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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學論文:自然科學的經驗基礎與解釋學

摘要：經驗與陳述的關系并非歸納或演繹的邏輯關系，因此科學的經驗基礎就構成一個難題。僅僅把科學看作命題體系的觀點不能解決這個難題，同時經驗主義的平臺也不能提供任何通道。科學本質上是一種實踐活動，惟有語用學和解釋學的平臺才能為這個難題提供解決方案。科學的實踐性、公共性、主體間性、情境性為理解庫恩的范式理論提供了線索：自然科學具有解釋學的基礎。勞斯進一步主張：自然科學本身就是解釋學的事業，科學是不斷重構的敘事。科學的解釋學與客觀主義形成對立，而這并不必然使科學滑入相對主義。伯恩斯坦提出了超越客觀主義與相對主義的方案：解釋學本身就為這種超越提供了資源，解釋學循環恰恰對科學范式的開放性提出了要求。

關鍵詞：經驗基礎 語用學 解釋學 敘事重構

一、 經驗與陳述的邏輯鴻溝

自然科學被公認為經驗科學，但是，科學哲學家對“什么是經驗”、“如何進行檢驗”等問題并沒有統一的意見。波普爾把經驗基礎問題界定為“關于個別陳述的經驗性質以及如何檢驗它們的問題”。（[1]，30）經驗基礎問題涉及經驗（或觀察）與基本陳述（或觀察命題）的關系、陳述與陳述的關系這兩個層面的問題，它構成科學哲學的基礎性的問題。

邏輯經驗主義預設了某種中性經驗或者說無主體的經驗以及描述這種經驗的中性語言。邏輯經驗主義處理經驗與陳述的關系的典型方式是邏輯原子主義式的，基本經驗或原子事實與基本陳述之間存在著一一對應的關系。以此為前提，它用形式邏輯的方式處理基本命題與理論命題的關系，提出其科學檢驗和科學劃界的原則即證實原則，主張科學理論與基本命題之間存在著歸納證實的邏輯關系。作為其弱化形式的概率論仍然堅持中性經驗和中性語言的設定。

波普爾對邏輯經驗主義的批判集中于基本命題與理論命題的邏輯關系層面，他對歸納主義的證實原則的駁斥在邏輯上是無可反駁的：任何普遍的科學的理論命題都是不能由有限數量的觀察命題得到證明的。經驗與陳述的關系這一層面并非波普爾的主要關注點，但他對此也有所反思。他認識到經驗與陳述之間并不存在類似于陳述之間的邏輯關系，經驗與陳述之間存在著一個似乎不可跨越的鴻溝。經驗并沒有直接的證明作用，“陳述只能由陳述從邏輯上加以證明”。（[1]，31）“由于要求基本陳述和其它科學陳述具有客觀性，我們將剝奪了我們自己本來希望把科學陳述的真理性還原為我們經驗的任何邏輯手段。”（[1]，33-34）簡言之，一切基本命題（或觀察陳述）的真值是無法從經驗上予以確證的，所謂科學的檢驗——基本命題對理論命題的證明或證偽——就喪失了原有的基礎。

拉卡托斯在《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一書中對經驗基礎問題作了富有啟發的分析。他指出，獨斷證偽主義是站不住腳的，因為它的基礎包含兩個錯誤的假設。第一個假設是：理論命題和觀察命題之間有著自然的、心理的分界。第二個假設是：觀察命題是由事實得到證明的，正確的。實際上這兩個假設對邏輯經驗主義同樣有效。拉氏駁斥了這兩個假設。他認為，觀察命題與理論命題并非如通常所以為的那樣直接來源于中性的、純粹的經驗，觀察滲透著理論預期，觀察命題以更高層次的理論為背景。針對第二個假設，拉氏指出，“觀察”命題的真值是無法明確決定的，“任何事實命題都有不能由實驗得到證明，命題只能由其它命題導出；不能由經驗來證明陳述，‘就象不能用敲桌子來證明陳述一樣’”。（[2]，21）他進而斷言：“因而，我們既不能證明理論，也不能證偽理論。軟的，未經證明的‘理論’同硬的，業經證明的‘經驗基礎’之間的分界是不存在的：一切關于科學的命題都是理論的，而且都是不可避免地可錯的”。（[2]，22）

科學的可錯論無疑為懷疑主義、非理性主義敞開了大門。那么，如何實現可錯論與科學合理性的調和呢？約定主義的策略似乎不可避免。波普爾既承認科學理論的可錯性，又試圖堅持科學的批判理性。他必須決定如何把受檢驗的理論與不成問題的背景知識區分開來，背景知識中的理論將獲得“觀察的”地位，作為檢驗其它可懷疑理論的基礎。波普爾強調背景知識在科學活動中的地位并承認其約定性：“批判永遠不會從無開始。…討論問題時我們總是承認（但愿只是暫時地）各種不成問題的東西，它們暫時為討論這個問題而構成我稱之為背景知識的東西。在我們看來，這種背景知識很少始終絕對不成問題的，它的任何一部分在任何時候都可能受到挑戰”。（[1]，205）批判總以特定時空下的背景知識為前提，并保留著對這些背景知識提出上訴的權利。科學知識的增長就處于這種約定與批判的循環之中。但無論如何新理論總是以其真值不確定的理論為基礎，因而這樣建構的理論大廈歸根結底是缺乏基礎的。拉氏很幽默地表達了這種懷疑：“我們的方法論證偽主義者驕傲地拒斥了這種逃避主義：他敢于不減可錯論之威，且又敢于以大膽的、冒險的約定主義政策毫無教條地避開了懷疑論。他完全知道所冒的危險，但他堅持人們必須在方法論證偽主義和非理性主義之間作出某種選擇。他提出了一場幾乎沒有希望贏得的戰爭，但聲稱說參加這場游戲比放棄這場游戲還是要好些。…有人甚至會說，方法論證偽主義與獨斷證偽主義的不同就在于它是空講可錯論！”（[2]，41）

可錯論、約定論和對背景知識的實用主義的強調都是由科學的經驗基礎問題導出的合理結論，是對科學的理解的一種進步。而波普爾之所以有“空講可錯論”之嫌疑，其根源在于他僅僅局限于陳述間的邏輯證明（或證偽）層面，而放棄了對經驗與陳述的關系作出合理說明。鑒于經驗與陳述之間的邏輯鴻溝，任何回避而不予解釋的科學合理性理論都是空中樓閣。

那么，科學的經驗基礎問題究竟能否被解決呢？答案是；在經驗主義的平臺上該問題無法得到解決。經驗主義的根本性難題在于，它導致了唯我論的困境。經驗主義所謂的經驗不過是個人化、私人化的經驗，而這種經驗并非是主體間有效的：我的經驗不同于你的或他的經驗，所謂的經驗檢驗也就不是主體間有效的。因此，擺脫該困境必須引入主體間性以及語言的公共性。當我用私人語言說“這朵花是紅的”的時候，別人無法理解“紅的”代表著什么感覺；而當我用公共語言說出這句話，并得到大家的認可時，這句話才變得有意義、主體間有效了。因此，惟有在語言學、尤其是語用學的平臺上經驗基礎的問題才能得到解決，或者說該問題不存在了。經驗主義考查命題是否為“真”，而在新的平臺上則考查命題是否“有效”。這涉及科學觀念的根本性的轉變：科學是一種實踐活動，其主體不是單個的科學家而是科學共同體，科學理性也是情境性的。

二、邏輯鴻溝的彌合：作為實踐活動的科學

正如阿佩爾所言，“在分析哲學的發展進程中，科學哲學的興趣重點逐漸從句法學轉移到語義學，進而轉移到語用學。這已經不是什么秘密。”（[3]，108）語言哲學的語用學轉向徹底地了轉變了我們看待科學的方式，科學的實踐性（活動性）、主體間性和情境性或者說局域性都能在語用學的平臺上凸現出來。語用學把句法學與語義學納入對語言的整體性的語用分析之中，分析對象由名詞性的“語言”變成動詞性的“言語”。“言語”是一種活動，奧斯汀說“說話就是做事”。把語言視為言語行為同把科學作為活動來理解是一致的，科學本質上是一種由技術興趣引導的介入世界的活動而非靜態的知識。維特根斯坦明確指出不存在私人語言，語言總是公共的。同樣，科學語言和科學活動總是在共同體中發生并獲得有效性，科學的主體不是單個的主體而是共同體。“真”為“有效”所取代，“有效”即主體間有效：在主體間得到一致認可。維氏的“語言游戲說”把語言、生活形式和世界理解視為一個整體，各個“語言游戲”只具有家族相似性而不可通約。科學本身就是一種語言游戲，它同時還是在更廣闊的日常實踐的語言游戲中展開的。科學的情境特征和局域性可由此得到說明。以此為背景庫恩也就好理解了。

如果說前庫恩時代科學哲學的主流把科學作為既成的知識來考察的話，那么庫恩的范式理論則是把科學作為一種活動來考察的一座里程碑。他在《發現的邏輯還是研究的心理學》一文中表達了這種取向：“我們都關心獲得知識的動態過程，更甚關心科學成品的邏輯結構”（［4］，265），“要分析科學知識的發展就必須考慮科學的實際活動方式”（[4]，267）。

庫恩對經驗基礎問題有比較清醒的認識，并對波普爾的證偽邏輯提出了批評。他認為，波普爾所謂的認識邏輯名不副實，因為它只局限于陳述間的邏輯關系而忽略了對陳述與觀察之關系的探討。在波普爾看來，理論要成為科學的，只能通過觀察陳述而被證偽，不能通過實際觀察。庫恩認為，這種邏輯的證偽并不能給認識邏輯提供基礎，而認識邏輯的規則及其邏輯要求“已不單是意義的符號關系。它要求認識論家和科研工作者把理論所導出的句子不是同其他句子相聯系，而是同實際觀察或實驗相聯系。這就是卡爾爵士‘證偽’一詞必然引來的后果，但怎樣才能做到這一點，他卻始終保持沉默。…當一種業已公認的理論不是面對實驗陳述，而是面對實驗本身時，邏輯在什么條件下才要求科學家放棄這種理論呢”？（[4]，280）庫恩很清楚，波普爾不能、他自己也不能為觀察與陳述提出一種通常意義上的邏輯，在這個層面上，邏輯是無效的。他闡明，“提這些問題目的是要表明邏輯盡管是科學探索有力的、最后總是不可缺少的工具，但人們也有某種可靠知識在形式上并不需要邏輯。同時我還要提示，邏輯證明的價值并不是為了邏輯本身，只是在條件需要而且需要到一定程度時才有。”（[4]，281）這乃是對科學理解中的邏輯迷信的破除。

那么庫恩針對上述經驗基礎問題提出了什么樣的解決方案呢？他指出：“我曾引進‘范式’這個詞以強調科學研究依存于具體事例，它可以跨越理論內容同理論應用之間的鴻溝”。（[4]，281）庫恩強調范式作為范例的意義，他認為，科學共同體承認的合乎范式的范例是具體的題解。 “共有事例即以發揮一般都歸之于共有規則的認識功能。事例發揮這種功能時，知識的發展不同于知識在規則支配下的發展。”（[4]，313）作為范例的科學范式是一種具體的題解活動，科學家通過一系列題解活動的示范和訓練而習得他所在科學共同體中科學活動如何進行的知識。科學的語言、概念和理論在具體的題解活動中、具體的科學實踐中被賦予意義、可理解性和可操作性。理論化離開了活動便無法理解。因此，經驗與陳述的連結要在特定的具體的科學實踐活動中去尋找，唯有參與特定科學共同體的科學游戲，才能理解經驗與陳述在該科學范式中的特定連結。歸根結底，經驗與陳述的關系不是一種邏輯關系，而是一種非邏輯的活動關系；經驗與陳述間的鴻溝是靠“活動”來跨越的，具體的實踐活動是連結二者的中介。

庫恩的范式理論既不是指向單個科學家的活動，也不是指向無主體的知識增長的邏輯，而是考查科學共同體的實際活動。范式可以粗略地等同于科學共同體。科學有主體，但既非先驗主體也非自我封閉的經驗主體，而是現實的科學共同體。科學知識的有效性以能否在科學共同體獲得主體間的認可為基準。而對于贏得這種認可來說，經驗證實或證偽是不充分的，論辯、說服、修辭、宣傳、權威甚至權力都在現實的科學共同體中發揮著重要作用。科學共同體首先是交往共同體，它是科學得以可能的條件，其中進行的意義溝通和理解使得科學語言和活動獲得特定的意義。阿佩爾指出，“自然科學家的實驗共同體總是表現為一個指號共同體。而這種主題間性水平上的溝通決不能由某種客觀科學的方法程序來取代，原因就在于這種溝通是客觀科學之可能性的條件。”（[3]，71）“一個交往共同體的存在是一切在主體-客體維度中的知識的前提；這個共同體本身乃是對世界材料的客觀描述和說明的主體間性元維度”。（[3]，73）

科學活動也是維特根斯坦意義上的“語言游戲”。語言游戲同特定的生活形式與世界理解相聯系，科學范式之不可通約不過是語言游戲之不可通約的合理結論。科學的語言游戲植根于特定科學共同體的實踐活動。不存在中性語言，語言與經驗世界相互耦合于特定的實踐活動或者說生活形式中。邏輯分析在這個層面上是無效的，對這種經驗與稱述之間關系的把握需要深入地考查并理解特定的科學實踐活動乃至作為其背景的更為廣泛的生活世界。語言與世界的這種耦合關系可以說明科學范式的不可通約性。“為什么理論之間或是語言之間的翻譯如此困難？因為，正如經常議論到的，各種語言以不同的方式把世界說成各種樣子，而且我們沒有任何道路去接近一種中性的亞語言的轉述工具。…學習一種語言或一門理論就是學習描述世界，該語言就是隨著這個世界而起作用的”。（[5]，362）

科學家總是在某個科學共同體中從事科學活動，總是從屬于某個范式。庫恩的范式由形而上學信念、理論框架、選擇問題及解決問題的標準構成，不同的范式中的科學家是在不同的世界中工作的。不同的范式構成不同的科學世界，其中的科學家面對著不同的經驗問題和理論問題及其相互連結。因此，科學家的工作本質上也是解釋工作，其從屬的范式構成他解釋、理解世界的前見。范式是歷史地形成的，既有的，構成科學家置身于其中的情境（當然情境不局限于自主的科學共同體），科學理性也只有置于情境之中才能得到真實的理解。對庫恩而言，不存在不依賴于特定的科學范式和文化的、所謂客觀的事實的宇宙。實際上胡塞爾早就揭露過科學的客觀主義假象，他認為關于表面上客觀的、由事實構成的世界的知識，實際上先驗地植根于前科學的世界之中。科學分析的可能的對象，是事先在我們原本的生活世界的現實中形成的。哈貝馬斯指出：“胡塞爾正確地批判了客觀主義的假象。這種假象用合乎規律的、結構化的事實的自在現象蒙蔽科學，掩蓋這些事實的構造，從而使人們無法意識到認識和生活世界的利益是相互交織在一起的”。（[6]，123）世界如何呈現依賴于主體的特定的實踐活動，依賴于主體所屬的科學共同體和生活形式。

對科學活動的主體間維度、公共性、不可通約性、情境特征以及局域性的揭示，一幅新的科學形象浮現出來。科學的解釋學維度昭然若揭。科學無本質。科學總是文化的、歷史的產物，科學的形象并非靜止的、普遍的。正如夏佩爾所言，“在科學中不存在任何神圣的、原則上免受修改或擯棄的東西：所謂事實是如此，理論、概念問題、方法、思維方式，甚至包含在一些所謂免疫的‘元科學’概念群中的‘科學’定義也如此”。（[7]，446）庫恩賦予范式過強的約束性，然而，即使在同一范式中也存在著不同解釋之間的競爭。用解釋學來區分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還有意義嗎？

三、作為解釋學事業的自然科學

在伽達默爾那里，解釋學經歷了本體論轉向，理解成為人之存在的基本狀態，這樣，解釋和理解的普遍性得到了確認。自然科學同樣是解釋學的事業。后經驗主義科學哲學以及科學的文化研究都揭示出了自然科學的解釋學維度。“科學的知識也像一切知識一樣，涉及對某人揭示（訴說）某事。科學探討意義，這些意義就是體現在語言中的、在經驗中修改和實現的，并在實驗室的特定的實踐中和科學文獻及文化中傳遞的社會存在物。…科學有某種與其自己的（歷史的）令人信服的判斷和論據有關有歷史空間或‘此時此地’。解釋學哲學為把歷史和文化重新引入自然科學哲學提供了哲學基礎。”（[8]，9）

狄爾泰把解釋學方法作為區分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的根據。查爾斯?泰勒（Charls.Tailor）繼承了這種區分，他堅持：人文科學的研究對象是人的行為，而人的行為天然就是解釋學的；自然科學的對象沒有意義，對不同的文化是一樣的，不依賴于人的解釋，因而解釋學在自然科學中是沒有位置的。庫恩的范式理論表明，自然這本大書并非沒有意義。恰恰相反，具有不同范式的科學共同體以不同的方式理解和解釋著自然界。在與泰勒的爭論中，庫恩表明了其解釋學立場，“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一樣，其中沒有某套中立的，文化中立的范疇，自然對象或行動能由這套范疇來描述”。（[9]，21）“我的觀點一直是如此：任何時期的自然科學家乃是基于一套概念，當代的實踐者從他們最近的先輩那里繼承下這套概念。這套概念是歷史的產物，包含在文化中，當前的實踐者通過訓練進入這種文化；對于非共同體成員來說，僅僅通過歷史學家和人類學家理解其它思維模式的解釋學技藝是不能進入這種文化的。同時，我已作為特定時期的科學的解釋學基礎提到過它。你們可能注意到，它非常接近于我曾經所謂的范式。”（[9]，22）

庫恩強調了自然科學的文化歷史性，科學范式是與特定的文化和歷史相聯系的，一種范式就是在特定的文化和歷史背景下對自然的一種解釋。因此庫恩反對泰勒對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所作的簡單區分：自然科學中沒有解釋學的地位。他認為自然科學研究同樣需要解釋學的解釋。不過，他仍然相信可以從解釋學角度去區分這兩種科學。他認為，范式更替確實意味著解釋和理解自然的新方式，具備解釋學的基礎。然而，追求一種新解釋并非促使這種轉換的產生的研究者的自覺意愿。與之相反，新的解釋卻是人文科學游戲的自覺目標。因此，他堅持其早期的觀點：自然科學區別于其它科學的地方在于，自然科學有支持常規的解題研究的范式，而人文科學不存在范式或常規科學時期。“自然科學盡管要求我所謂的解釋學的基礎，但他們本身不是解釋學的事業。另一方面，人文科學通常如此，它們別無選擇。”（[9]，23）

勞斯（Rouse）的解釋學立場比庫恩更為堅決和徹底。與泰勒相反對，在承認自然科學也是處于歷史與文化中的需要解釋的事業的立場上他與庫恩是一致的。勞斯認為：庫恩堅持，在遇到外來的、不熟悉的文化或本文時，存在著一種特征性的解釋行動，而進入一種外來文化或本文的方式基本上不同于我們或多或少毫無問題地生活于一種文化（包括我們自己的科學文化）中的方式。勞斯不贊同這種觀點，他認為即使在自己生活于其中的、熟悉的文化中仍然存在著競爭的意義解釋問題。“傳統是由對傳統的不同解釋的沖突構成的，這種沖突本身有著一個易受相互競爭的解釋影響的歷史。”（[10]，615）他認為，在庫恩所謂的常規科學時期同樣存在著經常的對范式的解釋，常規科學的共享實踐就包含著對實踐的多元解釋。勞斯在《科學的敘事重構》一文中指出，自然科學的歷史演變總是伴隨著科學的敘事重構。共享歷史的科學共同體成員總是微妙地、競爭性地用不同的方式理解以往的科學研究并籌劃自己的研究工作，都希望自己的敘事能為更多的共同體成員所接納，從而主導共同體的研究方向并確定自己的研究地位。“科學研究是一種社會實踐，研究者由此構造敘事情景，過去的研究通過這種敘事情景被理解和認同，而進一步研究的重要可能性被籌劃。這個敘事領域展示了對該領域的連貫的、共享的理解和在不同的籌劃、解釋威脅下的不連貫之間的持續緊張。”（[11]，179）勞斯主張解釋的普遍性，“以解釋學循環為特征的解釋，以及理解與自我理解的糾纏，并不劃出一個行動或探究的特殊領域，而是使事物清楚的一個普遍特征”。（[12]，55）他堅持解釋學并不構成區分然科學與人文科學的依據：“我主張，無論自然科學，還是人文科學都不能形成一個天然的類別。...所有的學科為一個內在發展歷史以及與其它科學領域和社會實踐的互動的歷史所形成。...不同科學的成功實踐總是已經并將繼續避開方法論者所施加于其上的限制和類型學（typologies），這些方法論者提供一門科學為了成功必須如何的最新描述。”（[12]，56）

勞斯堅持科學本身是歷史的偶然的產物，并將隨著歷史的進程而產生變化，科學沒有不變的本質；他反對任何全球性的（global）、普遍化的科學合法化敘事，他堅持科學是局域性的（local），隸屬于特定的文化傳統和歷史階段；科學的可靠性并不依賴于全球合法化，科學的局域性并不削弱科學的可靠性。

自然科學的解釋學反對自然科學的客觀主義的理解，盡管這種客觀主義的自我理解促進了近代科學的發展。不過，反對客觀主義是否必然滑向相對主義？如何超越客觀主義與相對主義？伯恩斯坦認為，解釋學提供了超越客觀主義與相對主義的途徑。“伽達默爾提醒我們，在傳統、歷史和語言屬于我們以前，我們便屬于傳統、歷史和語言。我們無法擺脫效果歷史的動力學力量，后者決定了我們將生成為什么。”（[13]，212）歷史、傳統和成見并非人類理性的限制，而是本質上理性有限的人進行理解和解釋的前提。庫恩的范式不可通約性并不意味著范式的絕對封閉和自主性，僅僅意味著不能把特定范式的標準強加于其它范式，因為不存在超越的標準。不可通約性恰恰要求開放性。對特定的文化、傳統和科學范式的隸屬恰構成理解其它文化、傳統和科學范式的可能性條件，構成這種理解的本質特征的是解釋學循環。因此，解釋學追求的并非是封閉和自足，而是開放性和相互理解。而惟有在與古老本文、外來文化的遭遇中才能促進自我理解和自我超越。“科學共同體使用的理性和論證以社會實踐為基礎，并且指導科學活動的標準和規范從本質上說來是開放的。人們對于解釋在科學活動的每個階段的認識已經有所發展，并且在觀察和理論之間的任一固定的分界上開始探詢。”

自然科學論文:自然科學知識在幼兒園其它領域的滲透

摘要：在兒童進行自然科學探索時，教師可以提出開放性問題，以便引出更多的問題或引導出兒童探索的新方向。高質量的教育鼓勵兒童具有選擇性的思考，多重性的答案和創造性的洞察力。教育者不應僅僅是教給兒童已有的自然科學事實和規定的實驗程序，而應允許并且鼓勵兒童探索自然科學，因為這樣可以促進孩子思考能力的發展，例如組織、分類、問題解決、推論以及邏輯。這也是自然科學知識在幼兒園其它領域的滲透過程。

關鍵詞：自然科學 知識 幼兒園 其它領域 滲透

黑龍江高等教育廳規劃課題《有效提高幼兒教師自然科學素養，促進幼兒科學潛能激發的研究》，課題項目編號：gzc1212037

自然科學并不是一系列已被人發現了的事實，它是一個過程，一種對世界進行思考和理解的過程，這個過程包括觀察、對即將發生事情的預期、對預期進行檢驗和對觀察的事物進行有效的解釋幾個方面。研究者提出“兒童是通過‘建造’而非指導來掌握科學知識的”。他們一定會對所觀察的現象和實驗的結果給出一個自己的解釋，一個具有個人意義的解釋。在兒童進行自然科學探索時，教師可以提出開放性問題，以便引出更多的問題或引導出兒童探索的新方向。高質量的教育鼓勵兒童具有選擇性的思考，多重性的答案和創造性的洞察力。教育者不應僅僅是教給兒童已有的自然科學事實和規定的實驗程序，而應允許并且鼓勵兒童探索自然科學，因為這樣可以促進孩子思考能力的發展，例如組織、分類、問題解決、推論以及邏輯。這也是自然科學知識在幼兒園其它領域的滲透過程。

一、通過對自然科學的觀察激發兒童的科學熱情

在幼兒的科學課程中應該呼吁：“請親手觸摸！請親自探索！”我們必須培養兒童學習的興趣并且鼓勵他們問：“如果……會發生什么？”然后給他們相關的材料去發現答案。這些活動可以幫助兒童定義基本概念，激發他們天然的好奇心去探索和發現。如兒童可以觀察植物從種子到發芽再到開花，最后又產出種子這樣一個生長周期。他們還可以通過觀察植物的不同部位，發現它們在顏色、形狀、相對大小和組織等方面的相似點和相異點。兒童也可以觀察環境元素，例如水、光、溫度等所起的作用。

所有的兒童都是通過他們的感官來學習周圍世界的。嬰兒和學步兒童以及學前兒童，他們的科學知識是以他們看到、聽到、品嘗到、聞到和觸摸到的東西為基礎的。適合發展的科學課程通過激發觀察、質疑、興趣和描述來拓展這一兒童成長和發展的情形。

作為教師，也將和孩子們一起去觀察、提問、預測、實驗和驗證很多科學事實。這就是科學教育在幼兒階段所包括的所有內容。為發現世界創設環境并激發幼兒的求知欲：“我的環境中都有什么？對我有什么樣的影響？我能做什么樣的改變？”態度是在早期形成的，我們應該培養兒童天然的好奇心，滿足他們想要知道“為什么”的需求，這也會鼓勵孩子進行科學探索的熱情。

當你想方設法來進行探索和發現時，你會認識到“我們應該把科學作為整個課程中正在進行的一部分，融入到日常活動和常規中”。當兒童激發起科學熱情時，可以自發地和創造性地去改變物理環境（室內的布置），還應該利用戶外環境，允許兒童在那里花費大量的時間，提出問題探索假設的情況，拓展觀點。這可以點燃他們終身熱愛科學的火花。

繼續展示你對科學和發現的熱情。吉爾瑪提供給我們一種刺激性的方式來做到這點：當你在初夏的早上抬頭看橡樹上最高的樹枝時，你可能沒有思考樹木從土壤中獲取養分，傳送到樹干以及每片新葉和橡樹果胚芽的科學原理。但是你有下面那樣的意識，并指導你的學生們也知道，這也是教學的一部分。問一些問題：“我在想，是什么讓葉子變得那么綠？我在想，這棵樹要長這么高得需要多久……”我們可能沒有教授具體知識，但是我們在教授好奇心。

二、鼓勵兒童對自然科學進行探索，完成兒童對自然科學的自我解釋過程

經常性的引導孩子觀察周圍的世界，孩子的觀察能力就會越來越強，同時求知的欲望也會加更加強烈。相比教師直接告訴兒童事實是什么這種方式，兒童在自我解釋過程中會學到更多的東西。因此，教師應繼續為孩子提出開放性的問題，從而鼓勵孩子對他們在活動中所做的觀察進行加工和總結。這個過程會促使更多的問題提出，并實施進一步的探索。

對于教師來說，與幼兒一起分享自然世界是一

件很興奮的事情。孩子們渴望主動獲得第一手的經歷。如果教師希望兒童用他們的感官去探索自然世界，就需要鼓勵孩子與世界的真實接觸。從觸摸軟的泥巴或凹凸不平的樹皮，到聞新鮮的干草或腐爛的樹葉；從看到盤旋的蜂鳥，到聽到蟋蟀重復的叫聲；從品嘗脆甜的蘋果，到酸葡萄的味道一一沒有什么能像大自然一樣提供如此豐富的視覺、聽覺、味覺、觸覺和?@覺體驗的機會。

兒童可以品嘗或看到空氣嗎？他們可以觸摸到它嗎？怎樣做？在操場上，引導兒童體驗風（移動的空氣）怎樣來自不同的方向。兒童可以用風向帶、風向袋、風鈴等來進行體驗。

兒童在自然環境中散步的過程中有很多進行發現的機會。在去散步之前，鼓勵兒童做望遠鏡。把兩個衛生紙筒（或把一個紙巾筒剪成兩個）綁在一起。在筒的一端打上洞并穿上一根繩做成頸帶。蝴蝶或小鳥飛是兒童可以通過他們的望遠鏡來觀看的很多事物中的一部分。每個兒童可以做一個戶外散步用的“收集袋”，用折疊的建筑紙或標簽紙來做并穿上繩子，繩子要留足夠長來作為肩帶。用結實的紙板做書頁并用環扣在一起來做一本課堂書。兒童把他們在戶外散步中發現的東西貼在書頁上。把書放在圖書區給兒童玩。

哈姆弗瑞斯說：“兒童有想把他們發現的所有東西帶回家的傾向。要向他們解釋自然的平衡是非常微妙的，大自然中的每一樣東西都有它的目的（例如，豆莢為來年的生長保留種子，一塊樹皮可能是很多昆蟲的家）。鼓勵他們收集一些他們以前沒有收集到的東西……”新鮮的樹葉可以放在報紙中間，這樣很容易被壓平，可以夾在兩個紙板之間并用橡皮條緊緊地保護好。一周后，樹葉可以移動并粘到剪貼簿上或以其他方式在教室中展示。

通過種草，也可以進行一次“自然科學探究”，兒童可以尋找在他們生活環境中生長的不同種類的草。在教室中為兒童提供草籽來種植。使草發芽的最快并且最容易的方法是把一塊濕海綿放進一個有水的平鍋中并把草籽撒在海綿上。這些草籽通常能在任何地方生長，只要給它們定期澆水并且放在有陽光的地方。很好玩的是把海綿剪成不同形狀，然后看草長成圓、三角形或心形。這是兒童直接觀察自然的一種方法。另一種種草的方法是在塑料杯里面裝上泥土或陶土 （兒童可以把杯子裝飾成一個臉的形狀）。把草籽撒在泥土上，然后澆水。不久，兒童會很高興地看到“頭發”長出來。

對幼兒來說，他們計劃、種植并照顧植物時，就學會了對他們以后生活都有幫助的、有用的概念和技能。當他們觀察植物的生命周期時他們學習了科學，計算以及把種子分類時學習了數學，讀種子袋上的字和種植指導時學習了語言。并且，當兒童把一粒種子培育成一株茂盛的植物時，他會有一種自豪感。兒童可以在沙水臺或窗臺上的花箱里種植出一個室內花園（花和蔬菜）。這一活動是另外一種鼓勵兒童對植物主動負責的方法。

自然科學論文:關于自然科學方法與語言學理論建設

論文關鍵詞：喬姆斯基　形式語言學　自然科學方法　語言能力合成說

論文提要：本文是對司富珍《語言研究中的科學方法》一文的回應。司文主要是通過把喬姆斯基理論與自然科學的簡單比附，為其進行辯護，但是司文的論據既未準確反映科學發展的史實，又有悖于科學理論建設的程序，同時也不符合科學研究的方法。本文主要目的是討論語言學理論的建設如何從自然科學研究實踐中得到啟示。

1．引言

學術爭鳴是學術健康發展的標志和必要條件之一。不同的學者由于知識背景不同，研究的經驗各異，觀察問題的角度有別，很自然會對同一理論有不同的看法。我們前文《喬姆斯基語言學的哲學基礎及其缺陷》(《外國語))2005年第3期)刊登出來以后，形式語言學派陣營的學者反應很激烈，我們已經聽到了各種不同的意見和批評。《外國語)2oo6年第4期發表了兩篇與我商榷的文章，其中一篇已對王強某些錯誤說法給予回應，另一篇就是司富珍的文章，本文就是對司文批評的答復。

司文的論證代表了形式學派為自己辯護的典型方式，那就是把喬氏理論與自然科學進行簡單的比附，認為喬姆斯基語言學的形態和發展符合自然科學的特征，因此也是科學的。比如寧春巖(2000)由此得出形式語言學是一種“純科學”的結論，喬姆斯基在批我的前文時，甚至認為自己的理論符合牛頓以來的所有科學規范，是“標準科學(standardscience)”(王強，2006)。生成語言學理論的創始者和追隨者對科學的向往精神是值得贊賞的，但是一門學科是否科學，主要是看它的研究實踐，而不是根據任何個人的美好愿望。本文將通過考察科學發展史，弄清真正的自然科學的方法應該是什么，可為我們語言研究提供哪些借鑒。

我們前文的核心思想是，喬姆斯基的語言學理論不是根據對語言現象的觀察分析而建設起來的，而是生硬地把數學的概念和結構直接移植到語言中來，在數學和語言這兩種極不相同的系統之間進行簡單的類比，結果造成了研究中的削足適履、扭曲割裂語言的現象。很遺憾，迄今尚無一個喬氏理論的維護者針對這一問題進行討論。盡管如此，他們的觀點也反映了相當一部分人對喬氏理論認識上的誤區，對此的澄清，有助于人們對當代語言學理論的正確了解。

2．科學理論建立的程序

科學理論必須基于觀察和實驗，這有兩層意思：一是任何科學假設的提出必須根據觀察、實驗的結果，這是科學實踐區別于宗教信仰的主要特征之一；二是任何科學假說必須經過大量觀察、實驗的驗證后方能成立。簡單地說，科學理論來自于實踐，存在于實踐，發展于實踐。

司文說道，“從理論建設上來看，大量的科學史實表明，理論建樹對于科學實驗和數據調查有著非常重要的指導意義，而先理論思考后事實驗證則是建構科學理論的常規程序之一。”然而這并不符合科學理論建立的程序。我們前文(石毓智，2005)曾引用牛頓受蘋果落地啟發而提出萬有引力定律的故事，只是要說明觀察實踐對理論提出的重要性，并不是一個對有關科學史的全面描寫。司文認為我們的引例與科學史“正好相反”，她認為牛頓提出萬有引力定律是根據伽利略關于力的“假想”。喬姆斯基也是引用牛頓的科學實踐來支持自己“先理論后事實”的語言學理論建構的合理性。那么就讓我們以伽利略和牛頓這兩位現代科學的奠基人的科學實踐，來說明科學理論建設與實驗觀察之間的關系，討論自然科學研究方法語言學理論建設有什么樣的啟發作用。

除了牛頓，伽利略要算是現代科學的最偉大奠基者了。一種關于科學的哲學是由伽利略開創的。與亞里士多德不同，伽利略認為科學必須尋求數學描述，而不是物理解釋。這一方法開創了科學的新紀元，扭轉了科學研究的方向，加深與加強了數學的作用。他的工作成為牛頓偉大工作的開端。伽利略提出了一個科學規劃，這個規劃包括三個主要內容：第一，找出物理現象的定量描述，即聯系它們的數學公式；第二，找出最基本的物理量，這些就是公式中的變量；第三，在此基礎上建立演繹科學。

上述的第一步和第二步都是關于科學的觀察和實驗，第三步才是建立理論系統。伽利略強調物理現象的數學描述，但是他并不是把已有的數學系統強加在物理世界中，而是探討特定物理現象背后的數量規律。喬姆斯基也很重視把數學應用到語言學中去，但是他的程序不符合科學研究的規范，他是把已有的數學概念和系統移植到語言中去，而不是研究具體語言現象背后的數學問題。由此而導致其理論的重大缺陷。

自然科學家應該毫不含糊地讓自己所提出的假說接受試驗的檢驗，這不僅是他們的義務，也是他們的理論取信于人的必要條件。伽利略經過反復試驗找出了自由落體的公式：s=gt2／2。由此推出，同高度的兩個不同重量的物體將同時落地。為了讓大眾信服，他做了著名的比薩斜塔實驗，徹底推翻了延續兩千多年的亞里士多德的錯誤觀念。這種對待自己研究成果的精神多么值得我們學習呀!任何高深的理論在事實面前都會變得簡單易懂。然而為喬姆斯基辯護者態度卻不是如此，當遇到有人批評他們的理論不符合事實時，往往會辯解道：“我的追求跟你們的不一樣，我的理論是高深的，直搗人類的心智，因此你不能用具體的語言現象來衡量我的理論；你理解不了我，那是因為你的水平太差。”自上個世紀70年代喬姆斯基提出普遍語法的假設以來，沒有找到任何一個成功的案例說明：一個說英語或者漢語的小孩的天生普遍語法到底是什么樣子?又如何代人所謂的“參數”變成了具體的英語或者漢語?而且認知心理學家所做的獨立實驗觀察也不支持喬氏的假說。任何一門科學都不能以與其他科學的某些表面相似性而聲稱自己就是科學的了，都必須接受自己所分析對象的反復檢驗。

牛頓創立萬有引力定律的第二個依據是開普勒的天體運動三定律。新天文學除了對人們關于宇宙的思想產生革命性的影響以外，還有兩點偉大的價值：第一，承認自古以來便相信的東西也可能是錯的；第二，發現科學真理就是耐心收集事實與大膽猜測相結合，這兩點在他的后繼者那里得到了更充分的發揮。在布拉埃觀察的基礎上，開普勒提出了天體運動三定律：(1)行星在橢圓軌道上繞太陽運動，太陽在此橢圓的一個焦點上；(2)從太陽到行星的向徑在相等的時間內掃過相同的面積；(3)行星繞太陽公轉的周期的平方與橢圓軌道的半長軸的立方成正比。

可見，開普勒的三大定律也是在耐心收集事實和觀察的基礎之上，然后進行大膽的科學猜測的結果，而且最終還要接受觀察事實的檢驗。牛頓在伽利略和開普勒的基礎上發現了萬有引力定律。萬有引力定律是牛頓和他同時代的科學家共同奮斗的結果。牛頓熟悉伽利略的運動定律，知道行星受一個被吸往太陽的力的作用。如果沒有這個力，按照運動第一定律，行星將作直線運動，這個想法許多人都有過。哥白尼、開普勒、胡克、哈雷及其他人在牛頓之前就開始了探索工作，并且有人猜想，太陽對較遠的行星的引力一定比較小，而且隨著距離的增大，力成反比地減小。但他們的工作僅限于觀察和猜測。牛頓在他們觀察猜測的基礎之上借助微積分的幫助，給出了萬有引力的公式：。其中的f表示引力，k是常數，m、m分別表示兩個物體的質量，r是兩個物體間的距離。這是一個偉大的發現，因為世界上從來沒有人運用過如此單一化和統一化的方程式來描寫如此廣大的現象。從運動三定律和萬有引力公式很容易推出地球上的運動定律，在伽利略的地上物理運動和開普勒的天體運動定律之間建立一種內在的聯系。

萬有引力定律的科學性還在于，據此而做出的許多科學預測被一次次地證實了。最有名的要算是哈雷的預言和海王星的發現了。哈雷仔細研究了有關彗星的各種記載，根據萬有定律推算出彗星出現的規律，他的預言最后被證實了。天文學家阿達姆斯和勒未累分析了天王星的運動的不規則規律，得出結論：這種不規則性是由其他行星的引力而發生的。勒未累根據力學法則計算出這個行星應該位于何處，最后用望遠鏡發現了這顆行星。任何科學規律都應該具有預測性，它的說服力突出地表現在它的預測被證實的時候。

牛頓發現萬有定律的過程有四個特征：一是充分吸收前人的科學研究成果；二是依據自己的觀察分析；三是統合了地球和天體兩種類型的運動規律；四是據此而提出的科學預測被反復證實。喬姆斯基的理論建設過程不符合上述的任何一個特征。首先，喬姆斯基的普遍語法假說并不是根據認知心理學獨立觀察試驗的結果，而是一個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純粹假想，迄今還沒有找到它的生理基礎和心理現實，它到底是什么樣子誰也不知道，似有不著邊際之感。其次，喬氏把語言能力和語言行為截然分開，不重視語言應用現象的調查分析，其理論大部分是純粹思辨的東西，缺乏證據和說服力。

第三。喬氏理論在共時現象的分析上似乎勉強可自圓其說。然而對于歷時現象則一籌莫展，根本不能把語言中不同領域的規律聯系起來。歷史語言現象是任何語言學理論的試金石，因為很多語言規律只有在時間的長河中才能展現出來，而且更重要的是，語言的共時和歷時規律在本質上是相同的，歷時的事實有助于共時規律的探討，反之亦然。最后，喬姆斯基普遍語法假說會帶來很多邏輯結論，如果小孩真的有一個天生的形式語法系統，那么他們在出生時或者出生不久就會創造復雜的句子結構，然后代人參數變成具體的語言。但是小孩的語言發展過程根本不是如此，他們在10個月左右才開始出現獨詞句，18個月左右開始出現雙詞語。2歲以后才逐漸出現復雜的語法現象，他們的語言能力是隨著認知能力的發展和對周圍世界觀察的深入而一步一步發展完善起來的。童習得語言的過程中。看不到任何證據支持所謂的普遍語法的存在。

3．論證的邏輯和對待新理論的態度

人們在論證過程中，一種最常犯的錯誤是訴諸權威的言論。這在文科論文中尤其普遍。司文多次引用科學哲學家kuhn和現代漢語語法學家陸儉明的話來支持自己的觀點，但是并沒有論證他們的話為什么就是真的、對的，而是想當然地認為權威人士的話就應該是真理。利用權威來支持自己的觀點，屬于論證的常見邏輯錯誤之一。

kuhn是一個哲學家，而不是一個科學家，他并不從事科學實驗與分析。他對科學實踐的概括和科學發展的預測帶有很大的主觀i生，并不完全與歷史事實相符，也不能準確預測科學發展的方向。他的學說在科學哲學界具有很大的爭議性，因此以他高度主觀化的哲學概括來支持喬氏的理論，顯得不著邊際，空洞無力。

司文所引用陸儉明的下述一段話也不符合喬氏理論的發展事實：陸儉明(2004)作了很好的解釋：“從表面看，喬姆斯基的理論年年在變，年年翻新，似乎表明他的理論經不起時間的考驗；但他的假設，他的研究目標始終未變。”那么變4-1=的是什么，正如陸儉明(2004)所言。變4-1=的是實驗方案和具體理論細節。

然而事實上，喬氏的理論自創立到現在半個世紀，已經經歷了五種理論形態的變4-1=：(1)經典標準理論；(2)擴展的標準理論；(3)原則一參數理論；(4)管轄一約束理論；(5)最簡方案。平均下來每10年變一次。如果如陸儉明所說的是“年年在變、年年翻新”的話，那應該是50余種理論形態。喬氏理論每次形態的變化都涉及到重要假設的改變，包括新的假設的提出和舊的假設的取消。比如他的原則一參數理論明確提出了前期沒有的“普遍語法”假設，而且研究目標也有重要的變4-1=；又如其“最簡方案”就拋棄了早期的“深層結構”的假設，研究目標隨之也發生了變4-1=。喬氏的理論系統基本是思辨性質的，并不包含什么“實驗方案”，所以就談不上什么實驗方案的變化。

司文再次引用陸儉明(2004)的一段話，批評我們前文對喬氏理論只是“貼標簽”，沒有深入了解喬氏的理論。其實貼標簽也包括好的和壞的兩種。對一種理論。或者因為自己長期的研究選擇了這一理論框架。或者因為自己不了解其他相關的理論，或者是自己缺乏科學知識。或者因為對語言事實沒有深入調查過，由此而產生的對某種理論的盲目崇拜，也是一種“貼標簽”的行為。我們認為我們前文的論證是嚴謹的，論據是充分的，我們也能充分理解不同理論背景的人我們文章的不同反應和評價。

漢語學界缺乏理論創新，這與我們的學術風氣不無關系。對別人提出一種新思路，在漢語學界往往會經歷“三部曲”：第一部是對你“不屑一顧”；第二部是 “冷嘲熱諷”；第三部是對你“圍堵封殺”0在這種寒風凄雨的氣候中，新的理論思想大都會被扼殺在萌芽狀態之中。影響漢語語言學發展的重要因素還有門派錯綜復雜，無原則地推舉夸飾自己門第的人，無原則地封堵詆毀其他學者的工作。這種狀況只有從根本上加以改變，漢語語言學才能健康地發展，我們也才能對語言學理論的建設做出真正的貢獻。

司文評述我們的“語言能力合成說”道：“除了羅列了一些心理學中關于人的一般認知能力的幾點常識外，也沒有做有說服力的論證，更沒有做任何建設性的工作”。話中透露著輕蔑與不屑，但是她并沒有理解我們的工作。我們想要說的是，人類的認知能力是一種層級系統，語言能力是由更基本的認知能力協同合作的結果，而且這些基本的認知能力還合成其他知識系統，并初步論證哪些認知能力共同形成了語言能力。這一思想不僅語言學界迄今尚沒有人明確提出，即使認知心理學界對此也沒有清晰的認識。我們并不是要聲明我們發現了某種認知能力，而是探討人何以能夠創造和學會語言這一問題。現在把我們的初步思想拿出來跟大家交流，是想聽取大家的意見，從而來發展完善它。我們這一思想的形成可以追溯到上個世紀80年代末，從那時至4"-在這一思想的指導下，我們在現代漢語和漢語史領域都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如果都以對自己母語研究的系統性和深刻性來比，在我們理論指導下的語言研究也是卓有成效的。以漢語史為例，我們已有三部著作對漢語上下三千年的發展全貌進行了系統的探討，它們為《漢語語法化的歷程》(2001年，北京大學出版社)、《現代漢語語法系統的建立》(2003年，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語法化的動因與機制》(2006年，北京大學出版社)。這些都說明一個道理，科學的理論可以幫助我們發現問題、解決問題以及確立歷時和共時規律之間的內在聯系。

上文提到，歷史語言現象是任何語言學理論的試金石，只有能夠成功解釋語言發展規律的理論才是科學的。有些人可能會認為我們這一標準太偏頗，因為不同的理論適用的領域不同。但是如果了解語言的本性的話，就會明白這個標準的合理性。

第一，任何語言都不會停留在一種狀態而不變，都必然會發生變化；語言變化是絕對的，靜止是相對的。可以把語言變化看作一個連續函數，設定代表在i時間點上的狀況，f(xi一1)代表該時間點之前的狀況，代表該時間點之后的狀況。

第二，如果一種理論聲稱它是可以解釋共時狀態的，那么就意味著它必然能夠解釋該語言等時間位置的狀況。又因為時間是連續的，f(x)代表的是一個歷時過程，那么就可以得出結論：任何能夠解釋共時狀態的理論必然能夠解釋歷時狀態，反之亦然。從理論的過程可以證明上述結論的正確性。以喬姆斯基的理論發展為例，它創立于1957年，至-4""-已有50年的時間了，如果它能夠解釋這個時間區間的每個時點的共時狀況，那么它就必然能夠解釋這50年的連續變化過程。如果喬氏的理論是學繼續存在下去，那么就可以解釋未來的l0年、100年、1000年的語言狀況。結論是該理論可以解釋語言的整個發展史。可以用一個比喻幫助我們理解語言的發展過程。語言發展史如同一條歷史長河，它是由過去、現在和將來組成的，現在是過去發展的結果，是走向未來的出發點。要解釋現在的狀況必須了解它的過去，方能說明它從過去到現在的發展過程，能夠預測它的發展方向。

第三，喬姆斯基的理論在歷史語言研究中派不上用場，一籌莫展，那么聲稱能夠解釋共時現象的論斷必然也是虛假的幻象。中華民族有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史，歷史典籍的連續性和豐富程度在世界上無與倫比，全面而系統地記錄了漢語的發展歷程。我們在這個領域已經耕耘了l0余年，對漢語史語料做過廣泛調查，閱讀了大量的文獻，進行過多項研究，這是我們評說各種理論是非曲直的最重要基礎，-tg是我們從事理論假設的主要依據。

4．結語

要提高語言研究方法的科學性，可以從自然科學的方法中得到啟發。但是與自然科學的簡單比附，或者把自然科學的概念方法簡單移植到語言學中去，或者采用自然科學的符號描段，這些方法都無助于提高語言研究的科學性，只能給人以一種科學的假象，而不能解決實質問題。我們每個人都應該以科學的態度對待學術研究，在科學理論的指導下，探索語言現象背后的規律。

我們的語言學理論假設還需要一個寬松自由的學術環境，要實現這一點還需要一個過程。我們在探索的過程中一定會有這樣那樣的失誤，歡迎任何真誠的學術批評，因為我們認為這是對我們的關心和鼓勵。我們期待著年輕一代的朋友，能夠以一般的科學邏輯方法，在深人探討語言現象的基礎之上，做出更多的獨立的理論思考。

自然科學論文:自然科學如何是詮釋學的？

摘要：近代科學革命以前的自然科學是詮釋學的。就近現代自然科學而言，在存在論的意義上，它完全是詮釋學的；在方法論的意義上，它的基礎是詮釋學的，但常規的自然科學研究卻不是詮釋學的。

關鍵詞：自然科學 詮釋學 自然科學詮釋學

自然科學的詮釋學問題在兩個層面上一直都是一個有爭論的問題：首先，自然科學究竟是不是詮釋學的？其次，如果是，它又如何是詮釋學的？在什么意義上是詮釋學的？在何種程度上是詮釋學的？

這里將跳過第一個層面的問題，直接從歷史的角度切入第二個層面的問題。在我們歷史地澄清了自然科學如何是詮釋學的以及它在什么意義上和在何種程度上是詮釋學的這樣的問題之后，也自然對第一個層面的問題給予了一個肯定的回答，而且是一個被清楚地澄清和界定了的肯定回答。

一、古代、中世紀以及文藝復興時期的詮釋學與自然科學

“詮釋學”一詞來源于赫爾默斯(hermes)。赫爾默斯在希臘神話中作為諸神的一位信使，其任務是來往于諸神與凡人之間,給人翻譯和解釋諸神的消息和指示。由于神的旨意在許多情況下是通過自然現象來體現的，自然萬物本身也都體現著諸神的到場，所以，古代的詮釋學也意味著通過自然現象來解釋神的消息和指示。又由于占卜等也是一種猜測神的旨意的技術，所以柏拉圖在《伊庇諾米篇》中把占卜術與詮釋學歸為一類。

在中世紀，詮釋學主要是圣經詮釋學。不過，對圣經的解釋也包含著對自然的解釋，因為自然被認為是上帝之手寫就的大書，被稱為“自然之書”。“自然之書”觀念可以追溯到圣經的經文。在教父時期，許多神學家都發揮了圣經中所包含的自然之書觀念。在中世紀，自然之書觀念則廣泛流行起來。

所以，古代和中世紀的詮釋學本來就沒有把自然排除在外，它因而包含著古代和中世紀的自然科學，也可以說，古代和中世紀的自然科學作為對自然的解釋，本來就是詮釋學的。

這樣的詮釋學自然科學一直延續到近代科學革命時期。在文藝復興開始的時候，這種自然科學甚至呈現出日益繁榮的局面，而且也正是這種繁榮才拉開并推動著科學革命的進程。狄博斯說：“盡管我們指出數學抽象和量化的出現對于近代科學的發展來說是必不可少的，但這在當時的意義似乎不如現在這么重要。對于當時的許多人來說，回復到‘真正的’神秘主義和自然法術似乎遠為重要。”（[1]，p156）

文藝復興時期的神秘主義和自然法術以當時廣泛流行的赫爾默斯主義（hermetism）為代表。這個赫爾默斯是一位被附會為埃及智者的人物，并被認為是由費奇諾（ficino）所翻譯的《赫爾默斯全集》的作者。他是“在文藝復興時期的法術復興中最為重要的人物”（[2]，p.18）。赫爾默斯主義屬于新柏拉圖主義，它的最大特點是使用自然法術（包括煉金術和占星術等）來研究對自然的控制，把自然法術看作是真正的自然科學。在它看來，隱蔽著的自然的神秘力量、日月星辰的支配性力量等都不僅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是可以解釋和運用的，自然法術就是探討自然過程的最完美的科學。帕拉塞爾蘇斯及其學派的活動就典型地代表著這個時期自然科學的自然法術特色。

以“自然法術”形式存在的文藝復興時期的自然科學，不僅是要理解和解釋自然中的神意和神秘力量，而且更在于要把這種神意和神秘力量運用于人的實踐活動之中。它與古老的詮釋學一樣，是“理解的技巧”、“解釋的技巧”和“應用的技巧”的完整統一，屬于一種特殊的“實踐智慧”，所以也應該屬于詮釋學的范圍。

另一方面，文藝復興時期的赫爾默斯主義與“自然之書”觀念有著密切的聯系，而從更早時期流傳下來的“自然之書”觀念，在文藝復興時期乃至整個科學革命時期都是自然科學的一個突出特征。

在文藝復興時期，《圣經》和傳統自然哲學著作的權威一步步受到削弱，自然之書的重要性則越來越為自然科學家們所認同。人們“拋開蓋倫、阿維森那和亞里士多德的觀點，對自然進行界定——它是由上帝親自書寫、制作并編輯起來的圖書館”，“每一塊土地都是自然之書的一頁，而那些想探究自然的人必須用雙腳踏在自然之書上”。（[3]，p195） 托馬斯?梯米（thomas tymme）在1612年的書中說：“自然之書的智慧……吸引我們去思索偉大的、難以理解的上帝。我們會為他的偉大的作品而感到榮耀，因為各種天體的規則運動……各種元素的聯系、一致性、力量、道德以及美……又有如此多的詮釋學者在教導我們，上帝是它（他）們的動力因，他們侍奉的上帝作為終極因顯現在它（他）們之中，并為它（他）們所證明。”（轉引自[1]，p20。對照舊譯本做了稍許改動）

作為近代物理學奠基人而為科學革命做出卓越貢獻的伽利略也沒有跳出自然之書的觀念。他認為，我們能在上帝的所有工作中發現上帝的偉大，能在打開著的宇宙書卷中讀到上帝的偉大，自然之書包含著深刻的無窮奧妙。對于神圣的自然之書，我們須使用神圣的數學予以解讀：“除非我們首先學會理解其語言并閱讀構成它的字母，我們就不能理解這本書。”（[4]，pp237-238） 甚至牛頓也認為自然是真實的天啟之源（[5]，pp232-3）。

二、從文藝復興到19世紀的自然科學和詮釋學

自然法術傳統和自然之書傳統的自然科學是詮釋學的，這一點應當是沒有疑問的。但是，自文藝復興之后，自然科學和詮釋學分別朝著相反的方向發展。到了19世紀，自然科學與詮釋學已經成為截然不同的兩種東西。

首先是自然科學經過科學革命而擺脫了自然法術傳統，并逐漸遠離了自然之書傳統。

持有自然之書觀念的開普勒比較早地批判過赫爾默斯主義和自然法術；笛卡爾的主客二分、機械論和普遍數學思想則早在自然之書觀念和自然法術盛行的時候，就已經在破壞著它們的基礎；伽利略在解讀自然之書的時候，由于拒絕“原因”解釋而僅僅使用數學描述，實際上也已經在侵蝕著自然之書傳統，與自然法術更是風馬牛不相及。牛頓曾全身心地從事煉金術研究，卻把有關煉金術的手稿都封存起來而不予以發表。這被人看作是一個象征：接下來的世紀將是神秘主義和自然法術被封存起來的世紀。

伽利略和牛頓已經不再妄想追溯現象背后的本質，自然界對于人類的理解而言始終是不透明的，甚至是永遠也無法理解的。用外在描述方式來代替解釋方式并以此來說明自然，由牛頓所定型的這種力學方法，自此之后迅速地擴展到物理學的其它領域，繼而又迅速地擴展到其它自然科學領域。到19世紀的時候，“實證的”自然科學已經在各個方面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與此同時，自然之書觀念也逐漸地在科學家那里失去了市場。地質學和生物學的革命向不變論提出了挑戰，這也使人們很難相信始終變化著的自然界仍然是上帝書寫的神圣之書。

另一方面，詮釋學自身在文藝復興以后的演變，也使得它越來越遠離自然和自然科學。

在文藝復興運動中，人們既展開了對自然的研究，又開展了宗教改革運動。就詮釋學的發展來說，宗教改革的最重要成就就是圣經的世俗化。它把圣經與古典作品同等對待，而這種同等對待就使得詮釋學逐漸成了對文本的一般性解釋方法。在18世紀，詮釋學從圣經注釋方法發展為語文學方法論。到19世紀初期，施萊爾馬赫把詮釋學發展為關于理解和解釋的一門普遍科學或藝術，使之包容流傳下來的所有文本，而不只是那些古典的、權威的或神圣的文本。從此以后，自然法術就不再是詮釋學所關注的對象了，而自然之書觀念的衰退也使得自然這本大“書”不再被包含在詮釋學的“文本”之中了。

到19世紀中葉，自然科學的“實證性”和有效性給人文科學提出嚴重的挑戰：人文科學的科學性和有效性何在？為了給人文科學奠定基礎，使之成為名副其實的科學，并同時與自然科學區別開來，狄爾泰進一步把詮釋學發展為人文科學的普遍方法論。在狄爾泰這里，人文科學是對世界的內在“理解（verstehen）”，即理解世界的生命和精神，而這種理解所需要的程序、方法或技巧就是“解釋”（auslegung）。由于生命和精神具有類似性和普遍性，所以人的內在經驗通過心理轉換就能夠進行轉移，人也因而能夠進入內在的精神世界。正是這一點使得以關于理解和解釋的詮釋學為其方法論的人文科學具有了科學性和有效性。狄爾泰確實在一定意義上為人文科學爭得了自身的獨特地位，但是他的做法實際上也已經默認了實證科學的強勢地位，只是力爭這種實證科學不要再進一步侵入到人文領域。同時，狄爾泰的詮釋學也由此確認并強化了科學與人文的二分。

按照狄爾泰的說法，自然科學的研究對象是可以直接觀察的、沒有目的的、自在的并受普遍必然自然法則所支配的物理事實，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是通過觀察和實驗而把個別事例歸入一般規律之下，但詮釋學所探討的是對生命和精神的理解和解釋，而生命和精神是不可直接觀察的、有目的的、從事著價值判斷的、有傳統的和變化著的東西。狄爾泰的“理解”和“解釋”特指對所說、所寫和所做的語言、文字、符號、遺跡和行為的把握，也就是對一般表達所包含的意義的把握。由此，自然科學對自然界的“說明（erklarung）”根本就不能是這樣的“理解”和“解釋”。“解釋”是闡釋性的、揭示性的，而“說明”則是外在描述性的、因果性的。如果我們說“理解自然”，那也只是一種形象化比喻。

所以，只要把詮釋學看作是純粹人文科學的方法論，并以實證主義的方式來看待自然科學，那么，自然科學就不可能是詮釋學的。

三、20世紀有關自然科學詮釋學的爭論

波普爾既不同意實證主義的科學觀，也不同意狄爾泰僅僅把詮釋學局限于人文科學領域。他認為，人的認識是對事物的一種譯解或注釋，是不可能不出錯的；再者，知識絕不可能始于虛無，它總是起源于某些背景知識和某些問題，所有的觀察都是滲透著理論的、有選擇性的，總是在一定的境況中去發現某種結果。另一方面，波普爾認為，理解無疑是人文科學的目的，但同時也是自然科學的目的。人類和自然之間沒有不可逾越的鴻溝，愛因斯坦對宇宙實在的理解與人文科學中的理解至少有四點相似：“（1）如同我們由于共有的人性而去理解別人，我們可以因為自己是自然的一部分而去理解自然。（2）如同我們由于人們的思想與行為有某種合理性而去理解人們，我們可以因為自然規律中固有某種合理性或某種可理解的必然性而去理解自然規律。這幾乎是所有的大科學家（至少是從阿那克西曼德以來，如果不提赫西俄德、希羅多德的話）的自覺愿望；而這種愿望至少首先在牛頓、以后在愛因斯坦的引力學說里得到某種暫時的滿足。（3）愛因斯坦信中提及上帝，表明了另一種與人文科學相同的意義——試圖按我們理解一件藝術作品的方式去理解自然界，把它當作一種創造。（4）自然科學里有這種情況：人們意識到自己全部的理解活動最后歸于失敗——這一點人文科學家進行過許多討論；而且被歸咎于其他人的‘異己性’，任何真正的自我理解的不可能性，以及理解任何一個完整、真實的東西時的不可避免的過分簡化。”（[6]，pp194-5）

所以，波普爾反對“把理解的方法說成是人文科學的特點，說成是我們用以區別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的標志”，認為持這種觀點的人完全是把實證主義和科學主義看作是適合自然科學的唯一哲學。（[6]，p195）

波普爾的觀點對于自然科學詮釋學家來說是令人高興的，但是波普爾對狄爾泰和實證主義者的否定是以樸素實在論為前提的，在認識論方法論上又與其證偽主義觀點一樣犯了簡單化的錯誤。在上述引文中，他所談論的自然科學實際上指的都是自然科學的基礎，他所列舉的科學家都是一流的大科學家。當一流的大科學家探討自然科學的基礎性問題的時候，實際上是作為哲學家在探討自然哲學或科學哲學問題，這些探討確實是詮釋學的。但是，大多數具體的自然科學研究并不總是每日每時地去研究這些宏大的問題，并不總是連續不停地去提出新理論、證偽舊理論。[7] 庫恩就在自然科學的詮釋學問題上糾正了波普爾的這種偏頗。

波普爾的詮釋學觀點是在批判狄爾泰等人的觀點中提出來的，庫恩則是在與charles taylor的直接辯論中明確提出其詮釋學觀點的①。taylor持有與狄爾泰相似的看法，認為人類行為的意義需要詮釋學的解釋，而自然現象則不需要這種解釋，如果說它們具有某種意義，那其意義對于所有的文化來說也都是一樣的。庫恩則認為，同一個自然物體對于不同的文化或共同體來說，其意義是不同的，我們今天的天體就與古希臘的天體不同，而且這兩種天體概念之間是不可通約的。這是因為關于自然界的概念都是為一種范式或一個共同體或一種文化所擁有的，從古希臘的范式到我們的范式，其中已經發生了革命，我們和古希臘人生活于不同的世界之中。

由于任何時期的自然科學都是以其從事者所接納的一組概念為基礎的，這組概念又是歷史和文化的產物，必須運用詮釋學的技巧才能讓非共同體成員加以接受。所以，庫恩把這組概念稱為科學的“詮釋學基礎”（hermeneutic basis），實際上也是他以前所說的“范式”。但是庫恩認為，在有了這種“范式”或“詮釋學基礎”之后，科學家所做的大部分工作——常規科學研究——則通常不是詮釋學的，因為這些工作只是根據范式來解決難題。因而，庫恩的最終結論是，“盡管自然科學可能需要我所說的一種詮釋學基礎，但是它們本身卻不是詮釋學的事業。”（[8]，p133）

雖然庫恩在科學詮釋學問題上得出了謹慎的、限制性的結論，但受到他本人極大影響的科學知識社會學家們卻并沒有遵守他的限制。他們大都把庫恩的科學共同體概念加以引申和改造，把整個的自然科學，包括具體的科學知識甚至具體的數學知識和邏輯知識，都看作是社會建構的產物，并都看作是詮釋學的。不過，科學知識社會學家大都把自然科學詮釋學作為他們工作的前提，然后就全身心地投入到對自然科學的社會學分析之中了。但受到歐洲大陸現象學-詮釋學強大影響的自然科學詮釋學家們則與之不同，他們不僅僅承認自然科學的詮釋學性質，而且還對自然科學展開大量具體的考察和分析，分別從科學史、科學實驗、科學發現、科學交流、科學描述等不同的方面來揭示自然科學的詮釋學性質。

綜上所述，自19世紀末期以來，關于自然科學詮釋學問題的爭論，大致已經出現四種不同的態度：受狄爾泰和實證主義影響的學者都否認自然科學的詮釋學性質；波普爾在科學哲學領域首先批判實證主義，把自然科學也看作是詮釋學的；庫恩通過科學革命和常規科學研究的區分，承認自然科學的基礎是詮釋學的，但否認常規科學的詮釋學性質；科學知識社會學家和自然科學詮釋學家則大都把“常規科學研究”也看作是詮釋學的。

通過前面的討論，可以說完全否認自然科學詮釋學的實證主義觀點是站不住腳的。那么，對于近現代科學來說，它又究竟如何是詮釋學的呢？是僅僅自然科學的基礎具有詮釋學性質，還是整個的自然科學都是詮釋學的？如果用庫恩的術語來說，這里爭論的焦點顯然就在于：“常規科學”究竟是不是詮釋學的？

四、存在論詮釋學與常規科學的詮釋學性質

至此，有必要重新審視一下詮釋學本身的含義。實際上，詮釋學在20世紀已經有了根本性的變革，已經完全不是傳統意義上的那種詮釋學了。經過海德格爾和加達默爾的根本性改造，詮釋學不僅是方法論的，它首先而且根本上就是存在論的（本體論的，ontological）。用希蘭（patrick a. heelan）的話說，詮釋學已成為指向存在的“強詮釋學（strong hermeneutics）”，而不是僅指向狹義文本的“弱詮釋學（weak hermeneutics）”。（[9]）

海德格爾首先把詮釋學改造為此在詮釋學意義上的存在論詮釋學。此在詮釋學要展示的是作為此在的人的本己存在的意義、一般存在的意義以及在人的周圍世界中的非此在事物的意義，它也因此為認識這些事物的科學提供基本的視域或方案。另一方面，此在詮釋學通過對人的生存的時間性和歷史性的展示，也為歷史科學（精神科學，人文科學）提供了可能性，因而在更深層次上也把狄爾泰的詮釋學包容了進來。

作為此在詮釋學，存在論詮釋學的理解不是與“說明”相并列的一種認識方式，也不是要進入他人的內心世界。理解本身作為此在“在世”的一種基本方式，是構成狄爾泰式“理解”和“說明”之共同基礎的東西。存在論詮釋學的解釋也不是狄爾泰那作為方法和技巧的“解釋”，而是指理解的“造就自身（sich auszubilden，developing itself）”（[10]，p188），即，把在理解中所突開的存在的種種可能性整理出來。這種解釋因而就具有理解的前結構，即“前有（vorhabe，fore-having）”、“前視（vorsicht，fore-sight）”和“前概念（vorgriff，fore-conception）”。這種“前結構”是由事情本身所決定的，并構成解釋者不言而喻的先見。

在海德格爾思想的后期，隨著他的ereignis的轉向，其存在論詮釋學也隨之有了進一步的含義，這就是突出強調對存在意義的聆聽和歸屬，對ereignis的圣言（sage）的接受和遵循。至此，海德格爾又在存在論層次上回復了詮釋學的某種古老的意義：詮釋學首先意味著“承載消息和音信”（[11]，p29），“在引出音信、保存消息的意義上”（[11]，p32）來使用“詮釋學”這個詞。

加達默爾遵循海德格爾的思路，把詮釋學進一步變成系統的詮釋學哲學，并以此來揭示那“超越我們的愿望和行動而與我們一起發生”的東西（[12]，p4），也就是揭示“先見”、“權威”、“傳統”的合法性和重要性。

如果對存在論詮釋學加以簡單概括的話，可以說它有兩個基本要點：一是存在論詮釋學把理解、解釋、保存和運用“存在的意義”看作是人之生存的本質；二是存在論詮釋學旨在從人的生存或存在的角度，而不是僅僅從人的認識方法的角度，去揭示人是如何理解、解釋、保存和運用“存在的意義”的，亦即它是從人之生存整體的角度去揭示人追求存在意義的一般詮釋學處境的。

從第一點來看，由于對存在意義的追求是人之生存的本質，所以它在本質上體現于人的所有活動之中，從而也體現于人的各種各樣的認識活動中，體現于自然科學的各種認識活動中。由此，對自然科學基礎的研究與常規自然科學的研究，都在根本上隸屬于對存在意義的理解、解釋、保存和運用，也因而都不可避免地帶有詮釋學的性質。

從第二點來看，在如何追求存在意義的問題上，存在論詮釋學給我們展示出來的一般詮釋學處境是：不管是在哪一種生存活動中——無論是日常的衣食住行活動，還是政治活動、經濟活動、宗教活動、藝術活動，也無論是實踐活動，還是認識活動——人都是從已有的對存在的源始理解出發，去追求存在的意義的。由此，作為人的生存活動之一的常規科學研究活動，必然與自然科學的基礎性研究以及人的所有其他活動一樣，作為本質上對存在意義的追求，都同樣是從已有的對存在的源始理解出發的，具體來說，都是從理解的“前結構”或“先見”出發而進行的一種“視域融合”。因而，常規科學研究無論如何也逃不出詮釋學的一般處境，它必然具有詮釋學的性質。

當然，常規科學研究是嚴密的、精確的、程序化的解題活動，常規科學知識是體現在命題、定律和理論中的確定的、客觀的知識，它不是像人的主觀精神那樣流動不居，它本身是主觀精神的客觀化和永久化。但是，常規科學知識正是以這些確定不變的形式，來長久“保存”在科學研究中所獲得的有關實在的信息，進而也長久“保存”在其范式和基本方案中所揭示的存在的意義。希蘭就認為，“生活世界的意義場域不斷地被科學的理論活動所精煉、替換或改變”，這恰恰顯示出科學的詮釋學性質。（[13]）

常規研究從一個方面說無疑是一種實驗研究，這種實驗是通過對實在的控制和逼迫，而提取出有關實在的信息。但這種控制性和逼迫性的操作是在認識過程中由原初的理解所必然衍變出來的，并歸根結底隸屬于對存在意義的理解。常規研究從另一個方面說也無疑是一種數學研究。但這種數學研究正是由自然科學的“數學因素”所決定的，也就是說，在為常規研究奠基的時候，那些基礎性的研究工作（比如伽利略的工作）事先從數學的角度為常規研究打開了視域，提供了對存在意義的基本理解，具體的研究只能在這種理解的基礎上進行，只能活動于這種數學的視域中，只能是一種數學研究。（[14]） 數學化的常規研究恰恰表明，其自身有一個數學化的“前結構”，是對原初數學式理解的展開、保存和運用。

總之，從存在論詮釋學的角度看，常規科學研究作為人的一種生存活動，必然歸屬于對存在意義的理解、解釋、保存和運用，因而必然具有詮釋學的性質。

五、自然科學如何是詮釋學的？

在我們揭示出常規科學的詮釋學性質之后，有必要再進一步指明其范圍和限度。這個范圍和限度就是：僅僅在存在論的意義上，常規科學才是詮釋學的。這同時也意味著：在方法論的意義上，常規科學不是詮釋學的。

方法論與存在論本來是不可絕對分開的，任何一種方法論都有其存在論預設。但是，當我們所說“任何一種方法論都有其存在論預設”的時候，我們已經表明方法論和存在論其實并不在同一個層次上，存在論是方法論的底層和基礎。這樣，當常規科學在存在論上具有詮釋學性質的時候，它在方法論上未必也保持其詮釋學性質。實際上，它恰恰在方法論上失去了其詮釋學性質。所謂在方法論上失去其詮釋學性質，就是說它的方法在整體上和細節上都失去了詮釋學的性質，其方法不是詮釋學方法。詮釋學方法是一種哲學方法，哲學方法嚴格說來不是方法，也就是說它不是那種程序化的和對象性的技巧。這樣，常規科學的數學方法和實驗方法以及各種各樣的更為具體的方法，就其作為方法而言，都由于其程序化和對象性的特征而不屬于詮釋學，因而在方法論上不具有詮釋學的性質。

到這里，我們就可以明白庫恩為什么要否認常規科學的詮釋學性質了。他的否認完全是從方法論的角度出發的，他完全沒有涉及存在論問題。（庫恩的否認還有另外一點考慮：他的范式和科學共同體概念有走向相對主義的可能性，而且事實上也確實導致了相對主義。這一方面引起了許多科學哲學家的批判，另一方面對于庫恩自己來說也確實是出乎意料的。于是他對自己的觀點進行了限制，并與傳統科學哲學觀點進行了某種妥協。在自然科學的詮釋學性質問題上，庫恩的這種限制和妥協就表現為僅僅承認自然科學基礎的詮釋學性質，而否認常規科學的詮釋學性質。）

至此，關于“自然科學如何是詮釋學的”這個問題，我們除了進行歷史的追述和廓清之外，又對近現代意義上的常規科學的詮釋學性質進行了專門分析。現在讓我們概述一下自然科學究竟如何是詮釋學的：

古代的、中世紀的和文藝復興時期的自然科學，在詮釋學的最古老的意義上，即作為對神的音信和旨意的理解、解釋和運用，都是詮釋學的；從后來的方法論詮釋學和存在論詮釋學的角度看，它們也都具有詮釋學的性質。對于近現代自然科學而言，在存在論的意義上，它完全是詮釋學的，也就是說，不僅自然科學的基礎是詮釋學的，而且常規科學也是詮釋學的；但在方法論的意義上，只有自然科學的基礎是詮釋學的，常規科學則不是詮釋學的。

對于近現代科學的詮釋學性質，我們明確區分了存在論層次和方法論層次，這具有特別的意義（[15]）。因為如果我們不加區分的話，籠統地說“自然科學是詮釋學的”很容易引起誤解。這種誤解首先是對自然科學本身的誤解：既然自然科學是詮釋學的，那它就與哲學人文科學沒有本質的區別了，它與神話、巫術和近代以前的科學也沒有什么本質的區別了。這就不能使人們真正把握近現代科學的本質和精神，甚至會對科學的自身發展造成一種干擾。這種誤解其次是自然科學家對自然科學詮釋學的誤解。由于科學家本身不是哲學家，他們一般對存在論詮釋學是比較陌生的，他們只可能知道作為人文科學方法論的詮釋學。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不加分別地告訴他們說自然科學是詮釋學的，他們就會認為詮釋學家完全是胡說八道：嚴密的、精確的、實證的、數學化的自然科學怎么能是“詮釋學的”呢？索卡爾（alan d. sokal）之所以會寫文章嘲弄科學知識社會學家和科學詮釋學家，其原因正在于此。

對于自然科學家難以理解存在論意義上的詮釋學，我們也應該予以理解。這種理解不僅僅是出于寬容，而且也有著學理上的根據。自然科學方法不可能把握自然科學本身。物理學實驗能夠研究物理的世界，但不能研究物理學本身。對于自然科學家來說，當他作為自然科學家而不是作為哲學家的時候，他是身在科學的“廬山”之中而純粹使用自然科學的方法，他因而就不能跳出科學之外來認識科學的“廬山”真面目，他無法看到那“超越我們的愿望和行動而與我們一起發生”的東西，無法在存在論的層面上看到常規科學的詮釋學性質。

所以，在與科學家對話的時候，我們必須申明：就方法論和方法而言，常規科學不是詮釋學的；科克爾曼斯（joseph kockelmans）所說的“科學事業自始至終都是徹頭徹尾的詮釋學事業”、“在每一方面都具有詮釋學的成分”、“生來就具有詮釋學的成分”（[16]）等，只有在存在論的意義上才是恰當的。

自然科學論文:淺談經驗主義對自然科學研究的影響

摘要：經驗主義是近現代科學和西方哲學的理論基礎，正確理解經驗主義對科學研究和人類認識世界都具有重要意義。本文介紹經驗主義在哲學及科學史中的發展歷程，在揭示其內涵的同時不斷將內在矛盾和問題呈現出來，以便人類能正確認識經驗主義在科學研究中的作用、性質以及產生的正負面影響，從而更好的為科學研究服務。

關鍵詞：經驗主義；原則；科學研究

經驗主義被認為是實證科學基礎，它主要包括感覺優先原則、經驗的客觀性原則和經驗證實原則三個方面。感覺優先原則強調感官經驗是一切認知活動的起點，擁有對認知活動、經驗和理論的科學資格的裁判權；客觀性的經驗作為實證科學研究材料的經驗，是通過嚴格篩選及加工后獲得的；經驗證實原則是根據實驗對理論的真理性的判定原則，由此對整個科學研究定性。正是如此，科學家們在從事科學研究的過程中，曾一度將經驗主義當成從事研究的“神兵利器”，雖然經驗主義在科學研究的歷史中曾發揮過重要作用，但縱觀科學技術史，經驗主義帶有不可遮掩的片面性，給科學研究帶來了重重陰霾，阻滯了科學研究的進程。

一、經驗主義在科學史中的發展

1.經驗主義與理性主義的發生、發展

在歐洲科學技術史和哲學史上一直交織著經驗主義和理性主義的斗爭，它們就認識的來源和內容等問題進行了長期的爭論，進而成為歐洲哲學史上兩個基本的認識論派別。在科學研究未形成前，經驗主義和理性主義的思想傾向自古就有了，認識論一開始就包含著矛盾，它是經驗的與超驗的矛盾復合體。在古希臘早期，哲人們已經表現出了經驗主義和理性主義兩種傾向。隨著哲學的發展，這兩種傾向的對立便逐漸展開，赫拉克利特的經驗主義色彩比較突出，畢達哥拉斯派的理性主義色彩比較突出，從普羅泰戈拉和蘇格拉底開始產生了經驗主義和理性主義的直接對立。亞里士多德等人雖看到了經驗主義和理性主義各自的片面性，但也未能克服這種片面性，最終表現為亞里士多德在二者之間的搖擺不定。到了歐洲中世紀，經驗主義和理性主義的對立在經院哲學中以唯名論和實在論的形式繼續存在。從近代的自然科學發展來說，力學、數學和天文學較其他學科發達，這就使得人們在用科學和理性認識世界時，必須付諸于當時的自然科學。不過當時人們并沒有把經驗和理性有機結合起來，建立科學的認識論。一部分人注重力學的實驗和經驗歸納法，并使之絕對化，形成了近代的經驗主義；另一部分人則注重數學的理性演繹法并也使之絕對化，形成了近代的理性主義。根據當時資產階級建立資本主義制度的需要以及當時自然科學發展的狀況，在資本主義發展到一定階段后，經驗主義和理性主義作為認識論上的兩種比較典型的形式全面系統地展開論爭。他們在對認識論的發展作出巨大貢獻同時，也暴露出自身嚴重的局限性。可以說16—18世紀是歐洲哲學史上一部經驗主義和理性主義既相互斗爭又相互促進的矛盾發展史。正是這兩個認識論派別的哲學論爭，也相應引發了科學研究中的認識論以及方法論的斡旋，從這個層面來說，哲學史上的經驗主義和理性主義之爭也是科學研究史上思維與方法論的斗爭。厘清經驗主義在科學研究史的脈絡，有利于提升自然科學研究的思維能力。

2.經驗主義在自然科學研究中外延、內涵的伸縮

經驗主義強調認識對象的客觀性以及感覺優先原則。在培根那，經驗論僅是一個認識論原則，它的意義在于確立不同于神學知識的科學知識的來源。宗教知識來自于天啟，而科學知識則來自于人的感官經驗。起初人們只是要求一個科學知識應該有其經驗來源，后來這個要求就演變為判定一個理論是否是科學理論的標準，即如果一個命題沒有相應的經驗背景支持，那么它就不能算是一個科學理論。到了洛克的時代，人們開始用科學知識來解釋宗教知識。隨著實證科學的發展，經驗論逐漸成為解釋人類知識來源的唯一理論，“經驗”也僅指人通過感官獲得的經驗。比如一個人說“看到”上帝或“感到”上帝就在他身邊等相關經驗，是不能被科學家承認的。科學會判定類似經驗是人類感覺器官的異常活動的表征或是觀念的非科學的排列組合而否定其合法性。在這種認識論原則下，上帝、靈魂這類東西就漸漸地喪失了實體地位。正是在這種情況下，經驗論逐漸越過自己的疆域，獲得判定存在者是否存在的特權。也就是說，經驗主義在自然科學發展中作用與職能均悄然發生了變化，一些非經驗的素材將不能被其認可、真正的科學知識被拒之門外，阻礙了人類探索與認識自然的進程。

(1)經驗主義在科學研究中判定的是理論是否是“科學理論”的資格問題，而不涉及是真假問題。但在現實研究中，經驗主義卻往往能根據經驗給與那些理論以真假判斷，擴大了經驗主義的適用范圍。且論按照經驗論原則，凡是沒有感官經驗基礎或來源的理論都不能認作是科學理論，故而在這里“科學”一詞也不能稱的上是真正稱得科學上的正確或真理，而只能指一種歸屬性，隸屬實證科學范疇之內的理論。

(2)就事物的存在性來說，經驗主義原本并不具有直接判定事物存在與否的能力，一個事物是否存在和人們對它們是否有感覺是不能等同的，卻在研究中或是生活中具備了這種“神力”，它對事物存在性的判定資格源于人們憑著個人經驗主義或者大眾認可的日常的樸素經驗對其的誤用。但抽象的反對并不能阻止人們日常思維中的“慣性錯誤”，人們在無意識中，依然很自然地用經驗之有無來判斷事物之是否存在，聽到“這個那個不存在”之類的武斷判斷。所有這類斷言都是與科學精神是不相稱的。通俗點說，經驗主義者只有斷定某物存在的能力，而不具備斷定某物不存在的能力。

(3)經驗主義中的原則作為一個理論判定原則實質上是個程序原則，它重點關注的是認識事物的方式、程序，只有通過特定認知路徑獲得的經驗、理論才能被承認，這無疑是抹殺了其他非經驗等路徑獲取知識的可能性，哄抬了經驗主義在獲取真理中的作用。這也就是所說的感覺優先原則：即只有經過感官經驗確認的事物才能被接受為客觀的存在，成為科學研究的合法對象；它要求感官經驗在認識過程中或科學理論建構過程中具有絕對的否決權，甚至一個理論或一組經驗如果沒有得到其他人的感官的確認，它也不能成為“科學理論”加工的材料，進入科學領域。所以，感覺優先原則是個程序性的資格認定原則，僅僅針對一個知識產生的來源、路徑進行判斷。這就是經驗主義影響下的科學精神和科學方法的必要組成。正是由于經驗主義釀成的惡果，才有了愛因斯坦相對論的復雜坎坷的命運，導致中醫的科學地位至今不能被完全承認的悲涼局面。經驗主義在科學研究中外延內涵的膨脹，指定特制的科學路徑，導致“只手遮天”的科學結果，其實已經悄然違背了自然科學研究的初衷。

二、經驗主義對自然科學研究的種種責難

1.經驗主義在科學研究中強調經驗的絕對“客觀性”

以感覺優先原則作為實證科學基礎的經驗主義并不盲從直接的感性經驗，它對“經驗”有著特殊的要求，即必須是客觀的絕對的經驗。所謂客觀的經驗就是“可公共感知的”的普遍經驗。

(1)在科學材料的對象選擇上，經驗主義設置外在的壁壘，對其加以篩選。“可公共感知性”是指某一經驗必須是所有的人都可能感知到的，它強調的是“可能性”而不是現實性。即如果某經驗是某人用身體感官直接感知的，那么它必須是其他人用感官也同樣能夠直接感知的。否則，該經驗就不能成為科學研究的材料。如神話中的牛鬼蛇神的經驗歷來都屬于個別人的經驗，是不可公共感知的，是非普遍的，所以，它不能被科學承認為合法的研究材料，不能進入科學領域。即所謂的“可公共感知的”，才能成為科學研究的合法材料。只有這樣的經驗才能滿足實證科學研究所要求的“可重復性”要求，并且成為最受實證科學歡迎的加工材料。這就是在實證科學中經驗主義對科學研究中材料的外圍限制。事實上一些“非可公共感知性”的事物依然可以成為科學青睞的對象，只是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而已。

(2)在自然科學研究領域，在科學材料的處理程序上，經驗主義強行添置復雜篩選工序，對其進行取舍。經驗主義認為一個具有普遍感知性的經驗雖然獲得進入科學領域的資格，但由于經驗的相對性，它還必須被進一步處理，把和主體有關的因素都過濾之后才能成為科學研究的對象。可公共感知的經驗必須依托具體主體的感官、憑借一定的感覺方式、依賴于主體的感覺能力。我們知道人的經驗受人的身體和感官的狀態、心理狀態、觀察視角等多種個體因素的影響，它導致人的經驗具有“可變性”。在同一環境中，不同的人對于相同的物體的感覺會是變化不一的。如何使參差不齊的具體經驗達到齊一、使之能夠相互交流、相會認可從而成為科學研究的“客觀”材料呢？人們采取的方法主要通過對經驗的非主體化或外在化處理實現的。通過設立一個外在于所有人的衡量尺度，比如人們用氣壓計來衡量對象或環境的氣壓大小，而不再使用和人體感覺有關的壓抑和舒張這類主體性較強的概念。這種經驗就不再是傳統意義的經驗，而演化成一組數據。這樣的數據既擺脫了具體個體，又可以在不同的參照系之間換算。這樣的“數據”才是真正客觀的經驗。相關儀器以及參照系的發明成了科學發展的最重要的條件和成果。這正是經驗主義對科學探究中科研工序的第二層限制。數據固然重要，固然客觀理性，但理性的處理與非理性的遐想，也是偉大的科學發現必不可少的。

(3)經驗主義在自然科學研究中對科學或是經驗主體的特殊處理。忽視特殊群體（如極少數感覺特別敏感的人、感覺特別遲鈍的人）所獲得的別人或非感官性感知能力獲得的經驗，假設人的感知能力相同，經驗的來源、渠道相同。這實質上是把普通人的感官能力作為衡量一切人的感官能力的尺度。這樣主體之間的差別以及個體的特殊性被抹平了。這也使主體的因素被從經驗中抽出，從而也使經驗成為 “與主觀主體無關的”成分。這是經驗主義對經驗主體第三層限制。所以，在近現代科學和哲學的主體必然是以普通人為基準的抽象的人，人們相互之間沒有任何差別，僅僅像一符號，經驗的主體因素被徹底抽象掉了。實證科學中盛行的經驗主義通過對科學和經驗主體的限制，使普通經驗論上升為科學經驗論：實證科學所研究的經驗是可公共感知的、與任何主觀因素無關的被抽象的數據及符號。看似客觀，卻在無形中丟失了“被遺忘的角落”中的科學以及科研中關于人自身的意義。

2.自然科學研究中，經驗主義中諸原則的沖突與紊亂

作為一個判定原則，感覺優先原則不同于經驗證實原則。經驗證實原則是對理論或命題真理性的判定，并由此對整個研究的科學性做出判定；而感覺優先原則是對認識對象或認識材料的“科學”合法性或資格的判定，而不是“真理性”。在嚴格的經驗證實原則下，一個理論如果它本身或其推論能夠在實踐或實驗中獲得經驗證實，那么就可以確認它為科學研究，而不是偽科學等。比如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就不是建立在可公共感知的經驗基礎上的，他的“理想實驗”是公然對感覺優先原則的否定。按照感覺優先原則它必然不能被科學所承認，因此它曾四處碰壁。隨著現代科學提供相對論所使用的概念、公式的科學運用，以及后來相對論在各個領域實踐的成功，它才慢慢得到學術界的普遍地接受。如果說人們基于感覺優先原則不能承認，人們卻基于經驗證實原則給予承認，相對論就只有在科學門外徘徊的份兒了。因此，經驗證實原則和感覺優先原則并不總是一致的，在許多重大問題上存在著沖突與紊亂，影響科學研究中的定性和判斷。

總之，作為實證科學基礎的經驗主義是科學經驗主義，它表現為感覺優先原則、經驗的“客觀性”原則和經驗證實原則三個方面。經驗的客觀性原則實質上是要求作為科學研究材料的經驗因“可公共感知的”而成為科學的材料。感覺優先原則具有對科學研究材料和理論“科學合法性”的資格認證權時，不能認證其真理性，是程序認證，當遇到“非可公共感知的”類的材料或是客觀性經驗時，難免會出現混亂；當遇到感覺原則自身無法認可而又被經驗證實原則結果認證為具有真理性的科學研究成果時候，這兩種認證方式以及這三個原則并不總是一致的，在一些關鍵性的重大問題上幾者之間存在著嚴重的沖突與紊亂，人們至今也沒有找到協調幾者沖突的最佳方法。這不能不說是經驗主義在實證科學運用中的一個無法回避的亟待解決的問題。

三、對自然科學研究中經驗主義的批判

列寧在《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中反對的經驗批判主義，是以唯心地曲解“經驗”這一概念為基礎的。經驗批判主義者把經驗理解為與客實在無關的人類體驗、人類感覺的總和，他們斷言一切現象的基礎是“世界的要素”或“經驗要素”，每個物體都是“要素的復合”。馬赫主義在現代資產階級哲學中有各種不同的表現形式，而他們沒有真正理解經驗主義，沒有意識到即使是經驗主義在自然科學發展史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自然科學并不全是經驗歸納的結果，它迄今具有的不可靠性、可錯性、局限性、片面性等缺陷，主要是經驗主義的過錯。自然科學的重擔不能只讓理性來背負，作為“大膽假設”，非理性也經常起到重要作用。新中國建立后 ，一無所有的舊中國，科學技術突飛猛進，獲得輝煌的科學成果。但是我們必須面對中國科學研究中，舊的經驗主義始終籠罩著科學精英，束縛著他們的思想，阻礙著重大理論的構成的現狀。事實上，科學史上但凡卓越的發明家和科學家都離不開對經驗主義、權威主義和教條主義等的強烈對抗。特別是對經驗主義 ，恩格斯早在19 世紀就進行了嚴厲批判。觀察、實驗若沒有正確的思想指導 ，非但不能獲得科學真理 ，甚至會使科學家對經驗的盲目崇拜，誤入感性知覺的歧途，最終走向真理的反面。然而迄今在科學研究中 ，許多科學家依然一味地信奉經驗歸納 ，較少注重各種非理性方法的應用。其實早自本世紀初 ，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打破牛頓的絕對時空觀之后 ，研究中的經驗主義和歸納方法就開始受到抨擊。英國的羅素把一些科學家好比自作聰明的“火雞”，僅憑經驗歸納，常得出荒謬透頂的結論。庫恩認為科學主要來自科學家的靈感和頓悟；而費耶阿本德則徑直走向非理性和認識論上的無政府主義，使經驗主義在科學研究中越來越沒有立足之地。由此在科學研究中一些典型的非常規的方法和思想勢如破竹般地流行起來，并直接對傳統的經驗主義針鋒相對。

傳統經驗歸納的給科學研究設置的重重障礙。科學史上 ，從培根起 ，直到實證主義和邏輯實證主義，都認為科學理論是經驗歸納的結果。先是通過科學實驗獲取經驗事實，后對經驗材料進行分析、篩選和分類 ，進而對篩選材料進行逐級的抽象和綜合 ，直至得出一般的科學理論。而所有這些認識都不能超越經驗范圍，經驗成了人類認識的惟一來源和界限。這種經驗歸納方法直到20世紀50年代，才受到波普爾以及歷史主義學派徹底否定。特別是費耶阿本德直接把批判矛頭指向科學哲學中影響最大的邏輯實證主義，認為正是在這里存在最嚴重的經驗主義。在他看來，認識史上沒有一成不變的知覺和事實，即對著同一幅圖像，由于不同的理論背景、文化經歷也會產生不同的知覺印象和經驗事實。如古希臘的“地心說”事實，到近代就發生根本變化，同一“感官印象”變成完全相反的“日心說”事實。所以科學家的勞動都是作為一種在復雜社會和物質條件下的決心和行為的結果而變化著的。因此必須去除那些僵死的、無所不包的原則、術語、概念及解釋。對于那些與舊的知覺、事實相對立的新的知覺、事實 ，必須采用新的術語、概念和范式。人們正是用廣闊開放的感官和豐富旺盛的智力探索世界，且取得了令人驚異的發現。費耶阿本德因此極力主張“怎么都行”的多元方法論，旨在摧毀形而上學思維方式 ，敦促人們銳意創新和采納生動活潑的思維方法。

經驗主義推崇的經驗的、固定的科學研究范式定位亟待變通。歷史主義學派否定科學的經驗性，企圖用格式塔心理學和集體心理主義完全取代科學實在論。在庫恩看來，科學家認識的世界內容是由科學家的共同信念所約定。既然范式的改變，不表明是人們對同一世界認識的加深，而僅是科學家心理信念的波動，新舊范式之間也沒有通約和比較的必要了。美國科學哲學家范?弗拉森也從建構論的角度，否定了經驗知識的可靠性和真實性，認為科學實在論對理論術語所作的形而上學詮釋，并不能保證構成的科學理論就是對實在世界的真實描述。好的理論不一定為真，經驗的真實性并不是衡量真理的標準；科學的證實也只是限于經驗，不能說明經驗之外的問題。歷史和現實告訴我們：“人們總是通過這樣或那樣的概念框架的‘透鏡’來了解自然。這些概念框架以及嵌在框架之內的語言 ，可能給我們所認識的事物染上一種不可避免的‘色彩’”。經驗的、固定的科學范式也失去了它亙古不變的重大作用，對它的定位亟待調整與變通。

四、小結

因此 ，在從事自然科學研究過程中，經驗主義并非是追求真理、探究科學的唯一形式，不能僅立足于感性經驗來否定某項發明創造或假說。在研究中，切忌因經驗主義就錯失一項重大的科學發現。經驗的不可靠性，早就給人類早早的上了一課。在一個由人為設置的理想世界里，人們可以將某個在探索科學奧秘時，也只能從尊重自然界本身開始，而決非人類的智力所能夠完全辦到的。科學具有可錯性，即使卓越的科學家在下結論的時候，也不應該武斷地下斷語。即使在人們自以為已經完全掌控了必然性的時候，要懂得一切必然性和規律性都是在“茫茫的”偶然性中為自己開辟道路的。自然科學的揭秘過程，要正視經驗主義的存在與內涵，一個完整的科學研究，不僅只需要經驗，更需要辯證思維、理性及非理性去綜合推敲、把握，也需要那么一些特殊的頓悟和直覺，它在自然科學研究中，常常能起到畫龍點睛的作用。

自然科學論文:文理學科的交融——試論張之路小說的“自然科學情結”

[ 論文 摘要]張之路作為一個“半路出家”、先理而后文的兒童文學作家，在創作中受到了長期伴隨其生活的 自然 科學 及其高級形態——科學技術的影響，而形成一種“自然科學情結”，在大量表現于其創作中的同時又伴隨著一種反思的精神，從而使張之路的兒童文學創作在保持兒童喜聞樂見的趣味性還具有了一定的思想高度。張之路的創作從某種程度上可以看做是對文 理學 科的融合，而且是一種高層面的融合。

[論文關鍵詞]張之路；兒童文學創作；自然科學情結；文理融合；理科知識

“情結”一詞最初是一個心理學術語，是指一群重要的無意識組合或一種強烈而無意識的沖動。但它在19末至20世紀初開始被弗洛伊德和榮格這兩位精神分析學說和原型批評的大師廣泛運用于對文學作品的闡釋中。于是“情結”的意義從單純的心理學層面有了進一步的延展，它已不僅僅指那些無意識的行為，許多執著于某一方面的感情也被納入其中，“情結”已經成為今天在中外文學批評中廣泛應用的一個重要范疇。其實我們每個人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著某種甚至多種情結。作家們自然也都有其難以割舍的情結，這些體現于其作品便是他們努力的去表現某方面的內容。筆者認為，著名的兒童文學作家張之路就存在著一種“自然科學情結”，他在作品中總是著力描寫、刻畫與自然科學相關的人或事，同時還對自然科學產生的科學技術予以關注：或正面對科技進行肯定，希望其普及；或從反面對科技的 發展 進行批評、反思。這些構成了他“自然科學情結”的基礎和主要內容。

張之路的“自然科學情結”與他自身的生活經歷時密切相關的。他畢業于首都師范大學物理系，又做過多年的中學物理教師，因此他對自然科學，具體說來就是理科的知識有著很深的理解。這在張之路的心底已經成為一種積淀，并表現于作品中——他的小說中塑造的教師形象幾乎都是理科老師：《第三軍團》中的班主任可子晏是化學老師、《題王許威武》中的許威武是物理老師、《夏雨》中的夏雨也是化學老師，等等。這些有的是與作品有很大的聯系，是作品所需要的，但也有一些人物和他們所教授的學科幾乎與整個作品的故事進程并沒有太多的聯系，是可以不必具體交待的，但是張之路卻把他們都十分明確的寫了出來，這只能說是他的一種情結所致——他對自然科學太過于熟悉，在創作中很難不予以流露。另外正是由于張之路對理科知識的熟悉，在一些作品中他對上課(當然是理科的課)的過程也有細節性交待。例如曾在其多篇作品中出現的那個用香煙灰來做糖燃燒的催化劑的實驗。這個實驗的原型正是張之路自己，他曾于上世紀70年代末在中央電視臺給小朋友們現場演示過這個實驗。在文學作品中經常出現這些與內容關系不大的理科知識和情節，并不能說是張之路的有意賣弄。這就與同為兒童文學作家的董宏猷在他的小說《十四歲的森林》中，每隔幾章就插入一篇有關動植物介紹的科普短文有著異曲同之妙：它們都是知識的介紹，但是作家卻能很好的將這些糅入到作品中，不會使讀者們感到枯燥、突兀。張之路的創作主要是兒童文學，讀者自然是以少年兒童居多。所以像這樣在作品中適當出現的介紹理科知識的內容便會在孩子進行文本閱讀的同時，潛移默化地受到其影響。孩子們不一定都會理解，但是至少能夠使他們有一個初步的印象。粗略了解以后再去學習，更有助于促進兒童對知識的掌握。在這樣的過程中少年兒童既欣賞到了文學作品，更從中收獲了文學以外的知識，可謂一舉兩得，而且這樣的知識的獲得遠比老師在課堂上滔滔不絕地講述、呆板地實驗更加行之有效。張之路這種對自然科學的介紹應該說，更多的是一種“無心插柳柳成蔭”，但正是這使得他的兒童文學作品在趣味性中蘊含了智慧的啟迪作用。

如果說張之路在小說中對于自然科學的基礎——理科知識的交代尚處于一種情結的無意識狀態的話，那么他作品中的許多涉及到先進科學技術的情節內容便可以說是有意而為的了。張之路喜愛自然科學，這就使他在作品中不會僅有表層的流露，不會滿足于僅表現一些理科的基礎知識，而要再進一步觸及更高層次的內容，那就是科學技術知識。

張之路曾說：“科學史這樣神奇，這樣有力量的把一個肉眼凡胎幾乎不能相信的景觀拉到你的眼前，使你心有所悟!”這足以說明張之路已把單純意義上的自然科學提升到了 現代 科技的高度。這已不再是“情結”的不自覺表現，而是有意識的要體現出來。這種思想也大量的出現在他的小說創作中。張之路有很大一部分作品屬于幻想小說，但它們又不同于純粹的科幻作品。幻想小說扎根于現實，其中有很多場景都是現實生活中存在的，而不是科幻小說所虛擬出的過去或未來的景象。他重視科技，但科技不能夠象文學那樣浪漫神奇，它十分嚴謹，是一種周密的現實邏輯。可是這也并不影響在文學作品中有關科技的想象力的發揮，科技是幻想的翅膀，二者并不是背道而馳的。正是由于它們的緊密聯系，在張之路的小說里才總是出現與科技相關的幻想：如在《魔表》中，他對最后被制造成手表機芯的外星不明飛行物的殘骸首次出現的情形進行的描寫：

據世界科技組織報道，今天清晨四點半，一不明飛行物在電力層發生爆炸。據權威人士分析，它極有可能來自外際星球。世界各國都希望得到爆炸的殘片……

這段文字描寫既交代了這個神奇機芯的來歷，同時經過渲染又烘托出了一種神秘的感覺。另外，《好玩!佳佳龜》中從電腦里爬出的小烏龜也是。這些作品中的幻想的核心部分都與科技相關聯，科技可以說是它們的載體。我們當今的時代是 科學 技術飛速 發展 的時期，各種新的技術幾乎是日新月異的變化著，因此國家想要發展進步，科技是必不可少的，而掌握高尖端科技的主要力量在于青少年。張之路深刻的認識到這一點，所以他希望通過自己的作品來表現今天科技的現狀，以便使閱讀這些作品的孩子們能夠緊跟住時代的步伐。在他的創作中我們可以看到各種先進科技對于孩子的幫助和影響，科學技術對孩子而言已不再是一種外在的抽象形態，而是一種內化的心理機制：他們對科技不僅向往，而且十分崇尚。《非法智慧》中的郭周，從小就泡在電腦上是個電腦天才，也就是靠他的力量最終摧毀了“陰謀”，挽救了同學。張之路以幻想文學的形式來表現科技，科技也是幻想不可或缺的推動力，科技促進幻想，幻想啟發科技，他們之間是相輔相成的關系。張之路認為“幻想使人變得聰明”，所以科技與幻想相結合是讓孩子接觸高科技，提升想象力的很好途徑。這也是他著力于表現科技的目的之一。

張之路盡管熱衷于科學技術，并將其體現在創作中，大力向小讀者介紹，希望他們能夠從中受益，但是他所具有的并不是那種狂熱的思想，而是對科學技術辯證地去看待。我們不可否認科技對于當今時代的重要意義，但同時也應該注意到它的負面影響。隨著科技的不斷壯大，它所涉及的領域也正擴大，對日常生活所產生的影響也愈來愈大，人們對科技的依賴更使其迅猛發展。一個事物的發展壯大的過程必然衍生出許多負面的影響。科技的某些消極方面 自然 也在其發展過程中日益凸現出來。

張之路敏銳地捕捉到一些生活中由科技的極速發展而造成的弊端，并用文學的形式給予表現。他對科技有執著的表現，積極的倡導、推廣，但同時也注意到了科技的不良影響，這就使他的作品中帶有了一種憂患意識，為作品增添了一層反思的色彩。在《非法智慧》里，陌生人一伙向青年學生身體中插入一種可以遙控的能提高智商的芯片，為的是可以通過芯片控制這批被機器化的高智能學生，進而達到控制整個國家命脈的罪惡目的。在這里“芯片”就是高科技的代名詞。這種具有很高科技含量的東西本來會造福人類，可是卻被應用到陰謀之中，產生了巨大的負面影響。在書中的結尾，張之路借用陸翔風的口說道：

有些東西我們有能力去做，但是我們不應該做，就像許多年前我們可以制造核武器進行戰爭；我們可以用水銀提煉黃金；我們可以用ddt農藥殺蟲。可我們最后決定不去用這些最終毀滅人和環境的東西。如今，令人眼花繚亂的嶄新的科學技術潮水般地向我們涌來。如果，我們沒有人性化的思考，人類終究會有一天遇到自己制造出來的天大的災難!……

由此我們應該看到科技的發展是把雙刃劍，既可以促進社會的發展進步，又可以給社會造成嚴重危害。人類本來應該對科學技術有掌控的能力，否則也就不會產生出高科技，但是由于科技所帶來的豐厚的利潤和報酬使人們發生了異化，人在利益的驅使下變得非人了。這便造成了更為嚴重的后果——異化后的人再生產出對人類不利的科技，這樣的科技再去異化更多的人……，這是一個可以循環往復的可怕過程。兒童是產生新科技的希望，所以兒童正是一個應該予以充分關注的關鍵點。孩子們應該去接近科學技術，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上來說，他們對于科技的分辨能力也是最為薄弱的，最容易受到其負面影響的沖擊，面對科技的異化，他們幾乎沒有什么抵御能力。張之路的小說起到的便是這樣一種警示的作用：引導孩子們正確的認識科學技術，使他們現在及日后真正做到能夠使科技發揮其積極作用，同時又不被其消極方面所囿。張之路能在對科技進行展望的同時也對其進行高層次上的反思，這對一個作家，尤其是為關系到國家將來前途命運的兒童進行創作的作家來說，是難能可貴的品質。

“張之路走上兒童文學創作的道路是偶然的”，他作為這樣一個“半路出家”，先理而后文的兒童文學作家，在創作中自然會受到長期伴隨其生活的自然科學及其高級形態——科學技術的影響，形成一種情結。并且大量表現于其創作中的同時又伴隨著一種反思的精神，從而使張之路的兒童文學創作在保持兒童喜聞樂見的趣味性還具有了一定的思想高度。張之路的創作從某種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對文 理學 科的融合，而且是一種高層面的融合，意義也十分深遠而重大。

自然科學論文:西方自然科學家宗教信仰探析

摘 要:科學和宗教在本質上是對立的。西方大部分的自然科學家都是宗教信仰者,在這些科學家身上,宗教和科學彰顯著和諧。這些科學家所信仰的上帝并非我們常人所理解的干涉自然事件、決定人類命運的最高神,而是宇宙間的自然規律、世界秩序,這種信仰是一種無神論的信仰,是一種強烈的宇宙宗教情感,這種情感是他們進行科學研究的最高動力,激勵著他們去發現自然界的一些最基本、最深邃的奧秘。因為在他們看來,上帝佇立在科學無限探索的盡頭,研究科學的道路,就是通向上帝,逼近上帝之路。

關鍵詞:科學;宗教;上帝;宇宙宗教情感

宗教與科學在本質上是對立的。宗教的本質是以信仰超自然力量為核心的信仰主義體系,它相信超自然的上帝或神靈主宰世界,用超自然的原因去說明世界,把一切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歸結為神的意志和表現;而科學本質上則是反映客觀世界的性質和運動規律的知識體系,它把一切研究對象都視為不依任何人的精神或神的意志而存在的客觀實在,它們的產生是基于事物本質所決定的自然原因,它們的變化服從于客觀規律,科學不承認有任何超自然的力量及其對世界的作用,也反對用超自然的力量和原因去說明世界的任何現象及其發展進程。在對事物的說明和理解中,如果引進超自然的力量和范疇,那就不再是真正的科學。宗教和科學的信仰方式和理解方式有著根本的區別。宗教信仰是宗教的基石和指導思想,科學家是科學的堅定擁護者和忠實實踐者,從科學與宗教的本質對立而言,似乎科學家應該無緣于宗教信仰。然而縱觀科學史,我們卻不難發現:許多偉大的科學家同時又是堅定的宗教信仰者。那么,這些偉大科學家的宗教信仰是怎樣的一種信仰?這些信仰又是如何“引領”他們在科學上取得建樹?

1 上帝——顛撲不破的宇宙規律、世界秩序

偉大的科學家愛因斯坦在它的著作里留下了許多關于上帝、宗教、圣經等方面的論述,他在76年的生涯中,曾多次坦率地談到過他的宗教信仰。1929年4月24日,紐約猶太教堂牧師h·哥爾德從紐約發了一份電報到柏林,問愛因斯坦:“你信仰上帝嗎?”并要他用電報回答。愛因斯坦當日就發了回電,內容為“我信仰斯賓諾莎的那個在存在事物的有秩序的和諧中顯示出來的上帝,而不信仰那個同人類的命運和行為有牽累的上帝。”

那么,所謂斯賓諾莎的上帝究竟指的是什么呢?在歐洲哲學史上,斯賓諾莎的上帝就是有名的泛神論。泛神論的核心觀念是:大自然即上帝,上帝即大自然,上帝和整個宇宙是一個統一體,上帝存在于一切事物中,是唯一的無限實體,上帝和大自然是同一回事。黑格爾曾指出,斯賓諾莎把自然當作現實的神,把神當成自然,于是神就不見了,只有自然被肯定了下來;叔本華認為“泛神論是一種客客氣氣的無神論”,費爾巴哈對此也有過類似的見解:“泛神論是站在神學立場上對神學的否定”,“無神論是顛倒過來的泛神論”。在西方近代科學文化思想史上,斯賓諾莎的泛神論深深影響了西方整個文化——從哲學到文學、繪畫和音樂,再到自然科學,西方一大批偉大的思想家、優秀的藝術家和杰出的科學家無不受惠于斯賓諾莎把上帝還原為大自然這一光輝思想。泛神論成了他們共同的宗教信仰。泛神論者在宇宙中看到了上帝和在上帝那里看到了宇宙,在對宇宙秩序的贊美、欣賞中,他們的觀念和情緒相混合,創作了許多不朽的作品、發現了宇宙間的許多本質現象、規律……他們心目中的上帝不是一個躲在天宮中、能干涉自然界事件的人格化了的神,而是顛撲不破的宇宙規律、世界秩序。

普朗克的宗教信仰也很突出。1947年,這位行將辭世的偉大理論物理學家在一封書信中解釋了他的宗教信仰,說他本人“一向是一個具有深層宗教氣質的人,但我不相信一個具有人格的上帝,更談不上相信一個基督教的上帝。”作為一個具有深沉宗教氣質的人,普朗克心目中的上帝即世界秩序,他將自然科學的世界秩序等同于宗教的上帝,在他看來,外在世界是一個獨立于人而存在的絕對的東西,適用于這個絕對東西的規律代表著、體現著一種神性,宇宙結構中顯露出的秩序和美麗,就是上帝的化身。

牛頓對上帝也有類似的看法“上帝根本沒有身體,也沒有一個體形,所以既不能看到,也不能聽到或者摸到他,也不應以任何有形物體作為他的代表而加以膜拜……我們只是通過上帝對萬物最聰明和最巧妙的安排,以及最終的原因,才對上帝有所認識……”顯然,牛頓的上帝是宇宙和諧、絕妙的安排,上帝的本性不是別的而是熔鑄在他的物理學本身之中,熔鑄在他關于絕對空間、時間和重力等的概念之中。

此外,現代的許多科學巨匠,如萊布尼茨、康托爾、法拉第、玻恩等等,都是具有深沉的宗教信仰。萊布尼茨認為,上帝按照數學法則建造了整個宇宙,上帝是一位偉大的數學家;數學中集合概念的創立者康托爾心中的上帝是熔鑄和體現在數學的宏偉體系中的;法拉第心中的上帝是世界的終極和諧;德國著名理論物理學家m·玻恩心目中的上帝是在各種飛馳的現象中,那根巍然聳立不變的規律之桿;……

上述有關科學家心目中上帝的表述盡管不盡相同,但其隱含的本質卻是相同的,那就是:他們信仰的上帝沒有任何擬人化的特征,不需要任何外表的形式,諸如直指藍天白云的教學尖頂,還有半明半暗的燭光以及其他儀式,與教會信奉的那個干涉自然事件的“上帝”有著天壤之別,更與塵世善男信女頂禮膜拜、祈求賜予幸福的那個“神”沒有任何關聯;他們的上帝本質上是井然有序的宇宙結構、世界秩序、不容顛撲的自然規律,他們的信仰實質上是對實在——外部實在世界——理性本質的信賴,有著強烈的唯物主義色彩。

2 “朝上帝走去”——上帝佇立在科學探索的盡頭

什么樣的志向和信仰,就產生什么樣的成就。我國明代著名思想家王陽明說:“學本立于志,志立而學問之功已過半矣。立志而圣,則圣矣;立志而賢,則賢矣。自古及今,有志而無成者,有之;未有無志而能有成者。”

愛因斯坦信仰宇宙是完美的,簡潔的和可以被理解的,并且能夠使追求知識的理性的努力有所感受,他的志向始終是思考一些大問題,用其自身的努力去猜測上帝的方針,揭示大自然的普遍原理,從而更好地理解上帝、接近上帝。在他看來“在我們之外有一個巨大的世界,它離開我們人類而獨立存在,它在我們面前就像一個偉大而永恒的謎……。對這個世界的凝視深思,就像能得到解放一樣吸引著我們,而且我不久就注意到,許多我所尊敬和欽佩的人,在專心從事這項事業中,找到了內心的自由和安寧。……從思想上掌握這個在個人以外的世界,總是作為一個最高目標而有意無意的浮現在我的心目中。”愛因斯坦這一最高目標,正是他的志氣和信仰所在!在漫長而多艱的科學旅程中,他的這種具有唯物主義色彩的宗教信仰始終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這是激發其志氣,使其勇于求索宇宙之秘、析天地之美、達萬物之理的不可窮竭的源泉。

普朗克,在大自然的規律性、對稱性面前表現出了無比的敬畏之心和激賞的情懷,認為這種規律性、對稱性恰是宇宙結構中顯露出來的秩序和美麗,而這就是上帝,是絕對的東西。在《科學自傳》中他曾寫道:“外在世界乃是一個獨立于我們的絕對東西,尋找那些適用于這個絕對東西的規律,這在我看來就是科學生涯最美好的使命。”在《宗教與自然科學》一文的末尾,喊出了一句意味深長的口號:“朝上帝走去!”他對絕對東西(如物理學中的普適常數)的追求和依賴,走近上帝的渴望,不僅構成了他從事科學研究最深厚的動力,而且使他飽經憂患的一生充滿著溫暖、慰藉和光明。最終他提出了量子假說,發現單個光子的能量e與其頻率之間有恒定的倍數關系:e=hv,h=6.62606896×10-34j·s(為紀念普朗克后人稱之為普朗克常數),從而極大地推進了量子力學及相關科學的發展。

牛頓在物理學上的成就同他對宇宙合理性的深摯信念,以及熱切地想了解它的愿望,也是分不開的。在重力這個司空見慣的自然現象前,他竟懷著一種深深敬畏和贊嘆的感情:“重力必然是由一個按一定規律行事的主宰造成”。這個規律牛頓最后找到了,那就是萬有引力定律,但宇宙最初的推動力又從何而來呢?這個問題他苦苦追索之后歸功于“上帝是第一推動力”,是上帝推動了宇宙各星體的運動,從而產生了萬有引力。

萊布尼茨也是一個渴望能看到宇宙中“預定和諧”的人,數學在他眼里,全然不是別的,而是上帝的杰作,他一向把他淵博的知識、認識和研究工作同上帝聯系起來,對上帝的認識是他的工作的最高目標,研究數學的道路,就是通向上帝、逼近上帝之路;康托爾深信無窮數列是森嚴、和諧、永恒宇宙秩序的象征,它們都具有神性,集合論中的(連續統)勢是一種神圣的東西,在某種意義上說,是通向無限的皇冠、通向上帝的皇冠的階梯;對法拉第而言,同樣是與上帝近距離接觸的渴望引導他走上了物理學研究的道路,并且做了許多偉大的實驗,揭示了大自然的一些基本奧秘;玻恩在科學研究上的沖動也是源于他對上帝、美和真理的敬畏和追求,他渴望在飛馳的現象中、急旋的萬物中找到這些固定的、安靜的東西。

在這些具有宗教信仰的科學家看來,科學研究是通向“上帝”之路。上帝在無限遠方的召喚,使他們的精神世界有了一個固定不變的支撐點,于是他們的心靈在這個支撐點上找到了平衡,達到了神有所歸、慮有所定、心有所寄和靈有所托的安穩境界,這種境界完全可以使他們在科學探索的征途上打破物質界的種種誘惑,心中無任何偏見、私意地投身科學,不考慮個人榮名,甚至為捍衛科學真理可以將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不為利奪,不為害怵。眾所周知的布魯諾就是這方面的典范,為捍衛“日心說”他被教皇處以火刑,至死都臨危不懼……反之,如果他們世界只有科學而沒有上帝,那么他們的精神支撐點將會崩潰。上帝是他們獻身科學的精神因子和人格力量。他們對上帝的信仰指引著、激勵著他們進行科學研究、探求科學真理。理解上帝、接近上帝的渴望,乃是他們追求科學真理的強大動力。

綜上分析,我們可以得出結論:這些自然科學家的宗教信仰具有強烈的唯物主義色彩,他們的宗教觀是泛神論,他們信仰上帝,實質上是信仰宇宙的和諧、完美和可以被理解的特征,是對實在——外部實在世界——理性本質的信賴,是對宇宙合理結構和井然有序的一種獻身、崇敬和贊嘆的感情和心理狀態。但他們對宇宙和諧、完美的虔誠和狂熱,對宇宙合理結構和井然有序的崇敬、贊嘆甚至愿意為之獻身的感情和心理狀態卻同宗教的精神如出一轍。這種虔誠、狂熱、崇敬、贊嘆的感情和心理狀態無時不在激勵著他們去發現自然界的一些最基本、最深邃的奧秘,對他們而言,上帝佇立在科學無限探索的盡頭,運用科學的理性去發現宇宙的法則和秩序則是通向上帝的唯一正途。愛因斯坦生前常常說“大自然是一位難以接近的女神”,科學的探索困難重重,接近上帝乃是他們克服困難、追求科學真理的強大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持!這是一種崇高、莊嚴的宇宙宗教情感,這種情感不僅是科學研究最強有力、最高尚的動機,而且也是使科學研究最富有生氣的靈感源泉!于是我們不難理解,一個科學家可能信仰宗教,一個宗教信徒也不妨礙從事科學研究,科學知識和宗教信仰在一個人身上完全可以和平共處、互相依存、互相促進。科學是理性和邏輯的象征,而宗教則是情感和直觀的代表,人不僅是理性的動物,還是情感的動物,人不會充當一部只按邏輯運算的計算機。科學取消了作為第一因和目的因的上帝,卻無法取消人類對于天地萬物的終極思考,盡管這種終極思考可能是非理性的,但這種非理性的思考卻給理性的科學指明了航向。難怪愛因斯坦在《科學和宗教》一文中指出:“科學只能由那些全心全意追求真理和向往理解事物的人來創造。然而,這種情感的源泉卻來自宗教領域。同樣屬于這個源泉的是這樣一種信仰:相信那些對于現存世界有效的規律是合乎理性的,也是說可以由理性來理解的。我不能設想一位真正的科學家會沒有這種深摯的信仰。”“科學沒有宗教是盲目的,宗教沒有科學是跛足的。”“真正的宗教已被科學知識提高了境界,而且意義更加深遠了。”

自然科學論文:自然科學基金項目管理論文

一、抓好三個環節，實行分段管理

從申請并獲得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資助項目的過程來看，可以將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的管理分為前期管理、中期管理和后期管理三個階段。這三個階段管理重點各不相同，只有針對性地把握其管理要點才能獲得最大效益，達到管理的最優化。

1前期管理

做好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的前期管理是前提性的基礎工作，只有這一步做好了，才能保證下一步管理工作的順利實施。前期管理的內容主要包括認真研究《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指南》，搜集信息；做好申報項目動員工作，讓每一位有條件的研究人員都積極主動地申請資助項目；開展系統的申請書寫作培訓講座，嚴格申請書的規范性審查；嚴格項目預審與評審制度，完善評審機制；注重依托優勢學科，提高申請書的競爭力。做好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課題的管理，幫助研究人員提高基金課題的中標率則是科研管理人員工作的重點。對于科技人員而言，獲得這一國內最高水平的科研基金的資助，更是其科研能力和競爭實力的客觀體現。

2中期管理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中期管理是整個管理過程的中間環節。這一環節主要是對獲資助項目進行中期檢查，要求負責人提交項目年度進展報告，包括項目進展情況、經費使用情況等。對每一個項目執行期的情況都應進行嚴格的審查，避免不良情況的出現。通過對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實行中期管理情況的分析，以及在檢查評估中發現的若干問題，研究認為中期檢查評估能夠起到較好的督促與糾錯作用。對于可控因素，通過科學的過程控制可以及早識別隱患，通過合理配置資源克服技術難點并化解風險，對于一些不規范現象予以進一步規范。例如，對于研究內容需做較大調整，建議項目負責人提出正式申請報請自然科學基金委知曉并批準，特別是在技術遇到瓶頸或是實驗可能失敗的情況下，可組織相關專家進行論證，為其提出解決方案、參考或找出新的研究點。對于檢查過程中因客觀原因無法順利按規定時間完成的項目，要及時提醒，盡早按規定時間向自然科學基金委提交延期申請。對于實驗記錄不規范的，要督促其做好規范的實驗記錄，并加強今后實驗記錄的抽查與管理。同時還要加強檢查后的追蹤與評價，分析檢查后的管理實施效果。

3后期管理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后期管理往往是最容易被忽視的一環，在這一階段，不但要對項目進行結題驗收，而且要對驗收項目進行績效評估，跟蹤管理，關注其成果轉化情況，因為科學研究的最終目的就是要使研究成果得以應用，促進社會進步。在后期管理中，必須充分地引入競爭機制，實行動態管理，優勝劣汰，宏觀上要管理住，微觀上要搞活。也就是說，在進行后期管理時，必須同時注重發揮基金委、科研單位及項目主持人的積極性，共同協力進行多層次的管理。基金項目的后期管理涉及基金委、受資助單位和受資助者即項目主持人三個層次的管理工作，只有這三者默契配合，共同努力，才能保證基金項目的順利進行，才能對項目進行有效的后期管理。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管理本身是一個系統過程，前期、中期及后期管理三者之間相互影響、相互銜接，單純地依靠做好某一階段的管理工作是很難提高整體管理效益與水平的。只有將前期、中期和后期管理有機地結合起來，針對每一階段不同的管理要點采用正確的管理思路與管理方法，才能提高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管理效益，實現其使用效益最大化。

二、加強隊伍建設，強化服務意識

要完善科學基金管理，加強科學基金管理隊伍建設也是必不可少的關鍵環節。一是科學基金管理工作者應認識到自己工作的重要性，在工作中應該勤于思考，善于思考；謙虛謹慎，保持高度的公正性；既要防止和克服管理工作中的浮躁情緒，又要避免不思進取的管理作風；在實踐中要勇于開拓、善于創新，樹立求真務實的工作作風；要堅持實事求是，辯證思考，與時俱進，共同改進與完善科學基金的管理工作，為促進我國基礎研究源頭創新，發揮科學技術第一生產力的重大作用而盡一份自己的力量。二是科學基金管理工作者應有較強的主動服務意識，要不斷努力學習科學基金管理新辦法、新理論和信息技術的新知識；對科學基金管理工作的系統性、科學性要有足夠的認識；勤學相關管理論著和管理文獻；將創造性思維方式引入到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管理工作中，不斷強化競爭意識，提高自身管理素質。從一定意義上講，管理也是服務。管理部門是為廣大科學家和科研工作服務的，所以基金管理部門的管理要體現在做好服務工作上。三是要建立一支穩定的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管理隊伍，必須要有一套專門的、有效的激勵機制，以提高基金管理人員的積極性，使他們專心從事科學基金管理工作。在職務、職稱晉升等方面，積極創造條件，使他們看到從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管理工作的光明前途。在生活方面，多關心他們，提高他們的工資待遇，解決他們的實際困難，讓他們安心工作。有必要的話也可以設立行政管理類獎項，對那些業務精通、有較強管理能力的，并在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管理工作中作出突出貢獻的個人給予一定的獎勵，確保其積極性、創造性得以最大限度地發揮，以保證管理隊伍的穩定。

作者：郝志鵬黃丹丹單位：中國農業科學院農業環境與可持續發展研究所中國農業科學院國際合作局

自然科學論文:近代自然科學教育法論文

一、歐洲近代自然科學的興起科學革命始于文藝復興時期，而17世紀是歐洲社會自然科學蓬勃發展的時期，被譽為歐洲歷史上“科學的世紀”。

英國哲學家羅素指出:“近代世界與先前各世紀的區別，幾乎每一點都能歸源于科學，科學在17世紀收到了極奇偉壯麗的成功。”

中世紀人們對自然現象普遍缺乏興趣，其根源在于一種超自然的觀點和向往來世的思想占據支配地位。文藝復興時期人們開始表現出研究自然的興趣，這種狀況主要是自然主義精神促成的。自然主義與超自然主義截然不同，前者關注現實生活，重視經驗和事實;后者則傾向于神秘。“而那時期比較魯莽的人，要揭示外在世界的秘密，卻采取荒誕不經和虛偽欺騙的手法。他們不運用觀察和實驗的方法，卻不耐煩地希望用神秘的手段和高于感官知覺的特殊的內在的啟示，來迫使自然供出自己的秘密。”其他人并不滿足于這種探究自然秘密的方法，而是急于要掌握控制自然的能力，迫使它符合自己的愿望。“但是，他們確實認為自然是神秘力量的表現，相信同這些精靈發生神交就可以控制自然現象。他們希望通過秘密的技術和符號以及各種各樣神秘的方式，或者發現畢達哥拉斯學說所指出的寫成自然這部書的隱秘的數字，來達到這種目的。這就是巫術或魔術。……他們還極重視用巫術的方法轉化金屬，這就是制造金子的技術或煉金術。”總之，人們希望找到探索自然奧秘的試金石，并對自然完全加以控制。隨著時間的推移，荒唐的因素逐漸被剝除，煉金術演化為化學，占星術演化為天文學，巫術演化為實驗，而神秘的畢達哥拉斯數論則培育了對數學的興趣。

英國學者沃爾夫指出:“科學的近代是跟著文藝復興接踵而來的，文藝復興復活了一些反對中世紀觀點的古代傾向，而且部分地也是由于這個原因，那些對中世紀的生活和實在觀心懷不滿的人都擁護文藝復興。……中世紀基督教趨向于自我克制和想往來世。恪守宗教生活誓約的理想的基督教徒一心想著天國。他對自然界和自然現象，從根本上說毫無興趣。……重見天日的希臘和羅馬古籍猶如清新的海風吹進這沉悶壓抑的氣氛之中。詩人、畫家和其他人激起了對自然現象的新的興趣;有些勇敢的人充滿了一種渴望自主的理智和情感的沖動。”隨著人文主義者對人性和人的自然本質的揭示，他們開始對自然界及其運動規律進行新的探索，尤其是通往東方新航路的開辟，進一步振奮了人們的探索精神。他們不再把對自然界的理解建立在信仰和啟示上，而是直接訴諸于對自然界的考察和探究。“和中世紀的思想家大多開始于對傳統文本的閱讀不同，近代早期的科學家最為看重的是觀察和假說的建構。”在中世紀的黑暗之后，科學以意想不到的力量蓬勃興起，并且以驚人的速度發展。“世間再度看見往昔于二千年前在希臘化的亞歷山大里亞所見的景象———為數眾多的研究者與教師、實驗室、資料收藏、交換知識觀念的設施，簡言之，一種適宜于科學進步的社會與知識環境。”這是地球從未經歷過的最偉大的一次革命，也是一場偉大的科學復興。在這場科學革命中，出現了哥白尼、開普勒、伽利略、牛頓等科學巨匠，他們成功地利用了當時的數學和物理學研究成果，在天文學上突破了占統治地位的托勒密“地心說”，創立并發展了“日心說”，由此揭開了近代自然科學革命的序幕。

隨著自然科學的空前發展，人們開始重新認識和發現自然界，對周圍事物產生極大的好奇心，這是當時的時代個性。由于印刷術的改進，古典科學著作得到廣泛傳播，有利于人們擺脫希臘和拉丁古典作家的觀念及經院主義哲學的束縛。17世紀是近代科學蓬勃發展的時期，“在大學的外面，到處都充滿了對科學的好奇，這種好奇心在平信徒中比在神職人員中更富于創造力，因為長期以來神職人員幾乎是學術的惟一的監護人。在意大利以及別的地方，科學團體正在興起，講師的職位正在設立，重要的本國語著作也不乏人在撰寫。應用科學包括數學、物理學和化學正在飛速發展;不久，培根將強調自然知識的功用，并把手藝人的經驗提升到幾乎與哲學家的見識相等同的水平”。這場發生在自然科學領域的革命，極大地改變了人們對整個宇宙的認識與理解，并為整個歐洲思想界帶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對于這種科學文化界的巨大變化，德國著名教育史家鮑爾生指出:“其主要原因，一方面是超自然主義的舊神學的崩潰，另一方面是自然科學，尤其是作為現世主義的新哲學基礎的數學的迅猛發展。人們對于神學和基督教的興趣，在宗教改革運動和反改革運動的斗爭中，曾經再度興起，并曾在世界上占了統治地位，在某時期還幾乎壓倒文藝復興所提倡的世俗教育的勢力;在現在這個歷史時期，宗教興趣卻被現代哲學和科學的學術勢力所排擠，而且在很多領域中確實被消滅了。”正如地理大發現改變了人們的思維習慣一樣，近代自然科學的興起則啟發了人們的思想，培育了人們的理性、自信心、優越感、樂觀主義和科學探索精神。

二、科學教育的探索:倡導科學教育的先驅們隨著近代自然科學的興起，人們探索科學教育的興趣空前高漲。

一批具有遠見卓識的思想家，最早敏銳地洞察到科學的實用價值及其教育意義，并積極倡導科學知識的傳播和推廣。拉伯雷的《巨人傳》、培根的“所羅門宮”、彌爾頓的學園、配第的科學組織、夸美紐斯的泛智論、康帕內拉的《太陽城》、安德里亞的《基督城》以及洛克的紳士教育，幾乎涉及自然科學的所有領域。

拉伯雷是16世紀法國重要的人文主義作家，他在長篇小說《巨人傳》中通過描述巨人卡岡都亞受教育的過程，將經院主義教育和人文主義教育進行鮮明對比，譏諷經院主義教育的可笑和無用，突出科學教育在人文主義教育中的重要作用。拉伯雷的科學教育思想集中體現在卡岡都亞給兒子龐大固埃的信中。在這封信中，卡岡都亞為兒子擬定了一份新的教育大綱:“……至于七藝中的幾何、算術和音樂，在你年輕的時候(那時候你不過五六歲)，我曾經教過你一點兒，你要繼續學習下去，如果可能，把余下的都學完。至于天文學，要學習所有的規則。……至于自然科學知識，我要你仔細地學習;要做到沒有一處海洋、河流和泉水里的魚類你不知道;天空中的飛鳥、森林里或是在果園里的一切灌木和喬木、生長在地面的各種草和花卉、隱藏在地球內部的各種礦產以及世界東方和南方可以見到的各種各樣的寶石，所有這一切你都應該知道。此外，必須非常仔細地閱讀希臘、阿拉伯和羅馬各地醫學家的著作，也不要輕視猶太法典的學者和讖緯學家的學說;你應該學習解剖學，獲得關于微觀世界即人的充分的知識……”卡岡都亞的要求幾乎囊括了當時自然界的全部內容，是一個培養人全面發展的知識體系，更是一幅現實主義教育的寬廣圖畫。在新教育大綱中，拉伯雷主張通過旅行、參觀、實地考察等教學方法，把科學知識和實際生活聯系起來。他雖然沒有形成完整的科學教育思想，但已經意識到自然科學知識在整個完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拉伯雷重視自然科學及直觀教學等觀點，為后來科學教育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培根是17世紀英國唯物主義哲學家、近代科學歸納方法的創始人。他的著作處處洋溢著對新知識、新發明以及科學的熱情向往和贊揚，充滿了對僵死、空洞的經院哲學的嘲諷和輕蔑。他在1594年圣誕節演出中借“王子”之口表達了征服自然的科學教育理想:(1)建立一個最完備、最廣博的圖書館，以便收藏一切對啟發理智有價值的書籍，而不管它們的出版年代、印刷方法、使用的語言和地區等因素;(2)建造一個寬敞奇妙的花園，里面生長著各種各樣十分茂盛的植物，花園與放養適當種類的淡水湖和咸水湖相連，在花園四周的房屋飼養一些珍禽異獸;(3)開設一所美麗的陳列室，分類陳列任何人工或機器所制造的東西;(4)開辦一個設有工廠的實驗室，擁有生產工具、熔爐和實驗器具等。培根的科學教育理想后來成為他在《新大西島》中描述的“所羅門宮”的雛形。“所羅門宮”是專門為研究自然和人類而建立的一所規模較大的科學教育機構，它具有從事科學研究所需要的各種設施。例如，用來凝結、冷凍和保存各種物體的大洞穴，用來進行土壤實驗和嫁接、發芽、試驗的各種果園和花園，用來飼養各種鳥獸的動物園，用來配制各種各樣的藥草制劑、藥材和藥品的藥房等。“所羅門宮”還擁有進行各種科學試驗的實驗館，如光學館、音樂館、機器館、數學館、香料室和魔術室等。總之，在科學主宰著一切的“所羅門宮”，科學與學術享有極大的自由，人們熱心從事各種科學研究。可以說，培根在科學上具有遠見卓識，他幾乎預見了現代科學的各種實驗和創造活動。他的構想揭示了科學與人類社會生活之間的密切關系，為科學知識的世俗化繪制了藍圖。培根的后繼者受其鼓舞把“所羅門宮”的夢想變成了現實，各國科學社團正是順應這種新時代的需要而誕生的。

彌爾頓是17世紀英國著名詩人、政論家，也是科學教育的倡導者。他對傳統經院主義教育進行了猛烈抨擊，建議創辦一種重視自然科學知識兼具實科性質的學校，他稱之為“學園”。學園的課程計劃包括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神學和自然科學四部分，其中自然科學占很大比重。彌爾頓為學園擬定的自然科學和應用科學范圍十分廣泛，包括算術、幾何、天文、自然地理、物理、數學、三角、筑城學、建筑學、工程、航海、農業、生理學、醫學、解剖學、自然哲學中的氣象史、礦物學史、植物學史、動物學史以及自然哲學方法論。他還主張讓學生閱讀一些醫學家的著作，使他們了解一個人的氣質、脾氣、幽默以及如何應對粗魯;主張把獵人、捕野禽者、漁夫、牧羊人、園丁、藥劑師和其他科學家、建筑師、工程師、航海家、解剖師的實踐經驗引入自然科學的教學。“這些知識和經驗給他們染上真實的自然色彩，使他們不會忘掉，并且給他們以與日俱增的快樂。”在彌爾頓生活的時代，近代自然科學正處于起步階段，自然科學的成就還不足以取代古典著作的權威，因而他雖然重視自然科學知識，卻主張學生從古希臘羅馬著作中學習自然科學，這說明他的科學教育觀具有新舊交替時期的兩重性。這種使古典主義課程和實科教育相結合的理想，在17世紀70年代英國率先創辦的學園中變成了現實，而且在洛克的《教育漫話》中得到進一步發揮。配第是17世紀英國著名經濟學家、皇家學會的創始人之一。針對當時人們從事科學研究各自為政的弊端，他主張建立一個有利于科技傳播與發展的科學組織。這一建議被認為是后來英國皇家學會創辦的先聲。為使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和普及科學技術教育，配第建議創辦勞動小學和機械中學。勞動小學主要對兒童進行基礎知識及能力和制造業訓練，因而課程分為兩部分:前者包括閱讀、寫作、繪畫、制圖、算術、幾何、外語、音樂等;后者包括車工、制作數學儀器和鐘表、雕刻、制作樂器、磨制玻璃工藝、植物栽培和園藝、船艦模型、地球儀、解剖學等實用技術。機械中學是一種實科中學，除學習科學知識之外，還要學習旋工、鐘表、雕刻、造船、地球儀、羅盤針、香料等。機械中學設有科研機構和配有科研設備，如生物示范園、水族館、陳列館、機器模型、圖書館、天文館、地球儀、試驗田等。受培根感覺主義和經驗主義的影響，配第主張采用直觀教學原則，強調學習與勞動相結合，重視兒童在工場中的實際操作。為更好地了解手工藝知識的發展狀況，他建議對所有知識重新審查，并從中篩選一切有關實際或實驗的學問，將它們編成一部大型著作。配第強調教育與科技及手工業生產相結合，設計新的學校模式，反映了17世紀資本主義發展的需要以及人們強烈要求改革傳統教育的愿望。他的關于收集各種科學知識匯編成書的建議是夸美紐斯泛智論及百科全書的先導，他所描述的機械中學與培根《新大西島》中的“所羅門宮”交相輝映。配第在教育史上首次使用了“實科”這個詞，后來德國教育家席姆勒將在哈勒創辦的新學校稱為“實科中學”。夸美紐斯是17世紀捷克著名教育家，他從1634年起開始致力于探討“泛智”問題，所謂“泛智”是指廣泛全面的科學或智慧。1650年他應邀擔任匈牙利政府的教育顧問，期間創辦了一所“泛智學校”，并為該校擬定了一份教學計劃，名曰《泛智學校藍圖》。這份計劃內容豐富，自然科學占有較大比重，如五年級邏輯班教室門口上方寫著“不懂自然哲學的人不得入內”，墻上貼滿了邏輯法則，學習內容有數學、地理學、天文學、光學、機械發明史、文體、希臘語、戲劇表演等。夸美紐斯的泛智思想和重視科學教育的主張體現在其一系列著作之中。例如，在《母育學校》中，夸美紐斯為6歲以下兒童提出了一個廣泛詳細的教學計劃，內容包括自然、光學、天文學、地理學、年代學、歷史學、家政、政治學、辯證法、算術、幾何學、音樂、語言等學科，他認為通過這種啟蒙性質的教育可以為兒童奠定各門科學知識的基礎。在《大教學論》中，夸美紐斯擬定的國語學校課程除當時流行的讀、寫、算、宗教和唱歌外，還增加了經濟學、政治學、天文學、地理、自然、世界歷史等常識;拉丁語學校除了開設文法、辯證法、修辭學、算術、幾何、音樂和天文學外，還增設物理學、地理、年代學、歷史等學科。總之，他主張加強新興自然科學知識教學，對學生進行一種“百科全書”式的教育。夸美紐斯對科學教學法也提出了卓越的見解，他把教學中的直觀性奉為“金科玉律”，認為“科學的真實性和確定性有賴于感覺的證明者勝于任何其他證明”。作為一種知識結構，泛智論貫穿于夸美紐斯為各級學校所設計的教學內容之中，這一理論適應了張揚理性、尊重科學知識的時代潮流，表達了重視普及教育和科學教育的美好愿望。康帕內拉是17世紀意大利著名思想家和早期空想社會主義者。他設計的太陽城十分重視自然科學的學習和研究，古典主義和神學幾乎銷聲匿跡。按照他的設想，從2、3歲起兒童就應在有學問的老人帶領下，一邊在城市中散步和游戲，一邊觀看和學習四周城墻上的圖畫，從而獲得最簡單的科學知識;從7、8歲起兒童一邊學習初等數學和其他自然科學，一邊從事自己所喜愛的生產勞動，如各種手工業、農業、畜牧業等;接著開始研究比較抽象的科學，如數學、醫學等，并經常舉行討論和辯論;最后大家在各種科學和手工業部門獲得與其能力相符的職務。在太陽城各城區的內外城墻上都懸掛著華麗的圖表，這些圖表幾乎包括了所有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如天文、占星學、幾何、歷史、邏輯、修辭、文法、醫學、物理、農學、地理、動物學、地質學、政治學等。太陽城有許多教師負責講授這些圖表和繪畫的意義，因此兒童在10歲以前就能毫不費力地通過直觀教學掌握各種科學的基本知識。康帕內拉認為，僅從書本研究某種科學的人只是一些外行和學究，只有聯系實際的教學才能培養出隨機應變的有才智的人。康帕內拉在《太陽城》中創立了一種社會主義國家學說，太陽城里知識統帥權力，除了按知識劃分外，人人平等，沒有階級差別。教育是普及和強迫的，它以數學和自然科學為基礎，訓練學生適應各種職業。《太陽城》是繼莫爾的《烏托邦》之后又一部重要的空想社會主義著作，其中的科學教育主張對后世產生了深遠影響。安德里亞是17世紀德國思想家，他在《太陽城》和《烏托邦》的影響下，于1618年寫成《基督城》。基督城十分重視科學研究，建立了許多科研機構。例如，在解剖室，研究者從事動物和人體解剖實驗，以幫助人們弄清人體各器官的位置，認識生命和各器官的運轉;在物理大樓，展示著自然發展史的各種圖像，包括氣象萬千的天空、各個地區迷人的景色、不同種族的人們、動物的畫像、萬物的形態以及各種石頭和寶石，這些都是用于科學研究的自然界樣品;在數學大樓，有供研究用的天體圖和地圖，有星羅棋布的天空圖和日月星辰的仿制品等。基督城注重科研成果的轉化，建立了有利于科學技術應用的各種工場，這些工場從事金屬加熱、冶煉、溶化和鑄造、制鹽、制磚、制造玻璃和陶器。基督城強調培養公民的科技興趣，要求人人接受科學教育，因而在自然科學研究和科技應用中公民對于科學都有一種特殊的感情。“他們在很久以前就受過訓練，深諳科學工作的個中三味，并且對于自然界的內部奧秘感到由衷的興趣。”基督城對科學教育的重視也體現在學校教育中，在基督城中心有一所寬敞美麗的學校，學校設有8個講堂，分別是文法、算術、邏輯、天文學、自然科學、音樂、倫理學和神學，青少年可以自由地在8個講堂接受科學教育和訓練。安德里亞重視通過直觀教學進行科學教育，基督城與科學教育相關的設施有實驗室、解剖室、藥品供應室、機械器具陳列室、繪畫和圖片工作室、數學實驗室等，學生在這些實驗室接觸實物，能更形象地認識事物。安德里亞在《基督城》中重視科學實驗和科學教育等思想，對后世具有深遠的影響。洛克是17世紀英國著名哲學家、教育家，他在《教育漫話》中明確提出教育的目的在于培養紳士。紳士既不是教士或學究，也不是朝臣，而是事業家。為使紳士掌握各種有用的知識和技藝，洛克提出了一份內容廣泛的教學計劃。在這份教學計劃中，他依據“功用”原則選擇學習科目，主張課程設置應把現代實用科目與古典科目結合起來，兼顧實用與裝飾。洛克要求紳士學習的科目包括書寫、閱讀、圖畫、速記、法文、拉丁文、希臘文、地理、寫作、算術、商業、數學、天文、幾何、歷史、年代學、倫理學、民法、法律、邏輯學、修辭學、自然哲學、跳舞、音樂、擊劍、游泳、騎馬、園藝、細木工等。他以功利主義思想為指導，論述了紳士學習各種科目的意義。“自然界中的許多事物是一個紳士所容易知道及必需知道的，此外，還有許多事物乃是以愉悅與利益，作為對尋幽探奇者的艱辛勞動的豐厚回報。不過我認為，上述種種事物寧可從諸如那些親身進行過合理實驗與觀察的作者去獲得，而不是來自于純思辨方式的構想。”他認為一個人如果能夠在許多領域進行探索，廣泛地閱讀，大量地研究人類及其思想和生活方式，就會具有精神上的自由;而一個雖然深入徹底但只研究了少數幾門學科的人絕不可能達到這一目的。洛克倡導實物教學，主張讓兒童親自觀察各種事物，使他們獲得有關事物鮮明的印象，從而牢固地記住它們。洛克為年輕紳士所擬定的教學計劃反映了當時新興資產階級對教育的實際需要，是彌爾頓科學教育觀的新發展。《教育漫話》成了17世紀70年代在英國興起的學園的理論支柱，直到18世紀末以前這種新型學校還在英國久盛不衰。在近代自然科學的影響下，上述思想家從不同的立場和視角探索科學教育理論，大力倡導科學教學，這種科學思潮是教育理論中對經院主義教學內容進行改造的催化劑，有力地沖擊了當時學校盛行宗教神學、古典主義和脫離實際的傾向，推動學校教育進一步貼近生活和社會實際。

三、科學教育的實施:新型學校與科學教育的傳播伴隨著近代自然科學的興起、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以及思想家們對科學教育的探索和大力倡導，在歐洲主要國家誕生了一批新型中等學校。

這些學校除開設原有的古典主義學科外，科學技術知識開始普遍受到重視，一些新的教學方法(如實物教學、直觀教學、觀察、實驗、實習等)也得到廣泛運用，從而極大地推動了近代科學教育的傳播。16世紀德國教育家梅蘭希頓按照新教思想與人文主義相結合的原則建立了新型中等學校，其主要課程除人文學科、古典語言和宗教教育外，在規模較大的學校高年級還講授科學基礎知識，如數學、幾何學、物理學和天文學等。在17世紀后半期就開始醞釀的哈勒學園堪稱當時教育革新的典范。這是一所以貴族學校為基礎招收高年級學生的寄宿學校，它試圖把傳統的古典學科與現代語言、現代科學結合起來。在現代科學方面，學園設有幾何、數學、生物學、解剖學、歷史、地理等學科，而且把重點放在實物教學和實際應用上。例如，幾何課盡可能增加野外實習，數學中的分數要以實物講解，夏季應到鄉村或田野講授生物學，冬季要利用雕刻或動物尸體講授解剖學。在哈勒學園的影響下，大多數地位較高的學校都在課程中增加了現代語言和自然科學。1708年席姆勒在哈勒創辦了一所“數學、力學、經濟學實科學校”。這所學校以數學、自然科學和經濟學研究為中心，講授數學、物理、機械學、自然、天文學、地理、法律、繪畫和制圖等實用科目，在教學法上廣泛應用了繪畫、圖表、標本、模型等直觀教具，帶有明顯的功利主義和現實主義色彩。1747年赫克爾在柏林創辦了經濟—數學實科學校，設有算術、幾何、力學、建筑學、制圖、貿易、商品制造、自然知識、人體知識、動物學、植物學、桑樹栽培和養蠶等課程，學生按制造業、建筑業、農業、簿記、礦業、商業等分為不同的班級，先接受數理基礎訓練，然后按志愿進行專門的職業訓練。這在科學技術教育上邁出了一大步，隨后在德國許多城市相繼出現了一批類似的實科中學，成為德國教育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17世紀法國幾乎所有的學校都掌握在教會團體手中，學生均需服務教會并恪守共同的教規。1637年曾在耶穌會學院受過教育的笛卡兒發表了《論正確指導理性和在科學中尋求真理的方法》一文，認為耶穌會教育并未給他留下任何確定的信念，于是轉而依靠理性方法研究哲學和科學，他認為按照這種方法進行研究，其結果是確定無疑的。受笛卡兒的影響，基督教圣樂會首先對耶穌會教育權威提出了挑戰。圣樂會崇尚笛卡兒的理性主義哲學，致力于改革中等學校。圣樂會中學的課程和教學方法體現了教育新觀念特別是現實主義:古典文學在課程中占顯著地位，但也包括法語、現代外語、法國史以及數學、地理、物理、化學、解剖學等自然科學;大多數課程用法語教學，強調歷史、代數學和算術，運用地圖和其他直觀教具講授地理，在實驗室從事物理、化學和解剖學研究。圣樂會雖然在名望和勢力方面不能與耶穌會相匹敵，但其教育活動一直延續到法國大革命。該時期法國貴族教育在課程設置上也發生了根本變化，除學習貴族的必修科目拉丁語外，更注重學習法語、西班牙語和英語等現代語言;經院哲學被笛卡兒哲學所取代，數學和新興科學代替了傳統的“四藝”，并采用理論聯系實際的方法進行講授;為了提高貴族子弟未來的行政管理能力，歷史、地理、法律和政治備受重視。該時期國家對工商業的干預也刺激了法國科學教育的傳播。例如，17世紀中期在朗格勒為戰爭孤兒創辦了一所貿易學校，開設數學、建筑學理論課程以及織布、制鞋等實踐課程。法國政府也成立了一些專門學校教授藝術、設計和建筑等科學知識，如1648年的皇家繪畫學園、1671年的皇家建筑學園、1682年的國立航海學校、1688年的藝術學校等。18世紀法國高級技術學校得到進一步發展，為了給海陸軍部隊和建筑業輸送工程師，1716年奧爾良公爵創建了“路橋人才集團”，專門提供建筑、數學、物理和化學教育的路橋學校由此誕生，該校是歐洲最好的土木工程學校。與此同時，采礦學校、繪圖學校、商業學校、軍事學校、航海學校也紛紛建立。科學教育的發展使得這一時期法國在技術教育方面遙遙領先于歐洲其他國家。英國實行科學教育的先驅機構當推“學園”。由于文法學校和大學都掌握在國教徒手中，許多非國教派教士創立了一種規模小而且收費廉的新型中等學校，他們吸收了彌爾頓和洛克的思想，重視自然科學和現代外語，運用英語教學。例如，1715年瓦特在倫敦創辦了一所實科性中學，學校擁有各種各樣的實驗儀器，建立了科學實驗室，采用演示和實證等教學方法，傳授數學、天文學、地理學、航海學、軍事學、簿記和自然科學等。1740年由約瑟夫?蘭德爾建立的希思豪學園，專門為中上層階級提供所需要的課程，8歲至18歲的學生達170人，圖書館擁有藏書1400冊，科學儀器包括太陽系儀等。后來蘭德爾在約克開辦了另一所學園，宣稱不采用文法學校僵化、專制、以書本為中心的教學方法，而采用更靈活和實用的方法。隨后，化學家普里斯特利創建的瓦林頓學園在課程現代化上更進了一步，課程包括英國文學和文法、歷史、化學、地理、解剖學和自然科學等。18世紀末弗羅蘭在巴斯創辦了一所學園，課程分為三類:第一類闡述人與自然的關系，包括數學、物理學、化學、天文學、博物學和應用科學;第二類闡述人與人類自身的關系，包括拉丁文、法文、意大利文、文法、邏輯、修辭學、詩、繪畫、音樂和體育;第三類闡述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包括古代和近代史、政治學、經濟學和名人傳。與此同時，弗羅蘭的妻子也為女子建立了一所實科中學，其辦學精神與男校基本一致。以上這些學校注重科學知識教學，適應了當時資本主義發展的潮流，同時有助于訓練一批作為工業革命先驅的職員、機械師、技術革新者和企業家，因而深受社會特別是中產階級歡迎。該時期傳統的公學和文法學校也開始增加一些現代學科，如1770年伍得徹爾文法學校在招生廣告上聲明，除希臘語和拉丁語外，還講授算術、簿記、對數、幾何學、測定法、三角學、力學、測量術、水準測量、航海學、地理學、自然哲學、天文學以及地球儀的使用等。17世紀俄國仍是一個落后的封建農業國家，文化教育發展緩慢。在17世紀80年代的莫斯科，只有24%的城市居民(成年男性)識字。17世紀末沙皇彼得一世考察歐洲各國后，為增強國力，在軍事、財政、工商業、農業、文化教育和科學方面進行了全方位改革，其中創建實科學校進行科學教育是彼得一世改革的重要措施。為培養軍事和工業部門的各種專門人才，1701年在莫斯科建立了炮兵學校，要求教給炮兵及官員子弟以讀、寫、算及其他技術的科學知識。學校分為初級班和高級班，前者學習讀、寫、算，后者學習幾何、三角、制圖及炮兵技術等，學制四年，合格者送往部隊或參加其他工作，不合格者送到炮兵廠當工人。隨后，彼得一世頒布法令創辦數學與航海學校，要求教授數學、航海學以及與航海有關的各種科學。學校分為數學班和航海學班，學制四年，所設課程有數學、天文學、地理學、測量學、航海學等。學生畢業后大多送往荷蘭、英國等地深造，回國后擔任艦隊軍官。從1701年至1716年，數學與航海學校為俄國海軍培養了1200名骨干，還培養了不少造船業的專家和教師。18世紀初彼得一世還允許設立了外醫科學校、工程學校、外國語學校、計算學校、礦業學校等，這些學校在科學教育的傳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在這些學校中，知識的世俗傾向、新的教育形式、與實踐的聯系擴大了人的視野，增強了人認識周圍世界的可能性。所有這些都極大地拓展了世俗文化的活動范圍。”可見，在近代自然科學蓬勃發展的背景下，歐洲主要國家的學校教育也發生了根本變化，主要表現為一批新型學校的建立、課程內容的世俗化、科學知識的廣泛傳播及新式教學方法的運用等。在這場科學革命中形成的新知識、新理念與新方法，不僅給歐洲教育發展提出了新的要求，而且也提供了新的機遇。從此以后，歐洲教育逐漸朝著科學與理性所指引的方向邁進。

四、近代自然科學對教育科學化的貢獻自然科學的成就對教育理論和實踐都產生了巨大的沖擊力。

在歐洲近代自然科學的影響下，自然科學知識獲得空前增長，科學研究方法取得突破性進展，科學理性精神得以確立。這些變化對西方教育理論及學校教育制度產生了重要影響，極大地促進了教育內容、教學方法和教育理論的科學化，是推動西方近代教育發展的強大動力。首先，自然科學的發展促進了學科分化，出現了許多新興的獨立學科，如天文學、物理學、化學、力學、光學、熱學、電學、氣象學、地質學、地理學、解剖學、醫學、生理學、藥學、植物學、動物學、建筑學等，都在16－17世紀得到長足發展，推動了教學內容的科學化。隨著近代科學教育的興起，具有實用價值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逐漸擴大了在課程中的影響，并日益取得主導地位，而不切實際的宗教神學和古典主義受到排斥。經驗主義認識論的代表人物如培根、洛克等，明確闡述了與形而上學和神學知識觀不同的新知識觀———科學知識觀。“因此，如果說，在知識觀念問題上，16世紀還只是一個對形而上學和神學知識觀進行懷疑的世紀的話，那么17世紀則是一個真正解構和建構的世紀。”美國學者布魯巴克指出:“一些人對通過感覺經驗的新方法探究自然表現出極大的熱情，例如，英國的哲學家培根和捷克教育家夸美紐斯，他們已經看到一個新的課程輪廓，即依據科學而構建的百科全書式課程。”自然科學對教學內容的沖擊打破了傳統的學制框架，導致了新型學校的產生，如彌爾頓的學園、夸美紐斯的泛智學校、配第的機械中學、各種實科學校等，對后來西方學校教育制度產生了深遠影響。新型學校的出現，一方面擴大了教育對象，使中產階級和平民子弟也有機會接受中等教育;另一方面削弱了宗教教育的統治地位，促進了教育的世俗化，并對長期以來盛行的古典主義提出了挑戰。其次，自然科學注重觀察、實驗、經驗、獨立思考，否定傳統與權威，推動了教學方法的科學化。隨著自然科學的發展，自然科學理論中的某些新方法、新工具被引入學校教學活動，以取代往日機械背誦、強迫記憶、盲目服從權威的教育方法，在教學方法上打破了口耳相傳的舊傳統。“自然科學理論是建立在大量經驗和實驗觀察事實基礎上的，它通過對經驗和實驗結果的歸納和分析，提出一種邏輯構造型的理論體系作為理論框架。”實物教學、直觀教學、模型、標本、圖表、參觀、實驗、實習、制作等新的教學方法，使教學活動更加生動活潑和豐富多彩，有助于提高學習興趣和教學效果，培養學生的創造能力。培根是近代科學教育的先驅。他在大力提倡科學知識的同時，對于如何獲得科學知識的新方法進行了探討。他指出:“科學當中迄今所做到的一些發現是鄰于流俗概念，很少鉆過表面。為要鉆入自然的內部和深處，必須使概念和原理都是通過一條更為確實和更有保障的道路從事物引申而得;必須替智力的動作引進一個更好和更準確的方法。”他認為過去科學和哲學之所以毫無結果，是由于缺乏正確的方法，因此我們必須找到求知的一種新途徑，那就是新邏輯、新工具。培根提出了科學歸納法，主張通過觀察和實驗從許多具體事物中尋找共同規律，認為一切知識都是由歸納而來，可靠的知識必定來源于正確的歸納法。同樣，夸美紐斯深信以感覺經驗為基礎的教學方法最可靠，洛克認為感覺是心靈“白板”獲取知識的唯一途徑，這些思想都深刻地影響了教學方法的革新。再次，自然科學發現了宇宙內部存在的客觀規律和秩序，在其啟示下一些教育家努力探索存在于教育工作中的客觀規律，使教育教學研究由單純的經驗總結上升為教育理論，使感性認識上升為理性認識，從而促進了教育理論的科學化。順應自然既是人文主義學者在教育活動中遵循的原則，也是一種工作方法，同時還是他們進行理論探索的依據。如夸美紐斯提出教育應當摹仿自然，“教導的確切的規則只能從自然借取”。根據這一原則，他論證了學校工作制度、教學組織形式、教學原則、教學方法、學校紀律等。過去人們往往引用圣經或宗教教條論證教育規則，夸美紐斯雖然沒有完全擺脫舊傳統的窠臼，但他在引用圣經之余力圖尋找一個新的理論依據和論證方式。夸美紐斯引證自然的做法表明他探索教育教學規律的可貴嘗試，突破了教會宣傳“圣經包含一切真理”的禁區，使人們的注意力從天國轉向現實生活，有利于教育工作擺脫宗教神學的桎梏。有學者指出:“在教育學史上，是夸美紐斯首次從科學認識的角度強調并試圖探討教育規律。……在教育學史整個發展譜系上，夸美紐斯開創了近代的‘自然主義教育學’理論流派之先河。”可見在教育理論中自然適應性、向自然學習、模仿自然，反映了人們探索教育及教學客觀規律的愿望。最后，自然科學使人們重新認識了自己，拋棄了以往有關人性問題的原罪論、宿命論和悲觀論。正如羅素指出:“科學引起的另一件事就是關于人類在宇宙間的地位的想法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哥白尼學說本來應當有傷人類自尊心，但是實際上卻產生相反效果，因為科學的輝煌勝利使人的自尊復活了。”一些人文主義學者和思想家熱情歌頌人性，崇尚人性的美好，以全新的觀點重新討論人性問題，改變了對教育目的觀的看法，主張教育為現實生活服務、培養適應社會發展需要的實用性人才。“新的教育目的觀將在科學精神和人文主義精神的結合中得以建構。甚至由于自然科學的發展，人文主義的傳統從此慢慢讓位于科學知識對社會生活一切方面的影響，包括對教育目的觀的影響。”另外，隨著自然科學的興起，以巴黎科學院、英國皇家學會和柏林學院為代表的科學社團也應運而生，既開創了科學專業化和社會組織化發展的先河，也從思想觀念和教育實踐方面極大地擴展了高等教育的范疇及內涵。⑥同時這些專門的科學社團也是推動科學知識傳播的主要機構。

作者：易紅郡 單位：湖南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

自然科學論文:關于學術期刊的自然科學論文

1自然科學學術期刊編輯必須具備較高的政治素質

科技期刊擔負著締造中國科技文化的選擇、優化、傳播與積累的重任。作為出版工作者，期刊編輯肩負著社會責任、政治責任以及文化責任。因此，期刊編輯要具備過硬的政治素質、堅定的理想信念以及明確的政治方向，樹立為人民服務的人生觀、價值現、世界觀，時刻同黨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保持高度一致。編輯的政治素質主要指編輯人員如何緊密結合編輯工作實際，學習和運用馬克思主義、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思想的科學理論體系。對于學術期刊，人們一般認為社科類學術期刊比較容易出現政治問題，而對于自科類學術期刊則稍有忽視。文獻[5]中舒干列舉出了一些自科類編輯人員因對政治問題的忽視而出現的政治錯誤。筆者也曾在期刊校對過程中遇到作者將臺灣、香港的股票數據與歐美國家的數據進行對比，而在文章的圖題里面因為疏忽將以上兩個地區和其他國家統一寫成了多少個國家的對比圖，在文章編輯過程中卻沒有發現。因此，自然科學學術期刊編輯更應該重視從細節處發現政治問題，這就要求自然科學學術期刊編輯必須具備較高的政治素質，有良好的政治判斷力。

2自然科學學術期刊編輯必須具備較高的業務素質

學術期刊編輯的編輯業務水平高低直接關系到期刊質量的高低，最終影響到學術期刊的學術效果和社會效果。因此，學術期刊編輯必須不斷提高自身的編輯業務能力。期刊編輯出版的雙層學科性質決定了期刊編輯人員既要具備學科專業業務素質，也要具備編輯專業業務素質。關于期刊編輯的業務素質，很多學者都提出了自己的觀點。筆者認為，期刊編輯的業務素質可以從兩方面去理解，即：狹義上的業務素質和廣義上的業務能力。狹義的業務素質如文獻[2]中所提出的，包括：①語言文字修養，②論文審讀與編輯加工能力，③現代化辦公能力；而廣義上的業務能力包括選題策劃能力、編輯加工能力和市場開拓能力，特別是要對市場發展具有敏銳的洞察力和判斷力。無論是狹義上或是廣義上的理解，總體來說，一個合格的、高水平的自然科學學術期刊編輯，應該既具有足夠的專業知識、合理的知識結構，通曉編輯工作的規律；同時，隨著社會不斷進步，科技日新月異，自然科學學術編輯又必須要有過硬的英語技能，并且還要能夠熟練掌握計算機應用技術和信息網絡技術。

首先，自然科學學術期刊編輯要有與自然科學學術期刊發展相匹配的學科專業知識以及合理的知識結構。一般來說，自然科學學術期刊大多分為兩類：綜合類和基礎學科類。綜合類學術期刊涉及內容非常廣泛，包括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學、計算機、電子學、環境科學等各種自然科學學科，如：《中國科學》雜志。基礎學科類一般只涉及某一種或者幾種相互交叉的自然學科，如：《數學學報》、《物理學報》等。無論是綜合類還是基礎學科類的學術期刊，都對自然科學學術期刊編輯具有較高的專業知識要求。現在我國學術期刊的編輯，尤其是自然科學類學術期刊，許多已有碩士甚至博士學位，極大部分都是大學本科以上學歷。在我國現代社會中是一支科學文化素養較高的群體，專業知識都基本滿足要求。自然科學學術期刊編輯需要在已有專業知識基礎上努力成為自身學科的“專家”，同時，不斷提高自身的專業素質和學術素養，及時更新各種自然科學專業知識，調整和優化自己的知識結構，成為一名“雜家”，從而更好的完成編輯工作，為讀者服務。

其次，自然科學學術期刊編輯要通曉編輯工作的規律，具有較強的編輯業務能力。一般來說，期刊編輯主要是熟練掌握編輯出版學科知識及詳細了解國家關于出版方面的方針、政策。而對于自然科學學術期刊編輯來說，學術文章中涉及到的數理公式較多，變量符號、圖表更是數不勝數。由于人的能力有限，不可能完全掌握所有的自然學科知識，也不可能像電腦硬盤一樣存儲大容量的數據，因此，自然科學學術期刊編輯需要更多的將自然科學常識與編輯理論常識以及編輯專業知識結合起來運用，指導日常的編輯活動。

最后，自然科學學術期刊編輯要有過硬的英語技能，并且能夠熟練掌握計算機應用技術和信息網絡技術。現代科技迅速發展，無論是稿件由紙質版變為電子版還是接收方式由郵寄變為互聯網接收，都顯示出期刊編輯工作方式的改變。現在我們面臨的是計算機網絡，是多媒體世界，是電子出版物，這些都要求期刊編輯能夠熟練掌握計算機以及互聯網的應用，從而使期刊編輯工作更方便，更大程度上的提高編輯工作的準確性和時效性。對于自然科學學科來說，由于互聯網技術的發展，使國際間的交流變得更容易，因此要求自然科學學術期刊編輯要有過硬的英語技能，做好國內與國外學者交流的紐帶，從而更好的為讀者服務。

3自然科學學術期刊編輯必須要有良好的職業道德

對于期刊編輯來說，不僅要具有較高的政治素養、嫻熟的編輯業務技能，同時也要有道德素養，具有崇高的社會責任感，高度的敬業精神，使自己所編輯的刊物成為對讀者、對社會有積極意義的精神食糧。期刊編輯的職業道德是用來維護編輯與作者、編輯與審稿人、編輯與讀者、編輯與編輯群體等相互關系和利益的準則。為此，自然科學學術期刊編輯只有嚴格遵守職業道德，增強社會責任感，具有高度的敬業精神和強烈的奉獻精神，以質量為標準選稿，始終堅持為作者、讀者、為人民服務的精神，為保證期刊質量嚴格把關，為社會提供更多的精品力作。

4結語

總之，在這個改革與創新的時代，自然科學學術期刊編輯必須要與時俱進，敢于開拓，勇于實踐，不斷加強各種理論學習，提高自己的政治素質，增強自己的業務能力，在編輯工作中大力弘揚職業精神，恪守職業道德，促使自己的綜合素質得到全面提升，與自然科學學術期刊的發展相適應。

作者：張曉慶 單位：重慶交通大學應用數學和力學編輯部

自然科學論文:探微自然科學下創造性人格結構模型

1項目分析

項目難度在人格、態度測驗中稱為“通俗性”，100個詞匯的通俗性在0.4到0.8之間，基本符合要求。大部分項目的區分度也比較高，鑒別指數小于0.2的詞匯被剔除，總共有28個項目。

2探索性因素分析

經過多次探索性因素分析，刪除了載荷小于0.3的項目、刪除了在2個或2個因素上存在載荷差異小于0.15的項目，最后形成一個32個詞匯項目的結構模型。因素分析的先決條件是各變量之間必須具有相關性。KMO統計里的值為0.886，Bartlett's球形檢驗的x2值為5801.538，p=0.000，說明32個詞匯具有相關性，這544個樣本的數據適合進行因素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抽取特征值大于1的因素一共7個，總共解釋了總變異的56.34%。32個項目的共同度都挺高的，達到0.4到0.7，都可以保留。各項目在各因素中的載荷如表1所示。根據問卷各項目的具體內容，要對各因素進行命名。因素1的項目涉及偏激、焦慮、急躁、沖動等，將其命名為“神經質”；因素2的項目涉及鍥而不舍、刻苦等，命名為“勤勉堅毅”；因素3的項目涉及和藹、友善、重感情等，命名為“真誠友善”；因素4的項目涉及低調、謙虛、深沉等，命名為“淡泊沉穩”；因素5的項目涉及激情、幽默、浪漫等，命名為“激情敏感”；因素6的項目涉及精明、邏輯等，命名為“邏輯性”；因素7的項目涉及天真、可愛等，命名為“孩子氣”。

3內在一致性信度檢驗

測驗信度是指一個測驗對同一批被試多次施測所得結果的一致性程度。信度包括4大類：重測信度、復本信度、內在一致性信度、評分者信度。在對自然科學領域創造性人格特質結構進行信度檢驗時，僅采用內在一致性信度進行評價。將驗證用的數據進行內在一致性信度分析，計算克龍巴赫α系數（Cronbach'salpha）。7個因素的α系數分別為：0.8、0.803、0.799、0.671、0.685、0.715、0.633，基本或良好地達到了心理測量學對內在一致性信度的要求。

4效度檢驗

（1）驗證性因素分析

為了驗證探索性因素分析后的“自然科學領域創造性人格特質結構模型”的有效性，將438名驗證樣本的數據匯集后，采用極大似然估計法對該模型的擬合度進行檢驗，使用LISREL8.70程序，依據各個項目得分的協方差矩陣來完成參數估計。根據探索性因素分析確定的32個項目重新調整順序，設置7個潛變量，使用結構方程模型去衡量模型的各項指標，其中最常用的是擬合優度的卡方檢驗。使用X2和自由度一起來說明模型正確性的概率，當X2/df小于3時，模型擬合較好；在5左右，表示整體模型可以接受。除此之外，GFI、NNFI、CFI、IFI、RMSEA、SRMR等指標也可以用來衡量模型的擬合情況。GFI、NNFI、CFI、IFI等的取值范圍在0到1之間，越接近于1，擬合度越好；RMSEA的變化區間也在0到1之間，但越接近于0越好，臨界標準一般是0.08。擬合指數表明，X2/df為2.4，CFI、NNFI、GFI都在0.85以上，模型可以接受。RMSEA小于0.06，比較好。說明模型的總體擬合度比較好。驗證性因素分析的結果表明，自然科學領域創造性人格特質結構模型7個維度：“神經質”（6個項目）、“勤勉堅毅”（5個項目）、“真誠友善”（6個項目）、“淡泊沉穩”（4個項目）、“激情敏感”（4個項目）“、邏輯性”（4個項目）“、孩子氣”（3個項目）。

（2）效標效度

將本結構7個維度與威廉斯創造性傾向測量表的冒險性、好奇性、想象力、挑戰性等4個分測驗進行相關分析，結果表明，勤勉堅毅、真誠友善、激情敏感、孩子氣與威廉斯創造性傾向測量表達到相關系數為0.4的中等相關。而神經質、淡泊沉穩、邏輯性則與威廉斯創造性傾向測量表的相關相對較低，大約從0到0.3之間。這可能與威廉斯創造性傾向測量表更傾向于測量個體的創造愿望有關。

5討論

5.1自然科學領域創造性人格的結構構成和具體特征

創造性人格的研究100年來也沒有形成一個被全世界廣泛認可的結構模型，特別是在特定領域中的創造性人格的結構模型研究中。本研究認為自然科學領域的創造性人格結構應有其特殊性。因此，對某一特定領域進行創造性人格的結構模型研究是可行的。采用創造性人格特質形容詞表對自然科學領域創造性人才進行詞匯評定研究，得出自然科學領域創造性人格的結構由7個因素構成，它們是：神經質、勤勉堅毅、真誠友善、淡泊沉穩、激情敏感、邏輯性、孩子氣。因素一被命名為“神經質”。它描述的是一個人遇到困難時精神上出現的不安狀態。自然科學領域高創造性個體在偏激、焦慮、自負、急躁、沖動等方面，平均分在2.21到2.48之間，并沒有出現高分的情況。因素二被命名為“勤勉堅毅”。它描述的是一個人對待事物的認真和堅持態度。自然科學領域高創造性個體在敬業、堅韌、刻苦等方面，平均分在3.78到4.14之間，得分非常高。表明自然科學領域高創造性個體勤奮努力、對所追求的事業堅持不懈、腳踏實地。因素三被命名為“真誠友善”。它描述的是一個人的內在品質、人際關系上的特點。自然科學領域高創造性個體在友善、和藹、重感情等方面，平均分在3.58到4.02之間，得分比較高。表明自然科學領域高創造性個體真誠、友善、比較重感情。因素四被命名為“淡泊沉穩”。它描述的是一個人的處世態度和情緒穩定性上的特點。自然科學領域高創造性個體在低調、儒雅、謙虛、深沉等方面，平均分在3.26到3.75之間，得分中等偏高。表明自然科學領域高創造性個體比較低調、淡泊名利、坦然、謙虛、深沉的特點。因素五被命名為“激情敏感”。它描述的是一個人對待事物反應強度和深度上的特點。自然科學領域高創造性個體在激情、浪漫、幽默、想象等方面，平均分在2.93到3.44之間，得分中等偏高。表明自然科學領域高創造性個體比較有激情、比較富于想象、稍浪漫、具有一定的幽默的特點。因素六被命名為“邏輯性”。它描述的是一個人的認知風格和是否具有才干和邏輯性的特點。自然科學領域高創造性個體在精明、邏輯、成熟、鎮定等方面，平均分在3.62到3.94之間，得分比較高。表明自然科學領域高創造性個體思維深刻、考慮周到、邏輯性強、遇事鎮定的特點。因素七被命名為“孩子氣”。它描述的是一個人純真、童貞方面的特點。自然科學領域高創造性個體在天真、可愛、頑皮等方面，平均分在2.33到2.85之間，得分處于中等。表明自然科學領域高創造性個體在孩子氣方面的特點并不明顯。

5.2關于自然科學領域創造性人格形容詞表的形成

采用詞匯法對人格維度進行探討已經廣泛應用于人格心理學、社會心理學、臨床心理學等各個領域，其作用也日益被研究者們所關注。陳利君曾利用Gough形容詞檢查表對自然科學領域的高創造性者進行過研究，認為創造性人格由公正性、宜人性、開放性、內傾—外傾性、神經質5個因素構成［11］。但是我們試圖通過詞匯法對中國本土高創造性人群的人格進行探討，建立適合中國文化環境的創造性人格理論。研究搜集了中國有高創造性的人物傳記中的描述穩定人格特點的詞匯，還搜集了高創造人群的日常生活中的穩定人格特點的詞匯，對這些詞匯進行分析整理，應能較全面地反映中國人的創造性人格特點。

5.3自然科學領域創造性人格的結構模型的心理測量學驗證

運用自編《創造性人格特質形容詞表》，對自然科學領域高創造性人員進行了5級評定調查，得出自然科學領域創造性人格特質結構模型7個維度：“神經質”（6個項目）、“勤勉堅毅”（5個項目）、“真誠友善”（6個項目）、“淡泊名利”（4個項目）、“激情敏感”（4個項目）、“邏輯性”（4個項目）、“孩子氣”（3個項目）。經探索性因素分析，KMO、Bartlett's球形檢驗、各詞匯項目的共同度、各項目在各因素中的載荷等指標都符合因素分析的要求。驗證性因素分析中，各擬合指數都達到優良水平。測驗項目具有良好的區分度，整個模型結構的內在一致性克龍巴赫α系數、效標關聯效度等指標也基本或良好地達到心理測量學要求。本結構模型可以繼續為以后研究所用。

作者：彭運石 莫文 彭磊 單位：湖南師范大學 教育科學學院 廣西師范大學 教育科學學院

自然科學論文:淺談自然科學實驗教學創新

一、生物類通識課程實驗探索

（一）實驗內容的選擇設計

1．呈現基礎性和趣味性

非生物類專業的學生雖然缺乏基本的生物學實驗操作技能，但對生物學實驗卻充滿著好奇與渴望。據王國強等（2005）調查顯示，非生物類專業本科生對生物實驗課很有興趣和有興趣的高達96．30％②。由于學生的基礎不同，興趣各異，全面開展基礎生物學實驗技術方法的學習和訓練，其工作量會非常繁重。因此，根據非生物專業不同學科的需要和學生不同的基礎，同時設置不同層次的生物學基礎實驗項目，著重擴大共享面，有利于教學活動的開展。就大多數非生物專業學生而言，既體現基礎性又有趣味性的生物實驗，通過認真觀察、探求嘗試、獨立思考，同樣會對生物學基本內容產生較深刻的感性認識，使之提高對生物學的興趣，達到促進培養學生科學世界觀和嚴謹的科學研究態度的目的。據此，設計大量基礎趣味性實驗，能在側重提高身心素質的實踐教育中實現嚴謹篤實與輕松快樂的平衡，能夠讓學生在愉悅的情感體驗中享受學習生物學的樂趣，喚起學生的求知欲望。

2．突出交叉性和探究性

理工科學生具備一定的實驗技能，在基礎性生物類課程學習后，應進一步鼓勵他們運用所學去參與探索生物學奧妙，大膽嘗試更加專業的生物學實踐性活動，引導學生在解決生物學問題后進行主動學習。設計的基本和綜合性實驗，能給予學生一些潛在的才智得到發現和發揮的機會，讓學生在由淺入深、由簡單到綜合的實驗過程中，逐步培養創新意識、創新精神和創新能力，為未來的學習和研究打下一些基礎。教育也要為發展學生的個性服務③，對于少數特殊需求的學生尤其與生物學相關專業的學生，經過一些必要的基本技能訓練實驗后，教師逐步引導學生參與特殊類拓展型實驗，設計條件允許的創新性實驗，鼓勵其與生物專業學生課外研學，共同開展跨專業領域的研究，從而擴展實驗的創新空間。

3．實驗模塊的應用

通識課程面對的學生是多樣的，不同模塊可對應不同類型、不同需求的學生（圖2）。模塊1的設置主要針對藝體生、文科生，實驗項目無需太多的實驗技能就能完成，如生物鑒賞、植物水插生根、玫瑰精油的提取等；模塊2主要針對理科生、工科生，項目設置以預備性實驗為主，包括對基本儀器的使用、基本方法的掌握以及數據處理能力的訓練，目的是為后續的學習打下堅實的基礎；模塊3、4設計體現生物學特色，難度適中，具可操作性，如體表微生物的檢測、DNA提取、動物養殖等，對學生進行實驗技術方法的訓練，從而培養學生的實際動手能力、綜合分析能力、創新能力和科學思維能力。實驗模塊既可單獨進行，也可穿插合并，基本能實現學生專業分流和對口所需，并進行開放式實驗教學，學生完成規定的實驗下限數項目，可預約多選多做。

（二）更新教學模式

理論課和實驗課教學合理銜接、互相促進，可以充分發揮生物科學作為一門實驗性科學的創新優勢。但選修生物類通識課程的人數眾多，要照顧到全體學生，就要在學習內容、學習時間、學習方式上為學生提供自助餐式選擇性學習的空間。實踐中，實施以培促教，培訓專業學生尤其是師范專業學生成為實驗教學助教，與指導教師共同成立“三三制項目組”，每兩名本專業學生負責三個層次各一項實驗，指導教師1／3時間用于指導預實驗、1／3時間用于管理和協調、1／3時間用于實驗過程和結果評價。專業學生參與指導非專業學生的選擇性實驗，從實驗教學方面可以豐富課堂教學的形式，降低教師的工作強度，大大提高學生動手的“面”。通過“生生合作”的實驗教學模式，搭建專業與非專業學生互動學習平臺，以滿足學生多樣化、多類型、多層次的適應性要求，真正營造出自主學習、合作學習和研究性學習的良好環境（圖3）　改革評價方式，科學考核學生的學習效果，摒棄終結式考核。教師從設計思想、參與程度、實驗組織與操作、實驗報告書寫等多方面對學生的能力進行綜合考評，最終把學生從應試教育引向素質教育和創新能力的培養。

二、課程改革效果與思考

（一）理論與實踐并重，形成了理論與實踐、課內與課外一體化的培養體系

實施開放性實驗，打破了理論教學一統天下的不利局面。通過生物學實驗，學生加深了對生物學知識的理解，在寬松真實的實驗環境中，獲得了科學的思想和方法，對學生研究能力和創新能力的培養起到了重要作用。實踐性教學有效地延伸和補充了課堂教學，開闊了學生的視野，取得了比單純課堂教學更好的效果，也提供了開展課外科技活動的平臺，有利于學生人文素質和科學素質的養成和提高。學生實驗興趣濃厚，積極主動，參與探索性和求新性的實驗實踐后，個性品質也得到了充分發展，形成了自主學習的良好氛圍，在本校舉辦的課外素質拓展活動之生物學知識競賽中，參賽學生人數逐年遞增就是很好的例證。

（二）實現了實驗教學資源共享，協調了橫向課程與實驗重復之間的矛盾

生物類通識課程的教學內容廣泛，各課程條塊分割，但實驗實踐環節都有交叉和重復。統一開設非專業開放性實驗，打破獨立的課程界限，彌補了沒有統一教材的缺陷，也轉變了實驗室專為某一課程或項目服務的觀念，避免重復購置，減少了資源和空間的浪費。實驗項目共享，受益面廣，學生各學所需，既可根據所學課程針對性選擇實驗項目，也可以不拘泥于課程而嘗試有自我興趣的實驗。教師也能根據教學需要，擇機選擇一些實驗項目引入課堂，因材施教。同時，把熱點問題或科研成果引入到實驗教學中，根據個人所長進行實驗指導。通過理論與實驗教學的兼融，組成了具有交流意識和科研意識的教師團隊。

（三）專業學生的再實踐，提升了學生的非專業能力

專業學生參與實驗項目的開發和指導，改變了他們的被動學習狀態，增強了其動手能力和主動適應社會的能力。教學中主體地位的實現開啟了學生限制性思維向開放性思維的轉變之門，對學生的適應能力、人際交往能力、組織管理能力、實踐能力等非專業素質的提高起到了導向作用。在課余豐富的實踐活動中，將學生從考試型引向研究型學習，增強了對理論與實踐知識內在聯系的認識，也培養了其團結協作的精神，建構了師生間互為主體的和諧關系。

三、結語

通識課程是大學本科階段的基礎課程，無論是發展學生的智力還是對其以后的專業教育都將起到很大的促進作用。大學的課程應該具有無限的開放度④，具有較寬知識面的人才便于向更高層次發展。開放性的實驗活動，是整合知識學習與技能培訓的有效途徑，確實能增強通識課程的影響力，提升課程的品質。如何改進實驗教學運行機制、優化實驗項目、提高管理策略并逐步創造一個更加優質的創新環境，需在今后教學實踐中不斷改革和探索。

作者：溫濤 顏鈺梅 單位：宜賓學院生命科學與食品工程學院 宜賓學院繼續教育學院

自然科學論文:文科生自然科學類書籍閱讀現狀探微

1文科生閱讀自然科學類書籍是當代社會和時代的要求

21世紀是一個變化神速的時代，技術、經濟和政治、文化領域的巨大變革為每個國家和民族的發展提供了巨大的可能和機遇，也帶來了眾多的未知風險和潛在隱患。世界經濟一體化的趨勢在加強，國際政治多元化的格局仍然存在。和平與發展雖為世界各族人民的良好愿望，但整個地球并不平靜。軍備競賽、核武器的研制、空間技術競爭、貿易摩擦等等每天都在上演。雖然人類的異化得到許多人的認同，但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已成不爭的事實存在著。人們的生活也越來越多地依賴于科技成果，而且一些技術帶來的負面影響也要依賴新的技術去解決，而我國具備基本科學素質的公民比例只達到3.27%，是日本，加拿大和歐盟等世界主要發達國家20年前的水平。生活在這樣一個社會和時代背景下，作為未來主人和生力軍的大學生們，就決不能再作“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圣賢書”的文弱書生了。就必須打破文理分科隘口，廣讀各科書籍，做到真正的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曉達中外各國風情民俗、地理狀況，了解人類技術成就和文明成果。只有這樣，才能在當代國際風云的變幻莫測中確立正確的世界觀，堅持正確的民族立場，掌握先進的技術手段，培養正確的生活觀念，樹立正確的環境能源意識，領悟世界先進的物質精神文明成果，更好地做好社會和時代的主人。

2文科生閱讀自然科學類書籍是當前大學生自身就業與工作的需要

市場經濟條件下，就業的不確定性和職業的不穩定性，使所學專業與所選擇工作要求相脫節的情況大量存在，無形中加大了就業風險。而文科專業中的歷史學、哲學、法學和管理學是初次就業對口位率最低的學科，供需失衡也造成法學學生成為就業率最低的專業。要應對這樣的局面，就必須盡量擴大自己的知識面，完善自己的知識結構，自主學習自然科學類相關知識，以便擴大擇業范圍，更好地在職業競爭中把握機會，獲取成功。當前文科生畢業后在工作中突顯的一些問題也讓更多的人呼吁打破專業局限，以便培養全面優秀的專業人才。中國新聞網2009年3月13日引《檢查日報》中《代表委員稱文理分科不改革無法造就法學大家》一文中，全國政協委員、南開大學法學院副院長侯欣一及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政法大學法學教育研究與評估中心主任曹義孫對記者的談話充分表達了對當前法學生在文理分科背景下表現出的“先天不足”的感慨。侯欣一強調:“法學人才除了法律專業素養以外，還應具備兩種素養，一種是人文素養，一種就是科學素養”。“一個法律問題背后肯定有非常復雜的社會因素，沒有對社會的解讀，只會生搬硬套，怎么會成為優秀的法律人才”，“只有人文素養，沒有科學素養，也不行。比如知識產權這門課，文科背景下的學生就無法深入進去，一遇到技術層面的問題，就卡殼了，而有些教師自己也是不通的。”［3］而在現實生活中，法學專業人員在解決房地產、知識產權等涉及多項技術指標的法律糾紛時表現出來的失誤和紕漏更是讓眾多的社會人士聞之寒心。而一些具備自然科學相關知識的人員則在法學領域做出了驚人業績。如被喻為“神探”、“中國的福爾摩斯”的世界著名的刑事鑒識專家李昌鈺，早年取得的是警察和刑事科學學位，之后又獲得的是紐約大學生物化學及分子化學碩士和博士學位，許多偵查結果的取得，都依賴其掌握的化學和生物學知識。而這是大多法學人員不具備的。這些都說明，在當前社會條件下，文科生特別是文科專業中實踐性最強的法學專業學生，掌握一定的自然科學知識，才能更好地服務社會。

3促進文科生自然科學類書籍閱讀的引導策略

3.1積極聘請自然科學領域專家學者開展講座，營造多學科交叉綜合的學術交流氛圍

文科生缺乏理科自然科學知識，理科生缺乏人文社會科學知識素養，是普遍存在的客觀事實。理科生人文素養的缺乏問題已有多人撰文討論并引起社會關注而加以改善，許多理科院校都不斷聘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專家學者到校交流講學，以便向師生滲透人文社科知識，加強其文化素養。而對文科生自然科學類知識的欠缺問題加以撰文討論的則幾乎為零。文科院校開展學術講座或交流會議也多以與專業設置和學科屬性相同或相近為主，很少聘請本專業或學科以外的專家學者進行交流講學。如2009年是西北政法大學開展學術講座和交流比較多的一年，粗略統計全年共開展講座和學術報告108場。除5場題目未報外，其中政治法學類76場，占總數的70.4%，哲學、文化、社會學共11場，占總數的10.2%，經濟、管理6場，占5.6%，英語3場，占2.7%，教育及就業專題5場，占4.6%，其它兩場，一場為《圖示的態度和方法》，一場為國家授時中心的董軍主講的《現代時間斗量于北京時間》，顯出明顯的自然科學技術特點，但占總量不到3%。由此可見文科院校學術交流活動中的傾向性和局限性，而當前學術和社會問題呈現出多學科交叉發展、綜合治理的趨勢，作為學術文化重陣的大學，就應積極感知和響應社會發展趨勢，努力掙脫自身專業和領域局限，關注其它專業和自然科學發展動態，積極與自然科學領域單位和個人進行交流和合作，搭建學術交流平臺，創造訪學講學契機，從而打破專業學術局限，開闊師生思維視野，為增強理科素養、完善知識結構創造良好的學術交流和文化滲透氛圍。

3.2針對圖書介紹薄弱環節，加大自然科學類書籍介紹力度

現代開放寬松的圖書閱覽環境下，對圖書的介紹推廣亦是形式多樣，不一而足。有大型書店的熱銷書或新書推介、網上圖書資源的重點書目介紹、電視或廣播節目中對名小說或書籍的導讀。而大學生進入校門后，有教育部高教司指定的大學生必讀書目100種，各專業老師也會開列本專業所須閱讀的書目，梁啟超、胡適等人也曾開列過青年必讀書目。但仔細考察各家所列書目，大都傾向于人文社科領域，涉及自然科學類的書籍極少。這樣使得整個社會閱讀超于功利性、消遣性和單一性，不利于在全民范圍內形成講科學、學科學、用科學的良好科普環境，不利于全民科技意識的樹立和提高。介于此，各圖書文化事業機構和單位團體，特別是肩負著培養國家人文社科領域人才的文科院校，就要針對這一薄弱環節，改變跟風趨勢作風，積極引進自然科學類書籍和文獻載體，利用音響、視頻、報刊、網頁等多種方式向讀者灌輸科學精神、科學理念、科技生態知識和意識，介紹優秀的自然科學讀物和文獻資源，調動其閱讀興趣和積極性。

3.3突破專業局限，開展自然科學類知識競賽和社會實踐活動

中小學自然科學知識競賽比較普遍，而文科大學生自然科學知識競賽并不多見。2008年江蘇省舉行了首屆文科大學生自然科學知識競賽，是這方面的創舉［4］。此舉是在認識到“大學生科學素質的高低，對提高全民科學素質和推動經濟社會的發展都將產生重大影響……因長期受應試教育的影響，學生的科學素質結構存在明顯缺陷”，響應國務院《全民科學素質行動計劃綱要》，為激發大學生學習自然科學的熱情，提高文科大學生的自然科學素質而實行的。其主要知識點和要求為:①重點了解物質、能量、信息和宇宙、地球、生命方面的基本知識，掌握運用這些知識的主要方法。②一般了解數學、物理學、化學、天文學、地球科學、生物學等基礎學科的內涵、外延、作用和發展概況;了解科學技術的性質、功能、歷史和發展趨勢，及其對社會、經濟、文化和生活的影響，掌握尊重科學方面的基本要求，了解學科體系的結構和布局，相互間的分工、聯結、交叉與融合，以及由此形成的功效，了解資源和能源的開發與利用，環境保護，以及可持續發展方面的基本知識［5］。可以說較為全面地涵蓋了自然科學領域的知識點和理論體系。這種通過知識競賽激發學生學習自然科學興趣的方式，變被動為主動，不但能起到較好的刺激作用，而且能起到良好的引導和知識普及作用，值得文科院校借鑒推廣。此外還可通過定期參加自然科學實驗室活動、野外考察、參觀科技館、制作手工機械等方式，調動其學習閱讀自然科學類書籍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增強科技意識，提高科學素養，完善知識結構，促進大學生全面健康發展。

作者：萬彩紅 單位：西北政法大學圖書館

自然科學論文:略談自然科學論文政治質量意識

一、自然科學類學術論文出現的政治類差錯的表現形式

（一）自然科學類學術論文的主題與觀點方面存在的問題

雖然自然科學類學術論文不涉及政治性言論，但它仍有政治原則與方向問題。自然科學類學術論文的政治原則與方向首先體現在文稿在主題與觀點中是否與黨和國家的各項政策保持一致。例如，有一篇名為《中醫退出正當時》的文稿，作者以大量事實論證我們應放棄對中醫的投入，把有限的資源用在西醫發展上會有更大效益。審稿人認為作者提出的觀點大膽、獨到、新穎，可以作為一家之言刊載。而編委會認為，文稿觀點與國家大力發展中醫的觀點相悖，不予刊用。而與此同時，有刊物刊出了類似觀點的文稿，雖在學界引起了反響，但給舉步維艱的中醫發展在輿論上又人為制造了不該有的麻煩。一篇名為《公立醫院應走市場化道路》的文稿，作者從經濟學角度闡述公立醫院走市場化道路解決發展問題的觀點，觀點有理有據。審稿人認為，該觀點對我們許多陷入發展困境的公立醫院發展具有指導意義，可以刊載。而編委會認為，文稿觀點與國家醫療制度具有社會福利性質，公立醫院必須承擔社會義務的原則相悖，不予刊用。審稿人出現上述問題的原因，與缺乏政治意識有關。學術類科技期刊的政治原則與方向表現在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二為”出版方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就要求學術類科技期刊保證所載內容必須有利于社會的發展和進步。

（二）自然科學類學術論文內容方面存在的問題

（1）為提高影響力，置泄密于不顧

許多刊物為提高刊物影響力，喜歡刊載一些有“爆炸點”的文稿，而許多作者為提高自身學術地位，也希望刊載文稿能引起學界廣泛影響。為此，都在圍繞“爆炸點”做文章。“爆炸點”不好找時，自然想通過捷徑來制造“爆炸點”。最捷徑的辦法就是大尺度地暴露研究方法與過程，以此來贏得別人的興趣與關注。在醫學期刊中，我們常常會發現，許多期刊把一些非常有情報價值的種族基因信息刊登出來，為敵對國家制造基因生物武器提供了資料，這種教訓是慘痛的。有資料顯示，國外情報機構獲取我國情報的主要渠道是公開出版物。因此，期刊編輯必須有強烈的政治意識，在審閱一些高科技項目時，一定要慎之又慎，把好保密關。

（2）就學術而學術，置潛在不良影響于不顧

許多編輯在審稿時就學術而學術，置潛在不良影響于不顧。比方說，有一篇名為《XX族艾滋病感染調查及分析》的文稿首次披露了一個封閉地區、學者們認為不存在艾滋病流行條件的地區發生了流行情況，這是一個顛覆以往普遍認識的一個新的學術觀點。審稿人認為，該文稿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應該予以刊載。但編委會在慎重思考后予以撤稿，認為這種情況發生在民族地區，如果被人利用，很可能將一個單純的學術問題演化成政治問題。有一篇名為《某地鼠疫流調報告》的文稿將一個地區發生鼠疫的情況進行了報道。審稿人認為，該文稿意在總結某地鼠疫的發生規律，對鼠疫防治有極大的指導意義。而編委會認為，文稿不宜公開發表，其如若散布到社會上，極易引起社會恐慌。一篇名為《XX族X基因突變檢測分析》的文稿將某一個民族的某個基因情況進行了報道。審稿人認為，該文稿發現了不同于其他民族的一個基因特征，對人種研究提供了證據。而編委會認為，文稿貌似一篇純學術論文，但文中涉及到的觀點有種族歧視問題，文稿不宜發表。

（3）重視文稿總體思想，置細枝末節于不顧

編輯工作是一項繁重的腦力加體力加眼力的工作，很少有不超負荷工作的編輯。故而許多編輯把全部精力放在了文稿的主題思想上，而忽視了對細枝末節的審查。殊不知，一個小小的不注意便會引發大的政治波動。有一篇名為《我國人口腫瘤分布地區特征》的文稿宣稱統計范圍為“全國”，但我們細看并無臺灣資料，對此我們的編輯及時在文中加注“除臺灣地區”字樣。這種情況很多，易給人以口實。有一篇名為《海西州藏族蒙古族自治州地方病調查》，我們對文稿的敏感問題進行了審讀沒有發現問題，而在付印時，一位蒙古族激光照排人員提出“抗議”，原來作者把“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寫成了“藏族蒙古族”自治州，我們在審讀時沒想到會發生此類問題。此外我們在常見問題上給予了足夠的關注，常常對國界也十分注意，而對省界、區界關注不夠，引來意想不到的紛爭。

（4）重視文稿主體審讀，置參考文獻于不顧

隨著文稿規范性的增強，參考文獻成為學術論文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參考文獻的審讀，我們許多編輯認為不會有什么問題，于是或僅對關鍵文獻加以審核，或只是對文獻引用格式予以規范。在對一篇國外來稿審核文獻時，我們沒有發現有什么異常，作者提供的是一個文獻來源網址，但無意點開這個網址，發現它是一個別有用心的鏈接。對文獻鏈接我們要有十二分的注意，對指向一些特定域名的網址進行不厭其煩的檢查，防止將讀者引向境外別有用心的站點，例如對含．tw的站點，應著重檢查，其常常隱含有分裂祖國的內容。

二、自然科學類學術論文政治質量的把控

（一）編輯主體的審美原則是學術期刊把控政治質量的關鍵

編輯主體的審美原則是保持刊物政治質量和學術質量的關鍵。任何學術期刊，包括自然科學類期刊，總是由一定的階級所掌握，總要表現其所屬階級的立場、觀點、利益和愿望，為一定階級的意識形態服務。因此辦好學報的最根本的原則，即是必須牢牢把握政治性原則，必須講政治。因此，編輯主體在對稿件進行編輯加工時，首先要看文稿的政治質量，如果一篇文稿僅從學理上有嚴密性，但政治傾向是消極的，甚至是反動的，那么，再有較高學術價值的文章也是不可取的。所以編輯主體在審稿、編輯加工過程中必須以敏銳的政治眼光審視文稿，否則就失去了作為編輯主體自身應盡的職責。［1］

（二）切實做好審讀的制度設計是學術期刊把控政治質量的方法

審讀制度是我們的防火墻。學術期刊編輯要樹立審讀意識，審讀一直貫穿于期刊的整個編輯、出版工作的始終。每個出問題的編輯部都有審讀制度，本文強調的是“切實建立”。作為一項制度設計，我們要把審讀制度設計成一項不可逾越的程序性制度，而不僅僅是一項可有可無、可松可緊的附加性制度。

（1）構建學術期刊外部審讀機制對于提高學術期刊的質量十分必要。

（2）重視審讀者的第三方性。往往請單位內部的專家來做審讀工作，由于方方面面的原因，許多問題他們看不到或不愿說。而從單位外聘請相當比例的審讀員，則可很好地解決這個問題。

（3）不放松知名專家稿件的審讀。應加強對約稿的審讀，對審讀出的問題不遷就，不通融。

（4）審讀決不可抽樣，必須全刊審讀。綜上所述，自然科學類期刊編輯要從思想上樹立起對自然科學類文稿的政治審查意識，不因其為自然科學類稿件而忽視政治質量審查，要辨別、厘清一字不著但潛含于文稿內容之內的不良政治問題，按照“研究無禁區、宣傳有紀律、發表分內外”的原則，切實確保自然科學類期刊的整體辦刊質量，嚴格做好自然科學類期刊政治質量的把控。

作者：陳芃 單位：青海大學 學報編輯部

自然科學論文:淺議學前教育專業自然科學課程

1充實學前教育專業自然科學課程的必要性

1.1幼兒教師科學素養水平對幼兒培養至關重要

第八次中國公民科學素養調查結果顯示2010年我國具備基本科學素養的公民比例為3.27%,相當于日本(1991年為3%)、加拿大(1989年為4%)和歐盟(1992年為5%)等主要發達國家和地區在20世紀80年代末的水平。這一數據在2001年1.44%,2003年的數據是1.98%,2005年是1.60%,2007年是2.25%,[2]以上數據反映出我國公民整體科學素養水平不高且提升緩慢,而幼兒科學教育則是公民科學素養的早期形成的重要保障,對幼兒培養起到關鍵作用的幼兒教師科學素養的水平將會直接制約國民整體科學素養水平的提高。筆者也在學前教育專業任教,在2012年冬季國家英語四、六級考試的時侯(12月22日),有學生(理科生)因害怕世界末日來臨,而選擇放棄考試。這雖然只是個案,但我們未來的幼兒教師的科學素養水平,從這一愚昧行為中可見一斑。

1.2適當增加自然科學課程的重要性

在指導幼兒科學活動中,幼兒教師承擔著激發幼兒對自然、對科學、對周圍世界的興趣,啟迪幼兒心智的任務,對于孩子生活中一些有趣的、有益的生物、物理、化學現象都要能深入淺出地作出適當的、科學的解釋。因此,學前教育專業課程的設置要適當增加自然科學方面淺顯的與今后幼兒教育工作相關的知識,將自然科學作為基礎學科正常開設,這對于拓寬師范生的知識面,開拓視野,提升學生的文化素質,培養高師學前教育專業的師范性有極大的幫助。

2如何設置學前教育專業自然科學課程

2.1現行課程設置不利于自然科學知識的學習

五年制大專和中專的通識課程中包含了自然科學(物理、化學、生物)課程,而三年制大專的課程除了表1所列舉的相關課程以外,并無其他自然科學相關課程。那么三年制大專是否可以增設與五年制大專和中專類似的自然科學課程呢？三年制大專的同學在初中和高中階段,已經比較完整的學習了自然科學的課程,那么知識的簡單重復學習,便沒有了意義,這也是為什么在課程里面幾乎沒有了自然科學。讓筆者深有感觸的是,各校學前專業現行的教育大綱幾乎都可以概括成教心學(教育學、心理學)加技能(美術、音樂、舞蹈等)的模式。比如在教師的教育專業性方面,當前各校學前大專課程主要以教育學、心理學、學科教學法為主,而沒有將未來幼兒教師的培養納入到一個系統化的課程設置體制當中。[3]這樣的后果導致學前專業畢業生自然科學知識參差不齊,良莠不一,他們不知道什么該學,什么不該學,學過以后也不知道在實際的工作中怎樣傳遞給幼兒。

2.2三年制大專需要怎樣的自然科學課程

《幼兒園教師專業標準(試行)》指出幼兒教師應具有一定的自然科學知識。根據現存的實際情況和對未來幼兒教師的要求,筆者提出以下幾點建議。第一,學前專業大專課程必須進行改革。以幼兒園教學的實際需要設置一門以物理、化學、生物等知識為主的綜合課程,該課程總體教育實踐為60～80個學時為宜。第二,對實際的教學過程進行改進。山東女子學院董旭花教授主編的《幼兒園科學園(室):科學探索活動指導117例》中活動54—簡易直流電動機模型。[4]該活動目的在于幫助幼兒初顯的認識電和磁的相關現象,讓他們感到好奇,激發了他們對科學、對自然的熱情,同時,也鍛煉了幼兒的動手能力。雖然大專生在中學階段已經學習過此活動中涉及到的物理學知識,但很多的同學沒有完全的掌握相關的知識,更談不上在幼兒教學中運用。在自然科學實際的教學中就可以以通以上類似的活動示例為背景,讓未來的幼兒教師自己動手完成活動示例中要求的各項內容,然后對活動示例中所涉及到的相關自然科學知識進行總結和歸納,從而對相關自然科學知識的學習和鞏固,筆者把這種對師范生的教學過程叫做“從運用到知識”法。第三,現有的自然科學教材不適合當前的教學,應根據實際為該門課程編寫專門的教材。該教材的編寫應遵循逆推或歸納過程,從幼兒教學的實際出發,歸納出需要學前專業學生掌握的知識和技能。教材的編寫可以按照“從運用到知識”法,重點以剖析幼兒科學教學中實際教學活動為主,幫助學生總結和鞏固相關的自然科學知識。

3結語

近幾年,全社會都在持續的關注學前教育的發展,國家也陸續出臺了幼兒教師培養的相關政策和指導意見。學前教育專業自然科學課程的規范有效開設對幼兒教師科學素養以及對幼兒科學教育水平的提高有至關重要的影響,希望我們的教育行政部門,學前教育專業研究者和專家共同努力,讓我們從幼兒教師培養開始,逐步提升我國公民科學素養水平。

作者：周春 單位：四川幼兒師范高等專科學校

自然科學論文:高校學報自然科學版報道內容綜述

1高校學報自然科學版的報道內容

高校學報自然科學版的報道內容，因各個學報的辦刊歷史和學校特點呈現出比較鮮明的個性。科技期刊在選稿方面要提高話題意識、注重選題創新，注重期刊載文的科學性、新穎性和先進性［7］。高校學報報道內容的選擇主要體現在其報道的學科上，也反映在其作者群上。另外，科普等相關功能的探索也在業界有討論，有的利用封二、封三報道科研快訊，有的開辟了研究簡報的欄目。總體來看，報道內容體現各高校的特色，沒有統一的要求，也沒用相應的國家或行業標準，專門的研究尚不多見。筆者對于部分高校學報自然科學版目次中的欄目設置情況進行了整理和分析。

1.1核心類高校學報報道內容

這里指的核心類高校學報主要包括中文核心期刊、中國科技核心期刊和RCCSE中國核心學術期刊。欄目設置選擇部分核心類高校學報近3年的情況（見表1）。通過分析，發現這類刊物報道內容特點如下：

（1）與本校學科結合緊密。有的是獨具特色的交叉領域，如電子科技大學的復雜性科學；有的是所在學校的優勢專業，如武漢大學的化學、生物，武漢科技大學的冶金科學與工程，福建農林大學的作物科學；師范類的報道內容則緊密結合了所開辦的專業，全面而細化。

（2）反映了地域科技資源。如華中師范大學的城市圈研究，寧波大學的海洋水產與生物技術。

（3）在拓寬報道內容上有新的嘗試。由于這些高校學報辦刊的優勢，在吸引優質稿源上有條件，也逐步在嘗試寬口徑的欄目設置，如沈陽師范大學的主編約稿、武漢大學的綜述，河北師范大學則設置了專題研究和學科綜述兩大欄目。

1.2綜合類高校學報報道內容

綜合類高校指的是世紀之交高校合并后出現的學科相對齊全的一般院校，具體欄目設置情況見表2。通過分析，可以發現這類刊物報道內容特點如下：

（1）欄目設置比較全面，優勢學科體現不足。部分高校學報沒有欄目設置，究其原因，有的是欄目正在形成中，有的是辦刊實踐中發現欄目設置與報道內容有沖突，干脆取消欄目。

（2）開始注意與學科、地域結合來設置欄目。如江漢大學的光電化學材料與器件研究欄目，依托于部屬重點實驗室舉辦特色欄目；武漢紡織大學的紡織科學；東北大學的信息與控制、材料與冶金欄目；武漢工業學院（武漢輕工大學）的食品科學與工程，等等。在地域科技資源上，貴陽學院開設了區域經濟研究；四川理工學院開設了工程質量、安全與防災減災。

（3）辦刊實踐中的新嘗試。綜合類高校學報難以借助刊物影響吸引優質稿源，在拓寬報道內容上也沒有太多的內動力，但也進行了不少探索，取得了可喜的成績。如青海大學的研究報告與學術論文。這里一個重要的嘗試是浙江海洋學院和青海大學推出的研究簡報。一般高校學報在高端的努力是必要的和艱難的，但在快速報道方面是有優勢的和有需求的，研究簡報的推出，很好的挖掘了自身的辦刊優勢，值得推廣。

1.3農林師范類高校學報報道內容

選取農林師范類高校單獨分析，是因為這類高校圍繞優勢學科辦學，專業特征明顯，對它們的分析也有解剖麻雀的意義（見表3）。通過分析，發現這類刊物報道內容特點如下：

（1）與學科、地域的結合十分明顯，所報道的內容能夠全面反映辦學資源。關于這一共性特點這里不再展開。

（2）在學科的縱深方面有探索，從理論和應用上都有拓展，很好地體現了欄目設置的延展性。如杭州師范大學的有機硅專欄；新疆師范大學的競技與健身研究。

（3）在報道的時效性上也有初步嘗試。如內蒙古農業大學的簡報欄目。

1.4學報自然科學版報道內容的主要趨勢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當前高校學報自然科學版報道內容的主要發展趨勢。

（1）立足優勢學科開門辦刊。學報是“職員、學生共同研究學術、披露心得之機關”（見《北京大學月刊》創刊號《編輯略例》）。與本校優勢學科的結合是高校學報自然科學版辦刊的立足點。

（2）著力報道地域科技資源。不同地域的經濟社會發展有不同特點，學報應抓住這些優勢科技資源，在與地域科技資源結合上不斷著力。

（3）創新辦刊思路注重延展性。高端的主編約稿、院士特稿，大綜合的專題研究，注重時效的研究簡報都是欄目設置的新趨勢。實際上，學報報道內容和欄目設置的領域相當寬廣，是和經濟社會發展、學科的動態、學校的建設緊密相連的。按照中國圖書分類辦法，與自然科學相關的類別就有10大類，其中T類就有TB一般工業技術，TD礦業工程，TE石油、天然氣工業，TF冶金工業，TG金屬學與金屬工藝，TH機械、儀表工業，TJ武器工業，TK能源與動力工程，TL原子能技術，TM電工技術，TN無線電電子學、電信技術，TP自動化技術、計算機技術，TQ化學工業，TS輕工業、手工業，TU建筑科學，TV水利工程，等等細類。在國外，科技期刊的科普功能得到重視和應用。學術期刊論文中闡述的新方法、新實驗和新觀念，也會作用于人的思維，具有科普功能。發達國家的經驗表明，學術期刊中完全可以融入科普內容，成為重要的科普載體［8］。科普報道以科技在線、編輯精選、網絡觀察、讀者來信、學科視點等欄目出現在諸如Nature、Science等刊物上。然而，我們的高校學報編輯部多以“不能改變讀者對象、降低學術水平為代價來招攬讀者”的理由，沒有在這方面進行嘗試。總的來說，高校學報自然科學版在報道內容上既要細化欄目、精耕細作，又要提高固定欄目的比例、強化優勢特色欄目。

2高校學報自然科學版特色欄目建設

高校學報自然科學版是典型的小眾傳媒、綜合性學術期刊，文章數量少卻專業種類眾多，難以體現學科特色，是這類期刊的致命弱點。

2.1學報界和研究者多數主張策劃特色欄目

多數研究者和學報界同仁認為高校學報影響力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涵蓋的學科和專業太多，信息集中度太差，最終造成了總被引頻次和影響因子排序的下降。一段時間以來，高校學報自然科學版壓縮報道內容，甚至舉辦專業期刊成為時尚。其中不乏成功的例子，如《中國地質大學學報》變更為《地球科學》，成為地球科學類的綜合性學術期刊，影響因子大幅度上升；《武漢大學學報（信息科學版）》刊載論文內容集中，脫離了一般學報大綜合的特性，成為全國眾多高校學報中的佼佼者。為此，自科學報界多主張向人文社會科學學報學習，舉辦特色欄目。他們認為突出特色，以特制勝是普通大學學報生存和發展的重要途徑［9］。《江漢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開辟了“光電化學材料與器件”專欄，《海南師范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開辟了“熱帶藥用植物化學”特色欄目，《湖北民族學院學報》有“民族醫藥”欄目。綜合性大學按照重點學科凝練特色欄目，民族師范類院校按照地域和傳統優勢學科打造特色欄目，專業明顯的農林類學校更不用枚舉了。這些特色欄目立足本校的重點學科，主動圍繞欄目組稿約稿，成為倍受業界注意的重要陣地。

2.2不少辦刊人和管理者主張堅持辦刊規律不強求特色

也有學者質疑了大學學報的“特色論”［10］。他們的理論依據是學報是學術期刊，不能同文學期刊等消費類期刊等同，不可盲目學習其特色建設的規律。他們列舉了中科院系統的學術期刊、國外的期刊辦刊實踐，特別強調：科學無特色，創新和反映創新的科學研究是學術期刊的第一要務。其精神實質在于質量［11］。當然，這些質疑論者也沒有否定編輯的策劃努力，他們承認學術期刊有學術引導的使命，提倡以問題為中心。

2.3對高校學報自然科學版特色欄目建設的建議

高校學報自然科學版的建設自有其規律可尋，在堅守職責的基礎上，不斷擴大報道內容是總的趨勢，這一趨勢必然同經濟社會發展、學科動態和學校建設緊密相連。開辦特色欄目不是學報的唯一目的，在學科相互滲透、交叉融合和不斷分化組合的總態勢下，相對集中地形成自己辦刊的特色才是自然科學版的社會職責。這方面要有所創新，不能有固步自封的心態，不能回到過去那種“你撥經費我辦刊，不愁期刊沒人看”的舊思路上。對于特色欄目建設，不搞不必要的爭論，而要在建設中不斷打造隊伍，凝練特色。這也許是面向未來的辦刊之道。

作者：葉冰 曾婷 單位：江漢大學 期刊社

自然科學論文:中醫理論與自然科學研討

1科學理論的特點

自然科學理論，其所有的邊緣概念都是來自于人體外部感覺器官的信號，比如西醫，其觀察人體情況，都是用眼睛、耳朵。所以自然科學理論的基本概念都是來自于人體外部感覺器官的信號，這是導致筆者能夠理解、認同自然科學理論最重要的原因。總的來看，自然科學理論是人的大腦對來自于手、眼睛等人體外部感覺器官的信號的總結、概括、抽象而形成的理論。

2中醫理論

中醫理論是人的大腦對來自于身體內部感官信號的總結、概括、抽象而形成的理論。

與物理理論相比，中醫理論是一個系統的理論，但是構成中醫理論的基礎概念如:金、木、水、火、土，陰、陽、邪氣、邪風、衛氣……是不被人們所認同和接受的。因為現代的科學家包括普通人，總是試圖用所謂科學的方法來解釋中醫理論，他們總是問“什么是氣，什么是金、木、水、火、土”，看不到氣，也檢測不到。所以這導致了中醫理論不被認同。但是這就如同要求人們用眼睛看到香味、臭味，用手摸到紅色、綠色，這是不可能的，中醫理論的基礎概念是人腦對來自于身體內部感覺神經的信號。

為了證明中醫理論是人的大腦對人身體內部感官信號的抽象、總結，有一個很重要的證據———中藥的藥性。在中醫理論中，中藥的藥性是通過品嘗，甚至將藥草吃進肚子，從而感受藥草的藥性。這證明了中醫理論是人的大腦對人身體內部感覺神經信號的總結。

所以，自然科學理論是人的大腦對人身體外部感官信號的抽象、總結;中醫理論是人的大腦對人身體內部感官信號的總結、抽象。

3展望

本研究所提出的觀點首先證明了中醫理論的科學性，其次為中醫的研究方向指明了道路。

中醫理論中五行理論為認知科學提供了一個關于“情感”的物理模型，這個“情感物理模型”對于認知科學有很大的作用，對于構建人腦中知識庫模型有很大作用，筆者希望通過進一步對五行理論的研究了解情感與大腦的聯系，從而為人腦“知識庫”的研究提供益處，為我國自動化程度進行質的飛躍提供理論基礎。

作者：孟曉宇 單位：中國輻射防護研究院

自然科學論文:柏拉圖哲學對自然科學的實用性

數學天文學家柏拉圖

柏拉圖將“理念”應用到天文學，“理念”在希臘天文學中的本意是形式，畢達哥拉斯借用“理念”來指稱理想的幾何圖形，以區別于紙面上畫出的幾何圖形.蘇格拉底將這一思想推廣到倫理范疇，柏拉圖將這一思想推及到整個宇宙18Pg.柏拉圖的宇宙論由形式、個體和造物主構成.柏拉圖繼承和發揚了畢達哥拉斯學派的數是世界本原的觀點.他用理想的、數學的天文學來代替觀察天文學，是一項激進的觀念變革.柏拉圖第一次為幾個世紀以來一直盤旋在天文學家腦海中的行星運動問題給出了明確的目標:如何組合各種均勻的圓周運動，使其結果對應于所觀測到的行星運動l8]2，圍繞著柏拉圖提出的問題，經過了500多年，從歐多克索(Eudoxus)到托勒密(Rolemy)，希臘天文學家利用數學原則與圓周運動來說明天體運動的各種不規則的現象.柏拉圖提出微觀世界和宏觀世界的學說，由人類組成的微觀世界與宇宙的宏觀世界相回應，他的思想影響到了中世紀歐洲的思想.柏拉圖企圖使天文學成為數學的一個分支，他的宇宙觀基本上是一種數學的宇宙觀.他用數學表達描述了神圣的天體運動，他設想宇宙開端有直角三角形，他堅信地球是固定在宇宙的中心，同太陽、月亮和行星一起與不同的速度圍繞地球旋轉.柏拉圖認為只有一個宇宙，他認為不同的天體都是由四種元素的微粒組成的.火微粒是正四面體，氣微粒是正八面體，水微粒是正二十面體，土微粒是立方體.第五種正多面體是由正五邊形形成的十二面體，這是組成天上物質的第五種元素，叫做以太?柏拉圖的正多面體，多元素體現了把自然數學化的一大步.古希臘著名哲學家亞里士多德就繼承和發展了柏拉圖的這一思想，哥白尼和伽利略也遵行了柏拉圖的數學天文學思想而取得成功的典范，伽利略在《試金者》中曾這樣描述過:宇宙這本書是上帝“用數學語言寫成的，其文字是三角、圓和其他幾何圖形”四巴柏拉圖受到了畢達哥拉斯派關于數的神秘主義的影響，他把這個理論運用到天文學中.在《蒂邁歐》中，柏拉圖強調“一個”世界的完美性.他用“一”這個數字的概念說明了世界太完美了，并和德漠克利特的機械論展開論戰，推動了天文學向前發展.柏拉圖的天文學體系不涉及可見天體的可感知的運動，而是與想象中的天空中數學點的完美運動有關，這些完美的數學點描繪出圓周運動，通過勻速圓周運動的組合來解釋天體運動的不規則性這一思想為數學天文學的發展開辟了道路.歐多克斯(Eudoxs)在柏拉圖原則的指導下提出了天文學的天體的同心圓理論.托勒密乃至哥白尼一直延續這一思想研究完美的同心圓運動軌道.

柏拉圖:理念論與數理思想相結合的古代典型柏拉圖

在科學研究過程中，他將在認識論體系上的理念論與在本體論體系上的數理思想相結合，逐步建立和形成了自己的科學方法論理論體系.柏拉圖對真理的認識是和他的理念論結合在一起，形成了他特有的唯心主義，后世稱之為“唯實論”.“唯實論”對科學史的影響，超過了他的任何其他理論.科學史學家丹皮爾認為柏拉圖的唯實論是一種現代形式觀念的“實在論”，比一種粗糙的唯名論更接近真理7竺柏拉圖的唯實論與基督教神學相結合，在方法論上表現為注重推納演繹法，重視數的觀念.柏拉圖將幾何學作為演繹推理的一個很好的實例，柏拉圖曾經明確地把上帝看成一位幾何家.他以幾何學為藍本，認為數理學家要利用各種幾何圖形進行思考，但是這種圖形不是現實中的圖形，而是理念中的圖形，經過假設和邏輯推演，最終形成人們對現實世界認識的各種的理念.E?邁爾(Mayr)將這種思維稱之為“類型邏輯思維”〔10183.這種思維模式認為自然界中應該重視研究典型現象，柏拉圖本人建構的宇宙模型正是用了這種方法，歐幾里得乃至整個自然科學所采用的方法都是如此111].波普爾認為，柏拉圖是提出幾何世界圖景的第一人，是哥白尼、伽利略、開普勒、牛頓等近代科學奠基者的思想噶矢112].研究科學史的歷史學家林德伯格(Lindberg)這樣描述柏拉圖在科學上的影響:柏拉圖的觀點具有明顯的現代口吻—理想化是大多數現代科學的一個顯著特征;我們在建構模型和定律時，為了把握本質就需要忽略偶然因素的作用110183.而物理學也是遵行了這一方法論而取得了巨大成功，例如:古希臘的阿基米德在解決杠桿原理時，繼承了柏拉圖的理想化思想，忽略了杠杠本身的重量、支點的摩擦以及空氣阻力的因素，同時把物體作為質點，把杠桿的位置定位為一個理勝化的數學點來處理.同樣，伽利略的對接斜面理想實驗就是試圖在排除所有阻力和干擾的理想狀況下描述物體的運動，解決了物體的運動問題，這是柏拉圖的“類型邏輯思維”延伸的一個經典實例.后來的牛頓在伽利略理想實驗的基礎上提出了牛頓第一定律，即賡勝定律，慣性定律是不能直接用實驗去嚴格的驗證，它也是理想化邏輯推理的產物.柏拉圖的自然哲學思想記錄在他的眾多著作中，其中最著名的是《蒂邁歐篇》.科學史學家WC丹皮爾曾這樣評論《蒂邁歐篇》:這部書差不多成了中古時期的知識的唯一來源，在亞里士多德的著作被遺忘的幾百年中，它給中世紀帶來了一種自然哲學，當時的異想天開的見解有許多就是從那里來的Iv]51.柏拉圖還通過舉辦學院的形式傳播他的科學思想，他注重實證研究，培養了歐多克索斯、亞里士多德等大批杰出人才.

作者：張瑤 吳文良 徐楠 單位：昭通學院物理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