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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史論文:抗戰大后方新聞史的研究體系

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在新聞學領域，學界更多關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以延安為中心的抗日根據地新聞史，對當時國民政府管轄下以重慶為中心的抗戰大后方新聞史則關注不足。實際上，抗戰大后方新聞史具有廣闊的研究空間和豐富的學術內容。結合若干年來的研究成果和現行的研究條件，可以形成一個具有鮮明時代特點和豐富學術內涵的研究內容體系。

就目前的認識而言，抗戰大后方新聞史研究內容的體系大致有以下幾個組成部分。

以抗戰大后方新聞事業的發展歷程為整體對象，全面研究戰時大后方新聞事業的發展狀況，進而總結這一時期新聞事業發展的主要特點

抗戰大后方新聞史研究，當務之急就是盡快出版一部《抗戰大后方新聞史》。該書屬于區域新聞通史性質，應當是對抗戰大后方新聞事業發展的全面掃描，盡可能涵蓋抗戰大后方新聞事業的方方面面。

全書在歷史方面，先縱向全面梳理抗戰大后方各省份地區新聞事業的發展狀況，再橫向選擇具有代表性的個案以點帶面剖析新聞史的各個層面;理論方面，著重剖析戰時語境下新聞事業制度環境、功能認定、組織結構、運營模式、文本形態等方面的內在規律和外在聯系，全面總結抗戰大后方新聞事業的卓越貢獻和歷史地位。

圍繞《抗戰大后方新聞史》，可以就抗戰大后方新聞事業的特殊情形，分別根據重慶、成都、桂林、貴陽、昆明等抗戰大后方的中心城市的歷史，開展地域新聞史的相關研究。目前，學界已經出版的《抗戰時期四川的新聞界研究》（2009年）、《重慶抗戰新聞與文化傳播史》（2009年）、《桂林抗戰新聞史》（2013年）就是這方面的代表。

以抗戰大后方不同政治屬性新聞媒體的發展歷程為研究對象，展示大后方不同新聞媒體的發展歷程

抗日戰爭是不同政治屬性新聞媒體以民族國家利益為依歸，團結御侮，同仇敵愾的一次共同戰斗。長期以來，學界對抗戰大后方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新聞事業，特別是《新華日報》研究頗多。但是對于國民黨黨營新聞事業和民營新聞事業關注不夠，這是需要重點加強的，也是還原抗戰大后方全貌的重要組成。

目前至少有兩方面的工作可以開展：一是出版《抗戰大后方國民黨新聞事業史》，重點對以《中央日報》為代表的國民黨黨報體系、以《掃蕩報》為代表的軍報體系、中央通訊社、中央廣播電臺等機構在抗戰大后方的發展，尤其是抗日戰爭宣傳方面做出全面的總結;二是出版《抗戰大后方民營新聞事業史》，重點對《大公報》、《新民報》為代表的全國性報紙，以《新新新聞》（成都）、《新蜀報》（重慶）、《嘉陵江日報》（北碚）為代表的地方性報紙在抗戰大后方的發展，特別是在平衡抗日宣傳與追逐利潤、處理文人論政與新聞統制、面向抗戰主題與建設地方等主題方面做出總結。當然，有關機構還可以在現行研究的基礎上，出版《抗戰大后方共產黨新聞事業史》，系統梳理中國共產黨在抗戰大后方進行戰時新聞報道、抗戰輿論動員、對敵有效斗爭和建立民族統一戰線的寶貴經驗。

上述的任何一份媒體在抗戰大后方新聞史中的表現都可圈可點，都值得深入研究。《〈新新新聞〉報史研究》（2008年）、《基于現代化視野的北碚鄉村建設傳播實踐研究――以〈嘉陵江日報〉為例》（2010年）就是這方面的代表。

以抗戰大后方新聞事業的特定專題為研究對象，展示戰時大后方新聞事業不同側面的歷史真實面貌

日本侵華戰爭給中國帶來了極大災難，同時也為我們提供了民族復興的契機。于新聞事業而言，可謂“多難興業”。抗戰初期，中國新聞事業基本上被摧毀殆盡。就是在抗日戰爭的洪流中，中國新聞人不斷自立，形成了抗戰大后方和敵后根據地兩大新聞中心，達到中國近代新聞事業的頂峰。相比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根據地新聞事業，抗戰大后方新聞活動更顯多元和復雜，這也為從多側面考察抗戰大后方新聞史提供了契機。

事實上，抗戰大后方新聞事業管理體系、對外宣傳、言論社論、新聞政策、新聞實務、媒體經營、新聞教育、新聞思想、駐華記者等各個層面都可以成為研究對象。一個可行的途徑就是以點帶面研究，如以《新華日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報刊、以《中央日報》為代表的國民黨黨報體系、以《大公報》為代表的民營新聞事業、以《新民報》為代表的媒介經營管理、以《嘉陵江日報》為代表的地方小報、以國際廣播電臺為代表的對外宣傳、以“星期論文”為代表的知識分子言論、以《新聞記者》為代表的新聞學期刊、以中國新聞學會為代表的新聞團體、以《時代》周刊為代表的外國駐華媒體、以白修德為代表的外國記者……《在統制與自由之間――戰時重慶新聞史研究》（2012年）作為該方面的力作，集中以重慶地區的《中央日報》、《新華日報》、《大公報》來考察戰時新聞政策與新聞自由之間的互動與沖突。

當然，隨著人文社科多種研究方法在歷史學領域的引入和運用，研究者可以嘗試運用更新穎的方法論來進行對抗戰大后方新聞史特定對象的考察。

以抗戰大后方新聞界人物及其新聞實踐和新聞理論研究活動為研究對象，展示當時新聞業界和學界的經驗和成果

抗戰大后方，云集了當時國內諸多新聞界名人，潘梓年、胡繩、章漢夫、喬冠華、夏衍、許滌新、張友漁、石西民、陸詒、胡繩、馬星野、謝六逸、陳望道、俞頌華、梁士純、顧執中、曾虛白、潘公展、程滄波、黃天鵬、董顯光、成舍我、陳銘德、鄧季惺、周欽岳、曹谷冰、舒宗僑、張季鸞、王蕓生、胡政之、范長江、鄒韜奮、趙敏恒、浦熙修、張友鸞……這些活躍在抗戰大后方新聞戰線的新聞界人物，或長于實踐、或善于理論、或往來于實踐和理論之間。雖然每一個新聞界人物思想和行為的發展變化道路或思想軌跡不會完全相同，但作為抗戰大后方新聞事業發展的動力因子，也是這一歷史時期新聞事業研究的主體，更是這一歷史時期新聞事業發展的見證。在他們的言論、舉止和思想發展中，蘊含著時代前進的必然性因素，為理解抗戰大后方新聞史所在的時代提供了生動的標本。

在這方面，已經出現《潘梓年新聞實踐與新聞思想研究（1937～1947）》（2007年）、《王蕓生新聞思想研究》（2008年）、《抗日戰爭時期白修德在華的新聞報道研究（1939～1945）》（2010年）、《論浦熙修重慶時期通訊特征與思想基礎》（2011年）、《馬星野大陸時期新聞思想研究》（2012年）、《張友鸞新聞思想研究》（2012年）、《民國報人曾虛白研究》（2013年）等大批碩士學位論文。但是，研究的空間依然很大，知識的盲區仍舊很多。

以抗戰大后方新聞事業文獻史料為研究對象，解讀抗戰大后方新聞事業發展史上的一些重要事件產生、發展、變化的過程和原因

研究抗戰大后方新聞史離不開研究當時形成并流傳至今的文獻史料。同樣，那些新聞文獻史料本身也在向人們講述著抗戰大后方新聞史。

這一領域的研究可以從兩方面入手。一是官方文件檔案的匯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主編的《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五輯第二編文化（一）開了一個好頭，匯編了國民黨戰時新聞統制的政策和措施，包括各項行政管理法規、報刊書店登記、新聞檢查概況、壓制《新華日報》等史料。在這方面可以繼續發揮檔案機構的力量堅持做下去，為抗戰大后方新聞史研究提供重要的基礎素材。二是重要新聞媒體的創（辦）刊詞、停（休、終）刊詞、在當時產生重大社會影響的社論或社評、新聞團體的宣言等。在這一方面，紅色報刊的相關材料匯編已經出版多本，抗戰大后方的相關匯編亟待進行。

（作者單位：西南政法大學新聞傳播學院）

新聞史論文:從美國新聞史的演進看新聞專業主義的發展

摘 要：美國新聞史的發展與新聞專業主義的淵源頗深，從早期的政黨報刊到黃色報刊，再到后來的商業化報刊的發展歷史，即是新聞專業主義由產生到發展的歷史。梳理新聞專業主義的誕生發展與美國新聞史的演進之間的關系很有意義。本文認為，美國新聞史的發展為新聞專業主義提供了自然的語境與實踐。相應的，新聞專業主義并非天然存在，而是在媒介、政府、社會、商界的架構體系之下，彼此掣肘妥協和制衡的產物。同時，這個架構體系也為新聞專業主義發展提供了動力。

關鍵詞：新聞專業主義;美國新聞史;媒介權力

一部美國新聞史，既是美國新聞事業產生發展的歷史，也是200多年來媒體與政治博弈斗爭以爭取自由獨立的歷史。宏觀看來，西方新聞業的發展史就是一部為了言論自由與出版自由不斷擺脫外在的壓力和束縛的歷史，新聞專業主義就誕生在西方世界追求自由的過程中。1833年，本杰明?戴創辦《紐約太陽報》，一改以往政黨報紙的風格，以大眾化為辦報宗旨，發掘了大批“普通人”的讀者。19世紀70年代，經濟的發展和通訊技術的進步，美國大眾化的商業報刊迅速起步，政黨報刊隨之衰落，報刊逐步擺脫了政黨的控制，獨立報業正式興起。1896年奧克斯接手《紐約時報》，在辦報宣言中提出：“公正地報道新聞，不畏懼或不偏私，不卷入任何政黨、派別和利益之中。”[1]由此所形成的新聞信息模式被稱為是新聞專業主義的根源。廉價報刊興起帶來的報道內容與觀念的變革，成為了“扒糞運動”的前奏。19世紀末的這場運動揭露了大量企業和政府的腐敗行為，凸顯了報刊的獨立性和維護公共利益的功能，為客觀報道的形成提供了可能。雖然具體時間學界都沒有定論，但是“新聞專業主義”這一概念就是在此時孕育而生，其內涵和理念在實踐中不斷豐滿。20世紀中期，《一個自由而負責的新聞界》的出版，標志著社會責任理論于此濫觴，至此，新聞專業主義這一理念趨于成熟。

一、作為第四權力的媒介

美國的新聞媒體，事實上被認為是與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并列的第四權力。最早的自由主義思想家將報紙定為第四權力是有著明確的目標和構想。早在16世紀資產階級革命伊始，在反對專制統治和出版自由限定的斗爭中，資產階級革命者們認為，發表不同意見及批評官員這兩項權力是自由的重要表征。杰斐遜總統也認為，寧可要一個沒有的政府報紙，也不要一個沒有報紙的政府。報紙自其開始，便是用來監督政府，監督公權的。所以，報紙才逐漸有了自己獨立的地位，進行商業化改變。

杰斐遜是新聞媒介權力論的堅定支持者和實踐者，他將報刊視為是人民一切自由和安全的最大保障。談到杰斐遜，就不得不提和他針鋒相對的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從獨立戰爭結束到美國建國的初期，兩人就新聞自由等問題展開了廣泛而深入的論爭。除了當時常規的國會辯論和政府報告外，報刊筆戰是其論爭較為公開和常見的方式。有趣的是，報刊既是論爭的焦點，也是論爭的戰場。這場辯論的意義在于，促進了政黨報刊的形成，進一步深化了人們對于新聞自由的認識，也客觀上促使了新聞專業主義的產生。正是由于杰斐遜的努力，報刊的“第四權力”屬性這一理論在美國被廣為接受。

媒介作為第四權力的獨立地位，在大眾報業發展的時代成為可能。第一，報紙紛紛在經濟上實現了獨立，從而脫離政黨的言論閹割和控制;第二，報紙標榜的獨立原則也成為吸引讀者的重要砝碼。

1835年，第一份宣稱獨立的便士報《紐約先驅報》在貝內特的主持下創刊。它的主張包括：第一，報刊的職能：是新聞傳播，但也應該促進社會的發展和推動社會的進步;第二，報刊的性質：為獨立專業的媒體，是自主的媒體;第三，報刊的目的：應該為公眾提供意見支持，代表民意;第四，廣告收入應當作為報刊的主要運營來源;第五，道德自律是報刊的主要約束機制，法律也應該成為重要手段[2]。

二、新聞專業主義的發展

新聞媒介一直處在一個復雜的力量角逐與場域糾纏當中，政府、社會、商界的博弈當中，一方面促進了技術層面作為社會公器的媒介的巨大發展，另一方面又阻礙了媒介的專業主義進步。

但是在實踐的過程當中，媒介的許多表現卻偏離了賦予專業主義精神的自由主義報刊理論，從不擇手段地互相攻擊到失實的煽情報道比比皆是。另一方面，由于經濟發展等原因，報業也逐漸走向壟斷。美國的報紙從1909年的2600家減少到1946年的1750家。媒體變為無處不在的大眾傳播媒介的時候，它也就成為了大量批評的對象。當時的媒介所作所為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傳媒運用其巨大的權利來為自己謀利。傳媒的所有者只傳播他們自己的觀點，尤其是有關政治經濟的問題，他們同時也損害了反對者的意見。

2.傳媒屈從于大公司，讓廣告客戶控制社論的主要內容。

3.傳媒抵制社會變革。

4.傳媒的時事報道關注的通常是煽情、膚淺的東西，而不是重大事件，其娛樂節目常常缺乏實質性的內容。

5.傳媒危害了社會公德。

6.傳媒無需任何理由就可以侵犯個人隱私。

7.傳媒有一個社會經濟控制階層，籠統地說就是商業階層，后來者很難進入到這個行業，因此，傳媒危害了自由而公開的觀點市場[3]。

傳媒的這些做法與社會公器的角色期待和專業主義的取向大相徑庭，因而飽受詬病。兩次世界大戰的出現為這種境況提供了解決的契機：比如，1917年政府成立了公共咨詢委員會，后來通過了《與敵貿易法》和《煽動法》，1942年，又了《美國報刊戰時行為規約》。眾所周知，在美國民主的土壤下，政府公然干預新聞自由是有害的，甚至是違法的，但是由于戰爭的特殊需要，使得公眾對于政府的干預行為的方案沒有那么強烈的反對，這種干預逐漸被接受和認可。這也為社會責任論的提出提供了社會背景。

新聞自由委員會發表的小冊子《一個自由而負責的新聞界》，則是社會責任理論的重要著作，也是社會責任理論的重要代表。社會責任理論認為媒介必須履行必要的責任，以行使其自由的使命，政府在此期間可以對自由加以限制。為了體現出來責任，按照新聞自由委員會的說法，媒介、社會和政府三方都應該作出努力。

首先，傳媒要加強自律精神，堅持專業主義，減少對于廣告的依賴和廣告商對于節目的干預;其次，社會可以設立特定的公眾機構，如研究中心和媒介評議委員會等，用以對媒介及其行為予以必要監督和約束;再次，對于政府而言，在媒介濫用新聞自由之時，政府可以采用法律手段予以制止。社會責任理論顯示了對于新聞專業主義的追求和探索，以及對其深入的理解。“沒有無限的自由”這一理念也逐漸被大多數人所認可接受。媒體無限的言論自由也并不意味著公眾的無限言論自由，二者的不對等關系正是造成媒介濫用權力的癥結所在。新聞自由委員會對傳媒業提了五項基本的要求：（1）一種就當日事件在賦予其意義的情境中真實、全面和智慧的報道;（2）一個交流評論和批評的論壇;（3）對社會組成群體的典型畫面的投射;（4）對社會目標與價值觀的呈現與闡明;（5）充分接觸當日消息[4]。

經濟的發展使得市場的力量逐漸成為主導，操縱著美國的政治經濟等一系列方面，雖然專業主義的引進和社會責任理論的提出對于媒介中心的美國社會提供了一個價值取向，但是根本的問題依然沒有解決。媒介對于資本的依賴，對于廣告商的依賴依舊。80年代以后，資本化運作進一步發展，新聞業的市場受到利益的驅動逐漸增強，商業主義更為嚴重。最為明顯的表征即是娛樂節目的批量生產。

三、新聞專業主義的合法性

新聞專業主義的理念在當今的時代，并非意味著公正、客觀、獨立的行為準則，相反，很多時候，仍然面臨著十分嚴峻的考驗。

首先，媒介并非天然地作為社會公器而存在，其地位處于政府和商業集團的雙重擠壓之下。新聞媒介的獨立性是其存在并且成為社會重要制衡力量的基礎，但這一原則在現實環境之下并不容易實現。政府需要媒介宣揚自我主張、進行政治宣傳和動員。故而，在法規和政策當中會存在諸多限制媒介的條款，媒介一部分情況淪為權力的奴隸;商業組織也需要媒介作為其重要的伙伴，在大眾化媒介時代，商業目的的達成與媒介的宣傳二者的關系日益密切，故而，商業組織會多在經濟方面對媒介予以限定。

其次，新聞專業主義存在的邏輯本身就是一個悖論。媒介獨立的前提是商業化的運作，但過分的商業化又會侵害媒介的專業性。

再次，專業主義始終是難以達到的目標。客觀性和中立性首先是難以做到，因而媒介呈現的新聞事實始終是難以中立的、不含價值判斷的，對真實存在的世界的真正反映。新聞產品本身就是媒介高度選擇、加工的產物，并非自然界本身存在的物質。

追尋新聞專業主義的源頭和發展歷程，可以發現，在不同的時代，新聞專業主義的價值取向可能并不一致，但是，媒體、政府、社會、商界的博弈始終存在。自由主義報刊時代，媒介居于核心地位，兩次世界大戰使得政府的力量逐漸膨脹，經濟的持續發展又使得商界的力量在這個關系網中居于主導。可以看得出，社會在這個博弈架構中力量稍微薄弱，但是公眾的批評某些時候也會形成巨大的、難以估量的影響。可以想見，媒介、政府、社會、商界的架構體系會一直存在下去，新聞專業主義的存在也會成為一個常態。新聞專業主義認為媒介是社會的一個系統單位，以承擔搜集、整合、傳播信息的功能，暗合了其他三方的訴求。

過度的商業運作正在日漸侵蝕公眾利益，甚至公眾利益已然成為一個界限并不明確的范圍。而這一切，正在動搖新聞專業主義的合法性。新聞專業主義是在這樣的博弈結構中誕生和成長的，架構本身的復雜矛盾，并不能成為專業主義缺乏合法性的誘因。相反，具有矛盾和張力的彼此掣肘，正是專業主義存在的一種動力。

四、結 語

新聞專業主義的發展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從美國新聞史的演進過程當中探詢新聞專業主義的脈絡，可以清晰地發現，新聞從業者從先驅身上繼承了專業主義的理念，并且在實踐當中形成了完整的職業精神，進一步豐富了專業主義的理論體系。新聞專業主義的理念和操作，也是在美國經濟、政治和社會等大背景的發展變化，各方勢力的博弈平衡中走向確立與成熟。

新聞史論文:普遍聯系在外國新聞史教學中的應用

摘 要： 普遍聯系的觀點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觀點。分析外國新聞史中的著名人物和新聞事件時，借助普遍聯系的觀點，既可以抓住事物的普遍性規律，又可以分析出其發生、發展的具體特性，是實用性強且非常有效的教學和研究工具。

關鍵詞： 普遍聯系 廉價報 教育法

馬克思主義哲學思辨的方法是我國新聞歷史研究和教學的傳統方法。在我國出版的外國新聞傳播歷史類教科書，現已經過全盤照搬外國新聞歷史書籍的階段，發展到本土化階段。但外國新聞歷史史實浩如煙海，目前我國任何一本教科書或教學參考書都不能將所有重要新聞史實都進行深入系統的分析。所謂“授之以魚，不如授之以漁”，教師除講授基本史實和發展規律外，還應該培養學生自覺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哲學原理，分析新聞歷史史實的能力，讓學生探討感興趣的新聞人物或新聞事件，教師善加引導，以達到提高研究水平的目的。普遍聯系的觀點就是外國新聞歷史教學和研究中，適用性強，并鍛煉學生邏輯思維能力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工具。

一、普遍聯系基本原理

聯系是哲學范疇，通常指事物或現象之間及事物內部要素之間相互連接、相互依賴、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相互轉化等相互關系。聯系不是個別事物之間暫時的、特殊的關系，而是一切事物、現象和過程所共有的客觀的、普遍的本性；任何事物都不能孤立地存在，都同其他事物發生聯系；世界是萬事萬物相互聯系的統一整體；任何事物都體現普遍的聯系。

二、普遍聯系的宏觀應用

運用馬克思主義普遍聯系的觀點重新審視外國新聞史教材，不難發現其中的問題。如以往的外國新聞史教材體例，要么是以時間為經線，以新聞媒介形式為緯線，進行歷時研究的國別體；要么是以資本主義發展階段為經線，以國別為緯線，進行共時研究的斷代史。兩種外國新聞史體例各有所長，比如國別史便于讓學習者抓住一國新聞事業發展的歷史脈絡，符合認知心理規律，易學好記；而斷代史便于讓學習者對同時期主要資本主義國家新聞事業現象進行比較，分析總結各國新聞事業發展規律和不平衡性，有助于培養邏輯思維能力，提高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但是兩種體例之所長恰恰是對方之縮短，而且一般不能互相補充，只能通過教師引導，盡力彌補教材的不足之處。如果將普遍聯系的觀點滲透到外國新聞史教學和研究中去，可在歷時研究中兼顧共時研究，或者在共時研究中兼顧歷時研究，發現新問題，總結新規律。

三、普遍聯系的微觀應用

唯物辯證法認為世界的統一性是無限多樣的，世界的普遍聯系與此相一致，也包含豐富的特殊性的普遍聯系。而區別在本質上也是聯系的一種方式，即以對立的方式發生的聯系。一切事物都同其他事物既相區別，又相聯系，二者的辯證統一體現了聯系的客觀普遍性。

用普遍聯系的觀點分析具體史實，既能找到事物發展的普遍規律，又能事物與事物之間的差異，真正在認知領域“同化”此知識點，達到“掌握”的程度，而且不“遺忘”。比如以往的外國新聞史教科書通常使用共時研究的方法，分析廉價報的產生原因，并將原因歸結為工業革命帶來的社會變革，還往往從政治、經濟、文化、技術、城市化和商業化等方面詳細分析。這或可解釋世界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廉價報產生的總體原因，卻不能解釋為什么最先開始工業革命的英國，其廉價報的產生和早期發展狀況不僅落后于其殖民地――美國，而且落后于隔海相望的法國。因此，應該使用普遍聯系的觀點重新審視這段歷史，引入歷時研究的方法具體分析各國國情。比如就受眾素養而言，歐洲各國呈現明顯的不平衡特點。英國雖然1861年的《教育法典》明文規定了“小學教育的‘閱讀’‘書寫’‘算術’的教學內容和要求”[1]，但并未使英國的初等教育有長足進展。直到1870年《初等教育法》的頒布才真正改變英國初等教育的狀況。該法案主要涉及小學的數量和質量、入學的年限和開辦小學的資金來源等方面的內容。此后，英國幾次修訂和補充該法案，使其義務教育的普及率大大提高，有的地區甚至普及初等義務教育。至此，英國才擁有了大量能夠讀懂新聞的潛在受眾。而法國1833年頒布《基佐教育法》，主要內容是：國家有權征收特別稅款作為教育經費，在全國普遍設立小學；在各省設立師范學校培養初等學校師資；設立小學教育鑒定委員會，規定所有小學教師必須接受培訓，獲得教師資格證才能任教該法案的實施是法國初等教育發展史上的重要步驟，推動了法國初等教育和師范教育的發展。而1881年頒布的《費里法案》其要旨是宣布實施普及、義務、免費和世俗的初等教育；規定兒童6歲入學，初等教育為義務教育；小學和學前教育是免費的；廢除法盧法案中關于教會對學校的特權，取消公立學校的宗教課，改設道德和公民教育。該法案為近百年間法國國民教育的發展奠定基礎。大洋彼岸的美國于19世紀20年代后致力于公立初等學校的建立與發展，并形成公立學校運動，實施普遍的國民初等教育。主要是設立州教育委員會；建立地方稅收制度，籌集辦學經費：興辦公立小學；制定義務教育法，推行免費義務教育等。由此可見，美國的免費初等教育普及明顯早于英法，更早地為廉價報興起提供合格受眾并培養潛在受眾群的閱讀習慣。

除受眾教育水平因素之外，新聞事業作為上層建筑的一部分，一方面受經濟基礎制約，另一方面還受本國政策影響。比如英國的“知識稅”在1712年到1861年的150年中，鉗制了報業的發展，廉價的逃稅報紙雖然在民間發行，但面臨隨時被當局取締的危險，廣告商也不可能信任可能會被查禁的報刊，廣告額較少，使得英國的廉價報舉步維艱。而美國殖民地政府1765年頒布印花稅法案，比英國本土推遲50年，該法案只實施1年，英國政府就因殖民地各界的抗議、指責而被迫撤銷。同年制定的湯森法案，規定征收的稅種中包含紙張稅，仍有三分之二的報刊抵制這一法案。此后1776年爆發美國獨立戰爭，英國殖民當局的紙張稅自然不了了之。美國獨立后，1791年通過了《權利法案》規定：國會將不制定任何法律――剝奪言論或新聞出版自由。因此，美國報業在1791年之后，就獲得更寬松的政策環境和法律環境。在相似經濟條件下，美國的廉價報發展自然比英國更有優勢。

綜上所述，普遍聯系的觀點可以從宏觀和微觀兩方面，對外國新聞史史實進行教學和研究，普適性強，可操作性強，是一種非常實用的哲學工具。

新聞史論文:中國新聞史學會會暨“實踐育人:人才培養與華文傳媒的發展”會議綜述

2012年是高等教育的“實踐年”，為全面落實《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創新華文傳媒人才培養模式，中國新聞史學會、中國新聞史學會臺灣與東南亞華文新聞傳播史研究委員會于2012年10月27日至28日在重慶工商大學舉辦了中國新聞史學會2012年會暨“實踐育人：人才培養與華文傳媒的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近60名兩岸三地中國新聞史學會的專家學者、傳媒業界的資深工作者和重慶市內相關高校傳媒學院的領導齊聚重慶工商大學，共話新聞傳媒發展，旨在交流海內外新聞傳播院系和華文媒體在實踐育人方面的經驗，探討存在的問題與發展的對策。

重慶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周波、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院長、中國新聞史學會會長程曼麗，中國傳媒大學副校長、中國新聞史學會副會長丁俊杰，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院長、中國新聞史學會副會長陳昌鳳，鄭州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董廣安，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書記處書記、中國新聞史學會副會長顧勇華，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常務副院長、中國新聞史學會副會長黃瑚，中國新聞史學會副會長、中國傳播學會副會長吳廷俊，中國傳播學會副理事長蔣曉麗，中國傳播學會副會長邱沛篁，華中科技大學新聞與信息傳播學院院長張昆，重慶廣播電視集團總裁劉光全，重慶日報報業集團黨委書記牟豐京，重慶晨報總編輯張永才，新浪（重慶）總經理周燕，重慶日報報業集團新聞研究所所長耿曉東等出息了研討會。重慶工商大學黨委書記李春茹、副書記朱伯蘭、副校長鄭旭煦等領導嘉賓出席開幕式。鄭旭煦副校長主持了開幕式。

會議前，重慶工商大學黨委書記李春茹、重慶廣電集團總裁劉光全、重慶日報報業集團總裁牟豐京、中國新聞史學會會長程曼麗分別致辭，重慶市委常委、宣傳部長徐海榮對會議的舉辦專門發來賀信，周波副部長宣讀了賀信。賀信中，徐海榮部長對本屆年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的開幕表示祝賀，對重慶新聞事業悠久的歷史和優良的傳統進行了介紹，對中國新聞史學會20多年來促進新聞傳播學發展所做出的貢獻給予肯定，衷心希望專家、學者們一如既往地關注重慶的建設與發展，關心支持重慶的新聞事業。

來自中國新聞史學會和國內外傳媒領域的專家學者、資深記者編輯，圍繞新聞教育、新媒體發展等議題展開了探討，并實地參觀了重慶工商大學長江傳媒學院傳媒發展協同創新中心，專家們對重慶工商大學注重培養新聞專業學生的創新實踐能力，打造產、學、研“三位一體”的辦學模式給予肯定。

美國華文媒體協會理事、美國《世界日報》記者劉偉在會議中作了“美國大紐約地區華文媒體的發展與未來思考――兼談華文媒體人力資源狀況”的報告，介紹了美國大紐約地區華文媒體的地位，梳理了美國大紐約地區華文媒體的發展演變，在此基礎上重點分析了美國大紐約地區華文媒體發展與人力資源的狀況，最后提出了對對美國大紐約地區華文媒體未來發展的幾點思考。他認為，面對變化的華人讀者，華文媒體應考慮發展雙語媒體；應立足美國華人立場，強調中華文化為主，多元文化為輔的媒體價值觀；平面、網絡同時推進，互為補充；此外，穩定和提高原有人才，吸引年輕采編人員和新傳媒技術人員是華文媒體發展和未來的關鍵。

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院長、中國新聞史學會副會長陳昌鳳作了《網絡時代華語傳播的新格局》的重要報告，對西方主流媒體和華文傳媒爭占華語市場的現狀進行了分析，并就微媒化是否應該成為華語媒體傳播方向提出了思考，陳院長還介紹了近年來華語傳播市場的基本情況，重點探討了傳統媒體在網絡時代“如何突圍”。他認為，以博客、播客、維基、社交網站（如Facebook、Twitter、MySpace）為代表的Web 2.0的網絡工具有個人化、互動化、集體貢獻內容等典型特征，是網民在虛擬空間里的“生活面貌”、資源分享和社交方式的大變革，是21世紀知識型經濟主導下的人類社會的縮影。在網絡時代傳統媒體應當實現由傳播新聞到運營信息的轉型，攜手新媒體打造“智能新聞”，拓展社交媒體的視野，積極探討新模式、新方法和新手段，不斷提高新聞傳播的社會化和全球化。

銘傳大學大陸教育交流處處長陳耀竹作了《臺灣數字媒體發展概況》報告，介紹了臺灣數字電視發展概況，探討了新形勢數字媒體面臨的挑戰。他指出，數字電視時代，電視節目將走向分眾化與客制化，廣告形式也會逐漸轉向個人化與互動化，應用服務范圍更為寬廣（生活服務）。他認為，臺灣數字媒體發展中面臨著八大挑戰，具體為：一是2012年7月1日起的無線數字化，對收視習慣產生了一定沖擊；二是在法令修改后，核心競爭取決于品質，中華電信MOD成為絕對優勢很難講；三是有線系統業者數字化后，電視的使用機能發生了改變，顧客才是王道；四是分組付費或計次付費制度實施后會產生一定的排擠效應，仍須通過市場的檢驗；五是同業間將持續的惡性競爭及大陸的磁吸效應，對內容供應者的經營壓力將有增無減；六是以公民評鑒來決定節目的上下架機制過于“民粹”；七是在當前相關法律、法規不完備的情況下，如何進行電信、廣電管制架構的調整；八是如何提升寬帶、電視數字化普及率。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中國新聞史學會常務理事王潤澤就主流媒體從業者的培養思路提出了一些看法，他強調人才培養應該加強文史哲基礎教育、提升學生對客觀事物的分析判斷能力。作者援引著名新聞教育家羅列教授的話，“新聞專業的學生在學校四年里究竟學些什么課程，是一件頗費躊躇的事情”。王教授認為，高端新聞人才的訓練應加強文史哲基礎訓練，特別是研究型大學的新聞傳播學科，應在教學中突出這個特點。通過強化文史哲的基礎學科，培養學生樹立正確的價值判斷，增強理性思維，訓練他們在紛繁復雜的社會活動中，準確發現問題，科學分析問題，客觀提供解決思路。加強文史哲基礎教育，要明確新聞的選擇需要價值理性的判斷，加強對客觀事物的分析與判斷能力，既要呼吁社會各方面給與媒體進行輿論監督的權力和更大的空間，更要警惕媒體所進行的偽輿論監督，此外還要正確認識新媒體的作用。

廈門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副教授曹立新作了《什么實務，如何導向：新聞教育中的實務導向芻議》的報告，對當前新聞教育中的實務及導向問題進行了探討，指出“未來新聞教育計劃”之“課程充實計劃”，應當增加歷史、政治、哲學、古典文學甚至科技等課程。他認為，新聞教育應當回歸新聞，一是新聞藝術不同于媒體技術，即新聞學作為獨立的社會實踐不能與傳播或者媒體混淆；二是新聞職業不同于新聞產業，新聞是民主的另一種表達，或者說，沒有民主就沒有新聞。

華中科技大學新聞與信息傳播學院教授吳廷俊作了《“增強核心競爭力，減少“可取代性”――二論中國大陸新聞教育改革的出路》的報告，他在報告中檢視和深入分析了中國新聞教育的“可取代性”，對如何培養合格記者，提高新聞教育核心競爭力進行了探討，他還指出無論“公民新聞傳播”時代下新聞業的開放程度有多大，專業新聞記者永遠都是需要的，且時代信息化水平越高，新聞業越開放，人才構成越復雜，對專業新聞記者的需求度就越高。他認為，新聞教育不應培養“萬金油”，而應培養合格記者；所以新聞教育只有培養出合格新聞記者，提高核心競爭力，才能使自己在高等學校有立足之地。

重慶工商大學長江傳媒學院執行院長殷俊作了《構建真實傳媒環境，推進協同創新實踐》發言報告，他首先向與會專家介紹了長江傳媒學院堅持“構建真實傳媒制播環境，完善產學研一體化實踐”教育的辦學思路，在具體的教學體系中，將大學生頂崗實訓納入具體的教學內容，推薦和鼓勵本科生、研究生進入傳媒協同創新中心參與不同節目、各個具體崗位的頂崗實訓，讓資深傳媒工作者和大學教師共同指導學生成長，構建“記者編輯-教師教學、學生學習-學生頂崗實踐、教師-記者編輯相互掛職”三位一體的辦學模式。

在本次研討會上，新華社、海峽導報社、美國世界日報社、人民日報社、重慶廣播電視集團、重慶日報報業集團等媒體總編、記者等海內外業界精英，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廈門大學、臺灣銘傳大學等著名高校院長、博士生導師等新聞教育專家齊聚重慶，共同謀劃推進高校新聞教育“實踐育人”的新思路、新舉措，此次研討會的順利開展對于我國新聞教育事業具有承前啟后的重大意義，為加強我國新聞媒體輿論引導能力、提升我國媒體在國內外的傳播影響力提供智力支持，為我國培養傳媒精英人才貢獻力量。

作者簡介： 張杰（出生1984年2月）、性別：男、籍貫：重慶、職稱：助教、學位：碩士、研究方向：新聞傳媒

新聞史論文:關于新聞史學研究方法的思考

摘 要：新聞史學研究方法主要有定量分析法、對歷史研究的兩種解釋體系（革命史范式和現代化范式）、拉斯維爾的4+1模式以及媒介現象與外部社會互動模式、問題意識等，其中問題意識對新聞史學研究至關重要，一個好的問題是做研究的第一步也是重要的一步。

關鍵詞：方法訓練；問題意識

做學問不僅要下功夫去學，還要用腦子去思考、去提問，有了好的問題做導引才能去做研究，進而寫出有價值的論文。有人在寫論文的過程中，很少一開始就去思考問題。殊不知，一直處于一個盲目的狀態，自然跳過了問題的導引，而直接進入了解決問題的階段。如果先明確了自己想要研究和解決的問題，然后再進行研究，會使論文更有針對性，更有價值。而如何去發現問題，也是一個思考和學習的過程。

一、什么叫問題意識？

那么，到底什么是問題意識？到目前為止學界還沒有一個明確的、規范的說法。國內學者大多是從教育學的意義上理解問題意識的：“所謂問題意識，是指人們在認識活動中，經常意識到一些難以解決或疑惑的實際問題及理論問題，并產生一種懷疑、困惑、焦慮、探索的心理狀態”。但是這樣的理解只是問題意識的一個方面，對于科學研究來說，更為重要的是問題背后的理論意識，就如當代國際關系批判理論學者羅伯特?科克斯（Robert Cox）所闡述的，問題意識雖然仍以問題為基本內容，即原有理論和客觀事實之間的矛盾，但是它更是一種客觀事實作用于某種特定環境中的主觀意識的產物，問題意識是在特定歷史時期對某些問題或事件的意識。科克斯的問題意識深化了我們對“問題”的認識，也就是說，問題不僅是“科學探索性疑難”，也不僅是強烈的對問題的探索欲望，更為重要的是理論對于問題的能動的闡釋，即問題意識是建立在研究者提出問題的理論背景基礎上或者能動地選擇一種理論觀照一個社會問題，因此，任何問題的產生都和特定的理論或方法論有關。

二、如何培養問題意識？

研究者在選題時往往受到以下幾個因素的影響：專業理論知識；研究方法知識和各種操作技術；對社會生活的觀察以及個人對問題的悟性或者洞察力和動員社會資源的能力。一項具體的研究課題從開始選擇到最終確定，正是上述幾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那么如何培養問題意識就應該從這幾個方面入手：

首先，廣泛涉獵專業著作及相關學科的理論知識，同時，盡力閱讀大量文獻和學界論文；

其次，注重研究的方法訓練，從前輩的論文中汲取營養；在平時的學習中應多多關注學界最新動態，養成多思考，多追問的習慣。在追問的過程中，我們要學會判斷，然后經過判斷進入問題，在好奇和疑惑的引導下進行初步判斷，但是不能把判斷當作問題，因為判斷可能是偽問題。在發現問題的過程中，我們還需要學會文獻綜述，因為文獻綜述是一個發現問題的手段，它的目的就是看同類研究的前人啟示。

具體說來，要培養問題意識。首先，必須經過大量的閱讀，在閱讀中進行思考，從而萌發問題；然后再進行文獻綜述，看前人是否研究過這個問題，對此又是以何種角度來解決的，再思考自己對此問題的解決有何創新之處，是否有繼續研究的價值。如果看到前人在同類對象中剩下了什么問題，這個問題就可以被鎖定成自己的問題；或者同類對象中產生了一種新的變化，新變化帶來新問題，引發舊理論在新條件下是否使用的問題，如果適用，說明理論彈性強、范圍廣，如果不適用，需要理論推進，于是研究就有了意義。例如：對余英時的《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序進行文本分析，作者通篇都在以問題做導引，以提出問題、解決問題，層層推進的方式為我們闡述了胡適先生思想形成的背景，思想革命的起點，長期的精神準備，他思想革命的兩個領域以及思想的最終形成，最后還指出了胡適思想的內在限制。作者首先提出胡適歸國前后，中國思想界這一段空白究竟屬于什么性質？為什么是胡適而不是別人填上了這段空白？通過對第一個問題的解答為我們闡述了胡適思想史的背景。通過對第二個問題的回答，給我們講述了胡適長期的精神準備。進而提出一連串問題來為我們講述胡適思想革命通俗文化和上層文化這兩個領域。通過對“胡適究竟在什么確定的意義上可以稱作杜威的實驗主義的信徒？”這個問題的解答，闡釋了胡適思想的最終形成。文章最后提出“如何使中西兩個思想流派相通？”并用胡適的原話“今天人類的現狀是我們先人的智慧和愚昧所造成的。但是后來人怎樣來批判我們，那就要看我們盡了自己的本分之后，人類將會變成什么樣子了。”來鼓勵后人努力創新。同時，也肯定了胡適先生已盡了他的本分，為中國學術與思想現狀做出了貢獻。由此可見以問題做導引使文章整體思路之清晰，邏輯之嚴密。

新聞史論文:一種社會史研究范式

摘 要：作為研究范式的社會史具有三個顯著特征：一是注重整體性研究，強調社會史是整個社會的歷史；二是觀照“底層社會的歷史”，即把目光下移，關注普通群體、普通人的社會生活；三是跨學科對話。一個區域報刊業的興盛必有其區位優勢、社會文化環境和內外動力機制，區域報刊業的消長與區域社會發展關系密切。晚清、民初時期，報刊傳媒在區域社會早期現代化、現代化進程中起著重要的作用。因此，以社會史研究范式來進行區域新聞史、報刊史的整體性研究對于促進新聞史研究將會大有裨益。

關鍵詞：區域新聞史；社會史；研究范式

時下，區域史研究已成為國際學術發展的新趨勢。海外學者，尤其是美國學者從地域角度探討中國近現代史的力作多有問世。20世紀70年代以來，以中國近代史為研究對象，深入探索中國近代社會內部的變化動力與形態結構，并力主進行跨學科協作研究的“中國中心觀”，逐漸成為美國中國近代史研究的一種趨勢。將中國按橫向分解為區域、省、州、縣與城市，以展示區域與地方歷史研究，是“中國中心觀”的重要特征[1]。在中國學術界具有持續影響力的法國年鑒學派，主張研究“整體的歷史”、“總體的歷史”，但其代表人物的經典作品絕大多數是區域性或專題性的研究（后文論及）。國際學術史一再證明，較有價值的作品往往是那些開始會被看不起眼的所謂“中觀”或“微觀”研究，即區域性、專題性研究和個案研究，這些研究常常可以見微知著，表達對整個社會文化進程的理解和解釋，甚或得出具有普遍意義的結論。區域史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通過不同學科的區域史研究，可以探索傳統社會或由傳統社會走向現代社會的歷史進程，填補學科空白；可以探索當代社會，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經驗或借鑒。我國歷史悠久，疆域遼闊，從中央到地方，從整體到局部，不同的歷史時期、不同的地域蘊藏著極其豐富的史料和各種現實資料、數據，“區域社會是整體中國的一部分，是整體中國的細胞形式，解剖某一個具有典型意義的區域社會，本身就有助于我們深化對整體中國的認識”[2]。“只有把一個一個區域社會的情況研究透了，才能從中央和地方相互作用的角度出發，把整個中國的研究推進到一個新的高度”[3]。

一、社會史-區域社會史的研究范式

作為“新史學”的社會史研究，自21世紀以來已在史學界刮起旋風，以馮爾康、許紀霖、趙世瑜、喬志強、常建華、楊念群、黃興濤、馬敏、朱英、周積明、嚴昌洪、陳春聲、王笛、吳琦、行龍、章清、王日根、劉志偉、唐力行等一批史學專家、學者為代表的社會史學派，借鑒法國年鑒學派理論和歷史人類學、歷史社會學、計量史學等社會科學研究方法，汲取后現代思想精髓（剔去糟粕），并結合中國實際，開辟出一種有中國特色的社會史研究范式。

什么是社會史？社會史是歷史學的專門史還是通史（整體史、總體史）？社會史是歷史學的一個分支還是一種新的視角？社會史與社會學關系如何？國內外學者有各不相同的解釋。西方學者主要有以下四種解釋：其一，法國年鑒學派主張，社會史是一種“整體史”或稱“總體史”，第三代年鑒學派核心人物雅克?勒高夫在其主編的《新史學》中對所謂“總體史”概括道：“這里所要求的歷史不僅是政治史、軍事史和外交史，而且還是經濟史、人口史、技術史和習俗史；不僅是君主和大人物的歷史，而且還是所有人的歷史；這是結構的歷史，而不僅僅是事件的歷史……總之是一種總體的歷史。”[4]19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霍布斯鮑姆總結說，關于社會史有三種看法：一是關于窮人或下層階級的歷史，二是關于日常生活、風俗或生活方式的歷史，三是社會經濟史[5]。這也是一種整體史觀。 其二，以英國社會史家屈威廉等為代表，主張“撇開政治的人民史就是社會史”，也就是說，社會史是關于生活方式、閑暇狀況和一系列社會活動的歷史[6]。其三，以美國歷史社會學家查爾斯?蒂利為代表，認為社會史是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歷史，社會史的核心內容是重建宏觀結構變遷中普通人民的歷史，主張將宏觀結構的變遷同人民的日常生活聯系起來考察。其四，以英國史學家E.H.卡爾為代表，認為社會史是社會科學向史學滲透所形成的邊緣學科，社會史是同社會科學相結合的歷史。國內學者有三種觀點：一是作為整體研究的社會史，二是作為歷史研究范式的社會史，三是屬于歷史學而非社會學的社會史。知名史學家馬敏教授從研究范式的角度來理解“社會史”頗具代表性。他認為：

無論中西，現代史學的潮流都是以“總體史”為指歸的，“總體史”范式也就是目前我們所能遇見到的新史學的根本范式。在中國，這一“總體史”范式通常又與“社會史”相聯系，在這一意義上的“社會史”往往成為“新史學”的代名詞……作為“新史學”根本研究范式的“總體史”，更多的是就方法論意義而言的，是一種“新的研究方法、新的研究態度和新的研究視角”。其中視角的轉換和視野的開闊又是最具關鍵性的，它主張對歷史進行“全景式”和“全幅式”的把握[7]。

按照我們的理解，作為研究范式的社會史具有三個顯著特征：一是注重整體性研究，強調社會史是整個社會的歷史；二是觀照“底層社會的歷史”，即把目光下移，關注普通群體、普通市民、普通人的社會生活；三是跨學科對話。由于現代學科的劃分反映的是我們看問題的思想和方法，而不是現實世界本身，強調學科融合或跨學科對話有利于克服這種局限性。社會史的跨學科對話，即與社會科學中的一些相鄰學科如人類學、社會學、心理學、宗教學、地理學等相互交叉和滲透、融合。我們認為，社會史和“政治史”、“文化史”一樣，屬于歷史學的一種研究范式，是“新史學”派借鑒人類學、社會學、宗教學、語言學、人口學、民族學、經濟學、統計學等社會科學的理論和方法進行整體史研究的一種史學研究方法或研究愿望。當然，社會史和社會學的關系比較密切。正如當代英國知名史學家查弗里?巴勒克拉夫所言：“如果說，歷史學家向社會科學去尋找新見解和新觀點的根本原因是對歷史主義及其立場和觀點的強烈反動，那么，歷史學家首先應當面向人類學和社會學去尋找新方向是毫不足怪的。在所有的社會科學中，社會學和人類學在觀點上與歷史學最為接近。”[8]波蘭著名歷史學家波托爾斯基亦言：“社會學側重于現實世界，而史學則側重于以往的歷史過程在現代史學中，企圖在理論結構和解釋上把史學與社會學分離開來，是不可能的。”[9]

作為一種整體史研究范式，社會史與區域社會史兩者是并行不悖的。社會史興起于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法國年鑒學派，歷經七八十年，至今仍具有鮮活的生命力。而年鑒學派代表人物的代表作品大多是區域史研究的典范。如費弗爾的《腓力普二世時期的弗蘭施孔德地區》，布羅代爾的《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皮埃爾?古貝爾的《1600-1730年的博韋與博韋人》，勒華拉杜里的《蒙塔尤：1294―1324年奧克西坦尼的一個小山村》等。可見，區域史也可以是整體史、總體史。至今仍活躍于法國史壇的第四代年鑒學派學者更強調：“在每個具體研究中使用各種方法、手段和途徑，使其融為一體，從而事實上推進史學研究。”[4]17可以說，區域社會史從研究實踐層面推動著作為整體的社會史走向深入。

二、近代報刊業的興盛與區域社會發展

在中國社會自近代以來的現代化轉型過程中，長江流域有著區位、交通優勢和較好的經濟基礎，列強勢力沿著長江流域從東南沿海逼入長江中游、再侵入四川盆地等內陸地區，逼使長江流域沿岸城市開埠通商、走向開放的道路。他們在經濟掠奪和文化侵略的同時，也帶來了先進的科學、技術、文化，客觀上促進了長江流域乃至中國的社會現代化進程。而列強的入侵、經濟的掠奪、文化的滲透以及長江流域自身政治的革新、社會思潮的興起、經濟的發展、文化的傳播、社會的進步，必須要借助于一定的載體。作為洋務、維新、革命的工具和經濟文化傳播的載體的近代報刊，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梁啟超早在1902年就指出“學生日多，書局日多，報館日多”是影響中國前途的至關重要的三件大事，辛亥時期，他對報刊的作用又有辛亥“國體丕變”“報館鼓吹之功最高”[10]的評價。知名史學家章開沅等人認為：“作為經濟發展與政治變革的中介環節，大眾傳播媒介的發達，是近代社會變遷的重要動力和指標，它不僅直接推動政體的轉變，而且引起整個社會結構的連鎖反應。”[11]晚近報刊傳媒在長江流域和兩湖地區的社會現代化進程中亦起著非凡的作用。

以近代長江流域報刊業的發展為例，作為中國現代化進程的重要地帶的長江流域，其不同區域近現代報刊業的發展程度隨著區域中心城市開埠通商和早期現代化前進步伐的快慢而有所差異。上海――長江流域經濟帶的橋頭堡，近現代報刊業發展最為壯觀，報刊數量占據全國三分之一強；重慶、成都――長江經濟帶的腹地和革命戰爭宣傳的大后方，近現代報刊業的發展亦很突出。作為連接長江流域經濟大動脈東西紐帶的兩湖地區，其區域中心城市如漢口、武昌、沙市、長沙、衡陽等地近現代報刊業也比較發達，據劉望齡先生不完全統計，近代湖北實際創辦報刊300種左右，就目前所能見到的報刊輯錄顯示，1866―1919年間，湖北共創辦報刊191種，其中，外國人主辦的報刊31家，官辦25家，民辦131家[12]劉望齡先生統計數據不全，另據《武漢市志?新聞志》統計數字，僅晚清、民國時期（1866-1919）武漢地區的報刊數量即達193種。可見，該時期整個湖北省報刊數量應不下200種（參見武漢地方志編纂委員會主編：《武漢市志?新聞志》，武漢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38-48頁）。。據方漢奇先生所著的《中國近代報刊史》（上、下）[13]和史和、姚福申、葉翠娣編的《中國近代報刊名錄》[14]、丁守和主編的《辛亥革命時期的期刊介紹》（I-V）[15]、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研究室編的《五四時期期刊介紹》（第一、二、三集）[16]、上海圖書館編的《中國近代期刊篇目匯錄》（第一集、第二卷、第三卷）[17]等書籍所列報刊名錄不完全統計，1897―1919年間，湖南報刊數量亦達116種。其中，長沙即達89種，包含報紙57種，期刊32種[18]。僅辛亥革命時期（1901―1917），湘籍志士創辦報刊即達34種[19]，位居全國前列。兩湖地區一些知名報刊如《中華民國公報》、《漢口中西報》、《大江報》、《漢報》、《湘報》、《湘學報》、湖南《大公報》等報刊則在全國占據相當重要的地位。以后至新中國成立前，兩湖地區報刊業發展更為繁榮，在民國時期全國報業之林中蔚為大觀。

一個區域報刊業（如兩湖地區、上海地區、四川地區、廣東地區、京津地區等）在某個歷史時期的發展、興盛、繁榮必有其區位優勢、社會文化背景和內外動力機制。那么，一個區域近代報刊業繁榮的區位優勢和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背景及內外動力是什么呢？教育近代化與近代西方印刷技術的傳入、發展對近代報刊業的發展繁榮有何作用？傳統士紳、近代知識分子與近代報刊群體的形成和報刊業的發展關系如何？近代報刊群體的生存狀態如何？同時，作為一種公共領域的近代報刊是如何進行思想啟蒙、輿論宣傳和下層民眾動員的？近代報刊和報刊群體的生存空間如何？扮演了什么社會角色？與受眾群體的關系如何？起到了怎樣的社會作用？一個區域近代報刊業的繁榮是否促進了區域社會早期現代化轉型？有何文化貢獻和社會作用？對于這些問題，需要從社會史的角度、用社會史的研究范式來進行解答。

三、區域新聞史的社會史研究范式有待加強

目前，在區域新聞史、報刊史研究領域，上海新聞史、報刊史的研究最為繁榮，除方漢奇先生主編的《中國新聞事業通史》、丁淦林主編的《中國新聞事業史》[20]等一批“通史性”新聞史著作大量涉及上海新聞事業史外，由上海市地方志辦公室《上海新聞志》編纂委員會編的《上海新聞志》[21]，上溯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近代報刊發源，下迄1996年（大事記延至1998年），130余萬字，橫亙上海150年的新聞事業的發展變遷過程，同時還介紹了各個歷史時期有關上海報紙的編輯方針、新聞采訪、編排形式、經營管理和重大新聞歷史事件、新聞人物等，以其豐富的內容、翔實的資料、獨特的視角、客觀的敘述，填補了區域新聞史研究的諸多空白。馬光仁主編的《上海新聞史（一八五―一九四九）》[22]、《上海當代新聞史》[23]系上海區域新聞史的集大成之作，兩部著作前后銜接、渾然一體，凡洋洋灑灑130余萬字，按編年順序系統而完整地論述了上海自1850年至20世紀末的新聞發展史，有點有面，有專題分析和個案研究，“仿佛是一部上海地區一個半世紀新聞事業的歷史畫卷，是一部地區新聞史的力作，為地方新聞史的編寫工作提供了很好的借鑒”[24]。寧樹先生主持編寫的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資助重點項目《中國地區比較新聞史》，目前已完成120萬字，尚待出版。該文稿立足上海，對上海、北京、天津、江蘇、安徽、廣東、湖北、四川等地的近現代新聞事業發展狀況進行了論述和比較，集新聞史比較研究之大成。曹正文、張國瀛的《舊上海報刊史話》[25]側重于從史料的角度梳理了舊上海的報刊發展概況；秦紹德的《上海近代報刊史論》[26]分上海近代報刊誕生、維新運動與報刊勃興、政黨報刊、資產階級商業報紙、上海小報、上海租界報刊等幾個專題，勾勒了上海近代報刊業發展的基本面貌。最近幾年，上海新聞史的研究側重于專題研究和個案研究，從而把該區域新聞史的研究推向微觀層面，在精細化程度上前進了一大步。

在長江流域上游重慶、四川地區，最近幾年也有論述該區域的新聞史專著問世，除四川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纂的《四川省志?報業志》[27]、《四川省志?出版志（上、下）》[28]和重慶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纂的《重慶市志?報業志》[29]、《重慶市志?出版志》（出版中）等志書類著作外，還有一些史料成果問世，如四川省新聞出版局史志編纂委員會編輯的《四川新聞出版史料》[30]，四川省新聞志編輯部編的《四川新聞史料匯編》[31]，以及《成都新聞資料專輯》、《重慶新聞史料匯編》等，除這些史料性著作對近代四川地區新聞史、出版史作了簡要的資料性整理和面貌勾勒外，王綠萍女士在其前期廣泛搜集、爬梳四川地區新聞史料，匯聚成《四川報刊五十年集成》（尚未出版）的基礎上，又撰寫了專著《四川近代新聞史》[32]。該書重點勾勒了四川地區清末民初（1897―1918年）的報刊歷史，內容涵蓋四川近代報刊的產生背景和發展概況，傳教士在四川的辦報活動，成都報人先驅傅樵村的辦報活動，清末新政時期的四川官報及新聞法規，四川民主革命時期和立憲運動中的革命知識分子和立憲派的報刊宣傳活動，資產階級民主共和時期的四川政黨報刊和新聞事業發展，等等。四川大學蔡尚偉的博士學位論文《成都、重慶的城市文化與報業》[33]，從重慶、成都的城市化與城市現代化進程入手，勾勒成都、重慶兩城市自清末（1897年）至今的報業發展狀況和基本特點，并以文學為中心，考察城市文化形態與報紙和報紙與文學、文學界的互動關系；以大學為中心，包括大學生、大學老師、新聞教育、新聞研究機構等城市文化機構與報紙的內在聯系；以身份意識為中心，考察成都、重慶城市文化意識、文化身份、文化精神與報紙的互動關系等等，頗具新意。貴州師范大學徐文水的碩士學位論文《清末重慶報業發展與巴渝社會變遷》[34]，勾勒了清末民初時期重慶的主要報刊《渝報》《廣益叢報》《重慶日報》《崇實報》《重慶商會公報》等報刊的基本概況，近代重慶的杰出報人，報刊業務的改進，以及近代重慶報業的社會功用。西南大學張耀謀的碩士學位論文《重慶近代報刊的出現與現代文學的發生――以〈渝報〉〈廣益叢報〉考察為例》[35]論述了《渝報》的思想內容和思想文化空間，《廣益叢報》的出現與重慶現當代文學的萌發，報載小說的現代體驗、想象與重慶現當代文學的互動關系，等等。此外，關于四川地區新聞史的個案研究也有專著出現。比如，王伊洛的《〈新新新聞〉報史研究》[36]除簡單探討了四川報業的傳承和近現代化進程、成都報業的特點外，重點深挖了20年代末成都《新新新聞》的創立、地域特征、組織結構和管理模式、廣告發行和經營策略、新聞業務、發展誤區與歷史命運，等等。 但是，作為近現代報刊發展高地之一的重慶、四川地區報刊史、新聞史的研究還沒形成氣候，處于初級開發階段，尤其是從社會史的視角進行研究的力作尚屬空白，有待加強。至于兩湖地區新聞史的研究，亦處于史料整理性初級階段，尚未出現從社會史的視野進行整體性研究的大作（關于兩湖地區新聞史的研究，另有論述）。

可喜的是，如今，在區域新聞史研究領域，除常規性的史料考證、史料積累性研究（這些研究十分必要且沒有捷徑，其功績和價值絲毫不容置疑）作為傳統的研究模式占據主導地位外，一些新銳學者借鑒政治學、傳播學、文學、社會學等學科方法以及國外其他先進的研究模式進行新聞史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其中，社會史、社會學的研究模式或路徑成為這些新方法中的“顯貴”。比如，清華大學的李彬、陳昌鳳教授從媒介社會學的視角研究新聞史、傳播史，海派年輕學者方平、王敏、洪煜等在研究近代上海報刊史時，以社會史研究范式來進行研究，等等。比較突出的力作主要有：李楠的《晚清民國時期上海小報研究》[37]從文學和文化的角度探討了上海小報與市民社會、市民文化、市井眾生的互動關系，以及小報文學與大眾市民文學的互動融合關系；洪煜的《近代上海小報與市民文化研究》[38]詳細探究了近代上海小報的生成和發展，小報生存狀況與文化定位，小報文人群體網絡、近代上海小報與市民生活、上海小報的公共空間與市民文化現代性等問題，作者立足于學術前沿，從社會史的角度論述了小報與社會群體、社會變遷的互動關系；李靜的《大眾傳媒中的石庫門與上海人身份認同的歷史變遷》[39]解讀近代史上不同時期上海傳媒對石庫門的報道及廣告傳播，進而分析上海人身份的文化認同與變遷，凸顯大眾傳媒在社會文化變遷中的角色和地位；王儒年的《欲望的想象：1920-1930年代〈申報〉廣告的文化史研究》[40]從文化史的角度探討了消費主義意識形態下的上海商業傳統與消費理念、《申報》廣告的享樂主義傾向和審美情趣，以及受眾性別的認同、民族的認同、身份的認同等，具有文化史與社會史相結合的學術思路；王敏的《上海報人生活》（1872-1949）[41]以歷史敘事學（在后現代主義史學思潮影響下崛起的一種歷史話語表達方式）的筆法，從社會史視角敘述了報人的社會地位、職業狀況和近現代上海報人的社會生活空間、工作狀況與收入情況，以及上海報人日常生活、社會交往及其情感世界，敘事與史論并重，雅俗共賞，可讀性強。

總的來看，在區域新聞史、報刊史研究方面，呈現出明顯的不均衡狀態，上海等地因為近代新聞業相對比較發達，研究者比較多，研究成果相對豐富，尤其是上海地區，因為近代新聞事業領全國風騷，所以研究的“量”和“質”都走在全國前列，既有可以與“通史”相媲美的大部頭――《上海新聞史》、《上海當代新聞史》，又有區域比較新聞史集大成之作即將問世；既有深入的報刊個案分析，又有以社會學、文學等多維度、多視角的微觀考察，出現了幾部以社會史為研究范式的力作。而相對封閉的長江中游兩湖地區和長江上游的重慶、四川地區，近代報刊業的發展雖位居全國前列，新聞史料豐富，但新聞史研究成果較少，僅有的一些研究成果停留在史料整理、面貌勾勒和個案研究層面上，尤其是從社會史范式來進行研究的成果基本沒有，尚須大力加強。

新聞史論文:議人文精神在新聞史教學中的滲透

【 摘 要 】大學新聞學基礎課程中的中外新聞事業史，對促進學生新聞專業認同、歷史使命感與社會責任感形成、新聞史發展規律把握有著很重要的作用。中外新聞事業史還包含著較多的人文精神。新聞事業史教學改革和研究中，教師需注重總結、滲透和提煉其中的人文精神。本文就此對人文精神在新聞史教學中的滲透進行分析。

【 關鍵詞 】人文精神 新聞史 教學 滲透

新聞史存在兩大線索，一個是具體的歷史情況發生和存在，另一個是抽象新聞理論改革和發展。事實上，中外新聞事業史還具有更為重要和特殊的線索，就是它蘊含的人文精神發揚與繼承。長期以往，這個線索未得到人們的足夠重視。在新聞史教育中顯得過度冷清和單調，學生缺乏學習興趣，被動接受教學。在倡導素質教育形勢下，教師應當利用和重視中外新聞史中的豐富人文精神資源。

1.人文精神中的“做人”

合格的新聞人要具備兩大條件，一是以天下為己任，志向高遠。二是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質，寫出好文章。1978年，新華社陜西分社社長馮森齡去延安采訪。他一進延安，看到許多農民衣著襤褸的在街頭討飯，心中極為難受。親眼見到這些事情，馮森齡的觸動很大，他決心為此呼吁。馮森齡曾因為堅持真理講真話經歷許多挫折，但他依舊不考慮個人得失，寫了《延安有很多農民上街要飯》等報道，最終引起了政府的重視。堅持為所有合理、正確的事情辯護，才是真正的新聞工作者。

2.人文精神中的“敬業”

新聞事業較為特殊，新聞人應當具有百折不撓、勤奮進取的精神。若要了解新聞事件背后的真相，取得廣泛公正的社會影響，需遵循敬業原則。第六屆范長江新聞獎獲得者杜獻洲，他5次進藏，4上阿里，巡查過1000多座界碑，連續102天長途巡邏雪山哨卡。在15年的記者生涯，他始終把目光投向祖國的萬里邊防，采寫親歷式報道160多篇，用新聞的形式喚起讀者對國家安全、對守土軍人的關注。正是這種敬業奉獻的精神，讓我們了解到我國邊防戰士的辛苦。

3.人文精神中的“審美”

社會輿論總機關便是新聞事業。新聞事業具有是非分明、客觀真實的屬性，新聞人應當懂得審美，具備較高思辨能力和分辨能力。倘若黑白顛倒、善惡不分，會產生不良的社會影響。美國新聞界曾出現過黃色新聞時期，大多數報紙為吸引讀者，報道大量的社會丑聞、犯罪行為、等文章，鋪天蓋地的假照片、假新聞。整個社會陷入空虛和迷惘之中。虛假惡毒的文章，會垮掉一代人的審美觀。新聞人應當堅持自己的立場，注重培養優良的審美觀。

4.人文精神中的“創新”

人們的創新推動著歷史的前進。事實上，新聞史是新聞事業創新的歷史。每一個新聞人和要從事新聞工作的人，都要具備創新能力和創新意識。新聞工作者需在與時俱進、實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思想路線中，不斷對新聞體制、方法、機制和觀念進行改革和創新。1903年，章士釗對《蘇報》進行了深入的改革，并創立“輿論商榷”的欄目。而之后雜志通信欄便是源于此。章士釗辦報的批判性、公共性、自主性、獨立性，為清末新聞信息流通、輿論模式、公共領域表達提供了體制保障，為中國近代報刊創辦樹立光輝典范。

結語：中外新聞事業史中的人文精神資源并不止這些，還包括機智、寬容、勇敢、奉獻、愛國等內容。教師應當細心點撥，在課外積極引導，讓學生了解新聞工作者的精神風范。通過為學生樹立學習榜樣，激發他們的學習動力和新聞興趣，健全人文精神。

新聞史論文:我國抗戰新聞史研究的補白之作

新聞史一直是新聞學者的重要研究對象，近代以來，我國的新聞事業隨著西方殖民主義的入侵，開始產生并且不斷成長。可以說，近代中國的每一重大事件都與新聞事業有著密切的關聯。我國新聞史的系統研究始于戈公振，他的《中國報學史》整理了大量珍貴資料，是中國新聞史研究的奠基之作。

此后的史學研究者主體上沿襲戈先生的研究路子，以宏觀、系統研究為主，其間北有中國人民大學的方漢奇先生、南有復旦大學的丁淦林先生，兩位的扛旗之作是這一類研究的典范。

改革開放后，我國新聞史研究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尤其是隨著新聞專業在全國各高校相繼設立，新聞史研究者數量大大增加，中國新聞史學研究的成果不再僅集中于幾個有代表性的高校。伴隨著思想的更開放、思維的更活躍，新聞史學的研究禁區相對減少，尤其是21世紀以來，研究的視野、角度與空間均有了極大的拓展。地方新聞史、城市新聞史、個報新聞史的研究，也愈見豐碩。由靖鳴先生等人撰寫的《桂林抗戰新聞史》（上、下）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版的。

抗戰初期，由于日本帝國主義的強大攻勢，加之國民黨抗戰政策的失誤，導致上海、南京、武漢等重要城市相繼失守，大半國土淪陷。國民黨遷都重慶之后，桂林成了抗戰大后方的一座重要城市。這一時期統治桂林的新桂系采取了比較開明的文化政策，為此，大批受戰火威脅的學者、文人、知名報人紛紛來到桂林，桂林一躍而為國民黨統治區文化事業極度興盛之地，新聞事業也活躍其間。長期以來，對桂林抗戰時期的研究一直在進行，但是這些研究大多著眼于文學藝術方面，《桂林抗戰新聞史》一書正好填補了關于這座抗戰名城研究中的空白，對我國地域新聞事業發展的研究同樣具有補白意義。

從第一手資料著手，詳論活躍于抗戰時期的重要報刊與報人

《桂林抗戰新聞史》（上、下）注重從報紙文本和第一手資料開展研究工作，從歷史實際出發，研究抗戰時期桂林獨特的新聞現象，進而論從史出，提出了作者自己的觀點與結論，這些觀點是具有建設性意義的。

該書共分九章。在書的第一章“緒論”中，作者主要闡釋了該書的選題由來以及研究框架，并對桂林新聞事業史及其研究狀況進行了論述，同時對當時桂林的政治經濟文化情況進行了深入研究。

對抗戰時期桂林新聞事業進行研究，無論如何也避不開新桂系，作為民國時期一支重要的軍政派系，無論是前方的戰事還是大后方的建設，新桂系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首先是對廣西的治理有功，1932年到1936年間，由于新桂系對廣西進行了較好的治理，使得廣西擺脫了偏遠落后省份的面貌；其次是在抗日中的突出表現，尤其是新桂系主要領導人李宗仁指揮的臺兒莊戰役取得了巨大的勝利，極大地鼓舞了全國人民的士氣，從而使得新桂系在全國中聲望極高，對其不敢小覷。此外，新桂系也試圖在政府以及中國共產黨之間周旋，以保護并擴大自己的力量。因此，新桂系對待中國共產黨明顯地有別于政府。雖然身為國民黨政府的重要組成力量，新桂系在根本上不希望共產黨做大，但為了防范和擴大自己的影響力，新桂系也非常注意拉攏共產黨，對共產黨的政策相對緩和。抗戰時期，《新華日報》等報刊得以在桂林地區相對順利地發展，與政治上的這種微妙關系有關。因此，專著首先對這一背景作了清晰的介紹與分析，從全書的結構與邏輯上來說，這一部分內容為此后若干章的展開作了非常必要的鋪墊。

第二到第六章，《桂林抗戰新聞史》（上、下）對桂林抗戰時期的幾份主要報紙進行了詳細研讀，總結出抗戰時期桂林新聞事業的幾個突出特點：這一時期的桂林各家報紙的新聞報道都表現出新聞專業主義精神，很大程度上追求著新聞報道的客觀性，尤其是《大公報》（桂林版）。新記《大公報》在復刊之初就確立了“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的“四不”辦報方針，這不僅是《大公報》的辦報方針，也是張季鸞對新聞專業主義的追求。1941年，《大公報》（桂林版）開始出版，依舊堅持“四不”辦報方針，重視時效性強、形式多樣、題材廣泛的長篇通訊，將單個小事件放在整個社會的大背景之下，提供多元的報道角度，為讀者營造豐富的想象空間。其次，桂林各報的言論中心在于抗日救國。民族危亡階段，各報之間放棄了以往的相互攻訐，一致對外，通力合作，宣傳中國抗戰必勝，言論極具特色，奠定了軍民勝利的信心。第三，由于桂林城內報紙數量眾多，也加劇了各報之間的競爭，為了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贏得一席之地，各報積極進行改革，提高報紙質量，并且根據自身特點推行靈活多樣的管理制度，提高媒體的運行效率。此外，抗戰時期由于大批文人和知名人士來到桂林避難，這在客觀上推動了桂林文化事業的發展，文化的發展進而促進了報紙副刊的發展。在這一時期，桂林各報的副刊辦得內容豐富、形式多樣、極具特色。尤其值得提到的是《救亡日報》（桂林版）。該報副刊得到茅盾、田漢、張天翼等知名作家的投稿，使《救亡日報》（桂林版）的副刊極具文藝氣息。

該書的第九章對桂林時期的知名新聞人物進行了研究。抗戰時期，范長江、夏衍、徐鑄成、胡愈之等人，因為各種原因來到桂林從事新聞工作。從該書中我們可以看到范長江作為“新聞隊伍指揮員”、“新聞理論家”、“社會活動家”進行的種種努力，夏衍為《救亡日報》盡快復刊，開展多元經營拓展生存空間，革新版面提高影響力所付出的一切，也能看到徐鑄成作為《大公報》（桂林版）總編輯對新聞專業主義的追求，以及如何利用言論對國民政府進行輿論監督的新聞活動，胡愈之如何撰文呼吁政治民主，如何關注對青年新聞人才的培養，等等。在這些新聞工作者身上所體現出來的那種令人敬仰的敬業精神，通過該書的記錄留存于中國新聞史。

以研究者應有的理性與客觀性，分析國民黨黨政軍系統和民營新聞事業

《桂林抗戰新聞史》（上、下）的撰寫者尊重歷史，以研究者應有的理性與客觀精神，盡可能真實地再現了活躍在彼時彼地的各種政治勢力的報紙，避免將該書寫成以共產黨報刊為主的新聞事業的研究。過去，由于某些主客觀原因，中國新聞史研究中對國民黨以及中間報刊的研究相對較弱或者做出的評價不夠客觀。《桂林抗戰新聞史》（上、下）重視研究的客觀性，并對國民黨和新桂系方面報紙以及民間報紙作出客觀評價，重點研究了《廣西日報》（桂林版）、《掃蕩報》（桂林版）、《大公報》（桂林版）的特點，對他們在抗戰時期為新聞事業發展所做出的貢獻做了中肯的評價，這是研究者所應有的一種研究態度，也是對中國新聞史研究的一種突破。

史學的研究注重資料的搜集，而資料的爬梳整理則是一項非常艱辛的工作，同時，它也需要研究者具有一種客觀與理性的研究力。《桂林抗戰新聞史》（上、下）采用了文本考辨的史學研究方法，客觀分析了當時媒介運行的情況，并通過梳理史料文本，歸納總結出當時的新聞媒體的發展特點及規律、新聞事業的經營管理體制、新聞思想的形成等。這些資料的搜集與甄別、分析與歸納，呈現了研究者的研究力。

《桂林抗戰新聞史》（上、下）展現了抗戰時期國共兩黨合作，建立統一戰線，以及在這個背景下國民黨、共產黨、其他黨派的報刊得以共存于一個相對平等的環境中，共為抗日救亡竭力的歷史畫卷。時值今日，當中國政府為推動大陸與臺灣兩地全面直接實現“三通”做出了不懈的努力，積極謀求共同繁榮發展之時，回首這段歷史，全面客觀地審視這段歷史是有著積極意義的。

《桂林抗戰新聞史》（上、下）是靖鳴先生主持的國家社會科學規劃課題“抗戰時期國共合作背景下桂林新聞事業史研究”的最終成果。靖鳴先生現任南京師范大學新聞傳播學院的教授、博士生導師。十幾年來他獨自撰寫或與他人合著了十多本著作，發表了一系列學術論文。在南京師范大學任教以前，他曾在廣西高校工作近十年，他及他的同仁對廣西地區的新聞事業有著學者的關懷與熱情，通過這部沉甸甸的研究成果，我們能看到這種關懷與熱情。相信這一成果不僅有厚度且經得起時間的檢驗，相信這部專著的面世，能給后繼者的新聞史學研究以借鑒與指導。

新聞史論文:古今中外新聞史上的杰作

《中原我軍占領南陽》是在全國解放前夕，為新華社撰寫的一篇新聞稿。一生寫新聞不多，但此文卻成了我國新聞史上熠熠生輝的名篇。

1948年，我軍在全國各個戰場上，揭開了全面戰略反攻的序幕。這年7月，劉鄧大軍攻克襄樊，南陽守敵四面楚歌，更加孤立。10月，指示中原野戰軍二、六縱隊和桐柏、江漢軍區部隊，將國民黨黃維、張淦兩兵團牽到南陽以西，中原野戰軍主力趁機攻占鄭州、開封，并逼近徐州。隨著黃維、張淦兩兵團東返南撤，我軍解放南陽的條件完全成熟。11月4日凌晨，在中原野戰軍的強大攻勢下，南陽國民黨第十三綏靖區守敵王凌云部棄城倉皇南逃，南陽不戰而克。當晚，一直關注中原和南陽戰場的，在西柏坡通過電文獲悉南陽順利解放的消息后，欣喜不已，遂奮筆潑墨，為新華社撰寫了這篇著名的《中原我軍占領南陽》電訊稿。

這篇新聞有翻云播雨，氣吞山河的氣勢。新聞之氣勢，是文章之外的功夫。一般文人寫文章，情勝于勢；而的文章，勢勝于情。他站得高，看得遠，文章充滿硬氣、正氣。如該文對敵軍慌慌張張調兵遣將，妄圖圍堵我軍的描述，及對敵軍棄戰而逃的刻畫，用語不多，卻讓我們真實地看到，國民黨反動派被我軍牽著鼻子走的衰敗相，從另一個方面顯露出我軍士氣正旺。該文的末尾還這樣寫道：王凌云“從南陽到襄陽，并沒有走得多遠，襄陽還是一個孤立的據點，王凌云如不再逃，康澤的命運是在等著他的。”這個斷言，肯定而又自信，充滿了歷史唯物主義和革命英雄主義的博大氣象，是一個革命家的政治遠見的表露。只有成熟的故治家，才能借歷史交替、風云際會、群雄逐鹿之勢，納雷霆萬鈞于文章，用鏗鏘有力的語言，宣傳自己的政見。無怪乎有權威人士曾這樣評價：是以氣勢壓頂的文章，征服了天下的文人。

這篇報道文字并不長，可有思想含量，“理”說得很明白。站在全國形勢發展的高度，分析敵我，總結以往，預測未來。他善于從一點出發談到全局，又從全局出發評述一點，這樣，從事物的聯系比較中，把握形勢特點，把道理講得精辟和完美。如，評述到國民黨反動派軍事上是“全局敗壞”“完全孤立”，而我根據地則不斷擴大時寫道：“白崇禧經常說，‘不怕共產黨兇，只怕共產黨生根’，他是怕對了。我們在所有江淮河漢區，不僅是樹木，而且是森林了。不僅生了根，而且枝葉茂盛了。”這里，借國民黨高級將領之口，道出了我黨我軍一旦在一地生根，將產生巨大的威力，要是成了“樹木”“森林”“枝葉茂盛了”，就更強大了。接下來，他又從康澤的被俘，談到王凌云的棄城南逃，從當時國內局勢與南陽的戰局，預測了戰爭的必然走勢，使讀者對新聞事實有一個歷史的、全面的、辯證的認識，發揮了新聞中論理的功能。

寫新聞還有一個明顯的特點，就是善于用典。酷愛讀書，廣收博覽，讀有所得，得而能用。根據有關資料顯示，一生讀的書，比終生治學的人還要多。他逝世后，單是從中南海頤年堂的“菊香書屋”里，就清理出書籍9萬余冊。他從修學中儲能，從修學中找“主義”，終成了大學問家。由于他熟悉中國的文史典籍，寫文章時就信手拈來，且恰到好處。能從典故中找根據、找方法，增加文章的渲染效果。因此，該文中用典的貼切，是他深厚的功底所致。該文談到南陽時說，“……南陽為古宛縣，三國時曹操與張繡曾于此城發生爭奪戰。后漢光武劉秀，曾于此地起兵，發動反對王莽王朝的戰爭，創立了后漢王朝。民間所傳二十八宿，即劉秀的二十八個主要干部，多是出生于南陽一帶”。直接從典故中找根據，證明南陽自古就是兵家必爭的戰略要地，現實也是如此。之所以對南陽的歷史掌握得那么多，除了博學，他還意識到南陽地理位置特殊，就倍加關注。因為有了《中原我軍占領南陽》，也就成了報道南陽最高級別的記者。

本文的結構也有獨到之處。該文沒有分段，從頭到尾，一氣呵成。采取這種形式，既是作者寫作時文思泉涌的反應，又是根據報道內容的需要，加快新聞節奏的要求。在戰爭年代，寫作和閱讀這樣重大的事件性新聞，有一種迫不及待的感覺，不能從容不迫，慢條斯理。作者要一口氣把信息傳播出去，讀者要一口氣把新聞看完，所以一段下去酣暢淋漓。一段到底有沒有層次之分？有。本文的主體部分，就有歷史背景，十分重視南陽防地，中原戰區敵衰我盛，我黨調整策略爭取更大勝利，國民黨反動派的失敗已成定局等幾層意思。每個層次都可單獨立段，只不過為了新聞的閱讀效果，作者沒有分段罷了。這樣的結構，便于說古論今，評判敵我，綱舉目張，層層遞進，把新聞與歷史、現狀與未來、軍事與政治等，天衣無縫地糅合在一起，這樣的結構設計，只有文字高手才能做得完美無缺。本文通篇以敵人一個“逃”字開頭，又以一個“逃”字煞尾，一個字點明了形勢大局，一個字長我志氣滅敵人威風，使人讀之有味，思之快慰。

在胡喬木《回憶》一書的封面上，曾印有給胡喬木的一封親筆信，內容為：“請注意寫些綜合報道，其辦法是借著一個適當的題目如像占領南陽之類去寫。”可見，對自己所寫的這篇新聞，是比較滿意的。時隔幾十年后，胡喬木同志在一次同中央文獻研究室的同志談到這篇文章時，高度評價說：“中原我軍占領南陽，在古今中外的新聞史上，也沒有第二篇，這篇文章寫得很有氣派，很精練，把解放戰爭和中國歷史上的掌故很自然地聯系在一起，正是反映了我們當時勝利進軍中充滿了勢如破竹的氣派。”

當前，我國新聞界正在深入開展“走基層，轉作風，改文風”活動，重溫這一名篇，對倡導尖銳潑辣、生動活潑的文風，仍具有借鑒意義和指導意義。

新聞史論文:“新聞生態”范式下新聞史研究創新的有益探索

【摘要】新聞史研究要容納不同流派與做法。《桂林抗戰新聞史》（上、下）在具體呈現、窮盡歸納的史料搜集、研讀的基礎上，以“新聞生態”視角為結構框架，架構了絢麗多彩的桂林抗戰新聞事業的歷史圖景。專著的最大特色是比較成功地再現了“抗戰文化城”的媒介與新聞生態的歷史面貌，將桂林抗戰新聞史的研究推向了一個新的歷史高度。

【關鍵詞】桂林抗戰新聞史；新聞生態；治史精神

地方新聞史和抗戰新聞史的研究是我國新聞史研究中的兩個重要領域。近年來，馬藝的《天津新聞傳播史綱要》、王綠萍的《四川近代新聞史》、曹立新的《在統制與自由之間：戰時重慶新聞史研究（1937-1945）》、張夢新的《杭州新聞史》、蔡罕等的《寧波新聞傳播史（1845-2008）》、唐惠虎等的《武漢近代新聞史》、王文科等的《浙江新聞史》及王曉嵐的《喉舌之戰：抗戰中的新聞對壘》等著作不斷問世，相關研究機構也相繼成立，足見當下中國地方新聞史、抗戰新聞史研究的新熱度。最近，靖鳴教授和他的團隊所著的《桂林抗戰新聞史》（上、下）的問世，為地方新聞史、抗戰新聞史的研究又加了一把火。該書不僅填補了某些空白，在研究方法上更是可圈可點，值得后學借鑒。作為新聞史研究領域的青年后學，喜見同行兼同事大作的問世。口頭的祝賀是必須的，但實惠的是為同行的新作獻上“讀后感”，讓更多的讀者能拜讀到大作。

一、“新聞生態”視野下的研究致思

中國近現代新聞業最為突出的特色之一是政治色彩過于濃厚，新聞本位的發育先天不足。新聞業參與了近現代中國的每一起重大事件，并在每一起重大事件的歷史演變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可謂重大事件的見證者、建構者。研究對象的特殊性，勢必會影響研究取向。在我國近現代新聞史的書寫中，始終存在著如何安排、處理、評價新聞業與政治系統的關系問題。在這個問題上，新聞史學界有兩種研究傾向值得警惕。一是夸大政治系統對新聞事業的制約、影響作用，用大量的篇幅描述政治系統，使新聞史淪為政治史、革命史的翻版；二是完全規避政治系統，以所謂的“新聞本位”來書寫新聞史。前者常被冠名為“階級史觀”或“宏大敘事”，后者目前基本處于“紙上談兵”階段，鮮見有分量的學術專著的問世。歷史研究要論從史出，評價要客觀公允，這是史學研究的基本常識。因此，正確的做法是既不刻意突出新聞事業的歷史作用，也不刻意回避政治系統的背景作用，不能為了凸顯某個政治派別的新聞事業，而淡化、遮蔽、貶低敵對政治派系的新聞事業。但受各種主客觀因素的制約，在民國新聞史研究中，“土匪史觀”的影子始終揮之不去。桂林抗戰新聞業是在特殊的政治、歷史、文化環境中所孕育的一個非常特殊的新聞業態。對桂林抗戰新聞事業的研究，亦存在這個問題。故選取恰當的研究理念、研究路徑與編纂方式才有可能比較好地解決這一問題。

由于“消極抵制”國民黨、“禮遇”共產黨的新桂系采取了比較開明的文化政策，大批受戰火威脅的學者、文人、知名報人紛紛來到桂林，桂林一躍成為著名的“抗戰文化名城”，文化事業興盛一時，新聞事業活躍于其中。長期以來，對桂林抗戰新聞史的研究雖然一直在進行，也有不少成果問世，但在研究路徑上卻鮮有突破，歷史敘述、歷史評價也鮮有突破“階級史觀”。這可能在于研究者尚未找到契合研究這段新聞史的最佳致思路徑。靖鳴和他的團隊在“竭澤而漁”式地搜集史料、研讀史料的基礎上，以媒介生態學中的“新聞生態”為研究視角架構《桂林抗戰新聞史》的做法，既巧妙地規避了對各政治派別的新聞事業的歷史評價問題，也巧妙地處理了桂林政治生態與新聞生態的關聯。這一研究路徑獨具特色、別具一格，是我國新聞史學研究方法的一個突破。

“媒介生態”（media ecology）的提法最初源于加拿大傳播學者麥克盧漢、尼爾·波茲曼等紐約學派，他們的努力形成了傳播學中的一個重要流派：媒介生態學（或翻譯為媒介環境學）。媒介生態學研究的是符號、媒介和文化彼此之間的一套復雜的關系，關注的是媒介技術及其所營造的信息環境對人的影響。中國的媒介生態學研究關注的卻是“以媒介為有機體，思考社會環境對媒介生存的影響”。[1]中國媒介生態學研究興起后，有學者將“媒介生態”概念引用到新聞史研究領域，但闡釋不多，華中科技大學新聞與信息傳播學院博士生陽海洪，在其博士生導師吳廷俊先生的指導下，發表的題為《探索中國新聞史研究新范式——基于媒介生態的視角》的博士論文，對媒介生態視角下的“中國新聞史研究的新范式”作了系統的學理闡釋。但真正成功地將“媒介生態”理念運用于新聞史研究的著述至今鮮見，這在于媒介生態系統是一個宏大的概念，它是指一定的時空條件下媒介群落構成的內部生態系統及其媒介系統與社會系統之間構成的具有特征性的結構形態和動態平衡的有機體。這意味著以媒介生態為理論資源，研究特定時空中的媒介生態的變遷，需要海量的史料，尤其是大量檔案資料的支撐。《桂林抗戰新聞史》（上、下）寫作的巧妙之處是，作者在媒介生態的基礎上提出了比媒介生態略小，有操作性的新聞生態的概念，并以此作為該書的重要理論支撐。所謂新聞生態，是指“在一定社會環境中新聞各個構成要素、新聞之間、新聞與其外部環境之間相互良性制約而達到的一種相對平衡的結構，是實現受眾—新聞—政府—社會這一復合生態系統整體協調而達到一種穩定有序狀態的動態過程”。

在新聞生態的視野下，《桂林抗戰新聞史》（上、下）呈現了多個歷史面相的新聞媒介的歷史景觀，而不是教科書中勾勒的以共產黨新聞業為主的單一的歷史畫面。主要表現在其一，在媒介群落方面，專著既濃墨重彩地論述桂林地區的主要大報，也給予了抗戰時期的桂林小報、通訊社、廣播電臺一定的篇幅。其二，抗戰時期桂林大報之間的媒介生態是《桂林抗戰新聞史》（上、下）的論述重點，專著用了六章篇幅予以論述，從新桂系、國民黨、共產黨的微妙的政治生態中詳細闡釋了各報的報道、言論、副刊、經營管理等層面的新聞生態。對于桂林大報內部新聞生態的論述并非完全按照報道、言論、副刊、經營管理四個層面展開，而是根據各報在這一時期的特點有所側重。總體而言，新桂系的《廣西日報》（桂林版）、共產黨領導下的《救亡日報》（桂林版）、《大公報》（桂林版）、國民黨軍報《掃蕩報》（桂林版）基本是按照報紙沿革、新聞報道、言論、副刊、經營管理五個層面展開，《新華日報》在桂只有發行而沒有桂林版，專著則著重于該報在桂的翻印與發行、共產黨的新聞策略、涉桂報道等方面。具體而言，新桂系的《廣西日報》（桂林版）以“救亡圖存，推動地方建設”為宣傳主旨，注重新桂系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建設等方面的報道，其報道不僅與抗戰的時代背景聯系密切，還兼具廣西地方特色；言論的題材、體裁多樣，有著獨特的言論操作方法；副刊《桂林》《南方》《漓水》特色鮮明，特刊林林總總。共產黨的《新華日報》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為宣傳旨趣，在桂林新聞界發揮了新聞堡壘的作用。專著詳細論述了《新華日報》桂林分館設立、經營與關閉的過程，著重于該報在復雜政治生態中所采取的新聞策略，其報道深刻、全面，形式多樣。共產黨領導下的、唯一完全依靠市場運作的《救亡日報》（桂林版）以“促進全民族抗日救亡”為旨趣，其報道“超黨派”，兼容并蓄、客觀公正，文字精辟簡練、富有文采，針對性強；其社論繼承了中國政治家辦報的傳統，針砭時弊，縱論國際形勢，預見性強；副刊形式多樣，亦莊亦諧，深得文藝團體、各界知名人士的關心和幫助；民間大報《大公報》（桂林版）成為桂林地區“區域性抗戰輿論重鎮”，其新聞專電、特寫、通訊和專刊文章配套成龍，有血有肉，其新聞通訊記載詳實、黑白分明、顯現底蘊，足見大公報人的新聞專業精神；其言論切合時政，獨立敢言，深受讀者喜愛；副刊《文藝》以抗戰宣傳為宗旨。國民黨軍報《掃蕩報》（桂林版）除以“戰況報道和戰爭動員見長”外，還善盡報紙的角色提供全球訊息，其戰況消息和國際新聞報道在桂林各報中較為出色；副刊欄目多樣貼近新聞，且傾向進步，內容充實，文藝性與思想性兼備。不僅如此，專著還詳述了《廣西日報》（桂林版）、《救亡日報》（桂林版）、《大公報》（桂林版）的經營管理特色：新桂系對《廣西日報》（桂林版）采取了“只管人，不管事”的管理策略，這使該報有了相對的獨立性，能積極開拓市場，多渠道引進人才，建設新聞采訪網；《救亡日報》形成了“內外兼攻”的經營管理理念，既面向社會籌款，也開展多種經營，以擴大營銷市場；《大公報》（桂林版）形成了“不私”“不盲”的人才管理模式，既重視報社內部組織機構建設，也重視人才的選擇、使用和培養等。其三，歷史是人的活動，新聞史亦是新聞人活動的歷史。專著單列一章對活躍在桂林抗戰新聞界的范長江、徐鑄成、胡愈之、俞頌華、莫乃群等著名新聞工作者作了細致的歷史勾畫。總之，《桂林抗戰新聞史》（上、下）詳實、細致地再現了“抗戰文化城”語境下的新聞產品層面上的桂林抗戰史，以及這一歷史形成背后的新聞業界的活動簡史。

二、史料爬梳剔除的孜孜以求的治史精神

史料是治史的根基，第一手的史料歷來被史家所看重，窮盡史料、竭澤而漁更是不少史家的終極夢想。《桂林抗戰新聞史》（上、下）是靖鳴教授領銜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抗戰時期國共合作背景下桂林新聞事業史研究”的結項成果。在國家社科基金的支持下，靖鳴教授組建了十余人的科研團隊，他們搜遍廣西地區的圖書館、檔案館、資料室，并在全國范圍內四處搜集相關史料，可謂“竭澤而漁”。靖鳴教授涉獵廣泛，對新聞業務、手機媒體、新聞發言人等均有所攻，治史只是他其中的一個愛好。但他的新聞史學文章扎實厚重，令人信服。他對1953年《宜山農民報》事件的研究，讓我油然而生敬佩之情。2010年，我與靖鳴教授同時進入南京師范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任教，相識相知三年來，我更是感受到靖鳴教授對史料孜孜以求的治史精神，他曾多次為沒有找到《中央日報》在桂林發行及《中央日報》為何不出版《中央日報》桂林版的相關史料而苦惱。

《桂林抗戰新聞史》（上、下）最大的亮點之一是詳實完備的史料，但該書不是史料的堆砌，而是經過作者精心加工、巧妙安排的有序、有論、有亮點的力作。專著對《廣西日報》（桂林版）、《救亡日報》（桂林版）、《大公報》（桂林版）、《掃蕩報》（桂林版）及《工商新聞》《國防周報》《正誼》等報面史料有系統的爬梳與整理，詳細呈現了多元、立體、多樣的桂林報業的新聞景象，可見作者團隊在報面史料的研讀、爬梳、提煉、精選中的心力。

歷史最迷人的地方是歷史事件的細節和歷史人物的細節。這種細節能以一當十，起到畫龍點睛、耐人尋味的作用。有了這些細節，歷史不再是干巴巴的報刊出版流水賬，歷史的復雜性、深刻性，歷史人物的多元性亦在這些細節中全面徹底地展現出來。在《桂林抗戰新聞史》（上、下）中，這樣的細節描述也相當多。如新桂系對《廣西日報》（桂林版）“管人不管事”的管理策略，共產黨在桂林與國民黨報刊緊密合作，《掃蕩報》的副刊經常刊登進步人士的文章，其副刊傾向進步等歷史細節，突破了很多讀者的歷史想象；再如共產黨領導下的《救亡日報》創刊二周年在搶眼的版面上發表和孫科的題詞，記者彭子岡的通訊在重慶發不出，徐鑄成便以“重慶航訊”的方式在《大公報》桂林版上刊發等，這些細節意蘊深長、耐人尋味。正是這些細節的大量存在，《桂林抗戰新聞史》才擺脫了流于膚淺的概括與規律總結，而顯得既妙趣橫生又發人深省。

當然，新聞報面資料浩如煙海，檔案資料極度缺乏及分布零散的特性，常常會使新聞史研究存在這樣或那樣的不令人滿意之處。《桂林抗戰新聞史》（上、下）也有讓作者感到遺憾的一些地方，如專著對于桂系、蔣系及共產黨在抗戰語境下的新聞合作與博弈，對于不同政治立場的新聞人之間的交往與合作，對于桂林地區新聞讀者群的特征、閱讀行為及閱讀效果等方面的論述略顯單薄。但這些遺憾不足以遮蔽該書的光輝，反而是后續研究的新起點、新征程。

新聞史研究要創新，要打“深井”，但任何創新都是在前人基礎上的進一步發展。《桂林抗戰新聞史》（上、下）以具體呈現、窮盡歸納的方法，在“新聞生態”理念下巧妙架構全書結構、安排各章秩序，錯落有致地編纂新聞史實，構建了新聞生態視角下的一幅壯麗多彩、色彩斑斕、多元多樣，涵蓋日報、小報、通訊社、廣播，包容新桂系、共產黨、國民黨、民營資本等多元報業及著名新聞人物的桂林抗戰新聞事業的宏大歷史圖景。這個新聞生態的歷史圖景既考慮到了政治生態與新聞生態的關聯，也有中觀層面的新聞事業、制度、新聞思想的歷史互動，微觀層面的報道、言論、副刊、經營管理等的新聞業務生態，更有許多耐人尋味的歷史故事與歷史細節，總之，作者團隊比較客觀、完整地勾勒了桂林抗戰新聞事業的生態圖景，是研究桂林抗戰新聞事業的補白之作。該書的出版標志著桂林抗戰新聞事業研究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對于青年后學來說，《桂林抗戰新聞史》（上、下）至少有三點啟發：一是新聞史研究要重視史料，尤其是第一手史料的挖掘、搜集、研讀與整理，任何脫離史料或借助二手資料的創新都不可能走遠；二是新聞史研究要走出新聞學的學科藩籬，在扎實的史料基礎上，拓寬研究思路，實現與傳播學、歷史學、政治學等人文社會科學的對話與交流，尋找到契合研究對象的研究范式，提升研究水準；三是“新聞生態”視角下的新聞史研究方法，是適合中國近現代新聞史研究的有效范式，但并不是唯一范式，目前這個范式尚處在探索、積累的初級階段，《桂林抗戰新聞史》（上、下）在這方面做了有益的、積極的探索，其成功之處值得后學借鑒。因此，對于研究抗戰新聞史、廣西新聞史、桂林新聞史的學人來說，此書是必備書籍；對于地方新聞史、民國新聞史研究的學人來說，此書也非常值得一讀。

編校：張紅玲

新聞史論文:淺析影視資料在新聞史教學中的運用

摘要：作為高等學校新聞傳播學相關專業本科階段的專業基礎課，《外國新聞史》的教學需要進一步加以改進，本文主要從影視資源的來源、分類、選擇等方面闡述如何在課堂教學中運用影視資料作為輔助教學手段，激活課堂氛圍，強化教學效果。

關鍵詞：外國新聞史；課堂教學；影視資料

一、教改背景與教學現狀

《外國新聞史》在全國的新聞院校中一直被列為新聞專業本科生的核心課程，這門課程主要目標為培養學生扎實的專業歷史知識，為學生今后從事實踐活動和進一步深造打造專業知識背景。如今，隨著新聞人才層次的社會需求加大，專業歷史開始面臨更高的要求：專業歷史教學一方面要與普及型的通史教育有所區別；另一方面也要貼近專業實際，為本科學生從事實踐提供背景知識與參考。

筆者基于教學實踐，發現當前《外國新聞史》課堂上普遍存在著這樣的幾種現象：學生方面，雖然名為新聞史，卻多在心理上將之歸類為理論課，所以一提起新聞史，很多學生會覺得理論課不像業務課那么容易操作，且見效快，因而一些學生常覺得新聞史無用，思想上并不重視；教師方面，因為外國新聞史涉及的國家多，涵蓋的內容也多，再加上一些資料難以收集，也常常會有教師抱怨這是一門出力不討好的課。隨著社會環境的變化，這種以人文素養為導向的專業歷史教育，在如今越來越重視操作性與實用性的新聞學教育中，正在面臨十分尷尬的處境[1]。

實用目的與人文素養的背離是宏觀命題，本文姑且不論。如何將專業歷史的教學活化？如何為課堂教學帶來“活氣”？可能人文科學的導向與社會科學的方法相結合是一條新路。在課堂上使用一些影視資料來改進教學模式，從實際效果來看，至少首先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改變這種學生厭學，老師厭教的現狀。影視資源，尤其是電影作為學科教育的新興手段，或許能夠為改進傳統的學生被動聽講、教師“滿堂灌”的新聞歷史教學模式提供十分有益的借鑒。

二、影視資料的獲取和整理

目前筆者引入新聞史課堂的影視資料有以下幾種片型：

（一）世界歷史科教片

這類教學片是權威媒體制作，面向社會，達到普及歷史教育的目的。它們通常以全景描述的方式來再現史事，其中往往有珍貴的歷史材料，這些資料可以為專業史教師在課堂上對歷史背景的敘述做出補充，也為學生提供了較為全面的歷史背景知識。如CCTV6系統播放過的《世界歷史》，其中對英國光榮革命、法國大革命以及美國獨立戰爭的歷史敘述較為全面、準確，可以作為本科同學回顧相關國家新聞歷史時的背景材料使用。

這類影片可以從我院影視資料片庫中獲得，也可以從土豆、優酷、迅雷等視頻網站獲得。

這類影片整理起來較為簡單，可以直接采用相關內容。

（二）與新聞史相關的故事片

這類影視資料雖然不是歷史現象的如實再現，和史實有一定距離，不能完全當作歷史知識來學習，但也能反映當時的歷史風貌，再現某些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對課堂教學同樣有良好的輔助作用。如《公民凱恩》便是對一代報業大王赫斯特生平的影射與反思，同樣可以作為深化學生專業認識、提升人文素養的片源。

關于深化專業認識，筆者還帶著新聞史研究的主題對部分好萊塢電影進行了整理，其中有不少片段與記者和媒介形象有關。從《超人》、《驚天大陰謀》、《一夜風流》對于記者風流倜儻、扶弱濟貧的想象，到《真人秀》、《明日帝國》對于現代傳媒壟斷集團的深切恐懼，在論述相關內容時，將這些內容運用與課堂教學中，起到了較好的課堂反響。

這類故事片搜尋相對容易，但是要通過一定技術手段將之整理成為教學材料。

（三）與新聞史相關的記錄片

由新聞工作者參與、制作的影片或電視記錄片，它們本身就是新聞史上的著名影像報道，也是珍貴的外國新聞史研究資料。但是因為種種原因，這一類影視資料比較難找，也是筆者未來計劃重點進行尋找并整理的：

如愛德華·默羅等人報道，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制作的電視紀錄片《恥辱的收獲》（1960）。該片報道了20世紀60年代移民美國的農場工人所面臨的生活困境，是最早的較為優秀的電視紀錄片。

如亨利·漢普頓紀錄片《瞄準獎品》（1987），公共廣播公司制作。該片記錄了1954～1965年間的民權行動。

這方面的資料搜尋工作將主要依托我院影視資料庫，同時也可以幫助我院影視資料庫的進一步建設。

三、影視資料在課堂教學中的使用方式與意義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的幾種片型，由于內容和使用價值上各有不同，它們擔負的任務也是不同的。有些資料片和課本內容結合較緊，可作為課堂教學的一個環節，隨堂放映相關的片斷，直接發揮傳遞知識信息的“主角”作用。有些資料片則是教材內容的補充、延伸，可作為輔助教材集中在課前或課后播映，幫助學生了解知識背景[2]。

（一）首先，在課堂教學中，影視材料的運用可以活躍課堂氛圍，提高學生學習興趣，幫助教師探索新的教學模式

在專業歷史教學中輔以影視，即通過學科整合，充分利用我院擁有影視資料片庫的教育資源，為教學服務。在具體的教學中，筆者曾嘗試使用過課前布置觀看任務、課后提拱鑒賞資源、課堂播放式等類型的教學方法。

1.課前布置觀看式

課前針對本次課的教授內容，給學生布置課前收看的電影資源。因高校網絡資源發達，教師提供一些觀看影視的網址，要求學生帶著預習的態度與問題在課前觀看，上課時進行提問或組織討論。如講述美國廉價報刊時代的報業大王威廉赫斯特的生平時，筆者布置了學生事先觀看根據其生平改編的著名電影《公民凱恩》，并著重提出了以下問題：“從影片來看，凱恩之死在同時代的美國人心中激起了何種反響？美國公眾對于一個壟斷報業的資本家的觀感如何？你的體會是？”這樣的資料運用使得接下來的課堂教學充滿了互動氛圍，學生紛紛發言并對此進行討論，在討論過程中，不但掌握了一位報人的生平，熟悉了對于歷史人物的一貫的評價，甚至了解到了更加深入的人物的社會與文化脈絡，較好地激發了學生的學習興趣。

2.系統播放式

即以影視教學手段取代教師的部分現場教學，在這一時段中，學生主要通過影視媒體來獲取知識信息。這種影視資源主要是相關的歷史教學片，由于新聞專業歷史教學事實上是依托于世界歷史的了解與掌握之上的，據筆者了解，目前高校本科生對于世界歷史的掌握仍局限于高中時期的知識水平，《外國新聞史》課程事實上還承擔著為高校學生提升歷史知識素養，增加背景知識的任務。

因此，教學中需要引入相關的歷史教學片。如央視科教頻道制作的《世界歷史》系列，資料翔實，內容較為權威，可以作為不錯的知識背景的補充材料。在講述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的外國報刊時，適當地引入相關教學片，可以節約課堂教學時間，使教師將更多的精力放在講述專業知識上，以此顯現專業歷史教學的特征。

3.課堂播放式

操作方法是將影視教學手段引進課堂，有機結合影視播映與教師講授，使影視的教、教師的教、學生的學三者密切結合，同步進行，真正讓影視教學成為課堂教學程序有機組成部分。在教學過程中，這樣的影視資料的運用通常是需要教師進行事先的處理的，運用是否得當，關系著學生的學習效果，這也正是考驗教師教學能力的地方。

如在講述美國新聞史時，筆者將《一夜風流》、《羅馬假日》、《超人》中出現記者的片段剪輯成了一個完整視頻進行播放（這些電影的主人公都是記者），并詢問學生：現代記者形象的主要特征是什么？進一步思考：為何會有這種趨同的特征？是什么為記者的形象戴上了光環？在這種促使思考的追問中，學生認真地觀看了以往耳熟能詳的老電影片段，并由此進行了感官之外對于新聞專業主義的理性思考。

以上的三種主要教學方式，較好地促進了教師在課前、課中、課后對于教材的把握，促使師生都必須在教學過程中全身心投入，并且提升了學生的學習興趣，促進教師的教學能力提高，為改進教學模式進行了有意義的嘗試。

（二）對于新聞專業的本科教學來說，電影不僅僅作為輔助性的教育手段，在輔助教學之外，無疑也會成為媒體素養教育的最好載體之一

電影之所以成為電影，是電影在文化學上為人類提供了新穎的影像思維方式。電影對教育的深層意義，在于電影思維對受教育者理解世界方式的影響。電影思維是特殊的獨樹一幟的藝術思維。在專業歷史教學中的電影，提供的是一種所謂“電影本體”的思維模式；

與單純的時間藝術和空間藝術相比，電影藝術有著明顯的優勢。它立體、多維、綿延不斷；它變化、流傳、長久不息；它壯闊，細微，深入心靈，形象層次豐富。電影中有很多主觀聲音，充滿了各類符號和象征，電影影像符號思維的方式，對現代人思維能力的提高，是相當有效的。

如果從更高更普及的文化創造角度看，對于新聞專業學生的培養從根本上說應是使得他們深入了解和掌握“媒體式思維”和“媒體符號象征方式”。影像符號的接觸和熟知正是對于這種思維模式的培養，這也是新聞專業的學生必備的媒介素養之一。電影影像思維的教育，應成為未來專業學生媒體素養教育的一個新方向[3]。

新聞史論文:中國新聞史是中華民族的新聞史

白潤生善于自嘲，這一點有些特別。他回憶自己“一生磕頭最多”，他形容自己“上大學時老實得近于窩囊”，他評價自己“一瓶子不滿，半瓶子晃蕩”，他總結自己“沒想到能活過古稀”……這位新中國對少數民族新聞研究貢獻卓著的長者，對于生活、對于命運，有著毫不諱言的感恩和敬畏，字里行間平實謙和得令人感動。這不由得使人想起了一句話：“堅強得像一株蘆葦。”

多少年來，白潤生保持著“參加一個會寫一篇文章；教一門課寫一本書”的作風，走到哪里他都不忘“扛穩少數民族新聞研究這面旗幟”。如今，這位40余歲才步入新聞學大門的古稀老人，以驚人的毅力和熱情，完成了20余部著作的編著、參編以及百余篇論文的撰寫。他并非少數民族，卻已然成為中國少數民族新聞研究的代名詞；他為人不事張揚，卻不止一次地苦口疾呼，“不懂得本民族的歷史是一個很大的缺憾，中國新聞史就是中華民族新聞史”。

“上大學以前，我基本沒吃過早點”

白潤生的童年顛沛得有些離奇，6年的小學，他先后更換過6所學校。究其原因，用他的話說，“每次‘擇校’的標準都是學費要足夠的低廉”，“這都是因為時代環境和貧窮造成的”。

“我出生在1939年，祖籍河北省雄縣，我基本上是在北京長大的，曾祖、祖輩在北京開過雙盛和玉器作坊。我的祖父27歲就去世了，我的父親4歲沒有了父親，19歲沒有了母親，到他這一代時，家道中落，所謂‘地主兼資本家’的老白家已衰敗得一貧如洗。”解放前，白潤生的曾祖母去世，作為在農村老家唯一的嫡傳男孩，他“戴孝”“磕頭”“舉幡”“安葬”，送走了曾祖母，他隨后就被父親接到河北保定上起了小學一年級。“我在那兒插班上了一年級，大概到1947年底1948年初，我來到北京，也是為了上學。來京上的第一所小學在花市東大街，名叫穆德小學（穆德小學是一所百年老校，現在叫東花市回民小學，成立于1911年，當時是為了幫助花市大街的貧苦回民子弟能夠上學念書，由著名京劇表演藝術家馬連良先生、侯喜瑞先生帶領同仁唱搭桌戲，并聯合了一些在花市大街做買賣的回民老表共同捐資興建的），是所回民小學，我在這里插班上的二、三年級。北京剛解放的時候，我又到了花市中三條一家私立學校上四年級，叫敦本小學，一兩年前我查閱資料時得知末代皇妃文繡也在這里上過學。這所學校條件是比較簡陋的，在一個四合院里，一、二年級一個教室，三、四年級一個教室，屬于復式教學。上五年級，轉到了公辦小學，我考上了坐落在崇文門外花市大街南邊抽分廠胡同的求智小學，在這里又上了半年。五年級的下半學期我又到了匯文中學附屬義務小學，這所學校是由匯文中學的學生利用周日和每天下午課后義務教我們，不要學費。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這所學校在我五年級結業時就不辦了。這時候我又考入公立的江擦胡同小學，總算高小畢業啦。”

白潤生接著說：“我小學畢業以后就考上了十一中，這所學校是北京市人民政府建的。崇文門外金魚池一帶是窮苦人聚居的地方。新中國成立后，人民政府把解決勞苦大眾的民生問題放在了首位，不僅在金魚池建房修路興建市政設施，而且把解決勞工子弟教育問題當作大事來抓。十一中就是在這一背景下創辦的。可以說我正是沾了社會主義教育制度的光，才有機會成為北京市第十一中學最早的一批學生之一。”1952年至1958年，家境貧寒的白潤生在新中國的庇護下，走完了中學6年的求學路程，也正是在這個階段，他的人生觀經歷了最早的熏陶和洗禮。

“我的中學班主任叫臧懷傳，6年中對我的幫助教育最大。初中時臧老師就到過我家家訪，對我的家庭情況了如指掌。那時候我是家里的老大，下邊還有兩個弟弟（有一個弟弟送給了姑姑，并不再姓白），四個妹妹，全家十來口人，全靠父親一人做文具，就是那種中小學生美術課上用的‘十二色’，勉強維持生活。上大學以前，我基本沒吃過早點，有時有點頭疼腦熱的向家里要上兩分錢喝一碗豆漿。在臧老師的幫助下，我初中享受了減免學費，高中又享受了一個月八九塊錢的甲等助學金，我還拿回來貼補家用。在潛移默化中我逐步對中國共產黨的政治綱領、性質、任務有了初步認識。‘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共產黨、是全國人民的大救星，這些樸素的情感在我們這一代年輕人的心靈里扎下了根。”對于這段過往，白潤生心中充滿了感念，“十一中對我的影響很大，我和臧老師現在還保持著聯系，后來我為什么熱愛教育事業，就是因為看到了老師對學生的言傳身教，讓我認識到了人民教師的崇高和光榮”。

2010年，白潤生在北京市第十一中學60周年校慶之際，以58屆畢業生的身份為母校寫下了一篇回味深長的《回憶十一中》，在這篇文章中，他列舉了諸如數學老師臧家佑、語文老師劉慧義、植物學老師李炳鑾、動物學老師劉賓虞等功底扎實、學識淵博、富有教學經驗的優秀教師，感念他們點燃了自己、照亮了別人的高尚品德。他說：“說到底是十一中培養了我、教育了我，使我走上了教書育人的光榮崗位，成為一名人類靈魂的工程師。”

“我是由國家培養的”

高中畢業后，白潤生考取了北京師范學院（今首都師范大學）中文系，他至今仍覺得這是天意的安排，想當初，一念之差這位寒門子弟或許就與其后的人生失之交臂了。

“當時家里不讓我再上學了，讓我工作，好幫助家里。我在結束課程之后就沒再看過書，一直在家里干活。后來也不知是誰替我交了報名費，讓我考一考試試，我就去了。”讓白潤生沒有想到的是，考試之前一天書都沒有翻過的他，在進考場前隨意翻看的歷史題目，居然生生地出現在考卷上。對于白潤生而言，這巧合更像是一種命運的暗示。“考試結束后我沒有像其他人盼著早日發榜，早日進入大學校園。我還是該干活就干活，有招工的就去應試。偏偏就在這個時候等來了錄取通知書，我被北京師范學院中文系錄取了。這真是天意！”

1958年，白潤生的大學生涯正式拉開了序幕，而對于報考師范學院的理由，他的回答流露著一些時代的共性：“一是家庭經濟困難，上師范不交學費，管吃管住；像我這樣的貧困生，學校還發給一年四季的服裝，每月都發助學金。再一個更重要的原因：6年的中學生活，早已使我認識到了做人民教師的光榮。”

回憶到這里，白潤生越發心懷感恩：“上大學以后春夏秋冬的衣服，學校都發給我了，還給我每月4塊錢的補助。那時候在學校吃飯不要錢，我終于可以吃上早點了，饅頭、米飯、花卷、包子，各式各樣的糕點、美味佳肴，什么都有，我覺得像是到了天堂。有時候想想家里正吃什么，父親母親正吃什么，心里頭不是滋味。總之，我是由國家一手培養的，我感激黨給了我讀書深造的機會。”

大學期間，白潤生把省吃儉用擠出來的零花錢都用在了買書上，“在師范學院讀書的時候，我就是逛書店多，一開始不買書只看書，后來有了助學金，省下的錢就買。我畢業的時候裝了一箱子的書，都是省吃儉用買來的”。那個時候，花市新華書店的工作人員都認識了這位勤奮憨厚的小伙子，在那個家徒四壁、窩頭咸菜的年代，逛書店、買書、讀書成為白潤生最幸福的生活片段，也造就了他篤守至今的喜好。“有一次我買了一本《康熙字典》，托著就回家了，走到門道恰好碰見了我的母親和街坊，我母親跟旁人說，‘我兒子就喜歡這個’。所以說，讀書、教書、寫書，一直是我的座右銘，有人說‘讀書無用’，但我覺得讀書應該是很有用的。書讀得精、讀得好了，那就一定會有用的，而且會有大用處。”

如今，白潤生在北京的家中還有滿滿一書柜當年在師范學院求學時買下的藏書，這些幾乎是從牙縫中省出來的書卷已然是老一代知識分子心中最珍貴的記憶。“艱難困苦，玉汝于成”，那泛黃塵封的書頁不僅濃縮了白潤生清苦拮據步履蹣跚的過往年華，更像是一枚無形的印章，烙刻且印證了他與未來人生的莊重約定。

“搞新聞學，我是末路出家”

1962年，從北京師范學院畢業后，白潤生被分配到了新建校的北京107中學擔任初中語文老師，直到1978年經同事推薦，調到工人日報社擔任編輯。“我這位同事原來是從全國總工會下放的，歲數比我大，他知道我以前寫過一本《文言虛字》，在大學時與同學們一起編過一本《工礦歌謠》。在一次聊天中，他說介紹我去工人日報，那個時候《工人日報》剛復刊，需要人，經過報社一番考察，我被調入工人日報社。”盡管報社的工作不像在學校那樣自由，但白潤生很快便適應了這里的節奏，他覺得這份工作不錯，在這兒學到了不少寫作知識。只是沒有想到僅僅一年后，他的人生軌跡再次悄然發生了轉變。

“我在107中學的一位同事的愛人當時在中央民族學院（今中央民族大學）任教，他是從他愛人那兒聽說了我在中學時講課、做學問的情況，有一次見面，大概是春節老同事相互拜年，他就對我說，讓我去民族學院教課。實際上當時就是聊天，沒料到1979年，我就正式調入中央民族學院漢語系擔任寫作課教師。”剛進入民院的白潤生對大學教師的崗位充滿了崇敬，他說：“大學里藏龍臥虎，著書立說談何容易，我調入民院后首先問人家我能當講師嗎？對我來說，當教授那在當時是想都不敢想的。”

從中學教師到報社編輯再到大學教師，此時的白潤生早已揮別青春進入了不惑之年，“這是什么概念呢？人過四十天過午，40歲是最鼎盛的時候，就像太陽當空照，40歲以后太陽就該慢慢往下落了。現在想來，我在40歲的時候都還不知道新聞史是什么意思，總之稀里糊涂的，對于新聞學還什么都不知道”。

1983年9月，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舉辦教師進修班，曾在報社工作過的白潤生被正在籌建新聞專業的民族學院漢語系派去進修。“我到人民大學進修了一年，學新聞史、新聞理論，主要是進修中國新聞事業史，師從方漢奇、陳業劭兩位著名教授。我那時候是班長，因為班上我歲數最大，時年45歲，所以人家說我半路出家，我說是末路出家。”為了學好新聞學，白潤生下足了功夫，“為了學懂學好這門課程，我除了認真聽課和學習外，還利用課余時間，時常造訪方先生。從北大，再到人大林園，直到現在的宜園，他的幾個住所，我都不止一次地叨擾，請他指點。從新聞學的ABC問起，從ABC學起。在方老師耐心的指導下，我終于一步步邁進了新聞學的學術殿堂”。

1984年，經國家教委批準，中央民族學院創辦了學制四年的新聞專業，由漢語言文學系（后曾改名中國漢語言文學系，簡稱中文系）領導。從人民大學進修回來的白潤生就此投入了中央民族學院新聞專業的創建，成為新聞專業僅有的兩名教師中的一員。白潤生坦言，正是在人大進修班的經歷讓他不僅接受了新聞學的啟蒙教育，更讓他在方漢奇先生的點撥下，決定把少數民族新聞學作為自己的研究方向。

“1984年我回來講課，一開始講的是新聞事業概論，不是新聞史，那時候還沒有開這門課，第二年才開中國新聞史的課。講什么呢，我還沒有備好課，沒東西可講啊，就讓人民大學的谷長嶺老師代課。當時來這兒念書的學生基本上都是少數民族，他們將來需要回到民族地區工作，但我發現新聞專業開設的課程中沒有一門是有關民族的，我讀過的那么多新聞史書中也沒看見哪本寫少數民族，我覺得這是不完整、不科學的。不懂得本民族的歷史是一個很大的缺憾，中國新聞史就應該是中華民族新聞史。”

正是在這樣的反思和感召下，為了彌補這個缺憾，填補這塊空白，年近半百的白潤生開始了他在民族新聞學領域“末路出家”的艱辛跋涉，“要有少數民族的新聞史，這說得容易，但你往哪兒搜集材料去？沒有啊，太不好找啦”。

“‘少數民族沒有新聞’，這句話對我是激勵”

史料搜集的過程是艱難的，白潤生把這個過程比喻為“尋找散落民間的珍珠”。“確實是珍珠，很珍貴，但你拿不到，至少不容易拿到。因為很多少數民族新聞史料都在邊遠地區，由于經歷了戰亂、‘’，當地又缺乏保存史料的意識，所以損失都很大。”為了挖掘民族新聞史的一手資料，白潤生沒少費過功夫，“有時候開學術會議，凡是見到從民族地區來的人，我就會向人家要點材料。即使是‘口述歷史’，也要將其挖掘出來，這就是所謂的‘掏’；因為當時沒有科研經費，就直接給民族地區的報社發信要材料，這就是所謂的‘討’。但是追著人家‘討’，人家也不一定給，發出去的信給我回復的也不到30%。這些史料太有限了，說實話有時候連一篇文章都很難組成”。

白潤生回憶說，當年剛開始從事民族新聞研究時，有人對他說“少數民族沒有新聞”，這給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當時確實搞不出東西來，沒有東西，人家跟我說這個，也不能怨人家，但我覺得這句話對我不是打擊，反而是一種激勵。”

不僅是民族新聞的史料很難搜集，對于如何帶好新招的研究生，白潤生也曾經一籌莫展。“我48歲當的副教授，后來要帶‘當代民族報刊研究’方向的研究生，我開專業課的時候就只好跟我的兩個研究生說‘我沒東西可講，最多給你們講講新疆內蒙古’。話雖這樣說，但不能真不做準備，就這樣，我和兩個研究生開始了書稿的籌劃，我擬大綱，寫講義，他們謄抄，這就是后來出的《中國少數民族文字報刊史綱》。”對于這一段歷史，在一篇采訪白潤生的文章中曾經這樣描述：“從此民族大學的教室、圖書館、資料室、窗邊林下就多了一大二小三個求索的身影。三年后，兩個學生寫了兩篇有價值的論文，白潤生出了一本有影響的專著。這本書在民族地區被奉為圭臬，并先后兩次獲部委級獎。”“篳路藍縷，以啟山林”，不親歷個中冷暖的人又如何領受這寥寥幾筆間勾勒的是怎樣的一種清苦，怎樣的一種執著，怎樣的一種堅守。

白潤生說：“那時候文章寫得不好，這不是謙虛，一是資料很少，二是怎么寫也不知道，就有什么寫什么，研究也不是很深入。當然，不是說就沒有研究，一點沒有恐怕也出不來專著，但關鍵我覺得得有史料，得把史料保存住，否則你自己也沒法往下研究。”

然而，除了史料搜集的艱難，少數民族新聞史研究的另一個特殊性還在于：少數民族語言文字的屏障。“我在主編國家‘十五’社科基金項目《少數民族語文的新聞事業研究》最終成果之一《中國少數民族新聞傳播通史》的時候，有人交來厚厚一本關于朝鮮族新聞史的稿子，全都是朝鮮文。我就找朝鮮語言文學系的領導、研究生給我翻譯。中央民族大學這方面的人才很多，不僅是精通，有些老師在國際上都很有名，他們也很愿意幫忙。這也是我說的，研究少數民族新聞學時遇到任何問題可以隨時向他們請教，即所謂‘就地取材’。但問題是，翻譯完之后還存在一個問題：翻譯的差異和核實。”白潤生耐心地舉出例子，“比如說有一本少數民族期刊，有資料把它寫作《蓓蕾》，此時把它譯成《花骨朵》，到底應譯作什么？這就需要我們認真核實查對，這方面的工作甚至比請人翻譯還難。”

就是在這種困難下，白潤生一步一叩首地完成了大量少數民族新聞史料的翻譯、梳理和研究工作，先后獨著或以第一作者與人合作出版了14部書，其中最薄的近10萬字，最厚的多達90萬字。當年那句“少數民族沒有新聞”的說法，早已在少數民族新聞學研究者們的共同努力下成為歷史。

值得注意的是，白潤生的書很少用“著”，大多都是冠以“編著”。對于此，他總結道：“把他人的‘史料’拿過來寫到自己的著作中，無疑，這屬于‘編’；從眾多的史料中分析研究提煉的觀點，則屬于個人的研究成果，應該稱‘著’。我主編的幾部書并非沒有‘著’，但‘編’也好‘著’也罷，即便對別人的文章修改加工得面目全非，也不能在人家的文章上署上自己的名字。”對于這些研究成果，白潤生很慎重地說道：“史學著作是對過去實踐的總結與概括。這種‘總結’與‘概括’必須‘以事實為基礎，以史料為依據’，只有這樣，新聞史才能彌足珍貴，才能指導實踐。”

“我的成果大部分是60歲以后問世的”

回顧已走過的新聞學術旅程，白潤生感慨頗豐。“我1983年入門，1984年進修班結業后登臺講新聞學的課程，1985年開始形成了要從事少數民族新聞史研究的設想，直到1988年我的那篇《先秦時期兄弟民族的新聞與新聞傳播》（《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88年第1期）在學報上發表，標志了我研究少數民族新聞史的開始。1994年，我的《中國少數民族文字報刊史綱》出版，這是一本在國內出版最早的關于少數民族新聞史的專著之一，在學界和社會上都有較高的評價。1996年我評上了教授，也正是在這前后，開始有人寫我的專訪了，包括中國青年報、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人民日報、中國民族報、中國文化報等都有記者找到我。1998年我在新華出版社出版了《中國新聞通史綱要》，寧樹藩教授專門寫信給我評價說：‘頗有見解，深表同意。’此后我又陸續出版了一系列民族新聞史研究的論著，我是2002年6月26日正式退休的，當時已經63歲了，可以說，我的成果大部分都是在60歲以后出來的。”

這是一個很特別的現象，有學者曾經根據16世紀到20世紀知識分子的學術生產力與學術年齡比照進行過抽樣研究，結果發現500多年以來，知識分子們發表重要學術著作的平均年齡大約在35～50歲之間，并且越往后越趨于年輕化。而對于白潤生而言，他似乎是一個特例。2005年，白潤生的《中國新聞通史綱要（修訂本）》獲中央民族大學“中國少數民族新聞史教學內容改革成果”二等獎；2010年，他的《中國少數民族新聞傳播通史》獲第二屆國家民委社會科學研究成果二等獎；2011年，《中國少數民族新聞傳播史》獲北京高等教育精品教材獎；2013年，由白潤生主持的國家“十五”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少數民族語文的新聞事業研究》最終成果之一《當代中國少數民族新聞事業調查報告》又榮獲了第六屆高等學校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三等獎。白潤生笑道：“這些成果要是在我在職的時候獲得，至少可以評上幾級教授了。但我退休時教授還沒有分四級評定的制度，現在看來我就是最末等的教授了。”

2012年7月，白潤生送走了3位關門弟子，徹底結束了鐘愛的教學生涯，他說自己非常慶幸，因為真的響應了當年黨和國家向他們這一代人發出的號召——為祖國健康工作50年。白潤生說，雖然離開了工作崗位，但并非真的可以“一身輕”，他表示自己“依舊孜孜以求，不斷用知識和實踐來豐富生活、滋養靈魂”。“不是為了評職稱，也不是為了要名利。為了學術，為了學科建設，為了發展這門學科，我的目的很純正，這是我的責任。有一次我到云南紅河學院參加第三屆少數民族地區信息傳播與社會發展論壇，沒想到我這個忝列末位的教授居然贏得了潮水般的掌聲，‘金杯銀杯不如百姓的口碑’，有人說我的貢獻和我的回報并不一致，但是我沒有怨言，因為付出是應該的。我何嘗不知道退休后出版多少著作也不能晉級當先進工作者呢？但我認為，‘道義至尊，真情最美，正直可貴，奉獻崇高’，心理上的平衡比物質上的或其他外來的平衡更可貴。”

“民族新聞學的發展急需人才梯隊”

白潤生在20余年的民族新聞史研究生涯中，總共培養了碩士研究生整整60人，他們中有錫伯族、土家族、布依族、回族、彝族、瑤族、蒙古族、哈薩克族、滿族、漢族等等，絕大部分來自少數民族地區。而這樣的規模和貢獻，在整個新中國新聞教育史上都是比較特殊的。白潤生說，學術研究就是要“求異”，不能“求同”，就是要創新，要有創見。他對學生的要求也是得有思辨能力，要能夠獨立思考。“年輕人必須自己掌握了這門學問，才算真正有力量，真才實學、內外一致，這樣的人才是有價值的。”

對于學科發展與人才培養的問題，白潤生不無憂慮，“新聞傳播學本來就是一個小學科，民族新聞學更小，它還沒有形成一個獨立的學科，就是因為在人才培養方面還沒有形成梯隊。事實上，目前國內從事民族新聞學研究的知名教授、專家也不是沒有，比如中國傳媒大學的張燕（藏名益西拉姆），西藏民族學院的周德倉，大連民族學院的于鳳靜等等，但是畢竟沒有形成一個完整的梯隊。有一次我去新疆開會，一位老師就對我說，‘白老師，您都干到這份上了，得有接班人啊’。實際上，要真正把學科發展起來，還得靠人才培養。”

正如白潤生所考慮的，中國的民族新聞教育始于20世紀30年代末，1939年，新疆日報社舉辦了3期新聞技術訓練班；1956年，拉薩木汝林卡（今拉薩一中）開班了3個班的新聞訓練班；1965年，由西藏日報社舉辦，中央民族學院代培的新聞訓練班共培養了47名學員，這些都是我國民族新聞教育的雛形。而比較正規的民族新聞教育還要從1953年內蒙古蒙文專科學校和1961年中央民族學院新聞研究班的開辦算起，直到1984年中央民族學院新聞專業的成立，民族新聞教育的發展才開始蹣跚起步。經過幾十年的發展，盡管民族新聞傳播學的建立拓寬了新聞傳播學的研究領域，但時至今日，其自身的學科基礎仍然比較薄弱。

“第一，我們的學科還沒有真正獨立，民族地區民族院校少有從文學中獨立出來辦學的；第二，我們的學科還沒有博士學位授予權。雖然現在有一個少數民族新聞傳播史研究委員會，但是如何把大家的力量集中起來，如何進一步培養和發展，還是一個問題。少數民族新聞史研究人才的斷層，是目前最大的難題。”聊到這里，白潤生似乎有些無奈，“我現在雖然退休了，但是比沒退休前更忙，這半年來先后到了青海、黑龍江（還去了一次俄羅斯）、內蒙古、新疆、南京，有些科學研究，我只能自己去干，沒有博士生，派不出別人來，這不是什么好事。目前國內所有的民族院校都沒有少數民族新聞學的博士點，所以說民族新聞學研究的發展還是任重道遠，不那么容易。”

今年74歲的白潤生精神矍鑠、談笑風生，他說自己的身體是“逆向發展”：年輕時未老先衰，老了卻老當益壯。訪談末了時，他感慨道：“我們這代人確實是黨怎么說就怎么做，老老實實聽黨的話，老老實實按照國家的要求去辦。國家的發展必須得靠年輕人，所以我希望現在的年輕人不要去追求過往云煙的虛浮名利，得把青春真正獻給自己的國家。”

從貧窮凋敝的舊中國一路走來，白潤生可謂遍嘗了生活的磨礪和苦頭，然而透過他對過往的回溯，苦難似乎不是回憶的主題，相反，卻滿是遍布人生的驚喜、感恩和知足。就像他在少數民族新聞史這片無窮廣袤卻相對偏僻的園地中勤勉、高產與樂此不疲的堅守，相信在中國新聞學術史的集體記憶與書寫中，那張屬于白潤生的畫像，縱然平實、謙謹，卻終將不會被忘卻、不可被繞過。

新聞史論文:社會文化視野下的中國新聞史教學探討

摘 要 中國新聞傳播史是新聞傳播學科的專業基礎課，自中國新聞教育開創之始，就已有相關的新聞史課程。但現今新聞傳播史課程卻成為讓學生生厭而疲倦的課程，如何改善這一狀況。應建構不同范式下的中國新聞傳播史內容框架，拓寬學生社會文化視野；以某一特定歷史時期的新聞人物、事件為核心的專題式情境教學，加深學生社會文化認識。

關鍵詞 中國新聞傳播史 教學 社會文化 情境教學

中國新聞傳播史是各大學新聞院系的新聞傳播專業基礎課，自中國新聞教育開始創辦之始，就已有相關的新聞史課程的教學。戈公振的新聞史教學及其在教學基礎上的專著《中國報學史》，成為20世紀20年代中國新聞史教學初步確立的標志。迄今已近百年，中國新聞傳播史的教學與研究成果豐碩。

但筆者在近幾年的中國新聞史教學中，愈來愈感到諸多的中國新聞傳播史特別是中國近現代新聞史，基本上是依循中國近現代革命史的線索進行敘述。當然這一敘述的范式能清晰抓住中國近現代新聞史的脈絡，而在具體教學中，若完全遵循這一線索講述，課堂大多流于平淡乏味，一則學生覺得與自己熟知的中國近現代歷史似曾相識，缺乏新鮮感；二則條線的敘述也使教學內容缺乏血肉感，不夠豐滿。怎樣改善這種教學現狀，我們在教學實踐中，試圖從更廣闊的社會文化視野下來關注新聞傳播事業在宏大社會背景下的歷史進程。

1 建構不同“范式”下的中國新聞傳播史內容框架，拓寬學生社會文化視野

范式的概念和理論是托馬斯·庫恩（Thomas Kuhn）提出并闡述的，他認為每一個科學發展階段都有特殊的內在結構，而體現這種結構的模型就是范式。①中國史學研究與范式結合，現存兩種主流范式——革命敘事與現代化敘事，還有一種今年來興起的民族國家范式。在中國新聞史的敘事中，同樣存在著這幾種范式的影響，但占主導地位的仍然是革命范式的中國新聞史敘事。

中國近代史的革命范式在20世紀50年代基本定型，這種范式以兩大基本矛盾為核心來建構中國近現代史，抓住了中國近代社會的主要社會矛盾，但難免將紛繁復雜的歷史圖景單一化，新聞人物簡單化。而這一范式在中國近現代新聞傳播史的敘述當中，也占據主流地位。大多數的中國新聞史傳播特別是近現代部分的敘述，也以革命斗爭為主線。如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方漢奇的《中國新聞事業傳播史》和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丁淦林的《中國新聞事業史》等，是目前高校新聞傳播專業學生通用的主要教材。在這些教材中，新聞事業史的敘述主要以革命戰爭為節點，如五四時期的新聞事業、中國共產黨成立和大革命時期的新聞事業、十年內戰時期的新聞事業、抗日戰爭時期的新聞事業等，革命戰爭成為新聞傳播史敘述的主線。

在課堂教學中，若以革命戰爭為主線來講述新聞傳播史，學生因在高中時期經歷了這種線索的中國近現代歷史的記憶，雖主要講述新聞事業變遷歷史，但因歷史基本主線一樣，學生仍會感到重復與單調，難以提起興趣。因此，在教學中應打破一種范式的新聞傳播史內容框架，嘗試建構多種范式下的近現代中國新聞傳播史內容框架。

在講授、辛亥革命時期的新聞傳播史時，打破單一革命范式的敘述，以現代化范式來敘述與評價這一時期的新聞人物與新聞事件。而其中《新民叢報》與《民報》關于“改良”或“革命”的論爭，傳統革命范式的敘述則是闡述了兩報圍繞改良或革命的論爭，最后改革派的《民報》在論戰中獲勝。但歷史都是多維度的，以現代化范式的視角來看，當時改良派尤其是梁啟超的改良思想、立憲主張在當時亦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重要一步。因此，課堂教學中不僅僅拘泥于論爭本身，而是拓展到那一時期宏大的社會歷史背景，讓學生更深入地去探究事件背后的紛繁而多變的歷史。

另外，自民國時期至新中國成立三十余年間的新聞傳播事業史，革命范式的敘述主要關注中國共產黨的革命報業，而往往不太關注當時國民黨報業及民間報業。而若從民族國家范式考量，這三十余年間的現代媒介在建構民族國家歷史上的意義不容忽視，因此不管是中國共產黨的革命報業、國民黨報業或民間報業，在塑造國家主義意識形態上可謂功不可沒，學者李彬就從民族國家的角度將這三十年的新聞歷程歸結為一部“三國演義”。②因此，這一時期新聞事業的教學也應在精彩紛呈的民國時期新聞人和事中展開。

2 以某一特定歷史時期的新聞人物、事件為核心的專題式情境教學，加深學生社會文化認識

新聞傳播史是中國波瀾壯闊的歷史長河中的有機組成部分，內容豐富多彩，有黃遠生、邵飄萍、張季鸞、范成江等新聞人物，也有許多重要的新聞事件，以及《大公報》、《申報》、《良友》等成功的報業，但囿于中國新聞史授課的學時數，（大多數新聞院系都只有一學期32或48的授課學時），而且多數教材也受篇幅的限制，對一些重要的報業及新聞人只是概要敘述未能詳細展開。綱要式的敘述難以激起學生學習與探究的興趣。

基于以上認識，在課堂教學中選取有代表性的新聞人與報業單列出來作為學生討論的專題，是提高學生興趣及深化社會文化認識的有效方式。如梁啟超專題、1930年代的新聞傳播是近現代中國新聞傳播史我們重點選取的兩個專題。

梁啟超，中國近代偉大的思想啟蒙家。他在思想文化的變革中，發揮了第一啟蒙家的作用，他的辦報經歷及在報刊刊載的大量政論文章在其中功不可沒。從梁啟超個人的歷史中我們可以看到一部中國近代史的發展軌跡。③因此，對于梁啟超這個專題的教學，首先推薦學生閱讀謝璽章著的《梁啟超傳》一書，并結合觀看鳳凰衛視“鳳凰大視野”的專題節目《回望梁啟超》，讓學生對梁啟超的政治及辦報活動和思想有較為全面的了解；同時結合《文人論政》一書引導學生閱讀并進行思考：中國文人政論報刊的傳統、中國傳統士大夫向現代知識分子的轉型等問題。以梁啟超為核心，從社會文化的層面觀照了近代新聞傳播事業的多個方面。學生在大量的課外閱讀及思考中，也自然地將新聞人及新聞事件置于宏大的歷史社會大背景中去分析，逐漸認識到每一段歷史時期的人和事都不是孤立的，都應結合當時的社會歷史情境去認識。

如果說梁啟超專題是以一個人的歷史來牽動一個時代，那么另一個專題“1930年代的新聞傳播”則是由一個時代來牽引出一個個精彩的新聞人物與新聞事件。1930年代前后十年（1927-1937）被稱為民國時期的“黃金時期”，這十年中國近代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方面都有一定成就，新聞出版系統如報紙、廣播、雜志都在這一時期都迅速發展并興盛起來。④該專題對學生的要求不同于梁啟超專題，它是開放式的，沒有指定閱讀的書籍或觀看的視頻，而是由學生在了解1930年代的時代背景之后，找尋自己有興趣的新聞人物和故事在課堂上與同學分享與討論。結果發現學生的主觀能動性被調動起來后，學生找尋的1930年代新聞人和新聞事件帶給我們意想不到的效果。如學生在圖書館民國時期數據庫中搜尋到民國報刊，從《廣州民國日報》的查閱中大量知識分子的參編輯與投稿，聯想到要去探尋當時知識分子與媒介之間的關聯，這是學生社會歷史認識的提升，不局限于尋找史料，而能從史料中有思辨性的認識與思考，確實是難能可貴的，也是我們新聞傳播史學習中需要培養的學生的思辨思維，非固化地去記憶單個的歷史人物和事件，能聯系前后的社會歷史背景有自己獨立的思考和判斷。

以上兩個有代表性的專題教學，梁啟超專題將個體人物融入到宏大的社會歷史背景中深入討論，“1930年代的新聞傳播”專題則是從大的社會背景出發去找尋個體人物和事件，兩個不同的面向，但都透過社會文化的視野加深了學生對新聞傳播史的深入理解與思考。

3 思考與結語

新聞傳播的歷史與人類社會歷史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因此新聞事件的發生都不是孤立的。在中國新聞傳播史的教學中，避免知識灌輸、線性的教學模式，不再只強化學生對新聞知識的記憶。讓學生在新聞史的學習中積極發揮主觀能動性，有興趣地去自主學習并思考。這應該成為新聞傳播史教學追求的目標。而要達到這一目標，需要授課的教師與學生的共同努力、良性互動。

我們以上在中國新聞傳播史教學上的社會文化視野的拓展，通過專題討論與學習深入社會歷史的認識，都只是初步的嘗試。雖感覺在教學過程中，師生之間都頗有觸動與收益，課堂效果有一定改善。但中國新聞傳播史作為一門讓現今很多學生無奈而疲倦的課程，從課程體系、教學內容及教學方法上確實需要重新思考，才能適應日新月異的新媒體時代的要求。

新聞史論文:試論《大公報》在近代中國新聞史上的地位

【摘 要】《大公報》自創刊以來，受到海內外的廣泛關注。不止由于其為民族解放和獨立所表現出的愛國情懷，更因為它關注新聞本質的專業精神。一份《大公報》留給中國近代新聞事業許多可借鑒的瑰寶，受人傳頌。

【關鍵詞】《大公報》 四不方針 愛國抗戰 人才培養

《大公報》自1902年創刊至今，歷經百余年滄桑巨變，依然活躍在中國報界。1926年9月，吳鼎昌、胡政之、張季鸞三人以“新記”名義接辦《大公報》，并逐漸使她成為當時影響最大的報刊之一。從復刊后銷售不足2000份，短短5年時間，日銷量就高達50000份。著名學者季羨林教授評價說：“《大公報》的100年可以涵蓋中國的20世紀，從第一期到現在就是一部百科全書式的中國現代史。”這份歷經百年而不衰的報紙，對中國新聞事業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一、“四不方針”尊重新聞客觀性

1926年9月1日，《大公報》登載了張季鸞的《本社同人志趣》一文，奠定了她“不黨、不私、不賣、不盲”的辦報精神。“四不方針”不僅更加深刻地解釋了“大公”的含義，還明確體現了對新聞客觀性的尊重。胡適在1931年5月《大公報》發行第10000號時發表題為《后生可畏》的評論，稱其“安然當得起‘中國最好的報紙’的榮譽。”胡適這樣說的原因，就在于《大公報》堅持了兩個底線：登載確實的消息，發表負責任的評論。

中國近代新聞史上，最重要的兩類報紙分別是商業性報紙和政治性報紙。純粹的商業性報紙片面注重發行量，忽視了報紙本身的思想和責任，沒有對社會起到輿論監督、上傳下達的作用，無法維護勞苦大眾的利益，促進中華民族的復興；純粹的政治性報紙旨在宣傳其代表政黨的利益，無論是早期外國傳教士在中國創辦的宗教類報紙，還是中國先進資產階級為救亡圖存所辦的報紙，都是為了維護社會上層利益，終淪為宣傳工具。但《大公報》的出現打破了這一傳統，特別是在新記《大公報》時期，在“四不方針”的指導下，她從經濟上看是商業性報紙，自負盈虧，靠報紙的銷售額和廣告收益維持報館的經營；從內容上看是政治性報紙，堅持“文人辦報”、“文人論政”的原則。正是這種在政治上和經濟上高度的獨立，才使《大公報》能一直圍繞著“大公”的立場不偏離，并主張報紙是公共空間，是天下公器，不代表一人一派的利益，要站在人民和國家的立場上，領導和凝聚國人。

“四不方針”從根本上維護了新聞的客觀性，堅持“四不方針”就杜絕了主觀臆斷的不實報道。“不黨”不是不談論政治，不關心國事，而是單純地站在公民的立場上發表意見，還原事實的本來面目，沒有成見，沒有背景。“凡其行為利于國者，吾人擁護之；其害國者，糾彈之。”從中立的角度，以利于國人的方式來言政治，就與商業性報紙有了根本上的區別；“不賣”就是“不受一切帶有政治性質之金錢補助”，不接受政治方面的入股投資。政治性的報紙受到政黨的扶持，難免受到政黨思想的影響，從而喪失了報紙客觀、自由的報道形式。劃清與政黨經濟上的利益，維護了新聞事實的客觀性，保存了“天下公器”的精神；“不私”，只為成為公眾喉舌服務，不謀取一己私利，面向全國，服務國人，起到上下溝通的作用。使百姓了解國家上層大事，讓決策層了解百姓疾苦，客觀、公正地幫助社會弱勢群體利益維護自身權益；“不盲”以不愿陷于盲從、盲信、盲動、盲爭為根本，不放棄報紙的社會責任，發表深入、獨到的見解和評論，不盲目發表意見，重視多元化的意見，以“不黨、不賣、不私”為立場定位，維護社會公眾利益。

二、“國家至上”，愛國抗戰

在《大公報》百余年的歷史中，抗日戰爭時期的影響最大。因為她堅持“四不方針”，堅持經濟上和政治上的獨立，堅持在報道中尊重新聞的客觀性，時刻把國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全面、理性地向國民剖析日本在華的惡劣行徑，成為中國人民了解國恨家仇的重要窗口，受到社會各界人士的重視。

辦報早期，她反對沙俄軍隊強占遼東半島、覬覦東北地區鐵路權，她反對日本當局強迫中國接受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1919年，胡政之作為唯一的中國記者采訪了巴黎和會，以中國人的視角，記錄下當時中國外交的無能。抗日戰爭時期，新記《大公報》更是在吳鼎昌、胡政之、張季鸞的領導下，用鏗鏘有力的社論表現著堅決的毫不動搖的抗日態度。王蕓生廣泛搜集資料，刊發文章，開設了《中日關系六十年》欄目，對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覬覦中國、侵犯中國的歷史作了深入的剖析。

1931年9月18日凌晨，《大公報》最早刊登了關于“九一八”事變的報道：“昨夜十一時許，有某國兵在沈陽演習夜戰，城內炮聲突起，居民頗感不安。”雖在抗戰初期，出于對敵我雙方力量懸殊和形式的分析，她反對立即開戰，但這都是在當時歷史背景下的產物。她強調的是“明恥教戰”，是要先讓國人對戰爭有思想準備和物質準備，因而能夠奮勇向前，殺敵取勝。但當七七事變之后，中華民族全面抗戰開始，《大公報》堅定地主張奮起抗戰，要“和日閥撕拼”，“不勝不止”。她以“天下公器”為己任，站在人民和國家的立場上，領導和凝聚國人，將負責任的大報形象，展示在國人面前。

《大公報》的愛國行為遠不止堅決的抗戰態度，更有對處在水深火熱中的中國勞苦大眾的同情和哀鳴。1942年河南大旱鬧災荒，數以萬計的災民餓殍遍野，只得舉家逃難，靠樹皮、野草營生。王蕓生在讀完記者張高峰寫的通訊《豫災實錄》后情緒激昂，寫下《看重慶，念中原》的社評。他在社評中回憶了杜甫《石壕吏》中所描述的悲慘景象，與當時河南的災情相呼應：災民賣田賣人去逃荒，卻仍被苛捐雜稅所糾纏。號召重慶人民向災區捐款捐物，表現出“本報愿意盡收轉之勞”的大報姿態。事實充分，言辭懇切，文章一出，便洛陽紙貴，人們都為河南人民所遭受的苦難所動容。可是對這“家難”的評論卻激怒了，令《大公報》“停刊三日”。可也正是這敢直言、負責任的大報形象，才配得起“大公”之名，才是她堅持“四不方針”的具體寫照。

三、關注新聞人才培養

曾總結過《大公報》的歷史貢獻，他指出一是愛國抗戰，二是為中國的新聞事業培養了很多的人才。英斂之、張季鸞、胡政之、王蕓生、徐鑄成、范長江等等這些杰出的新聞工作者都有在《大公報》的工作經歷。

《大公報》之所以能培養出許多優秀的新聞工作者，與她秉持“四不方針”，主張“文人論政”的作風是息息相關的。她珍惜報館的聲譽，堅持高格調，有政治擔當。不僅靠鮮明的觀點立場來贏得觀眾，更勇于評論政治，勇于為天下先。擁有深厚民族情感和受過良好教育的知識分子，以“解天下之憂”為己任，真正踐行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倫理道德，用手中的筆桿捍衛了自己公眾喉舌的地位。

留日接受過資本主義教育的吳鼎昌、胡政之、張季鸞三人，對報館采用資本主義的經營方式。吳鼎昌一人籌措報館資金，胡政之、張季鸞以勞力入股。吳鼎昌擔任社長，胡政之任經理兼副總編輯，張季鸞任總編輯兼副總經理，三人共同負責社論的編輯，根據事實商榷最終編寫方案，若三人意見出現分歧，則以張季鸞為主。如此制衡、民主的個人分工工作模式，對舊中國傳統封建形式的報館運行模式是很大的挑戰。一心想要沖破封建舊枷鎖的中國知識分子，憑借自身的能力，到編輯部接受訓練，從底層做起，逐漸成為報社的經理、副經理等骨干力量，民主化經營的理念逐漸滲透到報館的每個角落。

知人善任，體恤員工是《大公報》培養眾多新聞工作者的重要手段之一。首先作為報館經營者的胡政之和張季鸞，本身就是當時中國新聞界中的優秀人才。胡政之是新聞工作的全才，有很強的新聞敏感和搜集新聞線索的能力，采訪過許多重大戰役，對報紙的采編工作十分了解。張季鸞從很早就開始辦報，曾在多家報紙擔任主筆，雖年幼口吃，體弱多病，但“以鋒利之筆，寫忠厚之文；以鈍拙之筆，寫尖銳之文”，受到了社會的廣泛關注。其次，管理者非常重視人才的引進和培養。茶葉鋪學徒出身的王蕓生，因為1929年和張季鸞打筆仗，受到了張的注意，并親自接到報館入職。當時還在北京大學讀書的范長江，由于經常在報紙上刊發文章，又在1934年生動深刻地反映了中國地質學會學術討論會的情況，受到胡政之的賞識，逐漸進入《大公報》工作，刊登成名作品《中國的西北角》。每個新加入的記者，報館會要求他們全面發展，掌握編輯、經營上的多項工作，給予他們完全的信任。第三，管理者不但培養人才，更懂得保護人才。當報道文章出現問題，政府官員怪罪下來，胡政之一律以“他是我們的人，文章在我們報紙刊載，一概由我負責”回答，首當其沖。避免讓記者受到傷害的同時，也聚攏了人心，讓他們能夠安心工作，深入挖掘事實真相。第四，根據貢獻安排工作，看重人才的實際效用，關心記者生活，防止人才流失。記者因家庭情況在外接攬工作時，報館并不深究，而是看重人才的能力，增加報酬，留住了優秀的人才。對工作出色的人能過破格擢升，增加收入；對工作懶散、不稱職的員工，立即解聘，肅清記者隊伍。正是如此嚴謹的人才培養傳統，才能使《大公報》百年來生生不息，人才濟濟。

《大公報》1941年5月榮獲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優秀獎。1980年被聯合國推薦為全世界最具代表性和權威性的三份中文報紙之一。2001年獲得香港2000年新聞大獎和寫作與版面設計冠軍。一個多世紀以來，《大公報》以其“大”、“公”形象，在中國近代新聞史上獨樹一幟，標志著中國報業經營走向成熟，是中國報刊新聞發展的縮影。雖然現在對她的局限性還存有爭議，但我們不能忽略一點：在當時狹隘、混亂的中國社會中，《大公報》堅持獨立的形象給中國新聞界、甚至中華民族都樹立了良好的榜樣。“一屋不掃何以掃天下？”只有將自家報館管理好，才能在社會中擁有良好的口碑，才不至于被淹沒在歷史的長河之中。

責編：葉水茂

新聞史論文:突破口在哪里

近日，記者采訪了中國新聞史學會會長，中國傳媒大學（原北京廣播學院）博士生導師趙玉明教授。他就我國新聞史的研究以及中國新聞史學會的情況回答了記者的提問。

研究新聞史的現實意義

記者：當前，新聞傳播業某種程度上存在著“重業務、輕歷史”的傾向，新聞傳播業界也有少數同志對新聞傳播史的研究不夠重視，您能否談一下新聞傳播史學研究與新聞業務的關系？

趙玉明：簡單地說，沒有歷史就沒有今天，沒有歷史也就沒有未來。有了歷史，研究現狀就有了深度。人類從來都很重視研究自身的歷史。“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只有認真研習歷史，才能真正懂得天下興亡的規律，才能了解所從事行業的發展趨勢、盈縮進退、成敗得失。同樣，要真正懂得新聞事業，也必須研習它的歷史。新聞傳播業的發展是有其內在規律的。只有縱觀古今，歷覽中外，才能更好地把握新聞傳播業的規律，并以此指導當今的新聞實踐。作為一個新聞傳播從業人員，要想在實踐中真正有所作為，必須注重馬克思主義新聞理論素質的培養，對本專業、本行業的歷史與現狀，經驗和教訓也要有清醒的認識。必須重視學習和研究這種規律，否則充其量只是個新聞工匠，而不是個有眼光、有作為的新聞活動家。而要真正懂得新聞事業的自身規律，必定離不開對新聞事業史的學習和研究。

新聞傳播史主要研究國內外新聞傳播業發展演變的過程和規律，我國新聞事業歷史久遠，內容豐富，外國新聞傳播業經歷了幾百年的發展，十分發達。不論過去或現在，不論國內還是國外，它們都有許多值得借鑒的經驗、值得思索的教訓，需要我們去認真研究。而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深化，新聞傳播也越來越國際化。我們必須加強對國內外新聞史的研究，推動新聞事業的深化改革，促進新聞傳播業的快速、健康發展。所以，加強新聞傳播史學的研究，不僅有其長遠的意義，而且有著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記者：您從事新聞教育工作已經40多年了，作為一個為新聞傳播教育事業工作了近半個世紀的老教授、老領導，您對當前我國新聞人才的教育與培養有何建議？

趙玉明：我1959年從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畢業，來到新創辦的北京廣播學院新聞系任教，其間還曾擔任過一段分管教學、科研工作的副院長。回首改革開放這些年來，我切身體會到黨對教育、對知識、對人才的尊重。對新聞人才的教育與培養，我認為應該適應這個時展的需要，既要重視知識的傳授，更要重視能力的培養，“授之以漁”。

新聞人才的培養還要加強人文素質的教育，這其中包括政治素質、業務素質，也包括身體和心理方面的素質。只有提高了綜合素質，才能適應瞬息萬變的現代社會。新聞工作涉及方方面面、各行各業。新聞工作者要及時反映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立中出現的各種新事物、新思想、新問題，不但要仔細觀察，更要敏銳捕捉，快速反應。現在的年輕人成長環境都差不多，關鍵在于自己的努力，而要想干好新聞工作，就必須具備多方面的知識和不怕艱苦深入實際的本領。

新聞史學的研究應力求創新

記者：當前我國新聞傳播事業發展如火如荼，新聞傳播史學的研究也有一定進展，您認為未來我國新聞傳播史的研究應該從哪些方面突破？

趙玉明：我想當前新聞傳播史學的研究應該注重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是重視研究斷代史、專題史。新聞傳播史的研究，不外乎通史、斷代史、專題史等幾個方面。其中，斷代史、專題史的研究是通史寫作的基礎，沒有斷代史和個案的扎實研究，通史的研究就會很吃力。所以我希望有志于從事新聞傳播史學研究的中青年學者能夠在斷代史和專題史的研究上下更大力氣，取得更多成果。須知“學林探索貴涉遠,無人跡處有奇觀”。

第二是要重視挖掘新史料、新思路。史料是歷史研究的基礎，缺乏豐富的第一手史料，很難進行史學的研究，更談不上得出正確的結論。這里我要強調重視新聞（報刊）志的編篆和利用。要提到“志”的作用，史書與志書同源異體、各有特點：志橫史縱、志近史遠、志詳史略、志繁史簡。有人認為，“志書是空間史學，史書是時間史學”是有一定道理的。志書是史學研究非常重要的基礎。新聞史學研究者應有“板凳須坐十年冷，文章不著一字空”的精神，充分利用好志書資料，以志證史、以志補史、以志正史。

第三是新聞傳播史學的研究應力求創新。創新要有理論指導。因此首先是重視學習新理論、新觀點。在學習“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同時還應重溫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和鄧小平理論中有關史學研究和新聞工作的基本論述，同時還要關注現實，認真學習黨和國家的最新精神，提高思想覺悟和認識。除此之外，還要向實踐學習，在新聞傳播實踐中準確地提煉新觀點，概括新經驗，為新聞傳播的發展服務。

從無到有是創新，從有到優也是創新，而且這個創新更難，是更高層次的創新。所以有志于研究中外新聞史的中青年學者還有很多的工作要做，他們比我們這一代人應該有更廣闊的視野和深厚的理論基礎，可以預料我國新聞傳播史的研究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

史學會要加強與業界的聯系

記者：中國新聞史學會成立十多年來，在開展學術研討、組織推動學術研究等方面開展了一系列工作，您能否簡單介紹一下？最近一年新聞史學會又在做哪些工作？

趙玉明：十多年來中國新聞史學會開展了多方面的工作，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第一，主辦和參與主辦了多次新聞傳播史和新聞改革學術研討會。第二，在主編方漢奇、副主編寧樹藩、陳業劭三位教授的組織下，歷時10年編寫了在中國新聞史研究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三卷本《中國新聞事業通史》。該書填補了我國新聞史研究的不少空白，被海內外人士公認為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新聞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第三，多次舉辦新聞傳播界名人紀念活動并編印紀念專刊。第四，編印出版了多種形式的《新聞春秋》。包括史學會內部出版的不定期刊物、大型研討會后出版的研討會論文集以及與其他報紙或雜志合辦的專版或專欄。《新聞春秋》現已成為史學會的品牌。

最近一年來，史學會主要做了以下幾項工作，首先是與河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合作，編選、出版《中國新聞史學會2004年年會暨全國新聞傳播史教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其次是與中國記協合作，召開有關研討會，為中國記協籌備中國近百年新聞名人展覽出謀劃策。目前首批新聞人物展已在中國記協新辦公樓――中國新聞大廈內陳列。第三，參與籌備將于今年9月在香港中文大學召開的第四屆世界華文傳媒與華夏文明傳播國際學術研討會。今年是中國抗日戰爭勝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0周年，史學會還將與有關單位籌備有關研討會。值得一提的是，受教育部高教司委托，史學會于去年7月在北京廣播學院舉辦了“中外新聞傳播史師資高級培訓班”，參加授課的既有方漢奇、丁淦林等老一輩專家，也有李彬、張昆等新一代的研究新聞傳播史的學者，還有來自國外研究中國新聞傳播史的專家卓南生先生。講課內容既包括上千年的報刊史、廣告史，也包括僅10年左右的網絡傳播史，從理論到方法，從個案研究到宏觀研究，有講課有交流，是近年來高級別、高水平的新聞傳播史的培訓。來自全國各地幾十位高校從事新聞傳播史教學研究的教師紛紛表示受益匪淺，學到了“為師之道”。

記者：中國新聞史學會的這些活動對于我國新聞教育的發展、新聞實踐改革的進行和新聞傳播學的學科建設都有一定的促進作用。請您談談史學會下一步對與新聞業界的交流和合作有哪些建議和意見？

趙玉明：史學會自成立以來雖然主要成員和活動范圍是以大學的新聞院系為主，但一直與新聞業界保持著密切的聯系。史學會的工作10多年來也一直得到新聞業界多方面的大力支持和積極鼓勵。我們研究昨天和前天的新聞史，也是為了當前和明天新聞事業的發展。2002年史學會主持在暨南大學召開的年會把新聞改革的研討與新聞傳播史的研討緊密結合在一起舉行，獲得了很大的成功。與會者反映，這樣的會，既重視歷史，使現狀研究有了深度；又關注現實，使歷史研究有了活力。今后我們還將繼續和新聞媒體、新聞院系尋求合作，舉辦類似的研討會。

史學會聯系著全國著名新聞院系的新聞傳播史方面的學者、專家，擁有豐富的中外新聞傳播史的學術資源。全國記協正是看到了我們的這一優勢，雙方合作籌劃了新聞名人展。據我們所知，不少省級黨報（報業集團）受當地黨委宣傳部門或政府的委托，正在編纂地方新聞志（或報刊志）。史學會非常樂意在這方面與有關黨報（報業集團）展開合作，為編纂新的地方新聞（報刊）志助一臂之力。

《新聞與寫作》已創辦20多年，是一份在全國特別是在北京地區有影響的業務刊物，我十分感謝貴刊的此次訪問。這也可以說是史學會與新聞業界合作的一種形式吧。我注意到最近貴刊連續刊登了史學會的創辦人和名譽會長方漢奇教授的文章。今后，我們可以有組織有計劃地為貴刊提供稿件，也可以考慮合辦關于新聞傳播史方面的專欄或研討會、培訓班等。總之，我相信通過我們的合作，將會使我們新聞史上的光榮傳統進一步發揚光大，使我們新聞史上的名人業績廣為人知，為深化新時期的新聞改革和辦好新時期的媒體服務。

新聞史論文:以本體意識建構當代中國新聞史

【摘 要】當代中國新聞史應以“本體意識”為學科研究的立足點和出發點，它要求以新聞業的發展變化為主線來考察新聞現象并揭示其內在規律。本文以劉家林新著《新中國新聞傳播60年長編（1949－2009）》為例，剖析“本體意識”在建構當代中國新聞史中應體現在研究立場、思路框架、個案分析和歷史評論等方面。

【關鍵詞】本體意識 中國新聞史 新聞著作

在新聞學界，當代中國新聞史是指新中國成立后有關新聞業演變、發展的歷史。近幾年，《新聞大學》和《國際新聞界》等新聞傳播學期刊曾先后多次開辟專欄討論共和國新聞史的研究方法和范式問題，為該領域的研究提出了不少開拓性思路。

在眾多探討方法論的意見中，強調中國新聞史研究的“本體意識”為絕大部分方家所認同。其實，復旦大學寧樹藩教授早在1997年首次明確提出新聞史研究的“本體意識”，在當時引發學界的熱烈討論。2007年在《新聞大學》雜志組織的專題討論中，吳文虎教授認為，要建立新聞史具有自身特性的學科系統必須強調“本體意識”。至今，強調“本體意識”已然成為大部分新聞史學者反思并實踐的方向，但以此立場貫穿當代新聞通史研究的作品卻不多見。最近，劉家林教授積蓄十年之力而成的120萬字作品《新中國新聞傳播60年長編（1949-2009）》（暨南大學出版社2010年10月版，以下簡稱為《長編》），終于為這一領域渲開了色彩濃重的一筆。作為國內較早以大量史料全面展現當代中國新聞傳播事業的學術專著，理應成為共和國新聞史研究繞不過去的一幅歷史長卷。

以本體意識建構全面框架

以寧樹藩教授1997年提出新聞史研究的“本體意識”為基點，不少學者在該問題上進行過積極的探討和延伸。吳文虎教授指出，“本體意識”要求我們以新聞事業本身的發展變化為主線來考察各種新聞現象并揭示其內在規律。①簡言之，新聞史研究需凸顯自身的獨立性和主體性，要立足于本學科的立場和領地，而不是讓新聞文本僅成為其他學科的材料和論據。

以本體意識探討當代中國新聞史看似簡單，但實際操作起來卻頗有難度。在較長時間以來,中國新聞史研究無論在歷史分期、結構思路、事件和人物評說等方面都存在著以革命史為藍本的狀況，只看到與意識形態和政治立場相關的新聞場景，對新聞事業的自身發展規律卻視而不見。但是，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學者已從新聞傳播的專業視角進行開拓，劉家林的《長編》也正是以當代中國新聞史為研究對象，以新聞本體意識為主導的一部專著。

由于此前記載當代中國新聞通史的學術作品較為罕見，所以《長編》對這一發展階段的歷史分期、史料鉤沉、體例設計都是一大創新。全書共分為上、下兩冊，上冊三章討論從新中國成立到“”時期的新聞傳播業；下冊四章分析撥亂反正以后到最近十年新聞傳播業的最新發展動向。之所以說這部專著以新聞本體意識為主導，是因為它以新中國社會歷史發展軌跡為經，以新聞政策和新聞體制的演變、新聞傳播業的發展、新聞觀念的流變以及新聞教育事業的變遷為緯，以規整的體例全方位地對新中國新聞傳播事業進行了精詳的梳理和深入的分析，編織了一幅社會變遷與媒介發展交相呼應的歷史畫卷。

而且，作者在專著中并沒有滿足于自己所建構的體系，而是在展開宏大敘事的同時以新聞傳播的視野探索具體的專業話題。比如，作者不僅關注傳統的新聞媒體，還對伴隨社會變遷而出現的各種媒體現象進行探討，這些“另類”媒體和相關組織的研究不僅擴大了我們對新聞傳播學中一些基礎概念的理解，還為中國新聞史研究提取本土理論提供參考。比如，提倡創新研究范式的“新新聞史”觀點認為，在研究中不僅要重視對新聞文本的分析，還需注意對新聞生產的個人、組織及其相關因素進行考察，以便全方位地展現新聞事業與社會變遷的內在聯系，②《長編》也著意在這方面進行探索。在回顧當代新聞評論史時，作者敏銳地關注到“寫作組”的獨特現象，并從“馬鐵丁”及主要成員開始，到“龔同文”及各省省委機關寫作組的組建，詳細勾畫了“寫作組”這種與中國政治宣傳緊密相連的傳播組織的源流演變及與政治集團的復雜關系，以新聞傳播現象為基礎開拓中國新聞史研究的新領域。

以精耕細作鉆研歷史個案

新聞史專家方漢奇提出新聞史研究應多從個案入手③。從當代中國新聞史的情況來看，個案研究的確有利于拓展學科研究深度，夯實學科實力基礎。

個案研究本是歷史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新聞史的研究個案可以包括某個媒體、某位新聞工作者、某次媒體事件，甚至某篇重要的新聞報道或評論等。而一個個案研究的學術價值，往往取決于全面豐富的第一手材料、嚴密的邏輯論證和客觀嚴謹的結論。從學術史來看，某些個案研究往往更容易成為影響深遠的新聞史研究成果。

盡管《長編》是一部中國當代新聞通史，要在整體框架上做到規整、全面已經很不容易，但作者并沒有因此而疏忽對個案研究的精耕細作，而是對重要個案進行追根探源。個案研究是《長編》中每一章節最基礎的組成部分，據筆者不完全統計，全書設專題討論的個案超過百個，強調個案分析是這部通史在研究方法上的最大特點。為了對當代中國新聞史上的重要個案追溯源流，考辯真偽，作者在材料搜集上狠下了一番功夫。他傾注十年之力從全國各地的圖書館、新聞院系的資料室搜集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其中還包含不少曾被人口口相傳卻絕少能接觸到的“孤本”文稿，讓讀者倍感珍貴。而且，作者對重要個案的分析和論證相當嚴謹，全書七章連同緒論都作了大量翔實的注釋，旁征博引，幾乎每章注釋都在130個以上，甚至有一章多達274個。

更值得注意的是，作者進行個案研究時，十分注重采集和使用口述史材料，為日后的研究積累下豐富素材。當代中國新聞史研究的一個有利條件是，很多重大新聞歷史事件的親歷者仍然在世，通過口述史的方式保存大量第一手材料，可以為解讀新聞文本背后的運作方式、來龍去脈提供重要文獻，能使新聞史研究達到單純依靠文本所無法達到的廣度和深度。例如，在記述《南方周末》的發展史時，劉家林通過親自與其首任副主編左方進行訪談，以口述史的方式詳盡記錄下這份在近30年的中國新聞界具有標桿意義的周報的誕生、改版和轉型的全過程，以真實的史料揭示了這份報紙在成長變化過程中的諸多內幕。

可以說，這些附有詳細注解的個案研究不僅是研究者值得保留的寶貴資料庫，更是后學者系統而深入地認識當代中國新聞史的重要參考。《長編》以個案為中心對史料進行的精心梳爬，引導讀者在通史中探究每個歷史階段的源流變革。這種兼顧宏觀理論和微觀史料的做法，把作者對材料和事實的控制力與表現力體現得淋漓盡致。

以專業角度巧提中肯評價

以往中國新聞史研究缺乏本體意識，還表現在評論的意識形態傾向，缺乏從新聞業自身出發去對新聞史進行客觀的評價。這樣做的后果往往是導致新聞史研究簡單追隨革命史走向，使本已不十分豐厚的出自本土經驗的新聞史和新聞學理論更顯薄弱。

以專業視野對當代中國新聞史進行中肯的評價，不僅要以大量史料來逼近歷史真相，還原歷史過程，還要有針對性地對中國新聞媒體的傳播手段、具體業務及其賴以生存和發展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環境進行深入細致的解讀和闡釋。從這個角度來看，《長編》不僅重視占有大量原始材料，在評價時還緊密結合新聞傳播理論和社會歷史背景，甚至把作者的切實感悟貫穿于評論當中，而且觀點含而不露，論從史出，體現了一個新聞史學家嚴謹而坦誠的研究態度。

這部專著的“本體意識”還體現在對當代中國新聞史的斷代問題上。一般而言，大部分中國新聞通史會把1949年共和國成立作為劃分當代新聞史的起點。但《長編》通過梳爬重要的綱領文件，研究解放前夕中國新聞業的實際操作，提出這一分期的截點應以1948年三大戰役為始。作者認為，中共中央早在1948年11月就向“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區黨委和市委”發出《中共中央關于新解放城市中中外報刊通訊社的處理辦法》的通知，它對舊有新聞事業及其工作人員的評價和處理辦法已提出了具體的方針和原則，有關新聞業的改造已經啟動，因此，從新聞業的發展規律看，這一文件的頒布對新聞業后來的路徑選擇相比新中國成立更具意義。

結語

從《新中國新聞傳播60年長編》所帶來的啟思看，“本體意識”所強調的學科獨立性和專業性至少可以體現在研究立場、思路框架、個案分析和歷史評論等方面。誠然，新聞史的“本體意識”需要在更廣闊的領域中進行開拓，正如該書在對近10年新聞媒體體制改革以及新技術對傳統媒體的影響方面仍存在一些值得探討的問題。但是，這并不妨礙作品在新聞史研究中的分量和溫度。劉家林教授在新聞史領域辛勤耕耘30載，他在后記中記述自己以“透支”生命來換取這部作品誕生。而這部作品的生命力也正是源自作者在中國新聞傳播史的篤實積累和深刻體察，也源于他對學術研究的嚴謹態度和執著追求。正基于此，《新中國新聞傳播60年長編》乃是一部值得向同行業推薦的優秀作品。

責編：周蕾

新聞史論文:新聞史論領域創造性思維教學模式研究

[摘要] 我國的新聞教育高耗低效的現象長期存在,其主要原因是觀念的落后性――我們認為新聞教學的任務就是培養學生的采寫編評、攝錄編播的能力,而忽視對學生創造思維、綜合素質的培養。現代社會發展所需要的遠不只是具有文化知識和俯首貼耳的勞動者。創造性思維教學的實施,對創新人才的培養,具有很高的效率。而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新聞傳播學科的創造性思維教學模式,是培養精英人才的關鍵。本文借鑒國外創造性思維教學模式,在新聞史論教學中探討培養創造性思維的方法。

[關鍵詞] 創造性思維 教學模式 新聞史論 精英人才

當今社會,創新已經成為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主導力量與重要源泉。隨著我國教育的不斷深入發展,培養學生創造力的問題得到廣泛重視,而創造性思維能力是構成創造力重要因素。合理借鑒中外教育教學的優秀成果,探索一條生動活潑、主動發展及有利于學生創新能力培養的路徑是目前教育教學改革的重要任務。

1941年,A?F?奧斯本出版了《思考的方法》,首創“智力激勵法”(brain storming),成為創造學的創始人。創新理論發展到今天,已經涉及到了整個社會的方方面面,什么樣的思維是創造性思維呢?必須知道它的重要屬性――新穎性和自主性。通俗的說就是能夠獨立地提出或解決新問題、新思想、新方法。通過這一思維,不僅能揭露客觀事物的本質、內在聯系,而且在此基礎上能產生出新穎、獨特的東西。它具有以下幾個特征:一是獨創性――思維不受傳統習慣和先例的禁錮,超出常規。二是求異性――思維標新立異,“異想天開”,出奇制勝。三是聯想性――面臨某一種情境時,思維可立即向縱深方向發展;覺察某一現象后,思維立即設想它的反面。這實質上是一種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舉一反三、融會貫通的思維的連貫性和發散性。四是靈活性――思維突破“定向”、“系統”、“范式”的束縛。遇到具體問題靈活多變,活學活用。五是綜合性――調節局部與整體、直接與間接、簡易與復雜的關系,在諸多的信息中進行概括、整理。

要培養學生的創造性思維,首先必須轉變我們教師的教育觀念。在具體教學中,我們應當從以傳授、繼承已有基本理論和知識,知識為中心,轉變為著重培養學生創造性思維、創新精神。當然,我國教育在基礎知識講習、基本技能訓練上積累了比較豐富的經驗。但受到的影響,對學生的創造性思維能力的培養不足。“應試教育”導致學生逐漸喪失了創造的欲望與能力。因此,只有培養學生的創新精神和創造能力,才能使他們擁有一套運用知識的“參照架構”,有效地駕馭靈活地運用所學知識。創造性思維是由多種類型的思維在創造活動過程中的一種有機結合。人的思維活動有自覺的顯意識的思維活動,有不自覺的潛意識型的思維活動;有形象思維活動,有抽象思維活動;有經驗思維活動,有理論思維活動;有周密而嚴格的邏輯思維活動,有不按邏輯規律的非邏輯思維活動;有精確思維活動,有模糊思維活動等。創造性思維的方向主要有發散與收斂、縱向與橫向以及逆向思維等。這幾種思維方向既對立又統一,相輔相成,共同完成發現問題、確定問題、解決問題以及評價等一系列創造性思維活動。

關于創造性思維及其能力培養的研究,我國新聞界以及許多教育發達的國家均有較多論著,但對于傳播史論教學中創造性思維的探討與研究成果則不多。本文嘗試通過文獻法、調查法和個案研究法等,構建一套較為實用的培養創造性思維能力的方法體系。

我國的新聞教育高耗低效的現象長期存在,其主要原因是觀念的落后性――我們認為新聞教學的任務就是培養學生的采寫編評、攝錄編播的能力,而忽視對學生創造思維、綜合素質的培養。往往認為,理工科可以有發明專利、數學思維是創造性等,新聞是“有聞則錄”而已等,而忽略了當今新聞傳播的策劃、創意,欄目設置、版面編排的創造性,如:美國對豐田汽車的系列報道,其時機、力度、層次等都有極強的創造性思維的活動。江蘇衛視的《非誠勿擾》,集中體現了創意=創異+創益的原則。其實,不論是理工科還是藝文科,都是在創造性思維的基礎上進行的。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朱棣文說:“要想在科學上取得成功,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要學會與別人不同思維的方式,”雕塑大師羅丹如是說:“藝術活動如果離開了創造,那么藝術也就不能稱之為藝術。”理工科與藝文科,科技創新與文化創意如“車之兩輪、鳥之兩翼”,“在山腳下分手,在山頂上會合”。

一般人認為創造性思維是與生俱來的,但在我的導師、大連創造學會會長王續琨及受邀來連演講的中國礦業大學莊壽強教授的影響指導下,我們卻有了不同的想法。認為人的創造性思維是可學、可練的。

在國內外,已經產生了若干創造性思維教學模式。所謂教學模式是指在一定教育思想指導下,建立在豐富的教學經驗基礎上的,為完成特定的數學目標和內容而圍繞某一主題形成的比較穩定且簡明的教學結構理論框架及其具體可操作的實驗活動方式。創造性思維教學模式是為培養創新人才,在創造性思維教學實踐活動中,提煉出來的符合創新教育思想的教學模式。目前,主要創造性思維教學模式有:吉爾福德創造性思維教學模式,帕尼斯創造性問題解決教學模式,泰勒發展多元才能創造性思維教學模式,威廉斯創造性與情致教學模式等等。

吉爾福德創造性思維教學模式特別強調知識基礎、思維運作、問題解決,強調啟發引導學生自己去發現。

帕尼斯創造性問題解決的教學模式強調以系統的方法來解決問題,特別是問題解決者在選擇或執行解決方案之前,不斷產生發散性和收斂性思維,盡可能想出多種多樣的方案,最終選擇最好的、最獨特的、最能被接受的方案去實施。帕內斯認為創造性問題解決的教學有六大步驟:(1)發現困惑;(2)發現事實;(3)發現問題;(4)發現構想;(5)發現解答;(6)尋求接納。

泰勒發展多元才能創造性思維教學模式強調“幾乎所有的學生都具有某種才能”,教師要把它挖掘出來、愉快體驗,以開放性、發現性、自由選擇性以及多樣性的方式進行。泰勒認為與創造性關系最密切的才能主要包括以下幾種:(1)創造才能;(2)決策才能;(3)計劃才能;(4)預測才能;(5)溝通才能;(6)思維才能。泰勒多元才能發展的創造性教學模式共有8個步驟:(1)呈現思考的情境或問題;(2)給予學生充分思考的時間,并列出主意;(3)提供一個分享、修改及改進主意的環境;(4)提供醞釀的時間;(5)讓學生分享新的主意;(6)讓學生選擇最好的問題解決法;(7)讓學生選擇最獨特的問題解決法;(8)實行該方法。

威廉斯創造性與情致教學模式提供了一種包括課程、教師行為、學生行為三維空間結構的教學模式,強調教師通過課程內容,運用啟發創造性思維的策略,去增進學生創造行為,以達到預期的教學目標。其中流暢的思維、變通的思維、獨創的思維和周密的思維等包括了好奇心、冒險心、挑戰心和想像力,關系著學生的態度、價值觀、欣賞及動機等特質。能促使學生與知識、事實、資料等發生實際的聯結,產生有意義的學習。

時代要求全面和諧發展的人,受到精英教育的大學生應具有更高的知識、道德、能力、技術,有更豐富鮮明的個性和情感,富有創造力,有自主、自律和團隊精神,有更強的社會適應能力。這種適應能力不只是對環境和未來社會的反應性的調整和適應,而是能夠極大地發揮主觀能動性和創造潛力,主動去創造環境,創造未來。國外許多研究表明:創造性思維教學的實施,對創新人才的培養,具有很高的效率。而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新聞傳播學科的創造性思維教學模式,是培養精英人才的關鍵。

“傳統教育及模式的弊端在于學生成為知識的奴隸,個性受到壓抑,創造力難以發揮,絕大部分學生是有所學而無所用。現在的經濟發展所需要的遠不只是具有文化知識和俯首貼耳的勞動者”,“整個學校的教學思想和氣氛必須改變,應使學校引進一種開發學生創造性思維的進程。”這是《環球時報》頭版頭條刊載的《國際金融危機對教育提出挑戰》一文所提出的主要觀點。目前,伴隨著我國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大學畢業生找工作困難,就業競爭日趨激烈。在新形勢下,作為實施精英教育的大連理工大學,努力培養學生具有較強的創造性思維,其現實意義和深遠影響不言而喻。

歷史上偉大教育家所進行有效的教學,可引為借鑒。如蘇格拉底的問答法,孔子的啟發式,與革命初期所倡導的自學后的討論等。我們現代的教師如若采用這幾種教學方式,聯合運用,則可避免注入知識的機械性,而代之以啟迪思維的靈活性;所學得的知識,不僅只記憶儲存,而要精選吸收,靈活運用。如此進行,學習的興趣加濃,努力的熱忱增添,自能闊步前進。

以下,筆者從具體操作層面出發,淺談如何在比較堅硬的新聞傳播史論教學中培養學生的創造性思維。

一、發散思維的培養

發散思維是一種定向于某個問題的答案,從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途徑去設想的思維方式。能拓寬思維的空間,促進創新能力的形成和提高。由于發散思維是由時間、空間、活動三維度組成的,因此可以使學生從不同角度、不同層面、不同方位去把握歷史,不斷提高運用和應變能力。對同一事件或同一人物進行不同評價。如曹操、梁啟超。

二、收斂思維的培養

收斂思維是指思路把眾多的信息引入邏輯序列之中,最后得出一結論。收斂思維的思維方式與發散思維相反,是從不同角度,不同方向將思維指向中心點,以達到解決核心問題的目的。

在史論教學中,收斂思維主要用于培養學生在歷史時空框架結構中正確地實現知識定位,進行分析、判斷與評述,避免孤立地掌握歷史知識和分析歷史問題的現象。如對于“西安事變”與《大公報》,提出問題:“如何處置”通過分析,學生明白了“西安事變”為什么需要并能夠和平解決。

三、逆向思維的培養

逆向思維即是突破思維定勢,從對立的、顛倒的、相反的角度去思考問題。辯論中,我鼓勵學生大膽地質疑問難,標新立異,自圓其說,對學生提出的不同觀點不過早地下結論,而是以主持人和參與者的角色出現。其創造性思維能力在充滿生機活力的逆向思維的教學氛圍中,得到了積極的訓練和顯著的提高。如為什么說是新華社最好的記者等。

四、多向思維的培養

多向思維是一種綜合性思維,它要求多種思維形式的并列和聯結,對事物進行多角度、多方面、多因素、多變量的系統考察。由于歷史的多維性決定了必須注重橫向聯系。發揮聯想,才有利于培養思維的廣闊性,提高多向思維能力。

學生的聯想越豐富,對歷史知識的理解就越有創見。例如,洋務運動,采取中外對比聯想,在此前后,日本明治維新,德意志統一,美國南北戰爭,俄國廢除農奴制改革,通過分析異中求同,同中找異,學生思維由發散到聚合,認識到亞洲只有日本成功的原因。而洋務運動沒有改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并對當前作出思考。

學生創新意識的培養和創新品質的完善缺一不可。使學生建立起永不熄滅的創新欲望和百折不撓的堅強意志品質同等重要。美國心理學家斯坦伯格在描述創造性人才的個人品質時說過,偉大的創造者總是關心自己在做什么而不是考慮將要得到什么。建立平等、民主的師生關系。同時這種民主的教學,應有一定的原則,既不是自由放任的,也不是“獨斷專行的氣氛”。同時,賞識評價是培養學生創造性思維的保證。著名作家冰心在一首詩中這樣寫道:“墻角的花!你孤芳自賞時,天地便小了。”

提高教師個人的創新素質,對學生的表率作用十分突出。前蘇聯著名教育家沙塔洛夫指出:“教師的創造性是學生創造性的源泉”,“學生思維能力的強弱與教師創造性教學的水平,直接聯系,互為反饋,相得益彰”。由此可見,教師創造性思維教學是培養學生創造性思維能力的前提。我們教師與學生還應同時追求想象能力與思維的辯證綜合能力培養。愛因斯坦說:“想象力比知識更重要,因為知識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著世界上的一切,推動著進步,并且是知識進化的源泉。嚴格地說,想象力是科學研究的實在因素。”豐富的想象力是智力活動的翅膀,也是創造能力的基本因素之一。另外,任何創造性活動不可能是一種與前人或他人沒有任何聯系的“全新”活動,只能是在前人和他人成果的基礎上提出新的見解,產生新的突破。所謂創新在很大程度上是綜合利用前人和他人的思維成果。因而辯證綜合能力的強弱就成為創造性思維的決定性因素。這種辯證綜合能力最主要的:一是思維統攝能力,或稱分析綜合能力,就是把大量散在的、星星點點的概念、“知識單元”,以及觀察和掌握到的事實材料綜合在一起,在思維中進行加工整理,作科學的抽象,由感性到理性,由現象到本質,由偶然到必然,由特殊到一般;二是思維辯證能力,能夠客觀地、全面地、辯證地思考和分析問題,不但要分析事物的正面,而且要分析事物的反面,進而把握事物的本質與必然。

最后,關于小組與個人思維效應的比重,也是教學中值得研討的問題。腦力風暴著重集體思考,認為當一個成員提出觀念時,便會刺激組內所有成員的思想,而引出各自的觀念。不過,據不少的研究發現,高度創造性的人皆系獨立思想家,他們的成就,多系獨立思考出來的結果。這一點,也是我們具體教學實踐中,應包容顧及的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