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一篇世界經濟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世界經濟論文:世界經濟展望和中國的對策

2004年，雖然油價大幅攀升給世界經濟帶來一些不利影響，但主要國家和地區經濟形勢依然穩定，繼續保持2003年下半年以來的強勁增長勢頭。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2004年秋季報告預測，2004年世界經濟將增長5%，這是28年來的最高水平。與此同時，國際貿易與跨國直接投資也日趨活躍，2004年全球貿易增長9.1%。全球外國直接投資預計增長7.1%，達到6000億美元左右。

展望2005年，世界經濟將繼續保持較好增長勢頭。但由于能源、原材料等初級產品價格上漲推動全球通脹回升，主要經濟體宏觀政策趨于收緊，增速將出現小幅回落。近來，包括IMF在內的眾多國際機構發表的2004年秋季預測報告紛紛下調了對2005年世界經濟增長的預測，如IMF預計，2005年世界經濟增速將比去年下降0.5個百分點。

世界主要經濟體走勢預言美國經濟增長可能放緩。由于多種因素，特別是宏觀政策調整的影響，美國經濟增長步伐可能放緩。美國政府的宏觀政策調整主要包括兩方面內容：一是自2004年6月30日開始的貨幣政策轉向。2004年6月、8月和9月，美聯儲先后四次升息，將聯邦基金利率從46年來的最低點1%提高到目前的2%。有預測認為，此后美聯儲仍將繼續升息，2005年年末將升至3%～4%。人們普遍認為，加息對美國股票和房地產市場將產生降溫作用；二是增支減稅的財政政策難以為繼。目前美國的財政赤字接近其GDP的3.6%，超過了國際公認的警戒線。可以預料，在經濟已經全面復蘇和恢復正常增長的情況下，未來美國政府財政預算政策將以削減預算赤字為主，逐漸收緊。所有這些調整雖都是以保持美國經濟的長期平穩發展為根本目的，但短期內會對美國經濟產生降溫作用。IMF預計，2005年美國GDP增速將下降至3.3%。

日本經濟增速將有所回調。IMF預測，2004年日本GDP實際增長率為4.4%，展望2005年，仍然存在不少支撐日本經濟增長的有利因素。

首先，經濟改革不斷取得進展，開始進入自主增長的助跑階段。如在《金融再生計劃》等多種政策的大力推動下，2004年3月日本11家主要銀行的不良債權比例已經下降到5.2%，日本政府規定的將該比率降到4%左右的目標，很有希望到2005年3月如期甚至提前實現；其次，日本央行將繼續維持零利率的貨幣政策。其政策立場是：只要通貨緊縮繼續存在，就繼續實行零利率政策；即便消費價格指數開始由下降轉為上升，也仍將繼續保持這一政策數月，以確認通縮的徹底消除；第三，來自周邊國家特別是中國的進口需求未來仍將有力地拉動日本經濟增長。但是，一些影響日本經濟增長的不利因素也不可忽視。油價高企將增加企業成本，中央和地方政府財政狀況的持續惡化令政府無力擴大公共開支，美國經濟減速將影響外需。IMF2004年秋季報告預計，2005年日本GDP增速將回落至2.3%。

歐元區經濟將保持平穩增長。與美、日相比，由于長期存在的結構性問題導致經濟缺乏活力，投資和消費增勢微弱，出口又受歐元升值影響，2004年歐元區經濟增速相對緩慢，IMF預計全年增長2.2%。明年，沉重的社會福利負擔、缺乏活力的勞動力市場和高油價仍將繼續困擾該地區的經濟增長。但歐盟正積極推動政府管理體制、勞動力市場、社會保障、稅制等有利于增強經濟發展動力的各項改革，歐盟東擴的新進展進一步擴大了盟內市場，歐洲央行在美國連續升息的同時又按兵不動，客觀上實現了貨幣政策的持續放松。IMF預計，2005年歐元區經濟增長仍為2.2%。

俄羅斯和東亞經濟將平穩增長。2004年，油價上漲和工業增長加快，有力地推動了俄羅斯的經濟增長。俄政府預測，全年經濟增長率可達7.1%。展望2005年，俄羅斯經濟基本面依然良好，但恐怖主義活動抬頭將成為其發展面臨的最大威脅。特別是發生在俄能源生產基地之一的北奧塞梯共和國的人質事件，將對俄能源出口戰略造成沖擊。同時，車臣地區的局勢變化，也是影響俄經濟發展的重要變數。IMF預計，2005年俄羅斯經濟增幅將回落到6.6%。

2005年，東亞經濟仍保持強勁增長。全球經濟形勢好轉帶來的外需增加、內部需求的強勁增勢以及區內貿易的迅速發展，是東亞地區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世界銀行預測，2004年全年該地區（日本、中國除外）經濟將增長7.9%。2005年，由于石油和其他原材料價格上漲會導致通貨膨脹逐漸升高，美國加息影響東亞地區的資金流動，一些工業化國家的經常項目與財政失衡問題可能導致金融市場動蕩，引發東亞地區金融緊縮等不確定因素，東亞地區經濟增長可能稍有回落，但仍有望達到7%。。

新一輪WTO談判進展及前景2004年8月1日，世貿組織多哈回合談判在日內瓦達成了框架協議，內容涉及農業、棉花、非農產品市場準入、服務貿易、貿易便利化、特殊和區別對待、技術援助、實施問題和發展等眾多領域。該框架協議將是世界貿易組織成員各方下一階段談判的基礎，其簽訂意味著將重新啟動2003年在坎昆停滯的談判。

該框架協議的主要問題是：僅僅明確了今后談判的一些指導原則和基本內容，許多棘手的、分歧較大的問題被擱置，隨著談判的深入，這些問題以及深層次矛盾仍將顯現出來。

1.盡管發達國家原則上同意取消農業出口補貼，并消除出口補貼措施，但取消的截止日期未定，這為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討價還價或者發達國家拖延執行留下了余地；2.在本次談判中，由于發達國家保證在執行方面給予發展中國家協助，因此后者同意啟動貿易便利化規則談判，而其他三個不受發展中國家歡迎的，關于投資、競爭和政府采購透明度的議題被從多哈談判議程中撤銷。但這三個議題仍將繼續成為今后雙方斗爭的內容。原因是發展中國家想把這三個議題完全從WTO中撤銷，但發達國家仍想保留；3.非農產品關稅決議遭到了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堅決反對，他們希望至少采用一個較溫和的關稅 減讓公式；4.發展中國家的特殊與差別待遇的內容沒有得到體現。日內瓦會議仍未能就為發展中國家提供具體的特殊待遇措施，或解決他們在執行WTO規則時的諸多問題達成一致。

國際資本流動的新趨勢2004年，全球外國直接投資呈現強烈反彈，跨國并購重組趨勢活躍。上半年全球跨國并購交易額比去年同期增長了3%，在歐洲，僅一季度并購額就達1500億美元，相當于2003年同期的3倍，創2000年以來最高紀錄。預計2005年，隨著世界經濟的平穩增長，國際資本流動將進一步趨于活躍。

同時，國際資本流動也出現了一些值得關注的新趨勢：

一是國際投資的產業結構變動加快。流向資源開發和勞動密集型傳統產業的勢頭不斷減弱，信息技術、生物技術和新材料等高新技術產業和金融、保險、電信、物流等服務領域對外資的吸引力不斷增強。同時，以發行股票、債券及有價證券來吸引外資的證券融資方式也已成為新的熱點，國際投資的證券化趨勢日益明顯。

二是投資的區域結構失衡仍然沒有改觀。國際資本繼續向發達國家回流。一方面是由于巨額跨國并購主要發生在發達國家，另一方面，美聯儲不斷升息的舉措和不斷攀升的美國股市也使大量外資回流美國。雖然亞太地區引資前景不斷改善，東歐地區開始成為國際資金關注的焦點，但投資的區域結構失衡現象仍未改觀。流入發達國家的外國直接投資存量連續兩年上升，2003年達到57016億美元，占世界總額的69%。不僅如此，許多發展中國家還將公司上市轉移到了西方國際金融中心以尋求更多國際資本，因而出現了資本從發展中國家凈流向發達國家的“倒流”現象。如拉美深陷金融和債務危機，至今未有大的起色，主要就是因為外資枯竭，無力償還外債引起的。

三是發達國家撤回海外投資的現象已經顯現。如2003年下半年以來，日本制造業特別是電子產品行業的許多跨國公司紛紛加大在國內的投資力度，將部分高技術和高附加值產品的生產線撤回國內，主要原因是擔心高新技術外流。此外，隨著生產設備自動化程度提高，生產相同產品所需員工減少，工資在成本中的比例下降，也降低了發展中國家勞動力價格的比較優勢。

四是國際資本市場的爭奪日趨激烈。世界經濟走出衰退進入復蘇上升階段，大大增強了企業盈利前景和投資信心。不同國際金融中心將為此展開一場新一輪的、世紀性資本競爭。如美國正對華爾街進行徹底改革，并不惜借反恐和競選等非經濟手段阻遏資本外逃，日本央行則試圖人為影響股市，通過大幅提高日本股指的點位水平吸引國際資本流向日本。

國際石油價格走勢2004年世界經濟發展的突出特點，就是伴隨著世界經濟復蘇增強，國際原油價格持續上揚。以西德克薩斯輕質原油（WTI）現貨價格為例，1～10月上漲近54%；10月下旬至11月中旬，又從56.37美元的高點急跌到46.1美元，目前仍在43美元左右徘徊。

預計2005年石油價格有望從去年的高位緩慢下跌。首先，隨著全球經濟增長步伐放緩，對原油需求增幅也將有所下降。據國際能源署預測，2005年世界原油日均需求量同比增幅將比2004年下降1.1個百分點；其次，原油供給將小幅增加。一方面，兩年來的油氣開發投資會形成新的產能；另一方面，產油國將繼續調升產量。美國能源情報署預測，2005年世界原油日供給量將比去年增加150萬桶/日（1.8%），其中歐佩克日供給量將增長2.5%；第三，困擾國際油市的若干重要非經濟因素有望得到緩解。比如，委內瑞拉總統查維斯已經在全民公決中獲勝，繼續執政至2007年1月，其國內因政權紛爭而動蕩不安的局面已經結束，為原油的正常生產及出口創造了有利條件。

然而，由于世界原油供求關系的基本面不可能發生大的逆轉，同時恐怖主義活動在全球范圍內又有所抬頭，伊拉克局勢仍有可能惡化，因此，仍存在投機者利用人們心理疑慮牟利的機會，即使油價下跌，空間也不會很大。

國際經濟環境中的中國策略綜合分析，2005年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面臨的國際環境仍比較有利。世界經濟增速放緩屬于復蘇中的回調，還不會出現趨勢性改變；多哈回合談判新協議的達成，有助于解決當前世界農產品貿易中最突出的農業補貼問題；內地同周邊國家和地區的自由貿易區建設快速推進，這些都有利于保持我國經濟外部需求的總體穩定。國際資本流動進一步趨于活躍，世界范圍內的產業重組和結構調整繼續加速發展，有利于我國進一步擴大利用外資和實施“走出去”戰略，充分利用兩個市場、兩種資源。與此同時，必須按照統籌國內發展與對外開放的要求，密切關注可能影響我國經濟發展的新情況、新問題，加強監測預警，及時制訂應對措施，促進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協調、健康地發展。

1.高度重視和積極應對可能影響我國擴大出口的三大問題。

一是針對我國的“兩反一保”（反傾銷、反補貼和保障措施）貿易摩擦不可忽視。以反傾銷為例，2004年上半年，我國仍是最大的反傾銷目標國，受調查總數達23起；二是針對紡織品配額將于明年初取消的情況，我國紡織品出口的一些主要市場正通過調整普惠制、提高技術標準和發起反傾銷調查等手段，提前構筑新的貿易壁壘。2005年1月1日，根據世界貿易組織《紡織品與服裝協定》（ATC），現行紡織品被動配額將全部取消。2004年我國出口紡織品中，配額產品數量約占總量的1/4，因此，國內外研究機構紛紛預計，取消配額后中國紡織品出口將增長近百億美元。這必然會引起國際貿易保護主義的強烈反彈；三是外經貿活動中的非經濟風險凸顯。去年以來，世界各地發生了多起以華商和境外貿易企業為目標的暴力襲擊事件，其中西班牙和委內瑞拉發生的焚燒華商店鋪和倉庫的事件影響尤其惡劣。

繼續保持出口的適度快速增長，無論對于拉動經濟增長和增加就業，還是防止貿易逆差繼續擴大，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為此，要進一步完善鼓勵出口的各項政策措施，認真研究解決出口退稅機制改革后出現的新問題，鼓勵更多的企業在提高出口產品技術含量和附加值的基礎上增加出口，推進出口商品結構從以低技術含量、低附加值產品為主向以高新技術產品、高附加值產品轉變。同時也要規范出口秩序，堅決制止個別企業低價競銷從而損害整個行業利益甚至引發國外反傾銷指控等貿易保護主義措施的行為。加快實施市場多元化戰略，在鞏固發展美、日、歐等傳統市場的同時，大力開拓新興市場，分散出口市場過分集中的風險。

2.適應形勢，優化結構，不斷提高利用外商投資的質量和水平。

隨著發達國家逐漸恢復平穩增長和美國進入加息周期，我國利用外資也面臨著激烈的競爭。全球外國直接投資可能繼續向發達國家回流。對我國而言，保持和穩定利用外資的規模固然重要，但更應注重優化利用外資的結構和水平。

一是繼續鼓勵跨國公司在我國建立面向全球的 生產、研發、配套基地和地區性總部，吸引它們投資于農業等基礎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促進國內產業結構優化升級；二是繼續鼓勵外商投資中西部地區和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促進地區經濟協調發展；三是適應國際資本流動的新形勢和新特點，積極探索通過收購、兼并和投資基金、證券投資等多種方式，利用中長期投資。結合國有經濟戰略性調整和國有企業戰略性改組，鼓勵跨國公司通過并購等方式參與和促進國有企業的技術改造升級和現代企業制度建設，形成新的優勢產業和企業。探索并試行吸收外資發展醫療、教育等社會事業，使服務業領域成為利用外資新的增長點；四是針對外國投資者的疑慮，進一步完善外商投資環境，加大知識產權保護力度，維護好外國投資者的合法權益。

3.長短兼顧，綜合配套，確保能源和重要礦產資源的供應安全。

我國已經進入重化工業化階段，對能源、原材料的旺盛需求在短期內不會發生逆轉。特別是石油，2004年全年凈進口達到了1億噸，對外依存度高達37%。2005年，世界石油和其他重要礦產資源價格大幅回落的可能性不高，而一旦各種不可預料的因素再度誘發價格高漲，則必然進一步增加我國進口成本，加劇國內通貨膨脹壓力，對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產生不利影響。為此，必須按照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的要求，在大力發展循環經濟的同時，采取長、短期兼顧的綜合配套措施保障能源和重要礦產資源的供應安全。

世界經濟論文:聯合國世界經濟預測分析

發達國家經濟前景堪憂

報告預測,美國經濟增長在2011年明顯放緩,估計只有1.3%,預計2012年增長率將維持在1.3%左右。盡管美聯儲已明確將“零利率”的貨幣政策維持到2013年,但財政政策前景很不明朗:美國國會的“超級委員會”沒能按計劃在2011年感恩節前就如何在今后十年削減1.2萬億美元財政赤字達成任何協議。在2012年大選之前,政治角斗將加劇,很難出臺既能在短期內刺激經濟增長,又能在中長期將公共債務降低到可持續水平的有效財政政策。政治僵局,消費者和投資者信心不足,居高不下的失業率,低迷的房地產市場,以及仍然脆弱的銀行業,這些因素之間的惡性循環,很容易使美國經濟陷入低增長,甚至衰退的泥潭。歐洲經濟的前景更糟。即使在樂觀的假設前提下,將主權債務危機控制在希臘等少數幾個國家,歐洲的經濟增長預計在2012年也只有0.5%左右。日本災后重建有望刺激經濟在2012年增長2%左右,但是災后重建所需的資金仍然有很大的不確定性。此外,如果歐美主要發達經濟體陷入衰退,日本經濟也會受到很大牽連。

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趨緩

報告預測,發展中國家經濟在2011年增長6.1%,明顯低于2010年7.5%的增長率。預計發展中國家在2012的增長將進一步放緩到5.6%。發展中國家在2011年增長減緩,主要是這些國家為應對通貨膨脹和信貸增長過快而采取宏觀經濟政策調控的結果。亞洲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在中印的帶領下仍然會高于其他地區,但中、印兩國的增長在2011年已比2010年放緩了一個百分點左右。中國從2010年的10.3%下降到2011年的9.3%,印度從2010年的8.5%下降到2011年的7.6%。預計中國在2012年的經濟增長還會有所下降,降至9%以下。拉丁美洲的增長已從2010年的6%下滑到2011年的4.3%,預計2012年將繼續下滑到3.3%。

風險主要來自發達國家

報告認為,世界經濟在2012年面臨的不確定因素和風險主要來自發達國家。發達國家能否及時有效控制主權債務危機,是影響2012年全球經濟走勢的關鍵因素。這些國家的主權債務風險、金融系統的脆弱性、低增長和高失業率以及政策空間受到的政治和經濟制約及其間的惡性互動,不但可使發達國家陷入另一次經濟衰退,也將嚴重威脅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與穩定。報告認為,歐元貨幣機制面臨著歷史性的挑戰。統一貨幣的背后,其他方面的一體化進程,特別是財政一體化,遠遠滯后。歐洲必須抉擇是加快推進財政等方面的一體化進程,還是任由貨幣一體化的倒退,即歐元區的分裂。報告認為,一旦歐洲的主權債務危機失控,該地區商業銀行將蒙受巨大損失,引發信貸緊縮,很可能會引發類似2008年雷曼兄弟公司破產時所造成的金融市場崩潰。其結果將使歐洲經濟陷入衰退,并影響到其他國家。這種風險很大。報告認為,美國經濟陷入另一輪衰退的風險也很大。風險之一是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的蔓延,導致美國銀行蒙受巨大損失。更嚴重的風險則來自國內政治決策的“癱瘓”。如果歐洲和美國同時陷入新一輪的經濟衰退,其他國家將會受到嚴重影響。在聯合國的“悲觀預測方案”中,如果上述風險變為現實,歐洲經濟在2012年可能會衰退1.6%,美國衰退0.8%。受到上述影響,發展中國家的增長將從2011年的6.1%大幅下滑到2012年的3.6%。全球經濟增幅將下滑到0.5%,以人均收入來衡量,全球經濟將陷入衰退。

世界經濟論文:分析未來世界經濟一體化標準研究

國際標準化主席海因茨先生曾指出:技術的進步和生產的發展無不同全球標準的發展有密切關系,因為后者保證了前者的通用性和互換性。事實上,技術的進步和經濟的發展同樣對于標準化的發展具有重大影響。縱觀標準化的發展歷史,給我們最大的啟迪是:每一次標準化發展的黃金時期,無不伴隨著技術的重大突破和經濟的飛速發展;反過來,標準化活動又通過其特有的方式,極大地促進了生產率的不斷提高和產業社會逐步走向成熟。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世界經濟區域一體化的進程明顯加快。除歐共體積極推進歐洲統一大市場目標的實現以外,1992年《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簽署標志著世界最大的區域性經濟集團(GDP為62045億美元)將在不久的將來取得突破性進展。其他國家和地區也在積極推進區域經濟的合作,如1993年建立的獨聯體聯盟、維謝格拉德公約(波蘭、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1992年建立的黑海經濟合作區、南部非洲發展共同體,1991年建立的非洲經濟共同體等。截至目前,世界區域性經濟合作組織已達24個。經濟區域一體化的迅速發展是世界經濟發展的重要驅動力,它也要求標準協調的進一步發展。

比如,加拿大與美國的貿易量占了加拿大出口總量的3/4,兩國標準的差異極有可能破壞兩國經濟貿易關系。因此,經濟區域一體化內部標準的協調對于各國都是極其重要的,不相容的標準和認證體系將使各方付出巨大的代價。另外,經濟區域合作組織的標準協調也對全球經濟和貿易產生了重大影響。但凡希望與歐共體國家進行貿易,甚至要想在其它市場上同歐洲公司競爭的各國廠商,都將感受到歐共體施加的新的市場壓力。歐共體從1992年開始使用ISO/TC176制訂的ISO9000系列標準,作為其質量體系注冊和合格審核的第三方認證方案的要求文件。美國和加拿大的標準化組織(ANSI和SCC)也積極推動兩國的標準協調工作,就協調現行標準的技術要求和制訂兩國共同標準(binatinoalstandards)積極努力,并已取得初步成果。其他區域性合作組織也在積極推動相互的標準協調和質量體系及產品認證的相互承認工作,以保證標準和技術法規不會成為貿易的技術壁壘。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迅速發展,為標準化提出了許多新的課題。標準的協調和相互承認,是實現全球貿易自由化最終目標的重要方式。這就要求我國在未來的標準化工作中要重視如下幾個方面的轉變:

1、標準化活動領域和范圍應適當由制造業向服務業拓展。過去標準化以制造業為中心開展活動。隨著世界經濟由總量增長型向質量效益型的轉化進入穩定發展階段,各國產業結構發生了較大的變化,以信息產業為核心的新型產業作為世界經濟新的增長點,促進了高技術的廣泛應用和服務領域的不斷擴大。我國標準化工作必須適應這種經濟結構的變化,及時將活動重心轉移到服務業標準化領域上來。

2、信息和其他高新技術方面的標準化將成為標準化工作的重點。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信息技術突飛猛進的發展使信息技術的標準化成為標準化的重要課題。據ISO資料統計,近年來信息技術標準化在整個ISO工作量中的比例已從5%增加到25%,目前ISO最大的技術委員會就是信息處理系統技術委員會(TC97)。在社會信息化大潮中,任何硬件、軟件和系統過程都離不開事物信息化的協調和統一。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也需緊跟社會信息化的步伐,以保證在信息技術標準化領域能夠與國際社會協調發展。

3、環境及其保護的標準化將成為標準化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為了遏制環境狀況的不斷惡化,為了經濟持續、穩定發展和人類生活質量的不斷提高,人們開始普遍關注環境質量和資源的更新。現在需要各國不僅在口頭上,而且通過切實可行的政策和措施實現環境的有效保護。標準化為解決環境保護問題提供了有效工具。目前社會所需的是一系列新的標準,這些標準不僅關注社會生產和產品的質量,而且關注所有生物賴以生存的環境質量。

4、管理和開發程序的標準化將在標準化工作中占據突出重要的地位。隨著消費者需求的多樣化和個性化的不斷發展,產品更新換代加快,生產經營方式也在發生深刻的變化。因此,標準化不能僅僅追隨產品開展活動,而必須以創造性開發為導向,通過開發程序和管理程序的標準化,適應迅速變化和發展的市場需求以及生產方式的變化。

5、質量體系認證可為企業在日益激烈的國際市場競爭中保持優勢提供保障。競爭的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給各國企業帶來了普遍的壓力,企業家們敏感地認識到,僅僅以單個產品滿足質量標準參與市場競爭是遠遠不夠的,它們需要更強有力的競爭武器。質量體系認證為企業滿足需方對質量體系的要求,進而取得競爭優勢提供了保障。所以,ISO9000系列標準僅僅經歷了短短的幾年時間,就已經形成國際化的現實。我國也在積極推動質量體系的認證工作。結合我國國情深入開展質量體系標準的研究和推廣,是適應上世紀90年代以來經濟發展變化的重要途徑。只有重視技術、經濟發展對未來標準化發展的影響,才能推動我國標準化事業的發達和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

世界經濟論文:世界經濟對外失衡成因的分析

論文關鍵詞:世界經濟失衡;產業結構;貿易規劃

論文摘要:最近幾年,世界經濟失衡越來越成為人們關注與談論的一個熱點話題。事實上,世界經濟失衡并不是一種新的現象。上世紀80年代,以美國巨額貿易和財政“雙赤字”為主要特征的世界經濟失衡就曾經出現過,只不過當時并未明確以“經濟失衡”來對這種以貿易失衡為顯著特征的經濟現象進行概念上的詮釋。通過對中國2000年到2009年的國際收支狀況進行分析,以求能找到世界經濟失衡的原因。

1 世界經濟失衡的概念

關于世界經濟失衡的確切定義,迄今為止尚未形成一種大家一致認同的看法。但是這個問題對于我們的研究卻是非常重要的,只有界定清楚其定義,才能分析其形成原因和解決方式。我們首先就需要了解均衡的概念。在已有的經濟學文獻中,關于經濟均衡至少有兩點為人們所熟悉:第一個含義是指市場均衡,即在市場上供求均衡;第二個含義是指經濟處在一種不再存在一種內在變化傾向的穩態。基于這兩點共識,我們所定義的失衡是這樣一種概念:首先,經濟失衡所指的是一種由供求不平衡而造成的市場無法出清的狀態;其次,從長期來看,經濟失衡又意味著動態的不平衡,即在經濟體系中存在著一種內在的并且是具有持久性的打破經濟趨于平衡的力量。所以研究經濟失衡問題,既要分析形成失衡的原因,又要分析形成這種原因是短期的還是長期的,即是可持續的還是不可持續的。如果造成失衡的原因是長期的,則失衡將是可持續的,反之如果原因是短期的,則失衡將是可以消除的。

2 世界經濟失衡的原因分析

造成今日世界經濟失衡的短期原因,或者說觸發機制,在很大程度上還與兩個左右著世界經濟增長的國家高度相關。這兩個世界大國就是連續多年存在巨額貿易逆差和財政赤字,且有繼續增加之勢的美國和既有內部經濟失衡又有外部經濟失衡的中國。這兩個國家對世界經濟的沖擊之所以巨大,就是因為它們分別是發達和發展中國家中經濟總量最大和增長速度最快的國家。并且,更為主要的是,由這兩個國家通過分工、貿易和投資所形成的世界分工與貿易結構幾乎決定著其他國家在國際分工和貿易中的地位。因此,一旦中美這兩個國家的內部經濟或者對外經貿關系出現失衡,那么世界經濟的失衡就將在所難免。為了分析世界經濟失衡的原因,本文從中國自身入手,借以拓展到美國在這一系統中的作用,希望能達到窺一斑而見全貌的效果。

2.1 數據分析

自2000年以來,中國經濟保持了穩定、快速增長,GDP平均增長率高達10%以上。與此同時,國際收支順差持續大幅度增加,外部經濟出現了嚴重失衡。如表顯示,貿易收支順差急劇增長,從2000年的241.1億美元迅速增加到2008年的2954.6億美元,平均每年增加748.1億美元。值得指出的是,從2005年起貿易收支順差出現了猛增態勢,2008年高達2954.6億美元,而2009年1—3月就已達到623.4億美元。2000—2009年期間,外商直接投資保持平穩較快增長。貿易收支順差和外商直接投資的流入造成外匯儲備余額迅速增加,從2000年的1655.7億美元快速增加到2008年的19460.3億美元,2009年3月已高達19537.4億美元,是世界上外匯儲備最多的國家。

表中單列出我國歷年的對美貿易順差數額,可以看出我國對美貿易順差逐年擴大,并且對美貿易順差數額占我國貿易收支順差總額比例很大,最低的2008年也接近50%。可見,分析我國對外經濟失衡的原因,重點分析對美貿易失衡是毋容置疑的。

2.2 原因分析

正如上面分析,我們需要重點分析中美因素。從上面得數據可以發現,貿易收支的巨額順差是構成中國外部經濟失衡的主要因素,而造成貿易收支巨額順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內部因素,也有外部因素;既有長期因素,也有短期因素;既有宏觀因素,也有微觀因素。概括起來,其主要原因是:

(1)不同的經濟結構和增長方式。

從經濟結構來看,技術密集型產業和服務業在歐美等發達國家的國民經濟中占居主導地位,而在中國的經濟結構中,勞動密集型產業和制造業占主導地位。從經濟增長方式來看,歐美等發達國家保持著低儲蓄、高消費的經濟增長方式,主要依賴消費需求拉動經濟增長。例如,美國家庭消費在國民生產總值中所占的比重高達70%,由于過度消費、儲蓄不足,美國必須吸收國外儲蓄以維持本國經濟增長,從而形成巨大的經常帳戶赤字。而中國則是高儲蓄、低消費的經濟增長模式,主要依賴出口增長拉動經濟增長。消費支出在GDP 中所占比重從20世紀90 年代初的47%下降到2006 年的36%。因此,發達國家的旺盛消費需求必然導致勞動密集型產品進口需求的擴大,而中國的消費需求不足造成了消費品的產能過剩,進而主要依賴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增長拉動經濟增長。中國與發達國家之間的不同經濟結構與增長方式造成了中國貿易順差的持續擴大。

(2)國際產業結構調整與轉移。

20世紀60年代以來,美國、歐洲等發達國家進行了產業結構戰略性調整,在國內集中資源重點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和現代服務業,通過跨國公司將勞動密集型產業、低附加值的加工業以及資源和能源消耗型產業向外轉移,使得國內傳統優勢產業如鋼鐵、紡織、服裝、家電等勞動密集型產業因資本外流和勞動力成本提高而逐漸喪失了國際競爭力,變為主要的進口競爭性產業。中國擁有裝備良好的制造業和廉價勞動力優勢,因而成為國際產業轉移的重要場所和世界制造中心。在2000—2006 年,流入中國的外商直接投資平均每年達500 多億美元。跨國公司將生產加工基地轉移到中國,利用勞動力比較優勢進行加工制造,然后又將價廉物美的產品返銷到發達國家,促進了中國加工貿易和出口貿易的迅速發展,擴大了中國對這些國家的貿易順差。從20 世紀80 年代起,日本、韓國、東南亞國家以及香港和臺灣地區紛紛將生產基地轉移到中國,重點發展加工貿易,因而將其原先對歐美國家的大量貿易順差隨國際產業轉移而轉移到中國,進而加大了中國對歐美國家的貿易順差。

(3)國際分工格局的變化及非同步性。

使世界各國對其比較優勢進行了重組,即勞動密集型生產和服務通常率先轉移勞動力成本較低國家,包括多數亞洲國家,使其擁有相對的出口競爭優勢;美國等發達國家主要向國際市場提供資本密集型產品和服務,這些產品和服務會創造出新的就業機會和新的出口優勢。但是,這兩個周期通常是不同步的,尤其是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品開發需要一個過程,表現為技術創新周期。這樣,各國比較優勢的體現,包括新的出口和就業機會的出現,呈現不同步性:當亞洲國家的比較優勢體現出來,美國的比較優勢還未能充分體現出來時;或者當美

國的比較優勢表現出來,而亞洲國家的比較優勢還未能充分體現出來時,都有可能表現為“ 貿易失衡”或“ 經常項目的不平衡”。

(4)出口導向型發展模式。

從20 世紀80 年代起,中國實行對外經濟開放政策,積極引進外商直接投資以加快發展制造加工業,大力發展對外貿易尤其是出口貿易,并通過擴大出口和貿易順差拉動經濟增長。中國緊緊抓住了國際資本流動和產業轉移的歷史機遇,通過大力發展加工貿易,成功地將中國的勞動力比較優勢同外國的資本、技術和管理優勢有機地結合在一起,不僅充分發揮了各種要素的比較優勢,還創造了國際競爭性優勢,使中國迅速成為世界第三大貿易國。為了推進出口導向型發展戰略,政府部門采取了一系列鼓勵出口的優惠政策,如出口退稅、減免所得稅、貨幣貶值以及貼息貸款。出口導向型發展模式大大地推動了出口貿易的迅速發展,促進了產業結構調整與升級,保持了國民經濟持續增長。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中國的對外開放在促使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也帶來了一些新的問題,這些問題概括起來就是中國長期存在的各種結構性問題不僅沒有能夠得到有效的解決,并且還有固化與惡化的趨勢,與此同時還出現了新的結構問題,具體說來:第一,原有的城鄉二元結構問題繼續趨于惡化,農村居民的收入嚴重偏低,與城市居民相比,兩者之間的收入差距在繼續擴大。考慮到中國農村人口要占到全國總人口的60%以上,而他們的收入水平又不到城市居民的1/3,且農村居民在消費行為上具有比城市居民更為強烈的自給自足傾向,所以中國城鄉二元結構的固化與惡化將使中國的內需嚴重不足。第二,由中國對外開放所促成的貿易與投資的自由化還造成了中國在經濟結構上的新問題,那就是導致中國區域經濟發展失衡的“東西部二元結構”問題,基礎設施建設雖然是基礎,但是一定時期內其必然是低效率的,從而政府對西部大規模的基礎設施投資勢必會對居民消費產生擠出效應,這就使得中國內需不足的問題變得更加嚴重。第三,經濟體制改革因素。

(5)亞洲經濟危機的影響。

亞洲金融危機給了亞洲國家深刻的教訓,危機之后,不少亞洲國家一方面采取了謹慎的國際資本管理戰略,從國際資本市場的凈借款者轉為凈放貸危者;另一方面,努力降低國內投資支出,并通過高利率吸引國內儲蓄,從而使其儲蓄大大超過投資。危機過后各個亞洲國家的投資需求都不同程度的收到了負面影響,出現了投資率下降的情況。當國內消費和投資不能完全吸收國內儲蓄時,就有可能出現出口增加或者資本流出增加的趨勢,這種情況就表現為經常項目盈余。

世界經濟論文:分析世界經濟一體化走勢

一、經濟一體化的總體情況

(一)經濟一體化的發展形式

經濟一體化是一個從低級到高級、從松散到緊密、局部到整體的發展過程,經歷了以下的發展形式:(1)特惠關稅區(PreferentialTariffAreas),如“美加汽車產品協定”和“非洲木材組織“;(2)自由貿易區(FreeTradeAreas),1994年由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國結成的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A)便是典型的例子;(3)關稅同盟(CustomsUnions),如1948年建立的比荷盧關稅同盟(BENELUX);(4)共同市場(CommonMarkets),如南方共同市場(SouthAmericanCommonMarket),簡稱“南共市”(MERCOSUR);(5)經濟同盟(EconomicUnion),如歐盟(EU)。經濟一體化的理想形式將是完全經濟一體化(FullEconomicInte-gration),但目前尚沒有出現完全經濟一體化組織。

(二)經濟一體化組織形式發展概覽

世界經濟一體化的進程在加快,并對全球經濟產生了重大影響。目前被世界廣泛認知的經濟一體化組織有歐盟(TheEuropeanUnion)、歐洲自由貿易協定(TheEuropeanFreeTradeAssociation,簡稱EFTA)、北美自由貿易協定(TheNorthAmericanFreeTradeA-greement,簡稱NAFTA)、南方共同市場(TheSouth-ernCommonMarket,簡稱MERCOSUR)、東南亞國家聯盟(TheAssociationofSoutheastAsianNations,簡稱ASEAN)自由貿易區(FreeTradeArea,簡稱AFTA)和東南非共同市場(TheCommonMarketofEasternandSouthernAfrica,簡稱COMESA)。根據世界貿易組織的報道,截止2011年5月,向世界貿易組織通報過的區域貿易協定已經有489項。由于自由貿易協定的靈活性與方便性,到2010年前將要實施的所有400項區域貿易協定中有90%是自由貿易協定,不到10%是關稅同盟②。

二、各主要區域經濟一體化最新進展

(一)歐洲經濟一體化的發展現狀

歐洲經濟一體化在世界上起步最早、發展程度最高。目前有歐洲共同體(EC)、歐洲經濟共同體(EAEC)、中歐自由貿易協定(CEFTA)、歐洲經濟區(EEA)、歐洲自由貿易區(EFTA)等經濟一體化組織。

1.歐盟自身的發展。19世紀建立的德國關稅同盟是歐洲經濟一體化的萌芽階段。比荷盧關稅同盟(1948年)及后來的經濟同盟(1949年)是歐洲邁出經濟一體化的第一步。隨后便是歐洲共同體(EC)的成立,成員發展到15國。1993年11月1日,《馬斯特里赫特條約》正式生效,歐盟正式誕生。2004年5月1日,歐盟接納了10個新成員國(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斯洛文尼亞、馬耳他和塞浦路斯),2007年,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成為歐盟的一員。目前土耳其和克羅地亞的入盟問題正在談判中,歐盟認為烏克蘭作為歐洲一員,只要它滿足入盟條件,它就有可能成為歐盟的一員(參見表2)。歐盟不僅在成員國之間取消了關稅和非關稅壁壘,而且采用歐元(EUR)進行結算,并對相關的財政、貨幣、匯率政策等方面進行了有力的協調和統一。

2.歐盟范圍外的發展。歐盟在推進自身建設的同時,還通過自由貿易協議、戰略伙伴關系、互惠貿易安排、單方面給予經濟貿易優惠安排等形式,加強與其他國家(或地區間)的聯系。例如,1995年11月,簽署巴塞羅納宣言,歐盟———地中海伙伴關系正式確立,并在2010年建立自由貿易區。歐盟與獨聯體國家簽訂了伙伴與合作關系。此外,歐盟與南方共同市場正式簽署了《歐盟一南方共同市場地區間合作框架協議書》,以實現工業和服務貿易自由化。歐盟還在《洛美協定》基礎上,與非洲———加勒比海———太平洋地區發展中國家簽訂了《科托努協定》,建立了穩定合作關系。歐盟與亞洲建立了新的合作伙伴關系,并定期召開亞歐首腦會議和舉辦亞歐商務論壇。目前,歐盟已經與智利、冰島、瑞士、挪威、土耳其、列支敦士登、以色列、南非等國家簽訂了自由貿易協議,以加強與這些國家的貿易往來。目前歐盟正與俄羅斯、印度、韓國、東盟、海灣國家、南共市等國家(或地區)進行自由貿易談判。

(二)美洲經濟一體化的發展現狀

美洲地區目前共有6個自由貿易區,包括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A)、中美洲共同市場(CACM)、安第斯共同體(。AndeanConnnunity)、南>！

1.北美自由貿易區。l994年1月1日,美國、加拿大和墨西哥參加的、人口達到4億的北美自由貿易區協定生效。該協定生效以后,區域內貿易額由1993年的3060億美元增加到2003年的6210億美元。其中,墨西哥對美國的出口額由1994年的510.6億美元擴大到2002年的1430億美元,增長了近2倍;墨西哥對加拿大的出口亦有較大幅度增長。③2009年,墨西哥的GDP為8748.10億美元,進出口總額達到5080.49億美元,其中與美國的貿易占到了48.1%④。

2.南方共同市場和南美國家共同體。2004年12月8日,由南美洲12個國家組成的南美國家共同體正式成立。在此之前,南美洲就已存在由玻利維亞、哥倫比亞、厄瓜多爾、秘魯、委內瑞拉5國組成的安第斯共同體和阿根廷、巴西、烏拉圭、巴拉圭4國組成的南方共同市場兩大區域集團。南方共同市場是一個擁有3.61億人口、9700億美元國內生產總值、1700萬平方公里土地和可供使用100多年的能源儲藏的地區共同體,其綜合能力居世界第5位。⑤南美國家共同體正是在這兩大集團的基礎上,再加上智利、圭亞那、蘇里南共12個國家組建而成。

3.美洲自由貿易區。美國根據其全球戰略的需要,維護其在拉美市場的既得利益和加強對拉美地區的影響力,極力倡導建立美洲自由貿易區(FTAA)。2001年4月23日,在第三屆美洲國家首腦峰會上,美洲國家領導人承諾于2005年1月前完成美洲自由貿易區的相關談判。建成后的美洲自由貿易區將包括34個美洲國家,涵蓋8億多人口,年國民生產總值超過10萬億美元,全球最大的自由貿易區。2004年5月,美國與多米尼加、哥斯達黎加、薩爾瓦多、危地馬拉、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6國簽署了“中美洲和多米尼加共和國自由貿易協定”。但在拉美有許多國家抵制由美國推動的自由貿易區。出于政治經濟利益的沖突,美國與巴西、委內瑞拉、古巴等國的自由貿易談判尚不如人意。

(三)亞太地區經濟一體化發展現狀亞洲太平洋地區的經濟一體化獲得了長足的發展。亞太地區的經濟一體化組織形式包括東盟自由貿易區(AFTA)、曼谷協定(BANGKOK)、新澳的更緊密貿易關系貿易協定(CER)、西亞的經濟合作組織(ECO)、海灣合作理事會(GCC)、澳大利亞巴布亞新幾內亞貿易商業關系協定(PATCRA)、南亞 優惠貿易協定(SAPTA)和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協定(CAFTA)以及準經濟一體化組織亞太經合組織(APEC)(表1)。

1.亞太經合組織。目前,亞太經合組織本身并不是經濟一體化組織,它與歐洲聯盟、北美自由貿易區這兩個一體化組織比較而言缺乏同質性,但它在全球的合作中具有一定的重要性,為亞太地區的協調和穩定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平臺。亞太經合組織成立于1989年在澳大利亞堪培拉舉行的亞太經濟合作組織第一屆部長級會議。亞太經合組織堅持非歧視性原則,在考慮各成員存在較大差異的情況下,允許成員根據自身經濟發展水平、市場開放程度和承受能力,在亞太經合組織規定的時間表內對不同經濟領域的自由化進程采取不同的方法。貿易投資自由化是亞太經合組織要推進實行的長期目標。

2.東南亞國家聯盟和東盟自由貿易區。1967年8月,印尼、泰國、新加坡、菲律賓四國外長和馬來西亞副總理在曼谷舉行會議,發表了《曼谷宣言》,正式宣告東南亞國家聯盟成立。1984年文萊加入,1995年越南加入,1997年老撾和緬甸加入,1999年柬埔寨加入。現今東盟成員國共10個國家,有5億多人口,450萬平方公里的面積。2009年,東盟的GDP為14940.38億美元⑥。2003年10月,東盟第九次首腦會議于在印尼巴厘島舉行,與會的十國領導人簽署了旨在2020年成立類似于歐盟的“東盟共同體”的宣言。東盟經濟共同體將使東盟國家在東盟自由貿易區基礎上更進一步,以實現貨物貿易、服務貿易和投資領域的一體化。1992年,在新加坡舉行的第四次首腦會議上,東盟通過了《1992年新加坡宣言》、《東盟經濟合作框架協定》和《有效普惠關稅協定》等三個文件,決定在15年內建立東盟自由貿易區(AFTA)。從1993年起,東盟向建立東盟自由貿易區起步。1995年,在曼谷舉行的第五次首腦會議上,簽署了《促進東盟一體化和形成東盟整體意識實施方案》、《關于加強東盟經濟合作框架議定書》,并提出將建立自由貿易區的時間表從15年提前到10年。2003年1月1日,經過10年準備的東盟自由貿易區正式啟動,各國并著手降低關稅稅率,也在積極尋求與鄰近國家的合作。

3.10+3機制和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10+3即未來的東亞自由貿易區。1997年12月,由東盟倡導,第一次東盟與中日韓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在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舉行,此后,10+3機制成了東亞地區各國開展對話與合作的主渠道。目前,“10+3”還主要是一個由東盟推動的對話合作機制,真正的地區合作的組織和基本原則還沒有建立起來,但搭起了一個定期進行溝通和交流的平臺。2001年11月在文萊舉行的東盟與中國領導人會議上,東盟10國領導人與中國領導人一致同意在10年內建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2002年5月,第三次中國—東盟經濟高官會議和第一次中國———東盟談判委員會會議在北京召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工作磋商同時啟動。2002年11月,雙方領導人簽署了《中國-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正式啟動了建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進程。2002———2004年,中國和東盟雙邊貿易額以年均38.9%的速度增長,于2004年達到了1059億美元,雙方已互相成為對方的第四大貿易伙伴⑦。在2004年11月舉行的第八次東盟與中國領導人會議上,中國與東盟簽署了《中國-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貨物貿易協議》及與此相關的《中國-東盟爭端解決機制協議》。這兩項協議為在2010年實現區內貨物貿易自由化奠定了基礎。2010年1月1日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正式全面啟動。自貿區建成后,東盟和中國的貿易占到世界貿易的13%,成為一個涵蓋11個國家、19億人口、GDP達6萬億美元的巨大經濟體,是目前世界人口最多的自貿區,也是發展中國家間最大的自貿區。

(四)非洲地區經濟一體化發展現狀

非洲經濟一體化的活動也變得非常活躍,目前在非洲有中非經濟與貨幣共同體(CEMAC)、東南非共同市場(COMESA)、東非合作(EAC)、南非海關聯盟(SACU)、南非發展共同體(SADC)、西非經濟貨幣聯盟(UEMOAWAEMU)等一體化組織(表1)。非洲經濟一體化組織為非洲爭取自身利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五)跨地區經濟一體化發展現狀隨著各國參與全球活動的日益深化,為了搏取更多的利益,各國不斷的舉行跨區域的自由貿易談判,建立了許多或緊密或松散的跨區域的經濟一體化組織。這些組織包括獨聯體(CIS)、歐亞經濟共同體(EAEC)、發展中國家貿易優惠總體系(GSTP)、海外國家與領地(OCT)、泛阿拉伯自由貿易區(PAN-ARAB)、發展中國家貿易協商照會(PTN)、南太平洋貿易與經濟合作協定(SPARTECA)、跨太平洋經濟伙伴(Trans-PacificSEP)、美拉尼西亞矛頭集團(MSG)和三方協定(TRIPARTITE)等(表1)。而且跨區域的合作變得更加活躍,主要形式是跨區域的自由貿易協定。

三、經濟一體化的發展趨勢和特征

從目前經濟一體化的發展情況和趨勢來看,經濟一體化在世界各地的發展進程呈現出以下的一些趨勢:

(一)區域自由貿易協定成為多邊貿易體制中最重要的特征

區域貿易協定(RegionalTradeAgreements,簡稱RTAs)已成為各國貿易合作中最主要的組成部分。美國推動建立了北美自由貿易區,并正在推動美洲自由貿易區的建立,而且與韓國、新加坡、約旦、巴林、阿曼、以色列、澳大利亞、摩洛哥、智利、哥倫比亞、中美洲六國等國(或地區)簽署了自由貿易區協定,還與南美洲國家、泰國、菲律賓、中東地區的國家以及新西蘭、南非、埃及等國家進行著自由貿易談判,并準備簽署自由貿易協定。在亞洲,日本已經與新加坡、印度尼西亞、泰國、文萊、墨西哥等國簽訂了自由貿易協定,并正與韓國、菲律賓、馬來西亞、智利、澳大利亞等國進行自由貿易談判。亞洲另一個經濟實力較強的國家———韓國,已經完成了與美國、東盟、智利的自由貿易談判,正與歐盟、新加坡、日本、商談建立自由貿易區事宜。東盟已經建立了自由貿易區,并與我國、韓國簽訂了自由貿易協定,目前還在與歐盟、日本和美國等國(或地區)進行自由貿易談判。在歐洲,歐盟除了吸收新成員外,已經同智利、墨西哥、南非、埃及、塞爾維亞等國家簽訂了自由貿易協定,并正與韓國、印度、南共市、安共體、東盟進行自由貿易談判。

(二)經濟一體化組織成員的同質性減弱

20世紀80年代以前的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如歐共體,基本上是以社會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同一、經濟發展水平相近、地理位置相鄰和具備共同歷史文化背景為基本條件的。但是從它近來所吸收的成員看,經濟發展水平差異已日趨明顯。20世紀90年代以來,北美自由貿易區的建立已向世人表明,經濟最為發達的美國和經濟欠發達的墨西哥可以進入同一區域組織,實現共贏;亞太經合組織成員國更是把歷史、文化、宗教、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不同的國家連到一起,實現互利合作;東盟內部也十分復雜,但也同中、日、韓等國進行了合作磋商,初步形成了“10+3”機制,開展合縱連橫與博弈。從簽署跨區域的自由貿易協定來看,國別差異更大。由此可見,在區域經濟合作和一體化發展進程中,經濟一體化組織成員的同質性在減弱。

(三)經濟一體化組織出現多層次性和交叉性

在經濟一體化發展進程中,經濟一體化的成員往往出現相互交叉和重疊現象。一體化組織內部形成了若干較小范圍的次級區域經濟組織,形成層層重疊;不同一體化組織之間又形成環環相套。有的國家同時是幾個次級區域組織的成員。歐共體內曾同時存在荷、比、盧經濟聯盟。美國既是北美自由貿易區的成員,又是亞太經合組織的成員,還在籌組泛美自由貿易區。澳大利亞不僅與新西蘭達成一體化協定,又參與亞太經合組織,還與印度、南非等國協商籌組自由貿易 區。

(四)經濟一體化地理空間空前擴大

從歐美國家與其他國家(或地區)所簽訂的貿易協定發展趨勢上看,越來越多的國家在參與經濟一體化中選擇了自由貿易區的形式,一體化組織的發展越來越多地超越了地域的界限。目前,據不完全統計,WTO幾乎每個成員都加入了一個以上的自由貿易區。而且這些自由貿易區協定中,有相當一部分是在跨地區跨大洲的國家(或地區)之間簽署的,出現了泛洲性或跨洲際的經濟一體化組織。歐盟準備繼續東擴和南擴,把整個歐洲統一在歐盟的旗幟之下,形成有30多個成員的泛歐洲聯盟。亞太經合組織在短短的幾年內也一再吸納新成員,包括了來自亞洲、歐洲、北美洲、拉美和大洋洲的成員。

(五)經濟一體化各成員間合作與競爭關系將長期存在

為了謀求自身的發展,獲得最大的利益,各國不得不加入經濟一體化的浪潮中,加強國與國之間的合作。由于各國存在著政治與經濟利益的沖突,不可避免地存在著利益競爭和政治斗爭。因此,各國將在合作與競爭中把握發展機遇,共生與共發展。

(六)經濟一體化的制度化和規范化良性循環機制逐步形成

在經濟一體化的發展進程中,存在許多矛盾和摩擦,特別是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矛盾與摩擦,但發展中國家為了自身經濟的發展,正積極參與經濟一體化,并通過對話與談判,促進經濟一體化機制的完善,以形成一個制度化和規范化良性循環機制,來維護自身的利益

世界經濟論文:世界經濟與中國機遇

全球經濟衰退與復蘇

2000年11月底,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正式確認美國經濟也于當年3、4月份進入了衰退期,從而結束了美國歷史上最長的經濟繁榮和擴張期。盡管早在2000年初,全球經濟就已出現了減緩的跡象,經濟學家與金融界人士也紛紛認為衰退不可避免,但這次衰退來勢之迅猛仍讓許多人大跌眼鏡。從1999年12月至2001年底,道瓊斯、標準普爾及納斯達克三大指數分別下跌13%、22%和52%。宏觀經濟指數一路下滑。為了緩沖衰退帶來的沖擊以及穩定市場信心,美國聯邦儲備銀行以前所未有的姿態在一年中11次調低短期市場利率。聯邦基利金率從2000年底的6.5%降至2001年底的1.75%。同期日本經濟在短暫的恢復之后又一次進入衰退。在持續十年的衰退之后,全球對日本經濟的絕望和無奈可以用《金融時報》的一句話來概括:“惟一能看好日本經濟的辦法就是把經濟報表倒過來看。”歐洲貨幣同盟在經過兩年的過渡準備期后,于2002年1月1日起開始通用歐元,為風雨滿樓的全球經濟增加新的不確定性。

2002年全球經濟有沒有可能復蘇呢?如果僅從歷史數據的角度而言,回答將是肯定而樂觀的。美國戰后的九次經濟衰退的平均長度為11個月。以此類推,美國經濟將在今年第二、三季度轉入復蘇。然而與統計分析不同,經濟分析的重點不在于準確地預測數據與日期,而在于深入闡述經濟周期的前因后果,從而為預測和決策提供依據。

衰退的原因

目前美國的經濟衰退與歷史上的歷次衰退均有很大的不同。盡管美國在能源和勞動力市場上時而感到壓力但經濟總體上不存在供給瓶頸,因而中短期的經濟波動均由需求的波動所引起。需求的下降將會引起企業銷售利潤下降,進一步導致企業裁員、失業率上升、投資降低,從而使整個經濟進入衰退。總需求又分為兩大塊:企業投資需求與居民消費需求。歷史上經濟衰退大多是起源于居民消費需求的下滑。然而目前的衰退卻起源于企業投資需求急速收縮。在互聯網泡沫處于高潮的1999年,為追求高額利潤,大量投資盲目地涌入科技產業,許多個體投資者也懷著一夜暴富的夢想投身于股票市場。雖然互聯網的出現和與之伴隨的通訊產業的科技進步有目共睹,但這并不意味著這些技術上的突破可以給企業和投資者帶來暴利。“Dream is easy but reality is hard”。(注1)在華爾街和企業界意識到科技進步難以帶來預想的利潤時,對企業的投資開始收縮。很快,難以盈利的網絡公司紛紛走到破產的邊緣。投資需求的下降迅速影響到通訊產業的主要供應商,如朗訊、北方電訊。經濟衰退于是很快在各個產業間蔓延開來。親身經歷過網絡泡沫的人一定會對網絡和通訊公司過去幾年在銷售上的慷慨優惠,在廣告宣傳上的一擲千金印象深刻。然而大手筆的背后隱藏著大量的浪費性投資。相反,一向對經濟形勢非常敏感的居民消費在經濟減退后的很長一段時間仍保持了增長勢頭,只是在2001年夏季之后才減弱。強勁的居民消費需求延緩了經濟減退的到來。

復蘇的前景

目前的宏觀經濟數據包含著正負兩方面的信號。在整體的衰退中仍有閃亮的產業,如能源和軍事工業。雖然2001年末的零售業表現未盡如人意,但受到利率下降的影響,房地產和耐用消費品的需求一直強勁。許多汽車制造商打出了“0”利率的銷售計劃以吸引消費者。同時我們也應看到,受經濟衰退和9·11的雙重壓力,美聯儲已將聯邦基金利率降到1.75%,用貨幣政策刺激經濟的迂回空間愈來愈小。同時,利率下調也可能導致貨幣供給大增,從而埋下通貨膨脹的種子。事實上,美聯儲的首要法定職能是抑制通貨膨脹,其次才是保證經濟穩定和增長,如果通貨膨脹在經濟完全復蘇之前就抬頭,那將迫使美聯儲轉而提高利率。利率轉高自然是企業界和金融界目前最不愿聽到的消息。

解鈴還需系鈴人,經濟復蘇的希望仍然取決于科技產業能否取得并保持一定的盈利。科技的進步已為全球經濟帶來了質的變化。新興產業取代傳統產業是大勢所趨,并已在經濟中開始占主導地位。因此期待整體經濟能在新興科技產業仍然困境重重的情形下復蘇將是不切實際的。同時,新經濟學理論已不再將衰退簡單地當成一件壞事。衰退往往是經濟體系淘汰低效率企業的一個新陳代謝的過程。歷史上每次新技術企業熱潮都會走過一個由一峰而起到一散而盡的過程。如上個世紀初崛起的逾百家汽車在短短十年內只剩下幾大巨頭。60年代與IBM競爭的數千家計算機制造商也迅速被人忘卻。無疑,網絡產業也正在經歷這樣一個優勝劣汰的陣痛過程,其結果必然是少數公司最終實現盈利并生存下來。然而,科技、通訊、網絡何時能在產業一級實現盈利將是美國經濟能否很快復蘇最大的不確定因素。

那么歐盟的經濟能否成為全球經濟復蘇的火車頭呢?對此我們抱樂觀態度。在歐元對美元匯率一再創新低的情況下,歐洲12國(注2)于2002年元旦已正式采用單一貨幣。兩年多的過渡期之后,各國已在一定程度上經受了過渡期的混亂,但實際上比許多經濟、金融人士想象的要好。 單一貨幣所帶來的利益,如消除匯率波動、增強資源自由流動、提高債務信用指數等,將慢慢在未來幾年中體現出來。圖2顯示盡管歐盟的失業率通貨膨脹高于美國,但兩者之間的差距正在迅速縮小,同時其近期GDP增長率遠遠領先于美國。與美聯儲相比,歐洲中央銀行奉行了非常謹慎的貨幣政策,如果歐盟的經濟能夠保持目前的穩定增長,那么這將有利于拉動全球經濟在2002年中后期復蘇。

中國所受的影響和機遇

記得在90年代,《參考消息》曾轉載西方經濟分析,贊揚中國經濟在全球經濟衰退中仍欣欣向榮。然而今天,在中國成為世界經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時,這種特殊待遇自然不復存在。無疑負

面影響將是顯而易見的,出口產業將受到全球需求下降的影響,價格競爭會越來越激烈,對西方國家的大量貿易順差也會帶來更多的政治經濟摩擦。同時,許多西方企業由于面臨削減投資的壓力,也會減緩在中國直接投資的步伐。然而困境中也蘊藏著機遇,而這些機遇卻往往不那么明顯。

多種金融工具的引入有利于吸引國際資本進入中國

大量金融實證研究表明:由于資本自由流動 發達國家之間的證券投資回報率有越來越高的相關性,并且金融工具之間的相關性往往在市場低迷時更高。這對于追求風險分散的投資基金而言無疑是雙重打擊。 因此中國金融市場由于有與國際金融市場相比相關性較弱、政治風險相對較低、市場容量較大等優點,將很快成為全球資產組合投資所追求的對象。允許這些投資的進入將有效地降低中國企業的籌資成本,并且促進中國金融市場更加規范化。然而這也會要求中國金融市場更加完整起來,即引入期權、股指期貨、利率期貨等金融工具以利于投資者控制風險。否則,相應的金融工具將以離岸的形式出現。其結果將是使國內的投資者在競爭中處于不利地位。

利用經濟衰退后的重新洗牌的機會開拓新的市場

經濟衰退加速優勝劣汰是企業市場轉變最迅速的階段,這是因為市場需求的下滑和前景的不確定性,造成大量企業裁員、減產、降低投資。生產能力的恢復對大企業而言也需要較長的一段時間。一旦經濟出現轉機,市場需求的回升與原有企業生產能力恢復之間的時間差,就成了競爭者侵蝕市場份額的絕好機會。例如英特爾在上次衰退中就大量地丟失市場份額。近年來,中國出口產業在技術上的提升,就對國際市場中的原有生產者構成很強的競爭。這在家用電器、機器設備、半導體和計算機等方面表現尤其明顯,中國正式加入世貿組織也為出口的進一步擴大創造了條件。敢于在衰退期銳意開拓新市場的企業,必將在經濟上升期得到豐厚的回報。

努力以積極的姿態贏得區域經濟領導地位

謀求區域經濟領導地位的目的是要在東亞建立一個有利于中國和其他東亞國家長期穩定發展避免惡性競爭的經濟體系。中國成為區域經濟領導有其必然性,發達國家的經濟衰退迫使以出口為導向的東南亞經濟轉向中國尋求新的生存空間和發展機會。日本的長期衰退和中國經濟的增長也推動了這一趨勢。中國在亞洲金融危機后所起的穩定作用顯示了中國有能力成為區域主導。而在目前的全球經濟衰退中也應該以更積極的姿態向其他東亞國家開發國內市場和投資機會。經濟發展的過程不需要也從來不是一個零和的游戲。

世界經濟論文:論世界經濟展望策略

仍存在爆發第二次金融危機的可能

2011年,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繼續惡化。歐債危機已經從冰島、希臘等國家的問題逐步演化為系統性的債務危機。2011年4月6日,葡萄牙向歐盟尋求財政援助;7月21日,希臘形勢再次惡化,歐元區向希臘提供第二輪救助;10月6日,全球最大城市銀行德克夏銀行破產;10月8日,歐洲第三大經濟體意大利和第四大經濟體西班牙遭遇主權評級降級。總體來看,目前對歐洲主權債務問題的救助方案并未取得切實成效。歐洲的主權債務危機暴露出歐洲面臨的一系列深層次問題,如缺乏統一的財政聯盟、經濟結構日益僵化等,但面對日益惡化的危機,歐洲采取的對策卻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在2011年絕大多數時間里,歐元區所做的努力是提供對危機國家的流動性支持。2010年5月歐元區成員國和IMF共同出資設立歐洲金融穩定基金(EFSF),歐元區各國共同出資4400億歐元。在2011年,隨著歐債危機的逐漸發酵,EFSF資金顯得捉襟見肘。例如,2011年10月,在EFSF施救希臘、愛爾蘭和葡萄牙后,其可貸余額僅剩約2500億歐元,這與“歐豬五國”超過3萬億歐元的主權債務相比只是杯水車薪。10月27日,歐盟峰會通過了EFSF杠桿化方案,試圖將其可貸資金擴充至1萬億歐元以上,但最終實施細節還未落實;12月9日,歐盟峰會通過了聯合聲明,同意加強財政融合,并且歐盟各國同意向IMF提供2000億歐元雙邊貸款。即使這樣,EFSF與IMF可用的資金規模仍相當有限,目前出臺的救助措施總是趕不上市場流動性需要。若要根本性地解決歐債危機,不能依賴外部的救援資金,而是要基于經濟增長或者財政轉移支付。

12月份歐盟峰會中關于財政融合的建議在這個方向上邁出了正確的一步,但在目前經濟低迷的環境下,財政緊縮措施能否取得效果還有待觀察。倘若歐洲主權債務問題處置不力,歐債危機具有演變為第二次金融危機的可能。2011年歐債問題中就蘊含了兩個風險引爆點。第一個是意大利。意大利是歐元區第三大經濟體,屬于系統重要性國家。它在EFSF中占有787.84億歐元的出資額。如果意大利出現債務危機,它在EFSF承諾的出資將無法兌現,會使救援資金出現較大的缺口。意大利危機所引發的市場信心崩潰,也將進一步傳染到法國、比利時等更多的歐洲國家,引發更為嚴重的系統性危機。第二個引爆點是歐洲銀行危機。歐洲銀行業在歐洲金融體系中占據絕對主導地位,并且具有全球范圍內的系統重要性。根據國際清算銀行的統計,截至2011年第一季度,歐洲銀行業總資產為16.48萬億美元,占全球銀行業總資產的52.57%。一旦因主權債券評級下調或是債務重組惡化銀行資產質量,將迫使銀行降低財務杠桿,拋售風險資產,導致風險資產(股票、公司債)價格下跌,這將使市場信心不斷惡化,打擊銀行相互借貸的意愿,引發市場上的流動性短缺,加劇金融市場動蕩局面,甚至將傳染到新興經濟體,引起全球范圍內的金融海嘯。2012年上半年將是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的驚魂時刻。從2012年2月起,歐洲迎來償債高峰,僅意大利從2月到4月就將面臨超過1500億歐元的到期償還額,其他“歐豬五國”也有近1000億歐元的到期債務規模;2012年4月法國將舉行大選,政黨之間紛爭往往使得決策效率低下,法國政府可能難以制定有力的財政政策。財政問題涉及不同集團的利益分配,決策程序復雜,出現事與愿違結果的風險加大。各種事件在第一季度集中發生,將再度拉響發生系統性危機的警報。面對數量巨大的償債規模,一旦市場的信心突然崩潰,或者發生難以預料的交易對手風險、評級下調風險和各種黑天鵝事件,極易產生第二輪金融危機。2012年還有一個風險點在新興市場。新興市場金融體系出現動蕩的跡象已經出現。

一些新興市場國家貨幣出現了貶值。2011年下半年,巴西雷亞爾、印度盧比、俄羅斯盧布貶值幅度超過10%;印度尼西亞盾、新加坡元和馬來西亞吉林特紛紛觸及近兩個月的低位。新興市場國家出現了資本大量外逃的現象,并導致了股市的大幅縮水。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后,新興市場率先實現了經濟復蘇,在全球經濟增長中的表現遠遠好于發達經濟體。一些人認為新興市場與發達經濟體出現了“脫鉤”,事實上并非如此。以美國為首的發達經濟體實施的量化寬松貨幣政策使得資本大量流入新興國家,導致新興國家面臨通貨膨脹、資產價格上漲和貨幣升值的壓力。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的惡化引發了國際資本的回流,這使得新興市場陡然出現資本外逃的壓力。根據國際清算銀行數據,截至2011年6月,歐洲銀行對亞洲的貸款大約為1.5萬億美元,對非洲和中東約為5000億美元,對拉美為8500億美元,對東歐和中歐為1.3萬億美元。本次資本外逃的主要原因是市場對歐債危機前景的擔憂以及歐洲銀行業對資本要求的提升,導致歐洲銀行從海外抽調資金回國,滿足較高的資本需求。可以預見,2012年如果歐債危機再有風吹草動,新興市場大規模資本外逃的風險仍然存在。

世界經濟將陷入長期低速增長

歐洲的債務問題使得全球存在爆發第二次金融危機的可能,而美國和日本沉重的債務負擔使得兩國復蘇乏力,世界經濟或陷入長期低速增長。就美國來說,2012年美國經濟形勢將略好于2011年,但經濟的整體活力仍處于較低水平。美國在未來10~15年難以解決債務問題。美國財政支出中有55%以上的支出屬于法定支出,例如醫療保險、養老保險及失業保險等,這部分支出不隨政黨的更替而減少。而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嬰兒潮一代”逐漸進入了老年,這又極大地增加了聯邦政府的財政負擔。據美國政府的預計,未來10年美國政府的財政赤字總規模將達到7.1萬億美元,聯邦政府不得不繼續發債,甚至借新債還舊債。另一方面制約美國長期增長的因素是技術進步和生產率。20世紀90年代,以信息技術為核心的新技術革命使美國經濟獲得發展的動力。而目前,支持美國長期發展新的經濟增長點沒有出現。美國面臨的挑戰還有中長期的結構性問題:勞動力市場遲遲難以恢復。2011年10月美國失業率依然高達9%,這直接影響家庭收入和居民消費;房地產市場難以從泡沫重創中走出。2011年9~10月美國的新開工房屋數量僅相當于戰后平均水平的39%~44%。

只要房地產業不走出低谷,美國的宏觀經濟形勢就難有根本性改觀。盡管目前美國企業資 金充裕,真實利率處于歷史最低水平,有利于刺激企業投資;大宗商品價格回落和日本經濟復蘇對于經濟回升也提供了有利條件,但未來美國經濟仍將維持低速增長的局面。就日本而言,2011年經濟增速預計在-0.4%左右,2012年會有所反彈。日本也面臨著沉重的債務壓力。20世紀90年代起,由于資本市場泡沫破裂,日本反復使用財政政策刺激經濟,但是經濟持續的低增長率,使得日本政府的債務負擔變得越發沉重。根據IMF的數字,日本政府的凈負債率由1991年占GDP的11%增長到2010年的117%,由于2011年地震災害后所需的重建工作,預計2015年政府凈負債率將達到占GDP156%的高位。同時,日本國內投資和消費信心十分脆弱,過度對外投資導致的產業“空洞化”嚴重,這都降低了對于日本經濟恢復增長的預期。唯一利好的消息是日元匯率開始走弱,由于日本貿易已出現逆差,為支持災后重建,預計逆差在中短期得以繼續維持,日元匯率的總體轉弱使得日本經濟得以依靠外需支持經濟的反彈。2012年全球經濟的增長前景不容樂觀。發達經濟體一方面深陷債務泥潭,另一方面短期內無法找到新的經濟增長點。IMF研究顯示,預計2015年G20發達經濟體的公共債務將占到GDP的115%。為維持債務的可持續性,各國將不得不制定較為嚴格的“滅赤計劃”,增加稅負并降低開支以鞏固財政狀況,這無疑會打擊脆弱的經濟復蘇。

同時,在巨額美債面前,美元貶值或將成為一種長期趨勢。因為在國內經濟形勢并未好轉、就業壓力依然巨大的情況下,僅依靠提高稅收償還債務已經沒有希望,利用通貨膨脹把債務稀釋風險很大,最大的可能是美元貶值,將風險轉嫁給債權國。新興經濟體的經濟增速也會因外部環境惡化而明顯放緩。一旦美元貶值,全球流動性將出現過剩,熱錢大量涌入經濟狀況較好的新興經濟體國家,推高這些國家的通脹水平。與此同時,以美元計價的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也將高漲,加大輸入型通脹的風險,影響實體經濟的運行。為維持自己本國經濟的增長和就業,各國可能會打起貿易保護戰或者貨幣戰,這不利于世界經濟的復蘇。

中國的對策

短期內,中國要注意規避歐債危機帶來的貿易領域和金融領域風險。貿易領域,2011年,中國對歐元區的出口增速顯著下降。在2011年前的絕大多數時間里,中國對歐元區的出口增速都高于中國對全球的出口增速。但2011年前三個季度,中國對歐元區出口增速分別是17.1%、16.6%和18.9%,顯著低于中國對全球出口增速的26.5%、22%和20.4%。2012年歐元區實體經濟將進一步惡化,這意味著中國對歐元區的出口增速可能會進一步下降。在金融領域,近期在岸市場人民幣匯率貶值的主要原因來自于歐債危機。一則歐洲的銀行和企業面臨著較大的資金壓力,急需從世界各地調回資金;一則投資者對風險的厭惡程度進一步提高并撤出新興經濟體,影響了對人民幣的信心,這大大減少了離岸市場對人民幣的需求。離岸市場人民幣需求的下降導致在岸市場上外匯出現供不應求的局面。2012年第一季度,受歐債危機困擾的國家債務還本付息高峰期到來,離岸市場人民幣需求下降的趨勢難以扭轉,受此影響,中國外匯市場可能還會面臨資金外流的局面。與此同時,美國債務問題也值得關注,中國所積累的外匯儲備時刻存在著縮水的風險。從長期來看,中國要加快結構轉型。

“十二五”時期的主線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重要任務是調整經濟結構。然而,經濟指標顯示,我國結構失衡的問題依然存在。主要體現在投資和消費失衡、國際收支失衡和產業結構失衡。我國投資率連續八年上升,2010年達到48.6%的歷史高位;最終消費率卻連續四年下降到50%以下,2010年47.4%的消費率大大低于世界平均70%以上的水平。我國過度依賴出口導向型戰略,導致貿易依存度過高,貿易順差居高不下,2010年我國貿易依存度高達51%;過度依賴外商投資,又造成資本賬戶順差。我國制造業實行改革開放的時間較早,激發了企業活力,在全球市場上保持了較高的競爭力,但服務業尤其是支柱性的現代服務業,如醫療教育、金融保險、交通通信等行業,由于政府壟斷或過度行政管制,造成效率低下、供給不足,形成了我國制造業發展較快而服務業相對落后的局面,第三產業產值比重長期徘徊在40%左右,遠低于國際平均水平。我國需要進行結構轉型,發展內需,改變依靠出口的現狀,加快研發和高科技投入,爭取在下一輪全球技術革命來臨時走到前沿。這需要政府轉變職能,放寬投資機會,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展望未來二十年,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將是城市化列車。城市化帶來的不僅僅是樓房和道路的建設,而且意味著生產要素在地域上的重新配置和優化,更多的農村人口將進入城市,同時服務業將有更多的發展機會。

世界經濟論文:考察世界經濟的雙重經濟學

馬克思的《資本論》從不同層面論證了資本的內在否定性:“資本主義生產的真正限制是資本自身。”①資本作為財富一般形式———貨幣的代表,是力圖超越自己界限的永無止境和限制的欲望,它不斷地生產出剩余價值,也生產出自身的界限,它只有在不斷地與自身界限的抗爭中,才是資本。一旦“資本不再感到某種界限是限制,而是在這個界限內感到很自在,那么資本本身就會從交換價值降為使用價值,從財富的一般形式降為財富的某種實體存在”②,它就不再是資本了(揚棄了自身)。資本的內在否定性思想可謂一條紅線,貫穿著整部《資本論》,揭示出資本主義經濟的形式因、動力因和歷史限度,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武器。然而,著名的西方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曼德爾卻說了一句令人費解的話:“與一般公認的信念相反,馬克思與其說是十九世紀的經濟學家,還不如說是二十世紀的經濟學家。”③考察一下20世紀世界經濟的發展就會發現,曼德爾的這句話需要從生產力經濟學和生產關系經濟學雙重視角,才能得到理解。這種雙重視角不僅有助于把握馬克思所揭示的資本內在否定性,而且對于理解和把握當今時代的世界經濟格局和國際分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考察世界經濟的雙重經濟學視角

曼德爾指出:“《資本論》第一卷最初出版時,資本主義工業雖然在西歐少數國家中居支配地位,但是在包括西歐大部分地區在內的整個世界上,它還是獨立農民和手工業者大海所包圍的孤島。”④因此不難理解,馬克思為什么選擇英國作為典型進行剖析。《資本論》所闡述的,主要是為了追求私人利潤并把這種利潤用于資本積累的生產方式所具有的無情的和不可抗拒的增長趨勢。《資本論》問世以來,資本主義的技術和工業已傳播到全世界,不僅物質財富以及把人類從無意義的機械重復勞動的重壓下解放出來的可能性增加了,而且社會的兩極分化也擴大了,資本的所有者越來越少,被迫向他們出賣自己勞動力的體力和腦力勞動者越來越多。財富和權力越來越集中在少數工業巨頭和金融企業手中,這使得資本和勞動之間展開了越來越廣泛的斗爭。曼德爾指出,資產階級為挽救資本主義制度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是,盡管采取了凱恩斯的辦法,盡管實行了各種各樣企圖使工人階級與晚期資本主義一體化的措施,最近十幾年來資本主義制度如果說發生了什么變化的話,那就是變得比馬克思寫《資本論》時更加危機四伏了”⑤。從越南戰爭到世界貨幣制度的混亂,從西歐1968年以來激進工人斗爭的高漲到全世界大量青年人對資產階級的價值和文化的拒絕,從生態危機和能源危機到周期性的經濟衰退,隨處都有跡象表明資本主義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曼德爾總結道,“《資本論》說明了為什么這個制度的日益尖銳化的矛盾同它的迅猛發展一樣不可避免”⑥,也就是資本的內在否定性———資本主義生產的真正限制是資本自身。曼德爾的看法是完全正確的。由于像19世紀的英國那樣實現工業化的國家越來越多,今天的世界遠比寫作《資本論》時的世界更接近《資本論》中的“純粹”模型。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與一般公認的信念相反,馬克思與其說是19世紀的經濟學家,還不如說是20世紀的經濟學家。眾所周知,《資本論》研究的是生產關系,用馬克思自己的話說:“我要在本書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⑦《資本論》第一卷研究的是“資本的生產過程”,第二卷研究的是“資本的流通過程”,第三卷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的總過程”。全部三卷所講的“資本”都是一個生產關系概念,而不是生產力概念。這與我們通常所理解的“資本”,特別是西方經濟學所理解的“資本”是根本不同的。西方經濟學大多把資本當成了生產力概念,它講究的是投入、產出的效率,在很大程度上混淆了“剩余價值”和“剩余使用價值”這兩個不同的概念。

從生產關系的角度看,資本是能夠帶來剩余價值的價值。這里的“價值”和“剩余價值”都是通過交換實現的抽象勞動,因而表現的是人與人之間互相交換勞動的關系,它只適用于私人勞動與其他私人勞動在相互對立、相互統一中構成整體社會勞動的市場經濟。從生產力的角度看,資本是能夠帶來剩余使用價值的使用價值,因此不涉及抽象勞動,只涉及具體勞動。具體勞動是人與自然的關系,不需要同其他人的具體勞動進行比較,不涉及與其他人的關系。在生產力經濟學中,資本創造的不是剩余價值,而是剩余使用價值。按照這種眼光,資本在一切時代都存在———只要使用價值通過一個生產循環,能夠生產出更多的使用價值,它就是資本。在馬克思看來,正是這種理解,把資本這種特定時代的生產關系當成了永恒的自然關系。馬克思真正主張的是,在特定的生產關系中考察生產力的發展。盡管馬克思強調,資本要追求的并不是使用價值即勞動產品,而是剩余價值即多余的貨幣;利潤是剩余價值的轉化形式而不是剩余使用價值的轉化形式。但是,在《資本論》第二卷研究資本的流通過程和第三卷研究利潤、利潤率的時候,馬克思恰恰是從價值補償和實物補償兩個方面來考察資本的循環和周轉的。實物補償實際上就是使用價值的補償。馬克思指出,社會總資本的再生產運動,“不僅是價值補償,而且是物質補償,因而既要受社會產品的價值組成部分相互之間的比例的制約,又要受它們的使用價值,它們的物質形態的制約”⑧。因而,從生產力經濟學和生產關系經濟學兩個方面來考察社會總資本的再生產和流通,才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題中之意。今天,我們無論是研究資本內在否定性的外在表現,還是研究當今的世界經濟,都應當著眼于生產力和生產關系這兩種經濟學視角。

二、資本內在否定性的外在表現

羅莎?盧森堡在研究資本積累時發現一個問題,作為一部未完成的著作,《資本論》沒有顧及資本主義經濟的非資本主義環境:“我們在《資本論》全部三卷中看出,馬克思的分析的理論前提,是假定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占著普遍而唯一的統治地位。”在她看來,“這個前提,乃是理論上的權宜之計。現實上,從來沒有過那樣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唯一支配之下的自給自足的資本主義社會。這個前提,如果只是作為論證純粹形態的問題之助,而不變更問題的條件,那么,它是一個完全可以允許的理論上的權宜方法”⑨。然而一旦涉及現實的世界經濟,這一前提就不成立了。實際上,到羅莎?盧森堡的時代為止,資本主義經濟總是在一個非資本主義環境中,即在與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聯系中得到發展的。盧森堡要考察的,正是在存在資本主義經濟與非資本主義經濟尤其是前資本主義經濟之間的價值循環和使用價值循環的情況下,資本積累的實現條件問題。盧森堡的研究可以視為對《資本論》的發展。它把《資本論》關于資本內在否定性的論述和《共產黨宣言》關于經濟全球化的論述溝通起來了。

人們公認,《共產黨宣言》最早描繪了經濟全球化的圖景:“不斷擴大產品銷路的需要,驅使資產階級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須到處落戶,到處開發,到處建立聯系。”“資產階級,由于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變成世界性的了。”“資產階級挖掉了工業腳下的民族基礎。古老的民族工業被消滅了,并且每天都在被消滅。它們被新的工業排擠掉了,新的工業的建立已經成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關的問題。”“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盧森堡所關注的正是《資本論》中資本的內在否定邏輯在世界市場中的現實表現。在《資本論》的最初 計劃中,馬克思是把世界貿易、把生產和消費的世界性、把各民族的相互依賴排在“資本主義生產的總過程”,也就是現行的《資本論》第三卷之后來考察的。如果這一計劃得以實現,我們就能夠看到,資本的內在否定性是如何從抽象過渡到具體,表現在世界經濟的全景中的。遺憾的是,這個宏偉的計劃未能完成。馬克思生前只出版了《資本論》第一卷,第二卷和第三卷是由恩格斯整理出版的。從形式上看,考茨基根據馬克思遺稿編成的《剩余價值理論》可以視為《資本論》的第四卷,但從內容上看,盧森堡和列寧的世界體系論才是名副其實的《資本論》續篇。

在馬克思看來,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并不是一種外部否定,而是資本的自我否定。任何生產力的發展,都必須采取一定的生產關系形式。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之所以能夠戰勝其他生產關系,恰恰是由于它能帶來生產力的巨大發展。資本主義生產的目的是獲取利潤,而不是生產使用價值,但對利潤的追求迫使資產階級生產更多的使用價值,從而推動了生產力的發展。一旦這種發展不再能帶來利潤,資本就不再是資本,而還原為貨幣,資本的生產就還原為使用價值的生產。這也就超出了資本的限度。于是,資本的內在否定性就轉化為它的外在否定性。馬克思對資本內在否定性的分析主要是一種邏輯限度的分析。如果把盧森堡的研究和列寧的研究加進去,我們可以發現,資本內在否定性所表達的邏輯限度,實際上是在現實的時間限度和空間限度里表現出來的,即在資本積累的世界歷史中,資本的內在否定性必然會外化為具體的時空限度。盧森堡指出,“資本主義是第一個具有傳播力的經濟形態……但是,同時它也是第一個自己不能單獨存在的經濟形態,它需要其他經濟形態作為傳導體和滋生的場所。雖然它力求變為世界普遍的形態……然而它必然要崩潰,因為它由于內在原因不可能成為世界普遍的生產方式。在自己的生命史中,資本主義本身是一個矛盾,它的積累運動帶來了沖突的解決,但同時,也加重了沖突。”

帝國主義的海外殖民擴張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贏得了世界市場,大大拓展了工業資本的發展空間,緩解了資本主義宗主國國內的經濟危機。但是,這種空間的拓展相對于生產無限擴大的趨勢而言是遠遠不夠的,遲早還是會出現宗主國國內的那種生產力與購買力之間的矛盾,只不過原先一國范圍內的矛盾升級到世界范圍內而已。而且,在世界市場上,除了原有的勞資矛盾之外,又增加了殖民地和宗主國之間的矛盾、不同宗主國之間的矛盾。而作為資本擴張的無限性與擴張空間的有限性之間矛盾的極端表現,就是世界范圍的革命的爆發。因而,以盧森堡和列寧為代表的國際共產主義認為,在資本積累的世界歷史中,“國內外資本積累的條件將變為自己的對立物,那就是它們變為資本沒落的條件”,到了那個時候,除了實現社會主義外,沒有其他的出路。這就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時間限度和空間限度。到《資本論》第一卷出版時,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典型地點主要是英國,因此,馬克思“在理論闡述上主要用英國作為例證”。但19世紀的英國同其殖民地特別是同印度的關系,無非是20世紀的資本主義世界與前資本主義世界關系的縮影,或者說,前者向后者展示的,無非是后者未來的景象。然而,20世紀還是有兩大現象超出了《資本論》的范圍:一是社會主義陣營的出現和瓦解,二是虛擬經濟的出現和繁榮。這兩大現象同樣必須從生產力經濟學和生產關系經濟學兩個視角加以理解。

三、雙重經濟學視角下的國際分工與中國發展道路

《資本論》所反映的資本主義的內在危機,主要是生產關系的危機。但是,20世紀末,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所遭遇的困難,特別是蘇東劇變,卻屬于另一種危機:生產力發展的危機。中國的社會主義之所以能夠堅持下來,并且不斷發展,與堅定不移地奉行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堅持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是密不可分的。在20世紀,資本主義沒有滅亡,原因在于通過生產關系的調整,使得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力獲得了進一步發展。在美國,這是通過羅斯福“新政”、創立“宏觀經濟”實現的;在歐洲,則是通過社會黨創辦“福利國家”、建立“消費社會”實現的。而另一方面,社會主義陣營的崛起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挫折,則與盧森堡分析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擴張聯系在一起。俄國十月革命,與其說是馬克思《資本論》的革命,不如說是盧森堡《資本積累論》和列寧《帝國主義論》的革命。現在回過頭來看關于“一國能否建成社會主義”的爭論,我們可以發現:這場爭論之所以沒有成效,恰恰是由于忽視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爭不僅應當在生產關系的層面上進行,還應當在生產力的層面上進行。斯大林混淆蘇聯的社會主義與馬克思所說的作為共產主義第一階段的社會主義的區別,誤把比資本主義還低的生產力水平上建立的蘇聯社會主義混同于作為共產主義第一階段的社會主義,這確實帶來了嚴重的后果。二戰以后,斯大林甚至試圖建立平行于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的社會主義市場。實際上,蘇東劇變并沒有證明社會主義的失敗,它只是證明了斯大林模式的社會主義的失敗。這種失敗的理論原因在于只是從生產關系經濟學的角度看待世界經濟,沒有從生產力經濟學的角度,特別是沒有從國際分工的角度看待世界經濟。相反,中國采取改革開放政策,緊緊依靠世界市場,僅用了30多年時間,經濟總量就躍居世界第二,這一事實表明,積極參與國際分工,對于自身的經濟發展具有無比重要的意義。然而,一旦融入世界經濟,資本的內在否定性所導致的種種問題就不再僅僅是資本主義世界的問題,它也成了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生死攸關的大問題。尤其是面臨虛擬經濟的挑戰,中國必須拿出自己的對策。這同樣要從生產力經濟學和生產關系經濟學兩個角度著眼。

在盧森堡看來,按照與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關系,非資本主義國家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自然經濟國家,一類是商品經濟國家。對后者,資本主義需要購買其原料和向其傾銷產品,因此是一種“正常”的貿易關系;對前者,首先必須瓦解其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納入商品經濟體系,然后才能用市場交換的辦法進行剝削。因此,對自然經濟國家的經濟,首先采取的必然是原始積累時期的暴力掠奪手段。但是,如果非資本主義國家出現了強有力的民族國家政權,利用后發優勢主動融入世界經濟,那么這種發展順序就可以被打破,這些國家就可以為自己在世界分工中爭取到相對有利的位置。至于這些民族國家政權采取的是社會主義制度,還是資本主義制度,并不影響它們在世界分工中的地位。在成功實現工業化的國家中,德國和日本建立了資本主義制度,而中國則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這些國家的成功,都與自覺進入世界歷史進程有關。意大利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阿銳基(又譯阿瑞基、阿里吉)在《漫長的20世紀》中追述了從文藝復興到當代的資本主義擴張和霸權大國的逐次循環。在他的論述中,資本的物質擴張階段最終在過度競爭壓力下逐漸消失,讓位于金融擴張階段,而后者的消亡又促成了國家間混亂的年代的出現。在新的社會集團的支持下,一個能夠恢復全球秩序并再次重啟物質擴張循環的新興霸權大國的出現,將消除國家間的混亂狀態。熱那亞、荷蘭、英國和美國依次被稱為這種霸權國家。在《亞當?斯密在北京———21世紀的譜系》中,阿銳基斷言,世界霸權從美國轉到中國的時代來臨了。由于中國是一個非資本主義傳統的市場經濟國家,因此,這一次權力轉移將給人類帶來曙光。

從資本內在否定性的內在邏輯和外在表現來看,我們不得不說,阿銳基過于樂觀了。他忽略了美國馬克思主義學者威廉?I.羅賓遜在《全球資本主義論:跨國世界中的生產、階級與國家》中所關注的全球資產階級的大聯合。這是一種超越民族國家的勢力。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不過是這種勢力擴張自身的理論反映而已。這種聯合不僅改變了《資本論》的語境,而且改變了《資本積累論》和《帝國主義論》的語境。在《資本論》中,馬克思期待的是《共產黨宣言》中號召過的那種“全世界無產者”的國際聯合。這種聯合被第二國際的修正主義者破壞掉了。在《資本積累論》和《帝國主義論》中,盧森堡和列寧期待的是全世界無產者和被壓迫民族的聯合,這種聯合被第三國際的大國沙文主義者破壞掉了。在整個20世紀,對資本主義構成制約的,一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特別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外部壓力,二是受到社會黨影響的民族國家對資本主義進行社會治理的內部壓力。遺憾的是,蘇東社會主義的解體,使資本主義失去了外部壓力;經濟效率的降低迫使社會黨放松管制,使資本主義失去了內部壓力。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大量引進外資,客觀上使得發達國家降低稅收,以便把資本留在國內,從而使全球資本獲得了空前的主動權。在這種背景下,已經進入小康社會的中國顯然不能延續舊的發展思路。從熱那亞到荷蘭, 再到英國和美國,經濟霸權的轉移都與全球資源和生態的容納能力密切相關。中國既沒有盧森堡所說的前資本主義經濟水平國家作為資本輸出和商品輸出的目的地,也沒有發達的、足以吸納全球過剩資本的金融市場。唯一的出路是從使用價值生產和價值生產兩種經濟學的角度,來分析中國的實體經濟與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的虛擬經濟的力量對比,力圖從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兩個方面全面超越傳統發展模式的局限性。只有這樣,才能在國際分工中占據主動。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中曾經研究過虛擬資本。從生產關系經濟學角度看,虛擬資本僅僅是資本的虛擬化。由于整個國際貨幣體系仍然建立在金屬貨幣即抽象勞動的物化形態上,虛擬資本并未從根本上影響到資本主義的金融市場,反而對通常的所謂“物質資本”即從生產力經濟學角度看的資本的發展有一種促進作用。但隨著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瓦解,隨著美元與黃金脫鉤、各國貨幣與美元脫鉤,貨幣也被虛擬化了。這就為虛擬資本成長為虛擬經濟,從而使金融市場空心化準備了前提條件。因此,中國目前面對的,一方面是國內隨著生產力的巨大發展所積累的使用價值的堆積,另一方面是在國際金融戰爭中所處的劣勢地位。中國必須既通過經濟結構轉型、技術創新推進實體經濟的發展,又通過金融創新推進虛擬經濟的發展。只有在兩條戰線上都取得勝利,阿銳基所期待的人類曙光才會顯現。這就需要我們同時既在生產關系經濟學、又在生產力經濟學上實現理論創新

世界經濟論文:從經濟實力和“軟著陸”現狀看世界經濟多極化格局

經濟多極化，作為世界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趨勢，是與世界經濟格局發展變動密切相關的。邁向二十一世紀的世界經濟格局，既是南北兩方、多極類型構成的且兩極分化的格局又是幾大國、經濟中心構成的且多極化的格局。總體上說，目前的多極化世界經濟格局為美、歐、日三極并存。在90年代至21世紀的一個時期，不僅三極之間發生著實力消長的新變化，而且新的經濟力量中心也在崛起之中。

一、美、歐、日的經濟實力地位

（一）多極之首的美國經濟

10年前的人們對三極實力地位的概括是：崛起的日本，復興的歐洲，衰落的美國。然而90年代后的情況表明，美國遏止了實力地位相對衰落的態勢，顯示了其不僅是世界經濟多極之一，更是實力之首的實力。其經濟自1991年3月美國經濟走出低谷至2001年3月，已連續增長10年，10年中年增長率達3.5%，創造了世界上最長的經濟持續增長周期的記錄。而且不僅僅是經濟持續增長，還出現了“一高兩低”并存的所謂新經濟現象，主要動因在于新技術革命的推動和經濟全球化的作用。為期10年比較良好的經濟發展使得美國經濟實力有所增長。其國內生產總值占世界生產總值的比重已由1990年的24.2%提高到28.6%。

（二）泡沫破裂的日本經濟

90年代后的世界經濟三極中，日本的經濟發展勢頭、狀態與美國產生此消彼長的位置互換。50年代至80年代的每一個10年，日本經濟發展速度都是既快于西歐、更快于美國的，從而使日美經濟實力對比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國民生產總值由50年代初的日本約相當于美國的6%上升為90年代初的66%，日本成為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經濟大國。

正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本經濟達到高峰的同時，其經濟泡沫也達到了頂點。1989年末，日本的資產價格（股票、土地和其他金融資產的價格）是國內生產總值的15倍；日本的國土面積僅為美國的4%，而其市場價值是美國的5倍多，僅東京房地產的市價總額就可以購買美國兩次。但是泡沫是不可能長期膨脹的。1990年，以當時發生的經濟周期性危機為契機，日本泡沫經濟崩潰，并使日本經濟在90年代以低于美國經濟增長率兩個多百分點的劣勢陷入經濟停滯，這是日本戰后以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在這樣一個經濟不景氣狀況中，又遇上了1997年東亞經濟危機的發生，這對日本經濟是再糟糕不過的事情了。這場金融風波既充分顯露了日本經濟實力地位的下降和對世界經濟的消極影響，反過來又對不振的日本經濟雪上加霜。1997年日本出現0.7%的負增長，1998年進一步惡化為2.8%的負增長，1999年勉強出現0.6%的經濟微弱正增長，2000年，由于國際經濟比上年加快（世界經濟增長率為4.7%），也由于日本近年來以國債為支撐擴張的財政政策逐漸顯效，日本經濟開始有所好轉，但也僅僅是1.5%的增長率。用經濟合作組織的話說，在經濟發展的道路上掙扎了幾年的日本經濟已經開始出現適度的復蘇。

過去的10年是日本經濟“失去的10年”，受泡沫經濟破滅和東南亞金融危機雙重打擊的日本經濟目前依然困難重重，但是日本的經濟實力猶存。可以說，日本的經濟實力、影響力只是相對于美國而減弱或相對于泡沫經濟高漲時而收縮，而并非基礎經濟大倒退。日本目前的國民生產總值約相當于排在世界第三、四、五位的西歐三大國德國、法國、英國的國民經濟生產總值之和。未來10年，日本將以接近2%的年均經濟增長速度發展，二十一世紀的日本經濟仍是多極世界經濟中的重要一極。

（三）一體化的歐盟經濟

西歐的經濟發展態勢在美歐日三者中始終處于中間的位置。80年代及其以前，西歐的經濟增長速度不如日本，但快于美國；進入90年代后，西歐的經濟增長速度超過日本，但落后于美國。以一個國家集團的實力計，歐盟的一些主要實力指標不僅大大高于日本，甚至超過美國。比如國內生產總值，歐盟占世界的29%，美國占28%，日本占13%。但不能簡單地據此認為歐盟的實力地位世界第一。歐盟是一個國家集團，15個國家的集合，盡管其一體化程度較高，可以作為一個實體與美、日并立，但畢竟不像美、日那樣作為單一國家成為世界經濟之一極。這要求歐盟既要加強經濟一體化，又要加快經濟發展，即通過“集中”和“積聚”兩個方面的努力，以鞏固和增強自己在世界經濟格局中的實力地位。

如何在較低通脹率和較低失業率情況下提高經濟增長率，是歐盟目前和今后一個時期著力解決的一個重要問題。相比于美國近年來已出現“一高兩低”的新經濟現象，歐洲要遜色一些。

二、美、歐、日經濟“軟著陸”狀況

從理論上講，宏觀經濟“軟著陸”是指一國國民經濟的運行出現“一高兩低”的良好態勢，即經濟高增長率、低失業率、低通脹率并存。

（一）經濟增長率

1997年以來，美國每年的經濟增長率都在4%以上。歐盟的經濟增長狀況是，1997年為2.7%；1998年為2.8%；1999年為2.3%；2000年經濟增長率第一次突破3%，達到3.4%，為1989年以來增長最快的一年，但仍低于美國；2001年，據經合組織等預計，歐盟的經濟增長率仍會保持在3%以上，從而將9年來第一次超過美國。從更長期的發展看，自現在起到2010年每年的經濟增長率為3%，已是歐盟確定的發展目標。

（二）通貨膨脹率

通貨膨脹率是與經濟增長率密切相聯的。按照西方傳統的經濟理論和實踐，美國、歐盟等發達國家，其在2.5%至3%的情況下是合適的，這既會使就業增加，又不會使通貨膨脹率過于上揚。歐盟近年來在經濟增長率、失業率、通脹率三個指標上，只有在低通脹率方面可以與美國相媲美，甚至比美國還低。

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經濟展望》報告，歐盟通脹率1998年為1.4%，1999年為1.3%。然而伴隨著知識經濟的發展，美國是在經濟增長率突破了傳統的界限的情況下，仍保持了較低的通脹率。歐盟則面臨著既要經濟增長率突破3%，并把高失業率降下來，同時又不至于使通脹率有大的上揚的艱難任務。事實上，自1999年下半年歐盟經濟增長速度加快以來，歐盟的通脹率也呈小幅攀升態勢。歐洲央行行長杜伊森貝赫2000年7月在歐洲議會發表講話時說，“我們絕不反對經濟增長率高于3%，我們所不希望的是通貨膨脹達到這一水平”，因此，歐洲央行對影響歐元區物價穩定的因素保持警惕，將繼續實行“把通貨膨脹壓力消滅在萌芽狀態”的長期戰略。從現在的發展態勢看，歐盟2001年、2002年的通脹率將回落到2%和1.8%。

（三）失業率

高失業率一直是多年來困擾歐洲經濟發展的一大難題。與美國近年來失業率壓低到4%的情況相比，歐盟的失業率高達10%左右。失業率與經濟增長率是密切相聯的兩個指標。一方面，高失業率是經濟長期穩定發展的壓力。據歐洲的統計，歐洲每年用于失業、貧困人口救濟和社會福利保障的開支高達1萬億到2萬億歐元，占各成員國國內生產總值的12%到20%。如此巨大的開支拖累了經濟增長。另一方面，提高經濟增長率是增加就業、降低失業率的主要途徑。近年來，隨著經濟增長的趨強，歐盟的失業人數在減少——從1996年及其之前的約2000萬人減少到1997年3月的1,800萬人、1998年5月的1,700萬人、1999年的1,600萬人和2000年1月的1,230萬人；歐盟的失業率也在降低——從1996年的10.8%降至1997年的10.6%、1998年的10.0%、1999年的9.1%和2000年的8.4%，預計今明兩年將繼續降至7.8%和7.3%。

此外，匯率情況也能說明問題。1999年1月1日歐元誕生，這既使歐洲經濟一體化達到一個新的高度，為歐盟經濟的發展提供新的動力、條件，也會在動蕩不已、危機迭起的世界經濟領域，為歐洲貨幣地位的提高增加一個新的籌碼。作為美國、歐盟、日本三極世界經濟格局，隨著歐元的問世，從長遠態勢看必將發生新的變化。歐元比之原本地位最弱的日元，其地位會進一步增強；就是比之世界第一貨幣美元，從長遠看也會構成挑戰。但歐元誕生兩年多，其表現特別是匯率表現，并不如原來預想的那樣好。1999年1月1日歐元對美元的匯率為1:1.19，而到2000年10月26日，1歐元只能兌換到0.823美元，歐元跌到了歷史的最低點，比誕生之初大約貶值了30%。

可見，目前的多極化世界經濟格局表現為美、歐、日三極并存。但隨著世界經濟多極化趨勢的發展，除了現有的美歐日之外，人們預測中國、巴西、印度、俄羅斯等國，如果在全球化進程中抓住機會、有所作為，也可能在21世紀的第一個10年到第二個10年，在多極世界經濟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從目前的實力地位和發展勢頭看，中國是最有可能成為第四極的國家。

世界經濟論文:世界經濟失衡現象透析

由于經濟全球化進程加快、國際分工格局變化以及世界經濟結構調整困難,世界經濟失衡現象將會在一定時期內存在,這成為我們制定宏觀經濟政策的一個大背景。目前的世界經濟失衡是一種動態均衡,世界經濟將在失衡中繼續保持較快增長。

失衡的主要原因

世界經濟失衡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美國經常項目的巨額逆差。2000年美國經常項目逆差為4160億美元,2004年擴大為6659億美元,2005年達到8065億美元。二是亞洲國家和地區經常項目大量順差,尤其是對美貿易順差。2000年亞洲國家和地區經常項目順差為2057億美元,2004年擴大為2487億美元,2005年達到3557億美元。對于這一問題,可以從微觀和宏觀兩個方面分析:從微觀方面看,經常項目差額主要表現為貿易差額;從宏觀方面看,經常項目差額等于儲蓄與投資的缺口。

美國經常項目巨額赤字的原因。美國經濟主要靠消費拉動,近年來這一傾向被不斷強化。20世紀80年代,美國消費占GDP的比重為67%,2005年達到72%。與此相對應,美國儲蓄率急劇下降。1995年美國個人儲蓄率為4%—5%左右,2004年下降為0.2%,2005年為負數。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認為,全美儲蓄率下降是造成經常項目逆差的主要原因。由于過度消費、儲蓄不足,美國必須吸收國外儲蓄以維持本國經濟增長,從而形成巨大的經常項目赤字。

亞洲國家和地區經常項目大量順差的原因。多數亞洲國家和地區選擇了出口導向的經濟發展戰略,這一戰略在促進經濟增長的同時也抑制了國內的消費需求,形成了過高儲蓄和巨額經常項目順差。而且,受亞洲金融危機影響,不少亞洲國家和地區一方面采取了謹慎的國際資本管理戰略,從國際資本市場的凈借款者轉為凈放貸者;另一方面努力降低國內投資支出,并通過高利率吸引國內儲蓄,從而使其儲蓄大大超過投資。

國際分工格局的變化及其影響。20世紀90年代以來,經濟全球化進程加快,生產要素跨國流動的趨勢進一步加強,從而改變了傳統的國際分工方式,即從主要使用本國生產要素進行生產并出口,發展為某些生產要素在一些國家集中并面向世界生產的新格局,表現為跨國外包發展和全球供應鏈延長。國際分工格局的變化,使世界各國對其比較優勢進行了重組,勞動密集型生產和服務通常轉移到勞動力成本較低的國家,包括多數亞洲國家和地區;美國等發達國家主要向國際市場提供資本密集型產品和服務,這些產品和服務會創造出新的就業機會和新的出口優勢。但這兩個周期通常是不同步的,尤其是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品的開發需要一個過程,表現為技術創新周期。這樣,各國比較優勢的顯現,包括新的出口和就業機會的出現就具有不同步性。當亞洲國家和地區的比較優勢體現出來而美國的比較優勢還未充分體現出來時,或者當美國的比較優勢體現出來而亞洲國家和地區的比較優勢還未充分體現出來時,就會出現雙方的貿易差額或經常項目差額。

失衡將在一定時期內存在

引起世界經濟失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復雜的。通過宏觀政策調整,可以將經常項目差額控制在一定的限度內,但很難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從表面上看,可以通過利率政策調整一國的儲蓄率,但實際上,無論是美國提高儲蓄率還是亞洲國家和地區降低儲蓄率,都需要一個較長的過程。因為儲蓄率不僅與利率水平有關,還涉及一國經濟和文化傳統,以及人口的年齡結構和勞動生產率水平等。

利用匯率調整也許是最容易的,只要美元貶值(其他貨幣相對美元升值),就可能減少美國經常項目赤字。但美元相對于歐元、日元等主要貨幣貶值相對容易,相對于亞洲國家和地區貨幣貶值則是一件困難的事情,它遠遠超過了宏觀經濟政策操作所能達到的范圍。即使亞洲國家和地區貨幣匯率能夠自由浮動,其作用也是有限的。第一,單個亞洲國家或地區的貨幣升值只會改變美國進口商對進口地的選擇,不會改變整個亞洲在新的國際分工格局中的地位。第二,亞洲國家和地區的貨幣升值不可能在短期內改變亞洲的高儲蓄傳統和消費習慣。第三,亞洲國家和地區需要貿易順差。對于那些實行出口導向型經濟增長模式的國家和地區來說,較快的出口增長意味著較高的經濟增長;對于那些飽受亞洲金融危機之苦的國家和地區來說,較高的出口增長率意味著較大的外匯儲備規模。從某種意義上講,亞洲國家和地區的這種“順差饑渴”和“外匯儲備偏好”,可能會伴隨其整個趕超過程的始終。

宏觀經濟政策調整可以限制失衡

通過宏觀經濟政策(包括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調整和經濟制度改革(包括匯率制度改革),雖然很難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但可以將世界經濟失衡控制在一定限度內,避免演化成金融危機,從而為解決這一問題贏得時間。

就財政政策來說,經濟學界基本達成了以下共識:美國要降低經常項目逆差,首先應采取緊縮性財政政策,抑制需求的過快增長,減少進口。有關數據表明,美國已經有所行動。在2005財年中,美國財政預算赤字下降為3186億美元,為2002年以來最少的一年。

從貨幣政策方面看,2004年6月份以來,美聯儲持續17次提高基準利率,目前美國聯邦基金利率已經上升到5.25%。較高的利率水平有助于抑制過度消費。

在亞洲方面,亞洲國家和地區經濟制度改革取得了重大進展,匯率制度的靈活性有所增強。許多亞洲國家和地區正在進一步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擴大內需。此外,前些年由于日本和歐洲經濟持續低迷,亞洲國家和地區的貿易順差主要由美國市場吸收,表現為美國經常項目赤字。隨著日本和歐洲經濟復蘇,這個問題將會得到一定程度的緩解。

目前的失衡是一種動態均衡

從理論上講,不平衡是絕對的、常態的,平衡是相對的、暫時的。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能在任何時間都保持國際收支平衡,一些國家的國際收支赤字必然同時表現為另外一些國家的國際收支盈余。

從現實出發,就美國與亞洲國家和地區的貿易關系看,失衡是比較嚴重的。但在短期內,由于這種失衡表現為動態均衡,因而呈現出一種相對的可持續性:第一,在國際分工新格局中,美國相對充裕的資本和技術與亞洲國家相對豐富的勞動力資源的組合,能夠充分發揮各方比較優勢,是一種較為現實的選擇。第二,亞洲國家和地區以債券的形式積累了對美國的債權;美國以直接投資的形式積累了對亞洲國家和地區的債權。這一不平衡根源于美國與亞洲國家和地區金融市場效率的差異(美國的金融市場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市場之一)。隨著亞洲金融市場的發展和完善,這一失衡會自動得到糾正。第三,近年來出現的跨國外包與供應鏈延長是世界經濟適應全球化趨勢的必然結果,它降低了生產成本,提高了生產率,增加了公司利潤,發揮了各方的比較優勢。因此,2001年以來,包括美國及亞洲國家和地區在內的整個世界經濟基本實現了較低通脹率下的較快增長。

目前的世界經濟失衡表現為“雙循環”:一方面,為了實現趕超戰略、為了保持較高的經濟增長率、為了積累外匯儲備,亞洲國家和地區通過各種方式提高出口增長率,形成了巨額的經常項目順差,美國經常項目出現了巨額赤字;另一方面,為了追求較高的資產收益率、為了保持儲備資產安全(包括維持美元匯率穩定,避免儲備資產損失),亞洲國家和地區的資金又回流到美國市場,彌補了美國的經常項目逆差,維持了美國的國際收支平衡。2004年美國經常項目逆差為6659億美元,當年資本凈流入為8218億美元。正是由于美國金融市場吸收了亞洲國家和地區經常項目的順差,亞洲國家和地區的資金回流彌補了美國經常項目的缺口,使國際金融市場達到了一種動態均衡,從而使世界經濟在失

衡中保持了較快增長。

世界經濟論文:復蘇的世界經濟及其不確定性分析

一、當前世界經濟復蘇的情況及趨勢

隨著今年第1季度的結束，去年的特別是9.11恐怖襲擊美國經濟之后引起的“全球經濟衰退”的擔憂，算是“貼身擦過了”。4月中下旬以來，各主要國際經濟組織紛紛調高了對今明兩年美國和全球經濟增長的預測。例如：

4月18日，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2002年世界經濟增長2.8%，比它2001年12月預測的2.4%調高了4個百分點，2003年可望達到4.1%；美國今明兩年的經濟增長分別為2.3%（比它去年12月的預測上調了1.7個百分點）和3.4%，將再度成為世界經濟的"motor"（發動機）。

4月25日，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勞倫斯.克萊因領軍、由60個國家的250位專家組成的聯合國專家組指出，世界經濟特別是美國經濟復蘇到來得比人們預期的要快，來自歐洲和亞洲的數據也顯示出復蘇的事實或先兆，但發展中國家要到今年下半年才能從復蘇中受益；今年世界經濟增長率將由去年的1.2%提高到1.8%，明年達到3%；復蘇受許多國家低利率、稅收措施、個人消費和消費者信心提高所推動，這些因素是復蘇的“點火器”，但還不足以保持復蘇的持續性和力度。

據此及據其它相關統計，對各主要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趨勢似可作出如下研判：

1.美國經濟復蘇來得比人們預期的要早、要強勁，促復蘇為持續增長的關鍵是振興企業投資

美國經濟在2001年9.11恐怖襲擊后“跳水”（第3季度GDP下降1.3%），拖累全球3/4的國家和地區經濟增速銳減；全球經濟和國際貿易增長雙創下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最低紀錄，分別為2.4%和1%；國外直接投資也由2000年1.3萬億美元減少到7600億美元。第4季度美國經濟出現有力反彈，增長1.7%。今年第1季度美國GDP增長按年率計算高達5.6%，大大超過了經濟學家們的預期。低通脹態勢將繼續保持，今年第1季度美國通脹率僅0.8%。美聯儲認為，近期尚看不到通脹加速的跡象，因此無須調高自去年12月定下的1.75%的利率水平（40年來的最低利率）。

這表明，美國經濟2001年第3季度1.3%的負增長，與以前發生過的歷次衰退相比，是時間最短、裂度最輕的一次。問題是美國經濟復蘇的下一步，是V型，W型，還是什么其他型？多數經濟機構認為，5.6%的數字不是現實反映，美國經濟可能再一次出現下滑。例如，金融市場的信息就不令人鼓舞，道·瓊斯指數自2月份以來又跌到10000點以下，美元也值有所貶。此外，與新經濟的佳期相比，目前5.7%的失業率偏高，近期可能會有所下降，但到夏季可能突破6%關線；第1季度的高增長首先來自庫存調整，貢獻率為3.1%，其次是私人消費增長，貢獻率為2.5%。目前庫存調整余地縮小，股市下挫和中東局勢緊張使消費者信心減弱。保持和發展復蘇的關鍵是企業新投資，但它至今尚未啟動。因此，華盛頓國際經濟研究所(IIE)的國民經濟學家卡特琳·曼說她“不相信如此之高的增長能夠繼續，但也不相信出現Duoble-Dip（上岸后再跳水）”，這也是多數經濟學家的看法。今年第1季度5.6%的增長率將逐漸回落到3.5%，下半年會出現企業新投資。布什總統在繼續要求國會支持他持續減稅的計劃，以促進短期的復蘇成為持續的增長。

考慮到9.11”恐怖襲擊及隨后的阿富汗打恐行動，以及安然、凱馬特、環球電信等大公司會計審計丑聞等沖擊性因素，美國經濟能在較短時間里實現較強勁的復蘇，說明經過10年新經濟發展，美國經濟的抗震能力和自我修復能力（包括貨幣財政政策的迅速反應能力和調節效應）已大大增強。

2.歐盟經濟復蘇遲緩乏力，短期內難以擺脫低速增長狀態，機制和制度的改革與創新勢在必行

據歐盟統計局今年3月12日公布的統計數字，歐元區12國去年經濟增長僅為1.5%，第4季度還下降了0.2%，今年第1季度起色不大，在0.1%-0.4%之間。IMF預測歐盟15國今年經濟增長與去年持平，2003年加速到2.9%。15個成員國中，英國情況較好（這將增強英國繼續留在歐元區外的信念），據英國國家統計局3月27日公布的數字，2001年以2.2%的實際增長率遠居歐元區12國平均1.5%的增長率之上。但受世界經濟減速和英鎊匯率偏高之累，占經濟產出1/5的制造業景氣不佳，2001年第2季度末陷入衰退。英國官方統計顯示，今年1、2月份有所復蘇，增長0.4%和0.5%，預計今年GDP增長率為2%，基本與去年持平。

其他4個大國（德國、法國、意大利和西班牙），占歐元區12國經濟總量的80%。曾為歐盟經濟“火車頭”的德國現已降格為“班里的差生”，增長乏力、失業攀高、預算失控、企業破產增多。IMF指出，德國經濟復蘇的當務之急是有效控制財政赤字上升的趨勢，回到歐元區穩定條約規定的基準值（不超過GDP的3%）以下，以提升人們的經濟信心和保持低利率水平。如果今明兩年德國預算赤字率（占當年GDP比率）保持在2.7%和2.0%，兩年的經濟增長率相應為0.9%和2.7%。德國政府預期今年經濟增長率為1.3%。法國經濟今年上半年增長0.8%（法國全國統計與經濟研究所3月29日的形勢分析預測），政府預測全年經濟增長1.4%-1.5%。意大利和西班牙也將在緩慢復蘇后進入低速增長。

IT領歐盟之先的兩小國愛爾蘭和芬蘭，因該產業在去年全球經濟減速中受累最深而劇烈波動，前者GDP增長率從2000年11.5%降到2001年的7.1%，后者從5.6%跌到0.7%，今年可望隨全球IT產業回暖而緩緩復蘇。

從中長期看，歐盟經濟必須通過機制與制度的改革與創新，振興企業投資，特別是與技術創新關系最緊密的風險投資，勞動力市場等經濟政策也必須進行有深度和力度的調整，才能促進經濟結構的調整 與升級，集聚和積累發展后勁。但是，15個成員國的統一市場和12個成員國的統一貨幣，運營和調控難度較大、成本較高，首腦峰會－歐盟委員會－成員國政府的行政層次和規制結構，以及成員國經濟政策協調，程序繁瑣復雜，照顧各方利益的妥協不能不減弱政策與調控的力度。因此，歐盟正在啟動憲制改革的大戰略和大行動，這是一項長期而艱難的任務。歐元成長為能與美元并立的世界貨幣，也要走過漫長的道路、經歷曲折的過程。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歐盟經濟只能保持低速增長和區域內相對穩定的態勢，并表現為先于美國經濟衰退而衰退，后于美國經濟復蘇而復蘇。

3.日本經濟陷在近10年來的第3次衰退中難以自拔，制造業向周邊國家轉移生產基地不可逆轉

IMF預計今年日本經濟經濟繼續萎縮1.0%，明年可有0.8%的微弱增長。日本經濟擺脫長期低迷的根本出路在改革。IMF指出，日本如果不能立即著手迫在眉睫的結構改革，首先是銀行部門的改革，其經濟增長將“看不到隧道盡頭的亮光”。日本銀行也指出“確保金融市場穩定及防范通貨緊縮情勢惡化，是極為重要的工作，同時結構改革也應齊頭并進，以解決銀行壞賬的問題”。目前，日本銀行的壞賬總額高達43萬億日元（換算為3230億美元），1500萬人（占日本人口總數近12%）欠消費信貸公司的帳，其中150萬－200萬人處于瀕臨無力償還的邊緣，個人破產創紀錄，每天有18.7人自殺，或離家出走從此失蹤。問題在于日本結構改革只是舊調重彈，寄希望于誘導日元大幅貶值刺激經濟復蘇缺乏有力度根本性改革行動。以至于人們懷疑其是否真正有改革的決心，小泉內閣2月27日宣布一項反通貨緊縮計劃時就說，“這是一場曠日持久的戰斗，沒有即刻解救的良方”。但日本擁有世界一流的制造技術、居發達國家前列的人均GDP和研發投入、居世界第一的國際收支順差和外匯儲備，這些是日本經濟增長的必要條件，但并非充分條件。日本戰后形成的政府主導型經濟體制，已跟不上經濟全球化的發展，洪水般貨物出口導致的出口生產能力過剩，也必須尋求出路，立足于保持和拉大對周邊國家制造技術差距的亞洲“雁陣”也被打破打亂。因此，越來越多的日本中堅企業以利潤最大化為首要運營目標，自主向亞洲周邊國家轉移生產基地的趨勢不可逆轉。

4.東亞經濟將逐步從美國經濟復蘇中重返增長通道，但長遠的可持續發展應積極推進次區域經濟一體化

東亞長期以來實行出口主導型發展戰略，經濟增長的出口依存度高，而且在1997-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后的短短幾年里，形成了對美出口IT產品的地區性和產品性結構依賴。如新加坡、韓國和臺灣等亞洲經濟體在金融危機后的迅速復蘇和再次衰退都同美國經濟的漲落脈動息息相關。這一結構特點和發展態勢，短期內尚難改變。因此，當前美國經濟的復蘇和全球IT產業回暖，將有助于改善這些經濟體經濟復蘇的外部環境，從而今年的增長可望好于去年。其中，韓國經濟復蘇要更強一些，據韓國中央銀行4月15日的預測，今年其經濟增長達到5.7%，大大高于其去年12月3.9%的預測。從中長期的發展看，積極推進次區域經濟一體化（如10+3和10+1），以構筑東亞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的平臺與通道。

5.國內政治局勢失穩和沉重的國際債務，是拉美經濟的兩大拖累

拉美經濟發展固然受美國經濟的影響，但根本拖累因素是國內政治局勢失穩和沉重的國際債務。巴西、阿根廷、智利三個拉美大國的國際債務占全球70%，一旦債務到期而失去償還能力，就會發生外資抽走、居民擠兌的貨幣危機，進而造成政局動蕩和社會危機。此外，美國的態度舉足輕重，美國和IMF在阿根廷和墨西哥貨幣危機處理上不同節奏和措施，就足以說明。IMF對因貨幣危機導致經濟與社會危機的阿根廷表示極大的憂慮，今年預計還要萎縮10%-15%。

6.內需支撐型大國經濟——中國、印度和俄羅斯，繼續成為世界經濟的三個亮點

中國、印度和俄羅斯是世界三個內需支撐型大國經濟，經濟增長主要靠內需拉動，這與強調外資外貿在經濟增長中的重要性并不矛盾，也不否認經濟增長還受到全球和主要貿易伙伴國經濟景氣的明顯影響。但國內市場大、內需旺，即使在全球經濟不景氣的條件下，仍能保持外資的吸引力和一定規模的進出口。在2001年全球3/4的國家和地區經濟衰退的形勢下，這三大經濟體的經濟增長各有特色，并分別實現了7.3%、5.6%和5.5%的增長，成為全球經濟的三個亮點，今年將保持較高增長的勢頭。

二、世界經濟復蘇的不確定性——因素與特點分析

1.當前世界經濟的景氣復蘇趨勢受國際油價的制約，油價漲落受制于中東局勢

IMF指出，以每桶（159公升）23美元為基準油價，今年全年油價若長期高于這個基準5美元，那么世界經濟增長將萎縮0.25%。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在美國眾參兩院銀行聯合委員會上也指出，油價上揚可能嚴重抑制占到美國經濟3/4的消費支出，1月中旬以來的油價上漲已經吞噬了家庭支出的購買力，美國經濟對目前的油價水平尚能勉強承受，如果長時間地繼續上漲后果堪憂；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歷次經濟衰退都始于油價上漲。在世界重要油庫的中東，巴以“以暴還暴”的沖突愈演愈烈，成為高懸在世界經濟景氣頭頂的“達摩克里斯之劍”。伊拉克從4月8日起暫停一個月石油出口，并呼吁阿拉伯產油國再次使用“石油武器”。如果局勢不能趨向緩和而走向全面對抗，油價飆升將不可避免，世界經濟的復蘇趨勢將被打斷。

2.美國經濟復蘇的不確定性，走向既取決于短期的行情性因素，更取決于長期的結構性因素

美國這次的經濟衰退不同以往，出現一系列非常規現象或不確定性因素。其中，短期性現象如可支配收入下降而個人消費支出上升，這里有低利率和低通脹因素的作用。但是，可支配收入的“透支”消費既不可能過度，也難以長期持續。長期性結構因素如勞動生產率和公司銷售額上升，但公司盈利狀況惡化、利潤率下降，導致企業取消或減少投資計劃，待別是與技術創新關系最為密切的風險投資銳減。這只能解讀為，以IT技術產業化為先導的美國新經濟經過持續10年高漲已越過技術創新高峰期，社會平均利潤率已經形成，投資邊際效應開始遞減，企業競爭從以高投資、高頻率技術創新為主轉入以優化組織、革新管理、降低成本為主的階段。構筑競爭的新技術平臺和增長通道需要高先期投入和較長的時間。美國IT技術平臺和快速增長通道的構筑就經歷了從里根、老布什到克林頓三屆政府20多年的努力。在新的技術平臺和增長通道未構成之前，美國經濟增長將更多地依靠政府宏觀調控機制的反應力和有效性，以及企業和居民的經濟信心和心理預期。

如果再作深遠的分析，美國經濟的高投資、高增長和高消費，長期依靠外部世界的資本和資源支撐，其必要條件是強勢美元。實際上，美國“三高”，世界“買單”。例如，美國經濟高增長與高貿易逆差和高經常項目逆差并存，必要條件之一，是年均高達2000多億美元的國外直接投資流入，4500億美元金融資產（占全球5萬億美元凈儲蓄8%以上）的外國政府和個人購買與持有。一旦失去這個必要條件，支撐美國超級大國地位的支柱就會崩塌。因此，從海灣戰爭到阿富汗打恐，深層次的經濟動因是保護美國攫取世界資源的安全和維護世界對強勢美元的信心。當然，也不應否定美國“三高”經濟為其他國家提供了出口市場、技術引進源等經濟發展的外部必要條件。

3.經濟全球化發展與 國際政治經濟秩序調整的矛盾，是制約世界經濟長期穩定和持續增長的根本

經濟全球化大大提高了世界資源配置的效率與效益，但全球化利益的分配既不平衡、更不合理。發達國家不僅不愿調整由其主導的現行國際經貿“游戲規則”，美國等發達經濟體甚至連這樣的秩序也不愿恪守，或以合法借口（反傾銷、綠色壁壘和保障條款等）加以扭曲。最新的案例是美國宣布實施其貿法“201條款”，導致了一場涉及2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鋼鐵貿易爭端”，最終結果遠未明朗。這是經濟全球化發展與國際政治經濟秩序調整之后的結構性矛盾，以及世界經濟發展不平衡加劇的一個表現，也是世界經濟長期穩定和持續增長的制度性制約。因此，從根本上說，建立一個效率與公平兼顧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促進世界經濟相對平衡的增長與發展，才能真正實現人類和平與發展的目標。

三、我國的應對策略思路

當今的世界經濟，除經濟全球化之外，還有區域經濟一體化和經濟民族主義，是三大潮流。美國是三大潮流的“弄潮兒”，歐盟的突出優勢是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中國家的優勢在哪里？特別是比較優勢在哪里？發展中國家要避免被全球化潮流沖向“邊緣化”，積蓄、集聚和發揮積極經濟民族主義的比較優勢，勇于和智于搏擊全球化和區域一體化潮流。中國是當今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堅持互惠互利、謀求“共贏”的全方位開放政策，加入WTO和啟動建立10+1（東盟＋中國）自由貿易區的談判，積極主動搏擊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潮流，努力在不確定的世界經濟發展趨勢中駕馭可確定的方位和空間，"jest-time"（恰值其時）地應變和調整，這無疑是繼續保持穩定和較快的經濟發展態勢、加快經濟崛起的一項外部必要條件。但必要條件特別是外部必要條件不等于發展的充分條件，充分條件的營造在于自身制度與機制的創新。入世為我國體制改革注入了外部壓力，這也是我國先易后難、漸進改革進入有時限（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適應入世的過渡期僅有3-6年）規定的攻堅性制度創新的動力。目前我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體制平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技術通道，是從上個世紀70年代末開始構筑的，至今經歷了20多年。但它還不完全適應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發展。因此，要以人世為契機，再經過15-20年的制度創新和技術創新，使之構建得更加堅實、寬廣和通暢，更加國際化和全球化，與世界經濟的發展軌道相接。對此，我們必須充滿信心，不為一時挑戰的嚴峻性和發展的波動性動搖信心而貽誤時機。

世界經濟論文:剖析世界經濟秩序與國內復興

全球金融危機過后,大多數發達經濟體增長率低迷、債臺高筑,飽受“二次衰退”風險的折磨;美國經濟復蘇過程跌跌撞撞,正經歷著無就業的增長;歐洲正處于十字路口,雖然已經采取了艱難的步驟,但至今仍未跳出主權債務危機的怪圈;日本在金融危機過后又遭受巨大災難,經濟復蘇面臨嚴峻考驗。但是對于新興經濟體而言,這場危機似乎成為一場勝利,中國在2010年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印度、巴西、俄羅斯等國經濟發展勢頭迅猛,為全球經濟復蘇做出了巨大貢獻,已經越來越多的人承認這個世紀將見證新興經濟體的強勢崛起,全球經濟版圖正處于變革的邊沿。新興經濟體的崛起將如何通過貿易和金融實力重塑現有的世界經濟格局?新興經濟體在這一進程中面臨著哪些風險和挑戰?面對新形勢新興經濟體該如何應對?本文嘗試對以上問題進行解答。

一、新興經濟體的崛起

過去的20年,世界目睹了新興經濟體在全球生產、貿易以及金融領域的成長,他們快速地與全球市場融合,為我們講述了增長的故事,同時也引起了全球經濟重心的轉移。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貿易總額中所占的比重由1995年的30%躍升至2010年的45%左右;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國際直接投資占全球總投資額的三分之一;與此同時新興經濟體所持有的財富和金融資產也大幅度增加,外匯儲備占全球官方外匯儲備的三分之二,它們的主權財富基金和其他形式的資產已經成為國際資本市場的重要參與者。然而新興經濟體的崛起之路并非一帆風順,其中也經歷了種種挫折。

1990年代初,注定會成為一個標志性的歷史階段,正是從那時起新興經濟體所發生的一系列事件開始重塑未來的全球經濟與政治。首先,最為重要的莫過于前蘇聯的正式解體,這個國家在矛盾重重的背景下踏上了艱難的經濟轉型之路。其次,印度1991年舉行的選舉將納拉席哈?拉奧(P.V.NarasimhaRao)推上了權力的寶座,印度開始推行經濟自由化、積極參與全球化。再次,1990年代,中國加快了自1978年就開始的經濟改革的步伐,從那時起,中國創造了連續二十年經濟高速增長的奇跡。最后,1990年納爾遜?曼德拉(NelsonMandela)總統將南非帶入了國際舞臺。這一系列事件匯集在一起,對全球經濟產生了深遠影響,并標志著全球化新紀元的到來。[1]然而事實證明1990年代的改革并未能夠促成新興經濟體的長期繁榮與穩定增長。華盛頓共識的盛行使得大多數新興經濟體面對金融自由化的誘惑時改革太過魯莽和倉促,新興經濟體一個接一個地受到沉重打擊,從1994—1995年的墨西哥到1997—1998年的韓國、馬來西亞、中國臺灣、印度尼西亞;從1998年的俄羅斯到2001年的土耳其,最糟糕的是2001—2002年的阿根廷,其經濟總量下滑了15%左右。除中國和印度外大多數新興經濟體都未能幸免。[2]2000—2007年期間,新興經濟體終于迎來了強勁的增長勢頭,中國繼續其令人驚嘆的增長速度,印度也表現出持續增長的趨勢。而且,被稱為“金融危機”代名詞的拉美地區也開始以全新的姿態出現在全球經濟舞臺當中,人均GDP連續多年增長幅度超過3%,但亞洲的表現仍然最為搶眼。在全球能源價格不斷回升的背景下俄羅斯經濟重新振作,“大爆炸”式的激進轉軌模式在經歷了必要的陣痛之后逐漸顯示出其優勢。“金磚四國”(BRICS)成為了新興經濟體的代表,在2000—2008年期間,全球經濟增長中BRICS貢獻了30%,與之前十年相比提高了14%,而G7的貢獻率則從70%下降為40%,BRICS占全球貿易總額的比例也顯著增加,如今已達到13%。[3]

2008年美國次貸風暴引發全球金融危機,使全球經濟陷入二戰以來最嚴重的衰退,美國2009年第二季度經濟衰退3.8%,失業率達10%,同年日本經濟更是衰退5.4%,為所有發達國家之最;歐元區同樣未能幸免。但是對于新興經濟體而言,這場危機似乎是驗證了他們的崛起不可避免。在危機最為嚴重的2009年新興經濟體平均增長率為1.5%,與發達國家形成鮮明對比。在新興經濟體當中,中國經濟保持了8.7%的增長,印度為5.6%,印度尼西亞也高達4.6%,新興經濟體扛起了引領世界經濟走出低谷的重任。自2007年之后,全球經濟增長80%的貢獻率來自新興經濟體,來自發達經濟的貢獻率僅為20%。由工業化國家和新興經濟體共同組成的G20取代過去一直把持全球主要經濟政策走向的G8,成為協調國際經濟政策的常設性論壇,象征著在新的全球經濟秩序中,新興經濟體將扮演更為重要的角色。全球經濟格局一直處于動態的演化過程之中,由國家經濟實力的此消彼長所引起的不同國家集團之間力量的失衡是世界格局變動的原動力。在1500年之前,中國和印度處于世界經濟發展的領先者地位,工業革命之后西歐取而代之,二戰之后,美國迅速崛起,成為全球經濟的主導力量,與德國、日本共同引領著全球經濟興衰。但是如今這一體系已經松動,那些過去曾被擠到外圍的新興經濟體正重新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中心,從而推動國際經濟格局發生改變。

二、新興經濟體的崛起促進全球經濟增長引擎多極化

在國際經濟競爭中,總有一些國家領先,又讓位于新來者,再又被別的新來者超過,落后者不會是絕對的貧困,領先者也不會絕對的衰落,歷史的變遷就是這樣。[4]新興經濟體的興起將推動全球經濟重心不可避免的東移和南移,全球經濟增長引擎多極化趨勢日漸明朗。全球經濟增長引擎意味著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的輻射效應遍及整個高收入國家以及發展中國家,該國的經濟政策對于全球都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為全球經濟增長提供持久動力。這就要求與其競爭對手相比它能創造更高的生產率和更快的GDP增長率。[5]歷史上,全球經濟增長的引擎和領跑者一直處于不斷變化之中。從15世紀,隨著西方世界興起,經濟重心從古老的東方轉向了西歐。從葡萄牙、西班牙到荷蘭,再到英國,以及后來的挑戰者法國、德國、日本,發展到今天的美國,他們都曾作為全球經濟格局的締造者而存在,為經濟增長提供動力,但是沒有哪個國家能夠永久性的保持全球經濟領域的主導地位,世界所有國家都遵循著自然的腳步,如個體一樣自有其生命周期。[6]

從2002年開始,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對全球GDP增長的貢獻率已經超過發達國家(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尤其是在2005—2009年期間,他們的貢獻率幾乎超過了三分之二。2009年和2010年金融危機期間他們更是完全支撐了世界經濟的增長,發達經濟體的貢獻率分別僅為0.04%和-0.07%。[7]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只是衡量新興經濟體影響力的一種方式,從世界銀行所開發的多維度增長極指數(multidimensionalgrowthpolarity)①能更為清晰的看出歐元區、美國和日本在1990年代之后,對世界經濟影響力的逐漸下降,而以BRICS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則是呈現上升之勢。如表1所示,2004—2008年中國的平均多維度增長極化指數為26.2,全球排名最高,說明中國經濟發展對全球的巨大溢出效應,美國、歐元區、日本分別以20.33、10.86、5.59緊隨其后,說明傳統的全球三大經濟引擎雖然已經日漸式微,但是目前為止仍然起著重要作用。韓國、俄羅斯、印度、新加坡、馬來西亞、土耳其、墨西哥和沙特阿拉伯都進入前十五強,其數量已經超過發達經濟體。

以上只是典型事實的表述,更重要的是需要深入考察在金融危機打擊之下新興經濟體為什么能夠對全球經濟產生越來越顯著的影響力?答案就是南南貿易聯系的加強。在過去的數十年時間里,南方國家②的總體經濟規模不斷增長,年均增長率高達4.6%,至2010年,南方國家的總產出占世界GDP的45%。南南貿易額從1990年占全球總貿易額的7%上升為2009年的17%。在2000—2009年,南南貿易的年均增長速度高達16%,與前一個十年的14%相比又有新突破 。在很大程度上,這種趨勢是由于亞洲工廠的出現、全球生產網絡中中國作為生產過程的最后組裝地所推動的。亞洲發展中經濟體在南南貿易中扮演主導型角色,該地區的貿易量就占到南南總貿易額的四分之三,而他們與中國的貿易額單獨就占40%。[8]僅2006年和2007年,亞洲發展中國家就吸收了中東地區總出口的16%、拉美和非洲總出口的9%。中國正在南南貿易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LevyYeyati通過對一組新興經濟體的考察,發現從2000年開始,它們經濟的發展更多的是依賴中國而非G7,隨著中國影響力的增強,G7的影響力卻在不斷下降,2000—2009年期間,新興經濟體與G7經濟增長的相關性僅為0.267,而與中國的相關性為1.115。[9]Garroway更進一步將研究的范圍擴大到整個低收入、中等收入國家,并得出相似結論。[10]

中國快速的經濟增長所需的大宗商品源源不斷地從南方國家運來,拉美、非洲和中東等南方國家由于出口激增而收入增加進而增加對制成品的消費,其中許多制成品就是產自中國和亞洲。中國以及東亞各經濟體通過自身的高速增長,輕巧地打開了整個南方世界經濟增長的閥門,并帶動了相關國家的共同復蘇。雖然人們不應夸大上述“反饋回路”的規模,中國還沒有強大到足以托起整個世界,不過,它有能力托起世界的一部分。[11]中國與其他新興經濟體也因此能夠不受西方國家普遍衰落影響而強勢復蘇,進一步通過南南貿易的擴張對全球產生溢出效應,引領世界,全球經濟增長引擎的多極化趨勢日漸清晰。

三、新興經濟體促進國際貨幣體系新格局

不同的全球經濟增長格局同樣會帶來國際金融格局的變化,新興經濟體的國際金融實力與其在全球經濟及對外貿易中的地位極不匹配,這種情形在未來必將得到改觀。未來最為核心的問題是國際貨幣體系如何能夠適應新興經濟體不斷壯大這一不爭的事實,促進國際合作減少保護主義和貨幣爭端,減少全球經濟運行的風險和波動性。2008年的金融危機暴露了當前國際貨幣體系的結構性矛盾。在如今的貨幣體系下,美國貨幣政策的改變即使對于其國內立場而言是適當的,也可能會給其它國家帶來災難。對于1980年代新興市場的債務危機,當時美國利率的大幅度提高難辭其咎;1994年美國貨幣政策的收縮毫無疑問加劇了墨西哥經濟所面臨的困境,最終導致了比索的崩潰。美國長期的貨幣寬松政策同樣造成了1970年代的通貨膨脹,與2008年的金融危機爆發如出一轍。[12]

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的發行國,其經濟政策需要與保持貨幣價值、貨幣供應量穩定增長與全球貿易平衡相一致,如果這些目標發生沖突,風險就會加劇。如果儲備貨幣發行國長期保持國際收支赤字,情況會變得非常糟糕,因為該貨幣體系是由市場信心來支撐的,歷史上正是這種情形最終擊垮了作為世界主導貨幣的英鎊。如今的美國正面臨著同樣的情形。美國作為全世界最終消費品的最大消費國是全球赤字的主要貢獻者,其貿易赤字在1990年代之后一路攀升,2006年達到歷史最高點,幾乎占GDP的6%(占世界GDP的1.5%)。金融危機使其經常賬戶逆差大幅度縮減,但是危機過后又是一路攀升,IMF預測到2015年,其逆差將達到6381.7億美元。與此同時,根據美國財政部的統計,2010年美國政府的財政赤字高達1.29萬億美元,政府債務占GDP比重為62.1%,2011年惡化趨勢明顯,前半年赤字已經超過9000億美元,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CBO)預計全年財政赤字會將達到1.48萬億美元,政府債務占GDP比重攀升至69.4%,僅利息開支就達到GDP的1.49%。美國正朝著危機的方向發展。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的中心地位將會受到“雙赤字”(巨大的國際收支逆差以及不斷膨脹的財政赤字)的影響而日趨走弱。目前的擔憂是美國可能正在接近曾經的儲備貨幣發行國都曾經歷過的臨界點,在這一臨界點上美元的過度發行導致全球對美元和美元資產信心的喪失。歷史經驗表明,美元統治的終結將如其他國際貨幣一樣不可避免。[13]

新興經濟體的情形則與美國形成鮮明對比,大多數新興經濟體財政狀況良好,債務水平大大低于發達國家,外匯儲備大規模增加,國際投資地位顯著改善。2010年底新興經濟體所持有的外匯儲備躍升為5.4萬億美元,占全球總儲備的66%。美國如今成為全球最大的債務國,而新興經濟體則成為主要的債權國。2009年底,美國的債務幾乎超過一半由新興經濟體持有。[14]新興經濟體憑借自身雄厚的外匯儲備逐漸在國際資本市場顯示出影響力,其中以中國、東亞和其他中東國家最具代表性,世界銀行預計至2025年中國的國際投資凈頭寸將由2009年占GDP比重35%上升為61%,而美國進一步下降為-69%;其他新興經濟體的國際投資凈頭寸占GDP的比重也都將大幅度提高。在不遠的將來跨境資本流動的主導權將更大程度的向新興經濟體傾斜。新興經濟體中的強勢貨幣將隨本國經濟規模的擴大、金融實力的增長而顯示出越來越大的外部性,國際化程度隨之提高。世界銀行預測了未來國際貨幣體系的三種情形:繼續保持美元的主導地位、美元和歐元以及某一亞洲貨幣三足鼎立、單一儲備貨幣(SDR)。根據當前世界經濟的發展格局,未來國際貨幣體系自然演化的結果將是多極化的出現,通過市場的自然選擇將會逐漸建立一個適應區域貿易集團(如歐洲、亞洲和美洲)的全球多元化國際貨幣儲備體系,其中包括實力仍然超群的美元。與單一世界貨幣相比,這種國際貨幣體系的劣勢是損失了一定程度的網絡外部性,規模經濟的收益減少,交易成本增加;但是多元的貨幣體系與如今美元主導的貨幣體系相比將提供更大的穩定性。[15]

歷史證明兩種或兩種以上的儲備貨幣可以同時存在:1910年代之前的幾十年中,盡管英鎊處于絕對的主導地位,但是法國法郎和德國馬克在歐洲大陸仍然被廣為使用。如今美元成為主導,然而歐元、英鎊和日元同樣作為儲備貨幣而存在。在主導貨幣之外始終會存在類似“輔幣”的幣種,它們作為人們一種分散風險的自然選擇而存在。在2009年全球的外匯儲備中,美元以62.1%的比例占據絕對優勢地位,歐元占比27.4%,英鎊占比4.3%,日元也保持著3%的比例。[16]未來伴隨著新興經濟體的成長,以中國在全球貿易中的份額,人民幣毫無疑問將會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它是新興經濟體中最有望成為與美元、歐元并駕齊驅的幣種。從歷史上看,儲備貨幣從一種貨幣向另一種貨幣轉變并非突發事件,而是一個緩慢漸進的過程,美元取代英鎊的地位花費了幾十年的時間,當時市場普遍預期英鎊將退位,不過該過程比預期緩慢得多;如今美元的衰落由于貨幣偏好的粘性、原有的制度支撐帶來的慣性等必然是長期的過程;同時也是由于美元缺乏強有力的競爭對手,還沒有哪個國家有可能取得像美國在二戰后所取得的全球主導地位,因此美元的地位得以維持至今。如今人民幣在國際上的使用充其量只處于初級階段,其他新興經濟體的貨幣還很少進入各國的儲備籃子,因此在國際金融領域新興經濟體可以大有所為,但任重而道遠。

四、新興經濟體崛起過程中的挑戰

1.新興經濟體未來可持續增長的能力

新興經濟體持續多年驚人的經濟增長速度帶有一定的迷惑性,在保持樂觀的同時不應忽視當前新興經濟體所存在的種種問題和挑戰。首先關于其未來可持續增長的能力。在過去的200多年世界經濟史中,只有產生了爆炸性技術創新的國家才能成為全球經濟的引擎,要求與其競爭對手相比它能創造更高的生產率和更快的GDP增長率。領先生產率的產生主要是由劇烈的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決定的。爆炸性的技術創新會帶來一系列具有突破意義的新技術,刺激生產 率在未來一段時間里快速提高,對經濟產生革命性的影響。之后這些新技術將在國內的各個行業之間推廣,并打破國家的界限向周邊國家擴散,帶動周邊國家經濟的發展。世界銀行對典型的新興經濟體從1965年至今的經濟增長質量進行了考察,結果顯示從1960年以來中國和印度的經濟增長很大程度上是由全要素生產率(TFP)所推動,從1990年開始,俄羅斯也出現相同的趨勢。但是在拉美地區、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以及南非,TFP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始終不明顯;在阿根廷和巴西TFP的貢獻率甚至出現了負值(平均值分別為-8%和-37%)。①這些TFP的數據是沒有區分技術創新和技術模仿的,在中國和印度,技術對于增長的巨大貢獻率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技術模仿而非技術創新,在這兩個國家創新活動更多地表現為數量的增加,[17]

這種現象是全球新興經濟體的通病。中印較高的技術進步貢獻率可以從經濟趕超的角度進行解釋。然而隨著中印與發達經濟體技術差距縮小,新興經濟體的后發優勢消失之后,它們驚人的經濟增長率還能否持續是我們應該認真思考的問題。通過對歷史的觀察我們發現利用國內市場作為經濟活動中的協調機制對于技術創新的出現是最重要的。無論最初的英國還是后來的美國,他們最重要的共同點就是依賴自身的國內市場作為資源配置的主要手段,利用市場中的價格機制作為國內生產決策的出發點,保持旺盛的國內需求才能有效地將本國消費者的偏好傳遞給生產者,國內市場成為了創新的主要來源。如今新興經濟體大多嚴重依賴外部市場,巴西和拉美依賴大宗商品的出口;俄羅斯經濟原料化現象嚴重、面臨現代化的迫切任務;新興經濟體國內消費市場受到嚴重擠壓,消費相關的服務部門遲遲未能發展起來,因而技術創新活動出現的幾率遠遠小于歐美。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擺脫對出口的依賴,充分利用國內市場,加大對教育和研發的投入,培育技術創新的火苗,是新興經濟體最終成為全球經濟增長引擎的重中之重。

2.國際貨幣體系變革的挑戰

國際貨幣體系新格局的形成要求新興經濟體的貨幣在國際貨幣體系中扮演與貿易實力相符的金融實力,其實質也是要求其本國貨幣逐步推進國際化進程,擴大本幣的外部性,向當前仍然處于貨幣金字塔頂端的美元發起挑戰。美元的信譽無可置疑地主要歸功于美國的政治穩定和良好的通貨膨脹控制記錄(如今已經受到侵蝕),以及美國金融市場的持續高效和開放。新興經濟體的貨幣想要成為國際貨幣必須具備以下條件:[18]首先,歷史因素,如果其他人也愿意的話,任何人都更愿意在交易中選取一種給定的貨幣,由于這個原因多重穩定均衡決定世界交易貨幣。其次,貿易和金融的模式,一種在國際貿易和金融中占有較大份額的貨幣具有一種自然優勢。再次,自由且完全發展的金融市場。最后,對貨幣價值的信心,價值不會不規則波動。如今新興經濟體中最有潛力的人民幣也僅僅部分滿足了第二個條件。大多數新興經濟體的金融實力僅僅是有限的提升。[19]

自由且完全發展的金融市場是貨幣國際化的內部支撐,目前我國仍不具備深度且有效的資本市場。通過提高國內金融系統的效率和增加透明性可以增強人民幣在國際上的吸引力,金融市場過度落后于實體經濟無疑會阻礙貨幣國際化的進程;資本賬戶的控制使得人民幣無法在國際上形成完善的流通網絡。因此,逐漸開放本國金融市場,讓人民幣完全自由兌換十分重要,既可更有效地達到輸送國內流動性的目的,也可增加國外投資者持有人民幣的信心。目前政府正在大力推動離岸人民幣業務,這是推動人民幣國際化重要的一步,但我國法治建設還較為落后,只要我們不能在這一最為基礎的方面取得顯著進步,外國投資者就會遲疑于投資在岸人民幣資產。新興經濟體在看到伴隨國力上升本國貨幣逐漸成為多極貨幣體系中的一員時也應當注意到伴隨而來的不利因素。就國內而言,首先,更大的貨幣需求波動,中央銀行會特別擔心國際化將造成對貨幣存量的控制更加困難。其次,貨幣平均需求的增加。在20世紀70年代日本和德國政府曾經擔心如果允許外國居民獲得本國資產,資本流入將導致貨幣升值,使得出口產品在國際市場上失去競爭力,這種擔心使得他們不愿推動本國貨幣扮演更多的國際角色。在國際領域,在美元衰落和新興經濟體中某些貨幣崛起的過程中,各國之間的“貨幣戰爭”必然加劇,因為在公共機構中并沒有看不見的手來保證帕累托最優的出現,各國缺乏某種形式的協調時將會使全球金融系統在達到穩定均衡的過程中出現較為激烈的博弈。從經濟角度看,適應區域貿易集團(如歐洲、亞洲和美洲)的全球多元化國際貨幣體系有可能在不同區域之間產生敵對關系,由此逆轉貿易和金融自由化進程。從政治方面來看,貨幣競爭可能轉變為嚴重的地緣政治沖突。市場驅動的通貨競爭會改變全球的資源和權力分配,導致更多的緊張和不安全,并對全球穩定和合作的大好機會產生潛在威脅。[20]因此,新興經濟體與發達國家之間通過各種機制進行充分的對話和協調、增進相互信任和理解是至關重要的。

3.全球治理的參與

伴隨新興經濟體的崛起和世界經濟格局的不斷轉變,原有的全球治理結構已經難以適應新的形勢。新的國際協調與管理機制如何體現各國之間經濟實力的不斷變化,是發達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體進行博弈的關鍵。在過去的一個世紀,美國和歐洲在制定全球經濟治理機制的過程中發揮了主導作用,從建立布雷頓森林體系、制定貿易自由化協議再到建立應對經濟、金融危機的合作準則等等,某些行為規范(以國際規則為基礎的決策程序、非歧視原則、多邊主義和透明運作)成為各國的共識。世界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世界貿易組織等國際組織雖然經過多次的改革,但仍然是美國在二戰之后樹立領導地位的產物,如今新興經濟體需要進入全球治理體系并發揮它們應有的作用。現階段充分發揮G20的作用是新興經濟體務實的選擇。G20因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而產生,其初衷是發達國家和新興經濟體攜手共同穩定全球經濟和金融市場。當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之后,2009年4月的G20倫敦峰會可以看作是新興經濟體參與全球治理的轉折點,是對既往世界體系內不同類型國家經濟實力與全球治理話語權失衡的積極矯正。[21]雖然飽受抨擊,但是近三年來的五次峰會已經使得G20不斷演變,從倫敦和華盛頓峰會制定的一系列穩定金融市場的計劃、監管協調、全球刺激措施到匹茲堡峰會的注重長期宏觀經濟治理,其關注的問題范疇不斷擴大,如全球經濟失衡、貨幣政策、債務水平等,取得的進展令人鼓舞。在未來,G20將繼續成為一個重要的協調各方利益的渠道,新興經濟體當立足于該平臺,積極創造有利自身發展的外部環境,化解可能存在的危機。

然而新興經濟體在G20中還存在著許多問題,最為明顯的是它們尚未形成一套關于全球經濟治理的替代方案,對于未來自己將發揮的作用和承擔的責任還未有清晰的認識,對于如何參與全球體系的建構也準備不足。新興經濟體內部由于彼此間的競爭和利益分歧,在削弱發達國家對經濟治理的壟斷特權方面能夠達成一致意見(如改革國際金融機構治理結構,提升新興市場國家發言權和影響力),而在其他方面(如出口市場的爭奪、匯率問題上的沖突、聯合國安理會改革的不同意見等等)卻很難達成共識,新興經濟體并不是由一群志同道合的國家組成的利益共同體。因此在各國積極參與全球治理的同時,只有加強新興經濟體之間的經貿聯系、深化國際合作、增強民眾相互之間的了解,才能增強應對未來挑戰的能力

世界經濟論文:分析世界經濟秩序與國內復興

隨著經濟全球化、社會信息化、世界多極化的趨勢不斷發展,以西方發達國家為主導的舊的經濟增長方式受到嚴厲拷問,比較之下,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的發展模式逐漸受到關注。不管愿與不愿,世界各國都已經承認,只有依靠新興經濟體的繁榮才能使世界經濟脫離衰退的深淵。2008年以來,中國經濟增長一枝獨秀,對世界經濟的貢獻率一度超過50%,令世界驚嘆。“中國模式”被神化,社會主義理論再掀高潮。然而,關注并不代表感恩和善意的合作,別有用心者唯恐“天下不亂”,千方百計阻撓打壓。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復興之路絕非一番坦途。

世界經濟新秩序的曙光

從1857年,美國爆發的第一次具有世界性特征的經濟危機至今,資本主義引發的世界性危機從來沒有間斷,影響較大的包括19251933年的大蕭條、20世紀70年代的石油危機、目前的全球金融危機等,每一次危機都給世界經濟發展造成重創。以美國、歐盟等為代表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經過多次自以為是的修正之后,不僅沒能讓世界擺脫危機的陰影,反而使危機的程度逐次加深。實踐證明,以西方發達國家為主導的世界經濟舊秩序已不再適應人類社會繼續發展的要求,世界迫切需要一種新的力量來平衡各方利益、引領未來發展。誰能成為這種新格局中的領軍者,就看誰能將全球經濟拉進增長的軌道。專業人士指出,不管是美國的金融危機還是歐洲的主權債務危機,其實質都是發展方式的問題,如果這種經濟模式得不到改變,經濟危機的問題就不可能解決。美國當前的主要任務是控制外債、減少財政赤字和增加就業;歐盟的任務是改變歐洲各國高福利、低生產、低稅收的發展方式、進一步協調各國的財政貨幣政策。顯然,主要發達國家在經濟復蘇的困境中自顧不暇,引領世界經濟發展的任務要另選主角。此時,新興經濟體以驚人的發展速度迅速走進人們的視野。

從七國集團到G20七國集團最初由美、日、英等七個工業化國家組成,俄羅斯加入后形成八國集團,目的是讓有關國家就國際經濟、貨幣政策舉行非正式對話,以利于國際金融和貨幣體系的穩定,屬于布雷頓森林體系框架下的非正式對話機制。八國集團由發達國家掌控,完全從發達國家的利益出發,討論制定對其有利的世界經濟活動規則。1999年底,隨著中、印、巴等新興工業國家和歐盟的加入,八國集團演變為20國集團(G20)。同時,隨著發展中國家力量的加強,在集團中的話語權不斷壯大,G20于2003年被確認為發展中國家的集體性稱呼。2007年美國金融危機爆發后,八國集團的國際影響力急劇下降,G20成為危機之后全球經濟政策協調的主要平臺。金磚國家的崛起2001年,美國高盛公司首次提出“金磚四國”概念,囊括了全球最大的四個新興市場國家——巴西、俄羅斯、印度和中國。2010年,南非作為正式成員加入“金磚國家”合作機制,“金磚四國”變成“金磚五國”,并更名為“金磚國家”。自2006年四國外長首次會晤開始,經過五年的發展“,金磚國家”初步形成以領導人會晤為主渠道,以安全事務高級代表、外長、常駐多邊組織使節會議為輔助,以智庫、工商、銀行等各領域合作為支撐的多層次合作架構。目前,“金磚國家”國土面積占世界領土總面積的27%,人口占世界總人口的43%。統計顯示,2009年五國國內生產總值占世界總量的16%,貿易額占全球貿易額的13%。根據2010年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改革方案,“金磚國家”在世界銀行的投票權將大幅增加至13.1%,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份額將達到14.81%。金磚國家的興起將導致世界經濟增長多元化,成為國際經濟關系民主化的自然推動力,使國際經濟政治關系呈現新特點,符合國際社會的共同利益。隨著G20和“金磚國家”在國際經濟事務中的話語權不斷提升,新興市場國家在世界經濟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逐漸得到肯定。人們在對G20和“金磚國家”的關注中,發現了一個共同的亮點——中國。

負責任的大國

從冷戰時的美國、俄羅斯,到后起直上的日本和聲勢浩大的歐盟,世界從來不缺少超級大國。遺憾的是,神話相繼破滅。危難之時,竟沒有一個國家勇挑重擔,拯救世界于水火。1991年蘇聯解體后,俄羅斯經濟一蹶不振;日本經濟在經歷二戰后的迅速增長不久,即于上世紀90年代開始陷入低迷;最大經濟體美國引發全球性金融危機后,不僅沒有擔負起拯救世界的重任,反而惡意籌劃危機轉嫁;歐洲經濟一體化進程在主權債務危機的拖累下舉步維艱曾經的超級大國形象正在一個個崩潰。與此形成鮮明對比,中國在國際性組織中的聲音越來越多,從G20峰會到“金磚四國”峰會,從博鰲論壇到達沃斯論壇,中國的國際形象正在逐漸清晰。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不再是世界經濟發展的旁觀者,而是更多地參與進了全球經濟格局變革當中,成為可以盤活全局的棋子。當世界主要經濟體深陷危機無法自拔時,手握3萬億外匯儲備的中國成了希望和信心的源頭。國際多家機構預測,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將在2020年前超過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大國。可以說,中國作為“世界經濟引擎”的作用已經得到認可。雖然這些言論居心未必正當,但從自身來講,中國絕不會推卸促進世界經濟增長和推動人類社會進步的責任。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已樹立起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形象,在搞好中國經濟的同時,積極地參與國際社會交往。但中國的發展絕不會走資本主義國家恃強凌弱的老路,堅定不移走和平發展道路是我們一貫的主張。我們的目標是,通過不懈努力,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并致力于維護世界的和平發展。

中國復興之路

21世紀初,我們的口號是“和平崛起”,但是對一些國家來說,似乎“崛起”這個詞很具有挑釁的意味。于是,“中國威脅論”鋪天蓋地般襲來,中國在國際交往中頻受打壓。其實仔細想來,1840年以前,中國穩坐世界第一大國的交椅已將近2000年。我們現在努力發展,只是想恢復一個大國應有的實力。智慧的中國領導人用“偉大復興”取代了“和平崛起”,既顯示了中國一心一意謀發展的決心,也使“中國威脅論”的制造者們無的放矢。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是近代中國人民持之以恒的奮斗目標。新中國成立以來的60年間,我們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今時不同往日,隨著經濟全球化、世界一體化的步伐不斷加快,中國所面臨的國際環境日益復雜多變;同時,在國內,隨著改革走進深水區;各種矛盾凸顯,想繼續摸著石頭過河變得越來越難。如何使改革順利推進,實現科學的、可持續的發展,一系列難題等待著中國政府去尋找答案。

內憂與外患并存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增長數據令世界其他國家羨慕不已,30年年均增長率達到9.8%,即使在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中國仍然保持著8%以上的增長速度。但在高增長的華麗外衣下,不和諧的隱患也在悄然增長。一些領域顯示出經濟過熱的信號,CPI居高不下,流動性過剩得不到有效控制、 房地產市場高燒不退,這些因素使得泡沫破裂的風險在不斷積聚。除了經濟過熱隱藏的風險外,一些社會矛盾也不斷涌現,如收入差距過大、社會保障不健全、環境污染嚴重等,這些不穩定因素的存在,給中國經濟的發展增添了很多不確定性,如何克服困難,保持良好的發展勢頭,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需要決策者們凝聚智慧不斷探索。

宏觀調控

既要正確做事又要做正確的事

資本主義世界的多次危機證明,完全放任自由的市場經濟的自我調節代價過于沉重,政府的合理干預是經濟平穩發展的保證。雖然在實行市場經濟體制方面,中國只能算是個“小學生”,但是中國政府的宏觀調控無疑是有力并且有效的。從危機后的4萬億刺激計劃,到目前的控制經濟增速、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宏觀調控的手段既順時應勢,又機動靈活。中國的宏觀調控要想始終保持這種成功的狀態,就要遵循一個理念:既要正確做事又要做正確的事。正確做事是指宏觀調控的方法和手段,也就是宏觀調控的工具要使用得當。宏觀政策包括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的特點是相機抉擇,即視經濟運行情況而采取相應措施,間接地調整經濟至平衡狀態。其好處是漸進、平穩、靈活。相比而言,貨幣政策更為直接和猛烈。理論上講,貨幣政策工具能夠憑借自動的傳導機制實現經濟平衡增長。但在中國,由于市場經濟機制不健全、金融市場運行不規范,貨幣政策在傳導過程中受到各種因素影響,往往達不到預期效果,反而會引發新的問題。因此,在這樣的非常時期,貨幣政策也應該包含一些相機抉擇的成分。比如,針對當前的經濟狀況,應該采取有松有緊的貨幣政策,對于某些過熱行業限制信貸額度,而對廣大小企業適度寬松。宏觀政策要做正確的事是指政府干預的領域要符合市場經濟規律、要有利于經濟健康發展。傳統經濟學理論認為,政府的微觀經濟行為主要是針對市場失靈的領域,而對市場能夠自發運行和實現有效自我調節的領域,政府應盡量退出。

以改革促發展

對于處于轉型期的中國而言,宏觀調控不是萬能遙控器,一些尖銳的社會矛盾光靠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配合遠遠不夠,要解決這些問題只有繼續深化改革。部分學者提出,中國改革需要頂層設計,需要將對內改革與對外開放結合起來,整體推進。的確,改革開放30年來,依靠充分發揮人民群眾的創造性和積極性,我們積累了大量財富,但同時也積累了不少矛盾。改革的成果沒有惠及全體國民,導致社會不穩定因素增加,其根源在于與經濟發展相適應的體制機制不健全。因此,只有繼續深化改革,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才能掃清中國未來發展道路上的諸多障礙。從目前的情況來講,中國改革的重點在于三個方面:第一,財政稅收體制改革,包括資源稅改革、財產稅改革和個人所得稅改革等,目的是使經濟發展的成果更多地惠及民眾,實現從“藏富于國”到“藏富于民”的轉變,同時盡可能地縮小收入差距;資源稅改革的目的是促進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緩解資源環境壓力,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第二,社會管理體制改革,主要是健全社會保障制度,特別是在教育、醫療、養老等方面,要與工業化、城市化的進程相適應,逐步消除區域、城鄉差距,使全體國民平等享有經濟發展的成果。第三,行政管理體制改革,主要是建設服務型政府,即通過優化政府結構、創新政府機制、規范政府行為、提高政府效能來不斷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公共服務需求。政府從某些不需要干預的經濟領域退出,而將資源致力于提供公共服務,不僅能夠滿足社會發展需要,也能夠增強政府信用,提高人民信心,實現政治安定和社會穩定。

世界經濟論文:論聯合國世界經濟預測分析

發達國家經濟前景堪憂

報告預測,美國經濟增長在2011年明顯放緩,估計只有1.3%,預計2012年增長率將維持在1.3%左右。盡管美聯儲已明確將“零利率”的貨幣政策維持到2013年,但財政政策前景很不明朗:美國國會的“超級委員會”沒能按計劃在2011年感恩節前就如何在今后十年削減1.2萬億美元財政赤字達成任何協議。在2012年大選之前,政治角斗將加劇,很難出臺既能在短期內刺激經濟增長,又能在中長期將公共債務降低到可持續水平的有效財政政策。政治僵局,消費者和投資者信心不足,居高不下的失業率,低迷的房地產市場,以及仍然脆弱的銀行業,這些因素之間的惡性循環,很容易使美國經濟陷入低增長,甚至衰退的泥潭。歐洲經濟的前景更糟。即使在樂觀的假設前提下,將主權債務危機控制在希臘等少數幾個國家,歐洲的經濟增長預計在2012年也只有0.5%左右。日本災后重建有望刺激經濟在2012年增長2%左右,但是災后重建所需的資金仍然有很大的不確定性。此外,如果歐美主要發達經濟體陷入衰退,日本經濟也會受到很大牽連。

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趨緩

報告預測,發展中國家經濟在2011年增長6.1%,明顯低于2010年7.5%的增長率。預計發展中國家在2012的增長將進一步放緩到5.6%。發展中國家在2011年增長減緩,主要是這些國家為應對通貨膨脹和信貸增長過快而采取宏觀經濟政策調控的結果。亞洲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在中印的帶領下仍然會高于其他地區,但中、印兩國的增長在2011年已比2010年放緩了一個百分點左右。中國從2010年的10.3%下降到2011年的9.3%,印度從2010年的8.5%下降到2011年的7.6%。預計中國在2012年的經濟增長還會有所下降,降至9%以下。拉丁美洲的增長已從2010年的6%下滑到2011年的4.3%,預計2012年將繼續下滑到3.3%。

風險主要來自發達國家

報告認為,世界經濟在2012年面臨的不確定因素和風險主要來自發達國家。發達國家能否及時有效控制主權債務危機,是影響2012年全球經濟走勢的關鍵因素。這些國家的主權債務風險、金融系統的脆弱性、低增長和高失業率以及政策空間受到的政治和經濟制約及其間的惡性互動,不但可使發達國家陷入另一次經濟衰退,也將嚴重威脅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與穩定。報告認為,歐元貨幣機制面臨著歷史性的挑戰。統一貨幣的背后,其他方面的一體化進程,特別是財政一體化,遠遠滯后。歐洲必須抉擇是加快推進財政等方面的一體化進程,還是任由貨幣一體化的倒退,即歐元區的分裂。報告認為,一旦歐洲的主權債務危機失控,該地區商業銀行將蒙受巨大損失,引發信貸緊縮,很可能會引發類似2008年雷曼兄弟公司破產時所造成的金融市場崩潰。其結果將使歐洲經濟陷入衰退,并影響到其他國家。這種風險很大。報告認為,美國經濟陷入另一輪衰退的風險也很大。風險之一是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的蔓延,導致美國銀行蒙受巨大損失。更嚴重的風險則來自國內政治決策的“癱瘓”。如果歐洲和美國同時陷入新一輪的經濟衰退,其他國家將會受到嚴重影響。在聯合國的“悲觀預測方案”中,如果上述風險變為現實,歐洲經濟在2012年可能會衰退1.6%,美國衰退0.8%。受到上述影響,發展中國家的增長將從2011年的6.1%大幅下滑到2012年的3.6%。全球經濟增幅將下滑到0.5%,以人均收入來衡量,全球經濟將陷入衰退。

世界經濟論文:世界經濟組織技術貿易產權糾正

WTO調整技術貿易和知識產權的功能主要體現在TRIPS協議中。正如有學者指出的那樣“對于TRIPS協議的解讀,不能僅僅局限于對知識產權的保護,還應該注意其有關促進國際技術轉讓、增進公共福利等方面的原則和宗旨。”〔1〕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WTO具有調整技術貿易和知識產權的功能。自TRIPS協議實施以來,其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的功能得到了充分的發揮,但其對技術貿易的發展和促進方面幾乎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同時特別需要注意的是,WTO在知識產權方面的作為越突出,其功能錯位和扭曲化就越嚴重,一方面WTO作為調整貿易管理的國際組織對知識產權的過多干預本身就存在眾多質疑,而其調整知識產權又對WIPO及其他相關國際組織的產生巨大沖擊,他們之間的矛盾也越加凸顯并難以協調。另一方面,作為一個調整貿易的國際組織,由于其對技術貿易的無所作為,使得國際技術轉讓的調整處于無組織管轄的混亂狀態,各國的利益沖突始終沒有辦法得到協調和解決。正是從這個角度看,WTO在調整技術貿易和知識產權方面的功能是錯位的,應該予以糾正。

一、WTO調整技術貿易與知識產權功能錯位的表現

(一)WTO調整技術貿易與知識產權功能的先天缺陷國際組織的功能應圍繞其宗旨展開,就這一點來說,WTO在調整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方面的功能體現得非常充分,但在調整技術貿易和知識產權時出現了扭曲。從WTO的歷史看,GATT的宗旨是要在國際經濟和貿易領域,通過各國相互削減關稅和各種非關稅壁壘,以消除國際貿易中的歧視和不公正待遇,實現世界貿易自由化,并在此基礎上提高生活水平、保證充分就業、大幅度提高實際收入和有效需求,擴大世界資源的充分利用以及擴大商品的生產和貿易。〔2〕因此,在GATT存續的近五十年的時間里,其一直致力于推進貨物貿易的自由化,消除貨物貿易中的差別待遇和各種貿易障礙。作為GATT的繼承者,WTO的宗旨雖然發生了一些變化,但其根基仍然在于推進貿易的公平健康發展。WTO的宗旨是通過建立一個開放、完整、健全和持久的多邊貿易體制,促進世界貨物和服務貿易的發展,有效而合理地利用世界資源改善生活質量、擴大就業、確保實際收益和有效需求的穩定增長。同時遵照可持續發展的目標以及不同成員的實際經濟發展水平和需要,保護環境并提高和完善環境保護的手段。〔3〕可見WTO的功能不再限于對貨物貿易的調整,而且肩負起了促進國際服務貿易發展的職責,而其宗旨中沒有關于技術貿易和知識產權的規定。因此,就WTO的宗旨來看,其調整技術貿易和知識產權的功能存在先天缺陷。

(二)WTO調整技術貿易與知識產權功能的人為扭曲從WTO的宗旨中,尋找不到其調整技術貿易和知識產權的只言片語,但在WTO的法律文件和機構設置上,均對知識產權問題給予了極大的關注。在《建立世界貿易組織協定》中,WTO明確規定了其機構設置,其中“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理事會”與“貨物貿易理事會”和“服務貿易理事會”地位相等。該機構負責執行TRIPS協議。“技術貿易和知識產權”問題雖然沒有在WTO的宗旨中得到體現,但這沒有影響到WTO對技術貿易與知識產權的調整,這也進一步例證了WTO功能扭曲化現象。這種扭曲從基本文件延伸到TRIPS協議。

1.WTO基本文件的后置性國際組織的基本文件是其產生、存在和進行活動的法律基礎,人們常稱之為國際組織的“憲法”。國際組織所有其他有關內部管理和對外關系的法規,都受基本文件的制約,都不得違背基本文件的宗旨和原則。〔4〕在WTO的整個法律體系中,《建立世界貿易組織協定》具有基本文件的性質。所以,從時間上講,基本文件應該是最先確定的,否則其指導功能和統領功能怎樣發揮。但從WTO法律體系的產生和歷史發展看,《建立世界貿易組織協定》基本上是最后產生的,該協定于1994年4月15日,在摩洛哥馬拉喀什召開的關稅和貿易總協定(GATT)部長會議上獲得通過。而調整技術貿易與知識產權的TRIPS協議,早在1991年年底,就已基本上獲得通過。〔5〕因此,《建立世界貿易組織協定》作為基本協定在對WTO其他具體協定的指導功能上存在一定的問題,甚至在某些方面是顛倒的。事實上,面對著已經存在的TRIPS協議,WTO基本文件采取的做法是:在宗旨中回避了知識產權和技術貿易,在機構安排上設置了TRIPS協議的執行機構。這也許是WTO在立法技術和司法實踐上的不得已而為之吧。

2.TRIPS協議的避實就虛WTO調整技術貿易應該是實至名歸、名正言順的。如果其真能將技術貿易與貨物貿易、服務貿易并列進行調整和規范的話,其功能并不會發生錯位或扭曲。但目前的情況是WTO的功能并沒有按照常態發展,其避開技術貿易,直指知識產權。雖然說技術貿易與知識產權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但就法律調整的視角看,兩者的區別還是非常大的,甚至是本質上的。技術貿易規則保護的是權利人的動態交易行為,而知識產權規則保護的是權利人的靜態無形財產。兩類規則的立法宗旨和立法目標是完全不同的。知識產權強調的是權利保護,技術貿易強調的是公平競爭和貿易平等。所以,WTO調整知識產權名不正,言不順,其人為化扭曲也正表現于此:其一,在名稱上的牽強附會———“與貿易有關”。WTO為了給其調整知識產權披上合法的外衣,十分牽強地在協議名稱上加上了“與貿易有關”的字樣。也就是說,在名字中加入“與貿易有關”字樣,主要是為了更能名正言順地納入WTO多邊貿易體系。〔6〕在名稱上的牽強附會有兩點足以說明之:一是該協議沒有解釋什么是“與貿易有關”,更沒有解釋此處的“貿易”是貨物貿易還是服務貿易等問題。之所以這樣質疑,是因為在WTO的法律文件中,有一個與其名稱相似的協議“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協議”,但該協議明確界定了“貿易的含義”,也是說立法者應該明白“貿易”是有多種解讀的,并其應該對此進行解釋和說明,但在“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產權協議”中卻沒有了解釋,。二是如果我們通覽TRIPS協議,就會發現,“與貿易有關”的字樣實為沒有必要,因為在其內容中,看不到哪類知識產權產權與貿易有關,也看不到哪類知識產權與貿易無關,即名稱不能概括內容、體現內容。這就難怪在實踐中,很多學者直呼WTO的知識產權協議,〔7〕而完全忽略了“與貿易有關”。其二,在內容上的連接設計———“技術貿易”。WTO與知識產權之間的聯系,除了借用了“與貿易有關”的名稱外,還在內容上設計了“技術貿易”的連接因素,因為WTO調整技術貿易順理成章。雖然在TRIPS協議的73個條文中,只有5個條文是關于技術貿易的。〔8〕但這5個條文在TRIPS協議中的意義和價值不能忽視。正是這5個條文架起了知識產權與WTO之間的另一個橋梁。WTO也是借此橋梁直接規定成員方的知識產權保護義務的。之所以規定“技術貿易”,就是要通過技術貿易的連接點,去調整知識產權產權。這也是WTO功能錯位的主要表現。

(三)WTO調整技術貿易與知識產權功能的不斷異化WTO在后TRIPS協議時代,取得的最大進展是2001年11月在多哈召開的WTO第四屆部長級會議上發表了《TRIPS與公共健康多哈宣言》,根據該宣言,WTO就公共健康問題開始談判, 計劃于2002年12月31日前就實施專利藥品強制實施許可制度、解決發展中國家成員方公共健康危機達成一致意見。另外,根據WTO第四屆部長級會議發表的《部長宣言》以及《多哈宣言》的要求,2003年8月31日,成員方政府一致通過了關于實施專利藥品強制許可制度的最后文件,即《多哈宣言第六段的執行決議》,成為坎昆會議首要的、也是最為顯見的成果。從上述WTO的對技術貿易與知識產權的態度看,其功能沒有發生任何變化。甚至可以說在調整功能的異化方面漸行漸遠。首先,無論是《多哈宣言》還是《執行決議》,均涉及的是專利制度框架下的強制實施許可問題,WTO調整功能仍在知識產權方面。其次,從WTO調整知識產權的功能上看,其關注的知識產權問題不斷細化和深入,這在某種意義上來說,是對技術貿易調整的進一步忽視和冷淡。最后,在WTO功能不斷向知識產權調整方面傾斜的過程中,WTO成員似乎已經習慣和認可了這種異化。其結果是,技術貿易在WTO的調整功能中有可能消失。

二、WTO調整技術貿易與知識產權功能錯位的弊害(一)WTO調整知識產權有悖其貿易管理法的性質TRIPS協議在其開篇就強調,各國應承認知識產權為私權。一般認為私權是與公權相對應的概念,前者強調權利者的意思自治,后者強調國家的管理。〔9〕知識產權具有私權屬性,所以知識產權法應屬私法勿容置疑;而國家對貿易的管理權是公權,該權利應由公法加以確認,因此各國管理貿易的法律屬于公法。從WTO肩負的歷史責任看,其主要是限制包括自己在內的各國政府的行為,從而使政府行為不至于嚴重妨礙全球范圍內市場經濟的運行、不至于嚴重損害本國人民的利益以及本國政府自身的存在。而WTO法律從產生到現在,確實是以從各方面限制各國政府與經濟有關的政策管理行為———包括市場準入、外匯管制、海關手續、關稅稅率等———作為自己的當前任務和奮斗目標的。〔10〕所以,WTO規則應該具有貿易管理法的性質,屬于公法。〔11〕甚至有學者認為其屬于國際公法的一個分支。〔12〕由此推斷,WTO作為貿易管理法的功能定位決定了其不宜對私權進行干預,WTO不應對知識產權進行管理,就像其不應對各國的物權進行干涉是一個道理。雖然貿易順利進行的前提是明確的產權制度和產權法,但這并不意味著,貿易法可以對產權制度指手畫腳。作為強調私權保護的協議,放到了以協調各國貿易政策的WTO法律中顯然是極為不合適的,其有悖于WTO作為調整貿易管理法的性質。

(二)WTO調整知識產權與WIPO的功能沖突在WTO產生之前,早已存在著致力于知識產權國際保護的專門的國際經濟組織,即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該組織成立于1970年,其主要宗旨是通過國家之間的合作,必要時通過與其他國際組織的協作,促進全世界對知識產權的保護。該組織主要職能是負責通過國家間的合作促進對全世界知識產權的保護,管理建立在多邊條約基礎上的關于專利、商標和版權方面的23個聯盟的行政工作,并辦理知識產權法律與行政事宜。WIPO的主要活動包括鼓勵締結新的知識產權條約,協調各國知識產權的立法;收集、傳播有關知識產權的信息,從事和促進這方面的研究;給予發展中國家以法律和技術上的援助,也為成員國的其他要求提供服務。WIPO認為其是知識產權領域的主導的專門機構。〔13〕所以,在TRIPS協議談判之初,

就有很多質疑的聲音,認為在WIPO之外另立爐灶,制訂知識產權保護公約實屬沒有必要。WTO對知識產權調整是對WIPO功能的挑戰和沖擊。兩者之間的沖突十分明顯:

1.知識產權保護理念方面WIPO是隸屬于聯合國的專門機構,而聯合國的宗旨之一便是加強國際合作以促進對人權的尊重。1948年的《世界人權宣言》第27條規定“人人享有自由參加社會文化生活的權利”,1966年的《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15條進一步規定“公民擁有參加文化生活和享受科學進步及其應用所產生的利益權”。這兩條規定,實際上為知識產權進入國際人權法保護領域提供了堅實的基礎。在WIPO管理的一系列條約中,許多保護知識產權的規定均充分體現了人權法所一貫倡導的理念,知識產權被視為人權的有機組成部分得到了較為完整的保護,比如《伯爾尼公約》中對作者的“經濟權利”和“精神權利”的雙軌制保護。〔14〕而與之相反的是,WTO卻對此采取了消極的態度。這集中體現在TRIPS協議在版權領域對作者“精神權利”的排除。正如有些學者指出的那樣,TRIPS協議所講的“保護知識產權”,在理論上和目的上,均與伯爾尼公約“根本不同”,〔15〕正是由于兩個國際經濟組織對知識產權保護的出發點和目標存在差異,因此,其各自框架下的知識產權保護理念沖突是不可避免的。

2.知識產權保護原則方面TRIPS協議和WIPO管轄的主要國際公約均確立了知識產權保護原則,但二者的規定并不相同。如WIPO所管轄的主要國際公約中均沒有“最惠國待遇”原則的規定,但TRIPS將該原則作為基本原則之一。又如兩者都規定了“國民待遇”原則,但對國民待遇的解釋卻存在著很大差異,這種差異表現在:一是享有國民待遇的標準不同。根據TRIPS協議的規定,能夠享有國民待遇的標準是唯一的,即“國籍”,而WIPO公約中的規定并非如此。以《巴黎公約》為例,享有國民待遇的人可以是成員國的國民,也可以是在成員國內有住所或營業場所的非成員國國民。二是對國民待遇原則的闡述不同。TRIPS協議對國民待遇的表述是“不低于”本國國民的待遇,而WIPO公約對國民待遇的表述是“同等”待遇。

3.知識產權保護內容方面WTO的TRIPS協議和WIPO所管轄的國際條約都是對知識產權進行國際保護的依據。但由于兩個國際組織的對知識產權國際保護的理念不同,導致條約之間的矛盾和沖突十分明顯。如,在專利方面,WTO要求成員國保護的專利只限于發明專利,而對于實用新型沒有要求,對于外觀設計另作規定,這與《巴黎公約》對專利的規定存在差異。因為,根據《巴黎公約》的規定,專利是指發明專利、實用新型和外觀設計。在版權方面,WTO并不要求成員方保護作者的精神權利,而《伯爾尼公約》中對精神權利的規定是強制性的。另外,在WIPO框架下沒有生效的《華盛頓公約》被TRIPS協議吸收并略做修改后直接生效。在WIPO框架下沒有作為知識產權的地理標志和未披露的信息等均被作為知識產權進行保護。

(三)WTO的功能錯位使技術貿易的國際法調整仍然缺位60年代以來,隨著科學技術在各國經濟發展中地位日趨重要,國際間技術的流動獲得了長足的發展。與這種發展不相適應的是,迄今為止,國際上還沒有一套統一的專門調整國際技術貿易的法律制度和準則。在WTO之前,聯合國貿發會(UNCTAD)一直希望制定一個調整國際技術貿易的統一國際法規范,并進行了努力和嘗試。自1974年5月聯合國大會第6屆特別會議首次以會議決議的形式提出:“要求制訂一項符合發展中國家普遍要求和條件的關于技術轉讓的國際行動守則”開始,直到1985年6月期間,聯合國貿發會組織各國進行了長達十余年的談判,其成果主要體現在《守則》上。但由于談判各方對《守則》中涉及的實質性問題存在一定分歧。所以《聯合國國際技術轉讓行動守則》目前仍然處于草案狀態。TRIPS協議雖然在內容上體現了對國際技術轉讓的關注,但其著眼點卻在對知識產權的保護上。如該協議第7條規定“知識產權的保護和實施應當對促進技術革新以及技術轉讓和傳播 作出貢獻,對技術知識的生產者和使用者的共同利益作出貢獻,并應當以一種有助于社會和經濟福利以及有助于權利與義務平衡的方式進行。”雖然該條涉及了技術轉讓,但強調的是對知識產權所有人的的保護。再如TRIPS協議第40條第2款的規定看上去是對技術貿易中的限制性行為進行規制,但并非強制性內容,而是對各國進行規制的一種許可或授權。所以TRIPS協議從本質上來講,并沒有對國際技術貿易進行調整,也沒有對國際技術貿易作出具有建設性的規定。綜上看來,由于WTO在調整技術貿易和知識產權方面的功能錯位,使本來應該納入其管轄范圍內的技術貿易仍然沒有得到國際組織的更多關注。調整國際技術貿易的法律仍然沒有得到發展和完善,其對國際技術貿易調整還只是原則性的,實質性內容比較缺乏。這種國際立法的空白狀態對國際技術貿易的發展十分不利。

三、WTO調整技術貿易與知識產權的功能糾正由于國際組織數量與職能的不斷增長,各種國際組織間的協調就顯得日益重要起來。〔16〕在技術貿易和知識產權領域亦是如此。就國際層面來看,目前調整技術貿易和知識產權的國際組織主要是WTO、WIPO和UNCTAD。所以,這三個國際組織的職能要得到充分發揮,就需要各組織之間的協調與配合。WTO調整技術貿易與知識產權的功能糾正應從其功能回歸開始,以此,還原WIPO在知識產權領域中的主導地位,同時促進UNCTAD退出對技術貿易的強制調整,配合WTO對技術貿易進行指導性調整。只有這樣,調整技術貿易和知識產權領域中的國際組織之間的關系才能理順,各國際組織的功能才能有效發揮。

(一)WTO調整技術貿易與知識產權功能歸位的途徑WTO的功能錯位就是其放棄了對技術貿易的調整,而去管理知識產權。所以,WTO功能歸位主要是指其回歸到對技術貿易調整的軌道上。WTO功能歸位可以從以下方面著手:

1.修改宗旨國際組織的活動必須符合其宗旨的指引和要求,WTO調整技術貿易的功能也應受此約束,或者說WTO調整技術貿易必須有合法依據,該合法依據只能來自WTO宗旨的有關規定。因此,通過部長級會議,修改WTO宗旨是WTO功能回歸的原動力。WTO的宗旨中應將技術貿易與貨物貿易、服務貿易并列規定。使WTO成為真正全面調整國際貿易的國際經濟組織。如果說GATT由于歷史發展的局限性,沒有對服務貿易和技術貿易作出回應是可以理解的。那么WTO在新時期下,甚至可以說在知識經濟高速發展的當代社會,在技術貿易蓬勃發展的時代,只對服務貿易作出了反映,而完全忽視技術貿易問題是讓人十分費解的,同時也不同滿足世界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所以WTO將促進技術貿易的發展作為其宗旨應該是WTO發展的必然結果。

2.制訂協議為配合WTO調整技術貿易的宗旨,有必要制訂新的貿易規則,即《技術貿易總協定》或《技術貿易的多邊協定》,該技術貿易規則的制訂可能會比較艱難,但并非沒有可能:其一《服務貿易總協定》的經驗借鑒。服務貿易進入GATT的框架內也是一個艱辛的過程。早在1973年開始進行的東京回合談判中,美國就倡議將服務貿易列入GATT框架之內,但遭到了發展中國家的強烈反對和抵制,未果。〔17〕烏拉圭回合談判中,服務貿易問題再次被提出,經過艱辛的努力,最終才達成了《服務貿易總協定》。雖然該協定只是一個框架協議,留下了大量問題未作規定。但它的簽署具有里程碑意義,標志著WTO調整貿易功能的進一步提升。同樣,WTO調整技術貿易也是其功能的又一重大變革,其困難顯而易見。《服務貿易總協定》提供的經驗十分寶貴,值得借鑒。其二曾經的有益嘗試。和服務貿易不同的是,在國際技術貿易領域中,有些國際組織對技術貿易共同規制的制訂做了有益的嘗試。如UNCTAD的《國際技術轉讓行動守則(草案)》、聯合國的《跨國公司行動守則(草案)》、以及TRIPS協議中的有關技術貿易的內容都為WTO制訂技術貿易規制提供了有價值的參考文件。“技術貿易的多邊協定”或“技術貿易總協定”從已有的國際指導性規范中提煉已經達成共識的內容,應該是有效可取的辦法。

3.改革機構為了配合“技術貿易協議”的執行,WTO的機構設置中應該有“技術貿易理事會”,該機構應與“貨物貿易理事會”、“服務貿易理事會”的職能并列。鑒于現有的“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理事會”是管理知識產權的專門機構,可以將該理事會進行改革,使其能夠執行“技術貿易協定”的有關內容。

(二)WTO調整技術貿易與知識產權功能回歸的良性后果

1.知識產權國際保護的法律秩序得以恢復學者們關于WIPO與WTO的關系討論較多,有人贊成前者向后者交出世界知識產權管理權,有人提倡二者平起平坐。〔18〕但筆者不能認同前述觀點。當今世界,可以參與各類法律關系的國際組織的數量在不斷增加,國際法律秩序也在不斷發生變化。世界各國如果因為國際組織之間的相互競爭而不斷從各種利益中進行取舍,〔19〕必然消耗其發展成本,同時國際組織之間的此消彼長,也是對世界資源的極大浪費。所以,國際組織之間的關系不應是競爭關系,而只能是相互的協調與合作。國際組織并不以營利為目的,其設立的主要宗旨應該是推動整個國際社會、人類社會更好地穩步發展,所以國際組織是國際社會組織化程度不斷提高的結果,〔20〕是促進整個國際社會秩序化的保障。從這個意義上說,WTO功能的回歸不僅是其內部發展的需要,同時也能夠將調整知識產權的功能交還給WIPO,使WIPO的功能得到更加充分的發揮,更重要的是WTO和WIPO的各就其位將使知識產權國際保護的法律秩序得以恢復。

2.國際技術貿易在WTO的框架下得到健康發展由于調整國際技術貿易法律的缺失,國際技術貿易就像一個“沒有娘的孩子”在世界貿易組織的大家庭之外徘徊,其發展狀況不容樂觀。長期以來,西方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在國際上,尤其是在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的技術轉讓中占據著支配地位。他們往往憑借其經濟、技術等各種優勢,在技術交易中損害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因此,在國際技術貿易領域,大量國內立法的沖突和矛盾無法得到協調和解決,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技術貿易領域中矛盾不斷深化,這對全球經濟貿易合作,以及經濟一體化的進程無疑構成巨大障礙。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的發展都離不開技術貿易,甚至從某種意義上說,單純的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是不存在的,或者說當今社會技術貿易早已經融入到了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之中。所以,國際技術貿易納入WTO的管理框架中,既是WTO自身發展完善的需要,也是國際經濟貿易健康發展的需要。

3.推動《聯合國國際技術轉讓行動守則(草案)》通過在《國際技術轉讓行動守則(草案)》的談判過程中,各國在許多問題上都已經達成了協議,但仍然有些分歧難以調和。這些分歧主要是:守則的法律性質;守則的適用范圍;限制性條款;法律適用和爭端解決。〔21〕雖然分歧集中在四個方面,但其中關于“守則的法律性質”問題至關重要,各談判方就此問題的分歧是:該守則是一項普遍的、按照國際法對締約國有正式的約束力的多邊公約,還是只是一個沒有正式約束力,與聯合國大會決議效力類似的法律文件,其實施還有待于各國的立法來實現。在歷屆談判中,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持前一種觀點,他們深信這是“唯一能夠有效地管理技術轉讓的方式”,“并有效地達到守則的目標,保證發展中國家在談判中的地位及對進口技術的迫切需求。”發達國家則持后一種觀點。通過上述分析,我們可以看出:如果守則不具有強制性約束力,其他三個分歧也就迎刃而解;如果守則具有強制性約束力,后三個分歧仍然是十分重要的。發展中國家之所以堅持《守則》的約束力,是因為他們在國際技術貿易中的利益無法得到保障,而在《守則》之外也不存在強制性調整技術貿易的國際法規范。這樣看來,如果WTO能夠將技術貿易的調整納入其中,各方關于《守則》法律性質的分歧就有了談判的回旋余地。如果《守則》以指導性法律文件的形式被通過,其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對WTO調整技術貿易的補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