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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經濟論文:論循環農業經濟發展措施

由于我國農業農村的實際情況比較復雜,對循環農業經濟中的科技研發力量還不夠高,從一定程度上制約了農業技術的推廣和應用,整體來看,農業技術水平低下直接影響了循環農業經濟的發展速度。循環農業經濟建設跟市場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由于對農業環境污染程度的了解不夠,消費者對農產品有害物質的含量等問題知曉,在對農產品的選購上還沒有形成一定的判斷能力,導致循環農業經濟發展缺乏必要的市場指導。當前我國的農民素質水平普遍不夠高,懂技能卻無文化限制了循環農業經濟的快速發展,因此,加強對農民文化、技能培訓是實現我國循環農業經濟的重要因素。我國財政政策制度建設還存在不合理的現象,對資源利用及環境保護的財政補貼缺乏針對性和靈活性,制度的不完善,直接影響了循環農業經濟的良性發展,另外,在稅收政策上還存在缺陷,加強稅收優惠政策對引導循環農業經濟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

循環農業經濟體系的內涵

1、循環型農業的內涵。現代農業發展將農業的可持續發展和循環經濟理論與生態系統相結合,在優化農業產業結構的過程中,實現農業系統的多級有效利用,對農業廢物的產生能夠實現清潔污染或盡可能少的污染,從而最大限度的將農業經濟活動納入的農業生態系統循環中的新型農業發展模式。從經濟的角度來看,循環型農業可以實現在不同農業產業之間充分結合生態系統的保護,構建靈活多變的資源共享,從而實現農業的優質、高效、低耗、生態等特點。在循環型農業發展過程中,需要從環境的保護,資源的利用,廢物的排放等方面進行合理有效的組合,從而實現降低農業成本,增加農民收入,促進農業和農村可持續發展。為此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對能量實現高效的利用。能量作為農業生產的根本動力,在循環型農業發展中,實現對能量的有效利用是提高農業生態系統的關鍵,在循環農業中,提高科學的調整農業系統的種植結構,引入高科技來實現農業生產系統中能量的充分利用,盡力挖掘自然能量來提高農業系統的對不可再生能源的投入。第二,對營養實現高效的利用。營養作為能量的載體,它是農業系統賴以維系的物質基礎,循環型農業對營養的高效利用是農業生產實現循環經濟的基礎,所以,通過配置合理的農業生產環節,以減少營養的流失或浪費,促進營養的多重利用和循環是確保農業生態系統穩定的重要部分。第三,對水資源的高效利用。水是實現循環農業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問題,通過建立生態工程和環境工程,來實現對農業中水的利用和循環使用,以減少水的污染和排放,因此對水的處理后再利用是實現污水資源化的關鍵環節。第四,對環境排放得到零污染。在循環農業生產中,確保生態系統、農業生產系統等各個環節的零排放、零污染,是實現農業資源完全利用的關鍵,也是促進環境保護的關鍵。

2、循環型農業結構調整優化的內涵。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加強對農業結構的調整和優化,不僅是確保農產品有效供應的實際需要,也是實現應對國內外農產品競爭的迫切需要。因此,從農業結構調整中,不僅要對產業結構、區域結構、生產要素等結構進行調整,還要對我國的經濟體制、市場結構以及城鄉經濟結構的調整,來實現對我國農業結構的全面、戰略性調整。因此,加強循環型農業結構調整的目的不僅要著眼于當前的農業和農村現狀,還有考慮國民經濟的發展全局。

促進我國循環農業經濟發展的策略與思路

1、樹立循環農業經濟發展理念。加強對農業循環經濟理論的宣傳力度,為促進我國循環農業經濟的發展提供堅實的理論基礎和環境,充分利用廣播、網絡、電視、宣傳車等形式來樹立農業循環經濟的觀念,使廣大農民認識到農業循環經濟的好處和意義,推動我國農業經濟觀念的普及和轉變。引導社會公眾對循環農業經濟的新的發展觀、新的消費觀建設,促進農業循環經濟與市場的結合,重視人與自然、人與環境的和諧相處,倡導綠色消費,減少不可再生能源的一次性消費,為維系生態系統的良性循環而努力。

2、加強循環農業經濟相關法律法規建設。制定相應的法律法規,促進循環農業經濟法規深入人心,加強法律的宣傳力度,增強人民對農業循環經濟法制建設的認識,對違反相關規定的單位或個人給予嚴厲查處,確保我國循環農業經濟建設穩定推進。如《食品安全法》、《綠色農業生產管理辦法》、《強制回收的產品和包裝物回收管理辦法》等。

3、加強對循環農業的技術創新。加強對我國農業科技人員的技能培訓,提高我國農業循環經濟技術發展水平是首要問題。人才是發展的源泉,制定循環農業發展人才培養規劃,力爭短時期內實現農業人才的快速提高,加強對農業科技的投入與推廣力度,完善農業科技投入與管理體制,促進多元化的農業科技推廣體系建設,不僅要財力給予支持,還要依靠政府的力量加以引導,充分調動一切有利因素,實現農業循環經濟的技術創新,同時,要動員全社會力量來參與到農業科技投入工作中,將我國農業發展推向市場化的道路上來,按照誰投資、誰收益的原則,強化農業龍頭企業的組織在科技推廣中的示范作用,以改善政府投入有限的現狀。

4、加強對農業產業集群建設。加強對農業基礎設施建設,鼓勵企業間的交流與合作,政府作為政策的引導者,要率先為農業企業建立一個產業集群發展平臺,以增強企業間的信任與承諾。構建循環農業產業集聚園區,以園區建設為發展載體,制定農副產品集中加工、生產、 銷售、運輸等發展規劃,結合各地區域優勢和產業化布局,建立以生產要素為紐帶,將上下游共生關系的農副產品在一個共同產業平臺上高效循環利用,實現對生產資源的充分利用和循環,并建立了相應的合作機制,從而實現企業相互依存,實現低成本和資源互補,為產業規模化、集群化生產的發展與擴張形成一定的集聚效應。

5、加強對農民的文化素質培養。培養新型農民,提高農民的整體素質是實現農業循環經濟建設的重要途徑,加強對農村農民的教育培訓力度,使得農民從文化素質能力方面實現九年義務教育的普及,采用多種培訓形式,針對農業生產上的技能需要,開展針對性的實用技能推廣工程,讓農民從農業生產中掌握必要的技能和知識,以此來促進農業生產的整體水平。比如農村富余勞動力進行牛、羊、雞、豬等養殖業技能培訓班,對蔬菜、苗木等經濟農業的種植技能培訓等,同時,通過制定相關的人才政策,鼓勵大中專畢業生到農村就業,鼓勵城市下崗職工深入農村,通過再就業來服務農業,鼓勵離退休農業科技人員,發揮余熱服務農村,不僅從人力和智力方面為農村提供了新的科技力量,也促進農村的整體文化水平,以適應循環農業經濟發展的需要。

6、加強對農業財稅體系的完善。繼續加大對我國農業財稅制度的完善和創新,推進農村稅費制度改革,建立新型的農業財稅管理體系,切實為我國循環農業經濟的健康有序發展營造完善的財稅環境。比如在對農業環境收取污染稅問題,從根源上明確造成農業環境污染的不是農產品本身,而是提供生產資料的生產企業的產品不符合農業安全質量標準,致使農藥殘留過多等問題,為此,加大對農業生產企業的課稅,從嚴治理。在農村財政方面要不斷創新機制,加大對農村農業的補貼標準和政策傾斜,讓更多的農民享受到財稅制度的新政策和成果。運用適當的財政、稅務、補助等經濟杠桿來引導社會資本向農村的轉移,如加大對農業生態系統的建設和規劃,加大對農業示范園區建設力度,加大對農業農機的投入力度,加大對農村農民的技能培訓等,落實國家對農業、農村的預算支出,建立財政支農資金的有效機制,促進農村個人、集體和國家多方面、多渠道來共建相互農業經濟發展的良好的制度體系和金融環境。

總之,加強對我國循環農業經濟的結構體系的認識,不斷調整相關產業的發展結構,加強對相應農業經濟發展的制度建設,不僅是落實農業發展規劃綱要的要求,也是提高我國農業經濟發展水平的根本途徑。鼓勵和引導多種經濟向農業農村的轉移,開展農業生態建設規劃和技能的推廣和應用,加快我國綠色經濟的建設步伐,進而推動我國循環農業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農業經濟論文:經濟學分支介紹——農業經濟學

農業經濟學是研究農業生產,及與其相聯系的交換、分配和消費等經濟活動和經濟關系的學科。其內容包括農業中生產關系發展變化,生產力諸要素的合理組織與開發利用的規律及應用 等。

對于農業中的經濟活動和經濟關系進行研究,起源于奴隸社會時期奴隸主管理莊園經濟的需要,在封建社會時期又有所發展。

中國古代的農業經濟思想,在宏觀方面主要強調富國安民,必須“以農為本,重農抑商”和減輕農民的租稅負擔;在微觀方面主要強調發展農業生產必須善于利用天時、地利,改良農業技術,并精心管理。闡述這些思想的代表著作有成書于戰國末期的《管子》和《呂氏春秋》、后魏時的《齊民要術》等。

歐洲古代農業經濟思想大體上和中國古代相類似。其代表著作有羅馬時代大加圖的《論農業》和瓦羅的《論農業》等。但是農業經濟作為一個專門學科,則是隨著資本主義在農業中的發展而逐步形成的。

十八世紀中期,在英國首先出現了研究農業經濟問題的專門著作,主要是對新興的資本主義農業產生的狀況進行描述,以及對農業中大生產的優越性及生產要素的合理配合問題進行分析,其代表著作有英國的《農業經濟》等。

十九世紀中期以后,德國出現了用抽象方法研究農業經營和農業生產的區位配置的農業經濟學著作,這把農業經濟學的研究向理論概括方面大大推進了一步,其代表作有屠能的《孤立國與農業和國民經濟的關系》。19世紀中期以后,資本主義國家的農業經濟學轉向研究農業經營形態問題,注重探討農業生產經營的合理集約度和合理的部門結構。

二十世紀20年代以后,美國對農業經濟學的研究趨于活躍,它主要研究資本主義條件下,農場主如何以最少的投資獲得最大利潤的原理、原則和方法,同時也更加重視對農產品運銷和農業金融問題的研究。

30年代以后,由于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加深,農業日益陷于市場劇烈波動的威脅之中,農業經濟學的研究又著重向農產品的市場預測,以及國家對農業生產的干預與調節方法方面發展。二十世紀50年代以后,資本主義國家的農業經濟學更強調定量分析,除了更加廣泛運用統計方法外,又進一步運用了數學模型的方法。

農業經濟學在其發展過程中,有逐漸分解為許多分支學科的趨勢。50年代以來,農業經濟學已逐漸分解為農場管理學、農業生產經濟學、農產運銷學、農業金融學、土地經濟學、農工商聯合企業管理學、農業政策學等更加專門的學科。

在中國,由于農業現代化建設所需要解決的農業經濟問題日益復雜和深入具體,農業經濟學也正在分解為許多專門的分支學科。二十世紀80年代正在形成和建立的有農業經營管理學,農業技術經濟學,農產貿易與價格,農村金融學,農業生產布局與區劃,農業資源經濟學,農業生態經濟學,畜牧業經濟學,林業經濟學,漁業經濟學等。

農業經濟論文:農業經濟結構調整思路

一、云南省農業經濟結構優化的具體思路

云南省農業結構優化的總體思路可表述為“兩個調整,一個外向型”。“兩個調整”包括了“調優”和調“高”,即優化農業經濟生產結構,建構布局合理、比重協調的農業經濟產業格局;提升科技在農業經濟增長中的作用;讓云南豐富的動植物資源轉化為能夠被商品化的特色農產品;通過提升云南農業經濟的投入產出率增加農民實際收入。“一個外向型”即努力發展外向型農業,增加云南省農產品在東南亞、南亞的市場份額,同時尋求更為廣泛和深入的地區農業經濟合作,進一步增強云南省農產品在東南亞、南亞市場的競爭力。

(一)云南省糧食作物結構的優化思路

云南省總體上糧食還不能完全自給,每年約5%的糧食需求尚需要從外省調撥,加之城市化進程的加快,一部分耕地被占用以及最近幾年自然災害頻發,使得云南省的糧食供給日益趨緊,因此應以保證糧食生產能夠基本滿足全省需要為立足點,確保播種面積穩定,確保糧食總量保持適度增長;同時應進一步對云南省的糧食作物種植結構進行調整和優化,進一步壓縮與市場需求不相適應且產品品質較差的糧食種類的種植規模,引導和鼓勵農民增加那些適銷對路的優質糧以及名特優雜糧的種植規模和種植水平。

(二)云南省經濟作物結構的優化思路

突出云南省經濟作物資源豐富的比較優勢,面向國內外市場,積極發展有規模、有特色、有品牌、有效益的經濟作物,努力發展適銷對路的農產品,搶占國內外市場。

1.水果:云南具有很多種水果種植所需的優越的自然氣候以及土壤條件,并且水果種類多、品種全,價格低。中國—東盟自貿區的建立為云南名特優水果的出口提供了廣闊的市場空間。發展外向型的水果種植、生產與加工是未來云南省水果產業發展的重要思路。

2.茶葉:到2020年,在茶葉的生產結構中,應進一步下調綠茶的生產比例,同時上調紅茶、普洱茶的生產比例,使綠茶在茶葉總產量中的比例降低至40%以下,而紅茶、普洱茶的比例達到60%以上,同時加快名優茶葉的發展步伐,推進茶葉的深加工和精加工,以茶葉文化的推廣為推手提高云南省茶葉的產品文化附加值。

3.食用菌:擴大珍稀食用菌類的種植比例,推動食用菌的深加工,建立起具有全國乃至世界知名度的食用菌品牌。同時可考慮在周邊適宜種植食用菌的國家推廣食用菌的種植和加工技術,開拓海外市場,使云南食用菌的種植、加工、銷售實現產業化、品牌化、國際化。

4.蔬菜:鑒于國內外市場對新鮮蔬菜、速凍蔬菜、脫水蔬菜以及無公害蔬菜的巨大需求,加之云南省在蔬菜種植和加工中具有的顯著的比較優勢,應重點發展無公害蔬菜、特色蔬菜、珍稀野生蔬菜等具有較強市場競爭力的蔬菜種類。

5.花卉:“十二五”期間,應進一步做好花卉產業的生產區域布局,擴大花卉種植規模,推進在花卉品種開發方面的技術研發;發揮云南省“植物王國”的稟賦優勢,收集和利用珍貴的野生花卉資源,發展特色花卉,使花卉產業發展成為云南省特色農業經濟的新亮點。

(三)云南省畜牧業結構的優化思路

全面推進云南省畜牧養殖的規模化、集約化、產業化經營,優化畜牧產品的品種結構,推進云南省畜牧產品的特色化發展之路。發展更具特色與競爭力的特色畜牧業,例如飼養騰沖雪雞、中甸尼西雞、版納茶花雞等“原生態”禽品種;開發龍陵黃山羊、玉嶺黑山羊、文山高峰牛等地方畜牧優良品種,擴大珍稀禽獸的人工飼養繁殖。

(四)云南省林業結構的優化思路

“十二五”期間,云南省應堅持林業生態、經濟、社會三大效益相統一,到2020年爭取森林覆蓋率達到70%。同時搞好林產工業建設,調整人造板的板種結構,積極開發新型、節材的新板種,著重發展復合結構微粒、定向結構刨花板等。

(五)云南省水產業結構優化的思路

云南省水產業的發展重點為積極推進全國高原淡水魚養殖加工基地建設,發展以抗浪魚、金線鲃、大頭鯉、滇池高背鯽等為代表的土著魚的人工繁殖和養殖。爭取到2020年,全省水產養殖面積達200萬畝,水產品總量達60萬噸,漁業產值達60億元,漁民人均純收入突破6000元。

二、云南省農業經濟結構優化的兩項重點

(一)進一步推進云南省龍頭企業發展

云南省農業龍頭企業的問題集中反映為三個方面:一是農村金融資源稀缺嚴重,融資困難仍舊是制約云南省農業龍頭企業發展的首要問題;二是大部分農業企業的農產品加工水平仍舊較低,規模化、產業化經營能力依舊較弱;三是農產品生產加工基地建設滯后,種植與加工矛盾日益突出。有鑒于此,筆者認為可從以下幾個方面對云南省農業龍頭企業加以財政和金融支持。

1.拓寬財政貼息資金的使用面。當前,財政貼息資金主要的用途在于農業基本建設以及固定資產項目貸款,而農業龍頭企業的項目一旦建成投產,更多的資金需求來自于原料收購,因此建議財政資金對產業化龍頭企業給予一定的流動資金貸款貼息,為云南省龍頭企業提供所需的資金融通服務。

2.出臺政府配套擔保補貼政策。建議政府相關部門聯合金融機構對省級以上農業龍頭貸款的擔保進行補貼,降低其貸款擔保成本;并考慮籌建由多個龍頭企業投資入股的擔保公司,以銀行核定的放大倍數為限,為龍頭企業經營提供一定的融資擔保。

3.完善金融部門相關制度,對農業龍頭企業加以重點扶持。建議省級金融機構按現行的信貸規章制度對農業龍頭企業進行信用評級;貸款定價根據企業信用等級給予一定的優惠貸款利率;允許各地州的金融分支機構根據本地區情況,創新適應農業龍頭企業的金融產品。

4.建立農業信貸風險補償基金,引導金融機構支持農業龍頭企業。可考慮通過對銀行發放的農業產業化貸款給予一定比例的風險補償,有效降低銀行支農信貸風險;對扶持農業龍頭企業的金融部門給予一定額度的稅賦減免;對省級以上農業龍頭企業貸款提供擔保服務。

(二)進一步推進云南省農業信息化建設

1.加強基礎建設,建設完善的農業 綜合信息門戶網站。以云南農業信息網作做為云南省信息化建設的龍頭,構建功能完善、信息化程度高的農業綜合信息門戶網站。同時加強州(市)級信息平臺以及縣級信息平臺的建設,使農業信息化建設適應全省農業產業結構優化之需要。

2.全面推進“數字鄉村”等重點工程的實施步伐。確保這些惠農工程得以高質量完成;繼續推進“三電合一工程”以及“信息化村示范工程”建設,以點帶面推動云南省農業信息化建設取得新的發展成就。

3.按照“整體規劃,統一標準,分步實施,共建共享”的原則,加強信息資源整合。通過推進設備、技術以及信息資源在各級農業部門的整合力度,實現設備、技術、資源、人才和信息共享。

4.充分利用云南省已搭建的農業網絡平臺,打造上下聯動、協同合作、資源共享的農業信息服務網站體系,并使之成為推進云南省農業信息化的重要載體和窗口。

三、云南省農業經濟結構優化的其他措施建議

(一)重視農村合作經濟組織的建立和發展

在“公司+農戶”模式具體的實踐中暴露出龍頭企業與農戶的利益關聯性不強,難以結成真正的利益共同體等問題。因此,推進云南農業經營的產業化步伐,構建和完善多種形式的農業合作經濟組織,進而將農戶和農業龍頭企業變為利益共同體是云南省未來農業實現產業化、規模化發展是必然選擇。

(二)建立有效的農業經濟宏觀調控體系

云南省的各州縣政府應加強對農業產業化的組織協調,解決在農業生產經營過程中時常發生的項目選擇盲目性問題以及生產規模化程度底、經營管理不規范的問題;進一步深化對鄉、縣級政府的改革,規范農業市場行為,形成有效的農民利益保護機制;針對農業產業化發展的要求,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針對農業產業化經營實行全程服務并采取多種形式對農民開展技術培訓。

(三)建立健全“風險共擔、利益共享”的利益保障機制

云南省各州市應因地制宜,鼓勵和引導省、市兩級的農業龍頭企業與農戶建立“風險共擔,利益共享”的緊密型利益分配機制、建立風險保障基金等措施防御市場供求變化和自然災害給企業或者農戶帶來的損失。

(四)努力開拓云南農副名優特產品的國際市場

將云南省的優質農業資源開發與全方位拓展農業品國外市場有機地結合起來,通過發展外向型農業使農業種植與生產由第一產業向二、三產業延伸,并讓具有潛力、富有優勢、經濟效益好的農業經營項目從多種化的經營模式中走出來,升級發展成為重點農業發展項目。同時可通過與外省知名企業以及國外廠商共同經營的方式,有計劃、有重點地建設一批農工貿一體化的農業龍頭企業。還可將這類企業的經營規模擴展到東南亞、南亞地區,推動農產品對外貿易的規模化和效益化。

農業經濟論文:農業經濟種業發展需求

1良種更新更換對遼寧省糧食產量增長的貢獻

新中國成立以來,遼寧省共進行了8次全省規模的品種更新更換,使良種覆蓋率由1952年的4.7%提高到2007年的95.9%。每次更新更換都使全省農作物產量有了明顯的提高。統計資料表明,57年間,我省糧食作物的播種面積由1952年的423萬hm2,減少到近年的322萬hm2,減少了23.9%,而糧食作物總產量卻由1952年的544.4萬t,增長到2006年的1974.3萬t,提高了2.63倍。可見糧食總產量的提高得益于糧食單產的提高。遼寧省糧食作物產量由1286kg/hm2上升到5676kg/hm2,提高了3.42倍。其中玉米產量由2150kg/hm2提高到6587kg/hm2,提高了2.06倍;水稻產量由2337kg/hm2提高到7769kg/hm2,提高了2.32倍,良種在其中發揮的作用是巨大的。

2科技創新能力提升對糧食產量增長的貢獻

隨著時代的發展和科學技術的進步,我省農作物品種的育種水平得到了長足的發展,良種的豐產潛力大幅度提高,這是我省糧食作物產量提高的最直接因素。以玉米為例,20世紀80年代初期,我省玉米區域試驗的對照品種丹玉6號平均產量7031kg/hm2;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對照品種丹玉13號平均產量8058kg/hm2;20世紀90年代對照品種沈單7號、掖單13號,平均產量8522kg/hm2;2000年以后,對照品種有丹玉26號、沈單16號、丹玉39號,平均產量提高到9446kg/hm2。各階段對照品種單位面積產量的遞增率分別為12.8%、5.4%、9.8%,同期全省玉米平均單位面積產量的遞增率為15.5%、7.5%、11.8%。可見對照品種單位面積產量的增長趨勢與全省玉米單位面積產量的增長趨勢基本相同。

3種子質量提高對糧食產量增長的貢獻

品種純度是優良種子最重要的質量指標,品種純度的高低直接影響品種的豐產潛力。試驗表明,在種子凈度、發芽率和含水量三項指標保持不變的情況下,玉米品種純度每提高一個百分點,可增產糧食242kg/hm2。所以提高農作物良種供給率是增加糧食產量的有效途徑。優糧工程項目實施以來,我省農業行政主管部門會同種子管理部門、農業科研育種單位及種子企業,將品種的防雜保純和提高農作物良種供給率作為重要工作任務來抓,使我省農業生產上使用的主要農作物良種供給率明顯提高。以玉米為例,2003年全省玉米良種供給率為25.5%,2005年提高到38.0%,項目區良種供給率達到45.0%以上。

4良種繁育基地建設對我省糧食綜合生產能力提高的貢獻

4.1促進了種子商品化程度全面提高

農作物良種繁育基地建設,極大地推動了我省種子商品化進程。有效地促進了全省種子質量檢測能力的提高。目前,全省雜交玉米、水稻、大豆種子的商品率已分別達到100%、72.9%、40.9%。商品種子質量也得到較大提升。以玉米種子為例,2005年,全省玉米種子監督抽檢樣品合格率達到93.5%,比“八五”期末的38.3%提高了55.2個百分點,比“九五”期末的71.4%提高22.1個百分點,超出全國平均樣品合格率6個百分點;全省良種供給率2005年比2003年提高了12.5%,如果按平均增產糧食242kg/hm2計算,兩年全省可增產玉米0.59億kg,增加社會效益1.18億元。

4.2促進了品種種植結構不斷優化

農作物良種繁育基地建設,加快了我省優良新品種的推廣速度。目前,我省農作物品種更新更換速度已由20世紀80年代以前的10年縮短為5~7年。2004年以來,全省共審定(備案)29種農作物353個品種,其中玉米東單60、華單208、丹玉39號、鐵單19,水稻遼粳294、丹粳9號、鹽豐47,大豆鐵豐31號,蔬菜沈椒系列、番茄L-402、合作90系列等一大批享譽全國的名特優品種,為我省乃至全國的農業發展做出了突出貢獻。2011年,農業部向全國推介的28個玉米、水稻、大豆主導品種中,我省審定通過的東單60、丹玉39號、遼星9號、鐵豐31等品種榜上有名。

4.3促進了我省糧食增產、農民增收

良種繁育基地分布在各作物的主要產區,通過發揮以點帶面的展示、示范作用,大大加快了我省農作物良種推廣步伐,增產增收效果顯著。2004~2005年,我省主要農作物良種累計推廣面積499萬hm2,良種更新更換面積459萬hm2,累計增產糧食17.74億kg,增加社會效益20.87億元,農民人均增收93.44元。其中21個優良工程項目區良種累計推廣面積374萬hm2,良種更新更換面積341萬hm2,累計增產糧食12.14億kg,增加社會效益14.28億元,農民人均增收63.93元。因此,農作物品種更新更換、科技創新能力提升、種子質量提高對遼寧省糧食產量增長有著重要貢獻,良種繁育基地建設促進了我省糧食綜合生產能力的提高,促進了品種種植結構不斷優化,促進了糧食增產和農民增收。

農業經濟論文:談農業經濟發展方式

一、農業科技發展水平落后

雖然,近些年來,我國增加了農業科研的投入力度,但是整體的現狀依然是農業科技發展水平較為落后。農田水利設施、耕地質量、農村環境保護等問題都是制約我國農業發展水平無法進一步提升的瓶頸。這幾年,國家在“三農”上的投入是大幅度增加的,同時也對農機具購置實行補貼政策,有的地方還積極發展農業保險體系,提高農業防災減災能力,至于鼓勵農民和內外資企業投資現代農業更是引起相當多地方政府的重視,這些是好的一面。然而,今年在山東、云南、貴州等地頻頻發生的旱災,又再給我們敲響了農田水利建設的警鐘。灌溉用水、節水改造、病險水庫除險加固等農田水利工程建設問題,如果不盡快加以改善,農業生產條件是難以得到有效提高的。同時,我們還應該看到我國農村的發展分散,難以形成規模效應,農業機械的使用率偏低,加之農村基礎設施的不健全,種種因素到加大了農業發展方式的轉變的難度。

二、農業從業者勞動素質低下

隨著我國國民整體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各行各業對人才的渴求越來越強烈,人才是發展的第一戰略,但是,在農業經濟中,由于人們的偏見以及看問題的不全面性,很多人覺得農業是不需要技術的,在決定報考專業的時候也不愿意進入農業,是實則不然,農業是有大量人才缺口的。隨著農業發展方式的轉變,更需要專業性的農業專家,但是,實際情況是,大部分從事農業的人沒有受過高等教育,受過職業技能培訓的人也寥寥無幾。整體的情況就是農業從業者素質低下,這在低碳經濟時期農業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是極為不利的,大大的減緩了農業經濟快速健康發展的步伐。

三、改善農業經濟發展存在問題的建議

(一)樹立低碳發展理念,減少環境污染

現階段農業經濟發展存在的問題和逐漸步入的低碳經濟時期要求企業要轉變農業發展方式,既要樹立正確的低碳發展理念,還要建立起低碳經濟的生產結構,真正的把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建立在科學發展和低碳高效的基礎之上,以減少對環境的污染,緩解目前農業經濟發展存在的環境問題。一方面,要樹立正確的低碳發展理念,我國所追求的GDP應該是綠色的GDP而不是以污染環境為代價換來的經濟發展,這就要求我們必須要找到科學合理的發展路徑,探索出一條低投入、低污染、低排放、低能耗、高效益的農業現代化發展道路,為促進農業經濟發展方式的根本轉變提供有力的保障。另一方面,在低碳理念的指導下建立低碳的生產結構,使資源能夠有效配置,有效發揮其作用,盡可能的以低投入獲得高產出。例如,例如,新農開發集團公司在企業內部樹立了正確的低碳發展理念,建立起低碳的生產結構,盡可能的以低投入獲得高產出,為企業高速發展尋求了有效的道路,同時也為我國農業經濟發展起到了推動作用。

(二)實施綜合化的農業經濟發展方式,提高其發展水平

我國是一個人口大國,要用有限的土地資源養活十多億人口并且還要走可持續發展道路,這就對我們的農業發展水平有很高的要求,從現在存在的問題來看,我國要使農業發展水平提高就必須要走循環化的、有機化的、科技化的、綜合化的農業經濟發展之路。要按照減量化、資源化的原則,遵循自然發展規律,正確的使用可持續發展的先進的生產技術,全方面的增加農業生產收入,在為人們提供產品的同時,增強我國農產品的國際市場競爭力,同時還能夠有效的保護生態環境,實現提高資源綜合利用率和回收資源再生產率的目標,并形成低碳經濟的循環經濟發展方式。

(三)加強對農業勞動者的培訓教育,提高其素質水平

目前,我國農業經濟發展水平低下,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從事農業的勞動者的素質水平不高引起的,人是主導其他事物的主觀印象,只有人的專業素質、綜合素質跟上了,才能夠徹底的改進農業經濟發展方式。因此,我國要想走科技化的農業經濟發展道路就必須組織有知識、有技術、專業素質能力強的團隊,定期的對從事農業勞動的人群進行知識、技術的教育培訓,并對他們表現良好者給予一定的獎勵,充分調動他們的積極性;同時,要對新開發出的技術工具、新研究出的產品等方面的給予農業勞動者們進行培訓教育。例如,隆平高科有限公司定期的對從事農業勞動的人群進行知識、技術的教育培訓,并對他們表現良好者給予一定的獎勵,充分地調動了他們的積極性。

四、結論

在低碳時期下對農業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是使我國變富強的必經之路,它是一個比較復雜的、系統的項目工程,是一個艱巨的長期性過程。我們必須要根據我國特殊的基本國情,借鑒國外先進的成功經驗,對我國農業經濟發展存在的環境污染問題、發展水平低下等問題加以解決,樹立正確的低碳理念、走一條循環化、有機化、科技化、綜合化的農業經濟發展之路,夯實農業的基礎地位,增強我國農業經濟發展的潛力,為我國實現科學的、合理的、可持續的農業經濟發展方式打下夯實的基礎。

農業經濟論文:調整優化農業經濟結構可操作性的思考

摘要:調整優化農業經濟結構勢在必行。然而如何操作，才符合國際國內實際，是理論工作者，尤其是實際工作者所關心的問題。筆者通過調整優化農業經濟結構環境分析，調整優化農業經濟結構的特點、難點、重點問題研究，提出新時期調整優化農業經濟結構的可操作性問題，即籌建農業項目籌備庫、培育農業產業化經營龍頭企業，以及落實科教興國，科教興農戰略，采取農科教結合，采取科教興村等。

2000年是世紀之交的一年，是“九五”計劃實施的最后一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把“加大農業結構調整力度，努力增加農民收入”作為今年的重要經濟工作之一。現僅就調整優化農業結構的環境、特點、難點、重點問題，可操作性問題，提出一些思考，以期與同行砌磋。

一、調整優化農業經濟結構的環境

縱觀我國農業經濟發展歷史，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通過對“十年動亂”的撥亂反正，全國的工作重心轉入經濟建設，農業經濟結構有了大的調整，由1980年農業在社會總產值中占68.9%降到1990年的46.1%①，下降22.8%，，1997年又降到18.7%②,已經開始由農業型轉向多種經營型,由賣方市場轉向買方市場。

在世紀之交,農業結構調整和優化的環境有了新的變化,給農業結構調整和優化帶來機遇,同時也是嚴峻的挑戰從國際形勢看，其表現有三：一是經濟結構調整呈現出世界范圍內調整的局面，尤其是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后將更是如此；二是農業科學突飛猛進，呈現出向農業縱深發展的趨勢；三是農業跨國公司影響力日益增大，且有越來越大的趨勢。面臨這樣的國際經濟形勢，作為國民經濟的基礎。

農業經濟的調整和優化要抓住這次機遇，同時也要及早準備，周密規劃，嚴格實施， 迎接挑戰。要有緊迫感和使命感。

從國內經濟形勢看，我國經濟在國際國內的復雜環境下，克服了重重困難，取得了顯著的成績。 但是尚有許多急待解決的問題，諸如，有效需求不足，農村市場疲軟；農民收入增長緩慢；農業結構不合理的矛盾更加突出，等等。現實也提出了農業結構調整和優化是勢在必行的。不調整，就沒有出路。不調整，就難以提高農業整體效益和增加農民收入；不調整，就難以適應加入世貿組織對農業的要求和挑戰；不調整，就難以推進農業現代化和農業可持續發展。

二、調整優化農業經濟結構的特點、難點和重點

1、特點：在上述國際、國內復雜的經濟環境下，農業經濟結構調整呈現三大特點：一是具有規律性。即第一產業呈下降趨勢；第二產業呈穩定趨勢；第三產業呈迅速發展趨勢。在第一產業內部，種植業是下降趨勢，林牧漁業呈增長趨勢。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無論是發達地區還是中等欠發達地區，都不例外。二是具有階段性。農業經濟結構調整有一個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即由形成期、成長期、高潮期，到退潮期的時序階段變化。而這些階段的長短是受社會經濟和自然條件因素制約的。對此要有明確的認識。三是具有差異性。不要說世界范圍內國與國、地區與地區的差異，就是在中國，由于幅員廣大，各地區社會條件和自然條件千差萬別，也決定了農業經濟結構具有強烈的地域的差異性。全國從總體上可劃分為東中西三個地帶。據統計位于西部地區的陜西省，1997年第一產業占國內生產總值的37.9%，而位于東部地區的江蘇省為15.1%，浙江省為13.7%，山東省為18.6%。③

2、難點：新時期農業經濟結構調整起碼有三大難點：一是這次調整優化要向農業的廣度和深度進軍，在目前農村經營體制和農民素質低的情況下，難度較大；二是這次調整要切實落實科教興國、科教興農戰略，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從粗放經營轉向集約經營，從利用資源轉向利用和保護資源，這一過程是遞進的過程，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奏效的，為農業經濟結構調整帶來困難。三是這次調整優化農業經濟結構要以市場經濟為導向，以實現農業現代化為目標。而市場變化多端，現代化進程曲折不平，都將為農業結構調整帶來難度，需要認真對待，才能立于不敗之地。

3、重點：新時期調整優化農業經濟結構的重點：一是將糧食轉化為肉、蛋、奶等，適 應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需要；二是將低檔次的農產品調為高品質的農產品，適應中國加 入世貿組織對農業的要求和挑戰；三是在大江大河源頭地區重點退耕還林、植樹種草， 促進農業可持續發展。

三、對調整優化農業結構可操作性的思考

為保證新時期調整優化農業經濟結構目標的實現，結合對農業經濟結構調整研究的 成果，從可操 作性方面提出幾點思考。 調整優化農業經濟結構，要突破農業僅提供初級原料的局限性，按農業產業化經營體制的要求，加強農業產前生產資料供應，以及農業產后的儲運、加工、銷售等服 務，打破目前以初級原料生產的單一格局，促進傳統農業的基礎向新的產業分化； 以農產品加工為主導產業，提高農產品的加工增值率和提高農業資源的綜合利用率； 把農業建成現代化基礎產業。 為達到上述目的，各地可制定不同內容的農業經濟結構調整的規劃方案。為使規劃方 案更具有可操作性，可依據方案，制定出一個具體的項目儲備庫，可劃分為近期、中 期、遠期項目，也可分為大、中、小三類項目。項目庫可做到“項目建議書”的深度。包括：項目背景、項目內容和方案，項目資金預算和籌措，項目達產后的效益 估算，項目承擔單位等

。有了項目庫可向社會招商引資，也可向主管部門爭取基本建設投資資金，也可向社會項目信息提高知名度、信譽度。1999年中國農業大學 為河南鄭州金水區制定的158個項目的區一級項目儲備庫（包括文本、軟盤和光盤）目前已到海南、深圳、廣州、上海以及日本、韓國引進了項目和資金。調整優化農業經濟結構要突破農業部門分割，生產經營分散的局面。在家庭經營基礎上通過現代市場經濟的協議、契約、合同、參股、投資、入社等，發展合作 社、專業協會、股份公司和法人企業，實現龍頭企業加基地加農戶的農業產業化 經營模式。在這一過程中，培育和完善龍頭企業是關鍵。據研究，培育龍頭企業 的原則有三條：一是因企制宜原則；二是精簡高效原則；三是利益共沾原則。

選擇龍頭企業有三條標準：一是具有法人資格的企業；二是具有雄厚的技術力量、 良好的科研、生產、推廣體系的企業；三是開展企業公共關系，即能與基地和農戶有機結合的企業。龍頭企業在農業產業化經營中的運行機制有三條：一是龍頭 企業與基地鄉（鎮）村（組）的合理利益留成的機制；二是龍頭企業與農戶之間的價格（保護價）運行機制；三是基地與農戶的利益留成再分配機制，可采取獎 金、補貼、資助的方式再分配給農民一部分利益。 調整優化農業經濟結構要突破農業技術落后局限，加快實施科教興國戰略，提高科技創新能力。科教興國可從農村社會最基層細胞 村級單位搞起，即科教興村。 在全國部署科教興村試點時，抓住調整和優化農業產業結構的特點、難點、重點，做好規劃方案，農科教結合，提高農民素質，普級實用科學技術，建立主導產業， 要以村帶鄉、帶縣、帶省，促時產業結構和地域結構的合理化。

據不完全

統計，截止到1999年9月，全國已有5個省、18個鄉、1251個村有計劃、 有步驟開展科教興村的試點工作。在邁向小康村目標的過程中，達到“生產好、生活好、環境好”的標準。《農民日報》在1999年9月報道：“科教興村3年富民百萬”，累計增收15.1億元，參加試點的農民平均增加收入100-500元。科教興村中，有2400名科技人員走村串戶，為農村培訓技術150萬人次，推廣實用技術4800多項，建立主導產業120多項。北京上莊鄉以中國農業大學為技術依托，實施科教興村，大學教授不僅為該鄉規劃并實施翠湖水鄉的“青、少年農業科技教育基地”，而且開展遙控航模，水生植物園、昆蟲標本、鮮花干制等多項技術，以旅游業項目為切入點，帶動了全鄉農業經濟結構的優化。

總而言之，如能在廣大農村調整優化農業經濟結構時，突破農業僅提供初級原料的 局限，突破農業部門分割、生產經營分散的局限，突破農業技術落后的局限，重點 搞好農業項目儲備庫，培育和完善龍頭企業，開展科教興國戰略的實踐 科教興村，新時期農業經濟結構的調整和優化就會順理成章、事半功倍。

農業經濟論文:國際農業經濟技術交流趨勢

1多方引進整合轉化

7年來,協會通過多種途徑,引進日本、亞美尼亞、格魯吉亞、俄羅斯、波蘭、韓國等國的葡萄、甜杏、蘋果、梨、草莓、有機肥料等農業新特優品種資源10余批50多個新品種,如亞美尼亞甜杏、甜柿、甜石榴、無花果;日本甜柿、有籽、無籽葡萄、多色宿根草櫻花、長山芋和塊狀白山藥;韓國的優質、早熟香梨;美國的黑薯、無籽葡萄、李子、西梅;緬甸的觀葉薯;格魯吉亞的純黃色香味無籽葡萄、羅馬尼亞的極早熟無核葡萄;保加利亞的錯季草莓;臺灣省的PE節水灌溉技術及設備;美國、法國的優種火雞;法國的瘦肉型種豬;荷蘭的錦帶花、藍草坪草;非洲的駝鳥等。這些資源不僅大都可以直接利用,而且還是雜交利用、整合創新的寶貴資源。通過石家莊的中心基地和在全省創辦的60多處農業引智成果轉化、示范、推廣基地,近幾年來所引進的多批良種資源和多項先進實用技術轉化率都在95%以上,據不完全統計,所產生的經濟效益和社會經濟效益達數十億元。

2走出國門喜結碩果

按照國家和省關于農業要“走出去”的戰略部署,面對當前世界性糧食危機和糧價上漲,協會積極開展農業“出國創業”,努力為我國、我省的糧食安全和對外交流合作做貢獻。經過認真分析研究,決定以非洲為目標,以雜交谷為突破口開展工作。2008年5月協會組織河北部分農業專家和企業家共12人首先到埃塞俄比亞和幾內亞進行了農業合作項目考察,并與埃塞農業部簽訂了雜交谷子試種合作協議。試種期間,協會通過埃塞農業部,一直關注谷子生長情況,經常進行了解溝通。應埃塞農業部邀請,2008年10月,協會組織相關人員,第二次赴埃塞對試種情況進行實地檢驗調查。經雙方專家現場觀察測試,雖然對方試種過程中管理措施與我方要求有一定差距,但畝產仍達到了300公斤以上,比當地主栽谷類作物苔麩、手指谷增產2倍以上,增產效果十分顯著。這大大增強了雙方進一步大規模合作的信心。新華社以“我國高產雜交谷子在非洲試種成功意義重大”為題,進行了重要報道。并得到了溫總理等中央首長的高度關注。聯合國糧農組織對雜交谷子給予了充分認可和贊揚,多次到張家口進行實地考察,并在中國建立了世界雜交谷子培訓中心,今年10月商務部已經舉辦了第一次雜交谷子非洲培訓班。雜交谷子走進非洲已經引起了政府及媒體的關注,中央電視臺專門到埃塞俄比亞采訪雜交谷子,并于10月3日在新聞聯播中播出雜交谷子在埃塞種植情況。雜交谷子已在埃塞俄比亞、烏干達等9個非洲國家試種成功,推廣面積還在不斷擴大,引進了更多重視。2011年7月,協會又組織農業考察團赴南非和納米比亞進行考察,并取得礦產、農產品貿易、農業技術等多個合作意向,目前合作正在推進當中。協會也將繼續為中非友好合作做出最大貢獻。

3蘋果“開心”果農增收

為引進國外先進生產和管理技術,協會組織人員赴日本學習農業栽培、養殖污水處理;赴波蘭考察并簽訂派遣研修生合作意向;邀請韓國專家進行新農村建設經驗指導、亞美尼亞專家進行甜杏栽培指導、俄羅斯專家進行草莓種植技術指導、日本專家進行蘋果、梨、長山藥管理和甘薯加工等技術指導。積極為我省農業技術和管理水平提高服務。最值得一提的是富士蘋果的開心形修剪技術推廣。協會推廣這項技術已經長達4個年頭。河北省是個蘋果大省,總面積達470多萬畝,過去由于受以多取勝思想的影響,造成果園“三密”現象,即:每畝棵數栽的密、每棵枝條留的密,每枝果子結的密。樹齡7年的成年樹就已封行郁閉,不通風透光,結果性狀變差。從2007年接觸到日本富士蘋果開心形修剪技術開始,搞了多年外事工作的協會常務副會長、秘書長胡志斌就意識到,日本富士蘋果高光效開心形修剪技術改主干封閉形為主干開心形樹形,控制畝株數、結果枝數和每枝結果量,使樹體通風透光,是解決河北省富士蘋果園郁閉的最佳舉措,這既是一項先進技術的推廣,也是轉變果農落后觀念的一種良方。2007年初,協會第一次邀請日本果樹專家小野隆司來平山縣進行指導,當專家講解了開心形技術的主要要點,并指出要將現存的結果樹枝逐年修剪達到開心形時,大部分果農將信將疑,覺得把已經結果的樹枝去掉,那不是減產嗎,都不敢按專家要求操作。專家通過翻譯向大家說明開心形修剪的好處,但老百姓還是不舍得剪,經溝通,平山一坡蘋果園的霍法祥同意專家在他的果園挑選部分示范樹,親自進行修剪示范。到了第二年結果時,經專家修剪的果樹產量高、果形好、個頭大、果色好,且產量并不降低多少,但賣果時原來只能賣1-2元的蘋果,現在由于檔次大大提升,竟賣到了5元。老百姓最看重的就是實際效果,第二年專家再次來指導,一坡示范園里圍滿了前來學習修剪技術的果農。2007年至今的5年里,協會又多次邀請中國國家友誼獎獲得者、日本資深蘋果專家末永武雄前來,每年指導也由一次變為最少兩次。在修剪果樹和疏花疏果的關鍵時期,對果農的技術進行指導和改進,接受培訓的果農累計已達幾千人次。開心形蘋果修剪示范園也從平山縣擴展到了井陘縣、邢臺縣、臨城縣等地,面積已達上萬畝,每年可為果農增收1~2倍。最早接受這項技術的平山一坡蘋果園目前已經成為國家蘋果標準園,獲得國際有機認證和多項榮譽。協會多年來的技術和管理引進,為全省農業轉型,起到了“撥亮一盞燈,照亮一大片”的作用,也為農民增收致富發揮了積極作用。對外交流工作只是協會服務中的一部分,河北省農業產業協會將繼續努力,使工作上檔次、上水平,為河北的富民強省做出更大貢獻。

農業經濟論文:天工開物與古代農業經濟的關聯

鴉片戰爭前的耕地面積又要比康熙末、雍正初耕地面積增加近266萬頃,約增加了27%。[4]這些增加的耕地,主要是乾隆以后開墾山區及邊區的成績,同時內地傳統農業區的耕地也增加了不少。總之,《天工開物》中的先進農業技術對清時期耕地面積的增加,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3.《天工開物》問世后,明清之際出現了生產工具的改革,《天工開物?鋤镈》中也有介紹:“凡質地生物,用鋤镈之屬,熟鐵煅成,熔化生鐵淋口,入水淬鍵,即成鋼勁。每鍬,鋤一斤者,淋生鐵三錢為率,少則不堅,多則過剛二折。”[6]正是由于《天工開物》這些方法的推廣使得鐵農具大大改進,這些先進農具直接應用于農業生產,提高了農業生產效率,推動了農業生產向前發展,為糧食作物提供了必要的技術前提。

《天工開物》中農業科技在農業生產中的運用

“人巧聰明”,掌握了“物理制服”的道理,用砒霜老拌種子或蘸秧根,以防鼠害和病蟲害。“晉地菽,麥比用[拌]種,且驅田種黃鼠害;寧紹郡稻必用蘸根,則豐收也”。[5]“陜,洛之間,憂蟲蝕者,或以砒霜拌種子”。[5]用砒霜做農藥,是《天工開物》首先記錄的我國農業技術的一大發明,它對于預防害蟲,保證糧食產量有重要的作用。此外《天工開物》還列舉了芝麻餅、棉子餅等七種水稻肥料。在《稻宜》一節中,說到“土性帶冷漿者,宜骨灰蘸秧根,(凡禽獸骨。)石灰淹苗足,向陽暖土不宜也。土脈堅緊者,宜耕隴,疊塊壓薪而燒之,填墳松土不宜也。”書中還記載“土性帶冷漿者,宜骨灰蘸秧根,石灰淹苗足。”[5]這是因地制宜、因土施肥的事例。“土性帶冷漿者”[7]就是冷浸田或冷漿田,一般都是山區洼地,水土溫度比較低,屬酸性土壤。骨灰蘸秧根,是施磷肥,符合酸性土的需要。石灰淹苗足,是利用石灰中和土壤的酸性以改良土壤。這些技術都對水稻增產有重要的作用。(二)耕作種植技巧《稻工》中記載,“凡稻田刈獲不再種者,土宜本秋耕墾,使塑稿化爛,敵糞力一部。”說明了怎么保護土壤肥力。“凡牛力窮者,兩人以杠懸耜,相背相望而起土。兩人竟日僅敵一扭之力。若耕后牛窮,制成磨耙,兩人肩手磨軋,則一日敵三牛之力也。”[6]教你當牛力缺乏時如何使用更好的耕作工具。又比如《稻工》里還介紹水稻新葉長出來后,可以籽田(俗稱撻禾)。主要是為了除去田里的稗草、苦菜等雜草,保證水稻順利成長。而《稻災》篇中介紹了一些耕作中可能遇到的災害,最主要是預防水稻耕作中出現的六大災害。關于第一災的預防就是將曝曬后的種子涼后放入倉庫,否則會影響來來年禾苗和稻穗。而關于第二災的預防,主要是播種時要等風勢穩定后播種。第三災的預防,就是要防止谷物成熟后被鳥雀啄食。秧苗必須壓根防止遇到風雨天秧苗的成活率,這是要預防的第四災。稻子抽穗后必須要注意防蟲,這可以防止第五災。為了防止第六災,稻子成熟的時候要及時清理稻田腐爛的木頭。這些都是《稻災》篇記載的耕作種植技巧,為農作物健康成長提供了保障。除此之外,《天工開物》對經濟作物的栽培技術也有獨到見解,對先進農業生產工具的構造和使用,制成產品所需要的農業原料的品種、產地、用量和生產加工的整個過程,都做了翔實的紀錄,這對手工業生產也有巨大的推動作用。

《天工開物》對明清及后世農業發展的作用和影響

明崇禎十年刊行的《天工開物》初刻本問世后,得到了迅速傳播,尤其清朝初年統治者在鎮壓了南方的抗清活動,鞏固了在全國范圍的統治后,也進而提倡恢復并發展一度遭到戰爭破壞的農業和手工業生產,這使《天工開物》有機會在清初傳播,特別是在南方地區。在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先后兩次大型的官修書中,《古今圖書集成》和《授時通考》都把《天工開物》大量收錄其中,這說明在《天工開物》問世后一百多年間在社會上廣為流傳,并對經濟的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和影響。第一,《天工開物》出現,農具改進速度的加快,同時耕作制度也逐漸科學化,使其更好地服務于實踐。江西糧食增產就是典型。明中葉以后,江西也是一個著名“產米素饒之區”,乾隆十八年(1753年)江西征收的漕糧數額為七十六萬余石,約占全國漕糧額的80%。并且由于當時生產技術和條件適應了山區的發展,清前期閩廣移民大量進入江西,開始了一系列開墾定居山區的活動,既擴大了耕地面積,又增加了糧食產量,于是就有了江西糧食不斷外運的事例。比如乾隆八年三月,江西就曾撥倉谷40萬石,碾米20萬石運往揚州賑災。乾隆十三年六月,又碾米10萬石運送江蘇,做平糶之用;乾隆二十七年,浙江糧食歉收,又撥谷20萬石,碾米10萬石協濟等[8]。證明了清初江西糧食特別是水稻產量大大提高,與《天工開物》一些先進的農業技術的恰當運用是有很大關系的。第二,《天工開物》還介紹了各種經濟作物的栽培。例如藍靛業的發展,《天工開物》中的《章施》篇詳細介紹了藍靛和它的制作方法。《天工開物》中的《甘嗜》篇有詳細介紹甘蔗種植技巧以及甘蔗的各種制成品等等。這些都體現了《天工開物》巨大而有深遠的影響,使人們認識到農業科技知識在推動農業經濟中所起的積極作用,對后人在促進農業經濟發展上有很大的促進和借鑒意義。第三,《天工開物》介紹了手工業和工商業一些科學技術知識,不僅促進了二者發展,還通過它們反哺了農業,這樣形成一種相互促進、共同發展的積極現象,促進了當時的經濟的發展。該書記載的古代先進農業科技中包含了可持續發展思想,這和當下我國建設生態文明、走可持續發展的現代農業之路有異曲同工之妙。書中很多發現和總結使得古老的科學技術得到保存,其中宋應星獨創性的總結性巨作,集歷代以來先進的耕作制度,生產工具,種植技術等各方面于一身,加上當時的明末經濟迅速發展,有條件運用這些先進的科學技術,這不但豐富發展了當代生態農業耕作理念及技術,也為研究和宣傳《天工開物》提供了寶貴的借鑒。所以說《天工開物》不僅功在當代,更利在千秋,它無愧于“中國十七世紀的工藝百科全書”。縱觀古今時期中國的農業生產,傳統的生態思想一直起著重要作用。中華文明能延續和繁榮到現在,傳統農業功不可沒。但究其根本,還是因為其生態農業的實質,追求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正如總理所說:“二十一世紀是實現我國農業現代化的關現代化的農業應該是高效的生態農業。”[9]所以《天工開物》更加難能可貴,因為它不僅推動了當時的農業發展,其生態農業的思想精華也一直延續至今,在中華文明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

農業經濟論文:論改善農業經濟發展立法

一、中原經濟區農業循環經濟立法現狀及存在的問題

雖然我國農業循環經濟的傳統嘗試較早,但是現代意義的農業循環經濟尚處于探索階段,發展還不很成熟。各地根據不同的地理特點和區位優勢嘗試了不同模式的農業循環經濟模式。河南省是全國開展循環經濟試點較早的省份,早在2005年,河南省引發了第一批《關于開展循環經濟試點工作的通知》,選擇了20家循環經濟試點單位,2007年又開始第二批試點。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產業結構、優化產業布局、促進重點行業和區域節能減排以及促進資源再生利用等方面取得良好成效。但是,河南省在農業循環經濟的實施和推進方面,還有一定的距離。在農業生產過程中,還是以傳統粗放型的農業發展模式為主,系統的農業循環經濟示范園區并不多。相關法律制度的缺失、農業資源產權不清、缺乏合理的農業資源價格體系、農產品質檢體系不健全、農產品加工業發展滯后以及發展循環經濟的愿望不強等均是目前河南省農業循環經濟發展的主要障礙。各國實施循環經濟的實踐證明,完善的法律制度體系是循環經濟得以順利發展的重要保障。目前,我國關于循環經濟的立法主要包括:《循環經濟促進法》、《節約能源法》、《清潔生產促進法》、《可再生能源法》、《廢棄家用電器與電子產品污染防治技術政策》、《大氣污染防治法》、《建筑節能條例》等,此外,還有一系列關于有關循環經濟基本制度、原則、激勵措施及標準的相關配套文件。中原經濟區有關循環經濟的地方立法主要有河南省關于循環經濟的地方立法,如《河南省節約能源條例》、《河南省節約用水管理條例》、《河南省人民政府關于加快循環經濟試點省建設的通知》、《河南省節能減排實施方案》、《河南省節能監察辦法》、《河南省固定資產投資項目節能評估和審查實施辦法》以及周邊省份的相關地方立法等。雖然目前無論是國家還是地方層面均基本形成較為完善的循環經濟法律制度體系,但關于農業循環經濟的立法卻很缺乏,相關立法大多沒有明確規定。如作為循環經濟領域基本法的《循環經濟促進法》關于農業循環經濟的規定非常原則,在相關配套實施細則沒有出臺的情況下就缺乏一定的可操作性。在有關循環經濟的地方立法方面,也大多集中在工業領域的節能減排和循環經濟發展方面,有關農業循環經濟的專項立法還很缺乏,并且還存在地方立法無法統一的情況,亟須出臺適用于整個中原經濟區各個省份的統一法律法規。

二、中原經濟區農業循環經濟發展的立法完善對策

首先,應加快出臺有關中原經濟區區域發展基本專項立法,為中原經濟區農業循環經濟發展提供基本法律框架。國外區域發展的成功實踐表明,立法先行是區域資源開發成功的關鍵,然而我國目前尚未頒布關于區域開發的基本法,中原經濟區建設的主要依據仍然停留在規劃層面,尚沒有專項立法的支撐。當務之急是出臺統一的《區域開發促進法》,明確開發與建設中的基本法律問題,為中原經濟區建設提供更高層次的立法支撐。雖然現在我國區域發展如火如荼,但是我國“十一五”規劃之前的區域劃分大多以經濟發展作為主要目標兼顧區域協調發展。“十二五”規劃提出的全國主體功能區已經開始注意經濟發展與環境資源承載力相適應和協調,強調經濟社會資源環境的協調發展。盡管如此,我國區域發展的主題思想仍然是促進經濟發展,推動社會的現代化和城市化進程,這種理念和指導思想從中原經濟區規劃綱要中可見一斑。所以,在區域開發立法過程中尤其要注意區域資源開發與生態環境保護之間的關系,不能以犧牲環境資源為代價換取經濟的發展。在條件成熟時,應出臺《中原經濟區開發促進法》,對中原經濟區資源開發與生態環境保護的協調發展做出明確規定,為中原經濟區發展提供統一的法律依據。為解決中原經濟區所轄區域立法機關之間的溝通與協調問題,關鍵是要盡快構建一套有利于法制統一的體制機制,才能真正保障中原經濟區資源與生態環境和經濟的協調發展。其次,完善中原經濟區農業循環經濟的具體法律。鑒于目前有關農業循環經濟的立法不完善,建議國家盡快出臺有關農業循環經濟發展的相關法律法規,對農業循環經濟發展中的基本法律問題做出明確具體的規定。為增強《循環經濟促進法》在農業循環經濟方面的可操作性,建議國家盡快出臺相應實施細則,對區域發展中農業循環經濟發展的基本法律問題進行細化,為我國農業循環經濟提供具體的法律依據。此外,由于中原經濟區的特殊區位特點,應結合中原經濟區的農業生態環境現狀有針對性地出臺有關該區域農業循環經濟發展的地方立法。由于目前關于農業循環經濟發展的主要地方立法之間并不完全統一,如何出臺適用于整個中原經濟區的農業循環經濟立法非常關鍵。再次,對現有相關法律、法規作出修改和完善。中原經濟區農業循環經濟的發展不僅需要專項立法的支撐,還需要相關法律法規的配合。應及時對現有法律法規進行清理和修訂,避免相關法律法規之間的沖突和矛盾現象,盡快形成有關中原經濟區農業循環經濟發展的協調一致的法律體系。

農業經濟論文:論近代江西農業經濟轉型的制約因素

[內容提要]江西近代農業經濟轉型極不順利，近代化的進程十分緩慢。它既落后于廣東、福建、江蘇、浙江等沿海鄰省，也落后于湖南、安徽、湖北等內陸鄰省。出現這種情況的主要原因在于江西近代農業經濟轉型遭到了一系列因素的阻礙，從而導致其實現近代化的條件不充分。這些阻礙因素，有些是江西特有的，正是這種因素造成了江西農業經濟順利實現近代化的特殊困難；而有些則是江西和其他省份都具有的，這些普遍具有的阻礙近代化的因素同江西近代的特殊因素結合在一起，形成一股強大的江西經濟近代化的反作用力。正是這種反作用力嚴重阻礙了江西農業經濟近代化的進程。

[關鍵詞]近代江西；經濟轉型；制約因素

列寧曾經指出：在近代各國農業經濟的發展過程中有二個重要關鍵，一是直接生產者的自然經濟轉化為商品經濟，一是商品經濟轉化為資本主義農業經濟。筆者在分析近代江西農業經濟轉型時，依據列寧的這一論斷，從縱向上把近代江西農業經濟的發展劃分為三個發展層次，即農業自然經濟、農業商品經濟和農業資本主義經濟，以把握江西近代農業經濟轉型特點。從這一視角看，近代江西農業經濟的轉型主要表現為傳統的自然經濟轉變為資本主義商品經濟。因此，本文在分析近代江西農業經濟轉型制約因素時，著重分析近代江西農業商品經濟發展的阻礙因素。

一、外國資本主義經濟的入侵

縱觀江西歷史，江西社會經濟，在唐宋以后直到清前期，在全國各省中一直處于較領先地位，特別是到了明清時期，江西商人憑借著江西本地商品如大米、茶、夏布、紙產、瓷器等活躍在全國各地，甚至出現了“無江西商人不成商場的局面”。①據史料記載：“江西商人，遍布于長江上游各省……且恒操金融之樞”，“西邦之

名，震耀一時，江西在全國內商業之盛與同時之山西相頡頏”，②從事商業經營者人“數何止數十萬人”，每年為江西積累資金“殆將近千萬元”。③然而進入近代以后，江西的這種優勢卻逐漸喪失了，變得相對落后，到民國年間，“江西在外之商人，幾全歸破產”，省內“各種產業均呈急速衰弱與崩潰之勢”。④從此江西的經濟一蹶不振，解放后變成了華東地區經濟發展最落后的省份。

江西社會經濟發展，之所以出現這種由盛轉衰的局面，其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外國資本主義的侵略，外國資本主義的侵略打斷了江西自古以來呈優勢發展的經濟發展進程。

1858年《天津條約》規定，開放九江為通商口岸，從此江西的門戶正式被外國列強打開。1860年，英國輪船首駛長江，強行劃定九江城外的龍開河東段為其租界，繼之，法、俄、日等國也紛至沓來，在九江設立租界，取得了在九江通商，在江西內地貿易的特權。不久他們又控制了九江海關，“海關的人員全部為歐洲人”，并且“完全不受省政府管轄”。⑤在稅率上推行有害于本國商品經濟發展的值百抽二點五的子口稅，并嚴格規定納稅之后“所經過稅關，不得加重稅則”。⑥而江西本地商品則要交納為數幾倍的數額，如茶葉出口僅厘金一項就達“每百兩約抽二十五兩”，⑦這就大大便利了外國資本主義的經濟侵略。帝國主義還直接在江西設廠制造，1862年美國“旗昌洋行”在九江開辦航運公司，其后英國在九江的太古，怡和兩洋行也分別建立了九江碼頭，俄國人在九江先后建立了“新太”和“順豐”兩個磚茶廠。⑧就這樣，外國資本主義國家對江西開始了以掠奪農產原料、開辟商品市場為目的的經濟侵略活動。由于他們手中掌握了政治、經濟特權，加上資本主義國家先進的生產方式和經營技術，在這場商品經濟的競爭中擊敗江西的商品經濟是注定的。不久江西各地市場就“洋貨充斥”，江西本地商品的銷售市場受到了嚴重的排擠。在與外國資本主義列強的商品競爭中，江西原有工商業生產者和經營者紛紛破產。

別的不說，僅就古代以來江西一向負有盛名，銷路廣大的三個名牌產品：夏布、茶葉和紙張的命運就可以略見一斑。由于外貨入侵，這些商品日益變得滯銷，商品的生產者和經營者紛紛破產失業。

鉛山和石城是近代江西造紙業的兩個中心地區，但到了光緒年間，鉛山“紙張一項，從前洋紙未行時，每年可售銀四、五十萬兩……近年洋紙盛行，不免滯銷虧折……近因洋紙盛行，售價不滿十萬。”⑨石城縣鄉村居民：“向以造紙為業，紙料尚稱潔白，未停科以前廣銷，出口不下百萬元，近來洋紙盛行，銷路既滯，歇業者十居八、九。”⑩以此推算近代江西造紙業，由于受到外國紙張競爭的打擊，商品成交額比過去減少了至少是3／4，紙廠關門者占十分之八九，這是造紙業的情況。義寧州是江西著名的產茶區，據《江西農工商礦記略》記載，進入近代以后，由于茶葉價格、市場都被俄國人控制，義寧州茶業“任其抑勒，虧折不少，行銷既滯，山戶自益疲弊”。⑾以至“寧州茶實本六十兩，今只售三十四、五兩”。⑿正是由于茶農破產，茶商虧折，使近代江西茶業生產十分蕭條。九江是中國著名的三大茶市之一，往日茶業生產十分興隆，但是由于茶業的市場和價格都被外國資本主義所壟斷，對生產者和茶商來說，經營是極不利的，他們每個季度的損失“估計有一百萬兩”。⒀以至光緒十九年出現了“刻下九江街市已無一人從苦茗中求生計者，茶市之衰大可知也”⒁的荒涼景象。夏布的產銷也現出了同樣的情況，據宣統3年正月28日《時報》記載“江西布業分大布、夏布兩種，銷售國內各行省，權利甚厚，亦贛省出產之大宗，乃自洋布、洋紗盛行，非但各省銷路頓窒，即贛省本地人，亦競購外貨。布業一落千丈，紛紛虧蝕收歇，而染織坊亦受此影響，去歲秋冬兩季即停，因之失業工人，不知凡幾”。

稻谷歷來是江西的大宗商品，素有“魚米之鄉”美稱的江西，唐宋以來就是中國重要的商品糧基地。但近代以來，由于洋米、洋麥的傾銷，糧食價格被外國資本主義壟斷，造成了“谷賤傷農”的結果，大大挫傷了農民種糧的積極性，加上太平天國革命的沖擊，近代江西的糧食倉庫“缺谷自數百石至一萬余石不等。”⒂同治年間“南昌所屬豐城及饒州鄱陽諸縣儲糧倉庫，倉舍蕩然”。⒃光緒年間江西“各屬米價驟貴至四、五兩有奇，饒、廣以東并無米可購”。⒄到民國年間甚至出現了大量地從國外進口糧食的情況。⒅

除此之外，其他行業的情況也差不多，比如史料記載說：“江西近年洋糖、洋油盛行內地，致油、糖各行諸多虧本歇業……油糖二宗、因此大為減色。”⒆

從江西近代對外貿易來看⒇：江西近代進出口貿易都有發展，農村中經濟作物的種植和商品化程度也有很大的提高，表面看來江西近代商品經濟有了進一步的發展，但從實質上來看，這種發展是畸形的和注定要短命的。因為第一，這種發展完全是殖民性質的發展。從進出口商品的結構來看，出口商品幾乎全是農產初級商品，進口的大都是工業制品。真正發達的商品經濟產品應該是高層次、多加工的商品，而不是初級原料。這種發展完全是因為帝國主義掠奪原料、傾銷商品所引起的，而且完全服從于帝國主義經濟侵略需要的，和國內市場的關系不大，不是以國內工業發展和發達的社會分工為基礎的，因而其發展是畸形的。作為一種經濟走向了這樣一條道路，其破產是必然的。第二，帝國主義利用特權和經濟上的優勢，操縱農產商品的價格，壟斷商品市場，采用不等價交換的方式，高價出售工業品，低價收購農產品，造成工農產品價格的剪刀差，并且不斷擴大這種剪刀差。如以1913年為基期，進口和出口的物價指數都為100，那么到了1921年至1925年，進口物價指數上升為153，增加了1／2以上，出口物價上升為133，只增加了1／3。[21]從近代江西商品市場的來看，也完全受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的支配，整個世界資本主義市場的景氣與否，直接影響著江西農產商品貿易的增減，從而直接影響江西近代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由于資本主義社會內部固有矛盾是客觀存在的，世界市場有時一定會出現不景氣，在這種情況下喪失國內市場，缺乏社會分工基礎的單純以出賣原料為主的近代江西商品經濟就只有破產了。江西近代商品經濟的發展，正是走著這樣一條由畸形發展到徹底破產的道路。經過同治、光緒年間的畸形發展，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以后，江西商品經濟全面崩潰。其表現主要有三：首先，到民國年間江西農村各種產業都出現了急速衰落與崩潰的趨勢。如紙業生產就有不但“絕跡于省外市場，即在本省市場亦不能立足”[22]的趨勢。其次，是出口數量飛速下降，江西近代十幾種主要出口的商品數量全都減少半數以上。比如稻谷出口，光緒年間是100多萬擔，至民國二十九年降為29萬擔。[23]同時“洋米、洋麥輸入激增”。第三，是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商品生產者紛紛破產。所以從發展的全過程看，外資入侵最終導致了江西近代商品經濟的破產。

綜上所述，明清以來呈優勢發展的江西工商業的發展，是在外資入侵前面碰了壁，而且碰得焦頭爛額，臨近破產的邊緣，此后一直處于嚴重落后的狀態。

二、封建制度的嚴重束縛

外國資本主義侵入江西后，封建勢力雖然受到了嚴重的打擊，但是由于資本主義各國侵入江西的目的只是為了攫取利潤，他們并不是來解放中國人民，也不是來改良江西的經濟、發展江西經濟，他們不但沒有幫助中國肅清封建余孽，而是利用、通過中國的封建勢力來剝削中國人民。因此，鴉片戰爭后，江西雖然進入了近代資本主義的殖民體系，但是社會內部仍然完整地保留了封建制度，封建的土地所有制絲毫沒有受到觸動。江西近代農村土地占有情況，依然是地主占有土地。據史料記載，大約占農戶總數3％的地主占有50％以上的江西耕地，而占70％以上的貧雇農沒有土地或少有土地，[24]不得不去接受地主的地租剝削。就是農民僅有的一點土地，地主也想方設法加以兼并。據民國年間的調查，[25]全省平均100戶自耕農即有21．3％戶要出典土地。這一時期江的地租剝削率也是很重的，“平均每縣為百分之五十”。[26]馬克思說：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結構是從封建社會的經濟結構中產生的，后者的解體使前者的要素得到解放。由于近代江西作為封建統治基礎的地主土地所有制沒有得到絲毫的改變，因此近代江西工商業的發展，受到了嚴重的阻礙。

首先，本來工商業經濟的發展，要求集中使用土地，進行大規模的專業化生產，但是近代江西的地主，在兼并了大量的土地以后，不是進行大規模生產和進行專業化的農業經營，而是把集中的土地全部或絕大部分分割成小塊，分散地租給農民耕種，只管收取苛重的地租。[27]從農民這一方面來說，由于地租剝削是高額的，使得農民生活十分困難，無力多租土地，也使農民怕高額地租剝削，不敢多租土地。至于江西的富農，在近代除少數外，大多數經營方法是雇少量的短工，來經營他們自己不多的土地。[28]他們主要利用自己的土地和使用自己的勞動力進行生產，并不去向地主租進更多的土地，有時甚至把自己的土地出租一部分租給佃農耕種。所以無論從地主、富農、還是農民三方面來說都不可能擴大農業商品生產的經營規模，造成了近代江西農業經營規模極其狹小的局面。據《申報年鑒》記載，江西近代農場面積98％在30畝以下。[29]在這種情況下，農村中的地主、富農經濟就不可能發展起來，相反小農經營卻占據著絕對的優勢，這跟發展農村商品經濟所要求大規模的農業經營，完全是背道而馳的。

其次，中國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一向允許土地可以自由買賣，長期以來土地兼并的情況十分嚴重。土地越集中，失去土地的農民也就越多，對于佃租的要求也就越強烈，結果造成了高額的地租剝削，加上繁重的賦稅，使農民的生活貧困化。據民國年間的調查：“江西農民，平均起來，每年的收入總共是三十六元五角，其中主要支出有三項，一項是賦稅共二元零四分，二是保持衣、食、住、行最低標準生活費用共二十八元，三是農田耕作成本費包括田租共十八元，加起來每年支出是四十八元零四分”，那么其年終結算是：36．5－48．04=－11．54(元)。調查者的結論是：近代江西農民連“最低之生活費都不能保持”，不要說婚喪嫁娶、天災人禍，就是正常年份“亦勢非求之負債，不足以茍延殘喘也”。[30]上述資料說明近代江西農民，如果單靠租種一點土地，是不可能生存下去的，補求的辦法是同時經營家庭手工業，因而家庭手工業便成了近代江西農民經濟的重要支柱，不再是可有可無的了。所以近代江西農村“農副結合”特別是“耕織結合”特別緊密。諸多的史料明確地說明了這一點，如《同治·新喻縣志》記載說：“布……女工之羨，亦所補農之不足也。”[31]又有史料記載說：“夏布為江西最普遍之家庭手工業……一般農戶視為重要副業，農夫植麻，女織為縷。”[32]地主剝削愈殘酷，農民生活愈貧困，這種小農業與小手工業的結合就愈緊密。我們知道，商品經濟的發展是以打破自然關系為前提的。由于江西近代農村封建土地所有制引起的自然經濟出奇的堅固，使商品經濟的發展很難有所突破。

在農民生活貧窮化和自然經濟關系異常堅固的情況下，近代廣大江西農村商品購買力很低。1881年一個外國人描寫了江西一個普通農戶的情況，他寫說：“一個普通農民的生產工具……全都是些很粗糙的東西，他和他的家庭成員就用這些東西耕種著一英畝或半英畝的土地，他們就靠這些東西過生活，沒有其他。他們幾乎沒有見過銀元，年關節余時就買一點很可憐的奢侈品一一一點豬肉、一點海帶或咸魚作為下飯的珍品，這就是他們最大奢望了……家庭婦女，把棉花紡織成布，他們的衣服要穿到破爛為止，而這種家織的布又非常耐穿，一件衣服，經過補綴。可以穿上三、四年”。[33]史料表明，

作為消費者，農民無力向市場購買自己需要的商品，處于“耕織結合”的自給自足經濟關系中的農民，也沒有必要向市場購買商品，結果是市場萎縮，在市場萎縮了的情況下，商品經濟自然就發展不起來。

作為生產者和消費者的農民，長期不和商品市場發生關系，與廣寬的外界沒有任何聯系，這不僅使商品經濟很難打進農村，而且反過來會造成抵觸商品經濟，輕視信息的價值觀念，最終導致全省性的閉關自守。近代江西農村存在著嚴重的抵觸商品經濟的情況。如贛州府一般農民以“不事商賈”為光榮，[34]九江府“民風、尚農業，罕事工商……無見異遷物之民”，[35]饒州府“俗重農”，[36]廣信府“粟、麥、耕畜之產足以自給，出境商販……殊少”。[37]雖然這里有傳統“重農抑商”思想的影響，卻也明顯是封建土地關系造成的必然結果。這樣由于江西廣大農村的生活必需品“不仰給于外，亦不能灌輸于外”，[38]造成了封閉式的經濟環境。當時幾個鄰近的自然村就形成了一個自產自足的生產、流通單位，每個農戶就是這個單位中的一個細胞，他們除了通過狹隘的農村集市進行互通有無的使用價值交換外，與外界完全隔絕，村與村之間形成隔阻，導致地區間的自給自足，最終導致了全省性的閉關，這是十分不利于商品經濟發展的。

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所引起的“男耕女織”的緊密結合，以及農民生活的貧窮化，嚴重阻礙了社會分工發展。農民的貧窮使農村商品主要生產者缺乏改進生產技術的能力，又使農村商品生產內部進一步的社會分工成為不可能，因為貧困的農民只能進行簡單的再生產。另一方面“耕織結合”使手工業作為家庭副業而存在，影響了近代手工業的獨立發展，使手工業不易從農業中分離出來，也影響了手工業內部的再分工，使江西的手工業發展錯過了手工工場這一發展階段，影響了手工業向大工業方向發展。而商品經濟的發展是建立在社會分工持續擴大的基礎之上的，沒有發達的社會分工，也就沒有不同行業之間的繁榮發達的商品交換。

其三，封建土地所有制嚴重地阻礙了江西農村的商業資本的積累。在封建土地所有制下，高額地租不僅可以給地主增殖財富，而且以土地偷不走、搶不走，不要冒任何風險，這遠比經營工商業可靠。加以傳統的“重農抑商”政策的影響，在社會上形成了“以本保末”的價值觀念，集中于地主、官僚、商人手中的大量資金，最終又流向了土地，用于“求田問舍”了，不僅地租收入沒有轉向工商業，就是工商業本身的利潤也幾乎全部被購買土地、房產吸收去了，完全脫離了商業的范圍。

近代江西地主、商人利用手中的資金兼并土地的重要方式是將資金和糧食轉化為高利貸，用更有效的手段取得土地。高利貸的利息一般都很高，地主、商人往往向自耕農或小塊土地持有者放高利貸，然后“指田為質”，“以田為當”、“最后乘借債人一時還不起本息之際，把土地據為已有”。高利貸在江西農村十分盛行，商人們“必不欲將其資本于時局阽危之秋，作此等冒險之貿易”，[39]他們想方設法“坫天時雨陽之不及，即擁其所有，冀一歲獲二歲之值”。[40]因此近代“江西所屬，向有殷實之戶，于青黃不接之時，將余谷聽農民質押”，[41]結果商業方面“富于資本者既不欲冒險，而愿意冒險者或窘于資本”。[42]大量的資金流向土地和轉化為高利貸是導致近代江西農村商業資本奇缺的一個重要原因。

三、田賦、厘金特重

還在元末農民起義之時陳友諒在江西建立了“漢”政權，因為軍餉需要，曾經臨時“加南昌、瑞州、袁州民賦三倍”。[43]明統一全國后，為了討好明王朝，瑞州人黎伯安等以陳友諒征賦稅之冊獻給明政府，明朝以此為據，確定了江西每年上交國家的田賦稅額，并且以后“遂為常額，終明世未有改焉”。清初沿用明制，以后仍然“至今相沿”。[44]據光緒《江西通志》記載的數目推算，賦額總數比以前增加了83．3％。[45]由于這樣一個歷史的錯誤，使江西一走向近代就背上了一個沉重的田賦包袱，地丁銀和漕糧的負擔比任何省都繁重。加上嚴重的違例浮征，到同治年間據劉坤一奏報，江西的丁漕數額“倍于湖南、湖北”。[46]清政府在光緒年間也不得不承認江西的田賦征收“遠出他省……民生之困，由于征收丁漕浮數太甚也”。由于農業稅太重，遠遠超出了江西廣大農村所能承受的能力，所以近代江西出現了長年累月拖欠丁漕的現象，據統計平均每年都有“四、五十萬兩”。[47]為了完成這些拖欠之數，只好采取下列二個辦法，一是加重對農民的剝削。據同治七年戶部對江西違例加征丁漕的揭露，江西額征地丁銀一兩，收銀一兩五、六錢至一兩七、八錢不等，[48]遠遠高出其他省份。辦法之二是動用省縣各級庫藏。“有由各上司派捐應用者，有各屬自行分年捐攤歸款者”。每年每縣“官為暗賠，或需銀萬余兩，或需數千兩”。[49]其結果造成近代江西，不僅民間“民力拮據”，[50]而且官府庫藏也是“異常支絀”，[51]官民俱無分文。

稅收中的另一大頭是厘金。史料記載“江西厘金之重，尤甲于天下”。[52]江西厘金征收時間早，在1853年就已開始征收；稅率重，按清政府規定是逢百抽一，而江西一開始就征收10％的厘金稅。從征收對象來說，一切東西只要進入流通領域，在江西都要征稅。從厘卡的處數看，即使在幾次裁減后的1880年江西仍存大卡64處，小卡94處，遠遠多過其他鄰省。江西厘金款額收數很大，但沒有一文用在本省的經濟建設上，江西厘金收數每年平均在100萬兩左右，占全國各省厘稅收入的10％以上，但是厘稅所得用于軍費的占去了30萬兩以上，上交中央戶部等款占35萬左右，其他用費占30多萬兩，用于本省的包括行政費用在內不到1％。[53]

由于江西近代田賦、厘稅征收特別繁重，使得江西近代在發展商品經濟的時候，既不能從民間收集資本，也不可能得到地方庫藏官款的支持，近代商品經濟、新式工商業經濟發展的兩個主要資金來源乏缺，導致近代江西工商業資本奇缺。

江西近代各縣，幾乎找不到“富商大賈”，都是一些小商小販。這類史料到處可見，如分宜縣：“該縣惟宜種麻，出產以夏布為大宗，獲利亦厚，惟無富商大賈，往彼收買，其零星小販，運往各處銷售者，尚覺往來不絕。”[54]再如萍鄉縣：“城鄉小貿居多，間有資本稍饒者，并非本地商民。”[55]贛州府“郡邑列肄而居者皆遠鄉大賈，鄉人業微業，利微利，以役手足供口腹而已……異鄉作客贛人絕少。”[56]吉水縣也是“邑內并無大商巨賈”。[57]可見商業資本是何等的缺乏，這反過來又嚴重阻礙著近代江西商品經濟的發展。

首先，資金的缺乏，使江西工商業生產的技術不能得到改進，生產成本高，喪失競爭能力。比如制茶業由于資金缺乏不能集資辦茶業公司，使產、供、銷配套，而零星的生產“此處一二株，披處二三株，及摘者賣于制者，制者變賣于轉運者，轉運者復賣于洋商，故其費多，而其價自亦較昂”。[58]制糖業也是這樣，由于資金不足，不能更新技術和設備，只能“株守成法，出糖既少，費蔗又多，制法不精，售價更賤，因循不改，轉使洋糖充斥內地”。[59]沒有發達的商品生產和較強競爭能力的商品，商品經濟當然也就發展不起來。第二，由于缺乏資金，生產和經營的主動權只好讓給別人。比如茶業的生產和經營，江西占有得天獨厚的條件，江西本地“茶蓋中華，價甲天下”，[60]在國內外名氣不小。每年都有大量的江西名茶運銷海內外，九江因此成為我國近代著名的三大茶市之一。但是由于資金短缺，九江商界經常出現“銀根吃緊”的局面。每當此時，九江茶業生產就會出現“茶莊收閉者不少”的現象。[61]這樣外國、外省商人就可以利用他們手中雄厚的資本，喧賓奪主，壟斷江西的茶業生意。僅俄國人在九江通商后就先后開辦了三個磚茶廠，1882年上海、廣東等地商人也在九江組成了“寧茶振植公司”。[62]不久外國和外省的商人，不僅控制了江西的茶業生產，而且逐漸控制了江西的茶市，剝削江西廣大的茶農，牟取暴利。第三，資金的缺乏，嚴重地阻礙了農業新式經營和專業化生產的進程。在光緒年間，清政府曾倡導發展新式的農業經營，進行經濟作物的專業化生產。全國很多地方都辦得卓有成效，如張蹇在江蘇興辦的“通海墾牧公司”。[63]江西這時也花了很大精和財力，在各縣興辦農牧公司，試種經濟作物，數量在100個以上，但是大部分都是由于集不齊股或者是后期缺乏資金支撐而關閉。[64]比如光緒二十九年清江縣興辦“種植畜牧公司”的情況就是這樣，當地有官荒地約300畝，由稟生鄒欽爵作為公司的組建人，準備集股3000元，每股以30元計。從正月到六月，雖然政府不厭其煩地勸勵，給予種種的優惠政策，但六個月集股總共“才一百二十元”。用這僅有的幾個錢，公司開墾了一半面積的荒地，種上桑、麻等經濟作物，但不久就由于“集股不多，資金不敷”，到十二月公司只得以“股少難以推廣”而關門。[65]第四，資金嚴重缺乏，也影響了作為商品經濟發展的基礎：交通事業的建設。南潯鐵路是江西境內第一條鐵路，按籌建人之一蔣家駿的初衷是不想借外債的，甚至設想力爭在國內由江西本地人購得半數以上的股票。為此他“力勸殷富紳商，分認股分，務期有巨款”，[66]但是結果沒有達到目的，最后由于“江西近年庫藏異常支絀，能否由官代籌，事關巨款”，使他著實感到在資金方面，江西省本地官民承擔不起，只好在全國各省中分別招股，并不得不先后三次向日本借巨額貸款。鐵路主權就這樣被迫操縱于日本人之手。也正是由于資金缺乏，不能一下子買齊材料，南潯鐵路只好建建停停，前后10年才完成施工任務。

誠然，近代中國其他省份同樣缺乏資金，但其田賦、厘稅征收沒有江西那么重，上交的比例也沒有江西大，在興辦近代工商業的時候多少能從地方財政或民間得到一些資金，而江西則官民俱五分文，工商業資本特別缺乏。沒有資金，發展商品經濟當然就寸步難行。

四、文化教育落后

隨著近代商品經濟和新式工業的發展，市場競爭日益加劇，要求造就大批適應這一發展的人才。人才的出現，一靠教育的培養，二靠文化環境的熏陶。從文化環境來看，沿海各鄰省，由于有著得天獨厚的自然地理環境，通商口岸開辟以來，西方商人云集，帶來了先進的科學技術、管理經驗和西方資產階級文明，為沿海工商業的發展提供了物質條件、先進經驗，并對沿海的工商人才起了示范作用。隨著經濟的發展，沿海各省建交起了良好的公共設施，為人才施展才華提供了良好的條件，這不但對本地的人才具有凝聚作用，對全國各地工商人才也產生了極大的吸引力，因而全國很多地方的工商能人，薈萃沿海省份。洋備運動以后，為了適應形勢的發展，在引進西方科技的同時，各鄰省的近代教育，也辦得頗有成效。湖南、湖北的近代教育雖然沒有沿海鄰省興辦得那么早，但卻后來居上，辦得卓有成效。像湖南既有時務學堂那樣以介紹西方資產階級民主政治思想而聞名中國的學堂，也有為適應形勢，專門培養商品經濟人才的“職業技術學校”。如醴陵瓷業公司所辦的職業學校，[67]它的畢業生支撐著公司，把它從手工工場轉變為近代化企業，到1906年這個公司的產品就超過了景德鎮的王牌陶瓷，在南京工藝品展覽會上獲得頭獎。湖北的近代教育發展更快，僅張之洞在武漢就先后舉辦了湖北方言商務學堂、湖北算術學堂、農務學堂、工藝學堂、鐵路學堂等十幾所有名的專業性新式學堂。[68]所有的學堂都設有自然科學和工業技術課程，既有基礎科學如物理、化學、地質學、數學等，也有專業性的科學如造船、采礦、工藝制造等，還開有商業、法律、外交、管理等社會科學。

通過興辦教育，鄰省培養了一大批商品經濟的經營者和勞動者。華衡芳、徐壽、容宏、鄭觀應、楊度等就是他們中間的杰出代表。由一大批這樣具有強烈事業心和創新精神的人才，形成了近代江浙商團、武漢商會、廣東商會，他們活躍在各鄰省的工商界，大大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發展。同時造就了一個相對比較尊重人才，知人善用的社會文化環境。新一代的知識分子沖破了封建儒教崇尚“義理”、“輕視末技”的傳統思想束縛，開始投身于各種工商事業。最有說服力的例子是江蘇的張蹇，他既是狀元，又是一個大企業家和新式教育家，他的經濟和教育活動，為江浙一帶近代商品經濟的發展起了很大的促進作用。

反觀江西，近代社會文化背景，始終還是由落后、保守的封建思想占主導地位。直到光緒年間，江西知識分子仍然視儒家經典為至上，以“不事商賈”為光榮。期間，光緒帝詔令各省廣興新式學堂，江西護理巡撫翁曾桂曾想設“算學堂”。但是江西知識分子把西學“目為不急之務”，經過“鼓勵多方”，仍很少有人愿意入學，結果學堂沒有辦成，翁只能發出：“江省守舊人多，開化難于他省矣”的感嘆。[69]江西知識分子不僅不愿意學習西學，而且極力反對西方先進科技文化的傳人。這一點從近代江西激烈的反洋斗爭中就可以看到。江西并不是傳教士活動最嚴重的省份，卻成為反洋教斗爭即所謂“教案”最突出的地區，教案發生的次數多，規模大，幾乎每年都有發生。甚者一月之中平均一日發生六起教案，如1900年和1902年。[70]清政府的諭旨也說：“江西民情強悍，民教久不和”，[71]“教案迭出，而江西為尤甚”。[72]近代江教案最多，從反面說明了近代江西的文化思想最保守、最落后。

在這種文化背景之下，江西興辦近代教育的步履非常艱難，以教授西學為內容的新式學堂在江西遲遲不能出現。直到1901年8月清政府頒興學詔書：“著各省所有書院，于省城改設大學堂，各府廳、直隸州均設中學堂，各州、縣均設小堂”。[73]至此，江西才不得不設立新式學堂。

文化、教育落后，使近代江西嚴重缺乏商品經濟人才，這必然要影響到近代江西商品經濟的發展，商品經濟的各個領域都大吃沒有人才之虧。以瓷器生產為例，本來江西景德鎮是瓷都，擁有大批技術精良的瓷工。可是由于近代江西不重視教育，以致景德鎮的瓷器生產出現了“老匠良工散之殆盡，配制顏料多半失傳，新匠不惟技藝遠遜前人，即人數亦較前減少，凡有一技之長之匠，但已募人官窯，物以少而見珍……”。[74]而湖南的醴陵瓷業公司由于注重職業技術教育，開辦了“瓷業職業學校”，靠著它的畢業生終于在競爭中擊敗了景德鎮的王牌瓷器。由于教育跟不上，江西商品生產大都技術落后，產品質量低劣，銷路不廣。花大力氣建立的幾個公司，由于缺乏適當的經營管理人才，大都壽命不長。如袁州礦務公司“因經理不得其人，采挖虧折資本……先后停辦，撤消公司”。[75]在商業方面，由于不懂經營，江西甚至出現“常慮有錢無生意可做”[76]的局面，人才的缺乏同樣也影響到了江西交通事業的建設。德壽任江西巡撫期間，也曾考慮到“路礦兩項，為今日要務，宜認真講求，趕緊開辦，以拓利源，而杜凱覦，未便置諸緩圖，坐失良機”。他曾想筑一條“連接漢口，經江西、直達廣州的鐵路”，準備向朝廷奏請貸款，并委派候補知縣張曾治等組織人員，勘查好了路線。但當準備動手筑路時，訪遍省內人才，竟發現“江省現無熟悉此項工程之員，亦無承任集股建筑之商，擬請稍緩”。[77]這雖然說明德壽的平庸無能，但同樣也反映了江西近代人才奇缺。一緩就是幾十年，直到1997年這條鐵路才建起來，人才的缺乏給江西造成了多么大的損失。

從世界大形勢看，早在十七八世紀，西方各資本主義國家就開始了工業革命，確立了資本主義制度。到19世紀三、四十年代在全世界范圍內就已經形成了一個代表時代新潮流的資本主義體系。世界歷史發展的趨勢已經表明資本主義代替封建主義是不可抗拒的歷史規律。馬克思說在這種情況下“任何一個民族……如果不想滅亡的話都必須采取資本主義生產方式”。[78]面對著舊的經濟秩序已被沖垮，傳統農業已日益破產的嚴峻形勢，是選擇新的生產方式迅速興辦近代工礦企業、筑鐵路、發展資本主義、建立新的商品經濟秩序呢?還是留連忘返于往日的“魚米之鄉”，依舊故我地搞老一套?這是決定命運的選擇。考察整個近代江西，對外資入侵的反映在主觀上顯得十分遲緩和被動，走的是后一條道路。而鄰省象廣東、江蘇、浙江、福建、湖北、湖南等鄰省對外資入侵的反映相對比江西早，也比較積極主動。這種主動性和捷足先登，對這些省份近代及以后的經濟發展有很大的影響。我們認為正是這點才拉開了近代及以后江西與鄰省經濟發展的距離。

從洋務派在各省建立近代工業，引進外國機器進行近代化生產，到兩湖維新派在湖廣倡導資本主義改良，到革命派在廣東、湖北、江浙一帶掀起資產階級革命，充分展示了鄰省資產階級的經濟實力，在江西周圍逐漸形成了幾個中國高技術區。鄰省建立了薄弱的工業基礎，培養了大批工商人才，形成了活躍的商品經濟空氣。而整個近代，江西一向沉寂無聞，除了不斷地爆發反洋教斗爭和農民起義之外，近代資本主義化好像從來沒有同江西發生過關系。

以上就是江西和鄰省在接受新生產方式時所表現出來的差別，然而還不止于此，在鄰省建設近代企業的過程中，江西充當了鄰省“嫁衣

裳”的角色。自己拿出了很大一部分錢，給鄰省發展經濟，建設近代工礦、交通事業，這樣就更把自己與鄰省的距離拉大了。

為了支持各省搞軍事工業，江西每年要撥“銀三十萬兩給中央支用”。[79]19世紀90年代修筑鐵路成了洋務運動的重要內容之一，特別是早期修建一些鐵路所需經費，除向外國借款外，相當一部分款項都是由各個沒有建設項目的省份協濟。江西大約每年要拿五萬兩銀子“協濟”各省辦鐵路。[80]輪船招商局成立時，江西也慷慨地拿出了一大批資金“協濟”。江西的資金本來就不多，再無償地拿出這一部分，資金就更少了，這不能不影響到江西近代工業的建設。九江是江西近代工業發展最早的地方，像樣的工業建設項目，第一個是南潯鐵路的修建，由于資金缺乏，十幾年才建成；第二個是1920年動工興建，到1926年才生產的“九江九興紗廠”，生產不到兩年就因缺乏資金支撐，負債累累，而面臨破產倒閉。[81]

另一方面，江西近代工業發展緩慢使江西廣大市場，不僅成了外國資本主義傾銷商品的市場，而且也成了鄰省工業制品的銷售市場。這樣江西就形成了這樣的局面，由于工業不發達，與別人交換的商品只能是農產品原料。農產品是初級產品，價格十分低廉，工業品是高級產品，價格昂貴。往往極廉價的農產原料經過簡單的加工，又運到江西來賣就要高出幾倍甚至十幾倍的價值，其結果是別人發財，自己受損。商品經濟本來是可以賺錢的，可是江西由于沒有工業作后盾，生意越做，相對來說本省就越窮。等到江西開始意識到要辦工業的時候，處境就已相當困難了，首先是資金缺乏，再加上市場已被占領，就只能落后于鄰省了。

可見，江西在建立新的經濟秩序之時，喪失了時機，沒有及時建立起相當規模與近代社會經濟轉型有密切聯系的工礦、交通事業，從而使江西近代社會經濟的發展喪失了可靠的基礎，導致近代社會發展落后。

六、地理環境封閉

馬克思主義認為自然條件對于經濟的發展，是經常不可缺少的重要條件。馬克思說過：“勞動的不同的自然條件使同一勞動量在不同的國家可以滿足不同的需要量，因而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使得必要勞動時間各不相同。”[82]對于商品經濟來說，自然條件不僅影響到商品的質量、形式，還會影響到商品的流通和成本。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那些自然條件優越，生產成本低的地區生產的商品，必然會向生產成本高的地區流動，逐漸形成一定規模的生產地理分工。近代中國各地區的生產也開始了生產的地理大分工。那么分工根據是什么呢?馬克思主義認為：生產資料的自然富源，例如肥沃的土壤、便利的灌溉、溫和的氣候是發展農業的先決條件，[83]而勞動資料的自然富源如可供航行的河流、便利的交通、豐富的土特產等是商品經濟和資本主義工業發達的先決條件。按照這個理論，江西土肥水美可以有繁榮發達的封建農業，但不見得商品經濟一定發達。商品經濟發達的最重要的自然條件是便利的交通，豐富的礦、物產品。這樣進入近代后，整個中國地理條件好的省份可以發展工商業，成為發展工商經濟的主角，條件不好的省份只能保持傳統農業。

考察江西的自然地理環境，有一個最為突出的特點，便是封閉性。江西深居內陸。信息難得，既沒有沿海鄰省那樣走上海洋的可能，也不像兩湖那樣地處中國中心，是四方交會之所。

明清時期，江西商品經濟的發展之所以能走在全國各省前列，得益于當時廣州是全國唯一的對外通商口岸，江西處于對外貿易的交通要道上。但是進入近代以后，隨著五口通商口岸的開辟，對外貿易的中心從廣州轉至上海，使原來江交通位置的重要性完全喪失。大量的進出口商品不再是經江西到廣州，而是從四面八方涌向上海。同近代化的海運和鐵路運輸相比，江西梅嶺通道顯得太原始了，適應不了新的商品經濟發展形勢的需要。江西的商品流通隨之急劇衰退：“向之沖途，今為迂道。”[84]直接造成的后果便是商品經濟迅速萎縮。據史料記載，五口通商以后，江西“商貨銳減，贛江沿岸碼頭逐漸冷落”。[85]樟樹、吳城等過去繁榮的商業市鎮過往貿易“減少十之八、九”。[86]原來以贛州、吉安、撫州等市鎮為中心的商品經濟繁榮的廣大江西南部地區，經濟迅速衰退，以至后來贛南變成了全省著名的交通閉塞，經濟落后的“窮山區”。

進入近代以后，在自然經濟瓦解的時候，由于江西的地理環境的不利，生產的地理大分工，不自覺地把江西劃為傳統的農業區域。而江西的鄰省由于地理位置優越，工商業得以發展起來。據史料記載，近代長江中下游的江浙一帶，由于有江西等地的米谷接濟作后盾，“農田種稻者不過十之二、三”，[87]而種棉者“則十之七、八”。[88]福建的果樹、煙草種植“田既去七、八”；[89]蘇州“無論豐歉，江廣、安徽之客米來售者歲不下數百萬石，良田槽坊酤于市，土庶釀于家，本地所產，耗于酒者大半故也”。[90]據陳支平同志的研究，整個近代江西每年都要運銷幾千萬石糧食到東南沿海地區。[91]這就使得東南沿海省份有可能讓出相當一部分勞動力和土地從事各種工商業活動和經濟作物的種植，而江西為了生產這些糧食必須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土地，局限于單純的糧食生產，使江西和鄰省在社會分工方面拉開了距離。鄰省迅速從農業中分離出勞動力從事工商和其他，而江西大部勞動力只得從事糧食生產。

到清光緒年間，隨著經濟的發展，江西和鄰省生產的地理分工，基本上趨于固定，江西省的糧食已成為東南沿海地區不可缺少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而東南沿海各地區所生產的各種商品諸如棉布、蔗糖、果品等亦成為江西人民生活必需品。清代一位名叫魏禧的人士曾經指出：如果江西的糧食無法運出銷售的話，那么江西與東南沿海各省之間，勢必造成“一方粟死，一方金死”的“交困”[92]局面。結果鄰省成了近展工商經濟的主角，而江西則只能依舊搞糧食生產為主的傳統農業了。

總之，由于江西的交通阻塞，運輸不便，信息不靈，不便于搞商品經濟，在近代的生產地理分工中不自覺地選擇了以自給自足為主要的傳統農業。而傳統農業和自然環境的封閉性結合，更造成了惡劣的后果。它割裂了江西同外界的聯系，使江西永遠停留在小農業生產階段，帶來的后遺癥是不愿接受新的生產方式和技術，保護了落后，培養了懶惰精神，嚴重束縛了近代江西社會和經濟的順利轉型。

七、地方政府保守無能

除了上述以外，阻礙江西近代社會經濟順利轉型主要的原因就是地方政府無能，方針政策保守。

近代中國曾經有過二次發展經濟的機會，一是19世紀60年代到90年代的洋務運動時期，二是甲午戰爭以后到清末的和新政時期。在這兩個時期，清政府迫于形勢，曾力倡發展城鄉工商業，以求富國強兵。機會是平等的，但能否抓住機會，對各省來說，則要看地方政府的主觀努力。如果這個地方政府是一個穩定有力，積極開明的地方政府，對內能積極主動，實行開明政策，推動工商業經濟的發展；對外能取得必要的權力，如爭得中央貸款，取得必要的原料和市場等，那么它相對地就能抓住時機，在近代整個中國普遍落后的情況下，相對地把本省的經濟發展推進一步。否則既沒有一個有力的地方政府，又實行保守政策，對新式工商業經濟的發展不僅不給予保護和支持，反而處處卡殼，這樣只能失卻發展經濟的好時機。

相對江西來說，在這二次機會中，各鄰省政府較有力、較開明，當時封疆大吏李鴻章、左宗棠、劉坤一、張之洞、丁寶楨、陳寶箴等，恰在此時任職于各鄰省。在洋務運動期間他們先后從中央奏請得巨額官款，在各鄰省建立了一批近代化企業。在他們的帶領下，各鄰省涌現了一大批力倡導發展工商，致力于近代實業的官、商大員，如盛宣懷、張蹇、徐潤、楊度等。由這些人組成的地方政府，在鄰省實行了一系列發展工商業的政策。湖北張之洞認為中國商業不振的原因就在于：“但有征商之政，而少護商之法”。[93]因此他在自己的權限之內采取了一系列振興商務的措施，如創設漢口商務公所，陳列湖北各縣生產的農副產品及手工制品，邀請中外商人參觀，以廣其銷路，開拓利源。他還設立了商務局以鼓舞聯絡商情，創辦商報，倡導別立公司，與洋商合辦企業制造土貨，嚴禁稅卡、厘卡留難勒索等，使湖北工商業經濟迅速發展起來。從1895年到1905年的十年間，漢口對內對外貿易總額增加了一倍，[94]成為全國性原料和農產品的集散地和轉運站之一。湖南巡撫陳寶箴從1895年到1898年也推行了一系列獎勵工商業的政策，提倡公私辦企業、辦商會及農會等，他還親自奏請籌建了一個礦務局，一個化工公司和一間兵工廠。[95]巡撫大人的身體力行，無疑起了榜樣作用。這時湖南各縣、鄉鎮企業迅速出現，1895年僅火柴廠就在安化、益陽、桂陽三地辦了三個。[96]1896年僅礦業就開辦了平江黃洞金礦，新化錫礦山銻礦，益陽板溪銻礦等十幾處，出產的產品“多運銷外地，頗有聲譽……獲得了一定的發展。”[97]以致連平時極力反對未業的儒學大師王先謙也私人投資于平江金礦，并在長沙等地開設了眾多的商店。[98]，其他各省也同樣在大刀闊斧地辦工商業。雖然他們的這些努力對整個近代中國來說影響不大，但對于發展各鄰省的工商業經濟，仍然起了一定的作用。到20世紀初，江浙等鄰省就成為中國“商品最為發達的地區”。[99]

相比之下，江西省級政府則顯得十分軟弱無能，頑固保守。既無像左宗棠、李鴻章、曾國藩那樣有威望的封疆大吏，能為本省的經濟建設爭得必要的權力，又無像陳寶箴、張之洞那樣開明創新的巡撫大員，為本省的商品經濟發展開辟道路。贛籍京官到同治以后“垂三十年，江西無三品京官”。[100]申請不到巨額官款，本省原本又窮，所以鄰省能辦洋務，江西卻無條件。作為一省之長，江西巡撫近代70年替換了30人，平均任職才二年。[101]省級領導班子結構長期處于不穩定之中，新的巡撫剛熟悉情況卻又被調走，不可能對江西的經濟發展有長遠的、一貫到底的規劃。所以即使是像劉坤一、沈葆楨那樣有名氣的洋務官員，由于任職時間太短，他們在任江西巡撫期間也并沒有任何創新。沈葆楨致力于鎮壓太平天國革命，劉坤一奔波于防旱救災，此外的二十幾位巡撫，除少數外，多是一些極端保守，碌碌無為之輩，像毓科、德壽、李興銳、胡延干等十幾位巡撫，他們要么是享樂及時的昏臣，要么是鎮壓人民的劊子手，要么是苛征暴斂的奴才。江西近展經濟的二次機會就喪失在這些人手中。通查光緒年間的奏折，江西巡撫的奏事，除了有關鎮壓會黨和如何征收稅收外，幾乎沒有一人通盤考慮過如何適應全國的形勢，發展江西工商業。光緒八年鄰省工商業正在蓬勃發展，這時江西地方政府卻向光緒上奏反對江西發展工商經濟，認為江西的田賦漕糧“歷朝重視……實為國計之根，而大小可為緩急之序……”田賦漕糧應擺在第一位，應該“合官民為之”，其他諸如辦企業，發展工商業只不過是“其小而緩者”，只要“鳩民力治之”[102]就可以了。光緒皇帝接奏后“詳加批閱”，認為可行，從此就定下了江西近展經濟的基調。對江西近代社會轉型來說這是一個相當有害、保守的策略方針。為了推行這個方針，以后江西各屆巡撫的主要精力就放在如何更多地征收地丁漕糧上。太平天國革命失敗后，田地荒蕪，民生凋蔽。為了鞏固統治，從19世紀50年代到90年代，清政府在農村搞了一次延續了30多年的全國規模的減賦運動，目的是想使農民有一個休養生息的機會。在這場減賦運動中，湖南每年平均約減浮收160余萬千文，湖北每年近50余萬兩，安徽為120到130萬千文，浙江為230萬千文，江蘇平均每年比以前減輕26．8％。[103]而江西雖然在1856年即擬減賦，但地方官“并未真正實行”，1862年制定永久性章程時，反而比以前的稅率，平均每石加征一兩五錢，每年加征100多萬兩。[104]可見，在推行減賦這一政策時，江西農村負擔不僅沒有減輕，反而加重了許多。

與鄰省政府相反，江西的地方官員對辦理近代工商業缺乏熱情。即使在和新政高潮時期，盡管清政府一再強調地方政府要大力提倡辦企業，發展工商，可是江西的地方官員仍是無動于衷，不僅較大的企業官府一個都沒辦，連民間私人開辦的小企業也不給予任何實質性的支持，反而想方設法置之于死地，處處加以限制。例如江西礦務公司章程規定：[105]領取執照后十二個月之內“逾期限未開辦者，即行注銷，先開辦后申請者，概不準開”。袁州郡出產土磺硝，一向無人開采，光緒二十八年易炳勛等集資開了三處磺礦，由于不合章程，先后被迫停辦。[106]后來陳永齡等設立“同興公司”開采磺礦，官局又極力排擠，以致“存貸甚多，銷路不行，只得拱手讓給官府”。[107]南昌商人梁基，在光緒年間想開設“生利公司”，煎熬樟腦，前后四

年四次申報執照，省政府都以“跨占數郡”為理由“批斥未準”。[108]他們的考慮是：“士民之煎熬者，勢必自行銷售，不特無可稽查，稅務廢業，且恐通賊濟匪，其患不堪設想”。[109]政府明文規定“禁止商民別立公司”。[110]并在各地“稽查緝私”，[111]一發現私人開礦或辦公司即“拘案查辦”，可見政策是何等的保守。

新政時期由于中央一再催促，江西在興辦近代工商業方面也不得不作些舉動，興辦了一些企業、公司。但鄰省辦企業的目的是“富國強兵”，而江西辦工廠的目的是：“多設一藝所，即地方少無數游民”。[112]而且江西興辦的都是小規模的工藝所，重點興辦的是罪犯習藝所，占這一時期興辦各種工廠、企業數的一半以上，[113]成為這一時期江西辦工商的主流。實際上近代江西工商業的發展道路是朝著勞改工廠的方向發展的。別省用人才，而江西卻用罪犯，用有限的資金，來興辦無助于經濟發展的習藝所，是沒有前途的。結果到光緒末年，各縣的習藝所皆告：“經費支出”、“技藝不精”，先后一個個關門，不僅浪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更可惜的是錯過了一次發展經濟的好機會。

地方政府軟弱無能，頑固保守，既不能為近代江西工商業發展爭得必要的權力，給予有力的支持和保護，又處處輕視商品經濟，限制它的發展，嚴重地阻礙了近代江西社會經濟的轉型。在一定的意義上來說，它是江西近代化進程發展緩慢的最主要的原因。

綜上所述：近代江西近代社會轉型不順利是上述七個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由于外國資本主義的經濟侵略，打斷了江西原有工商業經濟的呈優勢的正常發展，使它發展緩慢成為可能，為其他六個不利因素發揮作用提供了前提。但是外資入侵這只是江西近代社會緩慢的外部原因，外因通過內因起作用，導致江西近代社會發展落后的主要原因還是近代江西社會內部的原因。

地方政府的保守無能是導致江西近代社會發展落后的主要原因。正是由于進入近代以后，江西地方政府推行保守政策，造成了江西文化、教育落后，沒有建立新工業，田賦、厘金征收特別繁重等后果，也使得江西的封閉性的地理環境得不到改變，其保護封建經濟的政策，當然更使江西的封建勢力更加強大，從而加大了近代江西由傳統到近代轉型的阻力。由此可見．其他幾個制約因素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地方政府的保守無能帶來的結果。

沒有建立新式近代工業基礎，文化教育落后，田賦、厘金征收繁重，既是保守政策的內容，也是保守政策造成的直接后果。反過來沒有新式工業和近代化的文化教育，當然也就不能沖破落后的封建生產關系，也就不能改變近代江西交通落后的面貌。

封建的生產關系，從眾多的方面束縛了江西近代經濟的發展，它限制了商品生產的規模、市場購買力，束縛了社會分工的進一步發展。也導致了商業資本的奇缺，使得近代工業不能在江西出現。而自然經濟帶來的小農思想，也是近代教育在江西不能發展的重要原因。它導致了自然經濟的堅固性，使人們不必要與外界交通，缺乏打出去的精神，因而江西的封閉性地理環境永遠得不到改變。二者結合起來既保護了落后意識，又養成了懶惰陋習，反映到地方官員上，就是政策的保守和無能。

農業經濟論文:論農村社會結構對農業經濟的影響

摘 要 “三農”問題是當前應研究的重要課題，農業經濟結構和農業產業結構的調整，是在一定的農村社會結構中進行。闡述了現存的農村社會結構是如何直接影響農業經濟結構和農村產業結構調整，并提出了個人觀點。

關鍵詞 “三農”問題 農村社會結構 農業經濟發展

1 農村社會結構對農業經濟發展的影響

當前農村社會中不同群體、階層之間的關系，可以具體區分為三種不同的關系。一是“縣、鄉、鎮政府”、“村兩委會”與“農戶”之間的關系；二是“經濟合作組織”、“龍頭企業”、“示范基地”與“農戶”之間的關系；三是“農業技術人員”與“農戶”之間的關系。

“縣、鄉、鎮政府”、“村兩委會”、“農戶”之間的關系，是當前我國農村現實社會關系中的核心內容。在如何推進本區（縣）域農業經濟發展的問題上，“縣、鄉、鎮政府”、“村兩委會”、“農戶”三者之間的關系怎樣，是制約著一定區（縣）域中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那么我們需要研究的問題是，當這三者之間的關系處于怎樣的結構狀態時，對農業經濟結構調整、對規模化和產業化經營方式的形成，才是起促進作用的呢？反之，則必然會起阻礙作用呢？

經濟學界認為，農村中農業經濟結構調整的主體應該是農戶、而不應該是縣、鄉政府。從一般意義上講，也不應該是村干部。因此，可以認為，在“縣、鄉、鎮政府”、“村兩委會”、“農戶”三者關系中，“農戶”自主決定自己各種農業生產資源投向的權力越大，這種三者關系的狀態就越“好”，就越有利于農村中農業經濟結構的調整。反之，“農戶”自主決定其資源投向的權力越小，三者關系就越處在“不好”的狀態。

“經濟合作組織+農戶”、“龍頭企業+農戶”、“示范基地+農戶”等等旨在推進農業生產“規模化、產業化”經營的組織方式，也逐漸成為當前農村社會關系中新的序列，也是非常重要的內容。“經濟合作組織”、“龍頭企業”、“示范基地”與“農戶”之間相互關系的狀況，是當前農村中與農業生產的規模化、產業化經營、甚至是區域專業化的發展狀況關聯性更為緊密的內容。那么需要研究的問題是，這些經營模式中，農戶與其他經濟主體之間的相互關系處于怎樣的狀況時，對本區（縣）域中農業的規模化、產業化經營的發展有積極作用呢？

如果農戶獲得了自主決定其資源投向的權力，但目前這種分散、以小農方式經營是不可能面對市場需求實現農業經濟結構的調整的。經濟學界認為，“經濟合作組織+農戶”、“龍頭企業+農戶”、“示范基地+農戶”是當前我國農業實現規模化和產業化經營的有效途徑。也就是說，農戶只有加入到“經濟合作組織”中、加入到“龍頭企業+農戶”、“示范基地+農戶”的生產關系中，農戶的生產才可能是適合市場需要的。加入到上述的生產關系中是農戶與市場對接的必然路徑。但問題是，加入到上述生產關系中去的農戶，與龍頭企業、示范基地、或者與經濟合作組織之間，必須能夠形成一種以雙方認同的、受法律保護的契約為基礎的相互關系。否則，企業、基地、合作組織、農戶任何一方都不可能獲得能夠持續的物質利益。其中的關鍵問題是收益在企業和農戶之間的分配機制問題。一般地說，分配機制越是基于雙方的認同，雙方關系的整合性程度就越高，就越能夠產生較好的經濟收益，這也表明這種社會結構處在“好”的狀態。

可以說，當前農村中這種關系如果不能實現整合，那么農戶即使獲得“自主決定其農業資源投向的權力”也不可能產生明顯意義。而究竟應該如何促進農戶與其他經濟主體之間這種具有基本整合性的相互關系，則是當前非常需要研究的問題。

“農業技術人員”與“農戶”之間的關系，是當前農村社會中的第三種關系。當前在許多農戶的生產過程中，基本上是依賴以往的經驗“靠天收”，沒有多少常規農業技術的支持，更不用說高新農業技術的支持。而農村中的農業技術人員，由于當前農技推廣體制的問題以及其他方面的原因，技術資源閑置，導致農村中一方面是農戶迫切需要技術，而另一方面是農業技術人員或轉行干別的事情，或做起了涉農的生意，無人為農戶的農業生產提供技術支持。這種狀況是當前導致農戶的種植、養殖結構難以進行合理調整，農產品質量和產量都難以提高，因而收入也難以增加的重要原因。即使當前正在廣泛興起的“經濟合作組織+農戶”、“龍頭企業+農戶”、“示范基地+農戶”等經營模式中，“農戶”仍然是獨立從事生產活動的基礎單位。因此，農業技術人員和農戶之間是否能構成穩定的技術服務與被服務相互關系，對每一個農戶的農業生產是否能夠真正增收，是至關重要的事情。并且，由于農戶缺乏技術支持而產生的農產品品質不高，又會導致農戶與龍頭公司、與示范基地、與合作組織之間關系的矛盾，嚴重的可能引發社會沖突。從宏觀上看，這個問題不解決，國家關于農業種植結構區域性調整的總體規劃也只會是紙上談兵。那么需要研究的問題是，農村中的農業技術人員與農戶之間的關系處在怎樣的狀態才是“好”的結構狀態，才可能順利推進本區（縣）域中農業生產的規模化、產業化經營和實現農業經濟結構和農村產業結構的合理調整呢？

從農業經濟學角度看，當前我國的農業必須是技術、信息推動型農業，農業技術支持必須成為每一個農戶生產過程中的基本環節。農業技術人員與農戶之間必須形成穩定的服務和被服務關系。形成這種關系可以通過市場化途徑，也可以探索由非市場化途徑逐步過度到市場化途徑。非市場化途徑指通過政府支持途徑為農戶提供基礎性、常規性農業技術的支持。養成農戶依賴農業技術進行農業生產的習慣。對于部分農戶的高新農業技術支持則主要以市場化途徑解決。但就目前農村中廣大農戶的情況看，政府投入是啟動農業技術支持機制的關鍵。農業的技術投入必須成為一種國家的制度創新,而不能僅僅依靠市場選擇和農民自身。

值得指出的是，即使政府通過各級財政渠道對農業技術支持問題進行投入，也并沒有解決這樣一些必須考慮的問題，即農業技術人員與農戶之間如何形成和諧、穩定、能持續的“服務與被服務關系”的問題。從理論的角度看，通過設置適當的“權利——義務”系統，均衡雙方在相互關系中的“權力”，使農業技術人員和農戶的“權益”都能夠基本得以實現，是貫徹始終的關鍵問題。那么，究竟會形成怎樣的關系模式？我認為，這是建立在實踐基礎上的不斷制度創新才能回答的內容。當前，需要在深入調查研究的基礎上，觀察一些在對于農戶進行農業技術支持方面做得比較好的農村的具體做法，總結并推進有效的制度創新方式。

基于上述三種關系序列都與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的具體內容有著明顯的關聯性，因此，概括起來講，關于農村社會結構對農業經濟發展的影響，可以作如下解釋：一定的區（縣）域中農村社會結構的狀況（三種關系的整合程度），制約著該區（縣）域中既有的農業經濟資源（土地、資金、人力、技術等）的配置方式，制約著規模化、產業化經營組織方式可能產生的效率和效益，因而制約著農業經濟結構和農村產業結構形成合理調整的程度。具體地說，當農村社會結構越是處在“好的”狀況時，該區（縣）域中各種農業經濟資源越可能形成比較能夠適應市場要求的有效的配置的情況，從而使規模化、產業化經營和經濟結構、產業結構調整都能得以健康、迅速地發展。反之，如果農村社會結構處在“不好”的狀況，則該農村社區中各種農業經濟資源就不太可能形成適應市場要求的配置，并且還會阻礙規模化、產業化經營和經濟結構調整的健康發展。

2 我國農村社會結構中存在的問題

關于縣、鄉、村與農戶的關系問題。當前的現實情況是，計劃體制時期形成的忽略廣大農戶利益的價值取向，在仍未得到明顯改變的鄉鎮行政管理體制的支撐下，依然主導著縣、鄉、村干部的行為方式。資源配置權力在很大程度上依然集中在縣、鄉、村干部手中。相當數量鄉、村都存在“角色錯位”或“角色混亂”的情況。其結果導致沿用計劃體制下行政命令的辦法推動本社區的農業產業化、規模經營，用行政手段強行搞集資、搞攤派，辦政企不分、財務約束軟化、效率低下的企業, 強迫農民接受劣質服務，隨意收回或調動農民承包的土地等等現象大量存在。

而另一方面，自農業經濟體制轉型以來，隨著市場機制對農業和農村經濟的逐步滲透，培育了廣大農戶作為獨立市場經營主體、要求維護自身經濟利益的價值取向。但由于當前農村“村民自治”過程中存在一系列問題，導致農戶在農村社區中的“權利——義務”實際上并未發生明顯變化。普通農戶的經濟行為經常受到來自鄉鎮、村干部行政權力的干預。這就使得經濟體制轉型所要求的農業生產資源配置權向市場經營主體分散的局面一直難以實現。

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其核心就是還土地于農民，充分調動農戶的農業生產積極性。通過農村經濟體制轉型，政府退出對農業經濟的直接計劃指令和計劃調節，讓市場來有效地配置農業生產資源。

那么，農戶怎樣才能獲得自主支配其農業生產資源的權力呢？我們認為，必須通過削弱縣、鄉行政和村干部直接指揮農戶經濟行動的權力。或者說，必須賦予農戶有能力不服從縣、鄉、村直接經濟干預的法定的權利。重新調整縣、鄉、村、農戶之間相互關系的“權利——義務”系統，是整合縣、鄉、村與農戶之間的權力制衡關系，保證普通農戶真正獲得自主支配其農業資源權力的必要途徑。

總之，從當前我國農村中縣、鄉、村、農戶關系看，農村社會結構中仍然存在著阻礙農業生產資源實現合理、有效配置的問題。

農業經濟論文:清代山區農業經濟的轉型與困境：以贛南為例

[內容提要]本文以贛南山區為例，綜合考察了清代山區農業經濟轉型的歷史局限與歷史困境，并分析指出：以經濟作物種植加工為主要內容的山區商品性農業生產雖然預示著農業經濟開始出現轉型，但這種“依賴型”和“生計型”農業商品經濟，不僅沒有引起清代贛南山區農業經濟結構的根本性變革，反而依附于并加強了自給自足的稻作自然經濟；由于受山多田少、自然災害和生態破壞，以及不斷增長的人口壓力等生態的和社會的因素的制約。一直占絕對主體地位的山區稻作經濟不僅停留在糊口的發展水平上，而且還面臨著難以克服的內在困境。如何克服和擺脫這些困境，不僅是一個歷史問題，也是一個現實問題。

[關鍵詞]清代；贛南；山區農業經濟；轉型；困境

一、前言

明中葉以來，尤其是到了清代，中國南方山區的農業經濟出現了一個引入注目的重要變化，即山區經濟作物廣泛種植與加工，其產品大批地輸入國內市場，農業經濟顯示出商品化的發展趨勢。在某種意義上，這種山區商品性農業生產的出現和發展，不僅意味著明清時代的中國山區經濟有了顯著的發展，同時也預示著山區傳統農業經濟出現了結構轉型的征兆。過去有關的研究，也正是從商品經濟(或市場經濟)發展史及山區開發史的角度，對山區商品性農業生產在明清時代山區農業經濟發展中的這一歷史地位以及明清山區經濟的總體發展水乎，給予了較高的評價和肯定①。不過，從明清時代山區農業經濟發展的整體狀況(包括農戶的生計結構)來看，我們卻注意到，不僅山區商品性農業生產的發展由于受到地理及市場等因素的制約而存在著難以避免的結構性局限，而且山區傳統稻作農業經濟也一直面臨許多難以克服的內在困境。因此，從總體上全面而具體地考察和評估明清時代山區商品性農業生產對于山區農業經濟轉型的作用和意義以及山區農業經濟的總體發展水平，仍然是一個值得探討的課題。

本文即以清代山區商品經濟相對活躍的贛南為具體事例，依據贛南各縣②地方志及其他有關資料，對清代贛南山區商品經濟作物種植和生產的區域性特點、山區農業經濟的整體發展水平以及它所面臨的內在困境作一綜合的考察和分析，以期闡明商品性農業生產在清代贛南山區傳統農業經濟中的歷史地位以及贛南山區農業經濟發展和轉型的艱難進程及其問題所在，希望對正確認識和理解近現代及今日贛南農村經濟發展的矛盾和出路，提供一個歷史的啟示和參考。

二、山區商品經濟作物生產的特點與局限

從總體上看，地處贛江最上游的贛南山區，直到明代仍然是個非常傳統的稻作農業生產區，當地居民一直保持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生活生產形態，即以種植水稻等谷物為主要生計，極少從事工商業活動，如明嘉靖《贛州府志》卷一《風俗》載曰：興國“民鮮商販，惟務農業，風俗儉約”；瑞金“民性悍勇，疾病喪葬多崇巫佛，……民務耕而不商”；龍南“民惟力耕，不知販負，輕生好斗，勇悍相角，婚姻鮮禮，喪葬衰資”；石城“男耕稼，不商賈，女麻矣，不蠶桑”。不過，在明中葉以來江南等地城市手工業和商品貨幣經濟不斷發展以及國內市場逐步形成的背景下，贛南山區農業生產的某些領域開始出現了商品化的苗頭和發展趨勢，這個苗頭大概是從明后期藍靛的種植加工開始的。明末清初以來，伴隨著閩粵移民的大規模移墾以及新作物品種的廣泛傳播，贛南山區經濟作物的種植，無論是作物種類還是種植面積，都獲得了極大的發展。大概到清中期，贛南山區逐步形成了以煙草、糖蔗、藍靛、?麻(其加工產品為夏布)、油茶(俗名木梓、茶子，其成品為茶油、木油)、油桐(其成品為桐油)、杉木等為主的經濟作物區或經濟林區，其產品大批地輸入國內市場③。客觀地說，這種以經濟作物種植加工為主要內容的商品性農業生產的興起和發展，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贛南山區原先單一的自給自足的糧食生產結構，使當地山區農業經濟獲得較全面的發展④。也可以說，這是清代贛南山區農業經濟結構轉型的一個重要跡象和一次難得的歷史機遇。但是，清代贛南山區商品性農業生產的發展，因其所具有的區域性特點而存在著難以避免的結構性局限，其對于山區農業經濟轉型的推動作用和意義也就非常有限。大致說來，清代贛南山區經濟作物的種植與加工具有以下基本的地區性特點，并表現出相應的歷史局限性。

其一，清代贛南山區經濟作物的種植加工首先是由福建和廣東等外地流民(即所謂的“閩粵流寓”)積極的移墾活動推動的，這是一種商業性的農業開發，具有資源掠奪和財富轉移的性質和特點。明末清初以來，不少閩粵流寓(尤其是福建人)在贛南山區租佃山場或田土，種植各種經濟作物。據康熙《興國縣志》卷一《輿地志·土產》記載，清初戰亂之后，閩粵流寓利用該縣荒地種植藍靛和?麻，如言：“興國土滿人稀，東北多曠地，閩粵流寓耕之，種藍栽?，亦多獲利，而土著弗業焉。”或租來山場種植油茶，如乾隆《興國縣志》卷七《志地·物產》載曰：“興之山阜向植杉木，安徽客販多采焉。木去地仍，閩粵流民僑居，賃土遍種茶子。”在于都、南康兩縣，福建人種植糖蔗的活動相當活躍，如康熙《于都縣志》卷一《輿地志·物產》載曰：“(于都)瀕江數處，一望深青，種之(糖蔗)者皆閩人。”又康熙《南康縣志》卷三《輿地志·土產》記載：“南康近產糖蔗，歲煎糖可若千萬石，……糖蔗悉系閩人賃土耕種。”煙草的種植也是福建人在贛南的一項重要經濟活動，如康熙五十二年(1713)《贛州府志》的編者指出：“(贛州府)山邑地瘠而民拙，奇淫珍玩之好，服物之需，皆不及他郡，所恃惟谷菽而已，故力耕者眾。近多閩廣僑戶，栽煙牟利，頗奪南畝之膏。”⑤閩粵流寓種植經濟作物的活動，固然地推動了贛南山區土地的開發利用和當地商品性農業的發展，但也帶來了一些不利于當地經濟整體發展的負面影響。首先是經濟作物的種植占用了糧田，影響了糧食的生產與供給(詳見下文的論述)。更重要的是，閩粵流寓租賃土地種植經濟作物的活動，實際上追求的是短期的經濟效益，他們獲得收益之后就離土而去．這就使贛南的資源和財富大量外移，必然不利于當地經濟的發展。康熙年間“寧都三魏”之一的魏禮(1629—1695)即指出：“(寧都)下三鄉佃耕者悉屬閩人，大都建寧、寧化之人十七八，上杭、連城居其二三，皆近在百余里山僻之產。……夫下鄉閩佃，先代相仍，久者耕一主之田至子孫十余世，近者五六世、三四世，率皆致厚資，立田宅于其祖里，彼然后召頂耕者，又獲重價頂與之而后歸。……故閩佃嘗赤貧賃耕，往往馴致富饒。或挈家返本貫，或即本莊輪奐其居，役財自雄，比比而是。”⑥相比之下，贛南本地鄉民從經濟作物種植中所獲得的收益則非常之少，大部分的收益被閩粵種植者和外地商人瓜分而去，如康熙《于都縣志》卷一《輿地志·物產》云：“(于都)瀕江數處，一望深青，種之(糖蔗)者皆閩人，乘載而去者皆西北、江南巨商大賈，計其交易，每歲裹鏹不下萬金，于(都)人曾不得利纖忽焉。”可見，閩粵流寓種植經濟作物的移墾活動，對于推動清代贛南農村經濟的發展是有限度的。

其二，贛南山區生產的經濟作物產品，當地鄉民本身的消費以及本地市場的需求都十分小，絕大多數是供應給手工業和商品經濟發達的江南地區等外部市場的，如藍靛、?麻、夏布、茶油、桐油、杉木、煙草、甘蔗等經濟作物產品，作為重要的手工業原料或生活用品，每年都有許多外地商人攜帶巨資前來贛南收購，販運到江南、西北、福建等外省區，例如：(一)藍靛：早在明后期，贛南的藍靛就向外地輸出，如天啟《贛州府志》卷三《輿地志·土產》記載，西北商人每年前來贛州府收購城郊農民種植加工的藍靛，而且交易相當可觀：“(贛州)城南人種藍作?眨?鞅貝蠹炙暌恢裂粗鄱?攏?萑似氖稱淅?！?二)?麻與夏布：在清前期，石城、寧都等城鄉各地都種植?麻，并加工生產成夏布，每年大批地販運出口到江南等地，如乾隆四十六年(1781)《石城縣志》卷一《輿地志·物產》載曰：“寧都、石城以?麻為夏布。寧都制者尤佳，石(城)布雖不及寧(都)細密，近數十年來，城鄉織，歲出口十萬匹居哉!外貿遍吳越亳州間，子母相權，女紅之利普矣。”寧都的一些農村墟市，夏布的交易特別集中。每當夏布上市季節，各地商賈云集其間，收購夏布，販運而去，道光《寧都直隸州志》卷十二《土產志》記載：“夏布，州俗無不緝麻之家，緝成名為績，……夏布墟則安福鄉之會同集、仁義鄉之固厚集、懷德鄉之璜溪集，在城則軍山集，每月集期，土人及四方商賈如云，總計城鄉所出夏布，除家用外，大約每年可賣銀數十萬兩，女紅之利，不為不普。”興國縣的情況亦大體相同，如道光《興國縣志》卷十二《土產》載曰：“績?絲織之成布曰夏布，土俗呼為春布。……衣錦鄉、寶成鄉各墟市皆賣夏布，夏秋間每值集期，土人及四方商賈云集交易。”這些都顯示，外地商人在贛南城鄉收購販運夏布的活動相當活躍。(三)茶油、桐油：茶子、桐樹是贛南山區傳統的經濟作物，種植非常普遍，茶油和桐油的產量及質量都非常可觀。除了家用之外，其大部分向外省輸出，如乾隆《贛州府志》卷二《地理志·物產》載曰：“茶油、桐油，各邑有之。……楚蜀亦出桐油，而不及贛之膠粘清亮，可人漆也。茶、桐二油，惟贛產佳，每歲賈人販之他省不可勝計，故兩關之舟載運者絡繹不絕。”(四)杉木：清代贛南山區是杉木的重要產地和輸出地，各縣杉木大部分通過贛江水路輾轉販運到省城南昌及江南各地，如龍南縣向江南等地輸出的山貨就是以杉木為大宗，雍正四年(1726)龍南縣舉人曾捷宗說：“(龍南)四鄉之地，多山麓而少平原，故山多而田少。……山之所產者，有松、杉、木梓，松惟資於薪蒸，木油亦少出境，惟杉木自數十年來種植愈廣，每歲之為材者可得數十萬株，土人轉運江南，頗得厚利。”⑦興國縣亦盛產杉木，安徽商販前來采運而去，乾隆《興國縣志》卷七《志地·物產》載曰：“興之山阜向植杉木，安徽客販多采焉。”(五)煙草與糖蔗：如前所述，在清代的贛南，煙草和甘蔗這兩種經濟作物，先是主要由福建人佃種，后來本地農戶也普遍種植，形成相當的規模；加工生產出來的成品，即成為外地商人采運的兩項大宗商品。如煙草，為福建商人爭相采購，乾隆《贛州府志》卷二《地理志·物產》如是記載：“蔫即煙草，一日食菸，一曰淡巴菰，種傳自福建，贛屬邑遍植之，甚者改良田為蔫畬，致妨谷收，以獲厚利，閩賈爭夾資覓取。”在種煙大縣興國縣，每年秋成季節都有鄰近的吉安商人前來收購煙草，道光《興國縣志》卷十二《土產》載曰：“興邑種煙甚廣，以縣北五里亭所產為最，秋后吉(安)郡商販踵至。”而頗具生產規模的糖蔗及其成品砂糖，則吸引西北及江南的巨商大賈前來采運，如于都縣的糖蔗，“乘載而去者皆西北、江南巨商大賈，計其交易，每歲裹鏹不下萬金”⑧。這種情況在贛南甚為普遍，如乾隆《贛州府志》卷二《地理志·物產》載曰：“甘蔗，贛州各邑皆產，而贛縣、于都、信豐最多。……蔗本味脆而甘，榨取汁熬之成糖，即紅糖也，一曰砂糖，西北巨商舟載交易，其利數倍。”以上表明，清代贛南山區商品經濟作物的廣泛種植與加工生產，基本上是由江南、西北等外部市場的需求而帶動或引起的，其產品的輸出亦主要依賴外地商人的集市收購和長途販運來達致，而這種狀況顯然與明中后期以來江南等發達地區手工業生產和商品經濟的不斷發展以及國內市場的逐步形成和商人及商業資本的活躍密切相關⑨。因此可以說，依賴于江南等外部市場和外地商人的帶動而形成發展的贛南山區商品性農業生產，是一種“依賴型”農業商品經濟⑩。

清代贛南山區商品性農業生產在依賴于外部市場的同時，也必然受到外部市場和外地商人及商業資本的制約，具體地說，外部市場需求的消長以及外地商人的投機行為，對當地種植戶的生產與生活產生直接的影響。例如，在盛產煙草的瑞金縣，每當煙草收獲季節，煙商往往利用種煙戶急于出售煙草以換取生計的心理，壓低煙草收購價格，種煙戶對此也是無可奈何，只好忍受煙商的盤剝而賤價售出煙草。康熙年間，瑞金士紳謝重拔即指出：“夫種煙者胼手胝足，勞固倍于稼穡，而工食資用，其費亦倍于稼穡。及當收采之時，富商巨賈乘其急，而以賤價售之，未見煙之利能浮于谷，此種煙之人己不能收種煙之利矣。”⑾在南安府大庾縣，商人則利用高利貸盤剝蔗農，如乾隆年間知縣余光璧所言：“(糖蔗)每歲至冬乃收，貧民急不能待，多借貸奸賈，名曰糖錢，利重而價廉，利歸他人，害貽自己。”⑿贛南山區杉木的運銷狀況也深受外部木材市場變化的影響，例如會昌縣出產的杉木，據同治《會昌縣志》卷十一《風俗志》載，“康熙雍正間尚有運至金陵以售者，近年木客不過販及省垣青山而止”。外部市場的萎縮，直接限制了杉木的運銷范圍。總之，“依賴型”的清代贛南山區商品性農業生產，由于深受外部市場和外地商人的制約，其本身的發展及其對贛南農業經濟發展和農民生計改善的作用，實際上都是非常有限的。

第三個特點就是，在清代贛南鄉村地區，經濟作物的種植與加工，基本上是在一家一戶內進行，是一種家庭生產經濟；盡管文獻記載給人的印象，這種生產活動非常普遍，但它并沒有形成專業化生產的規模。而且它在農產家庭的整個生計結構中也只是一種“副業”，旨在補充生計的不足。在家庭支出窘困或年成不佳的情形下，這一特點表現得尤為突出。例如，早在明萬歷年間，贛民苦于“遼餉”的加派，只得靠栽種藍靛和蘭花來維持生計，其情形如萬歷四十四年(1616)贛州知府金汝嘉指出：“夫贛民之不聊生也久矣，一番加派，僅以栽藍種花供賦糊口。此舉(加派)若行，惟有賣男鬻女，此為苦乎?”⒀而在清代瑞金縣，由于“田少山多，民資種煙為活，……故偶有偏災，民無饑色”⒁。在南康縣，鄉民則利用水稻不宜的高地旱土或沙壩土種植甘蔗和花生，以彌補家計的不足，如乾隆《南康縣志》卷二《風俗志·物產》載曰：“二物(糖蔗和花生)所種，總在高阜、水不常得或沙土不受水之地，非五谷所宜，乃種之，以此補稼穡之不及。”凡此種種，皆說明商品經濟作物的生產不過是山區小農賴以維持生計的一種“副業”經濟而已。而且，農戶從這種“副業”中所獲得的收益也是非常有限的，如在南安府，鄉民種植甘蔗的收益，與種植谷物相比，并沒有增加幾多，甚至還得不償失，如乾隆年間大庾知縣余光璧分析指出：“蓋糖蔗一種三四年不易本，初年薄收僅供工本食用，次年大熟始得倍收，三年四年則遞減而歉矣，合計利比五谷多得無幾。……再更兩三種，未有不破家者，故邇來鏟除盡絕。”⒂再從產品交易的情況來看，盡管前引各方志資料記載顯示，贛南各地農村墟市每年經濟作物產品的總交易額相當可觀，但不難想象，對于個體農戶來說，這種交易都是零散的，交易收入在家庭生計也只是補充性的。因此可以認為，清代贛南山區經濟作物的生產，是一種“副業型”或“生計型”的農業商品經濟⒃。

綜合以上特點來看，以經濟作物種植與加工為主要內容的商品性農業生產，雖然在明末清初以來的贛南山區比較普遍，并在總體上形成了一定的規模，但同時它也存在著難以克服的結構性局限。由于閩粵流寓的佃耕經營所造成的財富外移、外部市場和外地商人的制約、以及只是作為補充性“副業”的特點，這種商品性農業生產并沒有引起贛南農業經濟結構的全面轉型和農戶生計的有效改善⒄。從總體上看，清代贛南的農業生產及鄉民家戶經濟實際上仍然停留在維持基本生計的水平上。

三、糊口水平的農業生產

在贛南這樣一個內地山區，就其農村經濟的基本結構而言，自給自足的傳統稻作農業生產一直占據絕對主體地位，農民的生計主要是耕種谷物。天啟《贛州府志》卷七《食貨志》論曰：“(贛州府)戶口田賦登耗盈絀實相率，總贛里籍民數，不及鄰封一鉅邑，奈何以奧區上毛目之?蓋地曠人稀，生理鮮少，惟贛為然。且人多鄉土戀，不肯逐末，終歲株守田廬間，視穰儉為忻戚，以故素無羨財，廩無陳粟，罄一歲之人，得完一切之賦，不啻幸矣。”這種情況在明代是如此，到清代也沒有根本的改變，如康熙《贛州府志》的編者張尚瑗曰：“(贛州府)山邑地瘠而民拙，奇淫珍玩之好，服物之需，皆不及他郡，所恃惟谷菽而已，故力耕者眾。”⒅這就是說，山區居民主要是力耕谷物，以滿足糊口和維持日常生計。同一時期，瑞金鄉紳謝聘對該縣生計狀況亦有大體相同的分析，如云：“夫瑞之為邑，山多而不毛，田少而土瘠，有城市而無鄉鎮。土著之民耕讀之余并無別業，地利所產稻谷之外并無他物。”⒆雖然在清代前期，各種經濟作物已經開始在贛南推廣種植，不過如前所述，這時期主要是閩粵流寓在從事這一經濟活動，“而土著弗業焉”⒇。如張尚瑗與謝聘所說，清代贛南土著居民的生計主要是力耕為農，而別無他業；應該說，這是比較接近當時事實狀況的分析和認識。相同的情形又如康熙《新修會昌縣志》卷一《輿地志·風俗》載曰：“會昌去郡頗遠，界連閩廣，山谷蒙?，民于耕稼之外，更無別業。”

即使在后來，雖然經濟作物的種植普及到大多數的土著農戶家庭，但是這種商品性農業生產，一方面如前所述，對于農戶家庭生計來說，只是一種補充性的副業，農戶從中獲得的收益非常有限；另一方面，即便在農村經濟總量中，這方面的經濟收益也只占很小的比重，例如在龍南縣，稻作在整個經濟收成中占七成，而山區商品性土產只占三成，試見雍正龍南籍舉人曾捷宗的分析：“四鄉之地，多山麓而少平原，故山多而田少。……所出之谷僅足一歲之食，歉則望信豐以下之糴，豐亦虞粵東諸邑之運搬。山之所產者，有松、杉、木梓，……通計一邑之地產，龍南之田凡一千六百六十有余頃，田之利什之七，山之利什之三焉。”[21]

事實上，如前引明代嘉靖《贛州府志》卷一《風俗》所記載，贛民風俗素來務農，不善商業。清代以來，贛南山區這種“多農少商”、“務本力田”的生計模式仍沒有多大變動，如乾隆《定南廳志》卷五《風俗》載曰：“民惟力耕，無商賈之聚、貿遷之息，勤於治生而疏於致富。”即便少許從商的富者，其積累的財富又大多“求田問舍”，用于購置田產，結果反而加強了稻作生產的自然經濟，如在會昌縣：

民性素拙，不善治生，兼之舊土是安，憚作遠客，故資舟車以行其貨者甚寡，如杉木為邑所產，康熙雍正間尚有運至金陵以售者，近年木客不過販及省垣青山而止。?東引鹽銷售於瑞金、寧都、石城、于都、興國，俱從本邑上游順流泛舟，然販售者邑人僅十之二，閩粵之客十有八。居貨之賣只米飯酒?海物雜色豆腐等鋪，即開錢鋪者亦屬寥寥。至一切絲絹布帛藥物諸類取息稍重，無非他郡異省之人列肆，而居邑之人謝不敏焉。推原其故，貧者身無資本，束手無策；富者積金至萬，惟求田問舍，食租衣稅是計。[22]

直到民國時期，贛南鄉民經濟還是以自給自足的農業生產為主，普通鄉民中偶有商販者亦只是小本經營，要么就是做點小手藝活，以補充家庭收入。南康縣的情況大致可以說明這一狀況，民國二十五年《南康縣志》卷六《社會·風俗》載曰：“南康人安土重遷，多業農少商，商率小本經營，藉圖生活，非冀致富，略富之家反不輕易為商，以故無大富之家，亦罕赤貧之戶。農隙或出為肩挑負販。人民國后，兵戎迭興，捐稅繁重，農村久瀕破產。工多木匠泥水匠縫衣匠，往往傭工於大庾南雄信豐贛縣等地，工資微薄，仰事俯畜，甚為困難。”

總體而言，在清代乃至民國時期，贛南農村經濟基本上維持著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特征，雖然經濟作物廣泛種植和商品性農業生產已經出現，但并沒有引起農業經濟結構的深層次變革，停留在糊口和維持生存水平上的稻作農業生產，在整個農村經濟中仍然占據著絕對主體地位。不僅如此，它還時常面臨著許多難以克服的內在困境。

四、農村經濟的困境

在特定的山區地理生態環境中和傳統的農業技術條件下，由于不斷增長的人口壓力，人地矛盾關系日益緊張，清代贛南農村經濟的發展也逐步陷入困境之中。這具體地體現在生產條件的惡化和糧食供求關系的緊張等方面。

首先，以山多田少為特征的山區生態環境極大地限制了農民的生計條件。贛南地區是典型的山區，其地形構成，山地丘陵占八成，河谷平原及山間盆地占二成，這就造成贛南地區山多田少、土地貧瘠的農業生產環境，如康熙《贛州府志》的編者張尚瑗指出：“至考其(贛州府)十二邑之所產，陵阜犖確，瘠磽已甚，視中土之平原陸海，東南之藪澤神皋，未可同日語。蓋江右為澤國，而贛獨為山國，山異於澤，而險僻之山又異於沃衍之山，不待言而晰也。”[23]在平原田土有限的情況下，鄉村居民只得在山地間墾田種作，所以贛南山區的農業土地多是山田、梯田(俗稱排田)，如乾隆四十六年(1781)《石城縣志》卷一《輿地志·坊鄉里圖》記載：“統(石城)上下游七里計之，為村二百有余，而聚落未成者不與，鄉村不為不廣。然環境皆山，墳衍無幾高，原則山麓兼半，低濕則深坑屬之，謂之八山二田也。可第民勤於力作，沿山多成梯田，俗呼排田。其無圳泉可溉者鋤墾以勤，陸種樹植，以備材用。”這種山田、梯田，灌溉條件差，土質瘠薄，產量極低，且經常沒有保證。靠著這種生產條件，山區居民即便日夜勤苦，亦僅僅維持糊口的生活而已，如乾隆《長寧縣志》卷三《志政·風俗》載曰：“邑處萬山，山無生息，所恃以謀生者，止此山罅之田，故從事南畝者，披星帶(戴)月，無地不墾，無山不種，無待勸也。地之所出，僅足敷食指。”

這種土地條件下的山區農業生產，也容易遭受自然災害的破壞。一遇水災旱災，莊稼盡毀，山民流離失所也就勢必難免，誠如康熙《興國縣志》編者所論：“贛居古揚州地，于田為下下，賦亦下下，而興國視十一邑田畝尤其下焉，田在萬山中，非若上游平原曠衍阡陌之相連也，一年止收一季，土磽獲儉，竭一歲之人僅足供一歲之賦，一遇水旱則家無余粟，其能免于輾轉流離乎?”[24]在瑞金縣，遭遇水旱災害的情況似乎非常嚴重，或山洪爆發沖毀田土，或數月不雨枯死莊稼，鄉民常常顆粒無收，如康熙年間，瑞金紳士楊兆贍說：“自洪水為災，連年荒歉。每當春夏，淫雨浹旬，山溪暴漲；田為沖破不能培補者，不下數萬畝。田既失，租賦不能減。今歲氣象頗稱豐年，其實止得半收，不能無望于秋藝。自夏徂秋，不雨已經兩月，田盡荒蕪，不得種植。其種植者，今俱槁死，百不獲一。”[25]由此可見，清代贛南山區的農業生產因為深受山多田少和水旱災害等自然生態環境因素的制約而顯得極其脆弱。

其次，人為造成的生態破壞也給農j業生產的維持與發展帶來嚴重的障礙。明末清初以來，由于閩粵移民大規模的進入以及人口的自然增長，贛南山區進入大開發的歷史階段[26]。在這一過程中，由于鄉民(包括閩粵移民)對山區的不當開墾，往往導致山地水土的嚴重流失，其結果造成水利溝渠的淤塞和田園的壅沒毀壞，農業生產的基礎設施遭到直接的破壞。如在寧都縣，自清初起，鄉民采伐草皮和開采礦物的活動就對當地水利和農田造成嚴重的破壞，寧都“易堂九子”邱維屏(1614—1679)曾經指出：

寧都穿陜緣麓而為山田，山溪崩射，高於畎畝，因陂而澤之，以水其田。茍廢弛不修，則土病干，而歲收失十之三四，是誠司民牧者所宜知也。顧常考之寧都，平川漫流，溪谷諸水沿堤岸為陂，是必川流不改，然后可以因高下之勢，以盡力溝涂澮洫之間。……今溪澗湮塞，川流非舊。揆厥所以，良由近數十年土人鏟草皮、開偏圳，又掘山冶鐵，礦砂入溪，水利先壞，田廬即從而繼之，是尤司民牧者所宜知也。……蓋山無草木，?t泥沙乘雨勢擁入田中，勢不得不開偏圳以遏山上之暴雨，自偏圳既開。山泉日益枯竭，田之肥者日瘠。惟鏟草皮之風既除，則偏圳可以盡去，而溪沙亦且日減，向時壅沒之田可以漸次挑復矣。[27]

另外，經濟作物的種植也往往引起土地利用的不當，而造成水土的破壞，如有不少鄉民常在山地間開墾種植煙草等經濟作物，這就容易使山土松動，每逢大雨，山土隨水流沖刷而下，結果不僅使水土嚴重流失，還壅塞河川，大壞水利，道光《寧都直隸州志》卷十二《土產志》指出： “州治多種山煙，山土鋤松，大雨時沙土隨水下，不無河滿之患，山煙在所宜禁!”

山區水土的保持和水利的維護，是贛南山區農業可持續發展的重要保證。那么對于水土流失和水利破壞這一嚴重的農業生態問題，清代贛南的地方官員并不是沒有認識的，乾隆十三年(1748)大庾縣知縣余光璧即曾經就該縣的農田水利問題嚴肅地指出：

庾邑山田坐食在山之水，故水未出山，涓滴不棄；水既入江，涓滴不取。以田皆高排，資陂圳，不資江河也。民愚無識，傍溪之山，邇來開墾，不遺尺寸，山無草木，難受雨淋。土既松動，不敵水力，一經大雨，沙泥俱下，流及大江，尚猶斗水升泥。近山溪澗沙壅，知必不免，在圳或加挑浚，在陂任聽填塞，沙多而水蓄自少，泥平而水流易竭，田曷賴焉?況水失故道，更多沖激橫決之虞，此其害在數十年之后，今雖與之言，必不見信也。[28]

在余光璧看來，山區水土的流失和農田水利的破壞，主要是因為當地農民的愚昧無知和對山地的盲目開墾而造成的。其實，從農民的角度來看，他們墾種山地，首先考慮的是維持生計的問題，而不是生態的長效問題。從歷史來看，清代以來，由于山多田少和人口的不斷增長[29]，人地關系日益緊張，農民的生計和日用也越愈困難，應該說，這是造成當地農業生態惡化的根本原因之一。但是不管怎么樣，以上邱維屏及余光璧的分析，代表性地說明了生態環境破壞對清代贛南農業生產所造成的嚴重損害。而綜合地看，無論是農民的生計問題還是地方官員或士紳所考慮的生態問題，實際上都構成清代贛南農村經濟發展的困局。

再次，清代贛南農村經濟的困境集中地體現在糧食的生產與供給問題上。清代的贛南地區一向被認為是糧食(大米)的重要生產地和輸出地[30]，但實際上這并不是以本地糧食供給的有余為基礎，而是以犧牲本地糧食的供給為代價的。因此，嚴格地說，清代贛南在總體上并不是真正的余糧區。這個問題早在明后期就已經顯露出來，如天啟《贛州府志》卷三《輿地志·土產》所論：

贛亡他產，頗饒稻谷，自豫章吳會，咸仰給焉。兩關轉谷之舟，日絡繹不絕，即儉歲亦櫓聲相聞。蓋齊民不善治生，所恃贍一切費者，終歲之入耳，故日食之余，則盡以出糶，鮮有蓋藏者。且田土強半鄰壤占籍，土著無幾，公庾之積又未能陳陳相因足支二三年，如南昌臨吉諸郡告急，時時輸兩關，粟濟之下流固甚便。假令贛人饑，誰其輸之粟耶?越嶺?t路為艱，溯河則水為逆。往戊子已丑(指萬歷16、17年)之間，道瑾相望，其故可知已。閉糶之禁，它郡率藉為口實，然空所有以飽人腹而坐困以待斃，是自盡之術也。鄉鄰同室之斗，救之寧無分緩急乎?

這里表明，明后期贛南的糧食生產雖然勉強有余，但實際儲備不足，自給能力十分脆弱。

人清以來，贛南的糧食供給開始出現緊張局面。這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看。一方面，煙草等經濟作物的廣泛種植，或占用了大量糧田，或破壞了糧田土質，結果妨礙了糧食的生產。如乾隆《贛州府志》卷二《地理志·物產》載曰：“贛屑邑遍植之(煙草)，甚者改良田為蔫(即指煙草)畬，致妨谷收。”糧食生產減少了，自然影響到糧食供應的緊張與糧價的上漲，如乾隆十六年《安遠縣志》卷一《輿地志·物產》所論：“煙草質性宜肥，最耗土膏。栽之者必擇腴田，而澆沃之安邑，萬山線田，腴田無多，何堪以煙而廢稼?且田畝有定，產谷亦有定，既去十余桶之煙田，復糴十二桶之租稅，雖霜鐮方畢，谷價已騰，何論次年青黃不接，又何論金饑水毀、年歲歉收耶?”因為影響到糧食的歉收，一些士大夫或地方官紛紛反對煙草等經濟作物的種植，以致引起爭論[31]。另一方面，清初以來人口的不斷增長，相應地擴大了對糧食的需求和消耗，結果導致糧食供不應求；在荒歉年份，這一問題尤其突出，往往得依賴外地糧食的糴人來緩解，如乾隆十四年《長寧縣志》卷三《志政·風俗》載曰：“(長寧)地之所出，僅足敷食指。今戶口益稠，倘遇歉薄，則仰給於他處甚，僅司牧之慮。”又如在龍南縣，“四鄉之地，多山麓而少平原，故山多而田少。……所出之谷僅足一歲之食，歉則望信豐以下之糴，豐亦虞粵東諸邑之運搬”[32]。以上兩方面同時說明，清代贛南的糧食生產與供給存在著緊張和嚴重不足的問題。雖然明末清初以來，番薯、玉米等美洲高產糧食作物已經在贛南山區廣泛傳播和普遍種植，但它們作為雜糧，亦只能在饑荒或青黃不接時起暫時的替代作用[33]，并不能從根本上改變山區谷物生產與供給長期不足的局面。在遭遇水旱災害和年成不佳的情形下，清代贛南的糧食供給經常出現危機，甚至引起地方動蕩，如乾隆八年(1743)，在南安府的大庾、崇義、上猶、南康以及贛州府的城郊、贛縣等地，由于糧食供給緊張而發生“奸民”“聚眾搶米”的騷亂事件，其影響震動清朝最高統治者[34]。

五、結 語

明清時代山區商品性農業的出現和發展，很容易造成一種表面的印象，即這時期的山區農業經濟有了長足進展，其結構也呈現出商品化的轉型趨勢。本文對贛南山區的考察和分析卻表明，至少在清代贛南山區，以經濟作物的廣泛種植加工及其產品的大量輸出為主要內容的商品性農業生產，在本質上仍然屬于黃宗智所說的“依賴型”和“生計型”商品經濟[35]，它作為農民維持家庭生計的補充性副業，不僅沒有導致贛南農業經濟結構的順利轉型，反而依附于并加強了自給自足的稻作自然經濟。從總體上看，由于受山多田少、自然災害和人為的生態破壞，以及不斷增長的人口壓力等生態的和社會的因素的制約，清代贛南山區的農業經濟，不僅停留在糊口的生產水平上，而且還面臨著難以克服的內在困境。事實上，如何擺脫這種困境，發揮山區優勢，徹底改變贛南農村經濟結構單一、生產落后、市場狹隘的傳統格局，不僅是一個歷史問題，也是一個現實問題，因為直到今天，關于這個問題的解決仍然還在探索之中[36]。

順便還要指出，清代贛南山區農業發展的這些歷史困境，不僅是一個經濟問題，也是一個社會政治問題，因為在清代，它們都帶人到或影響到以土地問題為中心的持續的大規模的佃農抗租運動；直到近現代的土地革命運動，實際上也都與這些社會經濟問題直接相關[37]。

農業經濟論文:農業經濟發展的四化要求與政府策略

農業經濟發展必然要求擴大耕地面積和經營規模，大量使用機械，發展資本技術密集農業企業，并根據市場經濟運行的要求，以市場為導向，以經濟效益為中心，以農業資源開發為基礎，在現有農村生產力水平和經濟發展水平基礎上，把分散經營的農民組織起來，聚集、裝備，積累投入，調整存量，優化資源，全面提高農業生產率。這是個農業逐漸產業化、市場化、標準化和國際化的過程，這一過程中必須加大農業結構調整的力度，推進農業規模經濟，實現農業四化。

農業四化中產業化是基礎、市場化是途徑、標準化是條件、國際化是目的，而結構調整是實現四化的手段。隨著農業四化程度的提高，農業生產規模化和經營集約化已是大趨勢。小生產永遠沒有出路。必需擴大家庭經營規模，改變農業經營方式，實現農業產業化，從而逐步實現標準化，就可獲得規模效益，增強抗御市場風險的能力，并推動國際化進程。

首先，積極推進土地使用權流轉，加速農業生產的產業化。土地使用權的流動是擴大農業經營規模，進行產業化生產的渠道和前提，但實施過程中要處理好土地承包“穩”與土地使用權“動”的關系；“人”與“地”的關系；農戶與企業的關系。產業化的微觀基礎是企業，企業進入農業，第一步主要是進入農業產前、產后的經營性服務領域，而不是直接的農業生產領域。農業產業化經營，是以企業帶農戶，發展訂單農業，向農戶推廣優良品種、先進技術、市場信息，購銷農產品，加快農業技術進步和提高農民進入市場的組織化程度。第二步才是大面積租賃農戶的承包地從事農業直接生產領域的經營。

目前中國農村企業及中介組織的現狀是，傳統的中介組織供銷社負重運行，市場化改造不夠。新生的中介組織數量短缺，且運行和發展面臨制度環境障礙。中介組織發育滯后，阻礙農業產業化發展。

農業產業化發展需要加快農業組織的創新，加強對家庭經營的改造，這就要求政府加強農業產業化的發展規劃，在政策上對企業和農戶提供指導；對有關參與主體加強綜合協調服務，形成統一開放和競爭有序的市場環境；加強農產品質量標準、檢驗檢測體系和信息體系建設；加快現代產業組織形式在農業中的引進。

農業產業化基于不同地區和農戶要區別對待，東部沿海地區在于實現企業的升級；中部地區和糧食主產區，在于扶持合作社和企業的發展；西部在于加強制度環境建設，消除農業產業化發展的制度障礙。

農業企業化屬于個量微觀經濟，農業產業化屬于總量宏觀經濟。推進農業產業化，需要農業企業形成專業分工，把競爭優勢和對農戶的輻射帶動能力作為行為依據，推進訂單農業，著眼于農業產業鏈，增強創新能力，追求利潤的最大化。目前農業企業特別要把加強農業產前支持、產后開發，作為增強競爭優勢的重點，產前要不斷提升農業科技的綜合發展和應用水平；產后重點進行農產品包裝、分級、營銷、品牌管理。

其次，外連市場內育產業聯合體，促進農業市場化進程。農業市場化是農業產業化經營的客觀要求，用法人組織形式招商引資、開拓國內外市場，是發展農業企業的一般模式和必然趨勢。農業企業根據國內外市場需求，確定自己的生產方向，并通過協議購銷、合同收購或股份合作生產等方式，與農戶結成合理穩定的協作利益關系，把農民與市場連接起來，加快農業市場化進程。

農業企業為農民提供優良種子、種畜、種禽以及化肥、農藥等生產資料，提供技術指導、培訓，農戶成為企業的具體生產單位，如此既使企業獲得符合質量標準的原料來源，又以利益調動農民按合同種養的積極性。

推進農業市場化進程，需要實施多元化戰略分散市場風險，即產品市場多元化戰略。這需要優化調整產品結構，由少品種向多品種、系列化發展；由原料產品、初加工產品向深加工產品發展；由窄市場單元化向寬市場多元化發展，建立銷售網絡，用多形式、多層次、多渠道開拓國內外市場。

第三，加快農業科技進步，提高標準化生產水平。提高動植物產品衛生水平是保障人民生活、實現生產目的以及確保出口獲得利的基礎。為此，要盡快提高動植物檢疫能力和水平，創造條件，逐步建立與動植物檢疫體制。應依法加強對農藥、獸藥及飼料添加劑生產、流通、使用的管理與監督，嚴格標準化程序，切實控制農藥殘留、獸藥殘留和重金屬離子等有毒有害物質殘留，從根本上提高產品質量。

標準化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必然要求。要建立健全農業質量標準體系，制定規程，使產前、產中、產后各環節都有標準可循；要加強產品質量標準監測監督，健全監督、監測體系，完善質量檢測中心、化驗中心；科技示范基地園區要起示范作用，推進標準化生產。

第四，培養人才開拓市場，實施農業國際化戰略。培養農業標準化、市場化的管理專業人才，提高勞動者素質，是實現農業國際化的基礎。應盡快造就培養通外語、懂技術、善營銷的高素質隊伍，并逐步提高農民整體素質，按照國際市場標準組織生產，為農業全面與國際市場接軌打下堅實的基礎。要結合招商引資，積極引進國外先進設備和生產技術，努力提高產品的質量和深加工程度，培育一批名牌農產品，使農產品不僅具有成本優勢，同時也具有質量優勢和品牌優勢，全面提高國際市場競爭力。

圍繞基地建設堅持不懈地招商引資、引進世界先進技術和良種。引導資金投向農業綜合開發、農產品深加工、農業社會服務等項目。在提高與國外中小企業合作的基礎上，努力吸引大型跨國公司的投資，引進大客商、大項目、大資金，帶動農業國際化。

農產品科技含量是農業企業角逐國內外市場的基礎，要以農業高科技基地示范園區為載體，引進、開發、推廣在國際市場上適銷對路的農業新品種，引進無污染、高科技含量、投資回報大的高新技術項目和農業高新優良品種，大力發有機食品、綠色食品，提高農產品的科技含量，改善農產品品質。

傳統的農業發展戰略已經遠遠不能適應參與國際競爭進程的新形勢。中國農業應該選擇競爭性發展戰略，積極參與農業標準化進程，充分發揮中國農業的比較優勢，加快農業經濟結構調整，提升農業的整體素質和國際競爭力。實現從自給自足型農業向市場競爭型農業轉變，從增產型農業向質量效益型農業轉變，從依靠傳統技術轉向傳統技術與現代技術相結合轉變，從勞動密集向勞動密集與資本和知識密集相結合轉變，從依靠資源消耗型的增長方式向重視生態保護、可持續發展的增長方式轉變。

農業經濟在當前發展的內在四化要求，需要政府深化農業管理體制的改革，加大引導扶持力度。首先，政府要積極開展制度創新，培育具有市場競爭力的農業生產經營主體。鼓勵和規范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著力培育農民自發興辦的各類生產和流通組織，提高農民的組織化程度；建立和發展農業行業協會等中介組織，提供信息技術服務，進行市場價格協調與行業管理，進行反傾銷反補貼調查、應訴，處理貿易糾紛；建立農產品進口監測與產業損害預警系統，限制敏感農產品過度進口；發展農業產業化經營，加快農產品加工企業的重組與技術改造，扶持和培育農業基地企業，建立農產品生產、加工和銷售一體化的產業化經營體系。

其次，改革農業管理體制，明確界定政府職能，加強統籌協調和宏觀調控的職能，清理和調整不符合WTO規則的法律、法規，建立健全農業法規體系，借鑒和利用有關國際農業法規保護和支持中國農業的發展。

第三，深化農產品流通體制改革，形成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農產品市場體系，加快農產品購銷市場化進程，重點抓好質量標準體系和市場信息網絡建設。

第四，引導農業院校、科研院所與企業組建聯合體，健全農業科技創新與推廣體系。

第五，調整農業補貼方向和支持結構，加大對農業科研推廣、病蟲害防治、市場信息服務、基礎設施建設、農業結構調整等“綠箱政策”的支持力度，設立專項育種科研支持基金；健全農產品價格支持體系，調整農產品價格支持補貼結構，引導農民調整和優化農產品生產結構；建立糧食安全生產、儲備體系，保護中西部主產區糧食安全生產能力，保護農民的利益；加快稅費改革，減輕農民負擔。

政府農業管理體制改革的關鍵是加快職能轉變，建立適應市場經濟運行的運作機制；強化服務職能，尊重企業和農戶在農業產業化、標準化和國際化中的主體地位；探索政府跨區域、按產業體系管理農村經濟的方式。執行政府管理職能的中央銀行，要引導金融企業加強對農業的金融支持。加快改革農村信用社，發展合作金融，健全農業信用擔保機制，減少農村資金外流，加大對農村信用社支持農業用途資金的再貸款規模。

農業經濟論文:二元經濟與中國農業經濟發展

摘要：按照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一國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都會出現二元經濟結構，而且隨著經濟的發展，二元結構將逐漸向一元過渡。現代的中國社會具有典型的“多重二元性”。在實現經濟起飛的過程中，如何解決好農業問題具有決定性的意義，而解決農業的根本出路無疑歸結到農民身上。本文試圖通過考察我國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所形成的多重二元結構，對農業經濟的發展提供一些探討性意見。

關鍵字：二元經濟、人力資本、農業剩余勞動力

一． “二元經濟”的提出與發展

“二元經濟”最初是伯克（Booke,1933）提出，他在對印度尼西亞社會經濟的研究中把該國經濟和社會劃分為傳統部門和現代化的荷蘭殖民主義者所經營的資本主義部門，他當時的研究僅僅限于對二元經濟的一種單純的描述。

1954年劉易斯發表了一篇題為《無限勞動供給下的經濟發展》的論文，刻畫了后起國家存在的二元經濟特征：在一定的條件下，傳統農業部門的邊際生產率為零或成負數，勞動者在最低工資水平上提供勞動，因而存在無限勞動供給。城市工業部門工資比農業部門工資稍高，并假定這一工資水平不變。由于兩部門工資差異，誘使農業剩余人口向城市工業部門轉移。經濟發展的關鍵是資本家利潤即剩余的使用，當資本家進行投資，現代工業部門的資本量就增加了，從農業部門吸收的剩余勞動就更多了。當剩余勞動力消失，勞動的邊際生產率也提高了，與工業達到一致，這時經濟中的二元結構也消失了。劉易斯模型包含了以下兩種含義：（1）認為現代城市部門的資本積累能帶來固定比例的勞動力就業的增長，意味著不存在勞動力節約型的技術進步，資本積累越快，創造的就業機會增長也越；（2）認為農業只是工業化中的一個消極部門，忽視了農業發展的重要性，忽視了農業發展與工業發展之間的關聯。這兩點大大地削弱了該模型的現實意義并且也是后人對其批判的主要依據。

拉尼斯、費景漢對劉易斯模型進行了改進，他們認為因農業生產率提高而出現農業剩余是農業勞動力流入工業部門的先決條件。因此，他們把勞動力向工業部門的流動過程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類似于劉易斯模型。第二階段工業部門吸收那些邊際勞動生產率低于農業部門平均產量的勞動力。此時，勞動力的邊際產量為正值，他們向工業部門的轉移導致農業部門的萎縮，從而農業向工業提供的剩余減少，農產品供給短缺，使工農業產品間的貿易條件轉而有利于農業，工業部門工資開始上漲。第三階段是經濟完成了對二元經濟的改造，農業完成了從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的轉變。農業和工業工資都由其邊際生產力決定，農業與工業間的勞動力流動完全取決于邊際生產力的變動。經過改進后的模型更準確反映了二元經濟發展的內在聯系和自然演進過程。

二． 我國二元結構的演變以及當前存在的主要問題

1． 建國以來我國二元結構的歷史演變

建國初期，受國際環境和歷史條件的制約，在蘇聯模式的影響下，我國選擇了優先發展重工業為特征的趕超型發展戰略。一個經濟落后的發展中國家要想建立起現代工業，并進而實現經濟的起飛與現代化，必須要有最初始的資本積累。而在建國初期我們經濟水平極其低下，主要是自然、半自然經濟為主體，資金嚴重匱乏。在這種經濟基礎上，唯有通過一系列的制度安排，用剝奪農業剩余的辦法來實現工業化。由此形成了一整套包括統購統銷、、戶籍制度等在內的城鄉隔離的二元經濟體制。通過這種不等價交換的原始積累方式和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我國從1949年到1978年的30年間，從200多億元起步，迅速積累起了5000億元左右的全民所有制企業固定資產，奠定了工業化的基礎，保持了較高速的經濟增長率。然而，我們也為此付出了昂貴的代價。由于重工業的優先發展是以犧牲農業的長遠發展為代價的，這不僅造成了農業生產長期低速增長，而且也使農業內部的剩余勞動力不斷積累，農村隱蔽性失業嚴重，從而使我國二元經濟結構特征更加突出。二元結構強度一般用農業與非農業間的相對國民收入差距來衡量。美國經濟學家庫茨涅茲的統計分析表明，世界上發展中國家這一差距最大為4.09倍，而1979年我國的二元經濟結構強度卻高達6.08倍。

2．現階段存在的主要問題

當前，隨著改革開放、市場經濟的發展，我國的城鄉二元結構有了一定的改善，然而效果并不顯著，我國二元經濟結構呈現出一定的剛性，農業經濟發展緩慢，城鎮化進程遲緩，城鄉差距進一步擴大，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受阻。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農業生產率低下，農業經濟發展緩慢。由于國家長期在資源配置上的傾斜政策，農村投資比重小，農業基礎設施不健全，造成長期以來我國的農業一直保持著家庭式的、自給自足的發展狀況，農業協作程度低、技術落后、生產率低下，從而農業經濟發展緩慢。另外，國家對農業的土地所有權也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農民的耕作積極性。比如國家在城市化的過程中，占用農民耕地，并未能給與足夠的賠償，這也在一定程度成挫傷了農民的勞動積極性，造成了農村勞動力的流失。

第二，農村非農產業發展水平低，技術含量總體比較低，缺乏競爭力。我國農村人口多、比重大，是典型的勞動力無限供給式經濟。僅有的可耕地不可能完全吸收農村勞動力。然而，農村勞動力素質普遍不高。鄉鎮企業一般是面向農村生產初級工業制品。由于缺乏相應的人力資源，缺乏相應的制度安排，鄉鎮企業的生產效率有限，市場競爭力不強，企業并不穩定，刺激農村經濟效力不強。

第三，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受阻。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在我國無非有兩種途徑。一是通過農村工業，有上邊分析，農村工業吸引農業剩余勞動力有限。另外就是通過進城打工。由于農民身上所蘊含的人力資本不高造成農民進城打工的就業渠道非常有限。其次，我國城鄉戶籍制度對剩余勞動力的自由流動也有一定限制。再則，隨著我國城市工業化的發展，出現了“資本深化”的局面，資本對勞動力產生了替代。

第四，城市化進程緩慢。一般來說，工業化伴隨著城市化.但是我國的城市化水平嚴重滯后與工業化水平。1998年我國城市人口為37924萬人，城市化率為30.4%，世界平均水平為45%發達國家為75%，可見我國城市化水平遠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城市化水平的低下不能實現生產要素在城市的聚集，不能發揮規模經濟效益和聚集經濟效益特別是制約第三產業的發展。2000年世界第三產業占CDP的比重約50%，而我國只有32%第三產業發展落后。第三產業主要是勞動密集型行業，吸收勞動能力強，并且第三產業中的大量服務業的增長對刺激經濟增長起到較強作用，其對國民經濟增長的彈性達到1.78。我國城市化水平低下既制約了經濟的發展又進一步加固了二元結構的剛性。

三． 農業經濟發展與擺脫二元結構

農民問題，曾經是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現在又成為我國經濟發展和現代化建設的關鍵問題。盡管中國的改革從農村開始和發動，并且20多年來農村改革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是令人困惑的是，隨著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加快，農民問題卻越來越突出。城鄉二元結構呈現出剛性。人們已經認識到，農民問題解決不好，將會影響到我國經濟的發展和整個現代化進程。立足于我國國情，要解決農村經濟的發展問題，個人認為可以從兩個方面著手。

第一， 制度變遷。市場經濟是以市場作為資源配置的基礎手段的。在市場機制的運行過程中，價格標準是市場的唯一指標，然而價格指標要想發揮其配置資源的作用是建立在一系列的規則之上的。這種規則我們一般稱之為制度安排。價格機制的順利運行是離不開相應的制度安排的。二元結構的消除并不能像劉易斯所設想的那樣通過工業化、城市化，把農村剩余勞動力排空。從上邊的分析我們看出，我國二元結構具有一定的剛性，在我國要想實現二元經濟結構的轉變，關鍵的一環就是培植農村經濟。農村經濟的發展離不開一系列與之配套的制度產權安排。只有在合理制度安排下，才會產生相應的激勵。首先，在土地產權安排上，應給予農民更大的空間，切實考慮農民的利益。其次，可以激勵農民建立一定的經濟組織。經濟組織的建立和發展是各國農村經濟發展的共同需要。通過農業經濟合作組織的建立可以更方便地獲取市場信息，更有計劃地協作生產。

第二， 農村人力資本的培植。農村經濟發展的關鍵歸根到底還是人的問題。農村人力資本的匱乏是農村經濟停滯不前的根本原因。在人力資本的培育上，首先，通過農村教育投資。當前農村教育普遍落后，農村教育資金匱乏，政府在農村教育體制以及教育服務保障上應該有所作為。通過教育促使農民掌握足夠的信息，更好地融入社會。農村經濟落后的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信息化水平低。信息鴻溝導致城鄉信息知曉權差異，強化了農民收入的貧困。信息的貧困造就了農民就業的貧困。因為農民無論種什么、種多少、如何種、如何賣以及是否外出打工、打什么工都離不開信息。農村信息化建設滯后，一方面使農民無法迅速全面地得到完整準確的市場信息，另一方面農民自身的信息資源無法及時有效地傳輸給社會。這就必然使得農業的結構調整、農產品的銷售、農民外出就業均受到嚴重影響，從而阻礙了農民收入的增長。其次，通過建立并完善農村的社會保障體系。我國傳統的二元經濟結構下，城鄉之間不僅通過戶籍隔離制度造成身份上的不同，而且由于身份上的不同更產生了基本的生存權利上的差別。城市居民可以享受生活的最低保障，失業傷亡保險等等現代社會保障體系，而農民相反卻不擁有這種權利。改善農民的社會福利，建立健全農民的社會保障體系，對于農村人力資本的培育，城鄉差別的縮小，農村經濟的發展無疑有重大意義。

以上兩個方面的發展都離不開政府的積極作用。由于市場經濟不能自動的消除二元經濟結構，所以政府在此過程中應該起主導作用，推進正式制度創新，使農業問題切實、合理地得到解決。

農業經濟論文:農業經濟發展與稅收制度改革

內容提要：本文提出政府應確定適度的農業稅收負擔、合理調整稅種結構。在借鑒國外涉農稅收經驗的基礎上，分析我國現行稅收制度對農業的影響，并力圖尋求稅收制度改革的新思路。

關鍵詞： 稅收 農業經濟 制度創新

一、稅收與農業經濟的相關分析

對于農業，稅收的影響是多方面的，既包括直接針對農民征收的稅種，也包括間接征稅影響到農民的稅種。因此，發揮稅收促進農業經濟的作用，一是在稅制設計上，只對有直接收入并達到起征點的人征收；堅持有交易發生才征稅的原則。這樣對于交易行為較少、收入較低的農民群體，稅收負擔較低或為零。二是在稅收的靈活性上，發揮稅收優惠等特殊手段的激勵機制，對于農業及農村鄉鎮企業，稅種設計上要少稅、低稅或應設計優惠條款，以激勵農業發展。

二、借鑒國外財稅支農經驗

（一） 財政支農資金的高支出和高補貼

據統計，經合組織成員國2001年的農業補貼為3000多億美元，政府對農業的支持占農戶收入的比重達31%，其中，美國、加拿大、墨西哥為20%左右，歐盟為35%，日本、挪威、瑞士、韓國等高達60%以上。①西方很多發達國家財稅支農政策已形成規模且系統化、規范化，如美國自20世紀30年代經濟大危機導致大量農民破產以后，就制定了以保障農民收入為目標的財政支農政策并逐漸調整完善，形成了農產品價格保護，農產品出口補貼，農業貸款低息，農村社會保障，低收入補助等一套完整的財政高支出、高補貼的政策，后又轉為實行對農民的直接收入支持。美國政府對農業的支持呈上升趨勢，1999年在原來基礎上增加60億美元的農業支出，并逐年增加。2002年美國又決定在未來10年內增加農業補貼1900億美元。而我國作為一個農業大國，在對農業的支持方面，不僅不規范、不系統，且力度遠遠不夠。據測算，目前我國對農業綜合支持水平只占到GDP的2%，對農民的直接補貼幾乎為零，而許多發達國家對本國農業的支持水平很高，美國農業綜合支持水平（占GDP）為9.5%，歐盟為25%，日本為41%，加拿大15%，墨西哥34%.②因此，針對我國“三農”現狀，政府應提高農業的補貼水平和資金總量，同時逐步建立完善的支農政策體系。

（二）涉農稅制的規范系統及對農業的優惠

西方國家的涉農稅制雖然各有自己的特點，也存在差異，但基本上都沒有設立對于農業單獨征收的稅種，而是在完整的稅收體系中，通過各種優惠措施來均衡農業與非農業的稅收負擔，體現政府的支農思想。

1.涉農商品稅制方面。許多國家在商品稅制設計中，視農產品為一般商品，也一樣征收商品稅，不同之處在于把農產品作為商品中的一個特殊稅目在征收上給予優惠。如美國具體征稅方式由各州決定，農產品納稅環節一般都定在零售環節，農產品不直接銷售給消費者的農場主無須申報納稅。加拿大的商品稅由多個稅種組成，涉及農業產品的有許多優惠措施，對許多農業產品和農業生產投入品免稅，對初級農業產品實行零稅率，對農業用地出售實行免稅等；法國的增值稅規定，對農業生產所需購買的機器、肥料、種子等所負擔稅款可做進項扣除，法國增值稅基本稅率17.6%，對一些農產品按7%稅率征收，對某些特定農產品銷售給予免稅。

2.涉農所得稅制方面。一般都包括在個人所得稅和公司所得稅中，對農業所得根據農業生產基本特征和農民收入來源特性計算，稅率也較優惠。如美國個人所得稅對農業有三項優惠：農業生產者可采用現金收付記賬方式延遲繳稅時間，農民可充分利用貨幣時間價值；采用較低稅率；申報稅款可按3年凈收入平均數申報。加拿大將農產品視為企業和個人的銷售項目，允許有“扣除項目”，并且稅率低于一般非農業企業。法國，農林業所得指純收益所得，還要考慮家庭及家庭人口，并在稅率上有一定優惠。

3.涉農財產稅制方面。各國基本沒有設立專門的農用土地稅，但基于本國稅制設置的習慣和要求，有的把對農業用地納入土地稅，有的直接納入財產稅。美國就是將土地征稅納入財產稅中，征稅時根據土地用途確定價值，對農業土地是按照當前用途估價，大大降低農業用地的財產稅額；加拿大也是將土地征稅納入財產稅之中，對農業用土地根據地區發達程度規定高低不同的稅率，同時對農業財產采用優惠估價標準，一方面全面降低農業稅負，另一方面對落后地區更有低稅率照顧；德國征收土地稅，但專門將土地分為農業生產用地和建筑用地，對農業生產用地以每單位面積土地的產出物市場價值為計稅依據課征。

三、改革我國現行農業稅收制度

從近幾年農業各稅占稅收總收入的比重來看，取消農業稅對我國財政收入影響不太大，國家有能力承擔，因此逐步取消農業稅制、減輕農民負擔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為了體現稅收公平、效率的原則，建立對全社會有效調節的稅收體系，在取消農業稅時，建議構建“產品+收益”雙重調節的涉農稅制，即設立農產品增值稅、農業收益所得稅雙重調節的農業稅制。

（一）農產品增值稅

取消農業各稅，對農產品征收增值稅，其原理和依據與我國現行增值稅相同，以農民農業生產經營收入，扣除法定農業生產經營成本后（包括種子、肥料、水電費、人工費、生產設備折舊等必要生產性支出）為增值額征收。這種允許扣除必要生產性支出的征稅方式，一則對貧窮、低收入者是一種公平和照顧：如果沒有增值，稅負為零，有增值才納稅；二則可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從根本上確保農業增效，農民增收，財政增稅。在設計農產品增值稅法定扣除項目時，除直接的經營成本外，還要考慮兩個因素：一是農民承受的價格負擔即農民出售農產品時低于其價值，購買工業品時高于其價值的利益犧牲部分，即農產品剪刀差。二是農民承擔的間接稅負擔，農民具有生產者和消費者雙重身份，作為生產者要承擔農產品銷售的增值稅，作為消費者要負擔購買農業生產資料所含的增值稅，因此，對農產品增值稅的設計應比照西方經驗，在扣除項目和稅率上對農產品給予寬扣除額、低稅率的優惠照顧。開征農產品增值稅，其實不必另設稅種，只須擴大現行增值稅，即把我國增值稅的征收范圍延伸到農業即可。

（二）農業收益所得稅

農業收益所得稅具體包括兩方面：對農業生產經營企業（農場）的生產經營所得與工商企業的生產經營所得平等看待，納入企業所得稅征稅范圍，對農戶個人所得納入個人所得稅征稅范圍，當然這需要有一定的過渡期限，因此先暫稱為農業收益所得稅：（1）納稅人包括從事生產經營所得的法人（農業生產集體和農業企業）和承包經營戶，具體包括承包耕地、草原、山林、灘涂、水面種植、養殖的單位和個人；（2）征稅對象，每一納稅年度的生產經營收入總額減去必要生產成本和生活費用后的純收益所得額為應稅所得；（3）稅率，為體現縱向公平，應設置累進稅率，收入多者多納稅。

農業經濟論文:關于第三代領導集體對鄧小平農業經濟思想的豐富和發展

論文摘要：鄧小平關于農業經濟的思想是現階段我國發展農業的指導思想，第三代領導集體對它進行了豐富和發展。主要內容包括；改革農村經營體制；健全農村市場體系建立國家對農業的支持和保護體系，走科教興農之路，轉變農業增長方式；積極發展產業化經營，實現農業的可持續發展。

鄧小平關于農業經濟的思想是現階段我國發展農業的指導思想，主要內容包括：農業是根本，是經濟發展戰略的重點；抓農業要重點抓糧食，發展農業，一靠政策、二靠科學；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中國農業的長期政策；要積極支持鄉鎮企業的發展；在家庭承包制基礎上發展適度規模經營，走集約化生產的道路等。以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豐富和發展了鄧小平的農業經濟思想。

同志從主持全面工作以來，反復強調農業的特殊重要性，明確指出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中，要繼續堅定不移地貫徹以農業為基礎的方針，堅定不移地把農業放在經濟工作的首位。同志認為重視農業、加強農業的關鍵是在農村經營體制、農村市場體系、國家對農業的支持和保護體系這幾個層次上，都需要進一步深化改革。

一、改革農村經營體制

同志認為農村經營體制的改革主要是穩定和完善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主的責任制和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這是黨在農村的基本政策，必須長期堅持。今后的任務是要探索較高生產力水平下的家庭承包責任制和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的實現形式，其目標是引導農民走適度規模經營之路，實現集約化生產經營。一方面，可以通過完善雙層經營體制，健全農業的社會化服務體系，在一個社區范圍內實現耕種、灌溉、植保、良種供應、技術指導等的統一，實現規模經營；另一方面，可以通過農業產業化經營，探索一種新的規模經營形式，即通過龍頭企業的帶動和地方政府的組織協調，確立優勢主導產業，實行區域化種植、專業化生產，由龍頭企業為農戶提供良種、技術、資金等服務，融生產、加工、銷售于一體，從而形成整體規模效益。

二、健全農村市場體系

同志指出：目前農村的市場體系還很不健全，需要進一步改革農產品和農業生產資料的流通體制，加快市場體系的建設，加快農村供銷體制的改革。同時，要大力發展農業的社會化服務體系，發展貿、工、農一體化的產業經營方式，引導農民發展各種新的聯合與合作，逐步建立和發展連接農戶與市場的各種必要的中介組織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在健全農村市場體系方面總的方針是：(1)放開價格、放開經營，確立市場形成價格的機制，在繼續建設初級形態的農貿市場的基礎上，大力建設中心批發市場，發展農產品期貨市場在批發市場的建設中要接市場規律辦事，避免政府干預過多。(2)推進勞動力、資本和土地市場的發展。加速農村工業化和城鎮化建設，穩步而慎重地改革現行的戶籍管理制度，實行勞動力的有序流動和轉移；完善農村金融制度；促進土地使用權合理流動。(3)要發揮政府在健全市場體系中的引導作用，政府的主要職能是提供市場信息和制定市場規則，規范和公正市場交易制度。

三、建立國家對農業的支持和保護體系

增強農業后勁，實現農業可持續發展，離不開比較健全的農業保護政策和保護機制。同志認為：要通過不斷探索，逐步建立有中國特色的對農業的強有力的支持和保護體系，并使之制度化、法律化。經過多年的探索，第三代黨的領導集體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實施了對農業的保護政策：

1．實施價格保護制度，包括農產品價格保護和農業生產資料價格保護

農產品價格保護制度是以市場形成價格為前提，通過政府收購和差價補貼兩種方式保護農產品價值得以實現，特別是保護與國計民生有關的大宗產品如水稻、小麥、玉米和大豆四種糧食作物的合同定購和專儲部分；對農業生產資料的價格保護制度主要是從稅收、用匯方面實行優惠和補貼，降低農業生產成本、增加農業的比較利益。

2．完善農業政策性貸款制度，解決農業生產投入不足的問題

國家為此不僅設立了農業發展銀行，而且財政逐年增加了對農業發展銀行的資金投入。此外，國家還通過中國農業銀行，加強了對農村信用社的指導和支持，出臺了一系列支持農業生產的金融政策。

3．大力保護農業資源主要是保護耕地資源

不僅加強了立法和司法保護，對破壞土地資源的違法行為加大了處罰的力度，而且擴大了農民對承包土地的使用權，土地承包期延長為30年不變，山林為50年不變，允許土地使用權有償轉讓，調動了農民保護土地資源的積極性。

四、走科教興農之路，轉變農業增長方式

1．轉變農業增長方式勢在必行

同志十分重視轉變農業增長方式的問題，他說；我國農業自然資源相對稀缺，人均耕地只有世界水平的1／3，人均水資源占有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4。人口還在增加，對農產品的需求不斷增長，靠什么來滿足需求的增長呢?農業要增加投入，但靠大規模增加新的資源尤其是自然資源的投入顯然是不現實的，根本的出路是提高資源的利用效率，提高農業投入中的科技含量，提高農業勞動者的素質。也就是說，必須轉變農業的增長方式。他還指出：從總體上看，目前，我國農業仍處于粗放經營狀態，一方面人均資源相當緊缺，另一方面資源浪費又相當嚴重，如灌溉用水、施用化肥，都存在這個問題，我們灌溉用水的有效利用率不到40%，化肥的有效利用率只有30％，遠遠低于發達國家。如果不改變這種高耗低效的生產方式，在資源投入方面我們將難以為繼，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一定要有戰略眼光和緊迫感。

2．關鍵在科教興農

同志指出：實現農業增長方式的轉變，最重要的一環，就是要狠抓科教興農，把農業發展轉到依靠科技進步和提高農民素質的軌道上來，努力提高科技在農業增長中的貢獻份額。首先要抓好科技成果的推廣我國每年取得大批農業科研成果，但真正能在生產中起作用的還不多，大部分都滯留在實驗室或試驗田里。發生上述情況，主要是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是農業技術推廣體系還不健全，二是農民的科學文化素質還比較低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采取了多種形式，鼓勵和支持農業科技工作者去農村開展科學技術研究和推廣工作，并改革和調整農村教育體系，多辦初等、中等職業技術學校，并加強對農民的實用技術培訓。

五、積極發展產業化經營

同志在十五大報告中明確指出：積極發展農業產業化經營，形成生產、加工、銷售有機結合和相互促進的機制，推進農業向商品化、專業化、現代化轉變。十五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于農業和農村工作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指出；在家庭承包經營基礎上，積極探索實現農業現代化的具體途徑，是農村改革和發展的重大課題。農村出現的產業化經營，不受部門、地區和所有制的限制，把農產品的生產、加工、銷售等環節連成一體，形成有機結合、相互促進的組織形式和經營機制。這樣做，不動搖家庭經營的基礎，不侵犯農民的財產權益，能夠有效解決千家萬戶的農民進入市場，運用現代科技和擴大經營規模等問題，提高農業經濟效益和市場化程度，是我國農業逐步走向現代化的現實途徑之一。

關于農業產業化經營的具體形式，中央沒有作具體的規定，各地在實踐中有許多不同的創造，有縱向一體化經營和橫向一體化經營。縱向一體化經營的模式是“龍頭企業+基地+農戶”，政府的組織引導作用比較直接；橫向一體化經營是把千家萬戶分散的小規模的農戶在家庭經營的基礎上直接組織起來，從而使農業的市場結構徹底實現由完全競爭向壟斷競爭轉變，其組織載體可以是按照國際慣例以合作原則組建的農業合作社，也可以是不同類型的較為松散的農民協會。我國最初是以縱向一體化經營為主，以后有些地方開始向橫向一體化經營發展。

六、實現農業的可持續發展

同志指出；在現代化建設中，必須把實現可持續發展作為一個重大戰略。我國農業也必須走可持續發展的道路。十五屆三中全會《關于農業和農村工作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把“實現農業可持續發展”作為實現我國農業和農村跨世紀發展目標必須堅持的十條方針之一。

農業的可持續發展包括生態可持續性、經濟可持續性、生產可持續性和社會可持續性。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實現農業可持續發展，必須加強以水利為重點的基礎設施建設和林業建設、嚴格保護耕地、森林植被和水資源，防治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和環境污染關于以水利為重點，十五屆三中全會《關于農業和農村工作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水利建設要堅持全面規劃，統籌兼顧、標本兼治、綜合治理的原則，實行興利除害結合，開源節流并重、防洪抗旱并舉重大水利工程建設，應從長計議，全面考慮，科學選比，周密計劃當務之急要加大投入，加快長江、黃河等大江大河大湖的治理，提高防洪能力。

農業經濟論文:調整優化農業經濟結構可操作性的思考

摘要:調整優化農業經濟結構勢在必行。然而如何操作，才符合國際國內實際，是理論工作者，尤其是實際工作者所關心的問題。筆者通過調整優化農業經濟結構環境分析，調整優化農業經濟結構的特點、難點、重點問題研究，提出新時期調整優化農業經濟結構的可操作性問題，即籌建農業項目籌備庫、培育農業產業化經營龍頭企業，以及落實科教興國，科教興農戰略，采取農科教結合，采取科教興村等。

2000年是世紀之交的一年，是“九五”計劃實施的最后一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把“加大農業結構調整力度，努力增加農民收入”作為今年的重要經濟工作之一。現僅就調整優化農業結構的環境、特點、難點、重點問題，可操作性問題，提出一些思考，以期與同行砌磋。

一、調整優化農業經濟結構的環境

縱觀我國農業經濟發展歷史，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通過對“十年動亂”的撥亂反正，全國的工作重心轉入經濟建設，農業經濟結構有了大的調整，由1980年農業在社會總產值中占68.9%降到1990年的46.1%①，下降22.8%，，1997年又降到18.7%②,已經開始由農業型轉向多種經營型,由賣方市場轉向買方市場。

在世紀之交,農業結構調整和優化的環境有了新的變化,給農業結構調整和優化帶來機遇,同時也是嚴峻的挑戰從國際形勢看，其表現有三：一是經濟結構調整呈現出世界范圍內調整的局面，尤其是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后將更是如此；二是農業科學突飛猛進，呈現出向農業縱深發展的趨勢；三是農業跨國公司影響力日益增大，且有越來越大的趨勢。面臨這樣的國際經濟形勢，作為國民經濟的基礎。

農業經濟的調整和優化要抓住這次機遇，同時也要及早準備，周密規劃，嚴格實施， 迎接挑戰。要有緊迫感和使命感。

從國內經濟形勢看，我國經濟在國際國內的復雜環境下，克服了重重困難，取得了顯著的成績。 但是尚有許多急待解決的問題，諸如，有效需求不足，農村市場疲軟；農民收入增長緩慢；農業結構不合理的矛盾更加突出，等等。現實也提出了農業結構調整和優化是勢在必行的。不調整，就沒有出路。不調整，就難以提高農業整體效益和增加農民收入；不調整，就難以適應加入世貿組織對農業的要求和挑戰；不調整，就難以推進農業現代化和農業可持續發展。

二、調整優化農業經濟結構的特點、難點和重點

1、特點：在上述國際、國內復雜的經濟環境下，農業經濟結構調整呈現三大特點：一是具有規律性。即第一產業呈下降趨勢；第二產業呈穩定趨勢；第三產業呈迅速發展趨勢。在第一產業內部，種植業是下降趨勢，林牧漁業呈增長趨勢。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無論是發達地區還是中等欠發達地區，都不例外。二是具有階段性。農業經濟結構調整有一個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即由形成期、成長期、高潮期，到退潮期的時序階段變化。而這些階段的長短是受社會經濟和自然條件因素制約的。對此要有明確的認識。三是具有差異性。不要說世界范圍內國與國、地區與地區的差異，就是在中國，由于幅員廣大，各地區社會條件和自然條件千差萬別，也決定了農業經濟結構具有強烈的地域的差異性。全國從總體上可劃分為東中西三個地帶。據統計位于西部地區的陜西省，1997年第一產業占國內生產總值的37.9%，而位于東部地區的江蘇省為15.1%，浙江省為13.7%，山東省為18.6%。③

2、難點：新時期農業經濟結構調整起碼有三大難點：一是這次調整優化要向農業的廣度和深度進軍，在目前農村經營體制和農民素質低的情況下，難度較大；二是這次調整要切實落實科教興國、科教興農戰略，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從粗放經營轉向集約經營，從利用資源轉向利用和保護資源，這一過程是遞進的過程，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奏效的，為農業經濟結構調整帶來困難。三是這次調整優化農業經濟結構要以市場經濟為導向，以實現農業現代化為目標。而市場變化多端，現代化進程曲折不平，都將為農業結構調整帶來難度，需要認真對待，才能立于不敗之地。

3、重點：新時期調整優化農業經濟結構的重點：一是將糧食轉化為肉、蛋、奶等，適 應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需要；二是將低檔次的農產品調為高品質的農產品，適應中國加 入世貿組織對農業的要求和挑戰；三是在大江大河源頭地區重點退耕還林、植樹種草， 促進農業可持續發展。

三、對調整優化農業結構可操作性的思考

為保證新時期調整優化農業經濟結構目標的實現，結合對農業經濟結構調整研究的 成果，從可操 作性方面提出幾點思考。 調整優化農業經濟結構，要突破農業僅提供初級原料的局限性，按農業產業化經營體制的要求，加強農業產前生產資料供應，以及農業產后的儲運、加工、銷售等服 務，打破目前以初級原料生產的單一格局，促進傳統農業的基礎向新的產業分化； 以農產品加工為主導產業，提高農產品的加工增值率和提高農業資源的綜合利用率； 把農業建成現代化基礎產業。 為達到上述目的，各地可制定不同內容的農業經濟結構調整的規劃方案。為使規劃方 案更具有可操作性，可依據方案，制定出一個具體的項目儲備庫，可劃分為近期、中 期、遠期項目，也可分為大、中、小三類項目。項目庫可做到“項目建議書”的深度。包括：項目背景、項目內容和方案，項目資金預算和籌措，項目達產后的效益 估算，項目承擔單位等。有了項目庫可向社會招商引資，也可向主管部門爭取基本建設投資資金，也可向社會項目信息提高知名度、信譽度。1999年中國農業大學 為河南鄭州金水區制定的158個項目的區一級項目儲備庫（包括文本、軟盤和光盤）目前已到海南、深圳、廣州、上海以及日本、韓國引進了項目和資金。調整優化農業經濟結構要突破農業部門分割，生產經營分散的局面。在家庭經營基礎上通過現代市場經濟的協議、契約、合同、參股、投資、入社等，發展合作 社、專業協會、股份公司和法人企業，實現龍頭企業加基地加農戶的農業產業化 經營模式。在這一過程中，培育和完善龍頭企業是關鍵。據研究，培育龍頭企業 的原則有三條：一是因企制宜原則；二是精簡高效原則；三是利益共沾原則。

選擇龍頭企業有三條標準：一是具有法人資格的企業；二是具有雄厚的技術力量、 良好的科研、生產、推廣體系的企業；三是開展企業公共關系，即能與基地和農戶有機結合的企業。龍頭企業在農業產業化經營中的運行機制有三條：一是龍頭 企業與基地鄉（鎮）村（組）的合理利益留成的機制；二是龍頭企業與農戶之間的價格（保護價）運行機制；三是基地與農戶的利益留成再分配機制，可采取獎 金、補貼、資助的方式再分配給農民一部分利益。 調整優化農業經濟結構要突破農業技術落后局限，加快實施科教興國戰略，提高科技創新能力。科教興國可從農村社會最基層細胞 村級單位搞起，即科教興村。 在全國部署科教興村試點時，抓住調整和優化農業產業結構的特點、難點、重點，做好規劃方案，農科教結合，提高農民素質，普級實用科學技術，建立主導產業， 要以村帶鄉、帶縣、帶省，促時產業結構和地域結構的合理化。

據不完全

統計，截止到1999年9月，全國已有5個省、18個鄉、1251個村有計劃、 有步驟開展科教興村的試點工作。在邁向小康村目標的過程中，達到“生產好、生活好、環境好”的標準。《農民日報》在1999年9月報道：“科教興村3年富民百萬”，累計增收15.1億元，參加試點的農民平均增加收入100-500元。科教興村中，有2400名科技人員走村串戶，為農村培訓技術150萬人次，推廣實用技術4800多項，建立主導產業120多項。北京上莊鄉以中國農業大學為技術依托，實施科教興村，大學教授不僅為該鄉規劃并實施翠湖水鄉的“青、少年農業科技教育基地”，而且開展遙控航模，水生植物園、昆蟲標本、鮮花干制等多項技術，以旅游業項目為切入點，帶動了全鄉農業經濟結構的優化。

總而言之，如能在廣大農村調整優化農業經濟結構時，突破農業僅提供初級原料的 局限，突破農業部門分割、生產經營分散的局限，突破農業技術落后的局限，重點 搞好農業項目儲備庫，培育和完善龍頭企業，開展科教興國戰略的實踐 科教興村，新時期農業經濟結構的調整和優化就會順理成章、事半功倍。

農業經濟論文:論我國農業經濟發展中的機械化問題

近些年，農業機械化事業發展走勢低迷，農業綜合生產能力低下，明顯制約了農業經濟的發展，再加之農業基礎設施老化，一定程度上導致了農業生產后勁不足、增長乏力的徘徊局面。人們開始對農業生產力現狀產生憂慮，農業機械作為生產手段是農業生產力的重要內容，也是解放生產力的重要途徑。但農業機械化又是與一個社會經濟技術發展緊密相連的。進入新世紀，中國農業將面對激烈的國際競爭，如何看待我國發展農業機械化的問題，怎樣探求中國式的農業機械化的發展道路，意義十分深遠。

一、正確認識建國以來農業經濟發展過程中的機械化問題

我國農業機械化走過了一條不平凡的風雨之路，從總體上看，應該說成績是主要的。①解放前我國基本上沒有農業機械。解放后，我國的農業機械化事業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發展很快。到1997年，全國農業機械總動力達42016萬千瓦，比 1952年的 18萬千瓦增加了 2333倍；農用大中型拖拉機增加到 689051臺，比 1952年的 1307臺增加了 526倍；農用載重汽車875571輛，比 1952年的 280輛增加T 3126倍。與此同時，農村電力等也都是從無到有，得到了巨大的發展。②農業機械化使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得到大幅度提高。農業機械的推廣使用，提高了生產效率，增強了抵抗干旱、洪澇等自然災害的能力，一定程度上改變了“靠天吃飯”的狀態；農業機械的使用促使農業向農工貿一體化發展，促進了農業運輸事業的發展。③建立了相當規模的農機生產和推廣體系。培養了一支達二千萬人的農機科研科技隊伍。在農業機械化的推廣過程中，農民開闊了眼界，提高了科技素質。各種基層農機廠、農機站為后來的農村工業、鄉鎮企業的發展打下了基礎。④改革開放以來，農業機械由國家統配變為非控商品進A了市場。農民擁有了選擇購買農業機械從事生產經營活動的自主權，農機投資主體發生了由國家投資為主到以農民私人投入為主的轉變，出現了投資主體多元化的格局；另外，農業機械推廣運用領域不斷拓寬。 但是，我國的農業機械化過程中，失誤也不少，值得反思和總結；①在過去，特別是在改革開放之前，沒有認識到農業機械化是一個經濟技術發展過程，不講經濟效益，不算經濟總帳，而是采用行政命令、政治運動的方式推進，試圖速戰速決，超越了生產實際需要和經濟可能，違背了客觀經濟規律，造成了很大的浪費，給農業機械化聲譽帶來了不良影響。②在改革開放之前，在發展農業機械化的過程中存在“、一刀切”的傾向，沒能注意到我國的自然條件差別很大，農機在我國不同地區需求具有層次性和差異性。③改革開放時期，在對改革前20多年農機化中“左”的影響進行清理時，矯枉過正，出現了80年代初我國農業機械化的否定論。認為“石油農業”在我國行不通，只搞生物技術就行了。認識的模糊造成實踐中的混亂。農業機械失營失控，有些地方農機具被拆分，或因無人管理而報廢。農機教育網絡受到嚴重沖擊。

縱觀我國農業機械化所走過的道路，既有成功的經驗，又有失誤的教訓。但因我國農業機械化的失誤和發展農業機械化的暫時困難而對我國發展農業機械化持否定態度是不足取的，筆者認為我國發展農業機械化方向是正確的。機械化代替手工工具，提高勞動生產率，是社會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農業機械化是當今各國現代化農業的重要內容和標志。有人說中國要繞過“6油農業”，X搞“生態農業”也可以實現農業現代化。其實，重視“生態農業”是對的，但不能片面地把“生態農業”與農業機械化對立起來。“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生態農業”是要靠農業機械化這個手段去實現的。我們應當從廣義上理解農業機械化。電氣化、水利化本身就是與機械化相輔相成的，農業運輸、農產品加工和林、牧、漁業現代化也離不開機械化。可以說，整個農業現代化都離不開機械化。在農業經濟發展過程中，既要反對只片面強調其必然性而不顧客觀條件的冒進，又要反對只片面強調客觀條件性而消極等待，在認識上則不應消極回避它，而應該積極正視它，決不能低估農業機械化的意義。

二、發展農業機械化的意義

第一，發展農業機械化是我國農業經濟發展的現實要求。①我國農業生產力水平仍然落后。就勞動工具為主的勞動手段而言，我國農村廣泛使用的仍然是原始的手工工具：犁、耙、鋤頭、鐮刀等，普遍存在的還是人力播種，人辦收割；就勞動對象而言，耕地過于分散零碎，土地利用率低，農田基本建設不斷受損；就勞動力而言，我國農業勞動人口多，但素質差。只有大力提倡科教興農，推廣農業機械化，才能改變生產力落后狀態，使農業生產上一個新臺階。②發展農業產業化，要以市場為導向，實現農業的專業化、企業化的集約化經營。而集約化農業要求有更多的技術和資金的投。人，其中校人大量農業機械則是一項基本要求。②生產工具和基礎設施的落后，使一些農業高新技術得不到有效采用，制約了土地生產率的進一步提高，我國即將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面臨激烈的競爭，發展機械化，改善生產條件，提高勞動生產率和農業綜合競爭力已勢在必行。

第二，農業機械化道路是實現農業現代化的必經之路。農業現代化包括技術（機械技術和生物技術）現代化和管理現代化。農業現代化在技術上就是采用現代的機械技術和生物技術裝備農業，建立起現代化的農業科技體系。機械技術就是機械化，它是從機械操作斤始，進而達到自動化，其作用主要是節約勞動時間，提高工效和勞動生產率，生物核，術包括土壤改良、植物保護、良種培育、化肥、農藥、除草劑以及農田灌溉等。其主要作用是提高農產品的單產和質量，著重于提高土地生產率。只有把機械化和生物技術適當地結合起來，兩重并舉，才能既提高勞動生產率，又提高土地生產率，，西方發達國家在這方面過去曾走過了一些彎路，但現在都基本上把機械化和生物技術結合起來了，而且一配合得較好，從而加速了農業現代化的實現和農業生產的發展。農業生產管理的現代化，主要是指生產組織上實行專業化、一體化和管理方法上的科學化。如運用系統分析法。電腦和通訊網絡等科學技術。而這些先進技術實施的每一環節，都必須以機械化為基礎和手段。可見，農業機械化是農業現代化不可缺少的主要內容。農業機械化道路是農業現代化不可逾越的必經之路。

第三，發展農業機械化，它可以成為我因經濟新的增長點。農業機械化的直接經濟效益是．提高農業各生產部門的勞動在產率，降低成本，為農業的產業化。集約化創造條件。農業機械化不僅有巨大的直接經濟效益，更重要的是它的間接經濟效益。農機行業是。聯系農業和工業的紐帶，發展農業機械化，擴大‘咱需”，農機行業可以成為我國經濟新的增長點：①發展農業機械化，需要各種類型的農用機器、電力設備，促使農機科研投入大量資金，加快科技轉化為現實的生產力；需要多層次的農機供應，促使農機制造、銷售、修配、電子、電力等部門擴大生產規模，從而可”以大大刺激城市工業和＃鎮企業的發展。②發展農業機械化需要一定的基礎設施，農村公路及水利等基礎工程建設，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從而刺激建筑、建材、交通、能源等部門規模的擴大、生產的發展。③發展農業機械化需要大量的農機人員＊發農民學習農機知識的熱潮，可以進一步刺激農村職業教育的發展。因此，展農業機械化，能刺激工業對農機的投資和農村的消費，只要引導得當，農機行業一定能成為我國經濟的一個新的增長點，從而拉動國民經濟的發展。

第四，發展農業機械化具有社會政治意義。發展．農業機械化人近期來看農民解除了繁重的體力勞動，同時增加了收入，有助于農民身體健康與生活舒適，縮小了工農和城鄉差別。從長期來看，發展農業機械化提高勞動生產率，逐步減少農業人．a，為我國向非農業人口占多數的現代化工業國過渡創造條件。另外，我們要贏得與資本主義相比較具有更高的勞動生產率，是我們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因此發展農業機械化具有社會政治意義。

三、發展農業機械化的現實困難和對策

任何一項生產力的突破都不是一帆風順的，在我國發展農業機械化雖然具有廣闊的前景，但切不可忽視存在的困難。最突出的困難是：

第一，勞動力轉移困難。由于我國工業發展水平和規模等因素的限制，農業勞動力很難轉移到非農產業中去，客觀上制約了農業機械化的發展。另外，發展農業機械化對勞動力需求的數量減少，但素質要求提高。而我國農村勞動力數量多，素質差。據統計，農村勞動力中具有大專文化程度的僅占0．31％，高中文化程度的占8．gi％，初中文化程度的占42．83％，小學文化程度和文盲占總勞動力的46．75％，這也是發展農業機械化的現實困難之一。

第二，資金困難。農業機械化的農機科研開發、投入生產和農民購買農機產品需要大量的資金。一方面，自聯產承包責任制實行以戶為單位經營后，農業資金難以集中使用。另一方面，我們國家的財政暫時拿不出很多的資金來投入農業機械化，這對農業機械化造成了很大困難。

第三，土地過于分散零碎。農業機械化要求土地適度規模經營，然而，我國不到15億畝土地被分給2億多農戶，戶均6－7畝耕地，土地被分割得七零八落，不便于采用先進的科學技術，對發展農業機械化不利。

此外，農機產品市場還不很規范，農機產品造價高等問題影響了農業機械化的發展。

發展農業機械化有現實困難，但不能因為有困難就不要發展，而應當正視困難，積極尋求對策，困難是可以解決的。

第一，實事求是，有差別地發展。我們必須要堅持實事求是的態度，量力而行。我國各地自然條件和經濟發展條件差別較大，因而農業機械化在地區、項目、水平、形式的布局上將呈現出很大的差異性，對不同的地區要因時困地團倩制宜，區別對待，允許不平衡，有差別地發展。農業機械類型、品種要注意實用性，在近期重點發展那些經濟效益比較好的項目。農民使用農業機械既增產又增收入機械使用中得到經濟實惠，使農業機械化成為億萬農民自覺自愿參加的經濟進程。

第二，加快工業發展，為農村勞動力轉移創造條件。工業以及其他非農產業的迅速發展，需要大量的勞動力，能吸收農村多余的勞動力，為農村勞動力轉移出去創造條件。另外，工業的快速發展還可以為發展農業機械化提供資金，降低農機具的生產成本，為農業提供適用、配套、高效、價廉的農機具。

第三，倡導土地使用權的合理流轉集中。在堅持土地國有的基礎上，進一步完善聯產承包責任制。積極推廣承包制下的租賃制、有償轉讓制和股份制，加強土地的自主經營使用的靈活性，搞；多種形式的規模經營。規模經營的問題解決了，資金就可由規模經營者（國家、集體、股份合作者或私人）籌集。如可以通過承包或租賃協議，使土地使用權向種田能手或種植專業戶轉移，實現土地的適度規模經營，為農業機械化創造條件。

第四、拓寬投資渠道。實現農業機械化，需要大量的資金，離不開國家的幫助。但是，目前國家財力有限，我國農業投入不足，尤其是農業機械化的投入不足，僅占農業總投入的1．7％左右，單靠國家的扶助還是不能解決問題，必須拓寬投資渠道，政府、企業、私人和外資均可成為出資的主體，發動全社會力量發展農業機械化。

第五，科教興農，提高勞動者素質。科教興農就是依靠科技和教育來振興農業。去年國務院發出通知，明確指出以鄉為中心的農業服務體系不僅不能解散，而且還要加強農機站和農技站（即農藝推廣站）建設和管理。勞動者是生產力的決定因素，勞動力的素質又取決于我們教育事業的發展，我們既要努力發展高等、中等教育、職業教育，培養農業專門人才，又要普及九年義務制教育，提高高中升學率，普遍提高勞動力的素質。

第六，加快農業機械化事業的法制建設。全國已有一些省出臺了（農業機械管理條例》和一些農機監理的地方性法規。建議加快制訂全國性的農業機械化方面的法律，對農機生產的投資方法、企業享有的優惠政策和農用燃料、電力價格補貼等要用法律加以規范。對農機市場上的不法商人要予以嚴厲打擊，切實保護農民的利益。

農業經濟論文:論近代江西農業經濟轉型的制約因素

[內容提要]江西近代農業經濟轉型極不順利，近代化的進程十分緩慢。它既落后于廣東、福建、江蘇、浙江等沿海鄰省，也落后于湖南、安徽、湖北等內陸鄰省。出現這種情況的主要原因在于江西近代農業經濟轉型遭到了一系列因素的阻礙，從而導致其實現近代化的條件不充分。這些阻礙因素，有些是江西特有的，正是這種因素造成了江西農業經濟順利實現近代化的特殊困難；而有些則是江西和其他省份都具有的，這些普遍具有的阻礙近代化的因素同江西近代的特殊因素結合在一起，形成一股強大的江西經濟近代化的反作用力。正是這種反作用力嚴重阻礙了江西農業經濟近代化的進程。

[關鍵詞]近代江西；經濟轉型；制約因素

列寧曾經指出：在近代各國農業經濟的發展過程中有二個重要關鍵，一是直接生產者的自然經濟轉化為商品經濟，一是商品經濟轉化為資本主義農業經濟。筆者在分析近代江西農業經濟轉型時，依據列寧的這一論斷，從縱向上把近代江西農業經濟的發展劃分為三個發展層次，即農業自然經濟、農業商品經濟和農業資本主義經濟，以把握江西近代農業經濟轉型特點。從這一視角看，近代江西農業經濟的轉型主要表現為傳統的自然經濟轉變為資本主義商品經濟。因此，本文在分析近代江西農業經濟轉型制約因素時，著重分析近代江西農業商品經濟發展的阻礙因素。

一、外國資本主義經濟的入侵

縱觀江西歷史，江西社會經濟，在唐宋以后直到清前期，在全國各省中一直處于較領先地位，特別是到了明清時期，江西商人憑借著江西本地商品如大米、茶、夏布、紙產、瓷器等活躍在全國各地，甚至出現了“無江西商人不成商場的局面”。①據史料記載：“江西商人，遍布于長江上游各省……且恒操金融之樞”，“西邦之

名，震耀一時，江西在全國內商業之盛與同時之山西相頡頏”，②從事商業經營者人“數何止數十萬人”，每年為江西積累資金“殆將近千萬元”。③然而進入近代以后，江西的這種優勢卻逐漸喪失了，變得相對落后，到民國年間，“江西在外之商人，幾全歸破產”，省內“各種產業均呈急速衰弱與崩潰之勢”。④從此江西的經濟一蹶不振，解放后變成了華東地區經濟發展最落后的省份。

江西社會經濟發展，之所以出現這種由盛轉衰的局面，其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外國資本主義的侵略，外國資本主義的侵略打斷了江西自古以來呈優勢發展的經濟發展進程。

1858年《天津條約》規定，開放九江為通商口岸，從此江西的門戶正式被外國列強打開。1860年，英國輪船首駛長江，強行劃定九江城外的龍開河東段為其租界，繼之，法、俄、日等國也紛至沓來，在九江設立租界，取得了在九江通商，在江西內地貿易的特權。不久他們又控制了九江海關，“海關的人員全部為歐洲人”，并且“完全不受省政府管轄”。⑤在稅率上推行有害于本國商品經濟發展的值百抽二點五的子口稅，并嚴格規定納稅之后“所經過稅關，不得加重稅則”。⑥而江西本地商品則要交納為數幾倍的數額，如茶葉出口僅厘金一項就達“每百兩約抽二十五兩”，⑦這就大大便利了外國資本主義的經濟侵略。帝國主義還直接在江西設廠制造，1862年美國“旗昌洋行”在九江開辦航運公司，其后英國在九江的太古，怡和兩洋行也分別建立了九江碼頭，俄國人在九江先后建立了“新太”和“順豐”兩個磚茶廠。⑧就這樣，外國資本主義國家對江西開始了以掠奪農產原料、開辟商品市場為目的的經濟侵略活動。由于他們手中掌握了政治、經濟特權，加上資本主義國家先進的生產方式和經營技術，在這場商品經濟的競爭中擊敗江西的商品經濟是注定的。不久江西各地市場就“洋貨充斥”，江西本地商品的銷售市場受到了嚴重的排擠。在與外國資本主義列強的商品競爭中，江西原有工商業生產者和經營者紛紛破產。

別的不說，僅就古代以來江西一向負有盛名，銷路廣大的三個名牌產品：夏布、茶葉和紙張的命運就可以略見一斑。由于外貨入侵，這些商品日益變得滯銷，商品的生產者和經營者紛紛破產失業。

鉛山和石城是近代江西造紙業的兩個中心地區，但到了光緒年間，鉛山“紙張一項，從前洋紙未行時，每年可售銀四、五十萬兩……近年洋紙盛行，不免滯銷虧折……近因洋紙盛行，售價不滿十萬。”⑨石城縣鄉村居民：“向以造紙為業，紙料尚稱潔白，未停科以前廣銷，出口不下百萬元，近來洋紙盛行，銷路既滯，歇業者十居八、九。”⑩以此推算近代江西造紙業，由于受到外國紙張競爭的打擊，商品成交額比過去減少了至少是3／4，紙廠關門者占十分之八九，這是造紙業的情況。義寧州是江西著名的產茶區，據《江西農工商礦記略》記載，進入近代以后，由于茶葉價格、市場都被俄國人控制，義寧州茶業“任其抑勒，虧折不少，行銷既滯，山戶自益疲弊”。⑾以至“寧州茶實本六十兩，今只售三十四、五兩”。⑿正是由于茶農破產，茶商虧折，使近代江西茶業生產十分蕭條。九江是中國著名的三大茶市之一，往日茶業生產十分興隆，但是由于茶業的市場和價格都被外國資本主義所壟斷，對生產者和茶商來說，經營是極不利的，他們每個季度的損失“估計有一百萬兩”。⒀以至光緒十九年出現了“刻下九江街市已無一人從苦茗中求生計者，茶市之衰大可知也”⒁的荒涼景象。夏布的產銷也現出了同樣的情況，據宣統3年正月28日《時報》記載“江西布業分大布、夏布兩種，銷售國內各行省，權利甚厚，亦贛省出產之大宗，乃自洋布、洋紗盛行，非但各省銷路頓窒，即贛省本地人，亦競購外貨。布業一落千丈，紛紛虧蝕收歇，而染織坊亦受此影響，去歲秋冬兩季即停，因之失業工人，不知凡幾”。

稻谷歷來是江西的大宗商品，素有“魚米之鄉”美稱的江西，唐宋以來就是中國重要的商品糧基地。但近代以來，由于洋米、洋麥的傾銷，糧食價格被外國資本主義壟斷，造成了“谷賤傷農”的結果，大大挫傷了農民種糧的積極性，加上太平天國革命的沖擊，近代江西的糧食倉庫“缺谷自數百石至一萬余石不等。”⒂同治年間“南昌所屬豐城及饒州鄱陽諸縣儲糧倉庫，倉舍蕩然”。⒃光緒年間江西“各屬米價驟貴至四、五兩有奇，饒、廣以東并無米可購”。⒄到民國年間甚至出現了大量地從國外進口糧食的情況。⒅

除此之外，其他行業的情況也差不多，比如史料記載說：“江西近年洋糖、洋油盛行內地，致油、糖各行諸多虧本歇業……油糖二宗、因此大為減色。”⒆

從江西近代對外貿易來看⒇：江西近代進出口貿易都有發展，農村中經濟作物的種植和商品化程度也有很大的提高，表面看來江西近代商品經濟有了進一步的發展，但從實質上來看，這種發展是畸形的和注定要短命的。因為第一，這種發展完全是殖民性質的發展。從進出口商品的結構來看，出口商品幾乎全是農產初級商品，進口的大都是工業制品。真正發達的商品經濟產品應該是高層次、多加工的商品，而不是初級原料。這種發展完全是因為帝國主義掠奪原料、傾銷商品所引起的，而且完全服從于帝國主義經濟侵略需要的，和國內市場的關系不大，不是以國內工業發展和發達的社會分工為基礎的，因而其發展是畸形的。作為一種經濟走向了這樣一條道路，其破產是必然的。第二，帝國主義利用特權和經濟上的優勢，操縱農產商品的價格，壟斷商品市場，采用不等價交換的方式，高價出售工業品，低價收購農產品，造成工農產品價格的剪刀差，并且不斷擴大這種剪刀差。如以1913年為基期，進口和出口的物價指數都為100，那么到了1921年至1925年，進口物價指數上升為153，增加了1／2以上，出口物價上升為133，只增加了1／3。[21]從近代江西商品市場的來看，也完全受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的支配，整個世界資本主義市場的景氣與否，直接影響著江西農產商品貿易的增減，從而直接影響江西近代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由于資本主義社會內部固有矛盾是客觀存在的，世界市場有時一定會出現不景氣，在這種情況下喪失國內市場，缺乏社會分工基礎的單純以出賣原料為主的近代江西商品經濟就只有破產了。江西近代商品經濟的發展，正是走著這樣一條由畸形發展到徹底破產的道路。經過同治、光緒年間的畸形發展，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以后，江西商品經濟全面崩潰。其表現主要有三：首先，到民國年間江西農村各種產業都出現了急速衰落與崩潰的趨勢。如紙業生產就有不但“絕跡于省外市場，即在本省市場亦不能立足”[22]的趨勢。其次，是出口數量飛速下降，江西近代十幾種主要出口的商品數量全都減少半數以上。比如稻谷出口，光緒年間是100多萬擔，至民國二十九年降為29萬擔。[23]同時“洋米、洋麥輸入激增”。第三，是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商品生產者紛紛破產。所以從發展的全過程看，外資入侵最終導致了江西近代商品經濟的破產。

綜上所述，明清以來呈優勢發展的江西工商業的發展，是在外資入侵前面碰了壁，而且碰得焦頭爛額，臨近破產的邊緣，此后一直處于嚴重落后的狀態。

二、封建制度的嚴重束縛

外國資本主義侵入江西后，封建勢力雖然受到了嚴重的打擊，但是由于資本主義各國侵入江西的目的只是為了攫取利潤，他們并不是來解放中國人民，也不是來改良江西的經濟、發展江西經濟，他們不但沒有幫助中國肅清封建余孽，而是利用、通過中國的封建勢力來剝削中國人民。因此，鴉片戰爭后，江西雖然進入了近代資本主義的殖民體系，但是社會內部仍然完整地保留了封建制度，封建的土地所有制絲毫沒有受到觸動。江西近代農村土地占有情況，依然是地主占有土地。據史料記載，大約占農戶總數3％的地主占有50％以上的江西耕地，而占70％以上的貧雇農沒有土地或少有土地，[24]不得不去接受地主的地租剝削。就是農民僅有的一點土地，地主也想方設法加以兼并。據民國年間的調查，[25]全省平均100戶自耕農即有21．3％戶要出典土地。這一時期江的地租剝削率也是很重的，“平均每縣為百分之五十”。[26]馬克思說：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結構是從封建社會的經濟結構中產生的，后者的解體使前者的要素得到解放。由于近代江西作為封建統治基礎的地主土地所有制沒有得到絲毫的改變，因此近代江西工商業的發展，受到了嚴重的阻礙。

首先，本來工商業經濟的發展，要求集中使用土地，進行大規模的專業化生產，但是近代江西的地主，在兼并了大量的土地以后，不是進行大規模生產和進行專業化的農業經營，而是把集中的土地全部或絕大部分分割成小塊，分散地租給農民耕種，只管收取苛重的地租。[27]從農民這一方面來說，由于地租剝削是高額的，使得農民生活十分困難，無力多租土地，也使農民怕高額地租剝削，不敢多租土地。至于江西的富農，在近代除少數外，大多數經營方法是雇少量的短工，來經營他們自己不多的土地。[28]他們主要利用自己的土地和使用自己的勞動力進行生產，并不去向地主租進更多的土地，有時甚至把自己的土地出租一部分租給佃農耕種。所以無論從地主、富農、還是農民三方面來說都不可能擴大農業商品生產的經營規模，造成了近代江西農業經營規模極其狹小的局面。據《申報年鑒》記載，江西近代農場面積98％在30畝以下。[29]在這種情況下，農村中的地主、富農經濟就不可能發展起來，相反小農經營卻占據著絕對的優勢，這跟發展農村商品經濟所要求大規模的農業經營，完全是背道而馳的。

其次，中國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一向允許土地可以自由買賣，長期以來土地兼并的情況十分嚴重。土地越集中，失去土地的農民也就越多，對于佃租的要求也就越強烈，結果造成了高額的地租剝削，加上繁重的賦稅，使農民的生活貧困化。據民國年間的調查：“江西農民，平均起來，每年的收入總共是三十六元五角，其中主要支出有三項，一項是賦稅共二元零四分，二是保持衣、食、住、行最低標準生活費用共二十八元，三是農田耕作成本費包括田租共十八元，加起來每年支出是四十八元零四分”，那么其年終結算是：36．5－48．04=－11．54(元)。調查者的結論是：近代江西農民連“最低之生活費都不能保持”，不要說婚喪嫁娶、天災人禍，就是正常年份“亦勢非求之負債，不足以茍延殘喘也”。[30]上述資料說明近代江西農民，如果單靠租種一點土地，是不可能生存下去的，補求的辦法是同時經營家庭手工業，因而家庭手工業便成了近代江西農民經濟的重要支柱，不再是可有可無的了。所以近代江西農村“農副結合”特別是“耕織結合”特別緊密。諸多的史料明確地說明了這一點，如《同治·新喻縣志》記載說：“布……女工之羨，亦所補農之不足也。”[31]又有史料記載說：“夏布為江西最普遍之家庭手工業……一般農戶視為重要副業，農夫植麻，女織為縷。”[32]地主剝削愈殘酷，農民生活愈貧困，這種小農業與小手工業的結合就愈緊密。我們知道，商品經濟的發展是以打破自然關系為前提的。由于江西近代農村封建土地所有制引起的自然經濟出奇的堅固，使商品經濟的發展很難有所突破。

在農民生活貧窮化和自然經濟關系異常堅固的情況下，近代廣大江西農村商品購買力很低。1881年一個外國人描寫了江西一個普通農戶的情況，他寫說：“一個普通農民的生產工具……全都是些很粗糙的東西，他和他的家庭成員就用這些東西耕種著一英畝或半英畝的土地，他們就靠這些東西過生活，沒有其他。他們幾乎沒有見過銀元，年關節余時就買一點很可憐的奢侈品一一一點豬肉、一點海帶或咸魚作為下飯的珍品，這就是他們最大奢望了……家庭婦女，把棉花紡織成布，他們的衣服要穿到破爛為止，而這種家織的布又非常耐穿，一件衣服，經過補綴。可以穿上三、四年”。[33]史料表明，

作為消費者，農民無力向市場購買自己需要的商品，處于“耕織結合”的自給自足經濟關系中的農民，也沒有必要向市場購買商品，結果是市場萎縮，在市場萎縮了的情況下，商品經濟自然就發展不起來。

作為生產者和消費者的農民，長期不和商品市場發生關系，與廣寬的外界沒有任何聯系，這不僅使商品經濟很難打進農村，而且反過來會造成抵觸商品經濟，輕視信息的價值觀念，最終導致全省性的閉關自守。近代江西農村存在著嚴重的抵觸商品經濟的情況。如贛州府一般農民以“不事商賈”為光榮，[34]九江府“民風、尚農業，罕事工商……無見異遷物之民”，[35]饒州府“俗重農”，[36]廣信府“粟、麥、耕畜之產足以自給，出境商販……殊少”。[37]雖然這里有傳統“重農抑商”思想的影響，卻也明顯是封建土地關系造成的必然結果。這樣由于江西廣大農村的生活必需品“不仰給于外，亦不能灌輸于外”，[38]造成了封閉式的經濟環境。當時幾個鄰近的自然村就形成了一個自產自足的生產、流通單位，每個農戶就是這個單位中的一個細胞，他們除了通過狹隘的農村集市進行互通有無的使用價值交換外，與外界完全隔絕，村與村之間形成隔阻，導致地區間的自給自足，最終導致了全省性的閉關，這是十分不利于商品經濟發展的。

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所引起的“男耕女織”的緊密結合，以及農民生活的貧窮化，嚴重阻礙了社會分工發展。農民的貧窮使農村商品主要生產者缺乏改進生產技術的能力，又使農村商品生產內部進一步的社會分工成為不可能，因為貧困的農民只能進行簡單的再生產。另一方面“耕織結合”使手工業作為家庭副業而存在，影響了近代手工業的獨立發展，使手工業不易從農業中分離出來，也影響了手工業內部的再分工，使江西的手工業發展錯過了手工工場這一發展階段，影響了手工業向大工業方向發展。而商品經濟的發展是建立在社會分工持續擴大的基礎之上的，沒有發達的社會分工，也就沒有不同行業之間的繁榮發達的商品交換。

其三，封建土地所有制嚴重地阻礙了江西農村的商業資本的積累。在封建土地所有制下，高額地租不僅可以給地主增殖財富，而且以土地偷不走、搶不走，不要冒任何風險，這遠比經營工商業可靠。加以傳統的“重農抑商”政策的影響，在社會上形成了“以本保末”的價值觀念，集中于地主、官僚、商人手中的大量資金，最終又流向了土地，用于“求田問舍”了，不僅地租收入沒有轉向工商業，就是工商業本身的利潤也幾乎全部被購買土地、房產吸收去了，完全脫離了商業的范圍。

近代江西地主、商人利用手中的資金兼并土地的重要方式是將資金和糧食轉化為高利貸，用更有效的手段取得土地。高利貸的利息一般都很高，地主、商人往往向自耕農或小塊土地持有者放高利貸，然后“指田為質”，“以田為當”、“最后乘借債人一時還不起本息之際，把土地據為已有”。高利貸在江西農村十分盛行，商人們“必不欲將其資本于時局阽危之秋，作此等冒險之貿易”，[39]他們想方設法“坫天時雨陽之不及，即擁其所有，冀一歲獲二歲之值”。[40]因此近代“江西所屬，向有殷實之戶，于青黃不接之時，將余谷聽農民質押”，[41]結果商業方面“富于資本者既不欲冒險，而愿意冒險者或窘于資本”。[42]大量的資金流向土地和轉化為高利貸是導致近代江西農村商業資本奇缺的一個重要原因。

三、田賦、厘金特重

還在元末農民起義之時陳友諒在江西建立了“漢”政權，因為軍餉需要，曾經臨時“加南昌、瑞州、袁州民賦三倍”。[43]明統一全國后，為了討好明王朝，瑞州人黎伯安等以陳友諒征賦稅之冊獻給明政府，明朝以此為據，確定了江西每年上交國家的田賦稅額，并且以后“遂為常額，終明世未有改焉”。清初沿用明制，以后仍然“至今相沿”。[44]據光緒《江西通志》記載的數目推算，賦額總數比以前增加了83．3％。[45]由于這樣一個歷史的錯誤，使江西一走向近代就背上了一個沉重的田賦包袱，地丁銀和漕糧的負擔比任何省都繁重。加上嚴重的違例浮征，到同治年間據劉坤一奏報，江西的丁漕數額“倍于湖南、湖北”。[46]清政府在光緒年間也不得不承認江西的田賦征收“遠出他省……民生之困，由于征收丁漕浮數太甚也”。由于農業稅太重，遠遠超出了江西廣大農村所能承受的能力，所以近代江西出現了長年累月拖欠丁漕的現象，據統計平均每年都有“四、五十萬兩”。[47]為了完成這些拖欠之數，只好采取下列二個辦法，一是加重對農民的剝削。據同治七年戶部對江西違例加征丁漕的揭露，江西額征地丁銀一兩，收銀一兩五、六錢至一兩七、八錢不等，[48]遠遠高出其他省份。辦法之二是動用省縣各級庫藏。“有由各上司派捐應用者，有各屬自行分年捐攤歸款者”。每年每縣“官為暗賠，或需銀萬余兩，或需數千兩”。[49]其結果造成近代江西，不僅民間“民力拮據”，[50]而且官府庫藏也是“異常支絀”，[51]官民俱無分文。

稅收中的另一大頭是厘金。史料記載“江西厘金之重，尤甲于天下”。[52]江西厘金征收時間早，在1853年就已開始征收；稅率重，按清政府規定是逢百抽一，而江西一開始就征收10％的厘金稅。從征收對象來說，一切東西只要進入流通領域，在江西都要征稅。從厘卡的處數看，即使在幾次裁減后的1880年江西仍存大卡64處，小卡94處，遠遠多過其他鄰省。江西厘金款額收數很大，但沒有一文用在本省的經濟建設上，江西厘金收數每年平均在100萬兩左右，占全國各省厘稅收入的10％以上，但是厘稅所得用于軍費的占去了30萬兩以上，上交中央戶部等款占35萬左右，其他用費占30多萬兩，用于本省的包括行政費用在內不到1％。[53]

由于江西近代田賦、厘稅征收特別繁重，使得江西近代在發展商品經濟的時候，既不能從民間收集資本，也不可能得到地方庫藏官款的支持，近代商品經濟、新式工商業經濟發展的兩個主要資金來源乏缺，導致近代江西工商業資本奇缺。

江西近代各縣，幾乎找不到“富商大賈”，都是一些小商小販。這類史料到處可見，如分宜縣：“該縣惟宜種麻，出產以夏布為大宗，獲利亦厚，惟無富商大賈，往彼收買，其零星小販，運往各處銷售者，尚覺往來不絕。”[54]再如萍鄉縣：“城鄉小貿居多，間有資本稍饒者，并非本地商民。”[55]贛州府“郡邑列肄而居者皆遠鄉大賈，鄉人業微業，利微利，以役手足供口腹而已……異鄉作客贛人絕少。”[56]吉水縣也是“邑內并無大商巨賈”。[57]可見商業資本是何等的缺乏，這反過來又嚴重阻礙著近代江西商品經濟的發展。

首先，資金的缺乏，使江西工商業生產的技術不能得到改進，生產成本高，喪失競爭能力。比如制茶業由于資金缺乏不能集資辦茶業公司，使產、供、銷配套，而零星的生產“此處一二株，披處二三株，及摘者賣于制者，制者變賣于轉運者，轉運者復賣于洋商，故其費多，而其價自亦較昂”。[58]制糖業也是這樣，由于資金不足，不能更新技術和設備，只能“株守成法，出糖既少，費蔗又多，制法不精，售價更賤，因循不改，轉使洋糖充斥內地”。[59]沒有發達的商品生產和較強競爭能力的商品，商品經濟當然也就發展不起來。第二，由于缺乏資金，生產和經營的主動權只好讓給別人。比如茶業的生產和經營，江西占有得天獨厚的條件，江西本地“茶蓋中華，價甲天下”，[60]在國內外名氣不小。每年都有大量的江西名茶運銷海內外，九江因此成為我國近代著名的三大茶市之一。但是由于資金短缺，九江商界經常出現“銀根吃緊”的局面。每當此時，九江茶業生產就會出現“茶莊收閉者不少”的現象。[61]這樣外國、外省商人就可以利用他們手中雄厚的資本，喧賓奪主，壟斷江西的茶業生意。僅俄國人在九江通商后就先后開辦了三個磚茶廠，1882年上海、廣東等地商人也在九江組成了“寧茶振植公司”。[62]不久外國和外省的商人，不僅控制了江西的茶業生產，而且逐漸控制了江西的茶市，剝削江西廣大的茶農，牟取暴利。第三，資金的缺乏，嚴重地阻礙了農業新式經營和專業化生產的進程。在光緒年間，清政府曾倡導發展新式的農業經營，進行經濟作物的專業化生產。全國很多地方都辦得卓有成效，如張蹇在江蘇興辦的“通海墾牧公司”。[63]江西這時也花了很大精和財力，在各縣興辦農牧公司，試種經濟作物，數量在100個以上，但是大部分都是由于集不齊股或者是后期缺乏資金支撐而關閉。[64]比如光緒二十九年清江縣興辦“種植畜牧公司”的情況就是這樣，當地有官荒地約300畝，由稟生鄒欽爵作為公司的組建人，準備集股3000元，每股以30元計。從正月到六月，雖然政府不厭其煩地勸勵，給予種種的優惠政策，但六個月集股總共“才一百二十元”。用這僅有的幾個錢，公司開墾了一半面積的荒地，種上桑、麻等經濟作物，但不久就由于“集股不多，資金不敷”，到十二月公司只得以“股少難以推廣”而關門。[65]第四，資金嚴重缺乏，也影響了作為商品經濟發展的基礎：交通事業的建設。南潯鐵路是江西境內第一條鐵路，按籌建人之一蔣家駿的初衷是不想借外債的，甚至設想力爭在國內由江西本地人購得半數以上的股票。為此他“力勸殷富紳商，分認股分，務期有巨款”，[66]但是結果沒有達到目的，最后由于“江西近年庫藏異常支絀，能否由官代籌，事關巨款”，使他著實感到在資金方面，江西省本地官民承擔不起，只好在全國各省中分別招股，并不得不先后三次向日本借巨額貸款。鐵路主權就這樣被迫操縱于日本人之手。也正是由于資金缺乏，不能一下子買齊材料，南潯鐵路只好建建停停，前后10年才完成施工任務。

誠然，近代中國其他省份同樣缺乏資金，但其田賦、厘稅征收沒有江西那么重，上交的比例也沒有江西大，在興辦近代工商業的時候多少能從地方財政或民間得到一些資金，而江西則官民俱五分文，工商業資本特別缺乏。沒有資金，發展商品經濟當然就寸步難行。

四、文化教育落后

隨著近代商品經濟和新式工業的發展，市場競爭日益加劇，要求造就大批適應這一發展的人才。人才的出現，一靠教育的培養，二靠文化環境的熏陶。從文化環境來看，沿海各鄰省，由于有著得天獨厚的自然地理環境，通商口岸開辟以來，西方商人云集，帶來了先進的科學技術、管理經驗和西方資產階級文明，為沿海工商業的發展提供了物質條件、先進經驗，并對沿海的工商人才起了示范作用。隨著經濟的發展，沿海各省建交起了良好的公共設施，為人才施展才華提供了良好的條件，這不但對本地的人才具有凝聚作用，對全國各地工商人才也產生了極大的吸引力，因而全國很多地方的工商能人，薈萃沿海省份。洋備運動以后，為了適應形勢的發展，在引進西方科技的同時，各鄰省的近代教育，也辦得頗有成效。湖南、湖北的近代教育雖然沒有沿海鄰省興辦得那么早，但卻后來居上，辦得卓有成效。像湖南既有時務學堂那樣以介紹西方資產階級民主政治思想而聞名中國的學堂，也有為適應形勢，專門培養商品經濟人才的“職業技術學校”。如醴陵瓷業公司所辦的職業學校，[67]它的畢業生支撐著公司，把它從手工工場轉變為近代化企業，到1906年這個公司的產品就超過了景德鎮的王牌陶瓷，在南京工藝品展覽會上獲得頭獎。湖北的近代教育發展更快，僅張之洞在武漢就先后舉辦了湖北方言商務學堂、湖北算術學堂、農務學堂、工藝學堂、鐵路學堂等十幾所有名的專業性新式學堂。[68]所有的學堂都設有自然科學和工業技術課程，既有基礎科學如物理、化學、地質學、數學等，也有專業性的科學如造船、采礦、工藝制造等，還開有商業、法律、外交、管理等社會科學。

通過興辦教育，鄰省培養了一大批商品經濟的經營者和勞動者。華衡芳、徐壽、容宏、鄭觀應、楊度等就是他們中間的杰出代表。由一大批這樣具有強烈事業心和創新精神的人才，形成了近代江浙商團、武漢商會、廣東商會，他們活躍在各鄰省的工商界，大大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發展。同時造就了一個相對比較尊重人才，知人善用的社會文化環境。新一代的知識分子沖破了封建儒教崇尚“義理”、“輕視末技”的傳統思想束縛，開始投身于各種工商事業。最有說服力的例子是江蘇的張蹇，他既是狀元，又是一個大企業家和新式教育家，他的經濟和教育活動，為江浙一帶近代商品經濟的發展起了很大的促進作用。

反觀江西，近代社會文化背景，始終還是由落后、保守的封建思想占主導地位。直到光緒年間，江西知識分子仍然視儒家經典為至上，以“不事商賈”為光榮。期間，光緒帝詔令各省廣興新式學堂，江西護理巡撫翁曾桂曾想設“算學堂”。但是江西知識分子把西學“目為不急之務”，經過“鼓勵多方”，仍很少有人愿意入學，結果學堂沒有辦成，翁只能發出：“江省守舊人多，開化難于他省矣”的感嘆。[69]江西知識分子不僅不愿意學習西學，而且極力反對西方先進科技文化的傳人。這一點從近代江西激烈的反洋斗爭中就可以看到。江西并不是傳教士活動最嚴重的省份，卻成為反洋教斗爭即所謂“教案”最突出的地區，教案發生的次數多，規模大，幾乎每年都有發生。甚者一月之中平均一日發生六起教案，如1900年和1902年。[70]清政府的諭旨也說：“江西民情強悍，民教久不和”，[71]“教案迭出，而江西為尤甚”。[72]近代江教案最多，從反面說明了近代江西的文化思想最保守、最落后。

在這種文化背景之下，江西興辦近代教育的步履非常艱難，以教授西學為內容的新式學堂在江西遲遲不能出現。直到1901年8月清政府頒興學詔書：“著各省所有書院，于省城改設大學堂，各府廳、直隸州均設中學堂，各州、縣均設小堂”。[73]至此，江西才不得不設立新式學堂。

文化、教育落后，使近代江西嚴重缺乏商品經濟人才，這必然要影響到近代江西商品經濟的發展，商品經濟的各個領域都大吃沒有人才之虧。以瓷器生產為例，本來江西景德鎮是瓷都，擁有大批技術精良的瓷工。可是由于近代江西不重視教育，以致景德鎮的瓷器生產出現了“老匠良工散之殆盡，配制顏料多半失傳，新匠不惟技藝遠遜前人，即人數亦較前減少，凡有一技之長之匠，但已募人官窯，物以少而見珍……”。[74]而湖南的醴陵瓷業公司由于注重職業技術教育，開辦了“瓷業職業學校”，靠著它的畢業生終于在競爭中擊敗了景德鎮的王牌瓷器。由于教育跟不上，江西商品生產大都技術落后，產品質量低劣，銷路不廣。花大力氣建立的幾個公司，由于缺乏適當的經營管理人才，大都壽命不長。如袁州礦務公司“因經理不得其人，采挖虧折資本……先后停辦，撤消公司”。[75]在商業方面，由于不懂經營，江西甚至出現“常慮有錢無生意可做”[76]的局面，人才的缺乏同樣也影響到了江西交通事業的建設。德壽任江西巡撫期間，也曾考慮到“路礦兩項，為今日要務，宜認真講求，趕緊開辦，以拓利源，而杜凱覦，未便置諸緩圖，坐失良機”。他曾想筑一條“連接漢口，經江西、直達廣州的鐵路”，準備向朝廷奏請貸款，并委派候補知縣張曾治等組織人員，勘查好了路線。但當準備動手筑路時，訪遍省內人才，竟發現“江省現無熟悉此項工程之員，亦無承任集股建筑之商，擬請稍緩”。[77]這雖然說明德壽的平庸無能，但同樣也反映了江西近代人才奇缺。一緩就是幾十年，直到1997年這條鐵路才建起來，人才的缺乏給江西造成了多么大的損失。

從世界大形勢看，早在十七八世紀，西方各資本主義國家就開始了工業革命，確立了資本主義制度。到19世紀三、四十年代在全世界范圍內就已經形成了一個代表時代新潮流的資本主義體系。世界歷史發展的趨勢已經表明資本主義代替封建主義是不可抗拒的歷史規律。馬克思說在這種情況下“任何一個民族……如果不想滅亡的話都必須采取資本主義生產方式”。[78]面對著舊的經濟秩序已被沖垮，傳統農業已日益破產的嚴峻形勢，是選擇新的生產方式迅速興辦近代工礦企業、筑鐵路、發展資本主義、建立新的商品經濟秩序呢?還是留連忘返于往日的“魚米之鄉”，依舊故我地搞老一套?這是決定命運的選擇。考察整個近代江西，對外資入侵的反映在主觀上顯得十分遲緩和被動，走的是后一條道路。而鄰省象廣東、江蘇、浙江、福建、湖北、湖南等鄰省對外資入侵的反映相對比江西早，也比較積極主動。這種主動性和捷足先登，對這些省份近代及以后的經濟發展有很大的影響。我們認為正是這點才拉開了近代及以后江西與鄰省經濟發展的距離。

從洋務派在各省建立近代工業，引進外國機器進行近代化生產，到兩湖維新派在湖廣倡導資本主義改良，到革命派在廣東、湖北、江浙一帶掀起資產階級革命，充分展示了鄰省資產階級的經濟實力，在江西周圍逐漸形成了幾個中國高技術區。鄰省建立了薄弱的工業基礎，培養了大批工商人才，形成了活躍的商品經濟空氣。而整個近代，江西一向沉寂無聞，除了不斷地爆發反洋教斗爭和農民起義之外，近代資本主義化好像從來沒有同江西發生過關系。

以上就是江西和鄰省在接受新生產方式時所表現出來的差別，然而還不止于此，在鄰省建設近代企業的過程中，江西充當了鄰省“嫁衣

裳”的角色。自己拿出了很大一部分錢，給鄰省發展經濟，建設近代工礦、交通事業，這樣就更把自己與鄰省的距離拉大了。

為了支持各省搞軍事工業，江西每年要撥“銀三十萬兩給中央支用”。[79]19世紀90年代修筑鐵路成了洋務運動的重要內容之一，特別是早期修建一些鐵路所需經費，除向外國借款外，相當一部分款項都是由各個沒有建設項目的省份協濟。江西大約每年要拿五萬兩銀子“協濟”各省辦鐵路。[80]輪船招商局成立時，江西也慷慨地拿出了一大批資金“協濟”。江西的資金本來就不多，再無償地拿出這一部分，資金就更少了，這不能不影響到江西近代工業的建設。九江是江西近代工業發展最早的地方，像樣的工業建設項目，第一個是南潯鐵路的修建，由于資金缺乏，十幾年才建成；第二個是1920年動工興建，到1926年才生產的“九江九興紗廠”，生產不到兩年就因缺乏資金支撐，負債累累，而面臨破產倒閉。[81]

另一方面，江西近代工業發展緩慢使江西廣大市場，不僅成了外國資本主義傾銷商品的市場，而且也成了鄰省工業制品的銷售市場。這樣江西就形成了這樣的局面，由于工業不發達，與別人交換的商品只能是農產品原料。農產品是初級產品，價格十分低廉，工業品是高級產品，價格昂貴。往往極廉價的農產原料經過簡單的加工，又運到江西來賣就要高出幾倍甚至十幾倍的價值，其結果是別人發財，自己受損。商品經濟本來是可以賺錢的，可是江西由于沒有工業作后盾，生意越做，相對來說本省就越窮。等到江西開始意識到要辦工業的時候，處境就已相當困難了，首先是資金缺乏，再加上市場已被占領，就只能落后于鄰省了。

可見，江西在建立新的經濟秩序之時，喪失了時機，沒有及時建立起相當規模與近代社會經濟轉型有密切聯系的工礦、交通事業，從而使江西近代社會經濟的發展喪失了可靠的基礎，導致近代社會發展落后。

六、地理環境封閉

馬克思主義認為自然條件對于經濟的發展，是經常不可缺少的重要條件。馬克思說過：“勞動的不同的自然條件使同一勞動量在不同的國家可以滿足不同的需要量，因而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使得必要勞動時間各不相同。”[82]對于商品經濟來說，自然條件不僅影響到商品的質量、形式，還會影響到商品的流通和成本。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那些自然條件優越，生產成本低的地區生產的商品，必然會向生產成本高的地區流動，逐漸形成一定規模的生產地理分工。近代中國各地區的生產也開始了生產的地理大分工。那么分工根據是什么呢?馬克思主義認為：生產資料的自然富源，例如肥沃的土壤、便利的灌溉、溫和的氣候是發展農業的先決條件，[83]而勞動資料的自然富源如可供航行的河流、便利的交通、豐富的土特產等是商品經濟和資本主義工業發達的先決條件。按照這個理論，江西土肥水美可以有繁榮發達的封建農業，但不見得商品經濟一定發達。商品經濟發達的最重要的自然條件是便利的交通，豐富的礦、物產品。這樣進入近代后，整個中國地理條件好的省份可以發展工商業，成為發展工商經濟的主角，條件不好的省份只能保持傳統農業。

考察江西的自然地理環境，有一個最為突出的特點，便是封閉性。江西深居內陸。信息難得，既沒有沿海鄰省那樣走上海洋的可能，也不像兩湖那樣地處中國中心，是四方交會之所。

明清時期，江西商品經濟的發展之所以能走在全國各省前列，得益于當時廣州是全國唯一的對外通商口岸，江西處于對外貿易的交通要道上。但是進入近代以后，隨著五口通商口岸的開辟，對外貿易的中心從廣州轉至上海，使原來江交通位置的重要性完全喪失。大量的進出口商品不再是經江西到廣州，而是從四面八方涌向上海。同近代化的海運和鐵路運輸相比，江西梅嶺通道顯得太原始了，適應不了新的商品經濟發展形勢的需要。江西的商品流通隨之急劇衰退：“向之沖途，今為迂道。”[84]直接造成的后果便是商品經濟迅速萎縮。據史料記載，五口通商以后，江西“商貨銳減，贛江沿岸碼頭逐漸冷落”。[85]樟樹、吳城等過去繁榮的商業市鎮過往貿易“減少十之八、九”。[86]原來以贛州、吉安、撫州等市鎮為中心的商品經濟繁榮的廣大江西南部地區，經濟迅速衰退，以至后來贛南變成了全省著名的交通閉塞，經濟落后的“窮山區”。

進入近代以后，在自然經濟瓦解的時候，由于江西的地理環境的不利，生產的地理大分工，不自覺地把江西劃為傳統的農業區域。而江西的鄰省由于地理位置優越，工商業得以發展起來。據史料記載，近代長江中下游的江浙一帶，由于有江西等地的米谷接濟作后盾，“農田種稻者不過十之二、三”，[87]而種棉者“則十之七、八”。[88]福建的果樹、煙草種植“田既去七、八”；[89]蘇州“無論豐歉，江廣、安徽之客米來售者歲不下數百萬石，良田槽坊酤于市，土庶釀于家，本地所產，耗于酒者大半故也”。[90]據陳支平同志的研究，整個近代江西每年都要運銷幾千萬石糧食到東南沿海地區。[91]這就使得東南沿海省份有可能讓出相當一部分勞動力和土地從事各種工商業活動和經濟作物的種植，而江西為了生產這些糧食必須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土地，局限于單純的糧食生產，使江西和鄰省在社會分工方面拉開了距離。鄰省迅速從農業中分離出勞動力從事工商和其他，而江西大部勞動力只得從事糧食生產。

到清光緒年間，隨著經濟的發展，江西和鄰省生產的地理分工，基本上趨于固定，江西省的糧食已成為東南沿海地區不可缺少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而東南沿海各地區所生產的各種商品諸如棉布、蔗糖、果品等亦成為江西人民生活必需品。清代一位名叫魏禧的人士曾經指出：如果江西的糧食無法運出銷售的話，那么江西與東南沿海各省之間，勢必造成“一方粟死，一方金死”的“交困”[92]局面。結果鄰省成了近展工商經濟的主角，而江西則只能依舊搞糧食生產為主的傳統農業了。

總之，由于江西的交通阻塞，運輸不便，信息不靈，不便于搞商品經濟，在近代的生產地理分工中不自覺地選擇了以自給自足為主要的傳統農業。而傳統農業和自然環境的封閉性結合，更造成了惡劣的后果。它割裂了江西同外界的聯系，使江西永遠停留在小農業生產階段，帶來的后遺癥是不愿接受新的生產方式和技術，保護了落后，培養了懶惰精神，嚴重束縛了近代江西社會和經濟的順利轉型。

七、地方政府保守無能

除了上述以外，阻礙江西近代社會經濟順利轉型主要的原因就是地方政府無能，方針政策保守。

近代中國曾經有過二次發展經濟的機會，一是19世紀60年代到90年代的洋務運動時期，二是甲午戰爭以后到清末的和新政時期。在這兩個時期，清政府迫于形勢，曾力倡發展城鄉工商業，以求富國強兵。機會是平等的，但能否抓住機會，對各省來說，則要看地方政府的主觀努力。如果這個地方政府是一個穩定有力，積極開明的地方政府，對內能積極主動，實行開明政策，推動工商業經濟的發展；對外能取得必要的權力，如爭得中央貸款，取得必要的原料和市場等，那么它相對地就能抓住時機，在近代整個中國普遍落后的情況下，相對地把本省的經濟發展推進一步。否則既沒有一個有力的地方政府，又實行保守政策，對新式工商業經濟的發展不僅不給予保護和支持，反而處處卡殼，這樣只能失卻發展經濟的好時機。

相對江西來說，在這二次機會中，各鄰省政府較有力、較開明，當時封疆大吏李鴻章、左宗棠、劉坤一、張之洞、丁寶楨、陳寶箴等，恰在此時任職于各鄰省。在洋務運動期間他們先后從中央奏請得巨額官款，在各鄰省建立了一批近代化企業。在他們的帶領下，各鄰省涌現了一大批力倡導發展工商，致力于近代實業的官、商大員，如盛宣懷、張蹇、徐潤、楊度等。由這些人組成的地方政府，在鄰省實行了一系列發展工商業的政策。湖北張之洞認為中國商業不振的原因就在于：“但有征商之政，而少護商之法”。[93]因此他在自己的權限之內采取了一系列振興商務的措施，如創設漢口商務公所，陳列湖北各縣生產的農副產品及手工制品，邀請中外商人參觀，以廣其銷路，開拓利源。他還設立了商務局以鼓舞聯絡商情，創辦商報，倡導別立公司，與洋商合辦企業制造土貨，嚴禁稅卡、厘卡留難勒索等，使湖北工商業經濟迅速發展起來。從1895年到1905年的十年間，漢口對內對外貿易總額增加了一倍，[94]成為全國性原料和農產品的集散地和轉運站之一。湖南巡撫陳寶箴從1895年到1898年也推行了一系列獎勵工商業的政策，提倡公私辦企業、辦商會及農會等，他還親自奏請籌建了一個礦務局，一個化工公司和一間兵工廠。[95]巡撫大人的身體力行，無疑起了榜樣作用。這時湖南各縣、鄉鎮企業迅速出現，1895年僅火柴廠就在安化、益陽、桂陽三地辦了三個。[96]1896年僅礦業就開辦了平江黃洞金礦，新化錫礦山銻礦，益陽板溪銻礦等十幾處，出產的產品“多運銷外地，頗有聲譽……獲得了一定的發展。”[97]以致連平時極力反對未業的儒學大師王先謙也私人投資于平江金礦，并在長沙等地開設了眾多的商店。[98]，其他各省也同樣在大刀闊斧地辦工商業。雖然他們的這些努力對整個近代中國來說影響不大，但對于發展各鄰省的工商業經濟，仍然起了一定的作用。到20世紀初，江浙等鄰省就成為中國“商品最為發達的地區”。[99]

相比之下，江西省級政府則顯得十分軟弱無能，頑固保守。既無像左宗棠、李鴻章、曾國藩那樣有威望的封疆大吏，能為本省的經濟建設爭得必要的權力，又無像陳寶箴、張之洞那樣開明創新的巡撫大員，為本省的商品經濟發展開辟道路。贛籍京官到同治以后“垂三十年，江西無三品京官”。[100]申請不到巨額官款，本省原本又窮，所以鄰省能辦洋務，江西卻無條件。作為一省之長，江西巡撫近代70年替換了30人，平均任職才二年。[101]省級領導班子結構長期處于不穩定之中，新的巡撫剛熟悉情況卻又被調走，不可能對江西的經濟發展有長遠的、一貫到底的規劃。所以即使是像劉坤一、沈葆楨那樣有名氣的洋務官員，由于任職時間太短，他們在任江西巡撫期間也并沒有任何創新。沈葆楨致力于鎮壓太平天國革命，劉坤一奔波于防旱救災，此外的二十幾位巡撫，除少數外，多是一些極端保守，碌碌無為之輩，像毓科、德壽、李興銳、胡延干等十幾位巡撫，他們要么是享樂及時的昏臣，要么是鎮壓人民的劊子手，要么是苛征暴斂的奴才。江西近展經濟的二次機會就喪失在這些人手中。通查光緒年間的奏折，江西巡撫的奏事，除了有關鎮壓會黨和如何征收稅收外，幾乎沒有一人通盤考慮過如何適應全國的形勢，發展江西工商業。光緒八年鄰省工商業正在蓬勃發展，這時江西地方政府卻向光緒上奏反對江西發展工商經濟，認為江西的田賦漕糧“歷朝重視……實為國計之根，而大小可為緩急之序……”田賦漕糧應擺在第一位，應該“合官民為之”，其他諸如辦企業，發展工商業只不過是“其小而緩者”，只要“鳩民力治之”[102]就可以了。光緒皇帝接奏后“詳加批閱”，認為可行，從此就定下了江西近展經濟的基調。對江西近代社會轉型來說這是一個相當有害、保守的策略方針。為了推行這個方針，以后江西各屆巡撫的主要精力就放在如何更多地征收地丁漕糧上。太平天國革命失敗后，田地荒蕪，民生凋蔽。為了鞏固統治，從19世紀50年代到90年代，清政府在農村搞了一次延續了30多年的全國規模的減賦運動，目的是想使農民有一個休養生息的機會。在這場減賦運動中，湖南每年平均約減浮收160余萬千文，湖北每年近50余萬兩，安徽為120到130萬千文，浙江為230萬千文，江蘇平均每年比以前減輕26．8％。[103]而江西雖然在1856年即擬減賦，但地方官“并未真正實行”，1862年制定永久性章程時，反而比以前的稅率，平均每石加征一兩五錢，每年加征100多萬兩。[104]可見，在推行減賦這一政策時，江西農村負擔不僅沒有減輕，反而加重了許多。

與鄰省政府相反，江西的地方官員對辦理近代工商業缺乏熱情。即使在和新政高潮時期，盡管清政府一再強調地方政府要大力提倡辦企業，發展工商，可是江西的地方官員仍是無動于衷，不僅較大的企業官府一個都沒辦，連民間私人開辦的小企業也不給予任何實質性的支持，反而想方設法置之于死地，處處加以限制。例如江西礦務公司章程規定：[105]領取執照后十二個月之內“逾期限未開辦者，即行注銷，先開辦后申請者，概不準開”。袁州郡出產土磺硝，一向無人開采，光緒二十八年易炳勛等集資開了三處磺礦，由于不合章程，先后被迫停辦。[106]后來陳永齡等設立“同興公司”開采磺礦，官局又極力排擠，以致“存貸甚多，銷路不行，只得拱手讓給官府”。[107]南昌商人梁基，在光緒年間想開設“生利公司”，煎熬樟腦，前后四

年四次申報執照，省政府都以“跨占數郡”為理由“批斥未準”。[108]他們的考慮是：“士民之煎熬者，勢必自行銷售，不特無可稽查，稅務廢業，且恐通賊濟匪，其患不堪設想”。[109]政府明文規定“禁止商民別立公司”。[110]并在各地“稽查緝私”，[111]一發現私人開礦或辦公司即“拘案查辦”，可見政策是何等的保守。

新政時期由于中央一再催促，江西在興辦近代工商業方面也不得不作些舉動，興辦了一些企業、公司。但鄰省辦企業的目的是“富國強兵”，而江西辦工廠的目的是：“多設一藝所，即地方少無數游民”。[112]而且江西興辦的都是小規模的工藝所，重點興辦的是罪犯習藝所，占這一時期興辦各種工廠、企業數的一半以上，[113]成為這一時期江西辦工商的主流。實際上近代江西工商業的發展道路是朝著勞改工廠的方向發展的。別省用人才，而江西卻用罪犯，用有限的資金，來興辦無助于經濟發展的習藝所，是沒有前途的。結果到光緒末年，各縣的習藝所皆告：“經費支出”、“技藝不精”，先后一個個關門，不僅浪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更可惜的是錯過了一次發展經濟的好機會。

地方政府軟弱無能，頑固保守，既不能為近代江西工商業發展爭得必要的權力，給予有力的支持和保護，又處處輕視商品經濟，限制它的發展，嚴重地阻礙了近代江西社會經濟的轉型。在一定的意義上來說，它是江西近代化進程發展緩慢的最主要的原因。

綜上所述：近代江西近代社會轉型不順利是上述七個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由于外國資本主義的經濟侵略，打斷了江西原有工商業經濟的呈優勢的正常發展，使它發展緩慢成為可能，為其他六個不利因素發揮作用提供了前提。但是外資入侵這只是江西近代社會緩慢的外部原因，外因通過內因起作用，導致江西近代社會發展落后的主要原因還是近代江西社會內部的原因。

地方政府的保守無能是導致江西近代社會發展落后的主要原因。正是由于進入近代以后，江西地方政府推行保守政策，造成了江西文化、教育落后，沒有建立新工業，田賦、厘金征收特別繁重等后果，也使得江西的封閉性的地理環境得不到改變，其保護封建經濟的政策，當然更使江西的封建勢力更加強大，從而加大了近代江西由傳統到近代轉型的阻力。由此可見．其他幾個制約因素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地方政府的保守無能帶來的結果。

沒有建立新式近代工業基礎，文化教育落后，田賦、厘金征收繁重，既是保守政策的內容，也是保守政策造成的直接后果。反過來沒有新式工業和近代化的文化教育，當然也就不能沖破落后的封建生產關系，也就不能改變近代江西交通落后的面貌。

封建的生產關系，從眾多的方面束縛了江西近代經濟的發展，它限制了商品生產的規模、市場購買力，束縛了社會分工的進一步發展。也導致了商業資本的奇缺，使得近代工業不能在江西出現。而自然經濟帶來的小農思想，也是近代教育在江西不能發展的重要原因。它導致了自然經濟的堅固性，使人們不必要與外界交通，缺乏打出去的精神，因而江西的封閉性地理環境永遠得不到改變。二者結合起來既保護了落后意識，又養成了懶惰陋習，反映到地方官員上，就是政策的保守和無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