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03-15 11:31:52
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一篇經濟與發展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開發區作為一種社會經濟現象,一般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為吸引外部生產要素、促進自身經濟發展而劃出一定范圍并在其中實施特殊政策和管理手段的特定區域。從世界范圍來看,開發區一般可以分為自由港(含自由貿易區)、出口加工區、科學工業園區3大類型。20世紀中葉以來,開發區在全球的蓬勃發展及其對社會經濟產生的積極影響,越來越受到世人的關注和重視。近20多來年,在改革開放政策和新技術革命浪潮的推動下,中國陸續創建了經濟特區、經濟技術開發區、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邊境經濟合作區、保稅區等不同類型和不同層次的開發區,在現代化建設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成為全國經濟最為活躍的增長點。
經濟技術開發區和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作為中國開發區的兩種不同形態,它們交相輝映,在戰略目標、發展模式、主體結構、整體功能、宏觀政策、管理體制等方面,既有共性,也有異點。本文將以世界開發區的歷史演進和現實發展為背景,以經濟和產業結構的變革為主線,從整體上對中國兩類國家級開發區進行多角度的比較研究,進而提出兩類開發區未來創新的總體設想和發展模式。
1 世界開發區的歷史演進
開發區作為人類從事經濟活動的一種區域載體,是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隨著國際貿易、科學技術與國際分工的發展,而逐漸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從世界范圍來看,開發區的歷史演進大體上可以劃分為孕育、生長、發展3個時期。
1.1 孕育時期(16世紀以前)
開發區最早的歷史發端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0世紀的腓尼基。為了擴大貿易往來,善于航海和經商的腓尼基人,曾將其南部海港提爾及其北非殖民地迦太基劃為特殊商業貿易地區,并為進出該地區的外國商船提供安全通行的保障,使其不受任何干涉和限制。這便是世界上開發區最初的萌芽和雛形。
1.2 生長時期(16~20世紀中葉)
從16世紀開始,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地中海沿岸的悄然興起,人類經濟發展史上出現了以自由港為特征的開發區形態。世界上最早以自由港正式命名的開發區是1547年意大利創建的熱那亞灣雷格亨(今里窩那)港。雷格亨自由港的創建,標志著近代意義上的開發區終于在世界誕生。17~18世紀,意大利的威尼斯(1661年)、法國的馬賽(1669年)、西班牙的直布羅陀(1705年)等自由港或自由貿易區辟建。
19世紀,丹麥的哥本哈根、葡萄牙的波爾圖、德國的不來梅和漢堡(1882年)等城市先后被宣布為自由港或劃出一部分地方為自由貿易區。
20世紀初,瑞士、希臘、瑞典等國相繼設立自由港或自由貿易區,美國也從1934年開始在沿海地區建立自由貿易區和具有自由港特征的對外貿易區。1948年巴拿馬辟建了科隆自由貿易區。據有關資料統計,截至20世紀中葉,全世界有26個國家和地區設立了75個自由港和自由貿易區,它們大大促進了所在國家和地區經濟貿易的發展。
1.3 發展時期(20世紀中葉以來)
從20世紀中葉開始,隨著世界科學技術的突飛猛進,國際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全球經濟一體化趨勢的日益增強,世界范圍相繼出現了以出口加工區和科學工業園區為特征的兩種新型的開發區形態。
20世紀70年代,波及全球的石油危機以及隨之出現的全球經濟危機,迫使許多出口加工區不得不尋求轉型,一些條件較好的出口加工區開始從勞動密集型向技術和知識密集型轉化,逐漸發展成為科學工業園區。
科學工業園區最早起源于美國。1951年斯坦福研究園的誕生,不僅為全球最大的電子工業基地“硅谷”的形成奠定了基礎,而且開創了世界各國建設科學工業園區、發展高技術產業的歷史先河。從20世紀中葉開始,科學工業園區隨著新技術革命的推進而不斷發展。據有關資料統計,目前全球各種類型的科學工業園區約有1500多個,它們強勁地推動著區域經濟、國家經濟和世界經濟的發展。
2 中國兩類開發區的發展歷程
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開始轉入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歷史發展軌道,并實行改革開放的戰略方針,從而推動經濟特區在中國沿海的崛起。繼經濟特區之后,在中國相繼出現了兩類新型的開發區:經濟技術開發區(類似于出口加工區)和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即科學工業園區)。
2.1 經濟技術開發區發展歷程
回顧中國經濟技術開發區18年來的歷程,大體上可以分為起步、成長、發展3個階段。
(1)起步(20世紀80年代)
1984年5月,為了推廣經濟特區取得的經驗和成就,加快對外開放的步伐,以便大規模地利用國外資金、引進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中國決定開放大連、天津、上海、廣州等14個沿海港口城市和海南島,擴大其權限,給予境外投資者以優惠待遇,并同時在這些開放的沿海港口城市興辦經濟技術開發區,實行經濟特區的某些特殊政策。到20世紀80年代末,上述14個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就其整體來說,開始不同程度地走上以發展現代工業、吸收利用外資、拓展外資出口為主的道路。
(2)成長(20世紀90年代)
1992年3~10月,國務院先后批準舉辦溫州、營口、威海、福清融僑等4個經濟技術開發區;1993年4~5月,國務院又批準興辦東山、哈爾濱、長春、沈陽、杭州、蕪湖、武漢、重慶、蕭山、昆山、惠州大亞灣、廣州南沙等12個經濟技術開發區;1994年8月,北京、烏魯木齊2個經濟技術開發區獲準建立。
(3)發展(20~21世紀之交)
隨著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啟動,中國的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開始從沿海、沿江城市逐漸向內陸中心城市推進,并不斷發展壯大。
截止2001年底,中國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已經達到47個。縱觀將近18年的歷程,不難發現,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作為中國改革開放實踐的縮影,明顯地呈現了從沿海起步、向內陸滾動式推進的發展特征。
2.2 高新技術產業區發展歷程
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在中國的興起和發展,大體上經歷了孕育、誕生、成長3個階段。
(1)孕育(1980~1985年)
20世紀80年代初期,有關專家和學者以美國“硅谷”經驗為借鑒,提出了在中國創辦科學工業園區的建議;與此同時,一批具有膽識和探索精神的科技人員相繼走出科研院所和高等學校,創辦了各種科技企業,其中最有典型意義的是集結著大批科技企業的北京“中關村電子一條街”的崛起,它為興辦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奠定了重要的社會基礎。
(2)誕生( 1985~1990年)
1988年5月,在“中關村電子一條街”的基礎上,國務院批準建立了中國第一個國家級的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北京市新技術產業開發區試驗區,從而奠定了中國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發展的基礎;同年8月,“火炬計劃”開始實施,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成為它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從而拉開了在中國建設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的序幕。
(3)成長(1990年開始)
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在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的有利環境中獲得快速發展。至1997年,中國國家級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已經達到53個。如果包括省市批準建立的園區在內,中國各級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總數則已達到120個,從而在中國掀起了一股建設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的熱潮。
3 兩類開發區的共性分析
3.1 啟動背景
中國兩類開發區出現于20世紀80年代,它們是在國際、國內相同的歷史背景下產生的。
3.2 成型條件
經濟技術開發區和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作為利用資源開發促進經濟發展的特殊區域,它們具有相同或相近的成型條件。一般地說,兩類開發區的成型條件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①選擇區址;②制定政策;③確定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④營造投資環境。
3.3 生長軌跡
從經濟技術開發區和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在中國十幾年的發展歷程中,可以看到兩類開發區相同的生長軌跡;從政策扶持起步,通過各種基礎建設,邁向全面創新和持續發展的道路。
3.4 理論基礎
經濟技術開發區和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的建立和發展,一般都以區位理論、區域不平衡發展理論、區域經濟生態理論、增長極理論、創新理論等等為支撐。
4 兩類開發區的異點分析
經濟技術開發區的總體目標在于,通過營造有利于外商投資的良好環境,來吸引國外的資金、技術和設備,開拓國內外市場,擴大出口創匯,推動所在地區經濟發展;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的總體目標在于,通過形成局部優化環境,來培育創新型企業,發展民族高新技術產業,并帶動傳統產業改造,以實現高新技術成果商品化、產業化和國際化,推動科技與經濟的一體化發展。
經濟技術開發區為了吸引外資,降低投資者的成本,一般都比較重視地緣——地理資源優勢,其區位選擇主要考慮交通便捷、位置優越的沿海港口城市和內陸交通樞紐城市的市區或郊區。
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是培育和發展高新技術產業的基地,主要依托于智緣——智力資源優勢,其區位選擇首先考慮的是高等學校、科研機構和擁有雄厚科研實力的大型企業比較集中的地方。
從主體結構來看,兩類開發區的差異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企業構成不同。經濟技術開發區的企業大多是中外合資經營、中外合作經營、外商獨資經營的生產性和出口加工型企業;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的企業主要是高新技術企業或民營科技企業。第二,主體構成不同。經濟技術開發區的主體是政府派出機構和企業。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的主體除政府派出機構和企業外,還有高等學校和科研機構。
就整體功能而言,經濟技術開發區作為一種主要以外部變量為動力的外生型城市新區,其功能側重于創建良好的招商引資環境,以吸收外資為主、工業項目為主、出口創匯為主,發展高新技術和外向型經濟,這也就是說,經濟技術開發區既有促進外商投資的功能,進口加工的功能,也有開發高新技術的功能,還有采取保稅措施發展國際保稅業務的功能。
兩類開發區雖都具有改革試驗場、開放窗口以及示范、帶動等功能,但外引、外聯卻是經濟技術開發區的強項,而集聚、孵化、輻射則是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具有的獨特功能。
從總體上看,經濟技術開發區和高技術產業開發區實行的宏觀政策,雖在基本原則和主要內容方面是一致的,但在政策出臺背景、政策適用對象、政策優惠年限和范圍等方面存在著一些差別。
開發區管理體制是指為進行有效的管理而采取的關于開發區組織機構設置形式及其管理權限和職能范圍劃分的制度。經濟技術開發區和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的管理體制,可以認為是大同小異。
5 兩類開發區的特征分析
開發區作為一種社會經濟現象,一般都必須具有特定的區域、特殊的政策和特殊的管理等基本特征。
開發區的基本特征作為開發區的主要內涵和本質屬性的標識,它決定了開發區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并派生出兩類開發區結構要素的整體發展特征,即從某一結構要素的運行狀態來考察兩類開發區形態構成要素的整體發展特征,例如:從區位要素的擴散來看兩類開發區的空間演變特征,從制度要素的變遷來看兩類開發區的時間演變特征,從企業要素的發展來看兩類開發區的微觀經濟特征,從產業要素的選擇來看兩類開發區的宏觀經濟特征。
近年來,在知識經濟浪潮的推動下,由于宏觀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兩類開發區在產業結構上開始出現某些趨同現象:經濟技術開發區在大力發展現代工業的同時,也在積極致力于高新技術產業發展;而部分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由于基礎較差,其發展并未體現出高新技術產業的鮮明特征,特別是由于國家外經貿部和國家科技部開始推行“科技興貿”的戰略和行動計劃,因此,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的產業發展亦在積極選擇出口導向,目前全國已經認定第一批國家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高新技術產品出口基地共16家,旨在提高高新技術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國際市場占有率和出口創匯能力。
6 兩類開發區的未來發展分析
6.1 現實起點
從1984年國務院正式批準建立第一個國家級大連經濟技術開發區到2001年為止,中國已經設立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共計47個,其中東部沿海地區27個,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各10個。與此相應,從1988年國務院正式批準建立第一個國家級北京新技術產業開發試驗區至今,中國總共建立國家級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53個,其中沿海地區29個,中部地區14個,西部地區10個。
據對43個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的統計,2000年各項主要經濟指標實現全面增長,國內生產總值、工業產值、稅收收入、進出口和吸收外商投資增幅均高于全國及所在地區的增長水平。
2000年中國53個國家級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總體發展比較平穩,保持著平衡發展的態勢。據對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內20796家企業的統計,10年平均以超過60%的速度增長。
上述重要經濟指標顯示,兩類開發區不僅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發展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已經成為最具活力的經濟增長點和拉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
當前,兩類開發區除要進一步解決和完善諸如管理體制、運行機制、投資環境等共性問題外,還要研究和解決各自存在的突出問題,例如,經濟技術開發區應該提高吸收外商投資質量、培養高素質的優秀人才、提升產業的科技含量,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應該拓展多元化的投融資渠道、突出產業發展特色、強化科技創新孵育體系、培育企業核心競爭能力等等。
6.2 創新思路
在新的形勢下,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應以科技創新、體制創新為動力,充分發揮現有的體制優勢,率先形成符合國際通行規則的運行機制,同時要以運行機制的轉換和體制創新再造自身發展的新優勢。
國家級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應繼續堅持以市場為導向,以營造環境為重點,以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為保證,以發展高新技術產業為主要任務,深入實施科教興國和可持續發展戰略,積極促進科技、經濟、社會協調發展,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努力提高國際競爭力,加快實現新時期 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目標。
就總體而言,兩類開發區應積極遵循“并存共榮,因勢整合,突出重點,擇優扶持,強化特色”的原則,不斷發展創新。這里,并存共榮是基本前提,因勢整合是戰略策略,突出重點是宏觀政策,擇優扶持是管理方法,強化特色是發展方向。在新的形勢下,兩類開發區要努力加強自身建設,同時要在現有基礎上再造新優勢,更上一層樓。
6.3 發展模式
從未來的前景來看,兩類開發區大體上存在著以下3種可供選擇的發展模式:并行發展、擇優發展、合一發展。
(1)并行發展
所謂并行發展,是指兩類開發區在新的形勢下,不僅彼此同時存在,而且各自獨立發展,不斷創新創業。中國目前已經建立的47個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和53個國家級高技術產業開發區,一般都同時分布在省會、自治區首府、直轄市和其他開放城市。它們彼此并行發展,競相成為所在地區和整個國家經濟增長的積極推動力量。
(2)擇優發展
所謂擇優發展,是指兩類開發區在國際國內經濟、科技和市場的激烈競爭環境中,順應自然法則,適者生存,優者發展,劣者淘汰。這種模式出現的前提是,一個國家或其一個地區、一個城市同時存在的兩類開發區,它們相互差距較大,發展極不平衡,其中差者發展的潛力有限,并且前景不佳。
(3)合一發展
所謂合一發展,是指兩類開發區面對激烈的競爭,為了揚長避短,優勢互補,實行合二為一。這種模式產生的前提是,兩類開發區在發展導向、目標選擇、產業結構、政策與管理等方面,出現趨同或雷同現象;或者它們因資源有限而發展均不理想。為了整合資源,突現特色,兩類開發區可以進行歸并,實現優勢互補,在更高的起點上為新的開發區加速發展提供體制和運行機制方面的動力和保障。
二十多年來的改革開放,使中國經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在世界經濟飛速前進的歷程中,中國經濟基本實現了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跨越,初步完成了使中國邁向世界經濟強國的經濟體制轉型。新世紀到來之后,改革開放的中國加入了世貿組織,中國大地上掀起了新一輪的經濟轉型浪潮。在這次經濟轉型的浪潮中,一部分地區表現為產業結構調整,一部分地區表現為技術進步。從表面上看這是國內地區間經貿水平的比較,背后卻是地區政府之間的管理和效率的較量。無論何種方式的經濟轉型,歸根結底都是為了實現本地區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一、經濟轉型
(一)經濟轉型的概念
在探討經濟轉型之前,應分析“轉型”一詞的詞義。“轉型”作為一個基本概念,最初應用在數學、醫學和語言學領域,后來才延伸到社會學和經濟學領域。
布哈林在研究市場經濟向計劃經濟的轉型過程中,曾首先使用了“經濟轉型”的概念。
在研究文獻中,對經濟轉型的表述及研究的側重點均有不同,中文文獻往往以“改革、轉型、漸進和轉化”來描述。
就經濟轉型的概念而言,經濟轉型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結構和經濟制度在一定時期內發生的根本變化。具體地講,經濟轉型是經濟體制的更新,是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是經濟結構的提升,是支柱產業的替換,是國民經濟體制和結構發生的一個由量變到質變的過程。
經濟轉型不是社會主義社會特有的現象,任何一個國家在實現現代化的過程中都會面臨經濟轉型的問題。即使是市場經濟體制完善、經濟非常發達的西方國家,其經濟體制和經濟結構也并非盡善盡美,也存在著現存經濟制度向更合理、更完善經濟制度轉型的過程,也存在著從某種經濟結構向另一種經濟結構過渡的過程。
(二)經濟轉型的分類
經濟轉型有多種分類方法,常見的有以下兩種劃分方法:
1、按轉型的狀態劃分:分為體制轉型和結構轉型。
體制轉型。指從高度集中的計劃再分配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型。體制轉型的目的是在一段時間內完成制度創新。
結構轉型。是指從農業的、鄉村的、封閉的傳統社會向工業的、城鎮的、開放的現代社會轉型。結構轉型的目的是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從而在轉型過程中改變一個國家和地區在世界和區域經濟體系中的地位。經濟結構包括產業結構、技術結構、市場結構、供求結構、企業組織結構和區域布局結構等等。因此,結構轉型又包括產業結構調整、技術結構調整、產品結構調整和區域布局結構調整等。
另外,有的學者把經濟轉型的狀態分為四類:經濟體制轉型、發展戰略轉型、經濟增長方式轉型、經濟結構轉型等。我們認為,無論怎么劃分,經濟轉型都不外乎體制轉型和結構轉型兩種類型。
2、按轉型的速度劃分:分為激進式轉型和漸進式轉型。
激進式轉型。指實施激進而全面的改革計劃,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進行盡可能多的改革。大多數學者把俄羅斯和東歐“休克療法”的經濟改革稱為激進式轉型。激進式轉型注重的是改革的終極目標。
漸進式轉型。指通過部分的和分階段的改革,在盡可能不引起社會震蕩的前提下循序漸進地實現改革的目標。多數學者把中國“摸著石頭過河”的經濟改革稱為漸進式轉型。漸進式轉型注重的是改革過程。
(三)經濟轉型的特點
階段性和長期性的統一。在談到經濟轉型時,我們往往把某個時期經濟在體制和結構的變化稱為經濟轉型。因此在制定轉型計劃時往往會以時間多長、經濟發生什么樣的變化來衡量是否完成經濟轉型。其實,這只是階段性的經濟轉型。但是從長期經濟發展實踐來看,經濟本身時時刻刻都在追逐著質和量的提高,這種質和量的緩慢變化本身就是經濟轉型。習慣上我們把某個時期經濟發生的較大變化稱之為經濟轉型,即段性經濟轉型。
漸進性和激進性的交叉。經濟轉型往往表現為時而激進,時而漸進,在某些領域激進,在別的領域漸進。
結構轉型和體制轉型的同步。經濟體制的變化必然帶來經濟結構的調整,而經濟結構的調整也需要經濟體制的創新。
政府行為和企業行為的互動。在經濟轉型中,政府和企業是推進經濟轉型的兩種不同的力量。企業是推進經濟轉型的基本動力,而實現經濟轉型又離不開政府作用的發揮。兩者一個是內因,一個是變化的條件。只有兩種力量結合,雙方互動,才能更加有效地實現經濟轉型。
區域性和國際化的結合。經濟轉型通常是區域性經濟發展措施,而區域性的經濟發展又不得不考慮國際經濟發展潮流。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時代,經濟轉型必須緊跟當前科技發展步伐,把握世界經濟發展動向。
(四)改革開放后的中國經濟轉型
1、轉型的四個階段
在某種程度上,全國新一輪經濟轉型浪潮是改革開放后中國經濟轉型的延續和發展。因此,要研究當前中國的經濟轉型,必須先研究改革開放后的經濟轉型。改革開放后,中國從計劃經濟邁向了市場經濟,階段性過渡是改革開放后中國經濟轉型的主要特征。有專家認為,中國的經濟轉型一開始并不是朝著市場經濟發展,通常采用“先試驗后推廣”和“不斷調整目標”等做法。總體上講經濟轉型是漸進的,但在某個階段也有激進的性質。
中國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型的過程大體可分為四個階段,即經濟的自由化、市場化、民營化和國際化。其一,在經濟自由化的過程中,中國經歷了一個從農村到城市的漸進式改革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核心的農村改革,使農民獲得了土地使用權,以放開國有企業自主經營權為核心的改革,使國有企業初步擺脫了計劃經濟體制的束縛,同時也使非國有經濟得到了迅速發展;其二,經濟市場化的改革將國營企業推向了市場,與其他所有制企業展開競爭。其三,經濟民營化改革強調了產權的重要性,允許了經濟更大程度上的經濟自由,各種所有制的競爭,使非國有經濟成為中國經濟的重要力量;其四,經濟國際化的改革,使中國經濟在加速工業化、城市化和市場化的同時能夠面對世界新經濟的挑戰,逐步向國際經濟一體化過渡,更加積極主動地參與世界經濟一體化中來。
2、當前全國經濟轉型概況
加入WTO后,中國經濟正飛速地邁向國際化。在國際化競爭和較量的進程中,中國經濟將出現一種新觀念、新技術和新體制相結合的經濟轉型模式。這種經濟轉型模式不僅是中國現代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而且還將改變人們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
當前,全國許多地區提出了經濟轉型的構想,并且許多地區還制訂了經濟轉型 規劃。其它地區雖然沒有提出經濟轉型的問題,但是實質上也在做著經濟轉型的工作。整體上看,全國經濟轉型可分為北方的經濟轉型和南方的經濟轉型,并且南北雙方的經濟轉型有著明顯區別。北方的經濟轉型以東北三省為代表,南方的經濟轉型以粵、浙、閩等省為代表。北方是我國的能源基地,改革開放近二十多年來的能源開采利用,許多地區能源開采業進入了萎縮期,由于資源的逐漸枯竭,導致了一些社會矛盾的出現。東北以阜新市、遼源市、伊春市、大慶市為代表的四個國務院資源型經濟轉型試點城市,轉型的主要任務是減少能源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另外,北方是我國重型制造業基地,但是制造業整體水平落后。面對國際經濟一體化的態勢,北方工業需要有新的提升。因此,北方經濟轉型的核心是發展替代產業、接續產業,其次是產業技術升級和經濟制度創新。也就是說北方經濟轉型是以產業結構調整為主、技術進步為輔的經濟轉型。南方是我國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是中國經濟工業化和現代化的“核心地帶”,盡管如此,南方經濟與世界發達經濟還存在著生產技術、管理上的差距。因此,南方經濟轉型的核心是推進產業技術進步、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實質上是與世界經濟接軌,參與世界競爭。
3、當前中國經濟轉型的實質
縱觀當前全國的經濟轉型,無論是南方還是北方,都把科技放在了突出位置。因此,中國當前經濟轉型的實質就是用現代科技改造傳統產業,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提高經濟發展中的高科技含量。
4、當前全國經濟轉型的重點、任務和方向
目前全國許多地區的傳統產業可持續發展能力不強,受到國家產業政策、資源和環境的制約,不能更好地參與到國際競爭中來。因此,全國經濟轉型的重點是用現代技術改造傳統產業,使之具有可持續發展能力。
轉型的主要任務是開發和應用先進技術、工藝和裝備,在提高產品質量、擴大出口和控制污染等方面取得明顯進展。
轉型的方向是發展高科技,用科技化帶動產業化。當前的世界經濟是高科技主導下全球一體化經濟,高科技是經濟發展的強大引擎。因此,大力發展高科技企業,開發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高科技產品,提高高科技產品的市場份額和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使高科技產業化是經濟轉型的必然方向。
5、加入WTO后我國的產業發展態勢與經濟轉型
加入了WTO后,中國的一些優勢行業如紡織、服裝、鞋類、玩具、機電等由于不再受到最惠國、反傾銷之類的威脅,因而得到迅猛發展。這些優勢行業在迅速占領世界市場的同時,也在發展壯大中占領了世界生產技術的制高點。以服裝為例,中國服裝在歐盟、美國等國家和地區設限的情況下,許多產品的外貿出口量和20__年相比仍實現了翻番。中國服裝業在向世界市場的邁進中,生產技術和組織管理水平得到了鍛煉和提升,達到和超越了世界一流水平,令歐盟和美國的服裝生產界感到震驚。因此,在部分地區的經濟轉型中,有的地區(如阜新市新邱區)把服裝行業作為了產業的發展方向,并且完成了一定數量的外貿出口。由此我們不難看出,在未來的全國經濟轉型中,我國的優勢行業將是一些地區的最佳選擇。
(五)當今世界經濟轉型的潮流
當今世界經濟的兩個主要特征就是經濟全球化和經濟信息化的突起,經濟全球化是對全球資源和市場追逐的結果,經濟信息化則是信息技術突飛猛進的使然,在這場競爭中世界經濟將轉向以商務電子化為代表的新經濟。新經濟在經濟全球化和信息技術革命的帶動下,將發展成為以生命科學技術、新能源技術、新材料技術、空間技術、海洋技術、環境技術和管理技術等七大高科技產業為支撐的龍頭經濟。有的學者甚至把這種新經濟稱為第三次產業革命。
(六)經濟轉型與傳統經濟發展
世界經濟轉型的歷史是一部傳統產業改造提升的歷史,又是一部新興產業崛起的歷史。世界各地在經濟轉型的過程中,盡管有許多新興產業的崛起和發展,但是除了一些資源型產業因資源枯竭而退出歷史舞臺外,傳統產業并不會因經濟轉型而成為終結者,相反傳統產業會在經濟轉型中得到更大程度地改造和提升。新興產業在發展過程中,由于缺乏強有力的技術、市場和管理支撐,會遇到許多問題。只有在經過漫長而痛苦的孕育發展期后新興產業才可能成為某個區域的支柱產業。因而,新經濟與傳統經濟的融合,才是經濟轉型的最快和最佳選擇。在經濟轉型中,讓高新技術和商務電子技術與傳統產業相結合,來帶動人才流、技術流、資金流的流動,從而推進市場資源進行整合,最終促成傳統產業升級換代是推進經濟轉型的有效方法。
二、可持續發展
(一)可持續發展的概念
可持續發展是八十年代提出的一個新概念。1987年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在《我們共同的未來》報告中第一次闡述了可持續發展的概念,得到了國際社會的廣泛共識。
持續性指的是可以長久維持的過程和狀態。可持續發展是指既滿足現代人的需求又不以危及后代人滿足其需求的能力。換句話說,就是指經濟、社會、資源和環境保護協調發展。它們是一個密不可分的系統,既要達到發展經濟的目的,又要保護好人類賴以生存的大氣、淡水、海洋、土地和森林等自然資源和環境,使子孫后代能夠永續發展和安居樂業。
經濟可持續發展有兩個方面的含義。其一是經濟本身應具有持續發展的能力。即經濟有較強的發展后勁,具有“勻加速”或“加加速”前進的能力,將來不會出現因“加速度”急劇下降而產生經濟衰退現象。其二是經濟具有與社會、環境和諧發展的能力。即經濟發展雖以自然資源為基礎,但要同環境承載力相適應,雖以提高生活質量為目標,但要同社會進步相協調,不能以損害社會、環境和浪費資源為代價換取經濟發展。
(二)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實質
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實質是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經濟。所謂的和諧經濟就是經濟結構要合理,具有較強的增長潛力,經濟發展要與國家政策和諧、與社會發展協調、與環境承載能力適應等。
(三)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重要意義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為了趕超發達國家,大量使用了本國的自然資源,使自然資源急劇減少,環境嚴重惡化,資源、環境對經濟發展的制約越來越明顯。在這種情況下,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具有重大意義。
首先是我國老舊工業企業改造的重要方向。由于歷史原因和經濟發展水平的限制,我國有相當一部分工業企業在以往相當長的時期里,走的是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這些工業企業設備老化,技術落后,高消耗,低效益,污染嚴重。隨著經濟的發展,這種短期“效益”基本消失,其后果是將大量的發展資金用于環境保護,使環境失去持久的經濟支持能力,并使區域經濟發展受阻。因此,老工業企業的出路就是通過加強技術改造,實行經濟轉型,進而走上可持續發展的道路。
其次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途徑。經濟發展是全面小康社會的首要目標,但并不是唯一目標。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偉大工程中,經濟穩定、持續、快速發展是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保證。但是環境生態目標是全面小康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環境和各類自然資源是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的物質基礎,如果破壞了這個基礎,當前和未來的發展都要受到制約。要達到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總體目標,就必須走經濟持續增長,經濟與能源、環境持續協調發展的道路。
其三是改革開放事業成功的重要條件。改革開放的首要任務是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需求,使我國進入世界經濟強國之林。達到這個目的,沒有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不行。同時,由于經濟、社會的高速發展,經濟發展對能源和各種資源的依賴程度愈來愈高。為了充分發揮環境與資源這個生產力要素在經濟中的重要作用。就必須使經濟與資源、環境實現和諧發展。
三、經濟轉型與可持續發展之間的關系
經濟轉型與可持續發展是經濟領域內的兩個不同概念。兩者是緊密聯系的,是經濟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經濟轉型 是可持續發展的前提,是內在需求,是必要條件,可持續發展是經濟轉型的目標。
回顧世界經濟發展歷程,世界經濟時時刻刻都處在轉型之中。生產力發展的進步性決定了經濟發展必須不斷克服自身發展遇到的矛盾和問題,這個自身不斷修正克服矛盾的過程便是經濟轉型。也正是由于經濟轉型,經濟才會在曲折中發生前進,實現可持續發展。
在經濟轉型作用于可持續發展的過程中,政府發生著極其重要的作用。雖然社會基層是推進經濟轉型的中堅力量,但是離不開政府作用的發揮。政府在經濟轉型中發揮著調整生產關系、合理分配生產資源、引領科技進步的作用。政府作用發揮的優劣,決定了經濟轉型能否順利進行,經濟轉型進展的快慢,決定了經濟能否順利實現可持續發展。
一、當今世界經濟格局
所謂世界經濟格局,是根據各個國家的經濟力量以及相互依存關系所形成的國際經濟體系。二戰以后世界經濟格局主要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二戰后至20世紀90年代初,在這一時期,世界經濟格局的基本特征表現為以美國和蘇聯兩個超級大國為首的“兩極”格局,但隨著蘇聯的解體,“兩極”格局的時代也宣告結束,世界經濟形成了以美國一個超級大國為首,多個世界經濟大國共存的“一超多強”的格局。因此,在這個時期,美國并沒有對其他國家擁有絕對的指揮權和控制權,而是建立在其他世界經濟強國討價還價基礎上的博弈型霸權。
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美國經濟受到了嚴重的沖擊和損失。具體影響有以下三點:一是全球金融危機強化了世界經濟格局的多級共存趨勢,美國經濟在全球金融危機的過程中實力被減弱,也宣告了美國稱霸世界想法的破滅。美國不得不重新考慮美國經濟和全球經濟的發展問題。二是美國經濟(包括主體經濟和虛擬經濟)遭受了嚴重的沖擊和損失。金融危機是由于全球經濟發展過程中長期存在的一系列問題的集中爆發。而在金融危機前,就已經打破了依賴美國經濟失衡而帶動全球經濟發展的體系。[1]三是美國的軟實力受損,“美國模式”遭到了普遍的質疑,那些參照“美國模式”發展經濟的國家開始動搖。
但即使這次全球金融危機使美國的經濟受到重創,超級霸主的地位有所動搖,但美國仍然在全球經濟中處于超強地位。具體有以下幾點原因:一是美國的GDP總量仍然高居世界第一,而且遙遙領先。2010年,美國的GDP總量達到了14.66萬億美元,這一數字相當于2010排在世界第二、第三、第四位的中國、日本和德國的GDP總量之和。二是美國仍然是全球最大的國家貿易體。盡管2010年美國的進出口總額的數據還沒有,但預計將達到32000億美元以上,這一數字仍然位列全球第一。三是美國仍然是全球最大的國家金融體。目前,美國擁有的金融資產要占到全球金融資產的1/3左右。四是美國仍然是全球創新能力最強的科技大國。目前,全球排名最高的10所大學中。美國就占據了8所。每年,美國都會吸收50%以上的全球技術移民。而且,二戰以后,美國就一直是公認的全球最發達的制造業國家。[1]目前,美國制造業的附加值要占到整個世界制造業附加值的22%左右,繼續排名世界第一。
同時,我們也應當看到,盡管全球金融危機給美國經濟帶來了重創,但美國轉嫁危機的能力也非常強。歷史上,美國曾經經歷過數次經濟危機,但美國常常通過轉嫁危機使得自己的合作伙伴或者競爭對手受到重創,從而盡可能地降低自己的損失。比如20世紀70年代初,美國突然宣布停止美元兌換黃金,20世紀80年代中期,迫使日本簽訂了“廣場協議”,從而將自己的經濟危機轉嫁到別人身上。目前,美國正在通過迫使以中國為首的相關國家貨幣升值,來實現轉嫁自身經濟危機的目的。
二、當今世界經濟格局下的中國經濟發展定位
自從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發展速度,使之成為全世界關注的焦點,而有關中國經濟的各種言論也隨之而出。之所以會有這些針對中國經濟的言論,從根本上說就是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妒忌和擔心。事實上,從全球經濟的發展歷史來看,包括英國、美國和日本在內的這些經濟曾經高速發展的國家都受到過這樣那樣的指責和議論,因此說這也是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必然經歷。筆者認為,不要被這些言論所干擾,對中國經濟的發展做出合理準確的定位,變消極影響為積極影響。對中國經濟的發展做出合理準確的定位,首先就是要清醒的認識到中國與世界主要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
1.綜合競爭能力的差距
盡管中國的GDP總量已經位居世界第二,但中國的人均GDP水平還很低。目前,占全球人口不足5%的美國擁有了世界GDP總量的30%以上,而占全球人口22%以上的中國卻只擁有全球GDP總量的8%左右,尤其是相比于世界主要發達國家,中國的綜合競爭能力仍然差距較大。按照洛桑國際管理學院公布的排名,中國在2008—2010年的競爭力排名為17-20位。[1]雖然我們不必太在意這種競爭力排名的高低,但有些指標所反映的問題還是很深刻的。比如,在影響中國競爭力排名的一些指標中,像企業經營效率、企業信譽、企業形象,基礎設施建設、環境保護、公民道德、政府管理效率以及官員廉政等排名就比較靠后,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中國的排名,應當引起有關部門的關注。
2.經濟增長質量的差距
1978-2010年,中國GDP的年均增長率將近10%。但和快速的經濟增長率形成反差的卻是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模式是“粗放擴張型”的,即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是建立的巨額資源消耗的基礎上的,這給我國的環境保護帶來了極大的壓力,社會矛盾越發突出。中國的能源利用效率要遠遠低于世界先進水平。中國的單位產值投入成本要達到美國的4倍左右。在消耗巨額資源的同時,中國的土地、空氣和水資源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和破壞,中國的自然和社會環境面臨著越來越嚴峻的挑戰。盡管中國有大量的加工貿易出口,但由于缺乏專利和核心技術,只能賺取低廉的加工費,價值創造能力低。
3.科技創新能力的差距
全球主要發達國家都將科技創新放在重要的戰略位置,以此提升國家的綜合競爭力。目前,全球主要發達國家的科技能力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已經超過了70%。[2]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科技創新能力有了大幅的提高。目前,中國的研究開發人員以及研究開發經費支出排在美國之后,位列全球第二。截至2008年底,中國已經與152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了科技合作關系,與97個國家簽訂了103個政府間合作協定,雙邊和多邊科技合作呈現出良好的發展勢頭。[3]
但是相比于世界主要發達國家,中國的科技創新能力仍然存在著較大的差距。
1.研究開發經費總量增長迅速,但人均研究開發經費投入過低
反映國家經濟發展方式和集約化水平的重要指標就是該國研發開發經費的投入和使用,而且研究開發經費的投入和使用已經成為各個國家和國際組織評價科技能力的核心指標。盡管中國的研究開發經費支出已經位列全球第二,但中國的研究開發經費和GDP之比要遠遠低于世界主要發達國家。從人均研究開發經費來看,世界主要發達國家的人均研究開發經費大約在10萬-20萬美元/年,而中國研究開發人員的人均研發經費支出額還不到3萬美元/年,也是遠遠低于世界主要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
2.研究開發經費的支出結構不合理
具體表現為用于基礎研究的和高技術產業的研究開發經費偏低。我國用于基礎研究和高技術產業的研究開發經費占全部研究開發經費的比例還不到10%,而世界主要發達國家一般要達到20%左右,這從某種程度上抑制了我國的基礎創新和高科技產業的發展。從研究經費的來源來看,盡管我國的主要研究開發活動主體是企業,一般企業的研究開發資金要占到全國研究開發經費的70%以上,這一比例基本達到了世界主要發達國家的水平。但我國來自企業的研究開發資金有兩個重要的特征:一是外資企業的研究開發資金所占的比例不斷提高。目前,外資企業的研究開發經費占比已經達到了30%以上;其次就是高技術產業的研究開發經費占比偏低,目前還不到30%,這要遠遠低于世界主要發達國家甚至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的水平。
3.裝備制造業水平較低,限制了中國裝備制造技術和科技創新能力的進一步提升
長期以來,中國一直被定位為全球的“ 勞動密集型”制造業中心,但中國的裝備制造業水平卻一直處于較低水平。裝備制造業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高,主要是為國民經濟的發展提供高新技術裝備的,一般包括計算機集成、航空航天、電子信息及通信設備、大型科學儀器以及大型醫療設備等。近年來,盡管通過自力更生、自主創新以及技術引進等方式和手段,中國的裝備制造業水平得到了極大的提升,但很多核心設計和制造技術并沒有掌握在我們的手中,我們不得不依賴于國外的進口產品。相關資料顯示,中國整體的裝備制造業水平僅僅相當于美國的1/5,日本的1/4,由此常常導致我們受制于人。正是由于中國裝備制造業的落后,使得中國的對外投資能力仍然顯得非常弱小,尤其是在世界主要發達國家的投資。2010年,盡管中國在世界主要發達國家的直接投資上升到了181.7億美元,但也僅僅占同期中國對外投資總額的7.4%,中國裝備制造業的水平亟待提升。
4.人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差距
相比與改革開放前,中國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明顯的提高,但相比于世界主要發達國家,中國人民的生活水平仍然還有較大的差距,甚至要低于很多發展中國家。2010年,中國的人均GDP只有4382美元,位居全球第94位,這也是中國的人均GDP首次躋身前100名之列,但這還不到美國和日本的1/10。目前,我國有大約7億多人的年均純收入只有750美元左右,年均消費水平還不到600美元,而且我國還有數以億計的貧困人口。他們甚至連最基本的生存條件都得不到保障。
5.中國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的話語權還不夠強
盡管中國的貿易總額和GDP都位居世界第二,而且也是聯合國安理會的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但是在世界經濟體系中,中國的話語權還不夠強。比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是根據GDP、經濟生存能力和國際儲備來對其成員份額進行分配,長期以來一直向西方發達國家傾斜。盡管近幾年來,中國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份額有所上升,目前已經占到6.19%,位列世界第三,但美國仍然擁有超過15%比例的一票否決權。
三、當今世界經濟格局下中國的發展對策
1.正視當前的外部國際環境,正確處理中國與其他大國之間的關系
中國經濟持續、快速、穩定的增長,引起了以美國為首的一些西方發達國家以及中國周邊國家的關注、妒忌和猜疑。盡管這些國家也在發展,但他們還是一時很難接受中國的強大,尤其是在一些權威機構預測中國將在2020年全面超過美國,這更是讓美國人焦慮不安。今后,中國的發展將會受到來自外部世界更多的約束。比如通過采取直接針對中國的限制措施,抑制中國經濟的發展。像提高進口中國產品的關稅、迫使人民幣升值、限制進口中國的某些產品等等。或者是利用輿論媒體的力量,尋找一些所謂“合理”的理由,制造像“中國威脅論”、“人權論”、“中國產品質量”等問題,以此來達到抑制中國經濟發展的目的。面對這些不利因素,中國必須理智的處理好與大國之間的關系,包括和美國、日本、歐盟以及俄羅斯的關系。在這些關系中,核心就是中美之間的關系。中國和美國的政治體系不同,而且從國家利益的角度出發,中美之間也不可能在短期內建立全方位的互信關系,但這并不影響中美雙方的互惠。在世界經濟發展中,中美兩國已經形成高度的依存關系,中國和美國都需要對方的市場。中美關系可以有矛盾、摩擦和沖突,但這并不影響兩國的互惠互利。盡管由于中美綜合國力的差距,造成兩者的關系并不對等,但和則兩利,斗則兩傷。只有加強兩國的合作,互惠互利,才能更好地促進兩國經濟的發展。
2.正視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形成的“結構性”硬傷,實現經濟的包容性增長
盡管我國的經濟自改革開放以來取得了快速的發展,但也暴露出了很多問題和矛盾。中國經濟發展面臨的外部環境更加嚴峻,貧富收入差距進一步拉大,甚至從某種程度上已經超越了社會大眾能夠忍受的限度。如果不能解決這些社會性問題,中國的各種社會矛盾問題將會更加突出。因此,只有實現包容式的經濟增長方式,讓整個社會共同分享到改革開放、經濟發展的成果,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作為根本出發點,不斷提高廣大人民群眾的物質和文化生活水平,這樣中國才能從根本上轉變生產方式,實現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3.繼續加快全方位的改革步伐
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所形成的一系列問題,盡管里面有很多客觀原因,但根本上還是由于我們的經濟體制改革不夠徹底,在經濟體制改革的過程中,沒有對很多深層次問題進行徹底的改革。同時中國的政治文化體制和社會領域的改革也嚴重滯后。因此,在目前的這種狀態下,只有繼續加快全方位的改革步伐,中國改革過程中出現的各種矛盾和問題才能得到徹底的解決。中國必須堅定不移地推進全方位的改革。在經濟領域,進一步優化生產資源的配置,打破國有大型企業的壟斷地位,逐步提高各類市場參與主體的平等參與市場競爭的權力和能力,體現公平合理的原則,讓社會各個階層都能公平、合理的分享到中國改革開放和經濟高速發展的成果,縮小貧富差距,把貧富差距控制在廣大人民群眾能夠接受的范圍內。在政治領域,政府要盡快轉變職能,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通過政府運行的內部和外部監督機制,使政府真正成為廣大人民群眾的政府,使政府官員真正成為廣大人民群眾的公仆;在社會領域,要敢于割斷利益集團的壟斷,不同的利益主體要有平等的競爭機會。要倡導理性、包容、幫貧救困的社會氛圍,提高社會的整體保障和服務能力;在文化領域,要努力提升中國的軟實力,營造出和諧的文化氛圍。在國際上,一個國家的軟實力是吸引戰略合作伙伴的重要資源和條件,而在國內,則具體表現為社會各個階層的凝聚力。一個國家的軟實力包括意識價值形態、政治價值以及文化感召力.它是整個社會互相信任的基礎。中是的歷史文化悠久,是四大文明古國之一,改革開放也有30多年了。因此,中國必須以構建和諧文化為出發點,大力宣揚中國的歷史傳統文化,防止“唯物質論”的拜金主義理念,重新塑造整個社會的誠信道德體系以及誠信道德評價標準,才能使中國在大力提高硬實力的同時,也要同時提升軟實力的水平。
自從2007年10月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以來,中國經濟發展面臨的外部國際環境發生了重大變化。與此同時,我國經濟長期發展過程中所形成的一系列問題和矛盾也更加尖銳和突出。面對這些內外部壓力,我們只有變革經濟發展方式,抓住機遇,把握世界經濟格局調整的大好契機,解放思想,加快經濟產業結構的戰略性調整,繼續堅持改革開放,轉變“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方式,順應我國經濟長久、穩定、持續發展的基本要求
[摘 要]:經濟發展與稅收的良性互動關系.是經濟決定稅收,稅收又反作用于經濟,二者之間存在互相依存五相影響互相促進的辨證關系.在財政政策中,稅收政策是核心的組成部分,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逐步建立、鍵全,宏觀經濟調控政策的作用得以顯現,其中稅收作為財政政策的核心,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是建國50年來最突出的,稅收的雙重職能以及經濟發展與稅收的良性互動關系得到充分體現.
[關鍵詞]:稅收 經濟發展 財政政策 宏觀經濟調控
一、從理論與實踐上正確把握經濟發展與稅收的良性互動關系
經濟發展與稅收的良性互動關系,是經濟決定稅收,稅收又反作用于經濟,二者之間存在互相依存互相影響互相促進的辨證關系.但這種關系并不是在什么條件、什么社會經濟制度和什么經濟運行模式之下都自動生效,只有在一定的社會經濟制度之下,特別是在一定的經濟運行模式之下,才可以使二者具有良性互動關系.
計劃經濟時代,經濟發展與稅收的良性互動關系只不過是一種理論上的說明,并不具有實際意義.在實踐中不可能充分體現二者的良性互動關系.稅收有兩種基本職能,一個是財政收入職能,另一個是宏觀經濟調控職能.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國家財政收入的模式是國有企業上繳的利潤加稅收,以國有企業上繳的利潤為主體,以稅收為補充.從新中國成立以來到改革開放以前,國有企業上繳利潤占60%左右,稅收只占30-40%.稅收對經濟的關系得不到充分體現,經濟發展主要不是靠稅收調節,而是靠計劃調節,如果汁劃發生重大失誤,經濟發展就要遭遇嚴重的困難和障礙.稅收收得再好、設計再好,對經濟的影響不是決定性的,甚至在許多情況下,它是一種從屬的關系.財政只是擺設,為了保證計劃的實施完成.而進行跟進式的財力保障.時有句荒謬的話:“經濟需要多少,國家財政就拿多少,什么時候要什么時候給.”好象國家財政是一個隨時可以為經濟發展提供任何財力保障的東西.因此,在計劃經濟條件下,經濟與稅收的良性互動關系體現不出來.
只有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隨著財政收入模式的轉變和稅收在宏觀經濟調控中地位的不斷提高,經濟發展與稅收間的良性互動關系才為人們所認識才受到舉國上下的充分關注.黨的十四大確定了市場經濟的改革目標,財稅體制改革才基本走上正軌.在此之前也進行了稅收體制和稅收制度的改革,主要表現在1983年實施的利改稅以及1984年實施的第二步利改稅.隨著計劃經濟烙印的消退和計劃對國民經濟影響的逐步減弱,市場機制、市場調節的作用在增強,但隨之而來的,是市場調節的無序性、自發性、盲目性等市場缺陷、市場弊端逐步暴露出來,在這種情況下,就要加強國家的宏觀經濟調控,用宏觀經濟調控糾正市場固有的缺陷和弊端,使市場機制作用的發揮更加充分完善、正確.實踐證明,只有宏觀經濟調控加市場經濟的作用.才能保證市場經濟的有序運行,既充分發揮市場經濟的有利方面,又克服其固有弊端.資本主義一百多年的歷史已充分證明,市場經濟以市場作為資源配置的基礎手段,再加上國家宏觀經濟調控,資源配置方式才是有效的.市場經濟越成熟、市場機制作用發揮得越充分,國家宏觀經濟調控的作用也越重要、越明顯.
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稅收的雙重職能必然為人們所認識,因為稅收是宏觀經濟調控的最重要手段,在市場經濟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是兩大支柱性的宏觀經濟調控政策,產業政策和收入分配政策是派生性的宏觀調控政策.在財政政策中,稅收政策是核心的組成部分,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逐步建立、健全,宏觀經濟調控政策的作用得以顯現,其中稅收作為財政政策的核心,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是建國50年來最突出的,稅收的雙重職能以及經濟發展與稅收的良性互動關系得到充分體現.
(一)經濟發展與稅制的關系
稅制的確定要遵循若干原則,如公平與效率原則,稅收既要照顧到社會的公平、公正,為不同的經濟主體創造公平的市場環境,同時,又必須有利于促進效率的提高;激勵與約束的原則,稅制要體現經濟發展的方向和客觀要求,要有利于建立促進經濟發展的激勵機制和約束機制,稅收不能妨礙經濟的發展和增長,對不利于經濟發展的行為要加以約束和抑制;促進社會進步和社會公正的原則.如果體現了這些原則,稅制就是比較好的,如果違背了這些原則,稅制就不好,必須加以是廢除.我國的現實情況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1983年以前,我國財政收入的模式是利潤加稅收,以國有企業上繳的利潤為主,稅收在財政收入中占的比重在40%左右,這種模式對經濟發展極為不利,主要表現在企業缺乏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內在動力和外在壓力.因為企業的利潤指標是由政府下達的,企業的一切生產經營活動都圍繞著國家下達的產量指標和利潤指標,如果超額完成了利潤,也要原封不動地上繳給國家,它自己不是獨立的利益主體,利潤的多少和它自身的物質利益沒有必然的關系.這種模式對經濟發展極為不利.不利于經濟活力的增強,起不到促進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的作用.基于這種情況,中央在1983年作出利改稅的決定,把原來國有企業上繳利潤改為交稅,這是第一步利改稅.之所以叫第一步利改稅是因為改得還不徹底,是過渡性的.1983年實行利改稅時還保持了國有企業利潤與稅收并存的形式.國有企業先交55%的企業所得稅,剩余的利潤再和政府簽定上級96比例,剩下的留給企業.1984年實行第二步利改稅,改變稅利并存的格局,實行完全的以稅代利,國有企業只要上繳企業所得稅,不再上繳利潤.但當時的價格很不合理,行業企業問的利潤懸殊很大,以農產品為原料的企業,因為原料價格便宜,利潤很多,而以工業原料為生產要素的企業,成本較高、利潤較少,為了調節企業之間利潤的過于懸殊問題,國家征收所得稅后,還根據企業利潤的高低征收利潤調節稅。
這兩步利改稅在我國歷史上起了重要作用.第一,規范統一了國家與企業間的分配關系.企業交稅后有自主支配的權利,調動了企業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積極性,有利于企業經濟的發展和增長.第二,保證了國家財政收入穩定增長.過去上繳利潤,財政收入沒有穩定的來源,被動很大,利改稅后稅率是固定的,國家收入有了穩定的財源,有利于財政收入的持續、穩定增長.第三,企業的留利大幅度增長,使企業的投資能力、經營能力有很大提高.促進了企業微觀經濟的發展,也有利于宏觀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稅收與經濟的良性互動關系得以體現.
利改稅盡管有作用,但由于當時實行了企業以承包經營為主地方以財政承包為主的形式,利改稅的成效受到很大局限.因為當時企業的主要經營方式是承包,承包經營的結果,既包了利潤,又包了稅收,有的地方承包時,將利和稅一起寫進承包合同,這樣使稅收應有的調節作用、財政收入的保障作用部分地喪失.承包制不能使稅收隨經濟發展企業經濟效益的提高而增長.稅收與經濟間的良性互動關系沒有了.企業承包和地方財政包干,還助長了其他許多不利于經濟發展的弊端,如市場分割、劃地為牢.由于各地財政承包,地區經濟發展越快,財政收入越多,除了上繳承包的外,地區留下的也越多,地區利益越大。為此,各地競相搞盲目建設、重復建設和盲目引進.當時若干個“大戰。同時進行,如棉花
大戰,產棉地區為了促進當地經濟的發展,利用當地的原料獲得更多好處,紛紛建立自己的棉紡工業,導致棉花大戰不斷升級.此外還有蠶繭大戰、煙草大戰、小化肥大戰、農資大戰等.盲目建設、重復建設造成了資源的極大浪費,各地經濟結構趨同,低水平重復越來越嚴重,造成經濟結構扭曲,調整困難,生產力布局極不合理.統一的、公平競爭的大市場根本無法形成,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市場體系根本建立不起來,這些弊端嚴重地影響了國民經濟的有效發展,使市場經濟的秩序大為混亂,假冒偽劣因此產生,某些地方政府成了制造假冒偽劣的保護傘.這從另一個側面證明了包括稅制在內的經濟制度與經濟發展存在著緊密的良性互動關系.搞得好是良性互動,搞不好是惡性互動.
1994年稅制改革是又一個重要的例證.1994年在我國經濟改革歷史上具有轉折意義,財政體制實行了分稅制這廣重大的制度創新.分稅制是市場經濟各國通常采用的與市場經濟特點和要求相適應的財政體制.我國于1994年實行分稅制改革,目的在于規范中央與各級地方政府之間的分配關系,體現事權尉權和稅權三權之間的辯證統一?簡而言之,分稅制就是確定各級政府的事權,根據事權確定應給予它多少財權來滿足其覆行職能的需要,并根據財權劃分稅種、決定稅權.與分稅制改革同時進行的是工商稅制改革,工商稅制改革的主要目的是“統一稅法、公平稅負、簡化稅制、保障財政收入穩定增長、增強稅收的宏觀調控能力”.這些目的已基本達到,我國初步建立起了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求相適應的稅制體系,稅制改革成效明顯.1994年稅制改革后稅收收入的增長極為迅速,”九五”期間稅收總規模達到47000億元,比“一五”到“八五”的總額還多出2700億元,“九五”期間年均增加稅收1300億元,稅收收入年均增長速度達到15%,這是歷史上沒有的.與此同時,稅收宏觀經濟調控功能得到極大增強,.1994年稅制簡化,使得稅制結構更加科學合理,94年稅制改革后稅種由原來的32個陣為58個主要稅種,稅制大大簡化,稅種的覆蓋面擴大,稅收的經濟調節作用大為增強.特別是1998年以來實行的積極財政政策,在稅收手段的運用方面取得了極大成功,這得益于1994年稅制改革奠定的基礎.總之,94年稅制改革取得很大成功,稅收的雙重作用得到了充分體明扼要現和明顯加強.
但1994年工商稅制改革也有許多不完善之處,對經濟持續、健康、快速發展帶來消極影響.如按企業的行政隸屬關系來劃分稅收歸屬,不利于建立統一、公平、開放的市場體系,更不利于企業的改組、改造和聯合,不利于資本的自由流動,對經濟發展的積極作用大大減弱;增值稅一方面起了重要的是經濟調節作用財政收入保障作用,但由于增值稅設計方面的某些不完善,對經濟特別是科技進步帶來消極作用;個人所得稅稅基、稅率、起征點的確定,也存在問題,對于促進投資、消費。勞動力素質的提高都有消極影響;企業所得稅特別是內外資企業所得稅不統一,至今依然是很大的問題,名義稅率盡管統一了,但由于存在種種優惠措施,內外資企業所得稅實際上不統一,這不利于為各類市場主體、法律實體建立一個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不利于公平稅負,也不利于增強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的競爭能力;資源稅在范圍稅收分配和課征對象確定等方面存在許多有待改進之處,一方面要有利于充分有效地利用有限的資源,同時又要有利于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有利于生產要素的合理配置.由此可見,1994年稅制改革既有促進經濟發展的因素,又有不利于國民經濟有效發展的方面.
(二)經濟發展與稅收政策的關系
經濟政策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主要指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這是宏觀經濟調控的兩大支柱政策,其中財政政策的作用越來越重要.特別是在經濟全球化趨勢不斷加強的情況下:貨幣政策的內容受到種種限制.如歐盟15個國家已經實現貨幣一體化,再過幾年各國自己的貨幣將不存在,各國的貨幣政策由歐盟的貨幣執行委員會來統一制定.各國政府唯一能自主使用的宏觀經濟調控手段只有財政政策.在財政政策中稅收是重要的內容和核心的手段,無論是投資、消費還是出口,即推動國民經濟發展的這三大動力都與財政政策和稅收政策有關.投資與稅種的設置稅率的高低、優惠政策的多少、優惠的方向關系非常密切.消費也是這樣,如營業稅、消費稅與消費品價格直接相關,所得稅,無論是企業所得稅還是個人所得稅,都和企業個人的生產消費、生活消費能力有密切關系.出口更是與出口退稅稅收、 政策的制定和調整有密切關系11998年以來為了刺激出口,我國曾3次調整出口退稅政策,到去年出口退稅額已達到811億元,今年這個數字還要增加.出口退稅政策對增加出口有直接關系.
從對經濟景氣的調節看,財政政策中的稅收政策也是至關重要的,它不僅與經濟發展,而且與人民群眾物質文化生活和社會進步關系非常密切.比如,稅收優惠政策的制定就與我國宏觀經濟的發展、國家鼓勵方向的體現以及區域經濟的發展關系密切,與科技進步的關系更為重要.改革開放以來,為了促進東部經濟特區和沿海地區的發展,我們實行了所得稅的優惠政策,當時是為了貫徹讓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方針,對沿海和經濟特區實行了以區域傾斜為主的稅收優惠政策.這個政策已經取得了極為明顯的成效,當然對中西部地區的開發、對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施和產業結構的調整也有諸多的不利影響,特別是對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消極影響越來越明顯.可見,稅收優惠對于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有重要作用.
稅收在促進科技進步方面作用明顯,世界各國促進科技進步的政策都集中在稅收政策上,采用了加速折舊投資抵免和稅收的定向優惠等政策.加速折舊就是對固定資產更新周期比較快、技術變化比較大的行業和部門,允許它們在機械設備的使用壽命還沒有終止以前提前報廢,允許它們加速新舊.加速折舊是國家利用減小所得稅稅基的辦法促進技術更新改造促進科技進步,國外在信息產業允許加速折舊的很普遍,投資抵免允許某些企業將用于研究開發新產品的投資、支出在所得稅稅基中取得扣除,以減少所得稅稅基,為企業增加對研究開發的投入創造條件,建立激勵機制.科技進步是當今世界經濟發展的強大動力,如果沒有科技創新,競爭力的提高就會受到嚴重影響,經濟發展也會受到基礎性障礙.為了增強企業后勁,增強企業和國家的競爭力,許多國家允許企業實行投資抵免.定向優惠政策是定向地對國家經濟發展的鼓勵方向實行稅收優惠,而不是對所有方面都實行普惠式的稅收優惠.如為了開發某一個新興領域.或開發某一高科技的行業,為了減少投資者的風險,增強投資者的信心,在稅收上給予優惠:世界各國對高科技的發展往往給予這種定向式的稅收優惠.
出口退稅政策對經濟的發展、對出口需求的擴大作用非常明顯.世界各國實行的是出口退稅,而不是補貼,因為補貼是wTo規則所不允許的,補貼是不正當競爭,要受到制裁,出口退稅可以,出口產品以無稅或低稅進入國際市場競爭是國際的通例,這個政策在促進1998年以來我國出口需求的擴大功不可沒.如果現在停止出口退稅政策或降低出口退稅的力度,出口企業肯定要受到很大打擊,出口需求要受到很大影響.
現行個人所得稅和企業所得稅政策對于投資、 消費也都有重要影響.改革開放以后,由于種種原因,各種行政性收費增長數量和速度一年比一年加快,而且在許多年份,非稅收入增長額和增長速度都超過了稅收收入的增長額和增長速度,費大于稅.1999年之前企業上繳的錢有2/3是通過費的形式拿出來的.農村的農業稅并不重,管理也不嚴,但農村各種非稅收入使農民苦不堪言,再加上各種沒有名目投有紅頭文件的收費,使農民負擔更為沉重,嚴重制約了企業投資能力的提高和農民收入的增加,嚴重影響農村市場的開拓,從而嚴重影響經濟發展.費稅政策存在非常突出的問題.
(三)經濟發展與稅收征管的關系
經濟發展與稅收征管的關系,主要是依法征管的水平和程度對于凈化擾化或惡化經濟發展環境和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有重要影響.在征管過程中,過頭稅、人情稅、關系稅、偷逃稅、騙稅等現象不僅造成大量的稅收流失,更重要的是毒化了稅收的秩序,惡化了市場環境,使市場處于非公平競爭之中用經濟發展環境產生消極有害的影響.如果依法治稅,稅制本身合理,那么各種市場主體、法人主體、城鄉居民相處于公平競爭的環境中;如果稅收征管中存在大量的過頭稅、人情稅、關系稅、偷逃稅、騙稅,就會造成嚴重的稅負不公,守法者的稅負相對較重,惡化市場秩序市場環境和經濟環境.
二、促進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的稅制、稅政選擇
從我國當前的現實情況看,從影響國民經濟發展的稅收因素看,從影響經濟發展的稅制和稅政存在的主要問題看,我國大致要解決7個方面的問題.
(一)增值稅轉型的時機和方法
現行生產型增值稅的弊端非常明顯;不允許購進的固定資產已交納稅款的抵扣,這對調整經濟結構、促進經濟進步、促進企業投資都是十分不利的,世界各國實行增值稅的國家中絕大多數已經拋棄了生產型增值稅,轉型的必要性已經眾所周知,沒有多大分歧.問題是什么時候轉、當前的主要爭論在于:是盡快地轉,還是創造條件先制定切實可行的方案,再逐步轉型?到底是一步轉述是分步轉?大部分人認為應該盡快實現增值稅轉型.
對怎么轉也有很多爭論.概括起來有兩種:一種觀點是一步到位,不要分步實施,理由是分步實施會產生根多陣痛,實施起來麻煩比較多矛盾比較大.盡管一次性轉型對財政收入的影響比較大,但是如果能夠顧利地實現轉型,充分發揮增值稅在促進經濟增長、科技進步方面的積極作用,損失的稅收收入可以很快地補回來,因此,應該一次轉型.
但大部分人認為這種辦法不可取,因為轉型首先要考慮對我國財政收入的影響,據測算,增值稅如果徹底轉型,每年要減少財政收入600-700億.其次,我們當前缺乏增值稅轉型的良好基礎和技術條件,必須逐步創造條件,實現分步到位,持這種觀點同志的主導思想是“總體設計、分步到位”.如果允許設備購置先抵扣,而廠房、建筑物等固定資產不抵扣,大概影響財政收入300億,因此如果分步實施,對財政收入的影響是可以接受的。分步實施從當前的條件看.也是必然的選擇,因為對增值稅的計真機聯網、交叉稽核系統都沒有建成,基礎性工作還沒有做好,如果急于一步到位,條件尚不具備,因此,分步到位比較穩妥.現在國家稅務總局正在聽取各方面意見制定分步實施的具體方案.
(二)有利于促進消費和人力資本投資的個人所得稅的完善
現行個人所得稅在調節收入分配方面起了積攝作用,但也存在許多問題,主要是稅基怎么確定?稅前扣除起征點怎么確定7稅率如何調整?累進的程度如何確定?累進的稅率如何修正?這些問題值得探討,現行個人所得稅在促進消費特別是在促進人力資本投資方面有許多沒有考慮的地方.西方國家認為,在科技進步時代,促進科技進步至少要考慮兩個因素,一個是科技創新的能力到底如何,科技成果的產業化程度如何,另一個是勞動力的素質能不能滿足科技進步的需要.我國勞動力素質普遍較低,轉崗的能力較低,勞動者文化水準普遍較低,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就要在個人收入中留出足夠的錢讓他們進行再教育,接受終身教育,不斷增強他們轉崗的能力和對科技進步的適應能力.如果所得稅稅率過高,或在扣除時不考慮這部分需要,就不利于人力資本的發展和勞動力素質的提高,不利于科技發展和社會進步.要做到這一點,不僅要考慮起征點問題,最重要的是考慮勞動考的家庭負擔、人均收入.我國所得稅沒有考慮這個問題.就是修改后的所得稅法依然沒有也無法考慮這個因素,因為這很復雜,要有比較健全的資金流量和流向的監測,如通過銀行發給個人的錢要有據可查,銀行要有基礎性資料,不管來源于哪個部門、哪個方面、哪個企業,甚至來源于哪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支付.都要有原始的記載,對個人收入來源的監管必須正確,必須有據可查,這樣個人收入才可以核實,對其家庭成員的收入才可以有正確的判斷.因為要算贍養人口的負擔,要算人均收入來考慮扣除問題.西方發達國家有這樣的監管能力和基礎資料,我們沒有,在一兩年內也搞不成,這不是稅務部門一個部門就能實現的,要靠全社會各個部門的配合,因此,當前所得稅稅法的修改還不能完全解決這個問題,但這是我們今后繼續修改個人所得稅稅法的方向.
(三)有利于促進平等競爭、稅負公平、增強各類企業競爭力的企業所得稅
1994年稅制改革后,內資企業和外資企業所得稅名義稅率趨于一致,但是由于外資企業享受很多稅收優惠,因此實際稅負不一樣,實際上依然存在兩套稅制,造成色類企業、特別是內外資企業之間的不公平競爭,影響了內資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競爭力的增強,所以必須統一內外資企業所得稅.現在的關鍵問題,一是稅率的確定,二是稅基中抵扣因素的確定,三是對外資企業稅收優惠如何處理。稅率的確定爭議比較大,有人認為現在的稅率比較適中,33%的稅率并不高,與世界各國比處于中上水平,而且我們名義稅率是33%,而實際稅率只有20%左右,稅率不宜調得過低,另外如果考慮到所得稅的調節作用,特別是在經濟不景氣、國民經濟發展遇到困難、要動用所得稅杠桿的時候,如果名義稅率太低,與實際稅率靠近,那么今后宏觀經濟調控的余地、彈性就將十分有限,沒有再降的余地了.更多的人認為,不考慮企業非稅負擔因素,僅考慮稅收負擔因素,也太重了.盡管許多國家名義稅率與我國相差不多,但國外企業的稅前扣除項目比我國多得多,因此我國企業的實際稅負可能比國外企業高.世界各國通行對購買的固定資產已交稅款允許抵扣,我國不允許,盡管這屬于增值稅范疇.但企業畢竟交出去了.世界各國通行在確定企業所得稅稅基時,用于技術更新;技術改造的投資允許在稅基中予以扣除,而我國不允許,現在我國僅僅是試行還沒有普遍推廣這種扣除.國外稅前抵扣的項目比較多,即使其名義稅率與我國一樣,但實際稅負比我們低得多.我國現在對稅率的爭議還在進行,有人主張稅率不變,有入主張降為30%,有人主張降為27%或25%。
對外資企業的稅收優惠怎么處理,是我們吸引外商的一個重要因素.多數同志認為依然采用“總體設計,分步設施”的辦法,特別是采取老外資企業老辦法,新外資企業新辦法來解決問題.或者給它一個過渡期,到過渡期結束時,新老企業一刀切.不能急轉彎,使企業感到政策突然變化.要給它們一個緩沖期,使企業有時間事先考慮來不來華投資.
(四)有利于實現資源合理利用和可持續發展目標的資源稅調整
資源稅的課征范圍如何確定,要不要適當擴大,現在除對一些礦產征收資源稅外,其他考慮比較少.為了節約水資源,我們要考慮是否對水征收資源稅?另外,資源稅的分配要不要改革?原來海洋 石油稅歸中央,其他資源稅歸地方,這種格局是否合理,能不能做到資源的合理利用,又有利于國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因為許多資源是不可再生的,稅收的劃分、稅權的劃分要不要考慮.另外,現行的資源稅是否有利于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我國經濟欠發達或不發達的地區往往都是資源富饒的地區.而經濟發達的地區往往是資源貧乏的地區。在此情況下,對資源稅的調整是否有利于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其中牽涉到征收范圍怎么定,稅率怎么定,分配格局怎么定,是中央稅、是地方稅,還是共享稅,共享的比例怎么定,這些都與是否有利于區域經濟發展相聯系,如新疆、青海、甘肅、寧夏、云貴川都是資源富饒、但相對貧困,這些地方資源稅的征收到底怎么既有利于合理利用資源,又有利于可持續發展,還有利于區域經濟的協調,這比較復雜.
(五)實現零稅率目標的出口退稅
這些年出口退稅加大了力度.但是現在離零稅率還有距離,目前我國出口產品的平均退稅率為15%,但我國增值稅稅率是17%,離全額退稅、零稅率的目標還有一定距離.當前要不要立即實行零稅率?這受到許多因素的制約,如現在出口退稅率已經高達811億,占國家稅收收入總額的11%左右,再提高對財政收入的影響可能更大;因此,零稅率是目標,但要采取分步到位的方法.要結合經濟結構的調整、出口產品結構的調整、出口產品競爭力的增強等來考慮,不一定完全采取出口退稅的辦法,可以采取別的定向稅收鼓勵措施,促進出口產品結構的調整和科技含量、附加值的提高。
(六)有利于結構調整、科技進步和西部大開發的稅收優惠政策的調整 .
這為中西部地區普遍關注.關鍵的問題是,在優惠模式上,考慮由地區傾斜到產業傾斜的轉向.在優惠的方式上,要更多的從稅率式優惠轉變為稅基式優惠.國外更多采用稅基式優惠.特別在科研成果轉化方面采用稅基式優惠.從過去片面的事前優惠轉變為事前優惠與事后優惠的有機結合.如對基礎科研更多地采用事前優惠,刺激增加科研投入,保證它有錢、有積極性投入.但對科研成果的采用和轉化要考慮效果,采用事后優惠.從過去片面注置直接優惠向間接優贏轉化,直接優惠就是減稅,間接優惠包括加速折舊、投資抵免、稅收補貼等間接手段實行優惠.
(七)積極推進稅費體制改革,理順稅費關系
企業將稅費放在一起,看成一個東西,盡管我們采取了減稅的辦法,但稅在減、費在增加,作用等于零。因此,在考慮稅收宏觀經濟調控作用時,在考慮稅收的財政收入保障功能時,必須將稅費聯系起來考慮.前些年我們在考慮時沒有將二者聯系起來,沒有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造成當前稅費關系的極度混亂,留下許多后遺癥.因此,以后要聯合起來加以考慮,如企業所得稅,光考慮稅怎么收不行,稅就是降低了、增加了扣除因素,但如果苛捐雜費層出不窮,立即就抵消了減稅的因素,造成更加難以收拾的后果.
李樹生
一、論文主題意義
選擇農村經濟與金融市場化發展問題作為論文主題,是作者幾年來的認真思考。之所以在市場化的背景下研究中國農村經濟與金融問題,是因為經濟發展市場化是當今世界發展中國家的主流選擇。我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如何走出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道路具有世界性意義。可喜的是,二十年來中國農村經濟改革的實踐探索和理論創新,使中國農村乃至全國經濟、社會面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中國農村經濟市場化改革的偉大實踐和成果,無論其深度、廣度、規模都是史無前例的。可以預見,從中國農村改革實踐中產生并被實踐不斷修正的發展理論,必將為世界發展經濟學說和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實踐做出重要貢獻。
始于1978年的我國農村改革,至今已有二十年了。二十年來,我國的社會面貌、綜合國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都發生了巨大變化,我國GNP年均增長率達到9.8%。然而,重要的是這一增長率并不是一個小國(地區)僅靠某種或幾種資源優勢取得的。對于中國這樣一個超級發展中大國來說,這種發展勢頭必將在世界范圍內產生深遠的歷史意義。中國經濟的市場化改革實踐打破了六、七十年代西方發展經濟學界曾有過的一個論斷:即任何國家(地區)的經濟發展都不可能以超過7%的速度,持續地長期發展下去。但是,中國的改革打破了這一論斷,特別是農村經濟改革,不僅為廣大發展中國家提供了良好借鑒,而且也為發展經濟學提出了新的課題。
各種發展經濟學理論或發展中國家的實踐,都面臨著一個不可逾越的,也是發展過程中的根本性問題,即如何正確解決國家發展與農業的關系問題。如果僅從一般意義上或以發達國家為背景來論述,已經遠遠不能說明和指導我國的改革實踐和理論創新。改革的實踐使我們認識到,國民經濟市場化發展是一個極其復雜的社會系統工程,需要一個較長的歷史階段才能逐漸完成。在這個巨大的社會系統工程中,在欠發達國家由農業經濟向工業經濟發展過程中,農業部門和金融部門,以及兩部門之間的關系是十分重要的。它們的基本要素發育、內部結構變革及其對國民經濟各產業、各部門的波動效應,始終是經濟發展中的重要問題。既使那些完成了由農業經濟向工業經濟轉變的發達國家,農業部門與金融部門的協調發展,仍然在國民經濟中占有重要地位。遺憾的是,在關于農業經濟向工業經濟轉變的種種理論中,專門論述農業經濟發展與金融關系的論著并不多見。這也正是本課題從發展理論與實踐的廣泛需求出發,側重于中國農村經濟發展的實際狀況,研究此問題的原因。二戰以后,西方經濟學體系中產生了發展經濟學這門分支,許多經濟學家,如瑟·劉易斯、西奧多·舒爾茨等人和一些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學家,都對發展經濟學有過重要貢獻。同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拉美經委會的一些專家,分別以貨幣主義和結構主義為理論根據,對發展經濟學提出了一些有影響的理論和觀點。從國內的研究情況看,許多理論工作者借鑒國際經驗,對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發展戰略、發展階段及經濟結構變動等問題,也提出了許多有價值的見解。但是,忽視農業經濟發展,過分強調工業化發展速度的傾向,仍在理論界和實際工作中占主流。特別是還沒有將農業部門與金融部門的協調發展置于重要地位加以研究。所以,本課題的選擇至少是爭取在這方面起到一個拋磚引玉的作用。與其它國家相比,中國農村經濟與金融的市場化發展,有一些不同點和獨特之處,說明這些特征正是本課題的意義之所在。
第一,不同于拉美及亞洲的一般發展中國家。中國是一個具有十二億人曰,九億農民的超級農業大國,無論是資源配置、農業結構、還是經濟制度等方面,都同小國(區域)的經濟發展模式截然不同。應該看到,中國經濟發展無論是在啟動期和起飛階段,還是己經達到相當發達水平時,都要強調以農業為基礎,都必須協調好工業與農業兩大產業的關系。同時,在市場化改革中,要求金融部門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這是我國基本國情所決定的客觀要求。我國改革與發展的對策選擇必須充分尊重這一狀況,否則就要受到客觀經濟規律的懲罰。
第二,不同于印度、巴西等非社會主義發展中大國。中國經濟經歷了近三十年的集權式計劃經濟模式,而且在文化背景及價值觀念方面也與這些國家有很大差異。這就使我國的農業經濟和金融市場化的起點,不僅包括了自然經濟落后的一面,還包含著傳統計劃經濟僵化的一面。因此,這種雙重過渡帶來了更大的困難,雖然我國農村經濟經過了二十年的改革并取得令世人矚目的成就,但必須承認,我國在目前乃至今后相當長的一段歷史時期內,仍然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國農村的改革與發展,在解決雙重過渡的困難中,必然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和代價。
第三,我國農村改革己有近二十年的經歷。可以說,二十年來,這種改革,就是漸近的市場化過程。其中許多有意義的實踐探索,不僅在外國的經典著作中難以找到,就是國內理論界也仍須深入研究總結。本課題研究的基礎不僅以各種學術理論為支點,更重要的是建立在我國近二十年的農村改革實踐之上,這將使研究更加貼近改革實踐,更加有利于理論創新。
第四,西方發展經濟學的許多假設,與發展中國家的實際情況相差很大。而簡單移植的作法,己被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實踐證明是失敗的。因此,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在本課題的研究中,努力運用馬克思主義和鄧小平理論的基本觀點和思想方法,緊緊圍繞市場化這條主線,深入探討農村經濟與金融的關系,可使研究成果能夠較客觀的反映和指導我國農村改革實踐。
二、研究范圍及相關概念的界定
在中國經濟發展戰略中,農村、農業和農民問題始終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研究中國農村經濟發展,不從這個現實出發就會失去主題。在這樣的社會和經濟背景下,本課題所涉及的范圍比較廣泛和宏
觀,其中大量的微觀問題不是本課題所能說明的。而從貨幣、資金入手,進而從金融的角度研究我國農村經濟發展,不失為一種可行的選擇。為便于研究的深入,有必要對研究范圍及基本概念進行必要的界定。 我們認為,農村經濟所包含的內容,在一國不同發展階段是有區別的。在傳統落后的農業國家,農村手工業在農村經濟中的比重不大,且基本上沒有農村工業,農村經濟的主體就是農業經濟。在此發展階段上,農村經濟與農業經濟的內涵基本是重合的。在由傳統農業經濟向現代農業經濟的發展過程中,由于農產品剩余和農業勞動力剩余現象的出現,農村工業和農村第三產業在農村經濟中的比重和貢獻越來越大,這就使得農村經濟與農業經濟重合的部分縮小,農村經濟中有很大空間屬于農村工業和農村第三產業。此時,農村經濟發展問題,從結構上看不再是單一的農業經濟,而是由下列幾個部分組成:一是農業部分。其中包括狹義農業和廣義農業。狹義農業即農作物種植業,而廣義農業則包括種植業、林業、畜牧業、漁業和園藝業等。無論是狹義農業還是廣義農業,均有一個基本特點,即勞動對象是有生命的動物和植物,這是農業生產力的根本特點。二是農村非農業產業。其中包括農村工業和農村第三產業等。在我國工業化進程中,農村工業亦稱鄉鎮企業,與國家工業相比,其在企業性質、資金融通等方面是有區別的兩個經濟概念。從某種意義上講,國家工業化一般作為與城市經濟密切相關的問題而存在,在更高層面上與農村經濟相對構成國民經濟整體。而農村工業則是農村經濟的組成部分。農村工業的經濟概念,通常可做兩種解釋:一種是指農村地域上(一般指縣以下地域)的工業,亦即布局在農村地域上的所有工業。另一種是指農村鄉鎮辦、村辦、個體和其它私營形式工業的總稱。本課題研究采用后者概念,因為這種融農村地域、農民身份和企業所有制于一體的農村工業概念,有助于我們深入考察二十年來我國農村工業化和農村發展的過程,也有助于全面揭示農民的經濟行為和農村經濟的內在聯系。進一步講,雖然目前對我國鄉鎮企業的發展形式說法不一,但在本課題中則以農產品和非農產品的市場營銷為基本區分標準。農產品的加工、儲藏、運輸、銷售等是農業經濟的延續和發展。非農產品的經營,則指城市工業品擴散、礦產資源開發等其它形式。總之,在我國市場化進程中,農村經濟將在結構上趨向農業經濟、農村工業和農村第三產業的多元組合。在以后各章節的研討中,采用農村經濟或農業經濟的概念時,不再單獨說明其內涵,只是根據當時研究的需要和課題所涉及的范圍,有所側重的使用相應的概念。
農村經濟發展中的金融是本課題研究的另一個主體部分。認識金融在農村經濟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進而深入探討中國農村經濟與金融在市場化改革中的互動效應,具有重要意義。農村金融是國家金融的重要組成部分,其運行和改革不僅與農村經濟息息相關,而且還要與國家金融制度互相協調。所以,研究農村金融不可回避的要涉及到國家金融體制及金融政策。這就使得農村金融處于農村經濟和國家金融關系中的縱橫交叉點上。由于金融問題的復雜性,本課題所涉及的范圍僅立足于農村經濟貨幣化、農業投融資和農村微觀金融組織行為上。在市場化進程中,本課題考察我國農村金融,主要是論述下列問題:農村經濟市場化改革與農村金融的地位與作用;農村經濟總量及結構性變革與資金的供求;農村經濟市場化過程中的貨幣化與資金運行;農村金融中的商業金融、合作金融、政策性金融與市場化的關系;等等。
三、研究的基本方法
應該說明,本課題不是一個基礎理論問題,而是一個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應用問題。因為發展問題從來就是一個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并且具有很強的實踐性。尤其是本課題所面對的不是單純的發展理論,而是中國農村二十年的成功改革實踐,這就更需要我們注重對我國經濟市場化改革進行實證分析,從辨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思想方法出發,來深入探討中國農村經濟與金融的歷史性變遷與發展。
從本課題研究的范圍與重點來看,它既包括了農業經濟學與金融學的一般理論,又涉及到了農業與金融兩部門在國民經濟發展中的地位、作用和體制背景等因素。因此,有必要采取比較分析方法,對改革前我國計劃經濟體制及改革后的市場化過程進行理論實證分析與經驗實證分析。同時,在實證分析的基礎上,結合我國國情與世界其它發展中國家的正反兩方面經驗進行規范性研究。由于本課題主要研究農業部門與金融部門,以及兩部門之間的改革發展問題,而這種研究又側重于在國民經濟市場化的背景下進行,因此,分析方法要處理好局部與整體的關系。在經驗實證分析方面,對歸納法與檢驗法則是交替使用。邏輯推理中要特別注意合成推理的謬誤問題,努力減少研究中的片面性。本課題的研究將在馬克思主義和鄧小平理論的基礎上,緊緊圍繞市場化這條主線,綜合運用發展經濟學、制度經濟學、西方經濟學等學科中科學的理論觀點和研究方法,使研究更加具備理論創新與實踐指導意義。同時,研究將主要以我國建國后計劃經濟時期的經濟特征和改革開放后的市場化實踐探索為基本題材,結合二十年來我國農村經濟和金融改革的主要步驟,循序漸近的逐步展開和深入。對國外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相關理論與實踐,也將加以介紹和比較,以便于更加深刻地認識我國的具體國情及發展道路。
四、課題主線與體系結構
農村經濟與金融問題在國民經濟中都占據著十分重要的地位,而且它們各自又涵蓋著豐富而復雜的內容。所以,本課題不可能對這些問題泛泛而論,只能選擇一條主線,對其中相關的重要問題加以討論。我們選擇了市場化做為研究的主線是因為:1.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最終目標,這一目標同我國農村經濟與金融改革的方向具有一致性;2.市場化進程是當今世界發展中國家的普遍選擇。農村經濟改革在我國經濟市場化過程中起到了先導性作用,而且市場化金融改革特別是農村金融改革,在這個過程中也發揮了重要的配套和促進作用;3.市場化改革不僅反映著深刻的經濟制度變革,而且包涵著極為豐富的實踐探索,特別是在我國經濟由計劃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體制轉軌的過程中,選擇市場化這條主線貫穿全文就更加具有歷史和現實意義;4.市場化不是一個突變過程,而是一個漸近過程。我國農村經濟與金融在這一漸近式改革中,雖然各自市場化的內容和進展不一致,但市場化的趨向始終是相同的。換句話說,市場化改革這條主線,一直潛在地發揮作用,制約或促進著農村經濟與金融的改革方向和進程。只有抓住市場化改革這條主線,才能從一個較高的層面上說明我國農村經濟與金融改革的深層次問題。
本課題的體系結構大致可分為三個部分,共計七章。第一章和第二章可視為第一部分,主要討論我國農村經濟發展的歷史背景與理論背景,使本課題的研究一開始便置于一個較為寬廣的背景與思路之中。第一章是重新認識西方若干發展理論,目的在于進一步考察西方發展經濟學說及其主要流派,著重說明西方市場機制與經濟發展的內在關系,探討影響一國經濟發展的各種因素。其中,重點突出了制度變革和資本的作用
。第二章闡述傳統體制下我國農村經濟的非市場化運行。本章從討論馬克思及發展中國家的主要發展思想入手,以實證分析為主,研究傳統體制下我國農村發展的兩大問題。一是傳統體制下農村經濟制度的非市場化問題,二是傳統體制下農村資金運行的非市場化和農村金融的制度性壓制問題。通過本章的討論,反思傳統體制下我國農村經濟非市場化的歷史成因和諸多弊端。同時,也從反面揭示了我國農村經濟市場化改革的必要性,為以后各章的研討做好必要的鋪墊。 第三章和第四章可視為第二部分。這部分主要對市場化改革中的農村經濟與農村資金問題進行基本分析。這種分析的目的不僅是為了說明農村經濟與農村資金自身的市場化運行變革,而且也構成了專門討論農村金融市場化改革的前提和組成部分。第三章主要分析我國農村經濟改革市場化選擇的必然性和改革進程。該章討論了我國農村經濟改革的理論前提、經濟制度變革以及農業在市場化改革中的基礎性地位。通過這些討論,將有助于從我國經濟發展戰略和改革開放的基本層面上,認識農村經濟與農村金融的市場化問題,使本課題的研究基礎不僅僅拘泥于農村經濟與農村金融的范圍。第四章則從一般意義上討論我國農村經濟市場化進程中的貨幣化、資本投入及資金需求。本章還從分析農村經濟貨幣化入手,研究農業發展和農村經濟結構變化的基本狀況與特點,探討了我國農村經濟市場化改革中的貨幣深化問題,進而深入考察改革以來我國農村資金運行格局變化,并從這種變化中重新思考金融的地位與作用,重新判斷資金的需求與供給。另外,對農業資本投入問題力求吸取前人的研究成果,說明農業資本投入與產出的基本關系及我國應該借鑒的發展理論。
第五章、第六章和第七章可視為第三部分。這部分將較為詳盡地研究我國農村經濟市場化改革中的金融問題。由于篇幅和課題所限,研究內容主要包括農村商業金融、農村合作金融和農村政策性金融。應該說明,上述幾種金融形式在農村金融的總體框架內,有交叉也有分離,但依據各自的性質和特征,在市場經濟中它們的地位與作用是有差別的。通過對上述幾類農村金融形式的研討,本部分研究試圖從金融角度考察我國農村經濟市場化的過程及趨勢。同時,對農村金融如何適應和促進農村經濟市場化,在理論上和政策上也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第五章主要研究市場化改革與農業銀行如何向商業銀行轉軌。一般而言,農村商業金融涵蓋的內容比較多。鑒于我國目前的實際情況,農村商業金融的主要矛盾集中在我國農業銀行的商業化改革和這種改革對農業產業化發展的影響上。對此,本章做了一些粗淺的探討。第六章研究市場化改革與我國農村合作金融的重建問題。主要內容有:對合作金融基本理論的再認識;我國農村合作金融的變異及反思:我國農村合作金融改革的階段性探索;市場化改革條件下的合作金融利率及信用創造分析;農村合作金融在我國農村金融體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基礎性地位,而且其改革的難度比較大,一些理論與政策問題,多年來一直難以取得各方共識。因此,本章以較大的篇幅對其中幾個相關問題作些探討。第七章研究市場化改革與農村政策性金融體系的確立。目前,在我國農村政策性金融業務還剛剛起步,許多問題尚待探索。對此,本章主要從三個方面進行研究:1.我國農村政策性金融業務的歷史回顧;2.我國農業發展銀行的政策性金融業務初探及國外借鑒;3.關于我國農村政策性金融發展的思考。
五、研究結論與主要觀點綜述
本課題的基本內容是市場化改革中的農村經濟與金融問題。筆者試圖通過對這兩部分發展及其聯系的研究,努力在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通過側重于體制和政策分析,力爭對課題研究有所創新。
1.概括地講,本課題研究的基本結論是:市場化改革是我國農村經濟與金融發展的必由之路;隨著我國農村經濟市場化改革的深入,農村金融的地位愈加重要;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不單是一個金融問題,必須把金融同國家發展戰略、制度創新、生態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等問題結合起來。否則,金融的作用將十分有限;農村金融改革要采取漸近方式,不斷地融入和推動整個農村經濟轉軌和轉型:農村金融改革必須注意制度創新和結構調整,重新構筑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商業金融、合作金融和政策性金融體系。
2.我國農村經濟發展雖然有中國特殊的國情,但這種發展畢竟寓于世界經濟發展之中。應該說,我國與其它國家的發展還是有一些共性的東西,這點不能否認。西方若干發展理論對我國農村經濟與金融的市場化改革缺乏指導意義,但有一定的借鑒價值。其中,二元經濟理論、農業制度及農業資本理論,特別是舒爾茨的農業發展理論應當引起我們的注意。
3.傳統體制下我國農村經濟的非市場化運行,在很大程度上受馬克思及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思想影響。改革前,我國農村經濟的非市場化成因,主要源于集權式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宏觀經濟制度與微觀經濟制度。其中,超越國力的發展戰略和強制性的制度是突出表現;傳統體制下我國農村金融壓制的性質是制度性壓制,金融活動完全是被動和消極的。農村資金運行非市場化的結果是大量農村資金無償流向工業,尤其是無償流向重工業,導致國民經濟偏斜運行,使農村經濟更加落后;傳統體制下我國農村經濟的非市場化運行是有特定歷史背景的,當時的這種選擇,一方面使國家迅速奠定了工業化基礎,另一方面使國家為長遠發展付出了沉重代價。
4.農村金融改革不能脫離農村經濟和國家金融整體改革而單獨進行,其市場化改革的深層次原因主要是:我國經濟改革需要的指導理論在改革前后的實踐對比中得到了確認和創新,即我國任何經濟部門的改革都有賴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支撐;我國農村經濟和農村金融改革的關鍵首先是制度安排的市場化選擇,在此基礎上才可能考慮管理、技術等方面的變革;農村經濟與農村金融改革必須高度重視農業在市場經濟中的基礎性地位,否則,我國經濟體制改革不僅在總體上難以深入下去,即使一時取得了某些成績,其代價也必然是喪失國家和農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后勁。
5.貨幣化是農村經濟與金融市場化改革的切入點。應該從農村貨幣化的廣度和深度出發,研究農村產業結構、農業勞動力轉移和農民收入等基本問題;市場化條件下的農業資本投入與融通要以經濟效益為核心。物質資本投入要注意數量界限和勞動、技術對資本的吸納能力,同時,要特別重視對人力資本的開發和投入;市場化改革將會引起資金供求的迅速變化,農村資金運行格局將改變傳統體制下“國家、集體”的框架,而演變為“國家、集體、農戶、外資”的新框架,在這種變革中,金融將逐漸成為新框架的核心。
6.農業銀行商業化改革在農村金融改革中具有先導性作用。因為國有農業銀行向商業銀行轉軌,將從根本上動搖傳統經濟體制對農村金融的影響,并對其它金融渠道產生示范效應;農業銀行向商業銀行轉軌同其它國有銀行改革具有聯動效應,但我們更要強調農行自身的特點和弱點,以尋求改革的突破口;農業銀行商業化改革要關注社會效益,現階段主要是處理好這種改革與農業產業化發展的互動關系,使農村商業金融改革同農村經濟改革協調配套。
7.我國需要在改革中重建農村合作金融,以鞏固農村金融的基礎。傳統體制下我國合作金融被嚴重扭曲,改革應該與國際合作經濟的一般慣例接軌,矯正農村合作金融發展方向。對農村信用社和農村合作基金會要采取不同政策,以解決它們聯系農民、發展業務和防范風險等問題;要注意合作金融的基本理論研究,特別要著力研究市場化改革中我國農村合作金融的利率及信用創造問題,以利于農村微觀金融基礎鞏固和國家宏觀調控。
8.市場經濟并不是萬能的,市場機制下的“市場失靈”將使農業這個弱質產業和基礎產業處于十分不利的地位。因此,國家必須采取措施加以保護,其中利用政策性金融實施保護是重要舉措,是其它方式和渠道不能替代的;建立農業發展銀行,專門經營和管理農村政策性金融業務十分必要;現階段要抓住農副產品收購資金供給和管理這個主要矛盾,同時要開展扶貧和農業綜合開發業務。從長遠上看,農發行要拓展、創新業務,把農業和農村經濟可持續發展擺到重要位置;農村政策性金融的發展要努力吸取世界各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某些有益作法,深化我國農村政策性金融改革;我國農發行的改革要在市場化的背景下,堅持以金融運行為本,同時兼顧協調與財政、企業、商業等部門的關系。
一、我國民營經濟面臨的歷史性發展機遇
目前非國有經濟的工業產值占工業總產值的一半以上,所創造的國民生產總值占整個國家國民生產總值的70%以上:在流通領域,國有商業在整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比重已下降到20%左右,民營經濟占了70%以上,顯然各種非國有的民營經濟已成為21世紀我國經濟增長的基礎因素。同時更應看到進入新的世紀,我國民營經濟的發展政策更寬松、條件更成熟、前途更廣闊,我國中小企業和民營經濟面臨著一次新的歷史性發展機遇。認識這種機遇,把握發展機遇,對于進一步完善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體制十分重要。(一)、新經濟形態與高科技產業的發展為民營經濟的發展空間提供了新契機。適應知識經濟的要求,加快高新技術產業的跨越式發展是我國的一項基本戰略。而要促進高新技術產業在中國的更快發展,必須注重體制與制度創新對科技創新的制約功能,充分發揮民營經濟在發展高科技產業中的作用。這是因為凡高新技術產業投資一是具有戰略性,二是具有風險性。因而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主要要靠市場風險資本的推動,靠民間投資基金的“孵化”。除了戰略性高科技產業要由國有經濟直接獨資或控股經營外,其它一股競爭性的產業應在所有制方面徹底放開,尤其必須進一步重視民營經濟的作用,努力實現競爭性高科技產業領域經濟主體民營化。重視民營經濟與個人在發展高科技產業中的作用是由人力資本的規律性特點決定的。人力資本產權主體呈個人化趨勢,較之其它產權更具有天然的排它性,其智力資本的現實功能大小完全取決于產權主體個人的主觀能動性。高新技術產業尤其具有市場競爭的殘酷性,五分實施民有、民治、民事的發展模式,就可充分激發廣大知識分子把潛在的人力資本能量最大限度地釋放出來。(二)、我國國有經濟的戰略性調整與國有企業的改革為民營經濟的發展提供了新的資源配置的良好機遇。改革開放20多年來,國有經濟一統天下的格局有了極大的變化,如工業產值中國有企業的比重已從1978年的78%下降到1999年的33%,非國有工業產值的比重已由同期的22%上升到67%。但是對整個國民生產總值貢獻率只有1/3的國有經濟,卻占有2/3最稀缺的資本資源,這說明國有經濟占有的資源與其產出的效率極不相稱,必須在資源占有的所有制結構上進行重大調整。因此,國有經濟戰略性調整的重點是在生產資源占有的結構上作文章,進一步減少國有經濟在資源占有上的比重,讓產出效率高的私營經濟、混合經濟及其它非國有經濟占有更多的資源,以減少各種“公地的悲劇”的繼續發生。隨著國有經濟在許多競爭性產業、領域的退出,隨著國有經濟在資源占有結構中的比重下降,就給民營經濟的發展,特別是私營經濟的發展帶來了新的機遇。國有經濟從競爭性產業領域的退出與國有企業改革往往是互相聯系的過程,特別是國有中小企業內部改革的深入必然是單一的國有產權向混合的非國有產權多元產權結構轉化的過程,中國經濟的發展除了有一些大型企業和企業集團作為骨干外,大量的仍是中小企業。必須看到民營經濟是相對官營經濟的一個概念,它包括私營經濟、個體經濟、集體經濟、股份經濟、外資經濟和其它非國有國營的經濟主體。國有經濟從中小企業退出來的改革不管采取何種形式,絕大部分國有中小企業會實行民營化,這就必然產生一大批國企改制衍生型民營企業,因此在“十五”期間,國企民營化的過程還會加快,這就為民營經濟參與國企產權改革提供了機會與條件。(三)、實施西部大開發為民營經濟的發展提供了新的歷史性機遇。開發大西部,加快中西部的發展是世紀之交我國經濟發展的一項重大戰略舉措。這一戰略的實施和目標的實現是一個長期的動態過程。在西部大開發中,政府主要負責基礎設施的改善,而競爭性制造業的投資,則主要由企業在市場機制基礎上進行。西部大開發必將促進西部的產業結構和所有制結構的調整,西部各省、市、區在大力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的同時,都已著力加大國有經濟的戰略性調整,放手發展非公有制經濟。因而西部大開發,首先為西部民營企業的發展創造了良好的政策環境。尤其應當指出的是,由于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的長期作用與影響,改革開放以來,西部地區的所有制結構調整明顯滯后于東中部地區,特別是大大落后于東部沿海地區,但從1999年實施開發西部的戰略以來,西部地區民營經濟的發展速度明顯快于東部與中部地區,這也說明新的機遇加快了西部民營經濟的發展。其次,也為東部的民營企業創造了更為廣闊的市場機會,而且這種機會還會持續下去。這是因為,一方面西部各省市自治區政府對來西部地區投資的東部與中部的民營企業與外商投資同等看待,把對外商實施的一系列優惠政策延伸到東、中部的民營經濟上,從而為東、中部的民營經濟進入西部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機遇。另一方面是在西部開發過程中,中央政府與各地政府大大加快了西部的基礎建設與生態環境建設,商流、物流、信息流的設施及整個市場環境就大大改善,這也有利于吸引一大批東、中部經營者進入西部發展。此外,西部地區的市場廣闊、資源豐富,西部的開發過程是與城市化的過程連在一起的,從長遠看,隨著南水北調工程的實施,在解決了西部缺水的問題以后,移民西部肯定會給民營經濟西進帶來更大的機遇。(四)、金融市場的發育及金融政策的調整為民營經濟的更大發展提供了外部動力。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居民的經濟行為與經濟能力、中國的金融市場體系均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為居民個人的金融活動提供了機會與舞臺。同時也說明中國民間積累了巨大的潛在資本,為居民更加積極地參與市場活動提供了基礎條件。這種具有相當規模的民間資本的存在,為中國民營經濟發展提供了新的機會,如果能將數萬億居民個人存款的一部分轉化為民營經濟的投資,則中國民營經濟發展的步伐還可進一步加快。此外中國居民個人以房產為主的不動產規模的擴大,也為資產抵押獲得更多的投資貸款提供了機會。另外,近幾年來隨著啟動市場與治理通貨緊縮的不斷深入,經濟學家、企業家、政府官員一致認識到,光靠政府的積極財政政策擴大投資需求是不夠的,必須同時啟動民間的投資需求和最終的消費需求。加之銀行市場取向改革的深入,資金運行的安全性與高效性相統一的機制使銀行對效益高的民營企業也開始情有所鐘,自1999年以來一些銀行均開始實施對民營經濟的貸款業務。總之,上述兩個方面的變化說明了中國金融市場的發展已為民營經濟的第二次創業作了必要的準備。銀行業對民營經濟的業務介入與業務支持,可及時緩解民營經濟發展中的資金“瓶頸”,激活和強化民營經濟的“造血”功能。
二、民營經濟發展存在的問題
有研究顯示,在過去的世紀,民營企業平均壽命不到3年,企業老是長不大的問題一直困擾著中國民營經濟的發展。中國的民營企業有共同的特點:經營決策不受行政部門干預,實行市場為導向、完全按照市場機制運行的發展模式,等等。但縱觀中國民營企業的發展軌跡,能真正成為明星的大企業、大集團并不多見,其余的多是中小企業,又或
是流星般一閃而過的落馬企業。面對新世紀民營經濟發展的新趨勢和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民營企業依然存在的問題主要有幾個方面。首先是部分企業產權關系不明晰。具體表現在:一是與主管部門的關系理不清。企業初創之時,自找婆婆,雖主管部門或掛靠單位并無投入,但在企業發展起來后卻再現所有權歸屬之爭。二是對無形資產,特別是管理股權和技術股權未作明確界定,形成隱患。三是初始投資主體不明確,如創業資本主要是借貸、科研經費等方式積累起來的。四是對優惠政策形成的“政府扶持基金”,其所有權歸屬的界定仍存在爭議。五是民營企業通過兼并、聯營、承包、股份制改造、收購等形式壯大了規模,但國有資本的產權歸屬卻沒有界定。其次,民營企業缺乏有效的治理結構,其自身管理能力有待進一步提高。這里包含兩個方面因素:一是缺乏管理方面的知識。二是大多沒有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民營企業創業之初,大部分屬于個人或合伙創辦,相當一部分企業沿襲一人所有、一人決策、一人承擔風險的家庭式管理模式。這種管理不僅嚴重窒息了企業活力,削弱了企業發展后勁,而且導致經營行為不規則給企業生存帶來的風險。新成立的企業在擴張過程中會出現很多問題,而發展很快又不容易使人感覺到這些問題,許多民企面臨著“管理青春期”這一普遍性的問題。企業存在人才饑渴,換人又相當頻繁,挖來的人因為管理滯后等原因遲遲難以納入機制。有些人是國企過去的,有些問題是國企翻版,他也不知道該怎么辦。做小企業的時候決策非常靈敏,但擴展到幾百人、幾千人,就不知道該怎么辦。中國應該提倡搞一大批健康活潑中小企業,而不是一味都爭著把企業做大、做過五百強。一個企業如果在機制、體制上沒有積累,應該非常反對超常規發展這個詞。忽略自己的歷史,認為可以人為通過投機、跨越中間地帶的想法往往會在現實面前碰壁。必要的投機可以搞,但不應成為主體。再次,民企信用危機亟待解決。眾多民企法人代表變更頻繁,“新官不理舊帳”問題比較突出;不按規定辦事,對于資產抵押,不愿出錢辦理土地抵押、房屋過戶等擔保抵扣手續,往往造成扯皮:信用觀念不強,重視搶貸款搶項目,輕還款輕付息,往往貸款到位后長期拖欠不還,有的甚至根本不打算還款,造成非國有經濟中不良貸款較高。另外,對眾多民企業進行評級的信息收集成本偏高,銀行對貸款風險難以掌握,也是促成銀行對民企惜貸的原因。最后,民營企業的家庭式管理是其發展壯大的最大羈絆。企業的成長,不可能只是企業家單方面的努力,而是管理人員、技術人員及工人這個共同體合力的結晶。許多民營企業老板沒有善待其職員以勞動力形式出現的企業產權。其中,高級管理人員問題最突出,老板與高級經理之間是委托的關系,企業的部分責任由高級經理單獨承擔,有部分事情由其單獨操作。如果僅將高級經理按一般工人的方式安排其報酬結構、激勵機制是不夠的。老板對其監督較困難,且高級經理有自己的利益考慮,如得不到滿足,將會以其他方式達到要求,比如帶上合同和一批人馬跳槽的現象,不少民企就栽在這里。
三、WTO對民營企業發展的挑戰
經營管理水平方面的風險。如果經營失敗,原因在于管理。而二板市場顯然在分散這種風險方面是無能為力的。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歸根到底是缺乏一種與民營經濟生產方式直接相適應的金融組織形式。掘國際金融公司的一項調查表明,作為當前我國金融主渠道的國有銀行在民營企業融資方面的實際作用很小,原因之一是國有銀行與私企缺乏溝通的基礎。因此,組建民營銀行無疑成為滿足民營經濟金融需求的理想選擇。中國加入WTO后,按照相關規定,對國內金融的保護期只有短短5年,這期間,對外資銀行還需逐步放開。而外資銀行進入后首當其沖的便是國有銀行。然而,從專業銀行蛻變而成的國有銀行卻因“船大難掉頭”,以及由于長期處于一種缺乏競爭對手的環境中,習慣于壟斷經營,總體上處于一種效率低下、機制老化、舉步維艱的粘著狀態,并且壞帳問題和經營風險還或隱或現地累積了下來。如果讓國有銀行倉促上陣應戰,勢必難以招架。要有效應對外資金融力量的挑戰,除了整合現有中資金融力量,提高中資金融管理水平,保證金融運行質量等措施外,還應開放民間金融,為中資金融注入生機,增強后勁。通過建立民營銀行,作為國有銀行的臂膀,可發揮有效的牽制作用,最終取得在中外金融競爭的主動權。作為國內的一股新興的金融勢力,民營銀行將以其靈活的經濟機制,高起點運作,規范化運營。且不帶任何歷史包袱而輕裝上陣。在給中資銀行注入新活力的同時,將會強有力地輔助國有銀行共同抵御國際資本的沖擊,沉著應對外資銀行在家門口的挑戰。實踐證明,民間金融是有強大的生命力的。有資料表明,浙江民間一些信用社壞帳率僅有0.6%。從這一意義上看,新組建的民營銀行,完全有能力擔當助推中資金融發展,壯大中資金融力量的重任。任何金融業的健康發展、都是需要監管的,不監管等于不去發展。世界上大多數銀行都是民營的,而它們能夠健康地發展壯大,原因之一是它們被納入政府(代表社會)對其進行監管的體系之中。實際上,民營銀行要比自有銀行更加好管,你可以對民間金融機構進行嚴厲的、有經濟意義的懲罰,甚至把它關掉,而對國有銀行,多數經濟懲罰措施是沒有意義的(只有對官員的行政懲罰還有些意義),也很難對其實施破產性處理。金融業是個風險較大、容易出現“欺詐”行為的行業。過去我國已經出現的一些民間金融(這里首先是指一部門合法的股份制的城市信用社和農村信用社、農村合作基金等),之所以后來問題較多,不是因為這種經濟形式本身有問題,而是政府(或社會性金融組織)沒有對其進行應有的監管。所以正規的監管系統不僅是民營銀行同時也是整個銀行體系正常發展的必要條件。
摘要:正確處理國防建設與經濟建設關系,推進國防建設與經濟建設協調發展,必須堅持用科學發展觀來統籌,努力形成“軍民結合、寓軍于民”的良性互動機制,并按照“有所為、有所不為”要求加快國防現代化建設。
關鍵詞:國防建設;經濟建設;協調發展;互動機制;
黨的十六大以后,以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把國防建設與經濟建設協調發展,納入到更高層次的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指導思想之中,并明確了“堅持國防建設與經濟建設協調發展方針,進一步形成國防建設與經濟建設相互促進的良好局面”的戰略目標。正確處理國防建設與經濟建設關系,推進國防建設與經濟建設協調發展,是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一個重要內容。
一、堅持用科學發展觀統籌國防建設與經濟建設協調發展
科學發展觀的提出,是我們黨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社會發展規律在認識上的重要升華,是我們黨執政理念的一次飛躍。牢固樹立和認真落實科學發展觀,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必然要求,是妥善應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關鍵時期可能遇到的各種風險和挑戰的正確選擇,是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和執政水平的迫切需要,同時也是正確處理好國防建設與經濟建設關系,積極推進國防建設與經濟建設協調發展的內在要求。用科學發展觀統籌國防建設與經濟建設協調發展,就是堅持以人為本,按照全面、協調和可持續發展的要求,認真處理好國防建設與經濟建設的關系,從而不斷提高和改善人民群眾生活水平,不斷增強國防實力和國家綜合國力。
國防建設與經濟建設是相互影響和相互制約的兩個方面,強調指出:“經濟建設是國防建設的基本依托,經濟建設搞不上去,國防建設就無從談起。國防實力是綜合國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國防建設搞不上去,經濟建設的安全環境就難以保障。”堅持用科學發展觀統籌國防建設和經濟建設,就是要確保國防建設與經濟建設之間相互協調,并努力防止在實踐中出現相互偏廢現象。主要包含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國防實力要與國家經濟建設的安全環境相協調。沒有一定的國防實力,國家經濟建設的安全環境就無法得到保障。而脫離國家經濟建設安全環境,單純追求國防實力的增長將耗費大量的寶貴資源,影響國家經濟建設的發展。二是國防發展戰略要與國家經濟發展戰略相適應。安全戰略和發展戰略是國家和民族賴以生存和得以延續、保持穩定和走向繁榮的兩個重要支點,只有在國防發展戰略和國家經濟發展戰略相協調情況下,國防和經濟的發展戰略目標才能得以真正實現。三是國防建設投入要與國家經濟的承受力相協調。經濟是國防的基礎,國防建設超出經濟的承受能力,不僅國防建設的目標難以實現,而且經濟發展也將因此受到拖累。四是國防體制要與國民經濟體制相適應。計劃經濟體制和市場經濟體制對國防體制有不同的要求,因此經濟體制的變遷必然要求國防體制進行相應的改革。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國防體制的改革和完善必須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協調。除此之外,國防建設與經濟建設之間相互協調還包括其它許多方面內容,如國防發展方向要與經濟發展階段相適應,國防政策要與國家經濟政策相適應等。
推進國防建設與經濟建設協調發展的內涵,隨安全環境的變化而變化。和平時期,實現國防建設與經濟建設的協調發展,需要處理好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國防建設必須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依托,在服從國家經濟建設大局前提下謀求發展。經濟建設是國防建設的基礎,只有緊緊扭住經濟建設這個中心不動搖,不斷增強國家的經濟實力,才能為國防建設提供雄厚的經濟基礎。因此,國防和軍隊建設要在服從國家經濟建設大局下謀求發展,使國防投入、軍隊規模等控制在經濟承受能力范圍之內。二是在經濟發展的同時努力加強國防建設。富國不等于強國,一個國家即使有雄厚的經濟實力,若無強大的國防力量,也難于鞏固已有的經濟建設成果,難于取得與其自身經濟實力相符的國家地位。堅持國防建設與經濟建設協調發展的方針,要求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推進國防和軍隊現代化。三是要立足提高國防建設的效率和效益。當前,我國國防建設與經濟建設還存在某些不相協調的地方,一是國防發展實力與經濟發展實力不相協調。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一直保持較高的增長速度,經濟總量已躍居世界前列。與此同時,我國現有武器裝備綜合質量水平,與發達國家相比有較大差距,與周邊國家和地區相比也不占優勢。軍隊建設整體上處于機械化和半機械化階段,而發達國家正在進入信息化軍事階段。二是國防費占gdp比重過低,同經濟建設面臨的傳統和非傳統安全威脅不協調。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國防開支占gdp的比重長期呈下降趨勢,“六五”和“七五”時期平均分別為3.6和2.0,“八五”和“九五”進一步下降到1.5,20__年回升到1.5,20__年進一步回升到1.7。盡管近年來加大了國防費的投入,但僅僅是一種恢復性增長、補償性投入,國防費占gdp的比重低于3的世界平均水平。為了推進國防建設與經濟建設協調發展,我們應當在國家經濟不斷發展基礎上,適度增加國防費占gdp和財政支出中的比重,以增強國防實力和應對各種安全因素的能力。
二、努力形成“軍民結合、寓軍于民”的良性互動機制
國防建設和經濟建設是矛盾的統一體,推進國防建設和經濟建設協調發展,其實質就是盡量減少和降低兩者對立矛盾的因素,促進和強化兩者互為依托的能力。國防建設與經濟建設的運行機制,主要包括“軍民分離”和“軍民結合”兩種模式。在“軍民分離”模式下,國防建設和經濟建設各自封閉、互不相通,兩者在資源的分配上通常表現為相互對立關系,難以起到良性互動作用。而在“軍民結合”模式下,國防領域和民用領域的技術成果、人才、資金、信息等可形成雙向擴散、交流和融合的態勢,促進國防與經濟良性互動作用。因此,通過軍民結合,不僅可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克服資源重復配置現象,緩解國防建設和經濟建設相互爭奪資源矛盾,而且可提高國防建設和經濟建設的效率與效益,從而能夠更好地推進國防建設和經濟建設協調發展。
國防建設和經濟建設形成良性互動機制,就是要打破軍民分割、相互封閉的傳統界限,按照“軍民結合、寓軍于民”要求,使國防建設和經濟建設相互融合和相互促進。也就是,一方面將國防建設根植于國民經濟體系之中,形成國民經濟對國防建設的強大支撐力;另一方面,充分發揮國防建設對經濟建設的促進作用,形成國防對經濟發展的強大牽引力。國防建設與經濟建設之間建立起軍民結合、相互促進的良性互動機制,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要求國防建設和經濟建設在項目立項、資源配置等方面真正實現相互融合。國家和地方在鐵路、港口、機場等大型公共基礎建設以及光纜、 移動通信、衛星通信網絡等信息化基礎建設方面,不僅要考慮經濟建設需要,而且應當充分考慮軍事和作戰需要,做到寓“戰場建設”于“經濟建設”之中,使一筆投資能獲得經濟和軍事雙重收益。軍隊在人才培養和后勤保障上要充分依托國民教育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通過軍事教育和人才培養體制的改革,做到寓軍事人才培養于國民教育體系之中,使國防建設和經濟建設健康協調發展獲得持久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通過物資供應、衛生勤務、交通運輸和技術保障等軍事后勤社會化和市場化改革,做到寓后勤保障于國民經濟體系之中,使軍事后勤保障的效率和效益得到顯著提高。應當按照軍民一體化要求,大力發展軍民兩用技術,加大軍民兼容設施的開發和利用力度,努力促進國防資源和民用資源的相互溢流和優化配置,使有限資源最大限度地轉化為生產力和戰斗力。努力發揮國防支出的投資乘數效應、地區乘數效應與就業乘數效應,使國防建設在拉動國民經濟增長、協調區域經濟發展和改善就業形勢等方面發揮積極作用。努力形成“軍民結合、寓軍于民”良性互動機制,積極推進國防建設與經濟建設協調發展,需要相應方針政策和法律制度為之配套。應當做好以下幾個方面:一是要改革和完善國防市場的準入和退出制度。政府需要適度放寬國防市場準入,逐步降低民用部門進出國防市場的門檻,允許和鼓勵非公有經濟進入軍民兼容的軍工行業和非關鍵領域。同時,還應當通過相應的政策引導,使設備老化、生產能力過剩、市場競爭相對較弱的國有軍工企業,能夠自主地退出武器裝備生產領域,使有科技優勢和市場競爭力的民用高科技企業,能夠自主地進入武器裝備生產領域,從而徹底改變我國武器裝備科研生產相對封閉格局,迅速扭轉國防建設落后于經濟建設局面,并為“軍民結合、寓軍于民”良性互動機制的加快建立創造良好的政策環境。二是要抓緊制定并實施國家標準化戰略。必須及時修訂和完善軍用標準和規范,擴大軍品和民品的通用化、標準化和系列化程度。比如,在武器研制和采購方面,只要不影響武器裝備的作戰性能,凡是適合采用民用標準和規范的地方,就應當盡可能使用民用標準和規范,以此提高國防建設和經濟建設的軍民融合程度,從而達到降低資源重復配置和浪費的作用。三是要建立和完善相應的決策、協調和評價機制。在決策機制上,政府應當按照“軍民結合、寓軍于民”要求,把國防建設和經濟建設納入統一規劃進行決策。其中,經濟建設的決策要貫徹國防原則,國防建設決策要反映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要求。在協調機制上,應當進一步健全和完善軍地聯系辦公會議制度,從項目立項、投融資、價格、稅收、土地使用和對外貿易等各個方面,加大統籌國防建設與經濟建設協調發展的工作力度。在評價機制上,應當把“軍民結合、寓軍于民”作為衡量各級政府工作業績的重要考核內容,使各級政府在加強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的同時,能夠兼顧國家安全利益。四是要進一步完善國防動員體系。讓有限資源在和平時期能夠最大限度地用于經濟建設,在戰時可有效地保障戰爭需要。最后,還應當健全和完善相應法律和法規,為“軍民結合、寓軍于民”良性互動機制的形成提供制度保障。
三、按照“有所為、有所不為”要求加快國防現代化建設
國家在一定時期的資源總是有限的,而用于國防建設的資源投入就更加有限。為了使國家有限資源能最大限度地保障國防與經濟的發展需要,在國防建設與經濟建設協調發展問題上,我們還必須遵循“有所為、有所不為”的原則。從當前我國現實情況看,經濟不夠發達仍然是影響我國綜合國力、制約我國在國際事務中所起作用大小的關鍵因素。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國防建設服從國家經濟建設大局,將是我國必須長期堅持的基本方針。因此,我國用于國防建設的資源不可能在短時期內有大幅度的增加。這就要求我們在處理國防建設與經濟建設關系時必須堅持協調發展、有所側重原則,避免出現全方位推進和平均著力而導致國防建設效率低下的現象。
按照“有所為、有所不為”的要求推進國防現代化建設,就是以增強國防實力和提高軍隊戰斗力作為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把有限資源真正用在刀刃上,著力解決好影響和制約國防實力及軍隊戰斗力的關鍵因素。國防和軍隊建設是一個有機系統,根據“木桶效應”原理,系統的整體功能主要由系統的“短板”決定。為了提高系統的整體功能,就必須集中力量解決好系統的“短板”問題。為此,必須根據信息化條件下的戰爭特點和規律,抓住我國國防建設特別是軍隊信息化建設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集中有限資源解決好以下幾個問題:一是軍事戰略威懾能力的建設。提高軍事戰略威懾能力是遏止戰爭,從而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兵的重要手段。軍事戰略威懾力量的建設,通常被認為是“費效比”較高的國防建設活動。在國防投入一定的情況下,應當以足夠的投入確保急需的高新技術武器裝備和“殺手锏”武器的研制生產,并逐步裝備部隊形成戰斗力,從而依靠強大的國防實力和戰略威懾力震懾對手。二是國防和軍隊的信息化建設。建設信息化軍隊和打贏信息化戰爭,是當前世界主要國家的重要建軍目標,也是我國國防和軍隊建設的重要目標。為此,國防和軍隊建設要緊緊圍繞建設信息化軍隊和打贏信息化戰爭的戰略目標,加大軍隊信息化裝備以及信息化作戰指揮系統等方面投入,努力完成機械化與信息化復合式發展的雙重歷史任務,加快推進軍隊建設跨越式發展步伐。三是軍隊“一體化聯合作戰”能力建設。現代信息化戰爭是一體化的聯合作戰,需要海、陸、空、天、電、磁以及后勤保障等方面的有效配合和聯合作戰。軍隊能否打贏現代信息化戰爭,一定程度上取決于其“一體化聯合作戰”能力。為此,需要加大軍隊“一體化聯合作戰”能力建設的投入力度,努力建成一體化的作戰指揮系統、火力打擊系統、情報偵察系統、裝備研制與采購系統、動員及后勤保障系統等。四是國防和軍事人力資源建設。國防現代化建設,人才是關鍵,要堅持以人為本的思想,加大國防和軍事人力資源的投入,提高國防和軍事人才的綜合素質,積極推進人力資源配置由 數量型向專家型和職業型轉變。
國防是典型的公共產品,而且是特殊的公共產品,國防現代化建設理應由國家來進行投資。但這并不意味著國防現代化建設的一切活動,都必須由國家來進行投資。實際上,國防建設的某些領域,國家完全可以充分依靠和發揮社會力量的作用。長期以來,我國的國家發展戰略和規劃對軍事、民用技術協調互動重視不夠,軍用標準和國家標準的通用化程度較低,造成了大量社會資源的重復配置和低效率,不但損失了社會經濟效益,而且影響了國防現代化建設發展的后勁。為此,國家對國防建設的資源投入,應該集中投在民用部門“不能”、“不愿”和“難以”進入的國防建設領域,如武器裝備科研生產中安全保密性強、投資大和風險高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在這些領域,國家應當在項目立項、投融資、土地使用等各個方面,逐步加大對國防建設的支持力度。而對于一些軍民兼容性和非關鍵的國防建設領域,國家應當允許和鼓勵民用部門積極參與,以增強國防現代化建設發展的后勁。另外,還必須依靠科技,創新管理手段,借助信息技術,提高國防費保障的信息化水平,促進國防費保障向精確化轉型,提高軍隊和國防建設的質量效能。
【內容提要】假日休閑作為一種生活質量提高的標志,不同于基本生存需要的單一化和物質型,而越來越趨向于多元化和精神型。將旅游業、娛樂業、服務業、文化產業整合成一個休閑產業系統,并加強其建設,將有助于推動我國假日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摘 要 題】產業結構
【關 鍵 詞】休閑產業/假日經濟/可持續發展
假日經濟是以旅游、文化、體育、交通、餐飲等連帶產業群為主體,將旅游業、娛樂業、服務業、文化產業整合成一個休閑產業系統。假日經濟的出現,是國家刺激消費,推動內需,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帶來的成果,是近年來人們期望出現的一種新的經濟現象,它已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一個新的增長點。如何維護假日經濟這一良好勢頭,使它長盛不衰,持續、健康地發展下去,值得認真地總結和研究。
一、假日消費與休閑產業的多元化
休閑產業并不局限于某一個或幾個具體的行業,而是將各種能夠調節人們生活和心理狀態的行業從傳統產業劃分的框架中剝離出來,即以休閑產品為龍頭,以人們的休閑消費為市場的綜合性產業。它的主要陣地是為滿足現代人旅游、健身、服飾、娛樂、求智、消閑、居室裝飾等休閑要求。由于它貼近生活,崇尚國際潮流,順應大眾風俗習慣,緊跟時代步伐,并緊密地依賴先進技術,有助于高新技術迅速轉化為生產力,因而被人們稱為充滿活力的“朝陽產業”。
從追求溫飽到尋求享受,是消費者隨著經濟發展和生活水平提高作出的自然選擇。人們在溫飽之后,不僅有享受可供追求,更有發展的需求和動力。假日休閑作為一種生活質量提高的標志,不同于基本生存需要的單一化和物質型,而越來越趨向于多元化和精神型。如文化娛樂消費、體育健身消費、旅游服務消費等等。此外,假日休閑還表現在教育、科技、文博等領域,如為自身發展而開辦的各種業余電腦、外語及其他專業技能班,老年大學的各類休閑教育,科技館的科普啟蒙,文史博物館的歷史文化溫故等等。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本向利潤率高的新興行業流動這一規律的驅使,文化娛樂業、體育健身業、旅游服務業等休閑產業逐漸地發展起來,成為市民休閑消費的最好去處。
1.旅游業魅力無窮。旅游業一直被認為是世界上發展最為迅速,前景最為廣闊的產業之一,尤其是近幾年來,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回歸自然、訪古探幽的興趣高漲,旅游顯示出無窮的魅力。旅游這種休閑消費把旅游情結、文化娛樂、體育健身三者融合在一起,高尚而富有情趣,實用而蘊含文化,因此很受各類人們的喜愛。每逢節假日,三五親朋好友,結伴而行,或去名勝古跡,或去名山大川,或游北國風光,或覽南國風情,甚至遠游異國他鄉、原始森林、熱帶海濱……,游覽、訪古、享受、探險……。這種休閑消費既使消費者增加了閱歷、陶冶了性情,又享受了人生、健全了體魄。1999年至2002年,中國的旅游市場幾次出現“人滿為患”的火爆場面。世界旅游組織秘書長費朗加利曾預測,中國將成為21世紀初世界第一大旅游國,屆時將有1.37億人次到中國參觀、訪問和游覽。
2.文體娛樂業。近年來,文化市場成了市民和游客在假日里光顧的重點。人們在休閑中追求文化品位、文化享受,感受文化氛圍,接受文化熏陶。利用休閑時間進行文化娛樂是人們休閑消費最主要、最普遍的需求。因此常常以家庭親人為單位,或在家觀看電視、錄像、家庭影院,或外出觀看電影、觀賞節目、聽聽音樂、跳跳舞蹈。還有的經常以親朋好友為群體,或切磋棋藝,品嘗茶藝,或盡情享受泡吧文化和網絡文化的樂趣,等等。這些積極健康的文化娛樂活動,不僅使人們得到高尚有益的休閑消費,而且還可以得到高雅美好的藝術享受。從文化市場的種種跡象表明,無論報刊、圖書,還是電影、音像,其市場潛力是巨大的。
3.體育健身業。隨著人們的生活質量不斷提高,人們愿意把休閑時間和部分收入花在強身健體上,于是,“花錢買健康”成了都市時尚。不需要特別留意,你就能感受到體育健身休閑消費在當今都市的熱度,游泳館、網球場、羽毛球場、溜冰場、旱冰場、男子健身房、女子健美中心、臺球廳、保齡球館,等等,已經成為人們經常光顧的場所。就是那被稱為貴族化的高爾夫球也吸引了不少顧客。至于觀看足球、籃球、排球、體操等一類比賽的人,更是多得不可勝數。由此可見,體育健身的市場空間大得不得了,這種休閑消費的市場前景也好得不得了。
4.商業街休閑好去處。現代的商業街里,商場、超市林立,各種專賣店,餐飲店,應有盡有。加之城市及城鄉之間交通便利,人們已將“逛街”看成首選的休閑方式,商場也就成為休閑產業最大的窗口之一。時下有不少商廈和專賣店十分注重美化購物環境,其構思巧妙,品位高雅,確讓人流連忘返。許多商場引進盆景、鮮花、燈光噴泉、藝術雕塑乃至假山魚池,使購物環境充滿活力,成了溫馨世界,讓顧客在瀏覽購物之中得到美的享受。有的商廈和購物中心特意辟出一大片場地為顧客的共享空間,實行開架售貨,電腦管理,并設立咖啡間、休息廳、展覽角……不再使店堂里的商品與顧客爭奪空間。還有更多的時裝專賣商場推出流行服飾展覽,名師獲獎作品展、時裝模特表演,讓人領略到一種文化氛圍,增添不少藝術渲染力,使顧客覺是不是單純的購物,而是置身于特定的藝術環境中,成為一種享受。
餐飲業也在假日經濟的大潮中得到長足的發展,我國傳統的大餐、各具特色的地方小吃不僅吸引了外國人,也吸引國人從家庭餐桌走向 酒店、飯店。隨著人們消費觀念的轉變,進飯店、吃宵夜已經成了尋常的事,特別是像元宵節、中秋節和春節這些具有團圓意義的聚餐已成為各大城市一道獨特的風景。
5.風格各異的“吧”文化。如今,都市里各式各樣的“吧”已經非常流行,如“陶吧”、“玻璃吧”、“布吧”、“果吧”等。在繁忙的都市人生活中,這種新興的“吧”文化確實成為一種休閑的新時尚,“吧”里面的那種藝術、文化或濃濃的個性化的氛圍,能使人們的心理得到極大的滿足。欣賞陶瓷藝術佳品和制作陶瓷作品是“陶吧”最誘人的主題。在昆明、貴州、上海都能見到“布吧”,是都市女孩兒聚會的最佳去處之一。前衛的女孩兒在這里能夠體驗到“男耕女織”的田園風情。“吧”與文化的融合,引導著都市人新的休閑娛樂方式。
6.休閑農業。休閑農業是近幾年來隨著城市居民收入水平提高,雙休日制度的實施,人們崇尚大自然、回歸大自然的生態意識不斷增強,生活方式的改變而出現的一個新經濟用語。節假日和家人或朋友到近郊的農田去從事種地、除草、采摘等農活,可以親自感受“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的辛勞和豐收的喜悅,還能獲得休閑度假和精神享受的滿足。
休閑農業提供給城市居民的應該是輕松、愉快、寧靜的精神享受,閑情逸致的田園情調,富有特色的農副產品。一般可以分為以下幾種類型:(1)旅游娛樂型:這種類型的景點設置有果樹開花時期賞花,典型花卉爭妍季節花展,農作物生長、收獲階段參觀,魚塘垂鉤、采菱泛舟、農家習俗、舞蹈等。(2)品嘗消費型:這種類型主要是在農產品收獲時期如果實成熟時讓城市居民親自采摘、品嘗,并且引導他們消費購買;另外還有珍禽燒烤、畜禽加工制品的品嘗出售等活動。(3)耕作體驗型:這種類型主要是通過城鎮居民親自參加農事勞作體驗農村生活而設置的。它的方式可以是出租小片菜地、小片果園、小片魚塘給城鎮居民,或者實行會員證形式定期舉辦等。這種類型強調真實感,精耕細作的傳統方式和高效率的機械化現代方式相結合。許多退休工人愿意在退休后尋找一種充實的生活方式,這種類型適合他們的需要。(4)主題教育型:這種類型以實地參觀、實地體驗、錄像教學方式向中小學生提供農作物的栽培、生長,畜禽飼養、產品加工等方面的知識。這種類型強調教育啟發性,主要對象是中小學生。(5)療養修身型:這種類型以提供度假村的方式提供給城市上流社會綜合服務達到修養身心、療養身體的目的。它強調全方位的休閑,重視服務質量,重視生態環境。
二、假日經濟可持續發展應注意的幾個問題
迅速發展起來的假日經濟,使旅游和各大城市的節日市場著實火了一把。但是,從政府到企業,從交通部門到旅游服務業,許多部門和商家似乎都準備不足,從“食、住、行、玩”幾方面看,在假日消費火爆的背后,也暴露出許多值得關注的問題。
1.旅游產業水平不高。外出旅游是假日經濟中最為亮麗的風景線之一,但假日旅游暴露出的問題也是最多。首先,熱線太熱,過于集中。由于各旅游社大都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些主要的旅游線路上,從促銷宣傳、人員組織安排及資金的投入上都重點向旅游熱線傾斜,導致游客對旅游地點的選擇過于集中。游客的過于集中,各景點人滿為患。由于現有旅游基礎設施大大超負荷運行,難免接待質量會出問題,得不到保證。比如住宿不盡人意,伙食、用車標準降低,臨時變更參觀景點等一系列問題時有發生,游客投訴增多,造成不少人乘興而去,敗興而歸。其次,旅游點營銷手段太少,旅游產品品種單調,層次較低,缺乏休閑內涵。再次,各旅游景點在軟硬件配套設施方面,在旅游信息傳輸協調等方面還欠缺很多。最后,旅行社無序競爭,使旅游市場競相壓價,旅行社生意火爆利潤卻平平。個別魚目混珠的旅行社以低報價吸引游客,設下“零團費”的旅游陷阱,在旅途中受導游引誘甚至脅迫購物,從中收取高額回扣。這些不規范的運作既“坑”了消費者,也“苦”了旅行社自己。
2.消費者消費不成熟。一是消費意識不成熟,存在盲從心理。表現在出外旅游對景點盲目選擇,喜歡跟風,人家去什么地方游玩、觀賞,自己也跟著去,只看熱鬧不看門道;購物時見商場打折讓利就有購買沖動,只顧價格便宜,不管是否需要;休閑娛樂也喜歡隨大流,不會尋找新的消費途徑。二是消費權益保護意識不成熟,對自己的權利與義務缺乏正確認識。一方面不了解如何運用法律保護自己的權利,另一方面是當消費利益將遭受損失時,不懂得及時采取措施把未產生的損失降到最低。三是消費觀念有待提高。
3.休閑產業尚未開發。假日經濟是一種綜合性強、牽涉面廣、可持續發展的系統經濟形式,它涉及的遠不止旅游、購物等產業。目前的休閑熱僅僅是邁向追求生活質量的新階段的開始。溫飽之后,不僅有享受可供追求,更有發展的需求和動力。廣大消費者對身體健康的向往、對精神生活的渴望、對自身文化素質的提升、對職業技能的尋求同樣有著迫切的要求。這些都是我們亟待大力開發的領域。以歐美發達國家為例,較長的假日里,旅游勝地固然游人大增,但也有相當多的人利用這一良機為自己、為子女的文化素質和專業技能的提高而大把花錢。在為數眾多的圖書館、博物館里,在各種大學和社區所辦的繼續教育學院里,消費者或懷揣快餐,專注地沉浸在知識的海洋中,或攜妻帶子,在充滿知識與智慧的娛樂中度過歡快的假期。在發達國家的城市里,各類圖書館(包括一些大學圖書館和公共圖書館)、博物館為數眾多,各具特色,成為市民乃至學生的第二課堂,讓人流連忘返,百看不厭。每次造訪,受益匪淺。這類場所,吸引的大多是附近居民,很少給假日的交通增添多大的負擔。由此觀之,我國的休閑產業,不僅要滿足消費者旅游和購物等基本需求,從長遠來看,還要滿足人們發展的愿望,豐富假日大餐的內容,真正把消費者在假日的各種消費需求挖掘出來并最大限度地加以滿足。
三、對假日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幾 點思考
據有關部門統計,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至今,休閑娛樂的消費支出占百姓生活可支配收入比重日益增大,可以預見,隨著人均可支配性收入的不斷提高,人們會越來越注重生活的質量。假日經濟有著廣闊的發展前景,我們有理由認真地去研究它,開發與之相關性的休閑產業,推動假日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1.可持續發展旅游的龍頭帶動作用,進行產業升級逐步向國際化靠攏
(1)我國旅游資源十分豐富,除了一些現已具有一定知名度的景區外,許多景區其實早就有相當的知名度。由于長期以來產品開發單一,又缺乏高水平的策劃包裝,加上財力有限,促銷乏力,因而不能對國內外市場產生吸引力,造成熱線過于集中的現象。只要增加這些景區的基本配套設施的投入,加大促銷力度,這些景區就能產生強有力的吸引力,既能分流過熱量區的部分客源,又可以擴大旅游市場的需求總量。(2)旅游城市要在提高自身承載力上下功夫,改變旅游管理體系中條塊分割、職能弱化等弊端,使旅游管理一體化,此外,還應發展城市周邊旅游和城郊旅游,以分散游人。引導本市居民在假日到郊外旅游,以便把更多的空間留給外地游客。(3)目前國內外的旅行社大多處于小散弱差狀態,無論在國際市場還是國內市場都沒有很強的競爭力。因此,政府主管部門一方面要扶優扶強,使具有優勢的旅行社得以不斷地發展擴大,另一方面要鼓勵旅行社組建聯合體,內部統一步調,規范運作,優勢資源互補,推出精品,開辟特色,提供優質服務。
2.加強對游客假日休閑行為的指導
目前,假日消費市場出現人滿為患、怨聲載道的現象,很大程度上與假日休閑行為的指導不力有關。這主要是因為傳統的消費習慣,再加上對市場的變化難以把握,游客的消費行為比較盲目,市場自我調節的滯后性,不可避免地會帶來各種問題。因此,加強對游客休閑行為的引導顯得格外重要。首先,加強休閑學研究。當前,人們的休閑概念還不甚明確,對休閑消費還處于盲目和隨意的初始階段,商家對休閑業可以成為一個新的投資方向與熱點還缺乏遠見性認識,從而導致中國目前的休閑還很混亂,急需休閑學給以指導,向人們宣傳一種新的思維方式和消費觀念。在國外,閑暇社會學是熱門學科,但國內重視和研究休閑學的人卻寥寥無幾,這與迅猛發展的假日休閑產業是不相配套的。其次,是加強休閑信息指導。假日市場呼喚能指導休閑、推介市場、播報信息的休閑信息網絡的產生。當前尤為急切的是要建立全國旅游城市及景點的信息網絡,及時為旅游者提供旅游路線、交通狀況、景區接待、訂票訂房、購物等方面的信息服務,并在此基礎上,逐步擴大該網絡系統的涵蓋內容,向假日市場其他消費領域擴展,為消費者提供準確、及時、全面的假日休閑信息指導。
3.加強假日市場休閑產業鏈的建設
外出旅游,不是假日盛筵中的惟一佳肴,甚至也不是其中的惟一大菜,研究假日經濟潛在的消費熱點,能從整體上將假日經濟引向更深的層次,擴大休閑的內涵和外延,提高文化品位,把假日經濟推向深入。據有關專家認為,從目前的發展趨勢看,人們在長假里不僅要達到休閑的目的,而且還要求在休閑的過程中不斷提高自己的文化品位,滿足精神需求。這就要求有關部門、單位和假日市場相關行業的生產經營者,緊緊圍繞休閑消費,為消費者提供相應的休閑產業。(1)文化娛樂業。據調查,長假期間,市民的消費結構中文化消費占家庭、社會消費的比例在不斷提高,市民花錢觀賞文藝表演、參加各種文化娛樂活動的已越來越普遍。隨著“假日經濟”的發展,我們應積極發展報刊、圖書、電影、音像等傳統文化行業,舉辦書市、花市等富有特色的廣場娛樂項目,應適當增加文藝演出,開展各種娛樂項目。不斷增強娛樂性,注重參與性,提升假日的附加值,深化假日的吸引力。并適當增加網吧、陶吧、賽場等青少年樂于參與的娛樂場所,使他們盡情享受泡吧文化和網絡文化的樂趣,在滿足個性化需求方面提高營造能力,用豐富多彩的消費方式來創造消費、引導消費。(2)體育健身業。一是要興建和改造體育健身場地和設施;二是要正確合理地引導這種休閑消費。關于前者,據統計,目前我國已擁有61萬個體育場館,從絕對數量來說,已具相當規模,但人均體育場館面積不足1平方米,遠遠不能滿足人們的消費需求。因此,興建一批體育場館,改造一批體育場館,已成為當務之急。應該看到,我們的體育健身休閑消費起步很晚,消費水平不高,要從現有的實際出發,合理引導這種休閑消費。(3)餐飲零售業。首先,餐飲業要把握好以下幾種節日服務型經營方式:一是主婦型。即飯店為市民家庭配送半成品節日套餐,飯店只收取少量的加工費。二是包辦型。即飯店為市民預訂到飯店就餐的節日家宴。餐館酒店要本著勤儉節約、物美價廉、面向市民、為大眾服務的原則,推出“敬老宴”、“愛心宴”、“合家團圓”等眾多菜譜擴大目標市場。三是系列型。為適應現代人的消費需求,餐館酒店應推出面向家庭的節日宴席快送、“出租廚師”,向居民開放客房、游藝廳等休閑娛樂設施和場所,以吸引居民到酒店里自娛自樂過假日。同時,餐飲業的經營者,還應在文化品味上做文章,要以飲食文化搭臺、在店內推出書面攝影展覽、音樂欣賞、雜技魔術表演、名廚教授顧客“絕活菜”等活動,讓顧客集食、飲、賞、覽、聽于一體,吃得瀟灑,玩得開心,同時又得到精神享受。商場要在店內外營造濃厚的節日氣氛,除了張燈結彩、披紅掛綠等一般方法外,還要注意布置出自家的特色。節假日商家應以真誠回報顧客消費者為宗旨,開展打折銷售、買大件贈小件、以舊換新等促銷活動,促銷活動要以“情”字當先,充滿濃郁的溫情,打動消費者的心。(4)休閑農業。休閑農業是一種商品農業,要有推銷商品的意識,通過廣告宣傳向城市居民輸灌休閑意識,通過各種農事活動(如花卉展覽、龍舟競賽、民間舞蹈等)吸引游客。主動適應市場,積極爭取市場。應大力發展都市農業和觀光農業,利用最先進的農業科技成果,在為市民提供衛生、潔凈、新鮮的農產品的同時,為市民創造一個回歸大自然的綠色生態環境。(5)技藝培訓。不少人希望利用假期難得的時間學習汽車駕駛、電腦操作、花卉栽培、投資理財、古董鑒賞、書法篆刻和體育、舞蹈、烹調等一技之長。社會各方面應當提供這些方面的機會,以滿足各類培訓的需求。
摘要 縣城經濟發展和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存在著互動性關系,加強縣城經濟發展應結合農村刺余勞動力轉移就業進行。山東省在加快縣城經濟發展、促進農民轉移就業方面積累了寶貴的經驗。但也存在一些問題。今后一個時期,縣城經濟的發展,如何更好地促進農村刺余勞動力轉移,形成縣城經濟與農民轉移就業的良性互動,實現城鄉統籌發展,是仍,需重點研宛和著力解決的問題。
關鍵詞 縣城經濟;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
縣域涵蓋城鎮與鄉村,兼有農業與非農業。是宏觀與微觀、城市與農村的接合部,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黨的十六大提出“壯大縣域經濟”以來,山東省縣域經濟進人了加快發展的新階段,在加快縣域經濟發展,促進農民轉移就業方面積累了寶貴的經驗,對實現國民經濟平穩較快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一、山東省縣域經濟發展和促進農民轉移就業的基本情況
山東省委、省政府歷來高度重視縣域經濟的發展。2003年,山東省委、省政府出臺《關于加快縣域經濟發展的意見》,擴大縣級經濟社會管理權限,對經濟強縣和欠發達縣分別實施不同的鼓勵政策,賦予經濟強縣更大自主權,并加大對欠發達縣的扶持力度。使山東省縣域經濟和社會事業有了長足的發展,綜合實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
(一)山東省縣域經濟發展概況
目前,山東省共有縣級單位140個,除去市轄區,共有91個縣(市),包括31個縣級市和60個縣,占全省縣市區總數的65.5%,占全國列入縣域經濟統計范圍的2072個行政單位的4.4%。行政區域土地面積為125063平方公里,占全省土地面積的79.67%。2006年末全省縣域總人口6616.4萬人,占全省總人口的71.27%,占全國縣域單位人口總數9.62億的約6.89%。2006年末單位從業人員4864187人,占全省單位從業人員的52.47%;年末鄉村從業人員30179498人,占全省鄉村從業人員的79.89%。
在平均規模上,山東縣域經濟高于全國平均水平。由全國縣域經濟基本競爭力評價中心舉行的第四屆全國縣域經濟基本競爭力評價中,山東省縣域經濟平均規模中人口、GDP、地方財政收人、人均GDP四項指標,分別在全國排第5、第4、第5和第6位;在第七屆全國縣域經濟百強縣的數量上,山東與浙江省以25個并列全國第一位。2006年,全國地方財政收入預算內收入超過5億元的縣共有204個。其中山東34個,占全國的16.7%,僅次于浙江的36個。全國農民人均純收入6000元以上的縣共有118個,山東18個,占全國的15.25%,列全國第三;其中已有14個縣(市、區)地方財政收入超過10億元。不僅如此,據2007年山東省統計公報,省內30個欠發達縣亦進一步激發內部活力,各項經濟指標均達到歷史最好水平。
總體來說,山東縣域經濟基本競爭力總體水平在全國位于前列。但單項競爭力水平和單個縣的競爭力不突出,與浙江、江蘇相比,都存在著一定的差距。而且山東省縣域經濟發展極不平衡,東西部差別明顯。從反映縣域經濟發展水平的三個基本經濟指標(國內生產總值、地方財政預算內收入、農民人均純收人)可以看出,山東縣域經濟發展水平,存在一個均勻的自東向西遞減的狀況。2005年,縣域經濟最發達的威海和最不發達的菏澤相比,在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人均地方財政預算內收入、農民人均純收人三項基本指標上,威海分別是菏澤的9.2倍、9.7倍和1.97倍。
(二)山東省發展縣域經濟促進農民轉移就業的主要成效和具體做法
山東是人口大省、經濟大省、農業大省。2006年底,全省總人口9309萬人,農業人口6055萬人,占總人口的65%,其中農村勞動力3854.2萬人。多年來,山東省政府一直把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作為增加農民收入、推進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的重要舉措。通過大力發展縣域經濟和鄉鎮企業,統籌城鄉發展就業,促進農村剩余勞動力就地轉移,取得了顯著成效。2006年,全省新增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159萬人,完成全年目標的133%。到2007年末,全省農村勞動力轉移到非農產業的有1907.9萬人;占農村勞動力的比重為49.5%。2006年農戶勞動力中,從事非農產業的勞動力占41.5%,比上年提高3.5個百分點。在非農產業勞動力中,到鄉(鎮)外打工的人數占34.2%,其中,省內占75.8%,省外占24.2%。
山東省農村勞動力70%以上在縣域范圍內,可以說縣域經濟和小城鎮是吸納勞動力的主要渠道。山東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正是依托了山東省縣域經濟迅速崛起和小城鎮的迅速發展。主要做法有:
一是實施“雙30”工程,增強縣域經濟實力,為農村剩余勞動力就地轉移構筑主陣地。“雙30”工程,即“突出抓好30個經濟強縣和30個欠發達縣,促強扶弱帶中間,推動縣域經濟全面發展”。這是山東省發展縣域經濟、統籌城鄉就業、促進農村剩余勞動力的重大戰略舉措。2004年,“30強”和“30弱”主要經濟指標增幅均超過了全省平均水平,分別累計就地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336.7萬人和93.5萬人,比“雙30”工程實施前分別增長了15.2%和19.5%。
二是實施“兩集中”工程,加快縣城和中心鎮建設,為農村剩余勞動力就地轉移提供重要載體。“兩集中”工程即“工業向園區集中,人口向城鎮集中”。這是山東省加快農村城鎮化建設、實現城鄉統籌發展的重要措施。該工程的實施,特別是加快山東半島城市群建設,實現了全省城鎮化發展的新突破,山東省城市化率由2000年的38.3%提高到2005年的45%,共轉移了農村勞動力600多萬人。
三是實施“龍頭帶動”工程,推進農業產業化經營,為農村剩余勞動力就地轉移提供基礎、和平臺。“龍頭帶動”工程,即“培植壯大一批農業龍頭企業,創新農業產業化經營機制,推進農業產業進程”。這是實現農村剩余勞動力就地轉移最直接的渠道。目前,山東省農業產業化經營組織發展到8716個,其中銷售收入過100
萬元的龍頭企業有6822個,過億元的有684個。各類農業產業化組織共吸納149萬人就業,推動基地農戶979萬戶,占全省農戶總數的48%。
四是針對各地勞動力資源需求的實際,大力實施“西輸東接”工程。通過東部城市開展企業用工需求狀況調查,崗位空缺信息;西部地區開展基層勞動力資源狀況調查,實現東部用工企業與西部勞動力資源豐富地區“點對點”的定向勞務輸出,減少了農民外出就業的盲目性,提高了勞務輸出的成功率。僅2006年開展“為半島制造業送技工”行動,山東西部地區就向東部企業輸送勞動力達32萬多人。
此外,為提高農民技能,山東西部地區還以百家特色勞務培訓基地為中心,建立農村勞動力培訓網絡,突出特色培訓,并發放培訓補貼,開展了“訂單式”、“定向式”和“儲備式”培訓。2006年,山東省勞動保障部門共組織農村勞動力技能培訓47萬多人,有效提高了農村勞動力的業務技能和就業質量。
二、發展縣域經濟是現階段農民轉移就業的有效途徑
2006年末,我國城鎮登記失業人數為847萬人,城鎮登記失業率為4.1%。農村剩余勞動力約為2億左右,就業壓力較大。就山東省來講,按照2010年城市化水平50%計算,農村戶籍人口將由2006年末的6054萬下降到4500萬,農村勞動力轉移總量大體為1500萬人。而就我國目前的經濟、社會發展現實情況看,大、中城市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能力大大降低,而縣域是農業產業向城市延伸和城市產業向農村延伸的結合點,是溝通城鄉的橋梁和紐帶,具有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獨特優勢。可以說,縣城及城鎮在中國現代化和城市化進程中具有的獨特和不可替代的作用,是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有效途徑。
(一)發展縣域經濟。促進中小企業及服務業的發展,可以更多地吸納農村富余勞動力
發展縣域經濟,重在發展中小鄉鎮企業。鄉鎮企業投資規模小,投資方向和投資形式多樣靈活,適合民間資金少、資金分散的特點,容易創辦。因此,政府如在資金、政策等方面給予扶持,可以引導更多的農民開店建廠,可以吸納更多的農村勞動力就業,可以讓更多的農民離開土地到鄉鎮工作。
鄉鎮企業的發展,勢必促進城鄉服務業的發展。鄉鎮企業生產經營,需要水、電、氣的供應,需要通訊、燃料、衛生、金融等方面的服務。這些需求將促進更多的資本投資于服務業,從而促進城鄉第三產業的發展,帶動更多的農村人員從事各種各樣的服務,使更多的農村富余人員轉人非農勞動。
從過去情況看,1984—2007年期間,山東省農村非農產業就業增長率為6.5%,年均增量為47萬人。其中1990—2007年間山東省農村非農產業就業增長率為3.4%,年均凈增量為34萬人。而1995年以來,隨著鄉鎮企業吸納勞動力成本的提高,接收農村剩余勞動力數量趨于減少,吸納勞動力的能力在減弱。但仍然是促進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的一個重要途徑。
(二)農村勞動力向縣市及城鎮轉移付出的成本更低、效率更高
發展縣域經濟,解決當地農村富余勞動力就業,其就業成本也是較低的。第一,由于農村富余勞動力戶口在農村,一般外出務工都是短期勞動,務工人員對用工單位除工資要求以外,一般沒有太多的如住房、交通等特殊福利要求,這就降低了用人單位的人力使用成本,這些企業更愿意雇傭農民工工作;第二,勞動力本地就業,無需外出務工證、計劃生育證、暫住證等費用開支和辦證手續,無需支付昂貴的中介費用,政府也無需為安置務工人員花更多的資金用于城鎮基礎設施建設,客觀上也減少了大、中城市的就業壓力,降低了大、中城市吸納這部分勞動力所進行的包括城市設施等在內的各種支出;第三,農村富余人員就近就業,亦工亦農,農忙時務農,農閑時務工,進退自如,減少了來回路費,照顧了家庭,提高了勞動效率,降低了就業成本。農村勞動力大量向縣市及城鎮轉移,每年的春運民工流的巨大壓力也會得到一定緩解。
2007年山東省轉移的農村勞動力中,轉向省會城市的占3.3%(35萬人);轉向地級市的占8%(85萬人);轉移到縣城的占17.8%(187萬人);轉移建制鎮的比重為26.7%(280萬人),小城鎮吸納勞動力的優勢在逐步體現。
(三)我國目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總體素質水平也決定了他們更加適合轉移到縣域經濟的產業中發展
縣域經濟的產業特點是以發展勞動密集型的產業為主,為了錯開與城市工業的競爭,也為了發揮縣域經濟的區位優勢,縣域經濟的產業選擇以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主要是發展農副產品深加工業,發展制造業、加工業,發展縣鄉服務業、特色旅游業,發展現代種植業、養殖業。這些行業一般對勞務人員的技術含量要求相對較低,對體力勞動能力要求相對要高,其提供的崗位正適合農村富余人員工作。因此,縣域經濟的發展,可提供更多適合農民就業的崗位,可以吸納沒有更多非農技能的大量農村富余勞動力就業。
三、發展縣域經濟,促進農民轉移就業的政策建議
發展縣域經濟,促進農民轉移就業是一項系統工程,各級政府加強對社會經濟結構調整的宏觀調控和對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組織管理非常必要。
(一)進一步推進縣域綜合改革,擴大縣級經濟管理權限。優化縣域經濟發展環境
要以科學發展觀統領縣域經濟發展,確立就業優先的經濟發展思路。努力走出一條經濟和就業雙增長的新路子。按照“能放則放”的原則,加快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將過于集中的權力下放,賦予縣級更大的發展自主權和決策權。凡是國家產業政策鼓勵發展的、不需要國家和省里預算內投資的、不借用國際金融組織和外國政府貸款的項目其審批權都應該下放到縣一級;凡是能一步到位將審批改為備案的,應該一律取消審批;農村小城鎮建設的規劃權、外貿進口權也應該下放至縣一級;對于少數根據法律法規確實不能下放的審批事項,應該簡化手續,提高效率,限時審批。除了省市兩級向縣一級簡政放權外,縣一級要以全面深化 改革為重點,應該加強自身建設,努力營造良好的縣域經濟發展環境。
(二)優化農業生產結構,擴大農業的自主消化能力
農業是縣域經濟的基礎。據有關方面統計,農業的充分發展,可吸納近一半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山東省地處我國東部,是農業大省和勞動力大省,有著極大的勞動力優勢和地域、氣候優勢。所以,在農業內部,要充分發揮勞動密集型農產品生產優勢,如水果、蔬菜、花卉、畜產、特產、中藥材生產等,同時要進一步調整農業產業結構,優化農產品區域布局。
一是要大力推進農業產業化,提高農業綜合效益。農業產業化可以讓農民實現專業化生產,使之有組織地進入市場,可以避免生產的盲目性,解決農產品的“賣難”問題,擴大農業生產規模。可以更多地解決就業;同時,農業產業化可以通過農產品的加工、購銷,延長農業的產業鏈,提高農產品附加值。如果把粗放農業轉變為半粗放農業或者是精品農業,就可以消化許多的農村剩余勞動力。
二是要認真促進農村第三產業的發展。山東省農村內部的第三產業還很薄弱,而第三產業是最能消化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地方。不僅要抓農村傳統三產的發展,如農村的商業服務業和交通運輸業,還要充分發揮當地優勢,推廣運用現代經營方式和服務技術,大力發展現代物流、信息咨詢、社區服務等新興產業,提高第三產業發展水平。
國際經驗表明,工業化與城鎮化的同步發展,對于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是至關重要的。城市本身的集聚效應就有利于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主要依靠“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的農村就地吸納模式,已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出路問題,加快城鎮化進程將成為今后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業問題的根本出路。而實施這樣一個新的戰略,關鍵是解決好以下兩個問題。
一是引導鄉鎮企業發展與小城鎮建設相結合。小城鎮接近于農村,鄉鎮企業大多集中在小城鎮,農民就近轉入小城鎮就業,與土地的關系維持一段時間,既可以降低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成本和就業風險,又能夠有效地避免在大中城市吸納能力有限的情況下,農民大量涌入城市所產生的種種問題。為了促進小城鎮的發展,應制定優惠政策,鼓勵鄉鎮企業連片集中發展,建立大批鄉鎮工業小區,引導鄉鎮企業向小城鎮集聚。
二是要形成合理的城鎮規模結構。在現階段,大中城市及小城鎮之間在就業機會、收入水平和生活質量等方面仍存在著懸殊的差距,城市的積聚效應仍然是很明顯的。在這種情況下,一方面要積極發展小城鎮,使其中一部分升級為小城市;另一方面。還要進一步發展大中城市。今后,城鎮化政策的核心要由控制城市規模為主轉移到發揮城市積聚效益和形成合理的城市層級結構上來。
(四)發揮比較優勢,進一步培育壯大特色經濟
縣域經濟的生命力在于發展縣域特色經濟,山東省縣域經濟發展比較好的地區,大都有顯著的特色經濟支撐。如:壽光、蒼山的“菜園子”;招遠的“黃金”;東阿的“阿膠”;棲霞、五蓮的“果品”;沾化、無棣的“冬棗”;諸城的“貿工農”一體化等等。這些特色經濟有的是傳統品牌、資源優勢,有的是產業創新、規模化優勢,特色經濟及其鏈條式產業鏈帶動效應,使山東省縣域經濟呈現五彩繽紛的發展格局。這些特色經濟的發展,促進了當地經濟發展。增加了更多勞動就業機會。
在確立縣域經濟特色時,應結合本地歷史文化、本地特產、資源條件,綜合考慮縣域交通運輸、產業結構、市場需求、科技水平等因素,做好特色經濟規劃,發展特色產業集群,建立“人無我有、人有我優、人優我特”的競爭優勢,以此發展縣域經濟,促進農村富余勞動力的就業。
(五)加強教育培訓,多渠道、多層次提高農村勞動力素質
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社會各方面對勞動力素質的要求越來越高。面對勞動力市場的新態勢和縣域經濟發展的需要,積極提高農村勞動力的綜合素質,是加速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的關鍵。首先,要加大農村基礎教育投入,普及九年義務教育,提高農村人口的整體素質,掃除文盲;其次,要大力發展農村職業技術教育,要根據山東省市場經濟的發展和農村的實際情況設置專業和課程,使廣大農村勞動力盡快掌握一定的職業技能,為順利就業創造條件;最后,要建立農村成人教育體系,舉辦各種形式的專業技術、技能知識和文化培訓班,提高農村人口的綜合素質,為實現農村勞動力的順利轉移創造有利條件。
近年來我校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的學生轉學其他專業的現象年盛一年,畢業生中從事本專業工作的人數不斷下降。國際貿易專業趨冷,國際貿易專業學生就業形勢令人擔憂。這一現象的出現,固然與近年來發生的國際金融危機、歐洲債務危機有關,但也與現行的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的培養方案沒有及時地適應我國擴大內需發展戰略下社會的需求變化不無關系。基于此,本文對擴大內需發展戰略下,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培養方案的創新問題進行研究。
一、依靠內需發展是大國經濟的基本規律
國際貿易理論表明,大國情形下的出口或者進口,由于貿易規模大,導致國際市場的供求狀況發生變化,國際市場的價格也隨之發生變動,即大國出口時國際市場的價格就會下降,進口時國際市場的價格就會上漲,從而使大國的貿易條件經常處于不利的地位。而且,如果大國出口商品需求彈性比較小,還會造成“貧困化的增長”,甚至陷入“比較優勢的陷阱”,阻斷產業結構升級的自然路徑。大國在加工出口貿易方式下,國內只得到了低廉的加工費,而客觀上卻通過原材料等中間產品進口的高價格和成品出口的低價格給進口國進行了雙補貼。因此,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大國經濟發展主要是靠內需,這是大國經濟發展的一條基本規律,也被國外的實踐所證實。
二、內需發展戰略下國際經貿聯系的特點與專業人才素質要求
1.國際經貿聯系的新變化、新特點。①國際貿易的主體將更加多元化。在內需發展戰略下,國際貿易的主體除了外貿公司、出口企業、跨國公司外,出于生產和銷售的需要,國內的任何企業或公司均可直接從國外進口所需的設備、技術、原材料、零部件及服務,也可以將其在國內市場剩余的產品銷往海外市場,成為國際貿易活動的主要參與者。②國際交易的客體將趨于無形化、多樣化。在內需發展戰略下,我國國內市場將成為國內外產品和服務競相角逐的主戰場,國內生產的產品和提供的服務要獲取競爭優勢,就必須將其生產的整個工序置于全球供應鏈和價值鏈體系下,按照比較優勢進行國際采購或外包,使進口和出口得標的物中既有有形的原材料零部件,也有無形的生產性服務;既有成品也有中間投入品。而中間投入品中包括的生產者服務的種類和數量要遠大于成品的種類和數量,從而使國際交易的客體必然呈現出更加多樣化和無形化的特點。③國際貿易模式將由出口主導轉為進口主導。國際貿易模式是指出口和進口產品的種類及其組合。在內需發展戰略下,由于國內資源和先進技術相對短缺的限制,再加之出于降低成本、提高競爭力的需要,進口的大量增加將成為我國今后國際貿易模式的重要特點。而出口的規模將會相對地下降,出口的主要目的是為進口服務,而不再是為了創匯。國際貿易模式將由出口主導轉為進口主導。④國際交易的方式將由傳統轉向電子商務。跨境貿易電子商務的出現將對傳統的國際貿易方式產生革命性的影響,也必將在更大的范圍內替代傳統的國際貿易方式,在形式多樣的國際貿易方式中居主導地位。這種新型的貿易方式必然會對傳統貿易方式各個環節的監管方式提出新的要求,也為國際貿易人才的培養提出了一個新課題。⑤對外投資和企業并購將成為我國國際經濟聯系的重要形式。在內需發展戰略下,國內一些資金雄厚、技術成熟、國內市場已經基本飽和的企業實施對外投資或并購也是企業進一步發展的戰略選擇。近年來,中國企業融入全球經濟步伐趨于加快,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參與全球并購、直接投資等資源配置活動,中國正日益成為對外投資最多的國家之一。從2002年到2011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保持10年連續增長,這種增長趨勢將隨著人民幣國際化和中國資本賬戶的開放而進一步加速。同時,無論是中國的國有企業還是民營企業,海外并購活動日益頻繁,規模不斷擴大。2012年中國海外并購總金額達到了創紀錄的652億美元,其中浙江省在境外設立的營銷機構已累計超過3000家,2012年浙江民企海外并購項目達63個,并購額7.1億美元,2011年,中國民企海外并購十大案例中,浙江企業占了一半以上。可以預見,對外投資和企業并購將成為國際經濟聯系的重要形式。上述特點歸結起來就是,隨著我國內需發展戰略的實施,長期以來國內主要通過外貿公司進行的進出口貿易活動將不斷地回歸生產企業,加之企業對外投資和海外并購的不斷增加,國際服務貿易的不斷擴大,企業的國際商務活動將會日益加強,現行的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中的進出口業務將必然回歸國際商務的范疇。所有這些變化都對國際經貿人才的素質提出更高的新要求。
2.對國際經貿人才素質的新要求。在擴大內需的發展戰略下,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人才除了要精通英語、熟悉進出口貿易業務、能吃苦耐勞等素養外,還需要具備更寬的國際視野、更強的全球意識、更嫻熟的外語交流能力、更深厚的跨文化積累、更全面地分析能力和更科學的決策能力等。
三、目前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培養方案存在的問題及原因
目前我校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培養方案存在的突出問題是已經與現實的社會需求不相適應,主要表現為如下幾方面。
1.與我國擴大內需發展略下對進口貿易專業人才的大量需求不相適應。目前我國高校及我校的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的培養方案與我國改革開放以來長期實行的出口導向戰略密切相關。在此發展戰略指導下,伴隨著出口貿易規模的大幅度增長,出口貿易業務人才的需求也大量增加。在這種社會需求下,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培養方案的一個基本特點是在課程內容的設計上以貨物的出口為核心,對進口業務人才的培養常常被置于次要位置。然而,經濟學原理告訴我們, 大國經濟的發展必然要走以內需增長為主的道路。近年來,我國的進口規模已經呈現出大幅度持續增長的勢頭,這種趨勢今后還將更加明顯。許多外貿公司和企業在招聘不到進口業務人員的情況下不得不從職工中派員外出學習或培訓。
2.與我國“走出去”戰略對跨國企業經營人才的大量需求不相適應。隨著我國“走出去”戰略和發展現代服務業戰略的實施,企業對外投資和國際服務貿易也日益成為重要的國際商務活動,客觀上也要求將這方面的人才需求納入到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培養方案中來。
3.與新興國際貿易方式對人才的需求不相適應。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現行的培養方案是基于傳統的貿易方式設置的,傳統貿易方式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每單貿易的規模比較大,生產經營都可以批量進行。而近年來出現的跨境貿易電子商務、市場采購等新興國際貿易方式面對的卻是海外分散的采購規模非常小的成千上萬的客戶,顯然這些新興國際貿易方式對國際貿易專業人才的要求與傳統貿易是不同的。2012年8月,杭州、上海、鄭州、重慶、寧波正式獲批成為我國跨境貿易電子商務服務首批試點城市,發展跨境貿易電子商務順應了電子商務發展趨勢[1]。2011年3月4日,國務院正式批復同意在義烏市進行國際貿易綜合改革試點,市場采購貿易新模式成為試點的重要內容。一頭在義烏采貨,一頭在國外市場銷貨、供貨、結算一條龍的跨國外銷方式,國外游客購買等方式都是市場采購貿易方式的表現。[2]
4.實習環節沒有真正落實。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是一個實務性比較強的專業,實習環節對學生專業操作能力的提高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由于許多外貿公司出于種種考慮不愿意接受學生的實習,國際貿易專業學生的專業實習和畢業實習常常流于形式,收效有限。有協議的校外實習基地數量有限,接納學生實習的能力難以滿足需要。校內實驗室進行的進出口模擬課程雖然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學生的業務操作能力,但畢竟作用有限。
四、內需發展戰略下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培養方案創新
1.培養方案創新的原則。兼顧市場需求與學習能力和創新能力培養。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人才的培養,固然要培養社會急需的人才,傳授給學生找工作的專業知識和技能,但更重要的是要培養學生能夠終身受益的學習能力和創新能力。因為社會需求在不斷變化,大學四年不可能教給學生終生所需的知識和技能。學習方法和學習能力的獲取才是學生職業生涯可持續發展的不竭源泉。
2.人才培養市場定位的創新。由以外貿公司為主轉向以跨國公司為主。長期以來,我國高校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基本上是以為外貿公司培養進出口業務人員為人才培養市場定位的。加入WTO以后,我國于2004年將對外貿公司的成立由審批制改為備案制,許多企業擁有了自營進出口貿易業務。2008年以來,由于受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許多外貿公司的經營受到了嚴重影響。與此同時,我國企業對外投資迅速增長,國外并購方興未艾。根據國外發達國家的經驗,工業化進入中后期以后,企業的對外投資和并購會不斷增加。因此,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人才培養的市場定位也要相應地由以為外貿公司培養優秀的進出口業務人員為主向主要為跨國公司培養高級國際商務人才為主轉變。
3.人才培養目標的創新。國際企業經營管理為主,進出口業務為輔。與上述人才培養的市場定位相聯系,在擴大內需的背景下,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的人才培養的目標是:為越來越多的企業從事跨國投資、國際并購、國際采購、國際營銷等活動培養既精通英語、熟悉進出口貿易業務、能吃苦耐勞、團結合作等素養的,又具備更寬的國際視野、更強的全球意識、更嫻熟的外語交流能力、更深厚的跨文化積累、更全面地分析能力和更科學的決策能力的等高級國際商務專業人才。
4.人才培養模式的創新。校企合作或開放式教學。為了突破國際貿易專業實務型師資短缺對專業人才培養質量的限制,校企合作或開放式教學可能是一個選擇。問卷調查顯示,對“《國際貿易實務課》如何開設效果好?”的問題,認為“按照國際貿易業務程序分成幾門課,聘請外貿部門的業務員講授”效果好的占到55.1%,認為“作為一門課,由一位學校老師貫通講”效果好的占7.6%,認為“按照業務程序分成幾門課,由一位學校老師講”效果好的占12%,認為“按照業務程序分成幾門課由學校不同的老師講”效果好的占5.4%。這說明,國際貿易實務課由專門從事外貿實際業務的人員兼職講授比學校的老師講授效果好。進一步的調查也表明,近10%的受調查者表示愿意兼職我校《國際貿易實務課》的講授工作,或有意與我院建立長期穩定的學生實習基地,并留下了聯系方式。說明國際貿易專業校企合作或開放式培養模式具有一定的可能性。
5.實習基地創建方式的創新。實習基地內部化或委托制。國際貿易專業實習單位難找已成普遍現象。造成這種狀況的主要的原因是實習會給實習單位造成一些負面影響,如增加工作量,商業機密泄漏,管理風險加大,而又沒有收益,即存在負的外部性。顯然,消除這種負外部性,使實習單位能夠從提供實習服務實習崗位中獲得適當的收益,是解決國際貿易專業學生實習難問題的鑰匙。具體的解決方式有兩個,實習基地內部化和實習培訓委托制。實習基地內部化是從國內醫科大學一般均建有其附屬醫院中受到的啟發。國際貿易專業實習基地的內部化是指學校可以將用于學生實習環節的專項經費撥出一定的比例,組建校屬的外貿公司或國際商務服務公司,再從事經營活動。目前,浙江省教育廳也在通過各高校申報實習基地項目。可以利用這些得到政府資助的公司、企業,再以適當付費的方式將國際貿易專業學生的實習委托給這些單位。
6.教學內容的創新。重視新的國際貿易模式。目前我校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的許多課程,尤其是進出口實務課程的教學內容基本上是按照傳統的進出口貿易環節和程序展開的。這在已經大量出現的跨境貿易電子商務、市場采購貿易模式等新的國際貿易模式下,已經不完全適用了。因此,需要研究創新這些新貿易模式下相關專業課程的教學內容
一、入世對中國審計的影響與變革
當今世界科學技術與知識的迅速結合成為推動經濟發展的一個最重要的因素。中國入世將進一步加大科技對我國經濟發展的推動作用,給中國審計帶來了環境、觀念、目標、對象的變革,從而給審計實踐活動帶來了風險。
1、審計國際化帶來的風險。
入世加快了中國審計國際化步伐,中國審計市場日益融合于各國審計市場。會計師事務所不僅可以在本國范圍內從事審計工作,而且可以把在本國注冊的會計師派往國外處理審計業務,或與外國會計師事務所訂立國際協議,以聯營合伙等方式開展國際業務。但由于各國經濟發展水平不同,我國與發達國家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審計環境存在巨大差異,審計實務一旦走向國際,往往因為環境因素造成審計標準不統一,使得審計人員在判斷和執行國際審計具體業務時缺乏審計依據,加大了審計風險。
2、對“網上實體”審計帶來的風險。
隨著網絡信息技術的發展,經濟活動日益多元化,出現了所謂的“媒體空間”和“網上實體”。相對與傳統審計對象來說,“網上實體”的一大特點就是“虛”,看不見、摸不著,審計人員難以界定審計對象范圍,難以對會計資料進行審查,難以獲取審計證據,使得審計風險加大。
3、信息載體變化帶來的風險。
信息技術的發展使得無紙貿易得以實現。被審計信息由以紙張為信息載體轉變為以磁盤、磁帶等磁性介質為信息載體。記錄于磁性介質上的信息是看不見的,必須借助于計算機才能以可見和易懂的文字形式打印或顯示出來;對磁性介質上的信息進行修改可不留下任何痕跡,利用磁性介質也難以實現諸如簽字、蓋章等使信息證據化的操作,這給審計帶來了新的風險。
4、無形資產審計帶來的風險。
入世加大了無形資產審計在我國審計業務中的比重。而由于無形資產帶來的經濟利益與所處的社會環境有密切的關系,如某些實效性信息過時后,其價值便大打折扣;當有更先進的知識產生時,舊知識便大為貶值。因此對無形資產的價值計量帶有較大的不確定性,使得對無形資產審計帶有較大的風險。
5、管理審計帶來的風險。
入世提高了管理審計(即對企業管理活動信息進行全面的評價)在審計活動中的地位。企業處在激烈競爭的市場環境中,它的一舉一動都要受到市場的影響,應隨著市場的變化而采取不同的對策。對于處境不同的兩個企業或同一企業的不同歷史時期,都應根據市場情況采取不同的對策。而管理活動本身帶有不確定性,其正確與否必須受到市場的檢驗。對管理活動進行審計也應受到市場的檢驗,從而加大了審計風險。
6、社會責任審計帶來的風險。
為了促進企業履行社會責任,必須對其社會責任報告進行審計。入世促使了社會責任審計的產生。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方式多種多樣,如治理環境污染,減少污染排放、增加職工福利、支持社區建設等,這使得對履行社會責任的確認和計量難以找到同一的標準,同時也給審計證據的獲取帶來了諸多不便,加大了審計的風險。
二、入世后審計風險的規避
入世后,經濟的發展引起了審計環境的巨大變遷并對審計提出了更高的目標和要求,給審計實踐活動帶來了新的審計風險。為了迎接挑戰,減少審計風險,審計技術方法的改進、更新勢在必行。
1、加快我國審計的國際化與通用化步伐。
審計國際化帶來了一定的審計風險。隨著國際上審計程序的進一步協調和國際審計準則的制定和推行,我國也應加快實現審計的國際化與通用化。其途徑有:我國的審計準則應與國際審計慣例接軌,運用國際審計程序和方法,審計行為符合國際審計準則;在會計和審計領域加強對審計人員業務和素質教育;掌握國際審計信息,學習并運用最新的國際化的審計技術。
2、開發新的審計程序和方法。
入世后,審計對象和內容的擴大,給審計帶來了一系列問題。對知識信息、人力資源審計的比重將大大超過對存貨、固定資產等有形資產的審計;財務審計向管理審計延伸;社會責任審計提上日程;對“媒體空間”中的“網上實體”的審計監督勢在必行。對此,傳統的審計程序和方法往往無能為力。審計目標多元化和審計實時、開放的特征,有必要開發新的審計程序和方法來分別規范無形資產審計、管理審計、社會責任審計行為,使其有統一的標準。
3、全面應用現代信息技術。
隨著網絡經濟的發展,“網上實體”的出現,會計操作更多地在計算機上進行。審計作為一項主要以會計信息為對象的經濟活動,應充分采用現代信息技術、加快信息處理的速度,提高審計質量。“網上實體”的主要資產為知識、信息及人力資源等無形資產,對它們的審計就必須深入到媒體空間中去,這要求網絡審計技術的完善,和審計人員計算機審計操作能力的提高,爭取在有限的空間內獲取最充分、有利的審計證據,降低審計風險。
4、控制會計經營風險,規范會計行為。
入世后,在世界經濟全球化和競爭激烈的國際市場上,會計信息的規范可靠與否成為審計成敗的關鍵。控制經營風險將成為入世后中國企業會計的重要任務之一,因此,我們應建立一套支持控制經營風險的信息系統。而建立信息系統,就必須改變企業傳統的“核算型”會計模式,加大會計的管理職能,企業應當向“管理及風險控制型”模式轉變,建立企業經營風險預警機制,并以市場為核心,研究資金的籌集、分配和使用,利用會計特有的方法,加大對會計工作中弄虛作假的懲治力度,以保證會計信息的真實性。
5、進一步完善審計法規,加強審計司法力度。
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入世后,法律在我國經濟活動中的作用將進一步加大。伴隨市場經濟的審計只有在一個完善的法制環境中才能生存發展。所以我們應努力做到:(1)加強審計立法工作。針對入世后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應建立一套新的審計標準和準則,使審計工作制度化、規范化。(2)加大審計司法力度,堅決打擊注冊會計師與被審計單位共同舞弊行為,促使審計人員自覺提高風險意識。(3)加強 宣傳工作,提高社會公眾對審計法律、法規的認識。投資者及社會公眾由于信賴已審的會計報表而蒙受損失時,應學會運用法律武器維護自己的權益,進而形成一種全社會的監督機制。
6、提高審計人員的風險意識。
審計職業是具有較高風險的職業。入世后,審計風險范圍不斷擴大,潛在風險轉化為現時風險的可能性日趨增長,這要求審計人員具備相當的風險意識。為此,審計人員應該(1)系統學習審計風險方面的理論知識,掌握新的審計方法。重視從審計立項到審計結論的每一個步驟,并采取相應的風險防范措施,使每一個環節的風險減少到最低程度。(2)更新審計監督觀念。入世后,審計監督的重點應從有形資產審計轉移到無形資產審計,重視管理方面和社會效益的審計,強化高新技術產業的審計,并促使其快速成長。(3)樹立競爭觀念,培養創新意識。入世后,科學信息化技術對經濟的促進作用進一步加強,審計人員應提高對信息經濟的認識,樹立面向經濟的競爭觀念,培養敏捷的反應能力和大膽創新的意識.積極探索適應信息經濟的靈活高效的審計模式和方法,力避審計風險。
發展循環經濟,是我國提升經濟效益,構筑和諧社會的迫切需要。所謂循環經濟,是指在資源投入、產品生產、消費直至廢棄的全過程中,依靠生態手段,不斷提高資源利用效率,提升發展水平的經濟模式,是一種高效利用資源并最大化保護環境的發展手段。 交通運輸業是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基礎性、先導性產業。在交通運輸業內,
以交通資源的集約用、持久用、替代用為重點,在基礎設施建設、運輸生產、運輸裝備等重點領域大力發展交通運輸循環經濟,達到“高效、低耗、低排放、低污染、低財政負擔”的效果,以實現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交通,對于交通運輸業的可持續性發展,具有極為重要的作用。
現代交通運輸行業的發展首先是交通運輸科技的發展。科技已經成為交通運輸行業發展必不可少的環節,因此,研究交通運輸科技循環經濟,是保障交通運輸業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關鍵環節。
目前,尚未見到有關交通運輸科技領域如何發展循環經濟的相關研究,同時,在“十一五”初期,交通運輸管理部門正迫切探尋交通運輸科技領域循環經濟的發展途徑。因此,本文針對交通運輸科技領域,研究并提出其較為完整的發展管理模式,對于交通運輸管理部門進行循環經濟發展管理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一、交通運輸科技循環經濟的內涵。通常,交通運輸問題可以理解為交通基礎設施、交通運輸裝備、交通運輸系統管理三者的關系問題,因此,本文定義交通運輸科技循環經濟的概念如下:在交通基礎設施、交通運輸裝備、交通運輸管理與服務等領域,以綜合利用交通運輸資源的減量化、再利用及循環再生為手段,提高交通設施建設養護、交通運輸裝備升級優化、交通運輸系統管理服務等業務環節的水平,從科學技術角度保障支持綠色交通模式發展,同時促進、保障交通運輸行業的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
其中,交通運輸資源的減量化、再利用及循環再生手段,是循環經濟3R原則(Reduce,Reuse,Recycle)在交通運輸科技領域的集中體現,也是發展交通運輸科技循環經濟的關鍵。交通運輸資源減量化就是通過對交通資源的集約使用、持久使用,減少資源浪費,并全面提高交通資源的利用時限。實現減量化的關鍵在于減少資源使用量可以達到同樣或者更好的效果;提高基礎設施的質量和耐久性、延長使用壽命。交通運輸資源再利用指提高產品和服務的利用效率,增加產品或部件的復用率,延長資源的使用期。實現再利用的關鍵是增強產品服務的組合性與模塊化,增強復用能力。
交通運輸資源的循環再生主要是指交通產品完成使用功能后能夠重新變成交通資源,不僅減少最終處理量,而且能最大限度地利用資源。變廢為寶的技術能力是循環再生的關鍵。通常情況下,3R原則在交通運輸科技循環經濟中的優先順序是“減量化-再利用-循環再生”,但這不是絕對的,綜合運用3R原則才是交通資源利用的最優方式。對于交通運輸科技的三個方面而言,各采用不同的原則和方式。對于交通基礎設施建設而言,減量化應該是主導原則;對于交通運輸工具而言,應該主要采用再利用和循環再生的組合原則,而對于交通運輸系統管理與服務而言,交通運輸資源的再利用才是首選原則。
二、交通運輸科技發展循環經濟的關鍵問題。基于上述發展思路,發展交通運輸科技循環經濟,應重點研究解決以下幾個關鍵問題:
2.1交通基礎設施建設養護的資源減量化。
①交通基礎設施建設的合理規劃、優化布局。統籌規劃、合理布局交通基礎設施,強化多種交通運輸方式之間的樞紐銜接和集疏運配套,優化運輸資源配置,進一步完善公路網絡,優先發展城市、城際公共交通和軌道交通,完善城鄉間公交體系;加強國土資源的綜合開發利用。
②優化交通基礎設施結構。主要著眼于提高高等級公路的比重,增加對土地資源利用的集約效益,通過推動運輸裝備的大型化和專業化,鼓勵發展多軸重型專用車輛,推廣標準化運輸、甩掛運輸、封閉運輸,可起到調整運力結構的作用,實現鋼材、能源等資源的減量化。
③建設優質耐久工程,持久使用交通資源。提高設計標準,強化工程質量管理,貫徹全壽命成本設計理念,提高工程質量和耐久性;研發和推廣新技術、新材料和新工藝。如大力發展鋼纖維混凝土和連續配筋混凝土路面結構、滑模攤鋪施工工藝以及快速養護技術等,積極推廣應用高強度混凝土、耐腐蝕鋼材等高性能材料,以提高工程耐久性。
④重視工程養護特別是預防性養護。深化公路養護體制改革,深入開展治理超載超限運輸,建立治超長效機制,加強公路路面早期破損的基礎性研究;加大科研投入,進行聯合攻關,專門研發路面修復和養護技術。
⑤基礎設施建設中的材料替代。在路面材料類型的比選中,因地制宜、盡量采用易于再生利用的瀝青路面;研究和推廣公路工程中木材替代的措施。開展廢舊路面材料、廢棄輪胎、廢鋼材、工業廢料等的綜合利用,推進道路瀝青、水泥混凝土、鋼材等廢舊建材的循環再生。
2.2交通運輸系統管理服務的資源循環再生。①提高交通運輸信息化平臺的綜合能力與信息共享水平與復用能力,如智能技術、自動化技術的使用,功能模塊的重用技術的研究等。②對于發展交通運輸科技循環經濟有利的系列管理技術的挖掘重用,如集成化交通技術、交通生態學、代謝理論、規劃理論等。
2.3交通運輸裝備優化升級的再利用和減量化。主要指交通運輸裝備對于能源消耗的節能化、低排放化和潔凈化技術研究及推廣應用。①能源節約和替代能源。結合國家《節能中長期規劃》中“節約和替代石油”重點工程的實施,大力開展乙醇、電池等替代燃料的研發和推廣工作,并從財稅優惠政策予以支持;通過研發和推廣燃料電池汽車,實現向氫能經濟的轉換;研發和推廣燃氣汽車、電動汽車、混合動力汽車等來實現能源結構多樣 化等。②車輛等交通運輸裝備的再利用。加大廢舊車船等的回收利用工作力度;加強廢舊輪胎翻新利用,或將其再生用于生產碼頭橡膠護舷、膠粉改性瀝青等,汽車發動機的再利用等。
在人類社會已經跨入21世紀的時候,各種跡象表明經濟全球化呈現出加速的態勢。從歷史發展的軌跡看,“幾乎所有的經濟發達國家都經歷了以工業化為主體內容的經濟發展過程,因而它們之所以發達的全部成就的基礎可以歸結為工業發達的成就;幾乎所有不發達國家都承受著傳統農業占絕大比重、現代工業不足的歷史壓力和拖累,因而,它們之所以不發達的經濟根源可以歸結為現代工業的不發達”(注:劉偉.工業化進程中的產業結構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5:37.)。由此,一些西方經濟學家從發展中國家的“二元經濟結構”的命題出發,主張要加快產業結構的調整和提升。當前世界范圍的產業結構調整同世界性的改革開放浪潮,特別是與經濟全球化的不斷深化融合在一起,這就為研究發展中國家如何進行主導產業的演替提出了新的要求,即必須樹立經濟全球化趨勢下的主導產業演替新觀念。而要樹立這一新觀念,首先應對經濟全球化的趨勢有一個準確的把握。
一、經濟全球化的涵義及其影響
1.經濟全球化的涵義
經濟全球化是當代世界經濟發展最根本的特征。隨著對經濟全球化研究的不斷深入,人們對經濟全球化所下的定義真可謂成千上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給經濟全球化下的定義是:“跨國商品與服務貿易及國際資本流動規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術的廣泛迅速傳播使世界各國經濟的相互依賴性增強。”(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經濟展望.1997(5),中國金融出版社.1997:45.)1995年出版的英國《科林斯商務詞典》認為:“國際化或全球化是指公司通過出口向國外經濟進行擴張,但尤其專指通過對外國的投資,建立生產部件的工廠、制造車間和銷售子公司。”德國基爾大學世界經濟研究所教授卡爾·海因茨·巴奎認為:“當談論經濟意義上的全球化的時候,具體指的究竟是什么?……最貼切的概念理解是以貿易聯系的密切程度為基準的。根據這種見解,世界出口率越高,跨越國界的貿易額在世界生產中所占的比例越高,世界經濟就越強烈地全球化。”(注:張世鵬.關于全球化研究的幾個問題.國外理論動態.1998(3))中國社科院裘元倫研究員則將經濟全球化歸為三類,即制度論、網絡論和傳統論。制度論總共有五種制度論者,他們的共同點是,從制度的角度觀察當今的經濟全球化。網絡論是指經濟全球化既是一種狀態,又是一種過程。這個過程是網絡化的增長。傳統論主要是借助于國際貿易等一系列重要的經濟指標來界定經濟全球化的概念和判斷其進程。盡管現在全世界對經濟全球化這個概念沒有統一的界定,但從根本上來看,經濟全球化是指按照市場經濟的要求,保證生產要素在全球范圍內自由流動和合理配置的歷史過程。其實質是一場以發達國家為主導,以跨國公司為主要動力的世界范圍內的產業結構調整過程。
2.經濟全球化對發展中國家產業結構調整的影響
經濟全球化對發展中國家的影響一直是久論不衰的話題。有人認為經濟全球化是發展中國家發揮“后發優勢”的一個契機,因而受到發展中國家的普遍歡迎;有人認為經濟全球化對發展中國家來說是“陷阱”,因而受到發展中國家的警惕。
筆者認為,經濟全球化是社會化大生產高度發展的客觀要求。在科技革命和制度創新的雙重影響下,社會生產力已獲得了極大的提高,從而進一步加速了全球范圍的資金流動,擴大了國際市場,促使各國經濟更加開放,經濟全球化趨勢已銳不可當。因而經濟全球化對廣大發展中國家來說已不是一種選擇,而是必須面對的一種現實。從總體上說,經濟全球化對發展中國家而言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經濟全球化為發展中國家參與生產要素在全球范圍內的自由流動和優化配置,吸收發達國家的資金、技術和先進管理經驗,充分發揮比較優勢和后發優勢并最終趕超發達國家提供了歷史性機遇;另一方面,經濟全球化也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主權、經濟風險、價值觀念提出了挑戰,南北差距進一步拉大,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安全問題日益突出。
那么,經濟全球化對發展中國家產業結構的調整有何影響呢?筆者認為,既有機遇也有挑戰。從機遇方面來看,經濟全球化為企業利用最有利的地點和資源從事生產經營活動提供了最大限度的可能,它帶來了國際分工的大發展、產業的大轉移和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的大流動,發展中國家可以利用這個契機,根據國內外市場的需要,不斷調整和優化產業結構,利用幾乎是不付費的后發優勢,大力加快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尤其是把發達國家技術先進的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到本國,迅速實現產業演進、技術進步、制度創新,在更高的技術層次上加快工業化的進程。從挑戰方面看,經濟全球化使發達國家通過產業調整實現產業升級,把一些技術相對落后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和污染比較嚴重的產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去。其結果,雖然使發展中國家勞動和資源密集型產業得到較大發展,但自然環境受到污染,生態平衡遭到破壞,資源浪費嚴重,更重要的是無助于發展中國家更好地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和加快科技進步,使發展中國家內部產業嚴重失衡,對發達國家的依附程度有可能日漸加深。
二、主導產業的定義
要研究發展中國家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主導產業演替問題,還必須對什么是主導產業加以界定。
主導產業是一個相對概念。有人認為,主導產業是指“能夠較多吸收先進技術、面對大幅度增長的需求、自身保持較高增長速度并對其他產業的發展具有較強帶動作用的產業部門。”(注:江小娟.世紀之交的工業結構升級.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205.)有人則指出“在特定的時期內,主導產業有快于其他產業的增長勢頭并正在或已經在產業結構中占據優勢比重;主導產業通過其前后向關聯與旁側關聯能夠對整個經濟增長和產業結構高度化發揮明顯的‘主導性’作用,即能夠確實地將其活躍的增長勢頭,優勢的技術創新、制度創新效果廣泛而深刻地擴散到整個經濟體系中去”。(注:劉偉.工業化進程中的產業結構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5:247.)美國經濟學家羅斯托則認為“一個新部門可以視為主導部門的這段時間,是兩個相關因素的復合物:第一,這個部門在這段時間里,不僅增長勢頭很大,而且還要達到顯著的規模;第二,這段時間也是該部門的回顧和旁側效應滲透到整個經濟的時候”。(注:WW·羅斯托.從起飛進入持續增長的經濟學.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9.)
綜合
他們的觀點,主導產業是指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或在工業化的不同階段上出現的一些影響全局的、在國民經濟中居于主導地位的、能通過其前后向關聯與旁側關聯帶動整個經濟增長的產業部門。主導產業具有如下特點:第一,主導產業應該是能對較多產業產生帶動和推動作用的產業,是前后向關聯和旁側關聯度較大的產業。第二,由于主導產業的存在及其作用會受特定的資源、制度和歷史文化的約束,因此不同的國家或同一個國家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主導產業也是不一樣的,它會受所依賴的資源、體制、環境等因素的變化而演替。例如,日本的主導產業演替順序是:紡織工業鋼鐵、機械、化學工業汽車、家電工業電子工業等高技術產業。第三,主導產業應具有序列演替性。由于主導產業應能夠誘發相繼的新一代主導產業,因此,特定階段的主導產業是在具體條件下選擇的結果。一旦條件變化,原有的主導產業群對經濟的帶動作用就會弱化,被新一代的主導產業所替代。第四,主導產業應具有多層次性。由于發展中國家在產業結構調整和優化過程中,既要解決產業結構的合理化問題,又要解決產業結構的高度化問題,因此,處在戰略地位的主導產業應該是一個主導產業群,并呈現多層次的特點,實現多重化的目標。
三、面對經濟全球化,樹立主導產業演替新觀念
1.客觀面對經濟全球化的新趨勢
面對經濟全球化趨勢不斷加快的現實,發展中國家應清醒地認識到,20世紀90年代以來,經濟全球化更加突飛猛進,特別是在信息技術產業的推動下,全球出現了以信息革命和全球市場為基礎的、產業結構不斷調整和優化的“新經濟”。發展中國家應該揚長避短,以積極的姿態抓住這一發展機遇,找到自己適當的位置,在參與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加快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縮小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
當然,發展中國家也應正視經濟全球化帶來的負面影響。應看到現存的經濟全球化的游戲規則大部分是以發達國家為主導制定的,因而有利于發達國家,而只是有條件地有利于發展中國家。所以發展中國家在全球性的產業結構調整中始終處于不利地位,資金匱乏、技術落后使它們不得不接受發達國家過時產業的轉移,不得不接受以破壞環境為代價的低附加值產品的生產,接受發達國家提出的以國內市場份額換取技術升級的辦法。如何在經濟全球化的新趨勢下,加快工業化進程中的主導產業演替,這確實是發展中國家面臨的一個難題。
2.樹立主導產業演替的新觀念
當今發達國家已開始邁入后工業社會,信息經濟成為主導產業,而廣大發展中國家卻在為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奮斗。因此,要加快主導產業的演替,縮小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必須樹立新的觀念。
(1)樹立牢固的市場經濟觀念。經濟全球化也是市場經濟的全球化。發達國家的市場經濟機制是通過數百年的探索、發展才成熟起來的,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后,這種市場經濟機制更趨完善。發達國家不僅有發育成熟的消費品市場,而且有高度發達的生產要素市場,如勞動力市場、生產資料市場、資本市場、貨幣市場、外匯市場、技術市場等,價格機制通過這一市場體系發揮作用。市場經濟具有盲目性、自發性,成熟而發達的市場經濟機制可以通過宏觀調控的作用,盡可能消除因市場的放任自由而帶來的弊端。而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市場經濟尚處在起步階段或不完善階段,而且作為宏觀調控手段的財政、貨幣、產業政策及經濟法律法規也極不完備,這不僅不利于發展中國家很好地通過全球市場來配置資源,加快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而且使發展中國家缺乏抵御市場風險的能力。為此,發展中國家必須進一步樹立市場經濟的觀念,要認識到只有加快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加強宏觀調控和市場經濟的法制建設,才有可能在擴大對外開放的同時,增強本國產業和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揚長避短,有效防止因市場經濟的無序而帶來的負面影響,保證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有序進行。
(2)樹立新的發展戰略觀念。多年來,發展中國家尤其是東亞國家推行趕超戰略,將高速增長作為首要目標。政府一方面強力干預經濟并大力扶持大型企業集團;另一方面控制間接融資和抑制直接觸資,同時實施出口導向和以市場換技術的戰略。不可否認這種發展戰略在東亞經濟成長中確實發揮過一定的作用。但是,隨著經濟全球化發展趨勢的不斷加快,這種傳統的發展模式已面臨困境。如繼續按照傳統的發展戰略,以低技術、低附加值、資源和勞動密集型產品去換高技術、高附加值、知識技術密集型產品,將使自己越來越陷于被動,既不利于發展中國家的產品參與國際市場的競爭,增強競爭力,也不利于發展中國家的產業升級和產業結構的優化。因此,必須轉變經濟發展戰略,樹立新的發展戰略觀念:由重速度的發展向重質量的發展轉變,由產業保護向開放市場轉變,由引進產品向引進技術轉變,由出口導向和最終產品替代向出口與投資并重和中間產品進口替代轉變,由間接融資為主向間接、直接融資并舉轉變,等等。(注:張承惠.經濟全球化及其對中國的影響和挑戰.經濟工作學習資料.1998(66).)
(3)樹立新的資源觀念。當今時代,隨著知識經濟的興起,信息資源已逐步取代自然資源而成為主導產業演替、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經濟增長或發展的重要經濟戰略資源。80年代以來,迅速興起的以微電子技術為中心的包括信息網絡、生物工程、新型材料、航天技術和海洋開發的新技術革命蓬勃發展,信息產業即將超過傳統產業而成為發達國家的最大產業。技術和信息作為經濟戰略資源在世界經濟增長中正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信息技術具有極強的產業爆發力和拉動力,因而發展中國家應重視對信息資源的利用,加快信息技術產業的發展,使其成為產業結構升級、主導產業演替的重要手段和基礎。
(4)樹立可持續發展觀念。1987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委員會出版了《我們共同的未來》一書,書中明確提出了可持續發展的概念:“既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不對后代人滿足其自身需要的能力構成危害的發展”(注:聯合國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我們共同的未來.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10.)。這一定義得到了1992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的認可,成為最為人們廣泛接受的定義。然而,發達國家總是希望通過產業調整和升級,把一些資源消耗比較多的、污染比較嚴重的產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去。有關報告指出:按有些國家消耗地球上資源的程度,留給后代的資源將所剩無幾。世界許多地區處于惡性循環之中:窮人為了每日的生存被迫過度使用自然資源,而環境的惡化使他們進一步貧困化,使他們的生存更加困難和無保障(注:聯合國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我們共同的未來.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32.)。還有人指出,目前發展中國家95%以上的城市污水未加任何處理就排入地表水。工業固體廢棄物、農藥和化肥造成了土地的污染。因此,發展中國家在產業結構調整中應避免先發展后治理的老路,要走邊產業結構調整、邊發展、 邊治理的新路,以最小的代價換取產業結構的升級和優化,并轉變發展觀念,重視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加速發展環保和新能源等產業,保證經濟健康持續地發展。
四、發展中國家主導產業演替中的政策取向
由于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社會政治經濟發展狀況以及其他各種內外條件差異很大,而且經濟全球化也使得國際競爭空前激烈,發展中國家在競爭中不僅面臨來自發達國家的嚴峻挑戰,也面臨發展中國家彼此間的競爭。因此,在構建與經濟全球化趨勢相適應的主導產業演替模式時,具體到每一個發展中國家,關鍵就看這個國家的政策取向是否符合國情、符合工業化發展階段的演替。
1.借鑒發達國家的經驗,制定符合國情和工業化發展階段的主導產業選擇基準
發展中國家應廣泛借鑒發達國家在工業化進程中主導產業演替的成功經驗,以增強自己在主導產業選擇過程中的判斷能力、選擇能力和創造能力,避免走不必要的彎路。前面我們已分析過,在工業化進程中,每一個階段都存在著不同的主導產業。這種主導產業的特征,首先表現為其本身具有較高的增長率,其次表現為通過其前后向關聯,能夠帶動其他產業的增長。工業化進程發展階段的更替表現為主導產業按一定的次序變化。發展中國家在工業化初期階段是以輕工業為中心的消費資料發展階段,應結合本國自身情況充分發揮各自在資源、勞動力價格低廉方面的比較優勢,大力發展初級產品加工業和勞動密集型產業,選擇以紡織、食品等輕工業作為主導產業。在進入以重工業為中心的發展階段時,主導產業也就應演替為鋼鐵、能源、機器制造、化工等。在進入高加工和組裝工業為中心的發展階段時,家電工業、汽車制造業就被演替為主導產業。在這個基礎上,工業化進程又進入技術密集型的發展階段,這時發展中國家應選擇航空、航天、核工業、電子計算機等高技術產業為主導產業。主導產業的發展將帶動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然而,當一國主導產業的先進技術及其影響已經擴散到各地區和各部門之后,也就需要選擇新的主導產業來取代舊的主導產業。在經濟全球化浪潮的推動下,以微電子技術為中心的信息網絡、生物工程、新型材料、航天技術和海洋開發的新技術革命蓬勃發展。世界銀行1998/1999發展報告指出,在絕大多數工業化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信息和通訊技術正在發揮一種主導作用,“如在新的全球經濟中展開競爭,發展中國家必須把開發和有效利用信息基礎設施作為全國的目標”(注:世界銀行1998/99世界發展報告.知識與發展.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9:62.)。這表明發展中國家在面臨經濟全球化和知識經濟的挑戰時,應正確選擇經濟開放的速度,積極參與國際分工與國際競爭,積極引進外資,以自身經濟發展和綜合國力的提高為根本,綜合運用競爭與合作這兩種手段,建立多方位、多層次的競爭與合作關系。條件成熟的發展中國家還應利用自身的后發優勢,把信息技術等高新技術產業作為主導產業來加以大力發展,促進產業結構高度化。
2.制定科技優先、技術創新的法規和政策,大力加強高新技術產業的開發
縱觀世界經濟發展史,后進國家超越先進國家的現象比比皆是,后起的國家都是運用科技的手段來實現后發效應的。發展中國家要想在經濟全球化中占據有利地位,就必須在高新技術領域占有一席之地,把高新技術產業作為主導產業,從而促進高技術產業群的形成和發展,逐步實現產業結構的升級和高級化。當然,在發展高科技產業時,要做到引進技術與自主創新相結合。發展中國家引進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與裝備,不僅可以替代有關技術和裝備的研究與開發,大大加快工業技術進步過程,產業結構也可不斷優化和升級,并避免有關風險,在更高的技術層次上開始工業化進程。但是,在高科技及其產業群成為經濟增長源泉和知識密集型的技術產品在國際貿易中不斷上升的今天,發達國家技術更新速度加快,發展中國家引進的技術將會很快落后,依靠傳統的引進、模仿發達國家先進技術求得發展的方式,在知識經濟時代已經難以成功地實現“后發效應”。換言之,發展中國家依靠接替發達國家轉移的邊際產業來完成工業化進程中的產業升級(或者說主導產業的演替)就有可能出現對外國技術的嚴重依賴性。這種產業升級模式對處于低級階段、技術創新能力不足的發展中國家來說,無疑是一條加快產業升級的捷徑。但是隨著產業的不斷升級,主導產業的逐步演替,這種依附型的產業升級模式必須被自主型的產業升級模式所取代。還需要指出的是,在特定的時間內,高新技術是引不進、買不到的。經濟全球化的主要載體跨國公司也嚴格控制技術轉移。跨國公司90%以上的研究與開發是在母國進行的,跨國公司依靠高新技術和名優產品的優勢謀取壟斷地位和高額利潤的屬性沒有改變。因此,發展中國家在注重引進發達國家先進技術時要特別注意引進有利于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的重大技術和關鍵技術。與此同時,還要走出一條自主、創新的發展高技術產業的新路子,使技術“內生化”,從而擺脫對發達國家技術的嚴重依賴,以此推進主導產業向高技術演替。在這個過程中,發展中國家必須制定科學技術發展戰略,確定對整個經濟增長帶動作用大的主導產業并制定相關的扶持政策,完善技術創新政策和法規體系,不斷“創造”比較優勢并實施后發優勢戰略,促進產業結構的加速調整。
3.建立并完善具有高度理性和組織協調能力的宏觀管理體制
選擇好主導產業,加快產業結構的調整,需要有一個高度理性和組織協調能力強的政府。美國貝爾實驗室前總裁伊恩·羅斯博士曾指出,一個落后的國家可以從無到有地發展高技術產業,一個先進的國家也可以從有到無地喪失高技術產業,其中的關鍵在于國家的技術政策。因為,正確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引進國外資金,合理利用本國的資源,制定對主導產業的扶持政策,進行重大基礎科學項目研究,都需要在政府統一領導下進行規劃、引導、協調。應該說市場經濟中,產業結構的調整、主導產業的演替主要依靠市場機制發揮作用,但是也需要保留甚至加強政府在產業政策上、主導產業的選擇上進行協調。一般來說,基礎設施建設,高技術、高風險產業的發展等都存在“市場失效”的問題,是市場經濟國家政府干預的重點領域,各國都需要在相應領域推行必要的產業政策。例如,政府可以很容易地發現哪些產業“長”,哪些產業“短”,哪些產業帶動其他產業發展的作用大,并據此選擇主導產業以及支持發展和限制發展的產業。再比如,在有些情況下,政府可以通過產業政策解決某些結構問題,促進主導產業的較快增長,如瞄準一些較高技術水平的產業,采用各種措施促進其較快發展。為了加快高技術產業的發展,政府也應加強宏觀協調和政策扶持的作用,完善技術創新政策和法規體系,提高科技創新能力,促進產業結構的高度化。
《金融規劃》中“雙中心”的打造,發揮金融資源集聚功能,側重于資金的來源層面,而《海洋經濟規劃》預示著海洋經濟建設需要大量資金,解決了資金的去向問題。兩者合力對接,就是要構筑浙江大量資本,尤其是民間資金向海洋經濟傾斜的渠道和路徑。這種發展的舉措上的交點為浙江金融業支持海洋經濟發展提供了切實的切入點和突破口。浙江金融發展與海洋經濟發展的時間相一致“十二五”時期是浙江經濟實現轉型升級的關鍵時期,人均地區生產總值有望突破1萬美元大關。屆時,浙江經濟社會發展將迎來全面轉型和跨越式發展的新階段。《金融規劃》明確指出,其規劃的時間范圍是“十二五”期間,其總體目標、具體目標的節點都在“十二五”末,戰略任務的時間范圍也定格于“十二五”期間。而《海洋經濟規劃》指出,“規劃期為2011—2020年,重點為“十二五”時期”,具體表現為在發展目標層面,重點規劃的是到2015年主要發展目標,包括海洋經濟綜合實力明顯增強、港航服務水平大幅提高、海洋經濟轉型升級成效顯著、海洋科教文化全國領先以及海洋生態環境明顯改善等方面,涉及到具體量化指標多達11個,而2020年的量化指標僅為3個。
由此可見,兩個規劃總體上在時間維度是銜接一致的,而這一時間又與浙江經濟總體上轉型的關鍵時期相一致。這種時間上的一致性為浙江地方金融支持海洋經濟發展在政策支持和引導以及金融業總量調控和結構優化在動態最優和統籌管理上提出了較高的要求。浙江金融發展與海洋經濟發展的空間有疊合《金融規劃》明確指出戰略重點是“兩個中心,三極空間,六大平臺”,其中“三極空間”具體是指構建起以杭州、寧波、溫州三個區域性金融中心城市為增長極,打造臺州、紹興、嘉興和義烏等若干金融特色城市為亮點,重點培育一批金融創新示范縣(區)為支撐,推進其他地區加快發展的浙江省多層次金融空間布局。《海洋經濟規劃》明確指出要構建“一核兩翼三圈九區多島”的海洋經濟總體發展格局。即要加快寧波-舟山港海域、海島及其依托城市的核心區建設,盡快提升環杭州灣產業帶及其近岸海域為北翼和以溫州、臺州沿海產業帶及其近岸海域為南翼的兩翼發展水平,并做強杭州、寧波、溫州這三大沿海都市圈。同時還將在整合提升現有沿海和海島產業園區基礎上,重點建設杭州、寧波、嘉興、紹興、舟山、臺州、溫州等九大產業集聚區,并重點推進舟山本島、岱山、泗礁、玉環、洞頭、梅山等重要海島的開發利用與保護。杭州、寧波、溫州作為“三極空間”或“三大沿海都市圈”完全一致,嘉興、紹興、臺州作為重要城市在兩個規劃里也都被提及。除了內部區域疊合,兩個規劃還在接軌“長三角”等外部對接區域也有共同的觸點。可見,兩個規劃在空間布局上有相當比例的重合交匯,這就為浙江金融業支持海洋經濟發展在金融資源的空間集聚層面提供了平臺和基礎。3五大舉措、三大保障:護航經濟金融協調發展。
值得注意的是,在一定經濟社會發展條件的約束下,資金總量的投入并不是越大越好,尤其是信貸規模總量的投入需要有一個統觀全局的規劃。為此,要統籌規劃,合理調控社會融資規模總量,支持浙江海洋經濟持續科學發展。金融支持海洋經濟發展結構要優化浙江地方金融發展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間接融資規模大、效益好,直接融資相對弱勢;銀行業發展強勢,非銀行業,尤其是小金融機構、類金融結構發展相對滯后。因此,抓住海洋經濟發展的契機,切合海洋經濟的特點,鼓勵發展直接融資和非銀行尤其是創新型中小金融機構的發展,優化浙江金融業整體的結構。為此,要加強研究,區分海洋金融與大陸金融的差異性,利用發展海洋經濟的契機,優化浙江金融結構,提升金融發展水平。金融支持海洋經濟發展業務要創新在發達經濟體,與海洋經濟相關的金融業務十分廣泛,因此需要在學習借鑒的基礎上,因地制宜,積極發展船舶融資、航運融資、物流金融、海上保險、航運保險與再保險、航運資金匯兌與結算等航運金融服務。為此,要大膽創新,尤其是要創新非銀行業務,構建海洋金融、航運金融和與臨港大工業配套的口岸金融服務等現代海洋金融服務體系。金融支持海洋經濟發展風險要監控海洋經濟的發展具有投資規模較大、不確定性高的特點。一方面資金投入量十分巨大,對區域流動性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戰;另一方面伴隨著金融創新,資金集聚和流動方式、渠道可能較以往有較大程度的差異,可能會在特定試點和局部區域集聚金融風險,這對浙江區域金融監管提出了新的挑戰。為此要協調監管,建立政府監管當局、行業自律和內部風控三位一體的監管體系,同時也要創新監管方式,及時預警金融風險。金融支持海洋經濟發展資源要整合在經典的經濟金融互動關系中,金融的發展有兩種基本動力,一種是需求拉動,一種是供給推動。一方面海洋經濟的發展顯然對浙江地方金融的發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這體現了需求拉動,另一方面,在發展海洋經濟戰略的過程中,地方政府扮演了積極引導和推動的角色,在金融支持領域也積極推動。因此,地方金融與海洋經濟協調發展需要需求拉動和供給推動兩種力量合力的合力推動。
為此,要整合金融資源,發揮市場的基礎作用,同時也要加大政府引導力度,合力推進海洋經濟發展。浙江金融業與海洋經濟協調發展的保障體系金融與海洋經濟協調發展需要政策大力支持一是在宏觀層面的統籌發展上需要政府協調兼顧,在保證資金支持的同時,也要防止一哄而上,重復建設;二是在總體的優惠政策的制定、實施層面,通過制定相關實施細則,對金融支持海洋經濟建設要有傾斜;三是在具體的業務層面加大支持力度,例如對設立海洋經濟產業基金、政策性海洋保險等予以積極的財政稅收支持。金融與海洋經濟協調發展需要體制不斷創新一是要創新金融準入和管理體制,進一步發揮市場在要素配置上的作用,適當放寬民間資本準入的條件,引導民間資本支持海洋經濟建設;二是創新金融業務監管體制,監管部門對于適應海洋經濟發展的新型金融業務要密切跟蹤,同時也要借鑒西方發達經濟體的監管經驗,三是創新金融運行體制,尤其是現代金融在業務多元化、國際化的趨勢下,通過搭建信息平臺和綜合服務平臺,提高金融運行效率。金融與海洋經濟協調發展需要人才培養引進一是要建立立體化的金融人才培養體系,包括高端人才,一般管理人才和應用型人才,大力開展系統性、國際化的金融管理和專業人才培養機制;二是健全金融人才的引進、培養和使用機制,創新金融人才引進政策和模式,大力引進各類金融高端人才服務于浙江金融業;三是搭建金融人才合作交流平臺,尤其是要與海洋經濟和海洋金融高端的國家和地區加強合作交流,培養和引進既懂金融、又懂海洋經濟的復合型人才。
【內容提要】該文分析中國歷史環境演變及其對中國經濟生產的影響。現今中國的環境特點,是2000多年環境變遷的繼續。在今日環境狀況下,經濟生產需要新的發展方略與環境改造。
【關 鍵 詞】環境演變/經濟生產/生產布局與環境
【正 文】
從歷史的角度觀察環境演變,從環境演變中制定人類發展決策,這對人類未來生存空間的設計和保護,具有深遠的意義。
1 歷史環境演變與經濟重心的遷移
環境考古發現,中國在距今3000—2500年前時(約春秋、戰國),環境發生過一次大改變。這次改變,使中國由距今1萬年—3000年的溫暖濕潤氣候期,轉變為干涼氣候期[1]。溫暖濕潤氣候期中,中國北方(秦嶺、淮河以北)氣溫高,雨量多,黃河中、下游地區屬亞熱帶,年降雨量比現在多100—200mm[2]。當時黃河流域河流、湖泊眾多,植物生長期長,喜暖濕的亞熱帶植被生長豐茂。犀、象、獼猴、獐、鹿、駝鳥、揚子鱷、竹鼠等對氣溫條件要求高的動物也在此地大量生存。當時亞熱帶氣候作用于北方的母質黃土,形成一層肥沃的棕褐色農耕土。數千年前黃土地上的人們,就是在這種良好的氣候、水源、生物和土地環境中,創造出舉世聞名的黃河流域文化。從新石器時期的裴李崗文化、磁山文化、老官臺文化、仰韶文化、龍山文化,以至于紀史以來的夏、商、周時期,黃河流域一直是中國乃至東亞的經濟、文化中心。在距今2500年前時,中國氣候轉入干涼階段。這一階段中,黃河流域和北方大部分地區成為溫帶,降水量劇減,河流干涸,湖泊消亡,中國沿海海平面下降約2m[1]。中國南方(秦嶺、淮河以南)曾是河湖廣布的地方,由于海平面下降,水流東漸,逐漸形成大片平原耕土,仍屬亞熱帶氣候區。水、熱資源充足,適宜于農作物生長,故秦、漢以后,中國經濟重心逐步向東南遷移。戰國以前,黃河中游關中平原是我國最富庶的地區。戰國時,蘇秦描述關中“田肥美,民殷富,戰車萬乘,奮擊百萬,沃野千里,蓄積饒多,地勢形便,此所謂天府”(《戰國策·秦策》)。到東漢時,關中的天府之稱已讓位于既有亞熱帶氣候、又兼有都江堰水利樞紐的成都平原。班固《兩都賦》中贊揚關中時只說,“郊野之富,號為近蜀。”晉朝時,江南地區經濟開發,躍為全國之首。《晉書·諸葛恢傳》稱,“今之會稽(長江下游),昔之關中。”隋、唐時,北方地區物產,已遠遠不夠維持朝廷費用。于是隋、唐不得不修筑大運河,為軍國之計,“常轉漕東南之粟”。《新唐書·權輿德傳》稱,“天下之計,,仰于東南。”《昌黎先生集·送陸歙州詩序》中說,“當今賦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宋以后。中國逐漸流傳出“蘇湖熟,天下足”、“湖廣熟,天下足”之諺語。
戰國以前,黃河流域大部分地區農作物,同今日長江流域一樣為 一年兩熟。《荀子·富國篇》說。“今是土之生五谷也,……一歲而再獲之。”而今這一帶卻只能兩年三熟,戰國前黃河流域生長芒果、柑橘、荔枝、梅、枇杷、櫻桃、獼猴桃、竹、棕櫚、櫟、八角楓、山毛櫸等植物資源,至今,這些植物在這一帶已大多絕跡。春秋、戰國環境變化中;中國北部氣溫約下降2℃[3]。在其他情況不變時,某地氣溫下降1℃則相當于向高緯度(向北)推進200—300km[4]。由此推想,戰國前這次環境變化,中國北部喪失了大片耕作區。長城,在歷史上是我國農耕區和牧業區的分界線。把秦代長城同明代長城相比,后者向南退縮了200—400km[5]。
戰國以后,南方地區的經濟開發,是伴隨著南方的環境演變進行的。南方環境演變包括:(1)氣候環境的變化。(2)氣候變化后造成的地貌環境的變化。氣候環境變化主要是氣溫略有降低,但仍保持熱帶、亞熱帶氣候特點。地貌環境變化,主要是水域面積減少、大片農耕地產生,以及因水域減少造成的便于人居住和交通等。譬如,西漢以前,在鄂東、皖西分布有古九江。鄂東江北有西北—東南向的大別山,江南有西南一東北向的幕阜山。大別山、幕阜山夾江相峙,形如隘口。古長江在鄂西、川東沖出狹窄的三峽,漫游“極目楚天舒”的兩湖平原(湖南、湖北)后,又在此隘口被山勢所縛。江水過此隘口,因地勢坦平,遂分成巨大的扇狀分汊水系,然后在下游匯于安徽古彭蠡澤。其分布范圍約為今湖北省武穴市、黃梅縣和安徽省宿松縣、望江縣以及江西省九江市等,“九江”,意為江水流道很多(九為虛數,泛指多。《禹貢》“九江孔殷”,意為九江水域宏大、寬廣。西漢前江水水域大、占地多,故不利于人們生產和居住。東漢后,隨著氣候環境的變化和水量減少,古九江江水逐漸歸入一條主泓道,為長江兩岸產生大片耕地提供了條件。秦朝末年,陳勝、吳廣在大澤鄉因雨誤期。被迫起義。大澤鄉即今安徽省宿松縣龍感湖區域。該區域正是古九江的下游汊道區。陳勝等人在此遇雨誤期,是因為有古九江的特殊地理環境。東漢以后,古九江主泓道定型,其它汊流斷流、淤廢,古九江流域遂有大片農耕地得以開發。
環境演變,使黃河流域由“天府”之土成為貧瘠的黃土高原和干旱區,使長江流域由“地廣人稀”變為“江南之為國盛矣。……地廣野豐,民勤本業,一歲或稔,則數郡忘饑。……鄠、杜之間(原關中平原)不能比也”(《宋書·孔季恭傳》)。環境演變,導致了北方植被,動物群、農作物生態等方面變化,同時也使中國北部大批人類居住區和耕作區喪失。
2 中國南、北不同環境下的經濟開發
戰國以后,當中國北部由濕潤氣候轉變為干旱氣候,水、熱資源不利于農耕生產時,中國北部農民不得不更加勤墾的精耕細作,用繁亢的勞動來和自然環境作斗爭。
《齊民要術》是秦、漢至北魏時期。中國北部農耕技術的總結。該書中的耕作技術,一直是中國旱地耕作方法的典范。《齊民要術》耕作技術的重要指導思想,就是保墑防旱。具體方法有秋日深耕收蓄雨水、冬日壓雪、堆雪,以及嚴格實行耕、耙、耢、鋤等。中國北方“春多風旱”“春雨難期”,《齊民要術》強調。一待開春,要立即耕地,防止氣溫上升后地表水風干、蒸發。春耕之后,要立即耙地。耙地能使耕土變得碎、細,切斷、打亂土壤毛管水通道,把土壤中的上行水阻斷在細土層之下。耢有蓋壓之功、可以使地表的松土壓緊,減少土壤通風,防止土壤水分消失。鋤地一來除草,同時也切斷了土壤毛管水上升、蒸發,《齊民要術·雜說》有“鋤頭三寸澤”之說。《漢書·食貸志》也記載,漢代搜粟都尉趙過,曾在黃土高原廣泛推廣“代田”。所謂“代田”,就是適應黃土高原干旱地區的農耕技術。其方法是在田地開溝起壟,在溝中播種。此方法后被干旱區廣泛延續使用。
從唐代詩人高適在《自淇涉黃河途中作十二首》中寫道:“去秋雖薄熟,今夏又未雨。耕耘日勤勞,租稅兼舄鹵”(劉開揚注《高適詩選》,四川人民出版社)。反映了黃河流域少雨、舄鹵(土地鹽堿化)和人們勤于耕耘的歷史情景。數千年來,在中國北部環境變得失卻往日之“天時”時,北方人一直在最大限度地發揮“地利”進行糧食生產。在世界上其他地區使用粗放的二圃制、三圃制耕作方法時,中國人卻不斷地總結經驗,創造出了精耕細作的旱地耕作技術。
在中國北方發展抗旱為主的旱作
農業生產時,中國南方則大力發展水稻田,墾殖梯田(山田),培育發展多種經濟作物。明代初期包汝楫《南中紀聞》描述長江中游在河、湖灘涂造田時說,“楚地濱河、湖處淤田,往往彌望無際,共開墾成畦首,動輒千億,真天地間未壁、辟之利也。[6]”南方發展水田之極者,甚至在深水藪澤和淺海中出現了“葑田”。宋人陳* 《農書·地勢之宜篇》載,“若深水藪澤,則有葑田,以木縛為田丘,浮系水面。以葑泥附木架上而種藝之。其木架田丘,隨水高下浮泛,自不淹溺。”據其他史料記載,葑田的歷史,在南方可追溯至唐和西晉。南方水、熱條件好,其山坡地也大有所用。唐、宋以后,南方山坡普遍推廣了梯田,擴大了種植范圍,在《宋會要輯稿·食貨》記述中有“江西良田多占山岡”之說。南方經濟作物品種多、產量大,其中以桑、果、竹、茶、甘蔗為要。南方盛產絲綢和茶。茶稅已是當時一項重要稅收來源。《本草綱目·茗·集解》中說,“茶之稅,始于唐德宗.盛于宋、元,及于我朝,乃于西番互市易馬。夫茶一木爾,下為民生日用之資,上為朝廷賦稅之助,其利博哉。?
在唐代時,南方甘蔗加工成糖,散布天下(《本草綱目·沙糖》)。南方經濟開發,在明代時已涉及于海南特產。例如,人們喜愛的沉香木,明以前都是海外舶來,后來海南沉香開發出來后,其質量最優,反而勝于進口沉香。《本草綱目·沉香·集解》中說,沉香木“占城(越南)不如真臘(柬埔寨),真臘不如海南黎峒。黎峒又以萬安黎母山東峒者冠絕天下,謂之海南沉,一片萬錢。”從上所述可看出,南方環境變化后,不僅耕地增多,而且經濟項目還向多方面發展。
3環境演變中南、北環境的變化特點
環境考古證明,戰國時中國氣候進入干涼后,中國氣候一直持續干涼,并有加劇跡象。在這種背景下,由于人類長期進行旱地耕作,大量索取生物資源,中國北方水資源和耕地資源愈來愈少。中國南方則因水、熱資源充足,水稻田集中,水與耕地環境可供人類持續發展。
春秋、戰國時,人們就已經認識到,干旱氣候下生物資源極為寶貴。《管子·輕重甲》道,“為人君而不能謹守其山林、菹澤、草萊,不可以立天下王。”《呂氏春秋·仲冬紀》記。“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掌山澤之官)教導之。其有侵奪者,罪不赦。”《左傳,昭公十六年》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鄭國大旱,鄭國國君派屠擊等人去管理桑山。屠擊等人私自砍伐了桑山樹木。鄭國相國、著名政治家子產說,管理桑山,應該是培植樹木,你們卻砍伐樹木。這罪惡太大了!于是奪掉了屠擊等人的官職和封邑。這個故事表明,北方的鄭國在干旱氣候背景下,人們就認識到環境保護的重要。對破壞環境的人,連封邑貴族也不容。
黃河中游陜北榆林地區,過去是“畜牧為天下饒”的上郡(《史記·貨殖列傳》)。文物考古中發現,秦、漢時期此地還生長有眾多水禽、草原動物和森林動物。如今,榆林地區已成為浩瀚的毛烏素沙漠區和黃土丘陵溝壑區。東晉時,陜北無定河流域曾被匈奴人盛贊“美哉!臨廣澤而帶清流。”曾發動十余萬匈奴人在此地建立統萬城。至唐代后期,這里已“飛沙成堆,高及城堞。”宋代時,統萬城“深在沙漠”,朝廷明令毀棄。無定河流域環境變成沙漠和沙漠覆蓋的沼澤,不僅不可能居住,交通也很困難。《夢溪筆談》卷三記,“予嘗過無定河,度活沙,人馬履之,百步之外皆動,瀕瀕然如人行幕上。其下足處雖甚堅,若遇其一陷,則人馬馳車應時皆沒,至有數百人平陷無孑遺者。”《宋史紀事本末》卷四十記,“內史王中正率涇原兵出麟州,渡無定河,循水北進,地皆濕沙,士馬多陷沒,糗糧不能繼。”
在干旱氣候條件下,土壤沙漠化與鹽堿化極易發生。戰國晚期關中平原嚴重鹽堿化,秦國修筑數百里長的鄭國渠,“用注填閼之水,溉鹽鹵之地萬余傾”(《史記·河渠書》)。秦國水溉鹵地的作法,是對土壤鹽分進行溶解,并用流水攜帶泥沙進行土壤改造。
中國南方在歷史上一直是水稻產區。農田形態下土壤變化表現為沉積,耕土層越來越厚,有機質越積越多。1995年,筆者配合湖北黃石——黃梅高速公路的修建,在鄂東長江中、下游相接的沿江平原,專門作了水稻土地層學的研究。發現該地東漢時期,形成的典型水稻土。從東漢至今,又持續沉積、增厚。使土層增長了89cm,其沉積速率約為每20年1cm。因此,從地層、土壤學的角度講,水稻產區耕地,具有可持續發展的特點。
4未來發展中的生產布局和環境改造
隨著人類歷史發展,人口數量越來越多,居住區越來越廣,改造環境能力越來越大。現代人對環境已不僅僅是開發、利用的關系,還應有保護、設計和改造的關系。
干旱區,人口越多,人類用水量也越多。干旱區域內人口增長,基本意味著自然界動、植物等生物的減少,自然界生態也因此改變。新中國建立后,隨著中國北方人口、城市、工農業生產的劇增,北方的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鹽堿化面積也快速增長。北方的這種環境變化,其實質原因是缺水。水是生命之源。有水,才能植被豐茂,動物種群自然生長。有水,才能保護耕地,工農業生產也才能正常發展。然而,北方今日的水環境,對維持增長中的北方人口來說,已經是十分困難。自然生態及工農業生產用水,當然也更難滿足。中國人均水量
12710m[3],約為世界人均水量1/4。北方人均水量僅1938 m[3],其中海河、灤河流域只有1430m[3]。
中國現行基本國策的提出與制定,多與環境有關,如計劃生育、環境保護、切實保護耕地等。未來中國的發展,必須是建立在基本國策的基礎上。
從環境演變看,中國進入干涼氣候已有數千年。數千年來,中國北方在干旱環境下被長期利用、開發。今日北方環境,已不利于工農業在現今基礎上持續發展。應加重中國北方的環境保護和改造。北方又是中國古文化發達區,回旋空間大,應是中國以旅游業進入世界市場的主要區域。
中國南方水、熱環境條件好,一年可收獲多次。南方是中國的糧食基地。對南方的水稻田保護,應是全國耕地保護的重中之重。城市建設、工業建設,都不能輕易侵占水稻田。
中國工業用水多的行業,如冶金化工、電力、輕紡、機械等。中國人均水量最豐的地區是西南區。工業用水多的行業,將來發展的主要區域應是西南區。
中國北方,蘊藏豐富的地下礦產(鋼鐵、煤炭、石油等),曾經是中國歷史進程的中心地區。今日北方也養育著大量人口,是中國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保護北方環境,就是保護中國的大半生存空間。如果北方環境惡化,會使中國生存空間急劇減少,將引起人口遷徙、經濟建設等大變動。北方環境好轉,不僅可以改變今日北方的生存條件,而且給全國經濟建設增添更大活力。另外,環境是不停演變的。數千年前,南方許多平地被海水和河湖占據。今日南方的某些城市和耕地,是在水位降低、水域減少的基礎上產生的。未來環境中,如果重現數千年前的水域環境,南方人則必然向北方遷徙。因 此,保護北方的環境,意義不僅在于現在,還在于未來。
保護北方環境的根本途徑是南水北調。擬議中的南水北調,是要將長江、淮河、黃河、海河幾大流域形成一個跨亞熱帶(濕潤區)與溫帶(干旱區)的巨大水網。該工程的興建,不僅可以解決北方某些城市的用水問題,而且也使整個北方水環境得以改觀。南水北調,解決了北方的城市用水后,北方的流域水就可以用于農業生產和生態恢復。南水北調有利于整個中國的環境改觀。如果說三峽工程一定程度上改善中國的能源問題,那么南水北調則保護著中國大北方,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中國水環境。