資的權限及規范各自的投資行為，促進社會投資結構優化和效率改善。

2005年長期建設國債發行規模將減少至800億元，比上年減小300億元。政府投資將嚴格控制用國債資金和預算內資金上新項目，而把重點放在支持在建項目盡快建成，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加強農村基礎教育和衛生建設、大型生態工程和大型公共設施工程及西部開發、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等方面。其中對農村公共方面的投資、鐵路及城市公共交通的投資力度將會明顯加大。

(二)金融和土地調控政策取向

國家將繼續加強和完善土地調控和信貸調控的杠桿作用。繼續從嚴控制非農業用地的供給，抑制房地產和城市建設過度擴張，從源頭上繼續遏制投資過快增長。繼續凍結豪宅和高檔娛樂設施、形象工程建設和鋼鐵等過熱行業的土地供應；通過清理整頓、合理規劃等調整存量的辦法增加必須的土地供應量。今天中國房地產過熱及整個經濟的投資過熱，明顯與前期土地政策過松有直接關系，中國經濟仍然處于粗放式經營的原因，除了資本效率低、技術進步不快外，另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土地的供給過松、土地市場發展的不完善，造成普遍性的土地粗放利用。我們認為，當前實行的嚴格的土地調控政策至少要堅持兩三年，而嚴格的土地管理和耕地保護制度必須長期堅持，因為只有有了嚴格的土地供給約束，才能促使土地利用效率不斷提高，盤活存量地產和房產，城市的住房和道路優化才可能最終實現。信貸供給要體現結構優化導向，從兩個層面做到“有保有壓”，一是對過熱行業如房地產、鋼鐵等行業繼續保持現有的緊縮措施，房地產過熱如果繼續發展，可采取結構性升息措施，即提高個人住房貸款利率和房地產企業貸款利率，而對非過熱行業特別是弱勢產業和中小企業要采取較為寬松的信貸政策；二是對宏觀調控的重點行業要區別對待，也要體現“有保有壓”，對過熱行業中有利于內部結構優化的土地和信貸供給均要適當放松，如對中低檔住房建設的土地供給和資金需求要盡可能滿足。

對于利率政策，社會有許多預期，多數人傾向認為，隨著2004年10月央行8年多來第一次升息政策的出臺，預示中國利率將進入“上升周期”，2004年底及2005年和2006年利息水平將緩慢、頻繁上升。對此，我們有不同看法，我們認為未來幾年的利率走勢將是逐步上升的，但2004年的加息并不意味著“加息周期”已經到來，“加息周期”的到來估計要到2006年以后，2005年不一定會升息，我們傾向于認為2005年不必升息。理由如下：(1)此次升息，在表面上是央行防止通脹進一步發展所采取的一項必要舉措，實際上帶有相當強的各方利益權衡的意味。不升息面臨各種壓力，有外部的和內部的，但此輪投資過熱是體制性和結構性的，升息這種所謂市場的辦法難以起到理想的效果，投資熱主要是“政府熱”和房地產在暴利機制下過快增長，在這種條件下升息的作用將較為有限。(2)2004年實際通脹率并不高，2005年也不會很高，特別是2005年投資和經濟增長繼續降溫，那么，通脹方面的需求壓力將會減輕，而外需增長可能明顯放慢也會使需求對通脹的壓力再次減輕，而成本推動型的通脹在供大于求的國際國內環境中難以明顯加速。因此，2005年升息無論是從經濟增長率方面，還是從價格增長上均缺乏足夠的依據。(3)2003年以來的投資過熱是結構性的、局部性過熱，并不是正常的經濟周期性過熱，而加息周期來臨與周期性過熱直接相關。我們預計，在經過2005年新一輪長期加速增長周期的第一次調整鞏固期后，在2006-2007年可能出現真正的全面性的周期性過熱，升息周期由此相應到來。

這里對通脹和利率的中長期走勢也做一個初步的預測。我們認為，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的15-20年間，世界經濟開始進入低通脹時代，主要原因是技術進步的加快和全球投資和貿易的自由化發展，市場調節機制在全球范圍內更為靈活和有效地發揮作用。由于中國經濟自身也存在這一類同的通脹趨勢，而且在加入WTO后，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關聯性增強，因此，我們大膽地預測今 后10年左右，除去可能出現的短期的糧食和石油供給沖擊外，大部分時期，通脹率將不會超過5%，均衡通貨膨脹率水平為3-4%。與之相關的利率水平則為4%左右，即未來的10年內利率水平將顯低于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前半期的水平。也因為如此，經濟增長面臨需求方面的約束加大，有效需求不足問題可能經常出現，解決好了這一問題，經濟將能實現“高增長低通脹”的較佳目標。與此同時，相對于最近幾年世界性的低利率水平，未來5-10年的利率水平將趨于上升，這也是一種內在的趨勢。

(三)稅收政策的取向

2005年將會加快醞釀稅收體制改革的方案，并出臺一些稅改措施。一是增值稅轉型2005年將在東北地區全面實行，也有可能在全國普遍推廣，如果投資增長過度滑落，將可能加快這一稅改政策的實施。二是燃油稅政策2005年有可能出臺，我們考慮，現在油價上漲基本都轉為三大石油公司的利潤，國家從油價上漲中得到的稅收較小，因此，有必要把油品提價和養路費改革一起考慮，改征燃油稅。三是農業稅將繼續減免，這對糧食主產區農民增收將會起到長期積極的作用。四是醞釀征收房地產稅和遺產稅方案，促進收入的有效再分配。

(四)就業、消費政策取向

國家在增加就業和擴大消費上將會繼續采取積極的促進措施。經濟的快速增長特別是消費的快速增長需要穩定快速的就業增長作為條件，國家宏觀調控目標正在由過去的過度偏重CDP增長而轉向追求就業增長和社會福利的改善。積極的促進就業政策可以考慮以下內容：擴大投資要與擴大就業相結合，對就業促進很小的投資項目需嚴格控制土地、稅收、金融等優惠政策，相反，對就業促進大的投資項目采取更加優惠的政策；進一步降低農民進城務工的門檻，促進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抑制大城市住房價格的上漲，同時改善其他條件，促進服務業的發展；鼓勵東部地區勞動密集型產業向中部地區轉移。促進消費增長則可考慮采取以下措施：一是采取更加有力措施，促進消費結構升級，使新的消費熱點以大眾需求為目標逐步擴散。嚴格抑制房地產的投機“炒作”的同時，支持和滿足住宅大眾消費增長；采取降低汽車消費稅費率、規范和促進汽車消費信貸發展、鼓勵經濟型轎車消費等措施，促進汽車大眾消費快速穩定增長。二是為減輕三大“黃金周”旅游的運輸及其他服務的負荷，可考慮取消“五一”、“十一”黃金周，并將每周休息兩天改為休息一天，剩余一天一起移至月末，一次休息四天或五天，變成月月“小黃金周”，并適當延長春節休假時間，這樣既減少旅游服務設施的投入，又提高了消費效率。三是繼續加大整治食品、建筑和房地產市場秩序，加強信用體系建設，為消費增長創造寬松的外部環境。

宏觀經濟論文:就業彈性、自然失業和宏觀經濟政策——為什么經濟增長沒有帶來顯性就業？

隨著國有企業改革的深入、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產業結構調整的加劇，以及宏觀經濟周期性成為一個顯著的現象，城鎮失業和下崗現象日益嚴重。1995—2002年期間，城鎮失業率從4.0%提高到6.1%，勞動參與率從72.9%下降到66.5%.一方面，由于以失業、就業和勞動參與率等為特征的勞動力市場變化已經成為經濟周期現象，另一方面，擴大就業和治理失業已成為政府的重要政策目標，所以，從一般的角度理解勞動力市場的周期性波動和長期變化趨勢，從特殊的方面揭示失業產生的原因和特點，具有理論上和政策上的迫切性。

在就業問題日益嚴峻并產生對經濟學研究巨大需求的情況下，勞動經濟學研究也日趨活躍，但大多數討論卻不能揭示就業、失業問題的宏觀經濟學含義，從而降低了這些研究成果的政策實用性。本文以回答為什么近年來的經濟增長沒有帶來顯性就業的增加為問題出發點，將更深入探討就業彈性，分析城鎮失業原因，并從促進就業的角度評價近年來的宏觀經濟政策，提出對癥的政策建議。

一、就業結構和就業增長模式

由于關于中國勞動力市場狀況的統計信息令人撲朔迷離，許多發表的統計數字又往往與實際觀察到的情形不一致，所以，在對于中國勞動力市場狀況的理解上面形成諸多誤導。有三個代表性的觀點值得關注。第一是質疑官方的城鎮失業率數字。由于公布的數字是登記失業率，而不是具有可比性并且更接近實際情況的調查失業率，許多研究者進行了各種間接的估計，得出遠比官方統計數字高的失業率。第二是認為20世紀90年代后期以來，城鎮就業沒有增長，甚至可能絕對減少。例如，羅斯基（Rawski）就把“就業增長幾乎為零”，作為質疑中國經濟實際增長速度的依據之一。第三是通過計算就業彈性，得出經濟增長帶動就業越來越少的結論（李紅松，2003）。

本文作者之一已經對實際失業率數字和就業是否增長的問題給予了回答（蔡?P，2004），指出由于口徑的不同，城鎮實際失業率的確大大高于登記失業率，2002年達到6.1%.由于勞動參與率的下降和就業不足造成的在統計上的影響，實際失業率并不像許多估計數字那樣高（見表1）。同時，由于經濟成分日益多樣化，就業結構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傳統的統計體系不再能夠涵蓋全部城鎮就業，因而“單位就業”統計范圍內的數字也不再能夠充分反映就業的增長狀況。勞動力市場發育的增量性質，使得大量新增就業（如農村轉移勞動力的就業和失業、下崗職工的再就業）是通過一些傳統統計不能涵蓋的渠道實現的。例如，2003年城鎮全部就業人數為2.56億，而統計的單位就業人數只有1.1億，兩者之間的差額達1.47億。而這種情況使得我們不能僅僅依據傳統統計渠道的就業增長數字，妄下關于經濟增長創造就業減少的判斷。

資料來源：作者根據國家統計局《中國人口統計年鑒》相應年份，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2003》數字估算。

由于使用的就業數字不當，目前關于就業彈性的計算都得出了日益減小的結論。這里存在兩個問題。第一，總體就業彈性的計算反映的是城鄉全部就業和GDP 總量之間的增長關系。一方面，在統計上，農業起到的是就業蓄水池的作用，凡是非農產業未能吸納的就業都被計入農業中了。所以，這個總量分析的意義是有限的。另一方面，分部門計算就業彈性，所使用的就業數字不包括單位就業渠道之外的就業，這樣，大量的就業增長被排除在計算之外，就業彈性被大大低估。實際上，我們關心的是城鎮的經濟增長是否帶來相應的城鎮就業，以及彈性有多大。因此，依據全部城鎮就業和GDP 數字，單獨估算城鎮的就業彈性更能夠反映真實的情況。

如果我們僅僅考察城鄉總體的就業彈性和分第一、二、三次產業的就業彈性的話，我們會得出與大多數其他研究相同的結論，即就業彈性呈現明顯的下降趨勢。但是，一旦把全部城鎮就業作為分析對象，觀察其增長率與城鎮GDP 增長率之間的關系，就看到不同的景象。我們首先從GDP 總量中減去農業增加值，再減去鄉鎮企業中非農產業的增加值，通過適當的價格調整，就可以得到實際的城鎮GDP 年度增長率。用城鎮就業年度增長率與城鎮GDP 增長率相比，就得到了城鎮就業彈性這個指數。我們按照三年移動平均的方式將其繪于圖1.

與城鄉整體的就業彈性下降趨勢不同，城鎮就業彈性從20世紀90年代初以來總體上呈現上升趨勢，并且于90年代后期向早期的水平接近，2000年達到0.31，只是在本世紀又有所降低，2002年為0.19.也就是說，城鎮GDP 每增長1個百分點，就業增長0.19個百分點。這個就業彈性比按照城鄉整體和分三次產業的方式所計算的結果，都顯示更大的經濟增長就業彈性。由于這個計算與以往計算所使用的就業數字不同，所以，這個較大的就業彈性來自于單位外就業的作用。換句話說，以往的研究所得出的經濟增長沒有帶來就業的結論并不準確，而只能說經濟增長沒有帶來顯性就業。

二、自然失業率與治理方向

盡管依據全部城鎮就業數字估算的就業彈性表明，經濟增長并非沒有帶來就業增長，但0.2左右的就業彈性，與發展中國家平均0.3—0.4的水平相比仍然較低。所以，經濟增長沒有帶來相應的就業增長這個命題，從理論和政策的角度仍然有意義。為了回答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現象，我們需要對目前的失業率進行分解，以便觀察其對經濟增長反應靈敏程度。

在宏觀經濟學中，失業通常被分解為摩擦性失業、結構性失業和周期性失業三種形式，前兩種形式的失業因其不可避免的性質而被稱作自然失業。首先，當勞動者從一種生產活動轉移到另一種生產活動時，通常會出現一個時間和空間的滯后，由此而產生摩擦性失業。這種失業形式并不意味著工作崗位的缺乏，只是需要時間和信息把勞動者和崗位連接起來。其次，當技術進步或產業結構變動造成一部分勞動者的技能無法適應新的崗位需要時，便產生結構性失業。這種失業并不意味著崗位總數少于勞動者總數，只是后者的技能不能適應新的就業崗位的要求。由于經濟活動從而勞動者永遠是處于動態中的，而且經濟發展本來就包含了不斷的技術進步和產業結構調整，一個正常的經濟不可能消除摩擦性失業和結構性失業，所以，這兩種失業合并起來被稱為自然失業。第三，宏觀經濟處于周期波動中，當相對衰退發生時，就產生周期性失業。隨著宏觀經濟相對高漲，總需求增加，這種失業現象得以緩解甚至消失。

因此，自然失業是一種持續存在的現象，但諸多可變因素都可以影響到自然失業的水平。例如，如果技術進步和產業結構變化的幅度和速度較快，就可能比較經常和較大幅度地引發自然失業。但是，如果信息傳遞、職業培訓、政府規制狀況等反映勞動力市場發育水平和運行效率的條件良好，就可以通過勞動者對變化的更快適應而降低自然失業率。此外，社會保障覆蓋率和水平等一系列因素可能會通過影響勞動者尋找崗位的激勵，而影響自然失業水平和持續時間。可見，自然失業實際上并不是“自然的”和不可變的（Ottosen 等，1996）。因此，除了我們熟知的可以通過宏觀經濟政策抑制或刺激需求的作用影響周期性失業之外，也可以通過一系列作為改變自然失業的水平。而一個經濟中總體失業由自然失業和周期性失業構成的相對比例，決定著政策的主要方向和效果。

改革以來，特別是觸動存量調整的改革在20世紀90年代后期發動以來，國有企業違背比較優勢的產業結構在競爭中失去了市場生存能力，一方面產生大量虧損和破產企業，另一方面謀求生存的企業也開始削減冗員，使得一部分城市職工的鐵飯碗被打破，離開原來的工作崗位，處于下崗和失業狀態。與此同時，雖然勞動力市場與改革前相比有了長足的發育，但工資水平適應供求變化進行及時調整的市場機制仍然不完善，市場信息、職業介紹和職業培訓等勞動力市場服務也不完善，仍然不能適應重新配置勞動力的需要。由此產生自然失業，并在時間上得以延續。雖然在同一期間，宏觀經濟也處于相對緊縮狀態，因而周期性失業也推動總體失業率的上升，但自然失業率高并且構成較大份額，應該是這一時期總體失業率的一個重要的特征。

自然失業率雖然無法直接在現實生活中觀察，但可以通過觀察失業與其他經濟現象之間的聯系進行估算。菲利普斯曲線描述的就是這種相互關系，即名義價格水平的變化和反映需求的實際指標（如失業率）之間的關系（Phillips，1958）。通過解釋菲利普斯曲線，可以間接地估算自然失業率。

我們可以根據公式計算出不變的自然失業率為1.0%.然而，社會經濟條件是處于不斷變化中的，所以，自然失業率也不是一成不變的。例如，對美國經濟的經驗觀察表明，至少從1984年開始到20世紀末，美國的自然失業率處于穩定下降的階段。由于勞動力年齡構成變化，勞動力市場和產品市場的競爭性增強，以及工資預期與實際生產率增長更加協調等因素，美國的自然失業率較之20世紀80年代初期的高峰值，下降了約1.5個百分點（Stiglitz，1997）。

就處于轉軌過程中的中國經濟來說，勞動力市場條件乃至整個經濟體制都處于不斷變化之中。特別是近年來產業結構變動速度加快，勞動力市場改革力度加大，都會導致自然失業率的提高。因此，我們應該按照變化的假設對自然失業率進行估計。用計算不變自然失業率類似的方法，我們可以計算出不同時段的自然失業率：1978—1984年為3.79%，1985—1988年為0.33%，1989—1995年為1.77%，1995年以后為4.43%.為了觀察自然失業率與總體失業率的關系及其變化，我們將兩者繪于圖2.通過對總體失業率的分解和對自然失業率的量化，可以使我們更深入地分析中國失業率變動的構成及其性質的變化，因而對于治理失業具有重要的政策涵義。總體來說，中國經濟具有較高的并且繼續升高的自然失業率，表明單純依靠宏觀反周期政策不能完全消除或緩解失業現象，擴大就業和治理失業，要求綜合一系列政策手段。

三、為什么宏觀經濟政策不促進就業？

從1998年開始，中央實施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具有了明顯的擴張性，旨在刺激消費和投資需求，推動經濟增長。然而，無論是調控取向還是調控措施，都不具有顯著的推動就業效果。

擴張性的財政政策的顯著特點是大規模發行國債，并將銀行信貸與國債投資密切配合，重點投向基礎設施領域。而貨幣政策的主要內容之一，就是與積極財政政策相配合，在財政投資尤其是國債主要投向基礎設施建設的同時，予以貸款配套，加大對這些領域的信貸投入。在1998—2002年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五年間，國債項目累計投資3.28萬億元，除財政增發國債6600億元外，其余大部分為銀行貸款。僅2000年一年，金融機構直接增加對國債項目的貸款就達2000億元。在這種政策下，政府主導和引導的投資行業取向非常明顯，主要是將農林水利、交通通信、環境保護、城鄉電網改造、糧食倉庫和城市公用事業等作為重點投資領域，而這些投資領域恰恰是吸納就業能力較弱的行業，也就是說，擴張性政府投資具有逆就業傾向。

以2002年為例，當年國債投資實際完成額約933億元，按照投資比重由高到低排列，分別為農林牧漁業（25.5%）、交通運輸郵電業（18.8%）、電力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16.0%）、制造業（13.9%）、建筑業（8.7%），累計占全部國債投資的83%（劉如海等，2003）。為了更好地觀察這些行業的就業吸納特點，我們構造一個行業就業密集度指數。該指數系特定行業的勞動—資本比與平均勞動—資本比的比值。計算表明交通郵電、電力及水的生產供應業、制造業、建筑業和商貿餐飲業的就業密集度指數依次大幅度提高，但在國債投資中的優先順序卻恰好相反，即積極財政政策所引導的重點投資領域，卻恰恰是就業密集程度低的行業（圖3）。

除加大對國債項目的信貸投入之外，貨幣政策的另一個顯著特征是持續下調利率，以刺激居民消費和企業投資。利率不斷降低，并不意味著中國的資本已經成為豐裕的生產要素。中國剛剛達到人均GDP1000美元，遠遠沒有超越發展經濟學認為存在資本和外匯雙缺口的發展階段。因此，調整利率所導致的資本相對價格下降只是一種周期性現象。

與此同時，由于城市形成了二元化的勞動力市場，以國有企業為代表的工資的形成機制仍然是制度性的，即使在失業現象已經十分嚴峻的情況下，傳統體制內的工資水平仍然呈現較快的上升趨勢。1997—2002年，國有單位職工平均實際工資年均增長分別達到4.2%、6.7%、12.9%、10.9%、16.2%和16.3%，明顯高于其他單位。這樣，對于那些容易得到貸款的大型國有企業來說，資本變得相對便宜，勞動相對昂貴，從而誘導出產業和技術選擇中用資本替代勞動的傾向，產值增長不能帶來相應的就業擴大。

生產要素被人為扭曲的判斷，可以從資本在不同部門的邊際報酬差異得到印證。如果資本價格沒有扭曲，并且按照市場原則進行配置的話，資本的流動遵循邊際報酬遞減規律，最后會在各部門間形成趨于均等的邊際報酬率。否則，在那些易于獲得資本，并且使用成本較低的部門，資本邊際報酬就相對低，而那些獲得資本有困難，并且使用成本較高的部門，資本邊際報酬就相對高。世界銀行（2004）的一項研究表明，20世紀90年代中國農村非農產業的資本邊際收益率遠遠高于城市工業，而且超出的幅度呈現越來越大的趨勢。1990年農村非農產業的資本邊際收益率是城市工業的2.1倍，1995年提高到3.7倍，2001年提高到5.2倍。這一期間農村非農產業資本邊際收益率的增長速度是城市工業的4.3倍。這里，城市工業可以代表受到資本供給優惠，從而存在價格被低估傾向的部門，農村非農產業因企業規模小和民營性質，從銀行貸款則因金融機構嚴格的貸款條件而往往被拒之門外，因而資金需求只能從其他渠道獲得，成本高昂，接近于以真實市場價格獲得資本。

勞動力市場的分割進一步強化了這種資本替代勞動的傾向。勞動力市場的分割，主要表現為農村勞動力難以進入城市正規部門就業，一般勞動力難以進入國有部門尤其是國有壟斷部門就業。正如上文分析的那樣，這些正規部門、國有壟斷部門恰恰是具有充足廉價資本供應的部門，在資本的價格長期被壓在均衡水平之下、就業存在體制性障礙的條件下，這些部門必然進一步使用資本替代勞動，導致高投資、低單位就業的經濟增長模式。

四、政策結論

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的就業增長主要是通過中小企業、民營經濟以及非正規經濟，通過逐漸發育起來的勞動力市場機制所創造的。另一方面，城鎮實際失業率也持續提高，勞動參與率逐年下降，政府主導投資帶動的就業增長效果不十分顯著，從而導致在經濟增長的同時沒有顯性的就業增長。目前的高失業率，有很大的部分是自然失業率，主要由于勞動力市場不健全、產業結構調整和各種不利于就業擴大的規制而產生。這個失業組成部分并不能通過宏觀反周期政策予以消除。而在宏觀經濟政策可以有所作為的范圍內，又由于政策導向不是就業最大化，以致當宏觀經濟政策刺激起經濟增長時，就業增長效果并不顯著。

因此，了解目前中國城鎮失業產生的原因和組成部分，可以有針對性地制訂和實施治理措施。失業是由周期性失業和自然失業兩部分構成的。相應地，治理失業也需要從兩個方面著眼，即一方面改變宏觀經濟政策的單純GDP 取向，而以擴大就業作為首要目標，治理周期性失業，另一方面從降低經濟活動成本等角度治理自然失業。具體來說，在引導政府和社會投資時，參照各行業的就業吸收能力確定重點投資領域的優先序。信貸政策需要改變那種偏好大項目、大企業、國有經濟的傾向，應充分重視中小企業、農村非農產業的資金需求，取消不合理的人為障礙，讓這些部門能夠有平等的機會獲得資本要素。進一步發育和完善勞動力市場，矯正生產要素價格的扭曲。政府的扶助就業政策應著眼于完善勞動力市場功能，幫助提高勞動者的職業轉換能力。此外，加強對具有就業吸納傾向的小企業、非正規部門的政策扶持，從投資、稅收、融資、技術改造等多方面予以扶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