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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論文: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國經濟發展

摘要:目前,國內有許多人仍然認為經濟全球化對我國的經濟發展是非常不利的,認為經濟全球化對我國的發展是弊大于利、挑戰大于機遇。但中國數年的發展證明機遇與挑戰同在,只要選擇合適的模式,經濟全球化是有利于中國經濟發展的。

關鍵字:經濟全球化 中國 外貿

經濟全球化是現代經濟、科技、政治高速發展的必然產物,也是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趨勢。進入21世紀,由于貨物和服務貿易的發展以及資本和技術的流動性,經濟全球化使得不同國家的市場和生產日益變得相互依存。對于經濟全球化,不論是發展中國家還是發達國家,出自各自的利益有許多贊成或批評的意見;盡管經濟全球化的規范和完善還有一個漫長而痛苦的過程,但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趨勢是不可逆轉的。經濟全球化進程加快的趨勢是顯而易見的。我國是發展中國家,正式成為WTO的成員國也使我國更加充分地融入了經濟全球化的大潮,經濟全球化對我國的影響是全方位的、多種多樣的。2000年11月15日,同志在2000年亞太經合組織工商界領導人峰會午餐會上發表演講,比較全面地闡述了中國對經濟全球化的觀點:必須看到,現在世界各國的發展仍是相當不平衡,南北差距不斷擴大。經濟全球化,是社會生產力和科學技術發展的客觀要求和必然結果,有利于促進資本、技術、知識等生產要素在全球范圍內的優化配置,給各國各地區提供了新的發展機遇,同時也提出了新的挑戰。同時許多文獻指出經濟全球化對我國的不利影響主要有以下幾點:(1)出口市場更加集中,與我國出口市場多元化目標相矛盾。(2)出口商品結構優化產生消極影響。(3)環保產業和綠色產品問題越來越受到關注,綠色貿易壁壘給我國外貿發展造成不利影響。目前,許多人都認為經濟全球化必然對我國出口、外貿、民族工業的發展造成不利影響 。然而,事實一定如此嗎?

經過加入WTO后的這幾年的發展,事實證明,經濟全球化對我國經濟的發展并非全部都是不利影響。主要有三點原因:(1)經濟全球化給我國帶來了更多引進、利用外資的機會,有利于我國對外貿易的發展。1979-1982年我國的外國直接投資累計為11.66億美元,以后逐年上升,進入20世紀90年代迅速增加,1997年達到452.57億美元,實際利用外國直接投資超過英國、法國居世界第二位。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最新統計數據表明,在過去20年中國共吸引3000億美元的外國直接投資,占所有發展中國家吸引外國直接投資的30%。經濟全球化進程將使我國能夠更多、更好地利用外資,從而加快提升我國出口產品的國際競爭力,有利于我國對外貿易的發展。(2)經濟全球化給我國帶來了更多引進世界先進技術并消化!吸收和創新的機遇。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眾多技術領域之所以能夠在短期內縮短與世界水平的差距,甚至在一些技術應用方面能夠與世界同步,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經濟全球化以及相關的科技全球化。經濟全球化將使科技人才的全球化科技活動日趨活躍,使跨國公司的全球性科技活動加速發展,使國家之間的全球化科技活動不斷深入,使民間的全球性科技交流得以加強。經濟全球化能有效地促進我國科學技術水平的提高 。(3)世界貿易組織的不斷發展擴大使世界多邊貿易體制得到鞏固和加強,在某種程度上可對貿易保護主義起遏制作用,有利于維護良好的貿易秩序。據世貿組織的一些專家估計,世界貿易量每年增長將達到2000億美元。我國已經加入世貿組織,意味著我們將在更大范圍和更深程度上參與經濟全球化進程,企業有更多的機會利用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參與國際分工與協作。在遇到貿易爭端時,企業還可以利用世貿組織的爭端解決機制,公平!合理地解決與其他世貿成員的經貿摩擦。

從上文可以看出,經濟全球化對中國的影響是多面的,有利也有弊,但是在應對這些機遇與挑戰的時候,我們盡量將利益調整到最大化同時將弊端降低到最小化,從而實現我國的經濟發展。在面對經濟全球化的大趨勢時,我們做出的具體措施如下:(1)抓住經濟全球化和世界經濟產業結構大調整的機遇,一方面發揮我國勞動密集型產業優勢,通過調整結構和技術改造,不斷提高其技術含量和附加值,使其升級換代,增強國際競爭力;另一方面,利用國際產業轉移的機會,[，！]把發達國家技術先進的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到中國來,通過進一步發展來參與國際競爭。中國畢竟是一個人口大國,有其他國家難以比擬的勞動力優勢。(2)從經濟全球化的角度出發,適應知識經濟的需要,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大力實施“科技興貿”戰略,不斷促進和提高機電產品和高新技術產品出口的比重。 (3)將貿易與對外直接投資相結合。以貿易為先導,認真實施“走出去”戰略,以適用技術通過一定規模的境外投資和境外加工貿易,充分參與世界經濟分工,成為世界經濟的有機組成部分,以獲取最大規模的比較效益。尤其要重視與世界跨國公司的合作,并建立長期合作關系。(4)優化出口商品結構,全面參與國際貿易競爭。在西方發達國家的出口產品結構中,工業制成品出口、機電產品出口和高新技術產品出口的比例很大。這是一個國家的實力所在,是我們發展的方向。

為什么說經濟全球化對我國貿易的發展有弊的同時也有利呢?我們有以下的數據支持(這里主要只介紹外貿方面):貿易額增長是對外貿易發展最直觀的表現。二十年來,中國的進出口貿易額由1978年的206億美元增加到1998年的3240億美元,平均每年增長14.77%,在世界貿易中的位置由第32位躍升為第10位。進出口貿易的迅速增長成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保持高速增長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國的服務貿易也有很快增長,1985-98年,服務貿易額以年均19.3%的速度增長,在全國對外貿易中的份額由6.9%上升到13.74% 。

所以,經濟全球化對中國的影響不僅僅是弊,同時也有利。只要我們通過合適的方法降低風險,選擇合理的發展模式,完全可以通過經濟全球化這個契機,使我國的經濟發展再上一個新臺階。

中國經濟論文:對中國經濟失衡問題的一些探討

【摘 要】中國的經濟正處于一種高速發展的階段,本文主要對中國經濟失衡問題及中國經濟后續發展進行了一些探討和預測。其中對涉及的流動性過剩及“劉易斯拐點”等問題也發表了自己的看法。希望本文能對關注中國經濟發展的人士提供參考之用。

【關鍵詞】經濟失衡;流動性過剩;劉易斯拐點

近年來,中國經濟成為了全世界矚目的焦點。在過去的數十年里,中國經濟以年均近10%的速度增長。中國的商品和物產在世界投資者心中的概念正發生著巨變。保護物權、保護知識產權、保護合同在中國得到了廣泛的重視。交易成本的降低,使得中國的產品在世界范圍內越來越具有競爭力。中國商品物美價廉,貿易大額順差,投資環境穩定,人民幣幣值在世界對中國經濟良好的預期下大幅升值。

雖然,中國目前的經濟發展形勢良好,但是也存在一些較深層次的矛盾,尤其是經濟失衡問題需要嚴肅面對。

一、與全球經濟聯系的中國經濟失衡

中國居高不下的儲蓄率和國外資本流入支持了中國經濟的迅速增長,(二十年來年均增長高于9%,增長水平高于全世界GDP的平均增長水平約一倍)。中國經濟增長的一個特點是由中國非常高的投資率決定的,這是由中國的高儲蓄率和外國資本流入支持的。中國經濟對貿易有較高的依存度,國際需求的變化將直接影響中國經濟的增長。這從中國的貿易結構中便可見一斑。中國的進口國主要為:美國、日本、德國、法國,出口國為美國、韓國、印度尼西亞、新加坡等。但其中又有不少為三來一補,所以上述各國對中國也有著同樣的依賴度。

中國的超常規發展,大規模的投資讓中國當之無愧地成為了世界原材料的主要消費國,2003年我國GDP占全球GDP的比重不到4%,但我國消耗的石油占世界消費總量的7%,鋼材占27%, 煤炭占31%,水泥占40%。[1]而這些又造成了原材料價格在世界范圍內的劇烈波動。我們可以從商品期貨市場查閱到,各種原材料價格在短短數年內竟有了駭人的漲幅。于是,我們清晰地發現在與全球經濟聯系中,中國經濟形成了高速投資和生產的失衡結構。

二、經濟失衡直接表現出貨幣過量供應和流動性泛濫。

經濟失衡的一個很重要的表現便是貨幣過量供應和流動性泛濫。追溯中國貨幣流動性的源頭,筆者認為是負債經營思維的解放。這種負債經營思維的解放雖說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但也最終拉開了資金大流動的閘門。其實,對于中國來說,真正理解到資金流動威力的是起于二十一世紀初的房地產市場,緊接下來是股市。當然,其中也穿插著國際資本的流動。從九十年代中后期開始,中國的老百姓從房地產的按揭貸款里逐步理解并接受了負債的理念。思想的解放導致數以億計的人將未來的財富通過銀行轉化到了現實。巨大的需求將房地產價格一波又一波地推向了高處,使這些未來虛擬的資金得到了鎖定。同時,負債經營的理念不僅存在于個人,同樣為企業的擴大規模打開了空間。中國經濟的發展,逐步將短期未來的資金轉為了真實。經濟的持續性增長也大大加強了相對遠期未來資金的安全性。這就是經濟學家們驚呼短短六七年間突然冒出大量巨資的原因。

中國的外匯儲備已經超過了1萬億美元,這也是造成流動性過剩的原因之一。從總體來看,中國的外匯儲備、匯率和宏觀經濟都處于可控范圍之內。按照“不可能三角”定理,貨幣政策獨立性、匯率穩定與資本自由流動三者是不能兼得的。中國必須堅持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因此對資本自由流動和匯率穩定,就必須加以權衡取舍,以找到一個最優點,從而使得經濟向均衡狀態收斂。

三、失衡的解決

中國經濟內部的不平衡,使市場機制做出了一些實質性的反應和調整,不平衡逐步向平衡收斂。市場正通過調整資源配置、價格、匯率及激勵機制做出反應。如過去十年來的勞動力、土地、能源和原材料等生產要素的價格大幅上升,便是價格機制對不平衡做出的反應。但是,這些還不足以解決存在的不平衡問題,政府需要更加切實地制定政策來解決這個問題。

1.政府應該更好地平衡儲蓄與投資之間的關系。特別在國家可以掌控的政府儲蓄與國有企業儲蓄方面,可以加大調整力度,降低政府與國企的儲蓄率。將這些資金用到教育和衛生等公共開支上,并更多地用在幫助農村地區貧困人口改善生活方面。另一方面,政府還應該大力推動對節能、節水環保等行業的改革,加大在這些方面必要的公共投入。

2.完善醫療保險、退休制度,使老百姓老有所靠,能更好地抵御經濟風險。

3.政府應實行比較積極并偏向消費型的財政政策。值得注意的是,政策主要目的是為降 低儲蓄率,提高消費率,而不是要把儲蓄率降下來,將儲蓄引向其他金融領域。

4.資本市場雙向擴容,讓更多符合條件的公司上市(包括紅籌股的A股回歸),加快規范國有股減持。

5.發展金融衍生產品,真正形成資本做空機制。從根本上遏制過分地做多,化解風險的單向聚集。

6.充分運用宏觀調控政策。通過發行央行票據、提高法定準備金率、財政發債等各種有效手段。

7.適當增強匯率的靈活性,鼓勵企業走出去,擴大QDII的投資規模和投資范圍。

三、經濟失衡中,劉易斯拐點的出現對我國經濟的影響.

經濟失衡中有許多重要的變化值得我們重視。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劉易斯在著名人口流動模型中提到過的“劉易斯拐點”,按照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先生的解釋:“在工業化過程中,隨著農村富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的逐步轉移,農村富余勞動力逐漸減少,最后再也沒有富余勞動力了。”[2]雖然該拐點是否已經出現并沒有定論,但是,筆者從建筑勞務市場等現狀明顯地感覺到,該拐點實際已經存在。勞動力供不應求的局面開始成為過去時。

相對于我們以前針對勞動力過剩和資本短缺制定的政策,政府必須對之全面清理和加以調整。其中較為重要的是中國的城市化政策、土地聯產承包經營制度、養老制度等。

劉易斯拐點的出現,本人認為對我國最具影響的是:在這種前提下,我國應逐步改變按照粗放增長發展的模式。而粗放增長發展模式的改變將對解決中國的經濟失衡產生重大的意義。

四、對中國07年上半年至08年經濟的一些預測

中國的經濟周期與世界各國的經濟周期已經緊密聯系在一起。但是,中國07、08年的增長率仍將超過世界的平均增長達到兩位數。我國的房地產市場將延續07年上半年的漲勢,但在政府的宏觀調控下,房產價格漲幅在08年下半年會得到一定的遏制(但不容樂觀)。股指期貨將在07年下半年適時實行,其會對A股市場的穩定起到一定作用。同時,國家將加大宏觀調控力度。QDII的推出,萬億特別國債的發行都將大大引導過剩資金的流向,居民消費水平會持續提高, 08年可能會出現較小的通貨膨脹。同時,中國將加大推進節能減排政策力度,進一步建立健全社會保障制度。在貨幣政策上加快利率市場化的進程,可能會做出某些放開存貸款利率上下限的試探(僅限于試探)。

中國經濟論文:對當前國際經濟走勢及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分析

2006年,美國經濟出現了拐點性變化,其經濟增長率從一季度的5.6%猛跌到二季度的2.6%,三季度又下降到2.2%,據預測四季度的增長率在1.8—2%之間。

導致美國經濟出現拐點性變化的主要原因是,美國房地產市場出現了顯著衰退跡象,使由房地產市場旺盛引發的“財富效應”大為減退,相應導致自“9·11”以來始終支撐美國經濟增長的居民消費需求增長乏力。

美國房地產市場顯現頹勢,始自2005年9月美聯儲第11次加息,當時美國的基本利率被提高到3.5%,終于打擊到了房地產市場近4年來的飚升。自那時以后,美聯儲又連續進行了6次加息,把基本利率提升到目前5.25%的水平,也使房地產市場的頹勢越加明顯。

美國的加息行為實屬迫不得已。自2003年初第二次海灣戰爭后,美元對歐元一直在走貶,到2004年末美元兌歐元的匯率已經跌到1∶1.3667,與2002年美元兌歐元匯率的最高點相比,已經下跌了70%以上。在美國日益拉大貿易逆差,又無法改變逆差格局的背景下,美國只能用本國資產價格的不斷升值來吸引國際資本流入,以此來尋求獲得彌補貿易逆差的資金,而美元貶值則導致了美國資產價格的同幅度下跌以及資本外流。自2004年初以來,已經有多個月份美國所吸引的國際資本流入規模小于經常項逆差額,這就迫使美國不得不使用加息手段提升美元的幣值。但是加息是一把“雙刃劍”,雖然可以提升美元幣值,但也會打擊到本國資本市場,包括股市與房地產市場的繁榮,最終還是要壓低本國的資產價格。已經可以看到,在進入2006年后,歐元再次出現了對美元升值的勢頭,全年升值達7%,這也是美聯儲在進行17次加息后不得不停下加息的步伐的原因,因為靠加息也達不到提振美元的目的了。

在2006年美國房地產市場顯著進入衰退后,美國股市卻出現了繁榮景象,道瓊斯指數從年初剛過萬點,飚升到年末的超過12400點。但是根據有關數據,2006年前11個月,美國股市基金總共僅吸收了147億美元的新資金,為17年來最小規模,與2000年美國股市出現大繁榮時期吸納的2596億美元資金相比,簡直不可同日而語。而且截止到2006年11月末,美國流入跨國基金的資金數量已高達1350億美元,創下了1984年以來的最高紀錄,說明美國的基金經理人也對本國股市缺乏信心,而把資金轉移到海外。顯然美國股市的繁榮僅僅是指數的繁榮,而且有明顯的“作秀”跡象,也不可能出現以股市繁榮重新創造財富效應,繼續拉大美國經濟增長。

由于美國經濟缺乏繼續保持較高增長的動力,2007年出現經濟下滑已成定局,只是有“軟著陸”還是“硬著陸”的區分。現在看,不能排除硬著陸的可能,主要的看點是今年初歐元與日元加息后對美元的影響。自2005年下半年以來,歐、日經濟開始進入復蘇軌道,去年全年經濟復蘇的勢頭更加明顯。為了防止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歐洲與日本央行自去年初以來,已經分別進行了4次和1次加息。從目前情況看,今年初肯定要繼續加息。歐洲與日本的加息行動,會不斷縮小歐元、日元與美元之間的利差,從而會沉重打擊到美元的強勢,而且在本輪國際經濟景氣周期中,戰后60多年中美、日、歐經濟景氣同步的慣例已經被打破,在美國已開始進入經濟衰退的同時,歐、日經濟卻仍在復蘇軌道運行。美國為了應付經濟衰退可能會被迫減息,歐、日卻在經濟強勁復蘇的背景下要加息,這個格局就會導致有可能出現美元對歐元、日元的暴跌,從而更深刻地加大美國的經濟衰退。

目前議論比較多的一個話題是,在美國經濟衰退,對國際市場的需求明顯萎縮后,歐、日的需求是否可以接替美國的地位,從而使世界經濟可以保持一個理想的增長率,這個前景目前還很難說。

首先,歐洲的消費總額僅為美國的4/5,日本更低,只有美國的1/5,即歐、日消費需求之和等于美國。因此,只要美國消費衰退的幅度大于歐、日消費增長的幅度,全球消費需求總額就要下降。

其次,歐、日在本輪經濟復蘇中主要是靠投資與出口拉動,消費復蘇并不顯著。去年以來,歐元區消費增長率始終在1.5%上下,相比美國近年來3%以上的消費增長率相差太多,而日本2006年的消費需求還處在下降趨勢。所以歐、日即便在今年消費能保持增長,也很難接替美國的地位。

第三,美國經濟衰退最終還是會影響到歐、日的經濟復蘇進程。歐盟雖然對美國的出口只占全部出口的15%,但是卻對美國有著超過千億美元的貿易順差,美國經濟陷入衰退,歐盟的貿易順差就會顯著減小,從而會打擊在相當程度上靠出口拉動的經濟復蘇。日本也是一樣,去年對美貿易順差仍在600億美元以上的水平。

從時間序列看,可能應是在美國經濟陷入衰退后,歐、日在半年、至多一年后也會陷入衰退。

綜合以上分析,上述情況對中國經濟也將產生巨大影響。

2006年,中國的貿易順差又創歷史新高,達到1774億美元,約相當于GDP的7%,而2005年是4.5%,說明凈出口至少為中國經濟增長提供了2個百分點以上的增長率。從某些產業看,出口需求增長的作用更加顯著,例如鋼鐵行業,去年的凈出口高達3500萬噸,約相當于當年新增產量的40%。在國內產能過剩的背景下,出口增長是避免中國經濟陷入生產過剩所導致的經濟衰退的重要條件。如果2007年美國經濟出現“硬著陸”,相應導致中國的出口增長停滯,而國內的大量投資項目在今、明兩年又會集中到期,進入產能集中釋放階段,就會發生內外需緊縮“雙碰頭”,使中國的經濟增長率明顯下降。

今年國際油價可能會繼續延續去年8月份以來下降勢頭,這對中國經濟是好事。在國際石油供求基本平衡的背景下,近年來國際油價的不斷飚升,其主要因素是國際投機資本大量進場,背后仍然是美國在利用抬高油價來打壓歐洲經濟復蘇,以及歐元對美元出現強勢。但事與愿違,根據有關分析,在本次國際油價上漲后,大量石油美元并沒有像前兩次石油危機那樣基本流進美國的資本市場。美國在近萬億美元的全球石油收入中,大約只獲得了20%,而歐洲卻獲得了40%的石油美元流入。所以歐洲央行行長特里謝在去年8月總結歐盟經濟復蘇的時候,把OPEC大量使用石油美元購買歐洲產品,作為了三個復蘇因素之一。美國由于認識到這個結果,在去年8月以來,已經調整其國際油價戰略,開始打壓油價,到今年1月9日,油價已經比去年7月份的最高點下跌了近1/3,因此油價下跌的走勢可能全年持續。

此外,除了國際糧食市場由于世界性歉收,價格在今年會持續上揚以外,受世界經濟衰退影響,其他主要初級產品的市場價格也會出現走低趨勢。

今年還需要關注國際經濟與政治和軍事互動的情況。美國在缺乏用經濟手段保衛美元霸權、防止美元暴跌的背景下,很可能在今年發動打擊伊朗的戰爭。戰爭這種暴力行為可以在很短時間內改變國際資本流向,從而使美、日、歐之間的經濟衰退與繁榮,以及美元與歐元之間的強弱格局易位,還可能在一段時間內影響國際原油的供應流暢,這些都會對在資源、市場和外匯儲備方面已經高度依賴國際經濟環境變動的中國,產生巨大影響,也需要我們高度關注。

中國經濟論文:綜合交通運輸體系給力中國經濟

交通運輸部部長李盛霖:建設綜合運輸體系勢在必行

在各種運輸手段都已取得較為充分的發展后,如何推動中國交通運輸業由傳統轉入現代,推動不同運輸方式間的聯合協作,建設綜合交通運輸體系已成為我國交通運輸業發展的當務之急。目前,中國已經進入了建設綜合運輸體系的歷史機遇期。

面對我國交通運輸業“瓶頸”和存在明顯的短板,交通運輸部部李盛霖強調,如果不抓住時機,適時推進綜合運輸體系建設,以及建設以綜合運輸體系為主要特征的現代交通運輸業,就會犯歷史性錯誤,交通運輸就很有可能會再次成為制約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瓶頸。

交通運輸部部長李盛霖在接受記者專訪時強調,十七屆五中全會會議公報中提到要加快綜合運輸體系建設。如果各種運輸手段都還沒有得到充分發展,建設綜合運輸體系只能是空談,而目前中國各種運輸手段都已經取得了較為充分的發展,無論是社會進步還是經濟發展都需要綜合使用各種運輸手段,建設綜合運輸體系已經成為時代的必然要求。

李盛霖介紹,2008年國務院進行了大部制改革,雖然在交通運輸領域,這種改革進行得并不徹底,但已搭建起大交通運輸部的平臺,為各種運輸方式最終實現協調發展,打下了基礎。所謂建設綜合運輸體系,是指統籌規劃公路、水路、航空、鐵路等運輸方式,并加以綜合利用,以提高交通運輸的總體效率。

交通運輸業曾經是制約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瓶頸之一。中國政府和交通行業內專家很早便誕生了建立綜合運輸體系的設想。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就陸續有業內人士向國務院等機構建議,將多種運輸方式的管理職能整合在一起,組建交通運輸部或交通委員會,并打造中國的綜合運輸體系,但這些建議都因時機不成熟而最終擱淺。

改革開放初期,幾乎所有的發展問題,往前一推都是交通或能源的問題。這兩個瓶頸問題,嚴重制約了經濟社會的發展。當時基層部門反映最多的也是這兩個問題。在“經濟要發展,交通需先行”的理念指導下,各級政府集中精力大量建設基礎設施,突破交通、能源等瓶頸。

李盛霖說,翻開《中國交通年鑒》,可以看到近年來中國交通建設狂飆突擊的現實。

公路方面,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公路的通車總里程為89萬公里,居世界第七位;而到“十一五”末,中國公路的通車總里程已經達到395萬公里,居世界第二位。公路貨運量位居世界第一。

鐵路方面,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大陸鐵路營業里程為5萬公里。到2009年底,中國鐵路營業總里程達到8.6萬公里,居世界第二位。

水運方面,2009年,中國港口完成貨物吞吐量76.57億噸,已經連續七年保持世界第一。中國的內河航道總里程12.3萬公里,也是世界第一。

民航方面,民航運輸總周轉量由改革開放初期的世界第三十七位,現在也已經躍居世界第二位。

李盛霖強調,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國的交通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交通瓶頸問題可以說已經基本得到解決。不過,中國的交通運輸業仍然存在明顯的短板。

據李盛霖介紹,他在一次出訪英國時,與英國交通大臣舉行會談。李盛霖頗為自豪地介紹,中國港口貨物吞吐量已位居世界第一。英國交通大臣卻指出,英國的港口不但是信息化手段武裝起來的港口,而且部分港口還增加了金融結算等功能,已經成為國際化的金融結算中心。這件事對李盛霖的觸動非常大。

數據表明,中國交通運輸業的現代化水平還比較低,運輸效率亟待提高。通過數字對比,也可以看出中國交通運輸業與發達國家的差距。中國社會物流總成本占國民生產總值的18%、運輸費用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超過9%,而在發達國家的這兩個比例分別為10%和6%左右。中國載貨汽車油耗比世界先進水平高30%,內河運輸船舶油耗比國外先進水平高20%以上。

李盛霖認為,在交通建設領域,近年來發展最為迅猛的是高速公路。1988年,中國才開始建設第一條高速公路——滬嘉高速,截至2009年年底,中國高速公路通車總里程已達6.5萬公里,到2010年年底則可以達到7.3萬公里,2010年共建成竣工高速公路8000多公里。“十一五”期間,中國共建成高速公路3.2萬公里,相當于目前全國高速公路總里程的44%。

按照計劃,2011年和2012年,中國每年將至少竣工高速公路1萬公里。按照這個速度,今年年底或者最遲明年,中國的高速公路總里程數就將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

中國曾經長期存在的另一個交通瓶頸問題是農村公路建設。按照過去的體制,農村公路由當地的鄉、村管理。有條件的地方修路,而沒條件的地方只能望路興嘆。

進入新世紀后,農村公路建設被提上了日程。在持續的努力下,農村公路建設也取得了新的突破。

到“十一五”末,中國全部的鄉鎮都通了公路,96%的鄉鎮通上了柏油路或水泥路。中國東部地區和中部地區,不僅實現了村村通公路,而且有94%的建制村通上了柏油路或水泥路。到“十一五”末期,西部地區98%的建制村通了公路,30%~40%的建制村通上了柏油路或水泥路。按照國家“先東后西”布局,“十二五”期間,西部地區農村公路建設將進一步加快。

近年來,中國與老撾、緬甸、泰國和巴基斯坦等國家的公路實現了銜接。國際大通道建設,為中國開發出新的出海通道,也促進了公路沿線國家的經貿交往,實現了多贏。

從目前我國各個運輸手段的發展來看,我國交通業服務的水平、通達的深度,還有整個基礎設施的質量等跟先進國家相比都有很大差距。交通運輸手段發展到今天,更要強調科學發展,強調運輸方式的轉變。而經過幾年的反復思考,這種轉變的方式已經非常明確,就是要實現由過去傳統的交通運輸業,全面向現代交通運輸業轉型。

建設綜合運輸體系勢在必行

2005年年底,李盛霖由國家發改委副主任調任交通部部長。上任后不久,李盛霖便提出交通運輸業不僅是基礎產業,而且也是服務業這一理念,并很快在交通系統內形成了共識。

現代化程度低且效率低下的交通運輸業,顯然不利于交通部實現“三個服務”,即為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服務、為群眾安全便捷出行服務、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服務的目標。

造成中國交通運輸業效 率較低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中國尚未建立起完善的綜合運輸體系。2008年實現大部制改革之前,中國的各種交通運輸方式曾長時間分屬不同部門管理。交通部管公路和水運,國家民航總局管航空運輸,鐵路運輸歸鐵道部管理。

甚至在同一種運輸方式中,運輸管理職能也存在條塊分割問題。例如,當時出租車在城市內運行,歸建設部管轄;而出租車一旦出城行駛,便歸交通部管理。

而管理職能的分割,使得各種運輸方式在制定規劃時便缺乏有效的銜接,容易出現運力投放盲目和重復建設等問題,進而導致各種運輸方式之間的無序競爭,使得聯合運輸難以組織,難以形成綜合運輸效益。而且各種運輸方式在進行技術革新時,采取不同的標準,也使得創新優勢難以得到充分發揮。

以鐵路、公路、民航這這三種主要運輸方式為例,以往這幾種運輸方式各自規劃的樞紐大多是“自成一派”,相互之間換乘不便,大大增加了人流和物流成本;在山區以及其他地質條件較差的地區,公路與鐵路部門還曾經為爭奪有限通道資源,產生過矛盾。

而要想建設更暢通、高效和更安全的交通運輸業,首先需要實現各種交通方式由獨立發展到綜合發展的轉變。同時,需要在建設綜合運輸體系的基礎上,綜合運用各種現代科技及管理手段,實現中國交通運輸業的現代化。

李盛霖表示,經過科學的研究、分析,我們制定了新的目標,就是推動中國交通運輸業轉變發展方式,由傳統轉入現代。什么是現代交通運輸業?我們確定了5個方面的內涵。第一是建設綜合運輸體系。各種運輸手段發展的今天,如果不抓住時機,實現各種運輸方式協調發展,建設綜合運輸體系,將是歷史性的錯誤。綜合運輸體系的目標之一是要實現人流零換乘,貨物無縫銜接。

中國經濟論文:從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看中國經濟走勢

波瀾壯闊的2004年即將拉下帷幕，充滿希望的2005年正向我們走來。通過一年多來宏觀調控的艱苦實踐，人們對中國經濟的發展充滿堅定信心，對經濟發展存在的問題保持更加清醒的認識。

從剛剛閉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看中國經濟走勢，用科學發展觀統領經濟社會發展全局，中國宏觀經濟將保持又快又好發展態勢，人民群眾將從發展中獲得更多實惠，社會主義社會也將更加和諧……

宏觀調控將繼續加強和改善

宏觀調控明年是不是要結束，是一個國內外廣泛關注的問題，不乏各種議論。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指出，繼續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確保經濟平穩較快發展。這說明了兩點：＿是從力度上講，宏觀調控是要加強的；二是根據經濟運行的不同情況和問題，宏觀調控的方向、重點和力度會有所不同.

國家統計局局長李德水說，當前宏觀調控取得的成效是階段性的。經濟運行中一些矛盾雖有所緩解，但基礎還不牢固。他特別提醒，各方面期盼土地管理等有關政策松動的呼聲比較強烈，而且投資的攤子已經鋪開，運行的慣性很大。控制投資過快增長的任務還很艱巨，稍有不慎就可能出現反彈。如果不繼續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就可能出現反復，我們的困難會更多，付出的代價也會更大。

據有關部門統計，目前全國電廠在建規模迅猛增長。不少經濟學家開始擔憂，電力有可能在﹁段時間后重現過剩的局面。經濟專家劉樹成說，電力項目建設出現的新情況，顯示了繼續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的必要和緊迫。中央提出繼續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體現了對形勢的冷靜分析和全面把握。

有專家指出，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程中，市場機制與宏觀調控是相輔相成的。我們自始至終要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同時要根據不斷變化的經濟運行情況適時適度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兩者不可或缺。只有正確處理發揮市場機制作用和加強宏觀調控的關系，才能使國民經濟充滿活力、富有效率、健康運行。

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要自覺遵循市場經濟規律。“在一些地方的宏觀調控中，確實存在著‘一刀切’‘行政化’的情況。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充分體現區別對待、有保有壓的原則，注重運用經濟手段和法律手段，很有針對性。”西部地區的一位地方干部說。

人們注意到，在宏觀調控政策中，變化最大的是財政政策。實施近7年的積極財政政策淡出，穩健的財政政策全新登場。這種變化，既是因為現在的經濟形勢與7年前大不相同，也體現了更多地發揮經濟自主增長能力的原則。

從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這些精神中，我們可以看到，明年的宏觀調控政策措施更加符合經濟發展的實際和市場經濟的原則，也將更加管用、有效。

“三農”：將迎來又一個春天

“農業增效、糧食增產、農民增收”。2004年的“三農”，無疑是經濟發展中最大的亮點之一。年終歲尾，有人擔心，“三農”亮點會不會是曇花一現？一些農民也有顧慮：明年糧價會不會落下來，國家支持糧食生產的政策是不是會變？

有關專家指出，當前，糧食雖然增產，但供求缺口沒有改變；糧價恢復性上漲，但種糧比較效益低狀況沒有改變；農民收入增速加快，但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趨勢沒有改變。鞏固目前來之不易好形勢，必須繼續加強“三農”的扶持政策。

“我國現在總體上已到了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發展階段。要更加自覺地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更加積極地支持‘三農’發展。”國家發展改革委宏觀經濟研究院的一些專家認為，這些年農村為城市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城市變化日新月異，農村面貌變化不大。扶持政策只能暫時解決問題，更重要的是從國民收入分配格局上更多地向農村傾斜，才能根本解決“三農”問題。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給全國農民吃了一顆“定心丸”：必須堅持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任何時候都不能放松。明年各項支農措施的力度只能加大，不能減弱。已經實行的政策不能變，已經給農民的實惠不能減，隨著國家財力物力的增強，還要逐步加大支農力度。

從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中，我們可以看到，中央對于“三農”問題的政策指向十分清晰，在力度不斷加強的政策支持下，明年的“三農”將迎來又一個春天。

節約：優化經濟結構的重要目標

中國經濟發展的歷程表明：經濟速度慢了不行，影響各項事業發展和上千萬人口的就業；快了也不行，煤電油運緊張，生產資料價格上漲，難以為繼。在保持平穩較快發展的同時，調整結構是一個急需解決的大問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節約能源、資源是優化結構的重要目標。”

我國是一個人均資源貧乏的國家，人均耕地面積占世界人均水平的比重為43%；人均原油儲量占世界人均水平的比重僅為11%。我國也是一個資源使用浪費比較嚴重的國家，能源利用率僅為美國的26.9%，日本的11.5%。以土地為例，我國土地資源緊缺，去年一年占補平衡后，還凈損失耕地3806萬畝。

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專家說，到2020年，要再實現GDP翻兩番，即便是按能源再翻一番考慮，保障能源供給也有很大的困難。如繼續按照傳統的發展模式以大量消耗資源來實現工業化，我國的資源需求量將接近世界其他國家資源消費量的總和，這是難以想象也難以為繼的。

據有關單位研究，目前我國的節能潛力約為3億噸標準煤，這相當于去年全國能源消費總量的近18%。新的節能中長期專項規劃對“十一五”期間的節能工作做了明確的部署。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 主任馬凱還表示，要把發展循環經濟作為政府投資的重點領域，對一些重大項目進行直接投資或資金補助、貸款貼息。

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節約型發展道路，成為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必然選擇。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著重強調節約能源，大力發展循環經濟，是落實科學發展觀的一個重大措施，也是老百姓希望看到的。

改革：貫穿2005年經濟工作的一條主線

“著力推進改革，繼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當前的一項重要任務。”一些權威部門的專家預言，2005年將是一個改革年。

李德水說，2004年宏觀經濟暴露出來的問題，比如投資盲目擴張、能源緊張、增長效率較低等，都與體制性機制性弊端有關。中央明確提出，著力推進經濟體制改革，是為了建立健全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制度保障。

國家發展改革委宏觀經濟研究院的專家認為，今年出臺的一系列政策措施需要進一步完善。《國務院關于投資體制改革的決定》頒布實施后，需要抓緊修訂完善配套措施，重點是明確公共投資和私人投資的權限及規范各自的投資行為，促進社會投資結構優化和效率提高。

新的國有資產監管機構的組織框架初步建立，下一步需要加快完善國有資產監管法規、落實國有資產經濟責任的業績考核等相關制度、加強國有產權交易的監管工作，積極推進國有經濟布局和結構調整，防止國有資產流失。

積極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繼續深化財稅體制改革、金融體制改革、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加快資本、勞動力、技術等要素市場和社會信用體系建設……一系列改革將有助于從根本上逐步消除經濟大起大落的體制性因素，走出忽冷忽熱的經濟增長怪圈，推動經濟持續健康地發展。

2005年，不斷深化的改革，將為中國經濟發展提供強大的動力，帶動全局工作。

構建和諧社會：經濟工作的一項主要任務

當前，經濟生活中存在著一些不和諧之處，成為影響發展的重要因素。強行征地拆遷、收入差距過大、部分群體就業困難等等，越來越成為突出的社會問題。

“堅持以人為本，努力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第一次把構建和諧社會列為經濟工作的一項主要任務，引人關注。有專家評價指出，這一新提法進一步明確了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性。經濟發展是構建和諧社會的條件和基礎，和諧社會是經濟可持續發展的保證，兩者相互促進，推動中國經濟社會協調發展步入良性循環軌道。

從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這項工作的部署中，我們可以看到這樣幾個關鍵詞：“就業”、“社會保障”、“分配”、“社會事業”。

拿就業來說，盡管今年前10個月就新增就業崗位840萬個，但新增勞動力、高校畢業生、農村富余勞動力的就業壓力依然很大。必須在發展中解決就業問題，把就業再就業的優惠政策進一步落實，把政策效應進一步放大，讓更多的人找到工作崗位。

在社會保障方面，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要求，逐步完善社會保障體系，進一步完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切實保障困難群眾的基本生活，并將在資金上予以具體支持。

城鄉、地區、行業之間收入差距的不斷擴大，是不協調的一個重要表現。這是長期積累下來的深層次矛盾。這個問題不解決，不利于社會的和諧、穩定。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為此明確提出，要整頓和規范收入分配秩序，合理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

有專家建議，在發揮市場“無形之手”的同時，應通過政府“有形之手”，加大對科技文化教育衛生體育等社會事業的支持，實現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目標。

人們相信，隨著這些政策的落實到位，人民群眾的生活質量將得到不斷提升，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也將取得新進展。

從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看中國經濟走勢，新的一年，我國的綜合國力將不斷提高，經濟的整體競爭力將不斷增強，經濟社會將更加健康、協調、可持續發展。

中國經濟論文:分析古代中國經濟的基本結構與特點

古代中國有發達的農業、先進的手工業和繁盛的商業,它們為中華文明的產生和發展奠定了雄厚的經濟基礎。作為歷史學科的主干知識,古代中國經濟是歷史高考考查的重點內容之一。從題型上看,本考點的命題多數以選擇題為主,特別是材料選擇題,以此來考查同學們理解、比較、判斷和知識遷移的能力。從內容上看,古代的手工業、商業、主要經濟政策、資本主義萌芽等都是考查的重點。如近幾年的江蘇高考,2009年考查了灌鋼法,2010年考查了水排、古代飲茶之風,2012年考查了官營手工業生產特點、唐宋時期市的變遷等內容。本文把古代中國經濟概括為一項經濟制度(土地制度)、兩項經濟政策(重農抑商和閉關鎖國政策)、三大經濟部門的特征(中國古代農業、手工業、商業發展的特點)。

一、古代中國土地制度的演變

土地制度包括土地的所有、占有、支配和使用諸方面的關系。中國古代社會的土地制度經歷了氏族公社土地所有制、奴隸主階級國家土地所有制、封建國家土地所有制和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

原始社會,土地屬于氏族公社所有,也就是土地公有制。奴隸社會,土地制度是以西周實行的井田制為代表的土地國有制,經濟上的井田制和政治上的分封制密不可分,從而共同促成了西周文明的繁榮。春秋時期,隨著鐵農具的出現、牛耕的推廣和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井田以外的荒田被大量的開墾為私田,加之兼并戰爭頻繁,土地轉讓關系進一步發展,在井田上耕種的勞動力減少,井田制遭到破壞。魯國實行按畝收稅,其他諸侯國也競相效仿,這實際上承認了土地私有的合法性。秦國以及其他諸侯國先后進行變法,廢除井田制,以法律形式確立了封建土地私有制,從而解放了生產力,促進新興地主階級的發展壯大,自耕農成為國家賦稅的主要承擔者。

二、重農抑商和閉關鎖國政策

重農抑商政策強調發展農耕,限制手工業和商業的發展,以農業為本業,以商業為末業。它是古代中國歷代王朝采用的最基本的經濟政策。海禁與閉關鎖國政策主要指禁止國人出海貿易,嚴格限制外商來華貿易。重農抑商政策與閉關鎖國政策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可從實施階段、目的、影響等方面進行比較。

1.實施階段:前者實施于戰國時期,貫穿于整個封建社會;后者實施于封建社會衰落時期。

2.實施目的:前者在于壓制商人勢力,維護封建統治經濟基礎;后者在于防御外來殖民勢力,維護封建體制。

3.根本目的:兩者都是為了維護封建統治。前者是要嚴格控制國內市場和商業活動,后者是要禁止國人出海貿易,限制外商來華貿易。

4.影響:兩者都阻礙了商品經濟的發展和資本主義萌芽。前者在封建社會初期有利于農業的發展,到中后期則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和資本主義萌芽的成長;后者有一定的自衛作用,但不利于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使中國長期與世界隔絕,限制了中國與西方的經濟文化交流,使中國落后于世界潮流。

三、古代三大經濟部門的特征

1.古代中國農業經濟的特點

把握古代農業經濟的基本特點可從生產模式、生產方式、農業結構等角度著手。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是中國封建社會農業生產的基本模式,以小農個體經營為主是古代中國農業經濟的基本特點,精耕細作技術是我國古代農業的主要耕作方式。

小農經濟以家庭為生產、生活單位,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相結合,在沒有天災、戰亂和苛政的情況下,“男耕女織”式的小農經濟可以使農民勉強自給自足。從農業結構上看,以糧食種植業為主,以家畜飼養為輔。中國古代的重大文明成就都是在農業經濟發展基礎上取得的。小農經濟是推動精耕細作技術發展的主要動力,是中國古代一切文明成就的基礎。但是,小農經濟狹小的生產規模和簡單的分工,很難擴大再生產,阻礙了社會分工和交換經濟的發展,到近代以后,它日益成為阻礙社會生產發展的因素。

2.古代中國手工業發展特征

古代手工業是指依靠手工勞動,使用簡單工具的小規模工業生產。手工業產生時從屬于農業,主要表現為家庭手工業。在原始社會末期,手工業從農業中分離出來,成為獨立的生產部門。所以,手工業的第一個特點是其生產歷史悠久,源遠流長。夏商周時期以青銅鑄造為代表的手工業,由官府壟斷、政府直接經營,進行集中的大作坊生產。春秋戰國時期,逐步形成了官營、私營、家庭手工業三種經營形態。官營手工業產品精美,享譽世界,直到明代前期一直占據主導地位;明中葉以后紡織、制瓷、礦冶等行業中,私營手工業后來居上,占據社會手工業生產的主導地位;而家庭手工業也占有一定的比重,它有利于穩定小農經濟,但技術落后,生產分散,妨礙了市場的發育。這是古代手工業發展的第二個特點,即官營、私營和家庭手工業三種經濟形態并存,官營手工業占據特殊地位。第三個特點則是手工業的生產技術不斷進步,長期領先于世界,產品遠銷海外。第四個特點就是手工業生產部門不斷增加,勞動分工越來越細,著名的有冶金、絲織和瓷器制造。此外,手工業發展與農業發展緊密結合,并長期受到農業生產的制約,手工業的布局隨著經濟重心南移而變化也是古代手工業發展的一大特點。

3.古代中國商業發展的特點

中國古代農業、手工業的發展促進了商業的繁榮。中國的商業起源很早,并且不斷的發展。春秋戰國時期,官府控制商業的局面被打破,然而整體來看,古代中國商業發展是始終處于封建政府的抑制之下。商業的發展和繁榮促進了經濟的進步和古代都會的大量興起。古代中國商業發展主要特點有:(1)商業市場形式多樣,城市中的市、夜市和早市,鄉村中的草市出現并得到發展;(2)城市商業經濟發達,城市的經濟功能經歷了一個由弱到強的轉變過程,各朝代都興起不同數量和規模的商業大都市,如漢代的長安、洛陽,唐朝的揚州和益州,宋代的開封,元朝的大都等都是著名的大都會,明清時期興起了一大批工商業市鎮;(3)貨幣種類不斷豐富,北宋時期出現了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交子,明朝時期形成了以銀為主,以錢為輔的貨幣流通制度,白銀的廣泛使用促進了商業資本的積累;(4)對外經貿發達,以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為主要通道的對外貿易發達,促使沿海港口城市走向興盛;(5)商人群體活躍,明清時期,實力雄厚的區域性商人群體組成了商幫,如晉商和徽商等;(6)商人地位低下,古代商業發展受重農抑商政策的制約 和影響,作為自然經濟的附庸,始終未能占據中國古代經濟的主導地位。

中國經濟論文:中國經濟增長質量問題的初步的研究

經濟增長作為各個國家和地區重要的經濟和政治目標,受到極大的重視。我國也將經濟增長作為一項長期的目標。隨著經濟的不斷增長,與經濟增長相伴產生的社會和環境問題日益受到各國政府和人民的關注,這些問題就是經濟增長質量的問題。20世紀80年代可持續發展概念以及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科學發展觀的提出,都表明人們滿意并且致力尋求的經濟增長應該是數量擴張和質量提高的統一。

一、國內外關于經濟增長質量的研究綜述

對于經濟增長的理解,薩繆爾森認為,經濟增長代表一國潛在GDP或者國民產出的增加,是一國生產可能性曲線(PPF)的向外推移。庫茲涅茨為經濟增長做了更為全面的闡述,“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可以定義為向它的人民提供品種日益增加的經濟商品的能力的長期提高,這個增長的能力,基于改進技術,以及它要求的制度和意識形態的調整。”根據這種理解,經濟增長不僅僅在于生產能力的增長,更強調在技術改進、制度和意識形態的調整,后者正是經濟增長質量的反映。馬克思在論述擴大再生產的實現途徑時也指出,“生產的逐年擴大是由于兩個原因,第一個是投入資本的逐年增長;第二個是資本使用效率的提高。”

雖然不少經濟學家注意到經濟增長的質量,但是關于經濟增長質量的專著很少,比較有代表性的是蘇聯經濟學家卡馬耶夫于1977年出版的《經濟增長的速度和質量》。他對經濟增長的理解是:“物質生產資源變化過程的總和,以及由此而增加了產品的數量和提高了產品的質量,通常被稱為這一社會經濟結構的經濟增長”,并強調“在經濟增長這個概念中,不僅應該包括生產資源的增加,生產量的增長,而且也應該包括產品質量的提高,生產資料效率的提高,消費品的消費效果的增長。”另一本關于經濟增長質量的著作是由世界銀行的托馬斯等著的《增長的質量》,他對增長質量的理解是,“作為發展速度的補充,它是指構成增長進程的關鍵性內容,比如:機會的分配、環境的可持續性、全球性風險的管理以及治理結構。”

在國內的相關研究方面,以王積業、李京文、汪同三、胡少維等學者為代表的關于中國經濟增長質量的研究較有影響。王積業從多恩布什與費希爾對經濟增長的理解,即經濟增長過程“是生產要素積累和資源利用的改進或要素生產率增加的結果”出發,認為“所謂生產要素積累,指的是資本和勞動力在數量上的不斷增加,是經濟增長實現數量擴張的主要源泉。所謂資源利用的改進或要素生產率增加,指的是資本和勞動力的更加有效使用和科學技術在生產中的應用,它們構成經濟增長質量的主要源泉。決定經濟增長的這兩組因素既緊密交織,又相互區別,共生于經濟增長過程當中。在一定時期,由于這兩組因素作用的力度不同,引致經濟增長或者以數量擴張為主,或者以提高質量為主,形成粗放型和集約型兩種形態。李京文等研究了中國經濟增長過程中(1953~1990年)生產率的變化,并與美國、日本等國的生產率變化進行了對比。汪同三等分析了中國經濟增長的情況,提出了“增長成本”的概念,即用一些描述經濟運行質量的重要指標對GDP增長速度的平均彈性來描述中國經濟增長質量;胡少維對研究經濟增長質量的方法進行了綜述,對我國經濟增長的質量做了一些評價,并指出貫徹和諧社會理念是提高經濟增長質量的根本。其余大部分則集中于操作層面,即集中于經濟增長質量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和測算研究,方法上有一定的創新,但是缺乏對于經濟增長質量的理論問題的整體性和系統性研究。鐘學義等在《增長方式轉變與增長質量提高》一書中把衡量經濟增長質量的指標概括為三個方面:反映經濟增長效率的指標(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投入產出率、勞動生產率及其增長率、資本生產率、物耗指標、能耗指標等),反映經濟增長是否穩定、健康的指標(經濟波動情況、通貨膨脹率、就業狀況、環境污染指標等),反映經濟結構及其變動的指標(產業結構、貿易結構、勞動力結構、地區經濟結構等);戴武堂認為影響經濟增長質量的因素包括:勞動生產率、經濟效益、就業率、居民消費水平和消費質量、收入差距的合理程度。其他比較有影響的研究成果包括梁亞民從經濟增長方式轉變、過程效率、產出結果、增長潛能四個方面設計的由21個評價指標構成的指標體系;李周為、鐘文余通過六個反映經濟增長集約化水平的指標以及反映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源泉與機制的一系列指標體系來評價經濟增長的質量;李變花認為衡量經濟發展質量的指標體系應該包括經濟增長水平、經濟效益、經濟結構、科技進步、環境保護、競爭能力、人民生活、經濟穩定八個方面;單薇從經濟增長的穩定性、協調性、持續性、潛力四個方面,確立經濟增長質量的評價指標體系,采用熵的評價理論,對1995~2000年我國經濟增長質量進行了探討;趙英才等對1978~2002年中國經濟增長的質量進行了綜合評價,得出了中國經濟增長質量提高與數量擴張并不同步的結論;而徐輝、楊志輝則用密切值模型對1995~2003年經濟增長的質量進行了評價。

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根據前文有關的理論研究,筆者認為經濟增長質量的內涵可以界定為:經濟增長質量是指一個經濟體在經濟效益、經濟潛力、經濟增長方式、社會效益、環境等諸多品質方面表現出的與經濟數量擴張路徑的一致性、協調性。經濟增長質量的內涵體現了經濟系統的發展水平、經濟效益、增長潛能、穩定性、環境質量成本、競爭能力、人民生活等多個方面。

二、指標體系的構建及方法選擇

1.模型指標變量設定

前文對經濟增長的質量已經做了大量的定性分析,但如何進行量化評估,還沒有統一的標準。筆者認為,經濟增長質量的內涵體現了經濟系統的發展水平、經濟效益、增長潛能、穩定性、環境質量成本、競爭能力、人民生活等多個方面。經濟增長質量綜合評價是基于經濟增長質量的內涵及其評價理論,運用反映經濟增長質量狀況的指標進行綜合分析得出的。在參考國內外眾多專家學者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結合筆者對經濟增長質量的理解,本文設定了反映中國經濟增長質量的15個指標變量,構造了中國經濟增長質量的評價指標體系。各個指標及含義具體如下:xl——人均GDP指數(1978年價格);x2——財政收入增長指數;x3——全社會勞動生產率(1978年價格);x4——第二、三產業產值占GDP比例;x5——投資效益系數;x6——出口總值占GDP的比重;x7——外商投資額占GDP比重;x8——城鄉居民家庭人均收入比(倒數);

x9——R&D占GDP的比重;

x10——單位產值工業固體廢物排放(倒數,1978年價格);

x11——單位產值工業固體廢物排放(倒數,1978年價格);

x12——萬元產值能耗率(1978年價格,倒數);

x13——經濟穩定性系數(取倒數);

x14——城鎮化水平;

x15——養老

保險覆蓋率。

在運用因子分析前,將影響經濟增長質量的各負向指標調整為其倒數形式,使其成為與經濟增長質量正相關的指標變量。

2.因子分析方法

在定義經濟增長質量的研究中,需要對反映其客觀情況的多個指標進行大量的觀察,而在很多情況下,許多變量之間存在一定的相關關系,從而有可能用較少能用較少的綜合指標分析存在于各變量中的各類信息,而各綜合指標之間是彼此不相關的,這些代表性的綜合指標稱為“公共因子”,而因子分析就是用較少的幾個因子來反映原資料的大部分信息的統計學模型。

在建立因子分析模型時,用盡可能少的不可測公共因子的線性函數與特殊因子之和來描述原來觀測的每一個變量或指標。因子分析模型可以表示為:

其中,x1、x2…xp。為p個指標,apm。為影響因子載荷,F1、F2…Fm為m個公共因子,m小于p,ε為特殊因子。

因子分析法通過研究指標體系的內在結構關系,從而將多個指標體系轉為少數幾個相互獨立且包含以上指標大部分信息(80%以上)的綜合指標。其優點在于它確定的權數,不受主觀因素的影響,有較好的客觀性,而且得出的綜合指標(公共因子)之間相互獨立,減少信息的交叉,這對分析極為有利。

三、中國經濟增長質量的實證分析

反映中國經濟增長質量的各指標代碼以及描述性統計分析結果如表l所示。

在進行因子分析前,應首先檢驗模型及相關指標的設計是否可以應用因子分析。KMO檢驗和Bartlett's球形檢驗是兩個測度因子分析模型是否可行有效的

檢驗方法。

KM0(Kaiser—Meyer—Olkin)測度采樣充足度。檢驗指標變量的偏相關是否足夠小。KMO的統計量值一般界于0和1之間,若該統計指標在0.5和1之間則表明可以進行因子分析,若小于0.5則表明因子分析的結果可能難以接受。

根據相關數據,SPSS給出的相關計算結果表明,KMO檢驗的結果為0.588(大于0.5)。Bartlett檢驗統計指標檢驗相關矩陣是不是單位矩陣(原假設為相關矩陣為單位陣)。卡方檢驗結果表明,Bartlett’s球形檢驗的卡方統計值為401.362,p值近似為O,拒絕原假設,即相關矩陣不是單位陣。因此。以上兩項統計指標的檢驗表明適合采用因子分析進行研究。

在此基礎上,SPSSl3.0的輸出結果如表2、表3、表4所示。表3是因子分析后因子提取和因子旋轉后的結果。

從表3的因子載荷矩陣可以看出,旋轉后第一公因子F1在指標變量x1、x3、x4、x13、x14和x15上有較大的載荷,而這些指標綜合反映了中國經濟增長質量中的宏觀環境因素,可以作為經濟增長質量的宏觀環境影響因子。旋轉后第一公因子F+在指標變量x2、x5、x6、x8上有較大的載荷,而這些指標綜合反映了中國經濟增長質量中的要素收入的變化,可以作為要素生產率因子。旋轉后第三公因子F3在指標變量x7、x9、X10、x11和x12上有較大的載荷,反映了經濟增長的環境和資源變化以及競爭力,這些可代表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與潛力,可以作為經濟增長質量的可持續性與潛力因子。

因此,反映中國經濟增長質量的15個指標變量,可以用F1,F2和F3這3個完全不相關的公共因子來表征,即中國經濟增長質量包含了宏觀經濟環境因素、要素生產率因素和經濟增長潛力及可持續性因素。

通過對表3的觀察可以得出,宏觀環境影響因子F1、要素生產率因子F2和經濟增長潛力及可持續性因子F,反映了中國經濟增長質量全部變量信息的90.97%,由此可見,這3個因子包含了反映中國經濟增長質量的絕大部分信息。

為了計算各公共因子的綜合得分,以便求出反映經濟增長質量的綜合評價指標的數值,需要對這3個因子進行量化。本文采用回歸法(regression)來計算因子F1、F2、F3得分,計算結果如表4所示。

歷年經濟增長質量因子分析的綜合得分Qt,表示為公式:

其中,λi是X的相關矩陣R所對應的特征值。

四、結論

通過對全國1990~2005年經濟增長質量的實證分析,可以得到結論。

1.中國經濟增長質量水平不斷提高

根據綜合評價指數的相關數據,自1990~2005年16年間,中國經濟增長綜合質量指數年平均提高約6.4個百分點,經濟增長質量呈現出不斷改善的趨勢。

2.在經濟發展的同時,中國也呈現出較為明顯的質量提高與數量擴張不同步的現象

巾國16年來經濟增長質量提高(QI)與數量擴張(SI)存在不一致的現象。雖然中國在16年間經歷了QI的持續上升,但是由于中國保持了更高的數量擴張速度,QI的提高并未與SI呈現出較高的同步l生,經濟規模總量迅速擴張的同時并沒能帶來同比的質量提高。這一定程度表明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仍然沒有擺脫以數量擴張為主的粗放型低質量增長的窠臼。

3.最近幾年擴張不同步系數不斷擴大的趨勢應引起重視

根據擴張不同步系數的計算結果,自1995年以來擴張不同步系數變為負值,而其仍呈現出逐年擴大的趨勢。這就為當前經濟運行提出了一個警示,即在關注經濟數量擴張的同時要更加關注經濟增長質量的改善。這也從實證的角度反映出當前遵循科學發展觀、實現可持續發展的迫切性和重要性。

4.影響經濟增長質量的相關因素的不同變化趨勢應引起重視

經濟增長質量的高低主要由于公因子F1、F2和F3的影響。F1得分上升意味著經濟增長過程中宏觀環境的改善;F2得分上升意味著經濟增長中要素生產率的提高,F3得分上升意味著經濟增長潛力及可持續性的上升;反之相反。

自1991年以來,反映經濟增長質量的宏觀經濟環境因子F1,隨著經濟的增長,宏觀經濟環境狀況呈現出持續上升的趨勢;反映中國經濟增長質量的要素生產率因子F2則呈現出波動性,經歷一個先提高到逐步降低再穩步上升的過程,這表明自1990年要素生產率呈現出較大的波動性,但是最近幾年F2穩步上升,表明要素生產率的上升。反映中國經濟增長潛力及可持續性的因子F3呈現出“倒u型”趨勢,在1997年以前逐步上升,而在1997年以后呈現出較為明顯的下降趨勢。這說明中國經濟增長的潛力沒有得到明顯的改善,反而有下降的趨勢。這點尤其要引起重視。

5.影響經濟增長質量提高的最關鍵的因素——環境成本

由于自1996年以來F1、F2都呈現出上升趨勢,而1996年以后中國經濟增長質量提高速度降低的原因就只能來自F3的下降,正是F3的下降使得最近幾年中國經濟增長質量提高的步伐減緩。而F3其實代表了TFP的變化和經濟增長的環境成本。正如以克魯格曼為代表的一些學者的研究所表明,中國經濟增長的全要素生產率(TFP)相對較低,中國經濟增長的質量不高,基本上屬于投入型的數量增長。同時,中國經濟增長的環境成本也很高,根據國家環保總局和國家統計局2006年9月7日共同的《中國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研究報告20 04》,2004年,全國因環境污染造成的經濟損失為5 118億元,占當年GDP的3.05%;虛擬治理成本為2 874億元,占當年GDP的1.8%。環境損耗驚人,環境因素成為制約中國經濟增長的一個障礙。

中國經濟論文:中國經濟的反市場形態原因分析

中國當前國家、市場與社會三者之間關系的關鍵一環是國家作用與政府行為，只要制造租金的各種社會條件沒有改變，政府繼續作為投資主體起主導作用，則具有可操作性的、市場經濟所必需的金融條件就無法形成，而各種反市場規律的經濟現象將繼續存在。

反市場規律的經濟現象

1市場需求不旺與最終消費率下降

90年代初的經濟泡沫消退以后，市場疲軟已成為制約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因素，如何刺激消費成了中國經濟的一個主題。積壓物資的日益增多，成了企業三角債清償難的一大主因。早在1996年底，中國的積壓物資價值已達5000多億元，有人分析，今年第二季度的庫存商品有所減少，但分析者顯然忽視了一個因素：目前的庫存下降與企業開工率下降二者密切相關，到1998年，中國半停產狀態的企業達21.3％，停產狀態的企業達0.9％，比1997年的狀況還要嚴重。

在商品庫存增加的同時，最終消費率（最終消費額占GDP的比重）逐年下降，1981年以來，中國的最終消費率基本以平均每年0.6個百分點的幅度下降，已由1981年的67.5％降至1997年58.8％，大大低于70％的國際平均水平；居民消費率由53.1％下降至47.5％，比起60％的國際水平也明顯偏低。目前最終消費率已降至歷史最低水平，對于一個只能以內需為主的國家，消費率過低、儲蓄率過高將成為再生產正常循環的嚴重障礙。消費需求對GDP增長的貢獻率也逐年下降。據權威部門透露，1998年已是自1994以來連續第四年下降，消費需求對GDP的貢獻率估計接近40％，較1997年下降了15.5個百分點。消費偏淡成為制約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

2城鄉居民儲蓄存款持續攀升

1978年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城鄉居民儲蓄存款為210.6億元，1997年則升至46279.8億元。城市居民儲蓄余額，1984～1988年平均增加582億元，1989～1993年平均增加3800億元，1994～1998年則高達7700億元。今年3月末，城鄉居民儲蓄存款余額達57814.7億元，比去年同期增長18.8％。儲蓄存款持續高增長是在國家宏觀經濟調整、產業結構失調、商品需求不旺、失業現象嚴重、居民預期收入危機感增強等綜合作用下的產物。從存款結構看，在當前的57814.7億儲蓄存款中，有一萬多億為公款私存、灰色收入或黑色收入，60％左右為定期存款。在國家逐漸推行存款實名制和不斷加大金融監管的情況下，預期1～2年內，20％左右的公款私存部分將較快地從儲蓄存款中剝離出去；另有39％的存款為目的性存款，到期后將提作他用。較樂觀的分析認為，這些因素都有利于銀行儲蓄業務發展，一旦這些因素得以消除與緩解，銀行儲蓄業務必然受到震蕩性的萎縮沖擊。也就是說，存款不會總是這樣持續攀升。

3龐大的生產能力過剩

在最終消費率下降與城鄉居民儲蓄存款攀升之間，二者一直被看作是此消彼長的簡單因果關系。但數據表明，在儲蓄率上升的同時，社會商品零售總額也在一直上升。如果從各類商品的需求彈性來看，消費不暢并非百姓持幣觀望，而是社會供給遠遠大于需求。而支撐著社會龐大無效供給的是中國某些行業生產能力的嚴重過剩。

中國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僅840美元，與發達國家相差達40多倍；按人均個人收入來計算，差距更大。據調查，在農村，彩電、洗衣機、電冰箱這三大件還有80％的空白，除缺電少水、沒有電視信號接轉站等原因外，占人口主體的農民收入增長緩慢、購買力不強是最根本的原因。由此可見，目前這種“過剩”根本不是需求不旺引起的商品過剩，而是投資誤導與其他政策性因素形成的巨大產能過剩導致的商品過剩，是在中國還存在數千萬貧困人口尚未溫飽的基礎上形成的低水平“商品過剩”。

中國目前龐大的生產能力過剩，主要是90年代產業結構再呈趨同態勢的結果。一些經濟學家早就就此問題發出警告，國家每年也頒布了投資已達飽和的行業名單。但由于中國各級政府具有資源配置功能，且每年以經濟增長指標為考核官員業績的主要方面，再加上地方、部門與個人的利益驅動，這一警告基本上沒能對地方政府“拍腦袋”決定投資方案的行為模式起到阻遏作用。

中國的錯誤似乎總要重復出現兩次以上。80年代中期的彩電大戰、冰箱大戰就是因為各地產業結構嚴重呈趨同態勢而引起。到了“八五”時期，各地投資熱點又驚人相似：廣東沿海等地受香港產業轉移以及珠江三角洲出口導向戰略等因素影響，加之利益驅動與信貸、財務等約束機制不完善，珠江三角洲內產業結構嚴重趨同。到目前這一趨勢在珠江三角洲和長江三角洲地區蔓延，并迅速擴展到全國其他地區，現在許多非農產業的生產能力都嚴重過剩。

從下表列出的13個行業的生產能力看，利用率最低的是高速公路，只有12％；最高的是房地產業，其利用率也只有67.9％。而上述生產能力嚴重過剩的行業，不少是各地支柱產業同構所造成的。在零售商品額不斷增長的情況下，出現這種生產能力的閑置，說明中國的投資體制存在嚴重問題。可以說，造成中國生產能力嚴重過剩的原因主要是投資誤導，資源配置不當，而投資誤導的主角是地方政府。一方面，地方政府一直利用其對資金的影響與控制，追求投資的最大化，以此推動經濟的發展。這就出現了幾個地方政府同時作出相同的投資決策，不止一次造成某些“熱門”產業的出現，結果是用不著多久，熱門產業變成了“夕陽產業”。另一方面，地方政府通過提供優惠政策鼓勵外方直接投資，最常見的辦法是給投資者以補貼，使得他們能在與原有企業的競爭中勝出。過去五年中，中國利用的外資達1860億美元，其中相當比例是投資在生產能力已經過剩的產業中，如汽車、石化以及零售業。巨大的生產能力過剩局面說明我國的企業投資體制與改革前相比，還沒有根本性的變化。改革前的投資體制下，企業受到資源約束，即投資所需要的資金約束，負責投資的官員們認為什么領域需要投資，資金就投往何方。改革要達到的目標本來應該是讓企業的投資受到需求約束，即市場上需要什么就生產什么。上述情況中最值得注意的就是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在作為投資主體時的利益不一致，這種不一致是造成中國目前產業結構失衡的主要原因。

4反市場規律的悖論：商品過剩與消費者主動選擇權的缺失

中國的商品過剩是在產業技術水平落后、生產率普遍低下、產品競爭力不強基礎上的過剩。按照一般常規，在過剩狀態下，買方會在買賣雙方的競爭中逐漸處于有利地位，生產領域中會逐漸優勝劣汰，流通領域中消費者權益會不斷強化。但中國的市場形態卻出現了完全相反的情況，完全不是一個買方有主動選擇權的格局，這種情況與發達國家商品過剩狀態的買方地位完全不同。在目前的市場形態下，消費者主權缺失，在商品過剩的狀態下發生這種情況，在世界經濟史上是絕無僅有的。

財政啟動為何難以奏效

從1998年開始，震動全國的豆腐渣工程不斷出現，甚至三峽工程也出現嚴重問題，希望小學最后也成了豆腐渣工程。近幾年全國每年因建筑工程倒塌事故而造成的損失在1000億元左右。目前，仍有20％的工程沒有達到國家規定的質量標準。檢查機關近幾年查處的10多萬件賄賂案件，涉及建筑業的竟占63％。而國家于1998年增發了1000億國債投入基礎設施建設，對比兩個1000億元，“豆腐渣工程”剛好抵消了國債投入的作用。據披露，1995年以后竣工和1996年在建的50萬元以上的2514萬個工程項目中，約40％的項目處于失控狀態，或不進行公開的投標而搞“地下交易”或“暗箱操作”，于是就出現了“大樓蓋起來，干部倒下去”的怪現象。

上述情況說明為什么近兩年加大財政投入啟動經濟卻啟而不動。問題的癥結在于：我們不能只看財政資金投入的總額達到多少，必須要追索它的流向和流程。在吏治腐敗的情況下，強化政府財政措施就意味著形成巨大租金，產生不經濟的尋租活動。財政資金往往會通過政府各級部門流向尋租者，如目前相當普遍的工程層層轉包現象即是明顯例子。財政投入流失的另一渠道是各級政府部門的截留。如1998年對國有糧食部門進行審計，發現和查處嚴重擠占挪用收購資金等違反財經法規案件1181起。過去六年來，中國糧食收購款總共產生了2140億元的大窟窿，其中800多億元是擠占挪用，其余皆為虧損掛帳。由于尋租人與參與截留財政款分肥者均是高收入群體，對住房及一般生活消費品的需求早已滿足，部分“成功者”甚至早已達到“小車一部，房子兩所，老婆一正一副”的生活消費水平，因此這部分資金一般都轉化為銀行存款或進入證券市場，難以轉化為消費需求。

尋租及截留的款項到底占財政投入多少？無法估量，據估計，一般發展中國家的扶貧及各種政府撥款，約有40％左右在使用過程中流失到個人口袋里。換言之，上述事實只證明了一點：在政府未能形成防范尋租行為的有效機制時，加大財政投入進行基礎設施建設的結果，只是使財富流向政治力量強的階層手中。

傾斜的市場供給

今年5月份，政府以公開托市的手法介入股市，并于6月發表《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公開動員全國居民參加炒股，亦即動員人民參加一種公開的、合法的大規模賭博，同時配合以6月10日的降息。股市在政策的主導下飚升，又開始新一輪通過紙幣進行財富重新分配。政府的目的顯然是要將錢趕到“市場”去消費，一些經濟評論與傳媒的標題已到如此程度：花錢就是愛國。但這種飲鴆止渴的辦法并未能將股市的繁榮維持多久，因為啟動股市以后，這種經濟泡沫必須通過多層次的投機才能獲得虛擬升值，而多層次的投機又必須靠不斷增大貨幣投入才能維持。與此同時，居民存款也未出現大規模的下降，這意味著“趕錢”的措施收效甚微。

這就得回到一個基本問題——中國市場中的供需結構特點這一方面來分析。

與發達國家有別的是，中國政府實際上居于各種資源配置的中心地位。

完全競爭性產品市場有大量非國有企業參與，追求的是效率；而公共服務部門則多由國家壟斷，它們的存在有多個目標，既有經濟的（如就業），也有非經濟的，如國家安全，加強社會控制等。這里僅從消費者需求出發來分類：

第一類：需求彈性小的商品與服務，如水、電、煤氣、醫療、教育、社會保險（養老、醫療、失業）。這類商品與服務不管是經濟形勢好還是不好，百姓總得消費。社會保險是社會福利，在中國還剛起步，其費用的繳交屬國家強制性。其余數項，基本上是屬于壟斷性“商品”或服務，“市場”完全向商品的供給者傾斜，買方沒有主動選擇權。由于缺乏競爭，這些行業存在普遍的無效率與浪費，向消費者提供的商品（或服務）質量低劣，但因其壟斷性，這些年來其價格還一直上揚，尤其是教育與醫療，在改革前是作為社會福利分配給職工的（長時期以來，職工的工資只含有基本生活費，并無這類費用包含在里面），而近年來這幾項改革相繼推出，逐步轉移為個人支付，與此同時，教育費用與醫療費用的大幅度上漲，已大大超出了百姓的承受能力。筆者曾對一些家庭月收入一萬元以上、家庭固定資產幾百萬以上者進行過口頭調查，他們對這兩項費用的上漲幅度都深感難以承受，在對國內外教育進行“成本”與“效益”比較后，大都選擇讓孩子出國留學接受教育，一半以上家庭在中學階段即讓孩子出國。以此觀之，只要中國的教育體制改革局限于收費與擴大規模這兩項上，這些流出去的錢決不會再回流。

第二類，需求彈性較前一類大的商品。這一類商品有兩種情況，一是雖為百姓所需，但在城市已達到市場飽和的產品，如電冰箱、電視、洗衣機等；另一類產品則為老百姓所需，但購買直接受其經濟條件及購買意愿支配的產品，如微波爐、電腦、空調、摩托車。部分農村居民雖然還沒有這類商品，但或受基礎設施的影響，如缺電，沒有電視接收系統等原因，或者不購買，或者無力購買。生產上述產品的行業，早已引入競爭機制，企業一方面面臨國內同類產品的競爭，另一方面是國外同類產品的競爭。這些行業由于地方利益牽引，重復投資，早在前幾年就已經存在嚴重的產品過剩，目前這方面的市場供給的主體對象，定位于有購買力的人群進行升級換代。

第三類，百姓迫切需要，而價格與百姓購買力相差甚遠的，如住房。中國老百姓的住房水平，現在人均只有八平方米，與發達國家相差很遠。這些年來中國的住宅建設發展很快，但因房地產業是個尋租行為泛濫的行業，房價因此居高不下，為居民年收入的12倍以上（北京、上海、深圳、廣州四地更高于此水平），所以房地產業產生了巨大的供需缺口：一方面，房地產市場有7200萬平方米商品房賣不出；另一方面百姓的住房確實不夠住。房價降不下來，是因為房地產業已完全進入一種“政策性陷阱”：開發商的主體是國有企業，貸款80％以上來自銀行。房地產價格只要一日不降，開發商的帳面資產價值就能保值，經營者的業績也還放在那里——這一點直接與老總們的烏紗有關。而貸款是銀行的，拖上幾年不還，也都是公對公，更加之目前有人主張債權轉股權，為欠債者開了一條新通道，所以這一政策性陷阱越挖越深。

第四類，地方政府盲目投資引進的項目，如小汽車。前兩年，各地都將發展小汽車作為本省的支柱產業，這一行業存在巨大的產能過剩。事實上，90％以上的中國人的生活水平還根本未能進入這一層次：養一臺車的費用包括車險、養路費用、汽油、維修、停車費用、車位費，等等，一般國產車每月都在1500元～2000元之間，大大超越了一般人的消費能力。而且中國大多數大中城市都存在交通擁擠的情況，如果再盲目發展私人用小汽車，不僅會使本就擁擠不堪的城市交通更為擠塞，還有能源供應與隨之而來的環境污染問題。

上述分析表明：非壟斷行業的產品大多屬于耐用消費品（最低消費周期3～5年），供給過剩，生產能力大量閑置；而壟斷行業的產品大多屬于多次消費品（如交通、水、電、煤氣），但因其壟斷地位而價高質次，消費者只能被動接受。一些原本屬于社會福利的醫療、養老保險、教育等，目前正處在改革初期，名義上現在未曾產業化，但因其壟斷地位，則完全成了一個價高質次、買方完全沒有選擇自主權的賣方市場。老百姓存入銀行的錢，大多是為了購買后兩類壟斷性商品與服務作準備。隨著這幾項改革的逐步深化，存款難以從銀行驅趕到市場。

政府不靈與市場失靈的根源

上述問題表現出了一種奇怪的混合：市場失靈的同時政府也不靈。市場失靈有一個相同的重要來源，那就是不完善信息和不完全市場。中國因為多個地方政府成為資源配置的主體，導致各地產業結構重復雷同；而這成千上萬個企業做出的生產決定，造成了重復生產與無效率。而不完善信息與不完善市場問題同樣是政府不靈的一個重要根源，最后導致政府為社會提供了大量的負供給。從1993年加強宏觀調控以來，中央政府干預經濟的力度不斷加強。不斷加強調控力度的原因基于兩點：一方面，政府高估了直接調控的力量；另一方面，政府也低估了間接調控的力量。但直接調控要想獲得成功，不可或缺的因素就是調控者不僅要具備大量信息，即擁有決定做什么的信息；其次是還必須具備有效監管經濟過程的能力，包括有效監管經濟運作過程與經濟結果的能力。然而中國目前的狀態表明，無論是在獲得真實信息方面還是在事后監管經濟運作過程與經濟結果，都未能達到正常狀態。

首先是信息的嚴重失真。這方面首先包括政府部門統計數據的摻假失真。由于考核地方官員以經濟增長為主要指標，這就鼓勵了各地官員在統計數據上弄虛作假，以虛假信息來對付上級政府的考核，而中央往往根據這些層層上報的有嚴重水分的失真數據作出形勢判斷，并制訂相應的政策，這種政策供給的低效率可想而知。其次是一種出于部門利益驅動目的而提供的一種信息“負供給”，最危險的建議已被少數人當作可行方案提出來：如證券界部分人士認為增發貨幣維持股市的泡沫式增長會帶來一種財富效應。還有出于企業利益考慮提出的減免虧損企業的債務；出于財政考慮提出擴大貨幣發行量以緩解財政困難等等。而這些建議如當真被采納實行，則等于玩火自焚：減免虧損企業債務等于徹底摧毀社會的道德信用堤壩，既然拖欠銀行的錢可以獲得減免，那么今后所有的借款者都可以采用這種逃債的方式規避銀行債務，銀行的信用鏈條將會因此斷裂；提出依靠增發大量貨幣來緩解中央財政困難的建議如若不是缺乏經濟史方面的常識，就是對社會缺乏應有的責任感，這一政策的目的無非是為了打通中央財政與中央銀行這兩只錢袋，卻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中央政府的財政困難，絕大多數國家的中央財政從來都是困難的，如最富有的美國政府都只能通過赤字財政來維持開支，并依靠發展經濟與合理地擴大稅基，而不是靠從其“中央銀行”這只口袋過量攫取來滿足財政的無止境需求。更何況中國的中央政府現在還承擔投資者主體的大量責任，其對資金的需求幾乎沒有限量，在這種情況下，建議打通中央銀行這只口袋，讓其不受限制地向中央政府供應貨幣是非常危險的政策建議。信息的虛假供給，還由于某些政府主管部門政策不當的鼓勵。

其次是政府事實上對經濟過程的監管及事后監督欠缺力度。改革開放以來，政府行為的一大特點可以概括為權力市場化與政府行為企業化。各級政府官員現在都將自己手中的公共權力視為一種稀缺資源，將前來辦事的公民視為“客戶”，以各種手段迫使客戶進行“權錢交換”。而疊床架屋式的反貪機構的膨脹根本趕不上貪污腐敗行為膨脹的速度，運動式的反貪污也早已出現邊際效益下降的現象：反貪污腐敗的口號越響亮，貪污腐敗的數額越大，卷入腐敗丑聞的高官越多，所謂“陽光法”幾乎處于虛設狀態，這一點已從經濟犯罪案件的直線上升得到證明。這種情況下，根本不能指望政府還能對經濟過程及其結果進行有效監督。

中國經濟的反市場化特征由此形成。政府對社會的供給已出現了這樣的情況：“正供給”——如政令的下達、改革措施的執行、法律對社會的約束等等，均處于一種無效率狀態，造成了“軟政權化”的局面，而與此同時，各種“負供給”卻呈不斷增大并強化的趨勢。對于官員們個人來說，在這種格局中，個人品質已不是決定其行為的決定因素。

根據世界經驗，在所有的發展中國家，決策者基本上全憑歷史積淀和個人的從政經驗（政治傾向）來處理有關問題，他們比較喜歡聽從有關經濟改革的建議，對任何有關政治體制改革的建議則不太感興趣。中國的改革指導思想是“摸著石頭過河”，而到了90年代以后，改革其實已經到了揚子江，早已摸不著“石頭”，決策者也根本無法憑借制度的歷史積淀與個人的從政經驗來解決問題。解決社會問題的前提是正確認識社會，而政府部門層級之間那種嚴重扭曲的信息負供給，造成人們無法正確理解社會，把握環境，于是出現了在市場失靈的地方，政府也失靈的雙重失靈現象。

政府改革為什么勢在必行？

從短期來說，改善經濟運行狀況可以采取一些措施，如逐步加強競爭以改善公共產品的供給狀況，形成消費者主權；降低房地產價格，讓百姓以6～8年的家庭年收入即可購買一套小康水平的住房，以部分房地產商破產的代價消除政策性陷阱，化解銀行危機，以解決特殊國情、特殊過剩的問題。但從長遠來看，最重要的問題則是政府作為投資主體的局面應該盡快結束，而這已不是經濟領域內作文章可解決問題的事情。它與政府改革有直接關系。

世界范圍內對政府作用的重新思考，始于80年代中后期。引起人們思考的原因主要是幾個：前蘇聯、東歐國家“指令－控制型”經濟的崩潰；發達國家（亦即福利國家）的財政危機；東南亞國家經濟奇跡的興起（現在則要加上“奇跡”的破滅）。

在這些反差極大的現象背后，其實就是政府在現代社會中的有效性問題。可以說，現在大家已基本上承認這一事實：沒有一個有效的政府，不論是經濟的還是社會的可持續發展都是不可能實現的。但是世界在變化，有關政府職能的要求也在變化。凱恩斯主義的最大成就是促使人們認識到一點：國家在經濟與社會發展中的中心地位，不是作為經濟增長的直接提供者，而是作為合作者、催化劑和促進者。至于有效的政府應該包括哪些內容，卻因為每一國家所擁有的人口、資源、歷史文化、政治傳承等各自的淵源不同而很不一樣。如美國的民主政治要原封不動地用到亞洲國家來可能會失效；而亞洲的專制政體也不能用來統治歐美國家。但不管是哪一個現代國家的政府，都面臨一個共同的問題，那就是在經濟發展成為世界主流時，得向民眾拿出可持續發展方略，消除貧困，達到社會的長治久安。在發達國家里，政府對經濟與社會發展的主導干預措施主要是針對市場失靈；而在發展中國家，政府作用則要大得多，因為這些國家就連基礎性的公共物品，如財產權的保護、道路的建設、基礎醫療保健與基礎教育都無法提供（或是提供的公共物品質量不斷下降），從而形成一種惡性循環：由于政府官員貪污腐敗，公共服務質量惡化，人民與企業相應采取種種措施逃避稅收，進而導致公共服務質量進一步惡化，進入一種“馬太效應”式的惡性循環。

世界銀行組織專家經過認真研究，提出了如何提高政府有效性的兩階段進程。第一階段有兩個步驟：首先，政府必須將它所具有的能力集中于它能夠完成而且應該完成的任務上，即集中于基礎性工作，這些工作包括建立法律基礎，保持非扭曲性的政策環境（包括宏觀經濟的穩定），投資于基本的社會服務與基礎設施，通過與 工商界和市民社會達成合作關系而提高政府有限的能力——專家們對世界上69個國家的企業家的調查顯示，許多政府在履行其核心職能方面相當不稱職：它們不能保護法律與秩序，不能保護財產權，而且在法規與政策的運用上沒有預見性。投資者認為這種類型的政府不可信，它所導致的結果就是投資和增長受損。一些國家現在正在利用公眾輿論的力量，使法規更具有靈活性，應用政府自我管理機制，選擇有效的以市場為基礎的工具等，使投資軟環境得到改善——其次則是讓競爭性的私人企業參與公共部門的活動。人們越來越認識到，在許多國家中，社會服務和其他商品及服務由公共機構作為壟斷性的提供者來提供，不可能產生很好的結果。一些政府開始將基礎設施和服務的融資與它們的運營和提供區分開，并將公共事業中的競爭性部門與壟斷部門分開。

第二個階段則是重振政府機構的活力。這方面可以利用三個基本的激勵機制：一、有效的法律與限制措施。在許多發展中國家，立法機構和司法機構對執行機構的監督相當薄弱，目標的設定與完成這些目標所需政策之間的聯系比較混亂。而發展中國家的一般通病是制定法律比較容易，執行起來卻相當困難。但一個國家要想建設成法治國家，它就必須實施自己制定的法律法規。提高公共部門活力的任何有效戰略，其主要途徑就是通過縮減隨意性的權力來減少腐敗的機會。二、將政府置于更激烈的競爭之下，如通過聘用制度的改革、建立基于個人才干的內部晉升制度，等等，以便在公務員中促進競爭；在公共物品和服務的提供上加強競爭。三、使政府和人民保持更密切的聯系，如使人民獲得發言權、讓人民有更廣泛參與政治經濟生活的正常管道、謹慎地下放權力等。

發達國家可以提供有效政府促使社會經濟良性發展的例證，用經濟學的語言來概括，這些國家的政府向社會提供了“正供給”；而陷入貧困與發展不足等一系列惡性循環的國家和地區則提供低效能政府影響經濟發展的具體例證，換言之，這些國家與地區的政府向社會提供了大量的“負供給”。從這方面來說，世界各國尤其是前社會主義國家在重建政府作用方面確實面臨重大挑戰。但答案是明顯的：改革有風險，而不改革要付出的社會代價可能更大。

中國經濟論文:中國經濟法是改革開放思想路線的產物

經濟法概念是由國外引進來的，但絕非簡單的舶來品，它的產生和發展有著深厚的社會根基。在國外早有這方面的立法和理論研究，但在1978年前，我們都不知道經濟法為何物。一些人對它不了解、也不理解，原因是多方面的。這和我們受大陸法系思想影響，過度地在調整對象上的部門之爭有關；和經濟法理論尚處于發展階段而帶來的幼稚、粗糙及自身不統一有關；也和一些同志對經濟法并未認真地研究就予以輕率的蔑視和簡單地否定有關。用傳統的大陸法系的理論和方法是很難理解經濟法的。如果我們撇開簡單化的部門、“領地”之爭，從經濟法的產生形成的社會經濟根源、國家職能變革，以及法律、法學自身調整功能發展的歷史，去認識和研究經濟法，就會得出一系列全新的結論。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各個法律學科都得到了革新和發展，經濟法的出現，更是法律、法學領域內的一次突破、一場革命。有些同志總是批評經濟法“保守”，是“計劃經濟的法”，是維護舊的政企不分管理體制的法。這些看法都是看顛倒了，應該把顛倒了的再顛倒過來。其實，經濟法在我國的出現，才正是“思想解放、實事求是”的結果。那些創建中國經濟法學的人是在法律、法學領域內進行著一場思想大解放和現代化的改革，是革新而非保守，是前進而非倒退。如果我們仍然承襲西方的公法與私法截然劃分的傳統體系；如果我們囿于“縱向經濟關系歸行政法，橫向經濟關系歸民法，內部經濟關系歸勞動法”的傳統格局而不敢動其分毫；如果我們也一切唯古、唯外、唯本本，那么，中國經濟法是根本不可能產生的。

大陸法系在法律、法學的歷史發展上的貢獻是巨大的，功不可沒。現在看來，仍然有著重要的法律價值和不少的法理精華。原有的法律、法學部門包括新興的經濟法都仍然應該研究它、運用它。但也必須看到，主要發源于歐洲大陸，成熟于自由資本主義階段的大陸法系，其不少理論觀點和方法已不適應現代市場經濟關系的實際和需要。它應該也必須有所改革，有所前進。這在全世界范圍來說都應如此。在我國更不可簡單地將大陸法系（以及英美法系）作為評斷我們法學理論是非和法制工作成敗的標準。

經濟法的出現，至少在以下十個方面對傳統法律、法學有所突破，有所發展。

一、把法律、法學與經濟直接地、密切地結合起來。傳統法學理論多半在原則上和抽象意義上談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的關系，民法也只在微觀上滲入到經濟領域。經濟法的出現使法與經濟實現全面、整體的結合，使法對經濟的作用大大加強，更有力地為經濟基礎服務。

二、突破了公法與私法絕對劃分的界限。經濟法是在西方“私法公法化” 和東方的一定程度上的“公法私法化”過程中產生的，是公法與私法在一定范圍內相互滲透、相互結合的產物，它既非私法，也非“純粹”的公法，是“以公為主，公私兼顧”的第三法域，是在公法與私法之間進行平衡協調的“社會經濟法。”

三、正確解決了國家與市場的關系問題。經濟法在西方突破了國家不干預市場經濟的傳統觀點，實現了國家對經濟生活的干預、參與和管理的歷史過程。在我國情況正好相反，我們已經實現了國家對經濟生活的直接的、全面的和過度的干預和管理，所以，中國經濟法的任務是要解決國家干預過多、市場無法自轉的體制問題。因此，不能照搬西方經濟法早期的“國家干預說”，不能簡單地說“經濟法是國家之手的法”。其實，無論是西方的資本主義經濟法，還是東方的中國社會主義經濟法，都是在“國家之手”與“市場之手”結合協調中產生的，都是兩只手的產物，只有一只手是不可能產生現代經濟法的。只有“市場之手”，產生和起主導作用的只能是民法；只有“國家之手”，產生和起主導作用的只能是行政法或實質上是行政法的“經濟行政法”。經濟法的“雙手說”，解決了現代經濟法兩家產生、形成的共同規律問題，也為現代社會正確處理國家與市場的關系問題奠定了科學的理論基礎。

四、在調整對象理論上，突破了傳統理論中一個法律部門只能調整一種社會關系的“一對一”觀點，提出“一個法律部門不一定就只能調整一種社會關系，一種社會關系也不一定就只能由一個法律部門調整”的主張。經濟法認為，在現代社會，尤其在經濟領域，由于經濟關系復雜多變、相互交錯；也由于法律、法學自身的變化，因此，一個法律部門可以調整兩種或兩種以上的相互聯系和相互轉化的社會關系；一種社會關系也可以由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法律部門從不同層次上，運用不同的方法去調整。此種見解主要是就經濟、民事關系而言的。刑法是典型的‘一對一“調整模式，所調整的關系在實質上不應混淆，但其調整方法卻可由有關的經濟法規規定和運用。

五、突破了國家身份的“一重說”（行政管理者）和“二重說”（行政管理者、國有資產所有者）提出國家身份“三重說”（行政管理者、經濟管理者、國有資產所有者）、“三種職能說”（行政管理職能、經濟管理職能、國有資產所有者職能）以及“三次權利分離說”（行政管理權與經濟管理權相分離，經濟管理權與所有權相分離，國家所有權與企業經營權或法人財產權相分離）。將經濟管理關系從行政管理關系剝離出來，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目標之一，也是經濟法調整對象理論的基石。經濟管理關系與行政管理關系有相同處和相通處。經濟管理關系具有一定的行政管理性質（上下層次性），有時也運用行政方法，但兩者有著基本區別。經濟管理關系本質上是一種物質利益關系，是對物質利益實體進行管理的關系，必須承認被管理的相對方（經濟組織等），是有著自己獨立利益的經濟實體。在經濟管理法律關系中，國家

機關和經濟組織，都既是權利主體，也是義務主體。國家機關仍然可以發號施令，依法行政，但必須對相對方的經濟組織承擔義務和責任；經濟組織應依法接受領導和管理，但也有權對上級國家機關主張自己的權利，保護自己的利益。這種經濟管理關系主要應運用經濟手段、法律手段管理，而不能以行政命令為主……這些都不同于行政管理關系。

六、突破了“法律只調整社會關系（人際關系、外部關系）”的觀點，提出“法也調整那些有著共性的和重要意義的經濟組織內部關系”的理論。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的三個內部條例、《公司法》以及一系列財務、會計規則，都是這一理論的法律依據。在現代社會，國家基于社會利益的需要，必須以法律手段對企業公司的“后院”，進行必要的、直接的管理和監督。這表明法律調整范圍的擴大和調整功能的加強。當然，對此應嚴格限定，不可把企業管死，企業大量的內部關系仍應由其內部章程調整。

七、提出了“經濟法主體”概念，給縱、橫、內部各類經濟關系中的各種組織以一個統一的主體資格。若能運用于立法、將可能解決現行法律、法規中許多模糊、疏漏之處，也有助于司法審判中訴訟主體的認定。如《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法》及《轉機條例》都規定了企業和政府的關系，這是一種縱向經濟管理關系。在此種關系中的企業應屬何種法律主體，上述法律和法規均未明確。很顯然，叫行政法主體不行，叫法人更不可，因為企業不能以法人身份和政府發生關系；叫企業也不可取，因為“企業”不是法律主體概念。再如，《經濟合同法》等幾個法規定的“其他經濟組織”，又屬何種法律主體，很顯然，它不是法人，但也不是合伙。諸如此類問題甚多，我們的立法不應再這樣“模糊”下去！經濟法主體涵蓋了“內部組織”，這也是對法學理論和法制實踐的一個突破。傳統理論是根本不承認內部組織有任何主體資格的，但是，從經濟法所調整的內部經濟理論中已經必然引伸出內部組織主體的概念。現行立法實踐中將繼續會出現這類問題。如兩個銀行法中的分行、支行，都應屬內部組織，法規將會給予它們以統一、明確的規定。只稱之為“分支機構”，由銀行內部章程調整是不夠的，無法滿足其地位和活動的需要。

八、突破了“法只是打官司”的觀點。持此狹隘觀點的人可能已不多，但我們的法學教育中許多方面仍然突出著這種傾向。法律是要“秋后算帳”的，法律也是要為打官司服務的。但這只是法律功能的一部分，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還將可能有所縮小。經濟法是天然的法系統工程，其系統調整的思想，將法律調整功能貫穿于經濟活動的全過程，在經濟糾紛、經濟違法事件發生之前即發揮作用。通過管理、監督、引導、指導，確立法律關系，保障依法運行，使經濟糾紛和經濟違法案件不發生、少發生，這對國家、對社會、對當事人，對有關方面都是有利的。經濟法當然也要“治于已然”，但更著重“防于未然”。其實，我們當前正在大力推行的“依法治國”的方針，其重點也不是依法追究責任，而主要是指導、引導經濟關系的依法確立，依法運行。我國的《產品質量法》不同于西方的產品責任法的重大區別就在于它不是單純的產品責任追究法，而是將其包括在內的產品質量管理法與產品責任法的統一體。加強質量管理，將產品質量糾紛消滅在其產生之前，這正是我國產品質量法較之西方的產品責任法更為先進的地方。

九、突破了“法只是確認、鞏固已有權益”的觀點，將法律調整的功能向前、向未來延伸。經濟法是發展之法，是未來之法。經濟法體系中的許多部門法都既調整著當前現實的經濟關系，確認和保護著當前各類主體的合法權益，也為未來的社會經濟發展創造基礎條件，保護必要資源，如計劃法、基本建設法、產業政策法、可持續發展法等等，經濟法的這種功能是任何其他法律部門都不能取代的。我們還可以由此看出，那些主張反壟斷法是經濟法的核心的觀點，是沒有全面觀察經濟法體系，沒有看到經濟法的超前引導功能的。

十、提出了在傳統法學理論中從未提出的“社會責任本位”和“責、權、利、效益相統一”的原則。行政法是“行政權力本位”，民法是“個體權利本位”，在它們各自的領域內是正確的。它們在對待國家與企業的關系上是都有側重的。經濟法則是“社會責任本位”。社會責任本位實質上是社會利益本位在法律、法學上的表現。由于在現代社會中，國家在形式上或實質上代表著社會整體，所以經濟法絕不忽視國家在現代經濟生活中的重要地位，甚至是主導的作用。但也必須看到國家利益（主要表現為政府利益）與社會整體利益并不總是一致的和等同的（特別在資本主義國家，不可能存在統一的整體利益，資產階級政府在一些方面也代表著社會，但其整體利益更多是體現資產階級的整體利益）。經濟法也絕不漠視企業、公司等經濟組織在現代市場經濟中的主體地位和基礎作用，絕不把企業視為完全被動的附庸組織和義務主體，尤其在中國更是如此，中國經濟法不能沒有企業。在國家與企業的關系上，經濟法是既保護它們應有的地位和權益，又限制它們權利（力）的濫用和對對方的侵犯。無論國家機關，還是社會組織；無論它們是處在縱向經濟關系中，還是處在橫向經濟關系時，都應以社會為本，對社會負責，即都要對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經濟效益的提高負責，實現平衡協調共同發展。

經濟法還有許多理論問題仍需要繼續探討，只要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方針，中國經濟法學還會進一步的繁榮和發展。我們熱切希望得到各個法律部門的扶持與幫助。任何一個學科的發展，都是我們國家法律、法學的加強，都是我們民族的光榮和驕傲。讓我們高舉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光輝思想旗幟，緊密結合中國國情，進一步解放思想，共同努力，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新中華法系。

劉文華

中國經濟論文:對中國經濟包容性增長的基本原則及路徑探究

改革開放以來,包容性增長作為一種新型詞匯,出現的頻率越來越高。包容性增長代表著一種全新的經濟增長觀,為經濟發展提供了一種全新的價值判斷。隨著經濟改革的不斷深入和發展,經濟的包容性增長問題引起了人們越來越廣泛的關注。在這種形勢下,中國作為世界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必然要走上一條包容性增長的道路,這是世界經濟發展的必然要求。然而,中國經濟改革畢竟處于起步階段,要實現經濟的包容性增長,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可見,如何探索包容性增長的新路徑,是中國經濟發展應當認真應對的重點課題與難點課題。本文從基本原則和路徑轉型兩個維度,對該問題進行了深入地分析與探究,以期提供一些參考。

中國經濟包容性增長的基本原則

包容性增長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必經之路。但是,中國經濟的包容性增長絕不是一日之功,而要為之付出艱辛的努力。除了建立健全相應的制度以外,構建價值判斷新模式也是必不可少的。對于中國經濟的包容性增長來說,價值判斷對其具有重要的引導價值,會產生深遠的、深刻的影響。為此,中國經濟的包容性增長要堅持以下基本原則:

(一)堅持經濟增長與社會發展和諧統一的原則

非包容性增長與包容性增長是一對辯證性的詞匯。在以前,中國經濟走的是一條非包容性增長的道路,其主要目標是狹隘的經濟增長,GDP是衡量經濟增長的唯一指標。同時,在這種增長模式下,中國經濟陷入了“重效率而輕公平,重眼前利益而輕長遠利益,重經濟增長而輕社會進步”的誤區。可見,非包容性增長經常帶來的是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的不一致。為此,包容性增長要摒棄這種錯誤的趨勢,真正堅持經濟增長與社會發展和諧統一的原則,使中國經濟走上一條持續、健康、快速發展的道路。包容性增長認為,衡量經濟增長質量的因素有很多,社會發展狀況就是其中必不可少的因素。也就是說,在包容性增長模式下,經濟增長與社會發展是相輔相成的關系。

具體而言,經濟增長是社會發展的前提和基礎。如果沒有一定的物質基礎作保障,社會就很難得到很好地發展。與此同時,社會發展是經濟增長的條件和保證。進一步講,如果社會發展受到遏制,經濟增長就很難保證其持續性和實效性。因此,中國經濟增長必須走一條社會發展與經濟增長和諧一致的道路,而這正是包容性增長所必須堅持的首要原則。

(二)堅持經濟增長成果惠及全體勞動者的原則

包容性增長不僅指經濟高數量的增長,而且指經濟高質量的增長,使經濟增長成果惠及到廣大勞動者。之所以這樣說,一方面是因為它與改善勞動者的生活福利有關,另一方面是因為它與激發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有關。伴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包容性增長給全體勞動者帶來的福音愈發突出。例如,近些年,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越來越高,勞動者的社會福利水平得到不斷改善。同時,工資總額占GDP的比重也在不斷加大,收入分配公平系數得到不斷提高。這充分說明,中國經濟的包容性增長,其成果必須惠及全體勞動者,這既是一項基本要求,也是一項基本原則。

(三)堅持經濟增長與社會福利同步增長的原則

經濟增長與社會福利增長就好比是個跳板,需要在兩者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這樣才能實現兩者的協調發展。具體而言,既不能片面地強調經濟增長而忽視社會福利的增長;同時,也不能片面地強調社會福利增長而忽視經濟增長。包容性增長可以解決兩者間的平衡問題,為兩者提供一個完美的平衡點。也就是說,包容性增長堅持經濟增長與社會福利同步增長的基本原則,這是實現中國經濟更好更快發展的必然選擇。在現實中,經濟的高增長并不一定代表著貧困的減少。兩者之間要想發生聯系,還需要一定的條件。在這種情況下,包容性增長很好地起到了橋梁和紐帶的作用。伴隨著包容性增長的提高,貧困發生率在不斷減少,絕對貧困的人數和比重也在不斷降低。因此,中國經濟的包容性增長,必須堅持經濟與社會福利同步增長的原則,這既體現了包容性增長的民生本位思想,也體現了包容性的內涵和真諦。

(四)堅持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原則

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原則是中國經濟包容性增長必須始終貫徹的基本原則,這是長期實踐得出的正確結論。本文所說的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主要包含這樣幾層含義:首先,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要全面、協調、可持續。一方面,社會進步要以經濟發展為基礎和前提,需要經濟發展為其提供必要的物質積累;另一方面,經濟發展的目的是推動社會進步,需要社會進步為其提供客觀的條件支撐。其次,物質與精神要全面、協調、可持續。改革開放以后,廣大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較以前有了質的飛躍。伴隨著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其對精神的需求也在不斷增長。無論是健康安全,還是精神文化和教育水平,都反映了廣大人民群眾的迫切的精神需求。最后,長期與短期要全面、協調、可持續。在包容性增長的環境下,人們對資源和環境的開發或利用必須是持久性的,既不能單純地追求眼前的利益而損害長遠的利益,也不能單純地追求當代人的利益而損害后代人的利益。中國經濟必須走一條長期與短期協調發展的道路。

(五)堅持人文終極關懷的原則

對于中國經濟增長來說,數量型增長與包容性增長發揮著不同的作用,這與它們倡導的終極關懷有著本質的聯系。就數量型增長來說,其倡導的終極關懷是物質財富增長。在這種增長模式下,人只是經濟增長的手段。而包容性增長所倡導的終極關懷是人文關懷。在這種增長模式下,人是經濟增長的目的。通過長期的發展實踐證明,中國經濟包容性增長必須堅持人文終極關懷的原則。眾所周知,經濟增長的目的是實現人的全面發展。伴隨著經濟的迅猛發展,人的幸福感指數會不斷提高,兩者間的聯系在一定程度上是成正比的。但是,從另一個角度講,一個人的幸福感指數很高,并不一定代表著經濟的增長。這兩者間要產生直接的聯系,還要取決于經濟增長的方式。也就是說,要看經濟增長是否是以合法、合理的方式取得的,要看經濟增長能否真正地提高人民的生活質量。因此,在包容性增長模式下,中國經濟更加注重營造一個公平、公正、健康的增長環境。

中國經濟包容性增長的路徑轉型

包容性增長作為一種全新的增長理念,中國在踐行的過程中還要實現路徑的轉型。具體而言,其路徑轉型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一)經濟增長模式的轉型

總體來說,在包容性增長環境下,經濟增長模式要實現由“以物為本”向“以人為本”的轉變。在改革開放初期,中國一直奉行“以物為本”的經濟增長模式。雖然從某種程度上講,這種增長模式帶來了經濟發展的短期效用。但是,從長遠的角度講,這種增長模式并不適合中國的國情,不能給中國經濟帶來持久性的增長。換句話說,這種增長模式很難實現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以及人與人之間的協調發展。因此,中國必須盡快轉變這種傳統的經濟增長模式,實行“以人為本”的增長模式。首先,在內容方面,經濟增長要同時兼顧經濟目標與環境目標,切實保證各種經濟活動的生態合理性。其次,在衡量指標體系方面,經濟增長要通過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項具體的指標來衡量。最后,在結果方面,經濟增長要滿足時間和空間的不同需求,既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滿足后代人的需要,營造一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氛圍。

(二)經濟增長觀念的轉型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屢次創造發展奇跡。這不是一種偶然現象,而是各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例如,通過 宏觀和微觀的經濟體制改革,中國吸引外資的水平在不斷提高,進出口貿易額度不斷加大,直接加速了經濟增長的步伐。但是,任何事物都是一分為二的,經濟增長與經濟波動或經濟蕭條是同時存在的。尤其是在2009年的經濟危機的沖擊下,中國經濟陷入了艱難的境地。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迫切需要轉變經濟增長觀念,樹立科學的增長觀,為包容性增長提供合理、有效的引導。首先,包容性增長更強調共同富裕。在改革初期,中國奉行“先富論”。這種發展觀念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它有效地促進了中國經濟的發展;另一方面,它進一步拉大了貧富差距,給社會經濟的發展埋下了隱患。而包容性增長必須始終堅持并踐行共同富裕的理念。其次,包容性增長更強調和諧發展。在現實中,不能片面地認識改革開放帶來的影響。它在促進經濟增長的同時,也帶來了一些不和諧的問題。因此,包容性增長必須貫徹和落實和諧發展的理念。和諧發展,既包括制度的和諧,也包括社會的和諧,既包括利益的和諧,也包括思想意識的和諧。

(三)經濟增長制度的轉型

在實踐中,經濟增長制度轉型為包容性增長注入了新的活力。具體而言,這種轉型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正式制度方面的轉型。在改革初期,非包容性增長堅持以GDP為核心的政績考核制度,以及以增值稅為主的稅收制度。而包容性增長摒棄了這些傳統制度,建立了一套科學的制度體系。其次,非正式制度的轉型。包容性增長要建立倫理至善的增長倫理,實現社會與經濟的協調發展。在發展取向方面,社會發展與經濟增長要相輔相成、共同促進;在發展機制方面,要努力實現經濟增長目標的整體性、多樣性與復雜性。最后,制度環境的轉型。在實踐中,包容性增長要想取得成效,需要有一個和諧的制度環境。一方面,政府要充分發揮自身的管理職能,依靠經濟、行政、法律等手段,完善收入分配體制,防止收入差距拉大。另一方面,要建立健全社會保障制度,完善保險、醫療、住房等各項保障制度,使其符合包容性增長的基本要求。

(四)經濟發展戰略的轉型

經歷過一段時間的磨礪,中國逐漸步入新的階段,這為經濟發展帶來了新的契機。面對日益復雜的國內外環境,包容性增長要想與新階段要求相適應,充分抓住這個新的發展機遇,就必須創新一套嶄新的發展戰略。首先,在戰略思路方面,包容性增長要堅持“以促進經濟發展為原則、以人的發展為核心、以知識技術創新為動力”,以努力實現政治、經濟的現代化。其次,在戰略目標方面,包容性增長要努力實現由短期的、以GDP為核心的增長目標向長期的、以全面發展為核心的戰略目標。再次,在戰略創新方針方面,包容性增長要避免單純追求制度創新,而要積極追求綜合創新。最后,在戰略措施方面,包容性增長要轉變以前的“市場化”單一性路徑,實行“市場化”、“城市化”、“工業化”、“生態化”等綜合性路徑。

綜上所述,探索中國經濟包容性增長的新路徑是一項非常系統的工程。要想將該項工程做好,需要有一種務實的態度,并付出艱辛的努力。具體而言,要做好這樣幾項工作:首先,要對中國經濟包容性增長的基本原則有一個清晰的認識;其次,要對中國經濟包容性增長的路徑轉型進行一個全面的分析;最后,要采取各項切實有效的措施,增強轉型的實效性。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實現中國經濟的包容性增長,才能切實提高中國經濟的硬實力和軟實力。

中國經濟論文:中國經濟正式告別“八”時代

7月15日,國家統計局公布了上半年中國經濟的“半年報”數據。最引人注目的經濟增速定格于7.6%。其中,一季度增長7.7%,二季度增長7.5%。

對于7.6%這個數據,樂觀者認為二季度7.5%的增長好于預期,而悲觀者則認為經濟下行壓力依舊很大,中國經濟仍然沒有脫離硬著陸的風險等等。事實上,對于中國經濟數據的解讀,歷來分歧很大,特別是在今年上半年經濟持續放緩,多年的系統性的矛盾和問題不斷凸顯的情況下,一旦經濟增長低于8%,引發的對中國經濟看空的聲音就會異乎尋常的大。但是,對宏觀經濟的判斷,除了GDP增速之外,還有更多的衡量指標。比如,先看三駕馬車,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名義增長20.1%(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20.1%),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名義增長12.7%(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11.4%),進出口總額同比增長8.6%,雖然出口在經歷后兩個月的打假之后回歸正常,但整體上半年表現尚可;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9.3%,1-5月份,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利潤同比增長12.3%,上年同期為下降2.4%,前6個月的PMI也一直在50%的榮枯線以上,說明工業生產平穩;從就業來看,根據人社部的數據,上半年城鎮新增就業人員是700多萬人,農民工新增外出打工的人數是444萬人,而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的就業目標是900萬人,應該說,這是一個超預期的數字。以上的諸多指標說明,盡管經濟增速“只有”7.6%,但經濟運行平穩,衡量宏觀經濟的諸多指標處于良好的狀態。特別是,上半年這些數據的取得,是在中國經濟很多矛盾和問題顯現,高層下決心調結構,以及全球經濟極其復雜和不確定的情況下取得的。

然而,對于上半年中國經濟的表現,看空者依然居多。對于7.6%的增長,之所以引發悲觀情緒,原因不外乎三:一是相當一部分人具有強烈的根深蒂固的“保八”思維和情結,只要經濟增速低于8%,他們就會認為宏觀經濟跌破“榮枯線”。事實上,在歷經30多年的高增長之后,中國經濟受資源、環境等等一系列因素的影響,潛在增長率的下降已經成為一個不爭的事實。對于中國經濟而言,未來10年如果能夠保持7%左右的增長,已經非常了不起。正因為此,新一屆政府一再強調更關注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收入分配。但對一個習慣了飆車的人而言,一下子坐在正常行駛的車里,還真有點不習慣。其二,近年來,對于中國經濟的判斷,利益代言人頗多,特別是投行,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習慣于從看空的角度解讀數據,并影響政策。其三,全球經濟,特別是新興市場上半年經濟增長乏力,世界銀行的最新一期《全球經濟展望》報告,將2013年全球經濟增速下調為2.2%,將中國經濟增速下調為7.7%。

作為全球經濟增長引擎的中國經濟,上半年的表現也低于很多市場人士的預期,制造業的先行指標PMI在6月份為50.1%,創下7個月以來的新低,中小企業的PMI甚至已連續15個月位于臨界線以下。外貿形勢錯綜復雜,在嚴厲打擊虛假的貿易行為的措施出臺滯后,6月份進出口數據大幅下挫,出口同比下跌3.1%,外貿形勢極為嚴峻。

在這種情況下,看空中國經濟在情緒上可以理解,但并不符合中國經濟的實際。以創造了新詞“經濟學”的巴克萊銀行的觀點為例,該行將中國經濟的未來增速預測為驚人的3‰就是一個很典型的“硬著陸”的例子。但事實上,關于中國經濟增速的下滑,共識已經遠遠多于分歧,大多認為在資源壓力、人口紅利以及經濟發展的邊際效應都趨減的情況下,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的下滑是一個必然的趨勢。但是,經濟潛在增長率的下降,并不意味著經濟增速可以下滑至3%的水平。很顯然,這是一個災難性的的數字。

面對外界的恐慌和爭議,總理最近三次提及穩增長,特別是在7月9日主持召開部分省區經濟形勢座談會時,明確提出要使經濟運行處于合理區間,經濟增長率、就業水平等不滑出“下限”,物價漲幅等不超出“上限”。其實,克強總理所言的“上限”和“下限”并不難猜測。年初政府制定的7.5%的增長目標、900萬人的就業以及3.5%的通脹是宏觀政策的三個“觸發點”,如果經濟增速不低于7.5%。不出現大規模的失業和嚴重的通脹,政府的調結構和促改革的努力不會停止;最后,對于中國經濟而言,破解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深層次矛盾的關鍵仍然是推動改革,打造中國經濟的3.0升級版,這將是“經濟學”的核心。

中國經濟論文:關于中國經濟增長趨勢的三個判斷

今年一季度，中國經濟出現了幾年來前所未有的高增長，海灣戰爭和突如其來的“SARS”，暫時轉移了人們探究這種高增長原因的興趣，然而6月份以來，海灣停戰，“SARS”退去，隨著6、7月份一系列統計數字的公布，中國正在出現一場關于中國宏觀經濟發展趨勢的爭論。起因在于，這些數字似乎顯示出彼此矛盾的趨勢：從經濟增長與貨幣增長速度看，經濟正在走向“過熱”，而從市場、物價和就業形勢看，經濟走勢又仍然趨“冷”，那么對于宏觀調控當局來說，目前是應該踩“剎車”還是應該踩“油門”呢？下面筆者將對有關的三個方面提出一些判斷意見。

一、趨冷與趨熱

1993年國家實施宏觀調控以來，從1994年開始，連續8年中國經濟增長走低，物價形勢相應從通脹轉入通縮，今年以來出現的高增長，許多人把它看成是中國經濟進入又一高增長期的標志，特別是已經出現了較大面積的缺電現象，許多產業領域的投資也上得很猛，因此有人擔心可能出現類似改革開放以來曾經出現過的前三次過熱（1984～1985、1987～1988、1992～1993年），從宏觀調控看，需要適當剎車。

中國宏觀經濟運行8年走低，有兩方面重要的結構性原因。

第一，“二元結構”的影響，這是舊體制所導致的結構失衡問題。農村勞動力大量過剩，不能參與到城市現代經濟活動中去，導致收入低下，農村社會購買力嚴重不足，農村儲蓄又通過各種渠道流入城市，擴大了城市的投資和全社會的總供給能力，使市場供給與需求的夾縫更加狹小。1992年以來，城鄉收入差距加速拉開，是抑制中國經濟需求增長和物價走低的重要原因。從農村消費市場所占份額看，已從改革開放初期的67％，下降到1991年的48％和2002年的37％。所以，13億人口，9億農民的問題不解決，中國的社會總供給大于總需求的狀況就不可能從根本上改變。

第二，收入分配結構變化。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已經進行了25年，市場經濟早已在經濟運行中確立了主體地位，改革也導致了社會分配關系的深刻變化。據有關研究，在改革之初，中國的“吉尼”系數只有0?23，到90年代初期剛剛超過0?3，而目前已超過0?45。對比美國，上世紀70年代才0?36，90年代初期才超過0?4，90年代末期才達到0?45，而在這個水平，美國只占5％的少數富人，已經集中了三分之二以上的社會財富。中國當代社會的財富集中度目前還沒有具體統計，但可以肯定的是，由于收入分配差距顯著拉大，會出現現代市場經濟的通病，就是儲蓄過度與投資不足，從而導致經濟進入長期的總供給大于總需求的趨勢，這也可與當前居民儲蓄大增和消費品供應普遍過剩的情況相印證。

當然，這不是說市場經濟就沒有過熱和通脹問題，但從國際經驗看，日本從戰后到70年代中期完成工業化共出現過7次過熱，都是因為國際收支失衡需要進行緊縮，至于發達國家的通脹問題，則常常是和經濟衰退所導致的過度財政擴張有關。對目前的中國來說，國際收支順差很大，又有很多外匯儲備，就沒必要考慮“剎車”。

總之，從以上兩方面看，導致中國經濟連續8年走低的大的結構失衡背景并沒有發生變化，實際上，對中國經濟更需要擔心的是，在中長期內如何對付因需求不足所導致的增長乏力問題，以及由此所導致的通縮。

但是，中國經濟畢竟出現了顯著快于前幾年的增長速度，這是什么原因呢？還是與收入分配結構變化，出現了一批高收入家庭有關。據有關資料估計，中國目前年人均收入在3千美元以上的人口，約占總人口的十分之一，也就是說中國已經有1?3億人口，大約4千萬個家庭步入中等收入國家的水平。這些家庭的財產積累和年收入水平，已經使他們開始進入了住宅和汽車消費時代。目前高速增長的幾大產業，無不與這些高收入家庭的消費有關，就是與住宅和汽車的消費需求增長有關。以汽車為例，1991年汽車工業在制造業中的排名還在第15位，2001年上升到第8位，今年上半年已經排到第5位。汽車和住宅消費的增長又強勁拉動了鋼鐵、機械、電子、化工、建材等產業的增長與投資。2002年，中國的私人轎車社會保有量約500萬臺，對4千萬個高收入家庭來說，轎車擁有率不過才12?5％，離發達國家高收入人口的轎車擁有率還差得很遠，如果這4千萬個家庭到2010年轎車擁有率上升到75％，未來8年就需要增加2500萬臺，年均增加300萬臺，汽車的年均銷售增長率就可以達到30％。再加上住宅的拉動，中國經濟在2010年以前保持年均9％的增長速度應該是沒有問題的，更何況每年進入高收入家庭的人口還會與經濟增長同步增加，? ?010年可能再增加1?1億高收入人口和3600萬個高收入家庭。

只占10％的高收入人口可能拉動中國經濟出現近10年的高增長嗎？答案是肯定的。1984～1988年間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超過15％，就是當時總數不到3億人口，只占總人口25％的城市人口的家用電器消費拉動的。家用電器是千元單件級產品，而住宅和汽車是10萬元單件級產品，怎么能拉不動呢？()

但是這種增長仍不會改變總體上供過于求的平衡狀況，因為90％的人口還沒有進入到這個檔次的消費過程，實際上是以全社會的資源，保了只占10％人口的高消費，這與1985～1988年城市人口的主體都進入家電消費時代是不同的。

目前有許多關于投資過多的擔心，比如擔心鋼鐵和電解鋁工業的投資過多。許多人總習慣用國外某些國家曾經達到過的產量歷史高度來看中國，認為目前已經大大超過了一些發達國家歷史上的最高水平，這就是“過熱”。但是不要忘記，中國是一個有13億、將來還會增加到15～16億人口的大國，工業發達國家的歷史經驗表明，要完成工業化，人均至少要一噸鋼，就是考慮到技術進步和新型原材料的替代，中國未來30年內要實現工業化，至少也要7億噸鋼，對比現在的2億噸生產能力是遠遠不夠的。如果中國的經濟增長已經達到9％，鋼產量增長已經達到15％，支持中國經濟增長的國內與國際的資金和資源還有利用潛力，我們就沒有必要擔心投資過度問題，就沒有必要“踩剎車”。

中國經濟增長今年可能會超過8?5％，接近9％，明年的趨勢如何呢？

首先，投資不會掉下來。住宅和汽車這些10萬元級產品，都具有產業鏈條長和引致投資多的特點，會在一個長周期內引發以投資帶動增長和以重工業主導增長的態勢。日本學者把這稱之為“高壓”增長方式，在日本工業起飛過程中，這種增長方式持續了20年之久，中國由于人口多和城鄉“二元結構”問題，工業起飛持續的時間會更長，以投資帶動增長的模式持續時間也會更長一些，在這期間，投資增長也會有周期性波動，但中國投資高峰是剛剛到來，我認為至少在今后5年都會處在持續高漲期內。從上屆政府就開始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意在啟動民間投資需求，但民間投資始終沒有跟進，是因為汽車和住宅消費還沒有形成氣候，沒有市場需求，今年以來，民間投資增長已經呈現高增長勢頭，在市場需求帶動下，也不會馬上停下來。而若民間投資保持高漲，積極的財政政策也可以考慮“淡出”，或是改變使用方向。()

今年的出口增長比較快，許多人認為由于今年基數比較高，明年世界經濟，特別是美國經濟也不夠好，明年的出口不會有象今年的高增長。 我認為明年的出口增長率還會是較高水平，可能不會低于20％，甚至更高。美國目前是供給不足經濟，政府、企業和私人部門的任何債務增加，都會直接導致進口的增長。美國今年由于海灣戰爭和減稅，財政赤字可能要增加2000億美元，這會導致貿易赤字相應增加2000億美元。美國經濟目前好就是企業和居民的需求增加，要增加進口，不好就是政府、企業和居民的債務增加，也要增加進口。美國7月份的消費需求突然上升了4?2％，大大超過各方面預期，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美國政府的減稅支票寄到了居民手里。美國政府的減稅效應主要體現在明年，預計政府的赤字明年還要增加，所以中國明年對美國的出口只會增，不會降。

至于消費增長，明年仍會保持平穩，不會有大的起伏。

如此，消費保持平穩而投資與出口繼續保持較高增長勢頭，明年的經濟增長率可能會高于今年，在9％左右。

目前的缺電問題，是由于前些年計劃安排過少，不是由于缺乏資金和生產能力。但世界各國在現代化過程中，基礎產業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都是一個互相適應，彼此追趕的過程，不能指責計劃缺乏預見性。只要不是象80年代那樣的資金、外匯和生產能力等“硬”約束，缺電問題2～3年內當能解決。

二、通脹與通縮

今年以來，消費物價始終在低位運行，生產資料價格一季度呈上漲趨勢，二季度卻又下來了。據商務部統計，上半年600種主要消費品絕大多數都是供給過剩，所以從商品供應方面看到的是“通縮”壓力。目前關于通脹的擔心，除了前面所說的經濟增長過快問題，主要是從貨幣方面說的，因為今年以來，出現了近年來少有的貨幣和貸款增長過快勢頭。1～6月，廣義貨幣的增長速度高達20?8％，為近年來最高，按年計劃，全年的貸款規模是1?8萬億元，但上半年就貸放了1?91萬億元，比全年計劃多，也超過了去年的全部新增額。

關于貸款投放過多問題，許多人認為是銀行的體制性原因，比如為了減少不良貸款比例而有意多貸，還有就是為了追求利潤。如果是銀行體制性原因造成了貸款增長過多倒不可怕，因為只要不是經濟增長中的真實需求吸納了貸款，頂多是貸款又變成存款，貨幣還在銀行體系內打轉，所擔心者是貸款真的放出去又變成了新的壞賬，或是流入資本市場變成資產泡沫。

中國的股市從2001年起一直走低，今年以來仍是如此，況且中國股市的可流通股僅占GDP的15％上下，與同等發展中國家平均60～80％的水平相差很遠，與發達國家100～200％的水平相差更遠，相比之下，中國股市就是有泡沫也遠沒有到值得擔心的程度，說中國今年的貨幣高增長又造成了新泡沫更是沒有依據。

更多的擔心是來自于房地產方面，因為今年的新增貸款中有70％以上是中長期貸款，而中國長期以來都是以短期貸款為主。但是應該注意，在市場經濟國家中，社會財富的三分之二是集中在房地產形態上，這是普遍現象，也說明在市場經濟中社會資金的流向，應該以房地產為主體。目前中國投向于房地產的貸款增速雖然也比較高，但根據有關資料，房地產貸款在全部貸款中所占的比重也只有20％，所以目前提出警惕房地產泡沫雖然也有意義，但說已經到了醞釀著危機的程度就有些過了。房地產業中目前最大的問題，可能是結構問題，即適應普通居民的房產開發項目過少了。還有關于央行今年121號文件的討論，是否應該限制高檔住宅商品房的購買？由于目前高檔房地產項目開發過度，應該限制的是新項目上馬，對已建成的項目也限制購買就難以理解。本來就供過于求，再限制購買不是把潛在的房地產泡沫變成現實的泡沫了嗎？中國已經出現了“富人”階層是社會現實，也是經濟體制改革的結果，你讓他有錢不能花，不僅限制了社會需求增長，也造成了已建成高檔房產資源的浪費。所以對中國的房地產業的發展應該有一個總體和長遠的眼光，而不應只從貸款增長過快這點出發就出臺許多限制措施。() ;

如果在當前既沒有實物價格的通脹壓力，也沒有資產價格的通脹壓力，我們似乎可以不必緊張通脹問題了，但是且慢，潛在的通脹壓力還是有的，而且十分巨大，是來自外匯儲備方面。

今年上半年，中國貿易順差只有45億美元，新吸納的直接投資只有303億美元，按往年規模，到位的外資總有一部分會用掉，大約占30％，也就是說上半年可以形成外匯儲備的只有250億美元左右，但是中國的外匯儲備卻增加了601億美元，即便算上還有約10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投資收益，還多出250億美元，就是目前議論最多的流入中國炒作人民幣升值的“熱錢”。大量外資涌入中國，在中國目前的“強制結匯制”下，迫使中國央行以外匯占款形式大量投放基礎貨幣，根據有關研究，中國基礎貨幣的“乘數”約為2?5，也有估計是3?5，就以2?5計算，今年上半年從外匯占款渠道投放的基礎貨幣在廣義貨幣形成中所占的比重，已高達60％以上，而90年代平均還不到30％。如果按3?5的乘數計算，則今年的廣義貨幣增量全部由央行收購外匯所形成，所以，目前外匯占款已成為基礎貨幣投放的主渠道，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今年以來，央行為了對沖外匯占款投放基礎貨幣的影響，進行了頻繁的貨幣正回購操作，以致于投空了手中所有的國庫卷，又不得不創造了投放央行票據的模式，僅7月一個月就投放了500億元的央行票據，但對兇猛涌入的外資來說，還是難以遏制住為收購外匯而投放基礎貨幣的勢頭。()

外匯儲備多了本來是一件好事，因為外匯可以代表一切資源的供給，為儲備外匯而投放基礎貨幣，即使在一段時間內會造成貨幣增長過多，形成通脹壓力，但只要使用外匯就可以對沖這種壓力。外匯儲備的風險僅在于所收購的外匯是否會貶值，由于中國的外匯儲備以美元為主，所有風險就集中在美元的走勢上。

前面已經說過，當代美國經濟早已轉入供給不足形態，標志就是已經有長達20年的貿易逆差，而且不斷擴大，所以從理論上講，對美出口所獲得的美元，已經不能從美國得到等值的商品，所以美元是個泡沫。而如果美元是泡沫，中國央行以其所創造的貨幣收購美元，與收購美元所對應的人民幣也是泡沫，就是泡沫化的美元導致泡沫化的人民幣。目前的泡沫化美元對人民幣的泡沫化還沒有產生直接影響，是因為美元有貨幣霸權，中國得到美元從美國拿不到等值的東西，但從其他國家可以拿得到，因為其他國家還接受美元，可是如果美元泡沫崩潰，美元泡沫就會導致真正的人民幣泡沫，因為其他國家將不再接受美元，中國為收購美元所多發的人民幣就失去了轉成實物的可能性。而美國的資產泡沫和美元泡沫都具有真實的崩潰前景，一旦走到這一步，中國的通貨膨脹就會難以抑制，國際金融與貨幣風暴就會對中國經濟的穩定產生強烈沖擊，這是我們現在就必須高度警惕的事情，要準備好對策。

三、動蕩與穩定

如果中國的實物運行鏈條與貨幣運行鏈條在當前都不會斷裂，還需要關注的就是社會穩定問題。因為中國自1998年以來，官方統計的失業率在不斷上升，今年上半年已經上升到4?1％。1998～2000年中國經濟仍在走低，失業率的上升好理解，問題是從去年開始經濟已經表露出上升勢頭，失業率還在上升，就是奇怪的事情了。我在去年曾寫了一篇文章，叫“亟待破解縮長之迷”，就是說的這個事情。

1996～2001年，我國總勞動人口增加了5078萬人，同期， 農業就業人口減少了45萬人，工業就業人口減少了2061萬人，即是說在近6年中新增的5000萬就業人口，和農業、工業部門減少的就業人口共計7200萬人都涌進了建筑與服務業。1996年以來，建筑業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幾乎沒有變化，就業只增加了350萬人，服務產業的產值比重雖然也上升了3?5個百分點，但是服務產業內增長最快的部門例如金融、房地產、通信、教育等領域就業人口的增長并不顯著，有的部門甚至有所減少，增加的就業主要集中在商業和餐飲、社會服務等領域，但這些領域的產值比重并沒有上升，甚至有所減少。在6年內，全部新增勞動人口和被農業與工業排擠出的人口達7000萬人以上，都涌入只占不到全部GDP20％的有數的幾個產業部門。2002年，中國勞動力又增加了715萬人，同期農業減少了487萬人，工業由于產值增長加快，吸納了224萬人，其余新增和農業轉移出的勞動力共978人仍然轉入了建筑與服務業，而這兩個產業部門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并沒有上升，反而下降了0?1個百分點。

只占總產出20％的產業部門，連續8年吸納了100％的新增勞動力和農業、工業部門排斥出的勞動力，這種就業結構是畸形的，在這些產業內部的就業情況也必定是不充分的，就是如此，還伴隨著失業率上升的現象。如果已經有超過8千萬人在不能充分就業的情況下工作，還有8百萬人口已經失去了工作，那么就是在非農經濟領域，已經有超過五分之一的勞動人口，不能夠分享中國經濟增長的成果，考慮到農業部門的落后情況，不能分享經濟增長成果的勞動人口就可能已經超過了一半。這是一件多么嚴重的事情！這種情況如果持續下去，肯定會成為社會動蕩的起因，經濟增長速度再高也會沒有意義，因為對超過一半的社會勞動者和他們的家庭來說，收入的增長日益落后于全社會的經濟增長，甚至是凈減少。()

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人看到了社會動蕩的前景，也看到了已經不能用單純促進經濟增長的辦法來保穩定，因為現在已與80年代和90年代前半期不同，只要保持了一定水平的經濟增長速度，就可以實現充分就業。所以有人提出，要從健全社會保障體制入手來解決社會的穩定機制問題。但就是解決了新增失業人口的失業保障問題，解決了新增城鎮低收入人口的最低生活保障問題，就能夠解決只有20％的產業部門能吸納勞動力這個結構失衡問題嗎？

另一方面，中國之所以可以在世界范圍內保持相對較高的增長速度，是得益于大量流入的外資和全球制造業向中國轉移的趨勢，而能夠形成這個良好趨勢的重要原因，除了中國低工資的優勢外，還因為中國的社會保障水平低，社保支出在產品成本中的比重微不足道，如果在中國的工業化遠沒有完成的時候就搞出較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中國的國際競爭優勢就會丟失，外資就會流向其他工資和社保成本低的地區。外資流入中國目前可以看到的最直接、也是最大的好處就是可以增加就業，如果因為提高社保水平而導致外資流入停滯，中國的經濟增長就會掉下來，就業就會更不充分，由此所形成的失業和居民收入問題，可能會比現在還嚴重。

所以，中國社會動蕩的潛在因素，不是中國的社保體系不健全，而是不能實現充分就業，這就必須解決只有20％的產業部門能夠容納就業的問題，而解決這個問題的關鍵就是推動城市化。

自改革開發初期中國就提出要調整經濟結構，近年來中國的經濟結構需要調整已經成為共識，但還是說得多，作得少，始終沒有大的動作。中國最大的結構矛盾是三次產業的就業結構與產值結構錯位，今年上半年，農業產值在三次產業結構中所占的比重已經下降到9％，但農業勞動力比重還占到50％。中國從產值比重的特征看已經是人均3000美元GDP的國家，但是從勞動力和農村人口比重看，還是典型的人均500美元以下國家的特征。產值比重代表社會供給能力，而勞動力比重則代表購買能力，如果社會的產出能力已經可以滿足人均3000美元國家的需求，而人口的主體還在農村，只能吸納人均500美元的產出，社會的總供給與總需求就始終面臨著巨大的供求差距，這就是中國會面臨長期通縮趨勢的原因，也是中國只有在出口帶動下才能實現經濟較高增長的原因。這個大的結構矛盾不解決，用其他什么辦法也難以化解由此產生的就業不足矛盾。為什么目前只有20％的產業部門能夠吸納勞動力？就是因為中國目前的高增長部門，都是面向出口的部門，和為滿足只有10％的富裕家庭需求而生產的部門，這些部門高度集中在電子、機械、冶金、化工等資金與技術密集型產業方面，這些產業在增長中只大量吸納資金與技術而較少需要勞動力。

我國城鄉人口的收入與消費支出差距大于3倍，城市化的直接結果就是高收入人口增加，而對剛剛進城的農民來說，最需要的是低檔次的勞動密集型消費品。如果有3億農村人口進城，即中國的城市化率超過50％，中國的消費品生產就需要比現在增加2倍，這就是市場和經濟增長。目前是城市有大量剩余資金，農村有大量剩余勞動力，從空間結構看是沿海有剩余資金而中、西部有剩余勞動力，有資金和勞動力就可以形成生產力，資金與勞動力不能完好結合是資源配置不合理，而解決資源配置不合理問題的關鍵，就是推進城市化。

農村人口進城，高收入人口增加不會提高工資成本，因為這是結構變化，不是人均工資上升，所以在中國推動大規模城市化過程中，不會導致喪失國際競爭力。

綜上所述，中國目前的經濟發展，總的來說是朝向好的方面，但也有不少需要盡快解決的問題，需要許多大的戰略舉措。只要我們認清了經濟運行的矛盾現實，就不會盲目樂觀與悲觀，也不會彷徨和猶豫，而是扎扎實實地去解決這些困難和問題。

中國經濟論文:關注中國經濟法的本土資源

經濟法的產生與發展體現著社會現代化轉型的必然趨勢，也昭示著法律文明的進步，目此，有學者提出“經濟法具有突出的現代性”（注：張守文：《論經濟法的現代性》，《中國法學》2000年第5期，第56頁。）。“現代”必然包孕著社會發展進程中一切先進的、發達的、開放的合理性特征。在這一前提之下，西方經濟法的理論與實踐必然成為在變革時期新生的中國經濟法發展的參照系，由此，“法律移植”、“法律與國際接軌”的呼聲也隨之高漲，但是，當這一思路演變成一種高昂的……

一、關注經濟法本土資源必要性

馬克思曾指出：“人們創造自己的歷史，并不是隨心所欲的創造，并不是他們在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繼承下來的條件下的創造。”（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603頁。）經濟法作為一個歷史范疇，并非憑空產生，應來源于現實，又運用于實踐，無論經濟法這座大廈建構的如何高大雄偉，其根基應落足于社會現實，否則，割斷了與歷史、現實的聯系，經濟法只能是中看不中用的“空中樓閣”。

首先，人類社會法律現實的多樣化決定了任何一種模式的法律制度不可能具有“普適性”。法律現實即整個法律制度的確立，包括法律理論研究與立法、司法實踐所賴以存在和運作的社會現實，包括一國的政治經濟制度以及文化背景，還包括一國的地理、環境、人口狀況等諸多要素。法律現實的多樣性決定了整個人類社會的法律制度的差異性，涵蓋了法律形式、法律運作、法律價值、法律精神等等的差異性，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現實。而法律并非是脫離現實，孤立自在的本體，要立足于法律現實，同時也要對法律現實進行指導與規制。所以，任何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法律制度均不可能是“放之四海皆準”的具有“普適性”的真理，而實際上，“西方法律制度僅僅是通過錯綜復雜的歷史進程而出現的一些特殊的調節與安排，這些制度只有放在這些國家特定歷史條件下才能夠理解并加以評價，而決非處于法律進化的高級階段”（注：公丕祥：《法律現代化的現論邏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45頁。）。因此，在借鑒他國的法制經驗時，關注本國的法律現實，重視本土資源，有著特殊意義，經濟法也不例外。

其次，中國經濟法的產生與發展有其自身的規律性。西方經濟法的產生和發展過程是隨著資本主義從自由競爭到壟斷時期，傳統民商法、行政法制度框架被不斷突破并逐漸演變至最終獨立的過程（注：呂忠梅、劉大洪：《經濟法的法學與經濟學分析》，中國檢察出版社1998年出版，第29頁。），其產生有著成熟的市場經濟基礎，經歷了上百年的漸進歷史。而中國經濟法產生于改革經濟體制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經濟法律制度與市場經濟是同步發展的。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缺乏市場機制發揮作用的空間，民商法也無法生成。因此，中國經濟法并非為彌補民商法之不足而出現的，而是與民商法同時立法。中國經濟法產生于經濟體制改革和政府職能轉變的過程中，與西方經濟相比，中國經濟法的基本品格應沿著變革政府職能，規范政府經濟行為這一思路去塑造。這使得中國經濟的動機與需求，功能與地位和西方經濟法有不同之處，而簡單的法律移植則難以顧及這些差異，因此，中國經濟法的發展有著自身發展的規律，必然要立足于中國的本土資源。

再次，經濟法是一種具有顯著“回應性”特征的法（注：劉普生：《論經濟法的回應性》，《法商研究》1999年第2期，第23～28頁。）。法作為上層建筑必然反映經濟基礎，而經濟法更是與一國的經濟發展和國家政策緊密相聯，這種緊密度是其它法律部門無法比擬的，這種特性正是經濟法“回應性”的體現。經濟法作為國家調控經濟之法，必然與經濟同步發展，尤其對于中國而言，正處于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新問題、新現象層出不窮，經濟法對經濟關系的變動反映更為靈敏和迅速。每一新經濟政策的出臺，也會使經濟法受到影響。對于這樣一種具高度“回應性”的法，過分依賴發達國家的經濟法理論和實踐是不可取的。

二、對中國經濟法理論研究與立法實踐的反思

筆者認同一種觀點，即中國的現代化是屬于外發型的，是外部刺激引發或外部力量直接促成的傳導性的社會變遷（注：楊耕：《傳統與現代性：當代中國社會發展的深層矛盾》，《哲學動態》1995年第10期，第3頁。）。體現在法制建設上，則是一種“變法”式（注：蘇力：《法治及其本土資源》，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3頁。）的；或者說“政府推進型”（注：蔣立山：《中國法制現代化建設的特征分析》，《中外法學》1995年第4期，第11頁。）的法制現代化過程。而西方社會與法律的現代化過程則是一種“自發式”的，是經過幾百年的逐漸積累與演變的漸進過程，那么中國要在短期內實現這一過程，移植西方的理論成果和立法模型可能是一種成本支付更少的途徑。但是當這一思路演變成一種高昂的熱情時，所導致的是對西方法律的“偶象化”或“神化”，急切與焦燥心理由此產生，“現代化”被偷換為“西方化”，企圖通過“移植”和“西化”來盡快地實現中國的法制現代化，法制建設的非理性由此產生，經濟法作為法律現代化的重要表征，也難脫此命運。

從80年代初的經濟法與民法、行政法的“地盤”之爭，到經濟法的獨立，以及經濟法各方面理論的百花齊放的局面，經濟法理論經歷了艱難而坎坷的歷程。但我們也應清醒地看到，經濟法理論研究仍處于不成熟階段，其中的一個表現就是經濟法理論關注外來資源過多，而關注本土資源不足，重視東西方經濟法的共性過多，而重視中國經濟法個性不足。在我國經濟法理論研究起步之時，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法理論已趨于成熟與完善，因此，借鑒 西方經濟法理論研究之成果無疑是中國經濟法理論研究的必經之路，當然也無疑是一條捷徑。況且從另一角度來看，中國在社會轉型時期，經濟法理論所植根的“經濟法現實”無疑是紛繁復雜的政府權力的碩大、民商法的缺位，市場基礎的薄弱，這一切都與現代經濟法原理相違背，這無疑成為學者們對“具有中國特色”的經濟法理論研究望而卻步的重要原因。所以我們在學者們的各種論著中看到的往往是對價值、本位、體系等宏觀論題的青睞，而缺少對于中國經濟法一些具體制度的設計與安排。經濟法學者對于中國目前一些改革的熱點問題，如電信業改革中的法律問題，四大商業銀行成立金融資產管理公司中的法律等問題閉口不談。此外，學者們在現有的理論研究中，缺乏依據中國的本土資源潛心求證的精神，往往是“立法一出而應者云集”。例如，1993年公司法出臺后，學者們紛紛從純理論的角度宣揚西方公司制度的優點，幻想著國有企業向公司制轉軌從而建立起類似西方的現代企業制度；而反觀現實，企業對此卻并不熱心，改制也只是“換湯不換藥”，掛著“公司”的牌子，實行的卻是老一套的運作模式。這種缺乏對本土資源進行“回應”的經濟法理論恐怕只能成為空洞而虛幻的“空中樓閣”，難以發揮對實踐的指導作用。

在法制現代化的目標模式下，中國經濟立法的速度之迅猛，數量之龐大，堪稱中國立法史上的一次空前運動。中國在確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后，為了在最短時間內快速建構起完善的市場經濟法律體系，立法的激進論開始鼓噪西方國家就是現成的“樣板”，立法的“拿來主義”由此產生，追求數量與規模的擴張成為時尚。1992年鄧小平同志視察南方的重要談話和黨的十四大以及全國人大《憲法修正案》確立了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建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法律體系成為中國經濟立法的根本任務。七屆人大于1992年通過的法律法規共16件，其中經濟立法6件，國務院或批準的法規性文件84件，其中大部分為經濟法規。1993年八屆人大共通過法律和有關法律問題的決定33件，其中經濟法12件。八屆人大常委會于1993年12月召開座談會，確立人大常委會立法規劃，該規劃共列入立法項目15件，其中列入第一類法37件。1994年八屆人大又通過經濟法律20件，至此，經濟立法呈現出一派蒸蒸日上，蔚為壯觀的景象。然而，法制現代化決不僅僅意味著引進西方法制經驗，立幾個法就能解決問題，若無視這個法律產生的社會需求、文化底蘊，而僅將其結果“移植”到異質社會中，法律必將與社會現實生活脫節，毫無實際效用（注：田有成、陳令華：《法治現代化的啟動與傳統法文化的創造性轉化》，《現代法學》1998年第6期，第11頁。）。我國目前這種片面追求數量與規模的立法方式往往使經濟法的本土性難有體現，故而導致經濟法的“貨不對路”，從而無法產生預期效益，實效性也無從體現，一部破產法在中國十多年的實施過程中的尷尬境地足以令人警醒。如此脫離中國社會現實土壤的經濟立法往往淪為一種邏輯上的精品，抑或連邏輯精品都算不上。

由于我國現階段的經濟立法一直表現為“早日建立市場經濟”而進行的“應急性”立法，往往無法考慮社會經濟的實際狀況，況且，許多經濟法律和經濟政策的出臺，均在經濟社會轉型過程中，不穩定因素大量存在，尚未經過成熟的市場考驗，大多是援引或借鑒西方經濟法律制度中的某些現成內容，難以在短時期與中國特定的社會經濟現實條件相吻合。例如，中央銀行通過降息來刺激消費增長是西方政府常用的經濟杠桿，但中國在短短兩年內，連續7次降息，消費仍然未被拉動，儲蓄率仍然逐步攀升。究其根源則是由于我國儲蓄存款中定期存款與目的性存款所占份額過大，這種存款結構決定了降息這種刺激消費的策略難以發揮作用。

三、中國經濟法本土性要素分析

有學者指出，現代意義的經濟法難以在中國傳統法文化中尋找到發展的土壤（注：李昌麒、魯籬：《中國經濟法現代化的若干思考》，《法學研究》1999年第3期，第91頁。），誠然，若無外來文明的沖擊，我國的傳統農業社會無法演繹出現代意義的經濟法，但是，“研究歷史只是借助本土資源的一種方式，但本土資源并非只存在于歷史之中。”（注：蘇力：《法治及其本土資源》，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14頁。）因此，我們應探究經濟法的本土資源到底是什么？中國經濟法的本土資源異常豐富和復雜，但我們至少可析離出幾種本土性要素，這些本土性要素正是存在于中國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的大環境之中。在中國經濟社會轉軌過程中，這些本土性要素必然有其自身的轉變規律，也必然要求在經濟法發展過程中折射出它們轉型軌跡。

地位特殊的政府。中國是一個高度組織化的國家，政府幾乎掌握著全部的政治權力和經濟資源，是社會政治生活與經濟生活的首要組織者。無論是過去的計劃經濟體制的建立，還是目前的市場經濟的轉軌都是在政府的推動下，自上而下進行的，政府被視為“全體人民利益的代表”，政府的經濟權力缺少限制與約束。而現代國家理論向我們昭示：政府對經濟的調節并非盡善盡美，也存在失靈現象。中國政府對于經濟的事無巨細的管制，使市場主體難以擁有獨立地位和形成獨立意志，市場機制也無從產生。因此，在社會轉型時期，政府的權力觸角應從微觀領域全面撤退，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經濟法發展應以規范政府經濟行為為起點。如果說西方經濟法是為控制市場失靈，彌補民商法缺陷，而賦于國家一定經濟管理權的“管理者管理之法”，那么中國經濟法則應是為控制政府缺陷，限制政府濫用經濟權力，規范政府干預經濟的行為之“管理管理者之法”。

薄弱的市場基礎。中國提出建立市場經濟目標至今不過20余年歷史，市場的不完善，不健全是有目共睹的事實，計劃經濟體制的舊有痕跡難以消除。這種缺陷首先表現在微觀基礎不健全，我國的各類型企業，無論國有企業還是鄉鎮企業，都程度不同地存在著產權不明，權責不清的問題，歷史包袱沉重，難以成為真正的市場主體，因此，作為市場機制靈魂的競爭機制難于發揮作用。此外，由于行政壟斷以及稅收等方面的歧視政策的存在，導致市場主體得不到準確的市場價值信號，難以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這些市場的發育不良現象，在法律上體現為民商 法難于發揮正常功能，而經濟法所推崇的政府宏觀調控也就缺乏作用基礎。從這個意義上看，如果說西方經濟法的產生是為市場失靈所修的一條“防護之堤”，那么中國經濟法不僅要為市場經濟“修堤”，還承擔起“疏通水道”之責任，這就意味著，中國經濟法不應走一條“反民法”或“異民法”之路，而應為民法創造生存環境，與之相輔相成，共謀發展。

特殊的歷史文化背景。從歷史上“重義輕利”的儒家文化傳統到計劃經濟體制下的“集體主義精神”，中國人的逐利欲望一直受到不同程度的壓抑，而這種欲望一旦在市場經濟條件釋放，便得到空前的膨脹，在現實經濟生活中就表現為權錢交易泛濫，競爭行為失范，偽劣產品橫流。在中國市場發育不足與失靈現象同時存在，這樣，就需要一個強大的權威力量來控制這些市場自身無法解決的難題。對于中國，這種力量只能來自擁有強大資源的政府，更何況對于中國這樣一個人口眾多，資源相對稀缺的國家，沒有一個強有力的調控中樞，放任競爭只會導致惡性競爭。因此，中國不能象美國等西方國家那樣，充分信任市場競爭力量，政府只進行有限調控。因此，中國經濟法對政府經濟權力進行限制，并不意味著讓政府成為一個“無為”的政府，而更應關注將政府經濟權力納入合理與科學的軌道，并保障政府經濟權力的充分行使。

綜上，中國經濟法的發展有著豐富的本土資源，因此我們不應沉迷于對經濟法理想狀態的美好設計，移植西方經濟法的理論與現實模型，各國經濟與社會發展階段各異，并不存在可供拷貝的經濟法樣本，只有立足于本土資源，經濟法的發展才能把握住社會前進的脈博。

中國經濟論文:制度變遷與中國經濟法的創新

【內容提要】本文依據我國經濟體制改革與市場經濟法制建設的實踐，運用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指出中國經濟法是中國特色之經濟法律的典型，重點研究了中國經濟法產生和發展的進程及其“強制性制度變遷”和“路徑依賴”的低效率特征，在此基礎上提出了中國經濟法創新的思路和途徑。

【關 鍵 詞】經濟法/制度變遷/制度創新

制度變遷是指制度的替代、轉換與交易過程。在經濟落后國家的制度變遷中，國家承擔著制度設計、規劃與組織的重要職能。（注：參見（美）諾斯著《經濟史中的結構變遷》一書中有關國家的制度變遷與經濟增長關系的論述。）現階段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和市場經濟法制建設，是經濟落后國家制度變遷的典型。因此，以代表國家和政府協調經濟活動中發生的經濟關系為調整對象的中國經濟法，在現代中國的市場化改革中正式制度變遷中的地位，舉足輕重。因為制度變遷重要的是實現制度事實的轉變，無論是法律制度還是經濟制度，都是以制度事實為根本的。制度事實是現實的社會存在，制度事實決定了制度規則，這和馬克思的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是一致的。是社會創造了法律，而不是法律創造了社會，通過大規模的引進外國法律并不能實現法治和經濟的現代化。由此決定了提出我國市場經濟制度和法律制度的變遷思路，必然包括我國現實和傳統相結合的制度分析思路。制度變遷的首要目標應當是促使社會實際經濟生活的轉變。

“強制性制度變遷”：中國經濟法建立的特點

依據制度變遷的理論，制度變遷包括自下而上的誘致性制度變遷（也稱需求主導型制度變遷）和自上而下的強制性制度變遷（也稱供給主導型制度變遷）兩個基本類型。（注：參見林毅夫著《關于制度變遷的經濟學理論：誘致性變遷與強制性變遷》一文的觀點。轉引自《財產權利與制度變遷》一書，中譯本，上海三聯書店1994年版。）其中誘致性制度變遷的主體以市民為主，且以自發性為基本特征；強制性制度變遷的主體以國家且以強制性為基本特征。據此推論，我們認為，在中國市場經濟法制建設的制度變遷中，民商法的主體以市民（自然人和法人）為主及其“約定大于法定”的規范特征，使民商法制建設類似于誘致性制度變遷。經濟法的主體以政府為主及“法定大于約定”的規范特征，使經濟法制建設類似于強制性制度變遷，從而中國經濟法的制度發展模式要借鑒強制性制度變遷的模式及其理論，注意發揮該模式在加速市場經濟法制建設的步伐的規模經濟優勢，克服該模式中政府的有限理性、官僚主義等消極因素對中國市場經濟法制度建設阻礙的問題。

我們注意到，受公有制和共產黨執政的經濟和政治基礎條件的制約，以及在長期形成的封建儒家文化和計劃經濟體制的傳統制度慣性力量的作用下，中國市場經濟法制建設這一制度變遷，應該以體現強制性制度變遷模式特點的經濟法制度建設為近期模式，而以體現誘致性制度變遷模式特點的民商法為目標模式。從而中國經濟法較之中國民商法，前者對于當前中國市場經濟法制建設的作用更大；加之，中國民商法制度理論資源，主要來源于建立在私有制的經濟基礎和市民社會的政治基礎上的羅馬法和德國法理論體系；而中國經濟法制度理論資源，主要來源于建立在公有制的經濟基礎和共產黨執政的政治基礎上的社會主義法理論體系。因此，從中國國情出發，中國推進市場經濟法治的最大的本土資源，就是中國的本土政治資源。所謂本土政治資源，大意是指一國領土范圍的可資利用的政治組織、政權效能及其社會基礎和影響。比如，中國擁有一個龐大且強有力的政治權力組織，6100多萬共產黨員集中了中國優秀人才的相當一部分，下至鄉鎮街道上至中央部門的黨政組織仍然比較有效地治理著國家和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各級黨政部門具有仍然很強的社會組織能力、動員能力和推動能力。這是中外人士都普遍承認的事實。對于中國本土政治資源的優秀，我們自己往往習以為常，甚至對這種優秀的實際存在究竟是好事還是壞事也存疑慮。其實，放眼整個世界現代化進程，尤其是第三世界國家的現代化進程，我們可以發現，一個具有現代化意識的、強大而穩定的政府的存在，對于第三世界國家現代化的順利進行，對于減少現代化進程中的社會代價與成本，是一個極為重要的條件，可能也是最關鍵的因素。正如亨廷頓先生早在20世紀60年代就指出的那樣，第三世界的現代化是一個充滿動蕩和激烈矛盾沖突的過程，有現代化意識的強大政治組織，是推進現代化進程又保持其過程穩定的關鍵性力量。為了維護政府在制度變遷中的權威地位和政府對經濟生活的主動參與和調控，強制性制度變遷首要的前提就是保持政府對經濟生活的權威。因為只有保持穩定的制度環境，才能實現經濟制度的良性轉變，而任何一個社會要保持繁榮和經濟發展，都應當保持穩定的社會制度。其中，以調整政府調控和管理市場經濟關系為己任的中國經濟法，在維護中國政府在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變，這一制度變遷中的權威地位的制度創新中的作用，舉足輕重。

正是在上述制度變遷的積極作用意義上，我們認為，中國經濟法是中國本土政治資源的典型法律例證，也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制度的核心內容，從而中國經濟法制度和理論的建立與完善，就是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是否完備的一個決定性因素。這是因為：

首先，公有制和政府運用經濟和行政權力對經濟的強有力干預，是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中國特色”的核心內容，由此產生了建立在公有制基礎上的中國共產黨及其政府在我國市場經濟體制建設中的核心作用，從而以政府為主導的自上而下的強制性制度變遷，是當前中國市場制度變遷的主導模式。與此相適應，中國也走上了政府推進法治的發展軌道，因為中國法治本土資源的貧乏，決定我們只能更多地借助學習手段、借助強制性制度變遷的手段，而無法更多地借助于傳統。這也是一種近期內無法改變的現實。其中，以政府依法調控和管理市場經濟為核心內容的中國經濟法，是中國市場經濟法律體系的基本內容之一，也是我國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中的一個重要的、獨立的法律部門。按照中國立法機關的最新觀點，“我國的法律體系劃分為7個法律部門比較合適，這7個部分是：憲法及憲法相關法、 民法商法、行政法、經濟法、社會法、刑法、訴訟與非訴訟程序法。每類法律部門中又包括若干子部門，有些子部門下面還可進一步劃分。這種劃分，能夠比較清楚地反映各類法律規范所調整的對象和方法，既易于把各個法律部門區分開，又使各個法律部門之間的關系合乎邏輯，并且符合我國現有法律和將要制定的法律的狀況”。（注：引自王維澄（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主任）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講座第八講講稿《關于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幾個問題》（參加本講稿討論定稿的作者為“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專題研究小組”成員，包括：顧昂然、甘子玉、于友民、王利明、王叔文、王家福、厲以寧、喬曉陽、劉政、劉海年、吳志攀、應松年、張晉藩、楊景宇、姜云寶、胡康生、高銘暄、程湘清）。）其中，“經濟法是調整因國家從社會整體利益出發對經濟活動實行干預、管理或調控所產生的社會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和。經濟法大體包含兩個部分，一是創造平等競爭環境、維護市場秩序方面的法律，主要是有關反壟斷、反不正當競爭、反傾銷和反補貼等方面的法律；二是國家宏觀調控和經濟管理方面的法律，主要是有關計劃、財政、稅務、金融、審計、統計、物價、技術監督、工商管理、對外貿易和經濟合作等方面的法律”。（注：引自王維澄（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主任）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講座第八講講稿《關于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幾個問題》（參加本講稿討論定稿的作者為“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專題研究小組”成員，包括：顧昂然、甘子玉、于友民、王利明、王叔文、王家福、厲以寧、喬曉陽、劉政、劉海年、吳志攀、應松年、張晉藩、楊景宇、姜云寶、胡康生、高銘暄、程湘清）。）可見，經濟法是中國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中的一個與民法、刑法等法律部門并列的獨立法律部門，已成定論。

其次，公有制和政府干預，是以政府協調經濟關系為基本宗旨的中國經濟法產生和發展的強有力的經濟基礎和政治基礎。一方面，這一基礎強大于以私有制（非公有制）和市民自治為其基本經濟和政治基礎的私法即民商法，從而中國經濟法強大于中國民商法的現實力量，決定了要建立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非公有制經濟和市民社會所需要的民商法（私法）制度，必須以中國經濟法為其發展的基本“制度環境”。那種限制和排斥經濟法的民商法發展策略，將走上中國民商法失去自己生存制度環境的艱難之路。另一方面，如果我們假定中國的市場經濟不是建立在私有制經濟基礎和多黨執政的政治基礎上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而是建立在公有制經濟基礎和共產黨執政的政治基礎上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那么與公有制和共產黨執政與更多親合力的經濟法，必然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的核心內容。從而那種用傳統民法和行政法取代經濟法的自由主義法學主張，將導致中國市場經濟失去社會主義的法律基礎，因而絕不會得到中國立法部門的采信。

最后，雖然中國經濟法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經濟法律制度，但對其中國特色之意要一分為二。一方面，中國經濟法制度創新是一種從公有制和共產黨執政并決定經濟發展道路這一實際出發的現實法律選擇，所以中國經濟法要立足中國實際并切忌照搬建立在私有制和多黨執政背景條件下的外國經濟法模式（如中國企業法中的反攤派制度，中國反壟斷法中的反行政壟斷制度的設計，不能局限于外國立法模式），從而中國經濟法制度及其理論，較之中國民商法制度及其理論，前者具有更大的挑戰和創新壓力，并在此壓力基礎上形成更偉大的且對世界法學有特殊貢獻的市場法律制度創新成果。

另一方面，中國經濟法中濃厚的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特色，較之具有濃厚西方政治、經濟、文化特色的西方國家民商法以及模仿而成的中國民商法，雖然前者具有實事求是方面的巨大優勢，但是中國經濟法中具有的中國特色中的一些帶有有悖市場經濟規律的舊體制、舊文化、舊傳統，如果不倍加注意克服，則中國經濟法就可能成為落入實用主義俗套，進而成為承認并保護舊體制和傳統的落后之法。為此中國經濟法的制度及理論創新，較之中國民商法的制度及理論建設，前者的革命意義遠遠超過后者。

“路徑依賴”：中國經濟法發展的障礙

應該強調指出的是，上述中國經濟法的中國特色及其意義（尤其是消極意義），還根源于中國經濟法于中國經濟體制改革之初（1979年為時間標志）開始的制度創新中的“路徑依賴”。依諾斯教授的觀點，路徑依賴的核心內容是，當人們選擇的制度變遷路徑是正確的，那么沿著既定的路徑，經濟和政治制度的變遷可能進入良性循環的軌道，并迅速優化之；反之，則可能順著最初選擇的錯誤路徑走下去，并造成制度被鎖定在某種無效率狀態之中，而制度一旦被鎖定在 無效率狀態，除非借助強有力的外力推進，否則人們要想選擇新的制度就會變得十分困難。（注：參見諾斯著《制度變遷的理論：概念和原因》一文，轉引自《財產權利與制度變遷》一書，中譯本，上海三聯書店1994年版。）據此，應該正視，經濟法（這里特指中國經濟法）產生和發展過程中因下述典型的路徑依賴導致的一些低效率的“鎖定狀態”：

其一，在中國經濟法產生之初，受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體制的制約，中國經濟法不可避免對民法產生了“路徑依賴”，如經濟法理論將屬于民法調整對象范疇的橫向經濟關系，也納入經濟法的調整對象范圍，并用民法范疇構造經濟法范疇，許多民法制度（如合同制度）成為經濟法制度，由此產生了“縱橫統一說”大經濟法理論支配下的經濟法體系混亂和經濟法調整民事關系的失敗現象。改革之初開始而至今在政府依法管理經濟活動中因過分強調市場主體自律管理（如合同管理）而屢屢出現的“一放就亂”，就是市場管理法的無效率的典型。

其二，在中國經濟法產生之初，受自上而下的經濟體制改革制度變遷模式的制約，經濟法也不可避免對行政法產生“路徑依賴”，如經濟法將行政法所反映的行政手段作為調整經濟關系的主要手段，由此產生了“經濟行政法說”或曰“學科經濟法說”經濟法理論支配下的經濟法體系混亂和經濟法調整經濟關系（如企業經濟關系）的失敗現象，改革之初開始至今的政府依法管理經濟活動中過分強調政府規制而屢屢出現的“一統就死”也是市場管理法無效率的典型。

其三，在中國經濟法產生之初，受黨政難分和政企難分的經濟管理體制的制約，經濟法也不可避免產生對經濟政策的“路徑依賴”，如把經濟法成為黨和政府經濟政策的同義語即典型的政策法，由此產生了在“經濟管理法說”或“政府干預說”經濟法理論支配下的經濟法體系混亂和經濟法調整經濟關系的政策混同于法律的失敗現象，而政府依法調控經濟活動中屢屢出現的令行不禁止的失控現象，即為宏觀調控法無效率之典型。

上述中國經濟法的“路徑依賴”之所以謂之有悖經濟和法律規律的失敗現象，主要是從經濟法的調整對象范疇與民法、行政法、經濟政策調整對象的混淆所產生的體系混亂，以及經濟法的調整方法與民法、行政法、經濟政策的調整方法混淆所產生的方法混亂的角度觀察，從而使經濟法因在法律體系和規范構建上過分依賴民法、行政法、經濟政策而失去其獨立法律部門的特色。任其發展，不僅政府在協調市場經濟關系過程中難以走出“一統就死，一放就亂”和“令行不禁止”的惡性循環，而且經濟法將鎖定在非部門法的法制低效率的學科經濟法狀態之中，而這一低效率的狀態至今是困擾中國經濟法發展的最大障礙。

就中國的經濟制度和經濟法的變遷而言，如前所述，從一開始就是由政府推動，從經濟政策到經濟法律手段，逐步實現經濟行為的規則化和制度化，這一過程，典型地說明了經濟政策、經濟法和經濟制度之間的密切不可分的聯系，以致于經濟理論和實踐中將經濟法誤解為“經濟政策法”。雖然這一誤解有悖法學和法律規律，但它卻是經濟法之“中國特色”的一個真實寫照，進而使富有法治傳統的國外法學家也感慨“要從中國共產黨的經濟改革的政策中認識中國經濟法的法律實質”，并產生了中共中央與國務院就經濟體制改革中重大事項共同作出的規定，也曾被視為法律淵源的中國法理論和實踐獨有現象。

如前所述，中國的經濟改革是政府主導型的強制性制度變遷。而政府推動制度變遷的目標是雙元的，即同時實現政治目標和經濟目標的最大化。因此，政府主導型制度變遷模式下，政治目標往往支配著經濟目標，政府主導的制度變遷往往導致財政收入的降低、通貨膨脹以及由此帶來的社會矛盾、政府權威的下降和擴散、原有經濟部分的增長困難等等，最終導致政府收縮權力或出現激進式改革，并由此在中國的市場化改革中，出現了許多問題。如在經濟領域，出現了國有企業虧損、屢改不善等問題，又如在法律領域中，則出現了通過各種手段逃避法律調整，“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糾”以及貪污腐敗現象。此點，也是導致中國經濟法低效率的一個主要制度原因。

我們認為，導致上述中國經濟法低效率狀態的一個法律方面的近因，是中國經濟法創建之初錯誤地選擇了民法、行政法、經濟政策的理論和實踐路徑，而且至今仍在不同程度上被鎖定在民法、行政法、經濟政策的低效率狀態之中。從而中國經濟法擺脫傳統民法、行政法、經濟政策模式的困擾并謀求自己獨立的新發展，變得十分困難。因此認真分析上述經濟法路徑依賴的產生根源，是擺脫中國經濟法發展道路上重大理論和實踐障礙的基本前提。

走出“鎖定”狀態：中國經濟法創新的途徑

初步分析的結論是，中國經濟法對民法、行政法、經濟政策的路徑依賴，主要根源于民法、行政法、經濟政策在制度規范和理論資源方面的先占優勢，以及由此使中國經濟法采取了民法、行政法、經濟政策合而為一的綜合法律調整模式（“縱橫統一說”是其理論基礎），在有計劃商品經濟體制為主導模式的初始改革模式選擇作用下，而陷入被動的“鎖定”狀態。應該強調的是，經濟體制改革以來，特別是在市場經濟體制目標模式確立后，中國經濟法以政府經濟管理法作為經濟法制度模式初始選擇，加之在此模式下的經濟法成為強化政府權威和維護部門利益的工具這一“官方優勢”，使中國經濟法在政府依法管理的自身報酬遞增和利益集團作用下，雖然它可以在計劃體制轉型為市場經濟體制的制度變遷背景下，逐漸從民法中解放出來；但是經濟法至今仍被鎖定在行政法和經濟政策的雙重困擾狀態之中。據此，我們提出中國經濟法從傳統民法、行政法、經濟政策的鎖定狀態之擺脫出來的以下基本制度創新思路和途徑：

首先，國家作為經濟法制度的制定和實施者，其在經濟法促進經濟增長的制度創新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加之經濟法作為一種以國家為主體的強制性制度變遷，決定了通過國家力量促使經濟法擺脫上述對民法、行政法、經濟政策路徑依賴的法制低效率狀態，是經濟法創新和發展的基本思路。因此，促使國家機關尤其是國家權力機關承認經濟法是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至關重要。

其次，上述經濟法產生之初形成對民法、行政法、經濟政策的路徑依賴的一個主觀原因，是政府在信息不完全（如經濟體制改革信息不完全，特別是有關市場經濟體制信息不完全）基礎上構造了經濟法制度，所以在加快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基礎上，加強對市場經濟法律體系中的經濟法的理論研究，特別是從部門法名義上明確經濟法這一獨立法律部門的調整對象、方法、體系的基本制度和規范，并運用新的研究方法（如法律經濟分析法）和傳統法學研究方法（特別是法理學研究方法）創立符合經濟學和法學規律的全新經濟法范疇，對于國家拋棄經濟法體系中低效率制度，保留和借鑒好的制度，并理性地進行經濟法的制度創新，至關重要。

再次，雖然上述加強中國經濟法理論研究和學習，是經濟法擺脫路徑依賴的一個有效途徑，但是由于中國經濟法因其強烈的政府性特征，而在體制改革過程中，成為一些政府部門鞏固和擴張自身權力并謀取部門利益的工具。所以在政治體制特別是立法體制上，打破利益集團對經濟法制度創新的干擾，推動經濟法從傳統的經濟行政法模式下的“惡性循環”中徹底解放出來，又是擺脫經濟法對行政法和經濟政策路徑依賴的重要途徑。必須強調，如果我們假定現代市場經濟國家干預市場的基本途徑是宏觀調控和市場管理，而且干預市場的基本方法以體現經濟規律的法律手段為主，以體現行政規律的法律手段為輔；那么將國家干預市場的法律等同于經濟行政法的主張，將導致中國經濟法“穿新鞋”、“走老路”。

最后，在中國市場經濟法律體系的建立和完善過程中，經濟法作為一種強制性制度變遷，它較之誘致性制度變遷為基本特征的民商法，前者制度創新、設計和實施成本較之后者要高。為此將降低中國經濟法制 度變遷成本，作為經濟法制度創新的一個關鍵環節。從經濟法的制度和實施方面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對現有的依政府經濟管理體制為依據構成的龐大中國經濟法體系進行消腫，以反映和遵循市場經濟規律和法律規律的新經濟法制度體系（市場管理法和宏觀調控法）的更高收益，來抵銷經濟法采取經濟行政法和經濟政策模式的舊經濟法制度體系被廢除而失去的利益，推進經濟法制度的創新。而且，要按照公法私法化的思路，改造傳統的以公法為基本特征的經濟法，并用公法和私法兼容的法律技術將中國經濟法改造成具有公法和私法雙重性質的、兼顧市民社會利益和政治國家利益并集中體現社會利益的社會法。

結束語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如果我們假定經濟法視為一個傳統公法（如行政法）和私法（如民商法）兼容的新興法律部門，那么公法與私法兼容這一現代法的發展趨勢，決定了中國經濟法在擺脫對傳統民商法和行政法的“路徑依賴”后，在建立和完善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制度這一偉大的制度變遷進程中，深深扎根于豐富的中國本土政治、經濟、法律及文化理論和實踐資源“營養土壤”之中的中國經濟法，比主要依賴于西方政治、經濟、法律及文化理論和實踐資源建立的中國民商法和行政法，前者具有更強大、更有效的制度創新動力。而且，更為現實的意義在于，中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公有制占據著重要地位，堅持公有制、保護國家對經濟生活的監督調控、管理、參與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必不可少的職能，而中國經濟法正是體現國家的經濟管理職能，實現公法與私法、國家調控與市場機制相結合的有效工具，所以在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制建設中，經濟法的建設應當成為重中之重的“基礎工程建設”，需要我們集中更多的法律理論和實踐資源進行“投資”，才能確保我國在2010年之前建立和健全社會主義法律體系這一偉大的跨世紀法制建設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